风景的用途
1
很久以前，妈妈经常让我站到某个地方。
——正宇呀。
——嗯。
——在那儿站好。
妈妈让我站到某个地方，我就会一动不动地调整呼吸。
——正宇呀。
——嗯。
——看这儿。
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拍照时要静静地站好。可能是个非常平凡的人，这个人知道好事很快就会过去，这样的日子不会经常到来，就算到来也很容易被忽略。所以遇到这样的瞬间就要看清楚，固定在一个地方……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人。事实上我们家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机会，尽管不多，不过的确有过。每次我们都像“愉快地跳舞，停下来”这句歌词说的那样，准确无误地停下来。做成了成为过去的完全姿态，完全的准备，在心里数数，然后冲着相机笑。
在光线不充分的空间，偶尔会发生曝光。相机“砰！砰”地在时间上画出粉笔道，剪掉了现在。曝光的声音好像降落伞张开，伴随着或许会死的不安和活下来的安心，像覆盖司机的气囊那样给人以松软的刺激。
——正宇呀。
——嗯？
妈妈发出“砰！”的声音，尚未被选择的剩余风景苍白地飞走了。我经常闭上眼睛，偶尔会为蒸发感到可惜，于是明朗地笑，像拉降落伞的绳索似的翘起嘴角。
很久以前的照片上，我总是显得很尴尬，很有自知之明地站在那里。背后是说不清楚的颜色，可以说是一九七〇年代的色彩，或者说是乐观蓝，环抱在柯达的明度和富士式的色度之中。有时流露出阴沉得好像要马上消失的表情，朝着某个人，朝着某个人想要的未来露出分辨率很低的微笑。镶嵌在照片里的无知，永远的无知却刺痛着心里的某个地方。我们说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大多意味着可能失去什么。刚刚给予就要夺走，这是照片常做的事。所以在很久以前，妈妈手里拿着沉重的相机呼唤我的声音，充满对生活的期待和乐观喊出的“正宇呀”，那种奇怪而酥麻的感觉，或许就是事先呼唤将要遇到的丧失的名字，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该怎样称呼。
关于光线，我还想起另外的场面。那是爸爸像烤篝火似的坐在电视机前，接受电磁波辐射的场面。爸爸在穷乡僻壤长大，想见邻居，都要走很远的路。太阳落山后，村庄里黑得连身边人的手都看不到。下雪了，就张开嘴巴品尝冬天；下雨了，就偷听陷入冥想的大地在吟唱；偶尔也跟大人们学习取悦鬼神的方法。尽管是半个世纪前的事，然而想起那时候，怎么说呢，感觉爸爸不是从另一个“时代”，而是从另一个“世界”来到这里。明明是亲身经历，有时却感觉自己的人生像是从哪里读到或听来的故事。尤其是平日上午呆坐在电视机前看癌症保险广告的时候尤其如此。大概是认定老年人记忆力和分辨力下降，老演员清清楚楚地重复着刚刚说过的保险公司电话号码。这种时候突然感觉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都很陌生，仿佛误闯了别人的房间。我在心里暗自思忖，“是的，爸爸，癌症的话题会摧毁所有人的心情”，可是没有说出口。我只是茫然地注视着爸爸拿着咖啡杯的手。那是大学毕业前几天，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那天看到的爸爸的手依然很大，很厚，里面谦虚地盘踞着通过长期劳作锻炼身体的人特有的正直和严苛。爸爸用那双手判定某个人的错误，明确规则，做出惩罚。这是我从妈妈那里听来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那个年纪放弃稳定工作，通过做裁判来维持生计并不容易，只是无法重返讲台了。因为丑闻的生命力比世界上任何病菌和疾病都更强。爸爸像看井水似的凝视着冷咖啡，好像除了咖啡杯就没什么可以抓在手里，不肯把杯子放下。那是一双识别不正当行径的手，树立原则的手，呼喊“发球失误”和“双发失误”的手，也是在多年未见的儿子面前无所适从的手。挂在咖啡厅天花板角落的扩音器里不停地流出舞曲的旋律。感觉像有人用盆子装满噪音，兜头泼向我们。再加上邻座的学生们连续几十分钟猛烈诽谤某个人，我的头都疼了。他吗？和教授？天啊，怎么会这样？一副自己的道德受到伤害的表情，像是惊讶，其实是开心。我也很熟悉这种开心的感觉。
全部说完在家里准备好的“对话中除掉关键问题之外”的话，爸爸就不知所措了。良久无语之后，桌子上的手机发出振动音，爸爸大吃一惊，伸出大手抓住手机，像是在摸滚烫的东西。一手捂着嘴巴，小声说道：“哦，看到了，哦，哦，一会儿再打给你。”不一会儿，我说我要回助教室了，爸爸这才把一件东西放到桌子上。一个高档盒子，外面是黑色，刻着水波图案。盒子上面刻着象征万年积雪的小小的雪花。爸爸祝贺我，说了些客套话，然后说毕业典礼他可能参加不了，好像别的时候都来了似的。
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爸爸。五年前，我们在婚礼上见过一次。与其说是“见面”，倒不如说“擦肩而过”合适。爸爸在父亲席上坐了会儿，以妈妈和我期待的方式，时间长短也是遵从妈妈和我的心愿。为了不被亲家诟病，妈妈无奈地和爸爸合影。他们像“职业玩家”和“职业高尔夫球手”中的“职业”父母，从始至终不失微笑。
几天后我新婚旅行归来，家里收到一个包裹。那是爸爸寄来的新婚礼物。我看电视，喝茶，准备出门，一直没对包裹表现出丝毫兴趣。最后妻子撕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品牌红参真液。“放到车上吗？”我记得妻子这样问的时候，我只是默默摇头。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听到了爸爸不做网球裁判，到处推销保健食品的消息。后来又去了什么体育用品店工作，又学习什么粉刷技术。偶尔听到爸爸的消息，转眼就是二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听一位社区的朋友说，“我在路上见到你爸爸了。”朋友说是在南九老人力市场附近遇到爸爸的，变化太大，差点儿没认出来。看我没有回应，朋友摸着啤酒杯说，可能是自己看错了。“怪不得看起来不太对劲儿”，朋友转移了话题。
变成“别人家”的人之后，仍然参与“我们家”的活动，这是爸爸常做的事，像蒙住双眼的人依赖指尖的触觉猜测事物的名称，爸爸借助“礼物”的形式摸索人生的重要节点，努力去纪念。据我所知，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爸爸也这样做。和妈妈分开后，爸爸每月按时给我们寄生活费。最初几年是每月100万，某一天开始变成80万，后来减少到50万，30万。不过寄钱时间真的很长。最后一次寄了二十万零几千。如果汇款迟了，爸爸一定会联系妈妈。他就是这样的人，就像严冬时节整齐叠放在房间里的被子，端正、厚重而沉闷。当我听说爸爸因为神秘事件放弃学校的工作，而到江南某网球场担任裁判，我觉得爸爸很适合这个位置。那之后，爸爸在我高中毕业时寄来了电子词典，大学入学典礼时寄来了领带，我参军的时候寄给我手表。一看就知道是煞费苦心，其实普通至极的东西。大家都送钢琴、鲜花之类。红参真液是我从爸爸那里收到的最后的礼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消息越来越少，这不是因为爸爸变得冷漠，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长大，完全有能力独自处理社会仪式了。他自己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中都不再有值得鼓掌庆贺的事情。时隔几年后打电话约我见面，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因为妻子怀孕的消息。
韩国是冬天，而泰国却是夏天。听说泰国一年有三个阶段，质地不同的三个季节，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韩国人来说，只能感觉到“普通夏天”“闷热的夏天”和“极度炎热的夏天”。我坐在公交车上，通过手机看韩国的天气和新闻、股价和汇率。一月，在连日的寒流和暴雪中，韩国依然马不停蹄。车窗外的夏天却是悠闲的。苍翠、丰盛而潮湿。在陌生国家看母语信息，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手机，而是水晶玻璃球。玻璃球里白色的雪花纷纷扬扬，球外却是夏天。喧闹而旺盛的季节。妻子责怪我，难道是来这里上网的吗？膝盖上已经堆了好几个香蕉的皮。妻子和在家一样把我看成手机狂，其实我来到泰国，而且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时候还要开通国际漫游，当然有原因。我在等一个电话。
去年，我每周要到郊外上三次课。我负责位于K市的某专科大学和私立大学两处的课程。B大开设的“文化理论研讨会”早晨九点钟开始，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到。从家到南部客运站一个小时，从客运站到K市一个半小时，从学校正门到讲课室15分钟，往返需要五个小时以上。赶上天气不好，我就拿着雨伞在公交站和孩子们一起排长队。有时因为不好意思和听我讲课的学生们同乘一辆车，我就在学校周围徘徊一会儿再上车。即便这样，公交车上也还是有学生向我点头行礼。偶尔并排坐在满员的公交车上，这种尴尬会加倍。同样的距离，却感觉回首尔的路比去K市的路更长。尤其是周五下午的课结束后回家的时候更是如此。一到高速公路停车区，我就总是尿急。到达首尔客运站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公共卫生间。尽管这样，尿意还是轻易无法缓解。乘坐地铁回家的路上，膀胱越来越膨胀。到家脱下鞋子，我就急匆匆地往卫生间跑，然后连门都不关，更不顾妻子在后面看着，每次都能哗啦哗啦排出大量的尿液。
第一次在母校开讲座，开始四处奔走讲课，那时候望着高速公路周围的风景，我有些心乱。虽然旅途中路过几次，但还是这样。当风景不再是风景，我也变成风景的一部分，瞬间就会感觉不安。我切身感受到作为首尔土著，我对“中心”是多么熟悉，受了它多少惠泽，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自己是怎样因此而脱离中心的。
太阳落山，黑暗在刹那间降临原野。地方小城的黑夜比首尔来得更早。上完课坐上巴士，全身的紧张就缓解了。还有怪异的兴奋和觉醒犹如药劲儿般萦绕不散，有时会产生错觉，以为不管有谁提出多么难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路上迎来的黑暗每次都很陌生。外面漆黑一片，很难判断我经过的地方是哪里，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这时我感觉自己来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巴士在“不是城市，也不是非城市”的空间里穿行很长时间。经过未出售公寓和折扣卖场、塑料大棚和工厂、公共墓地和花园，经过卖泥烤鸭和烤鳗鱼的养生餐厅、普罗旺斯风格旅馆。首都和地方的接合部地带粗糙得就像毫无诚意缝制的布料。农田在黑暗背后无聊地延伸。进入首尔收费站，拖着长尾巴的汽车队伍却又谎言般出现了。无数的灯光红彤彤地被吸入中心方向。
八年前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我就像新员工一样激动不已。如今我也总算走出郁闷的图书馆，开始尝试社会“活动”，面对妈妈和女友似乎也有了面子。利用同时代大众歌曲或动画资料准备新鲜的课程也很有趣，我也不反感学生们向未婚“年轻讲师”投来善意目光的态度和理性的紧张。或许是因为讲课本身自带的表演性，面对大众“滔滔不绝”的职业带给我的兴奋和羞涩，那时也深得我心。大学毕竟是大学，春天的绿，秋日的黄都是那么美丽。孩子毕竟是孩子，单纯而敏感，偶尔又骄傲和无知得让人叹息。校园里飘浮着性格上的乖僻和道德的优越感，混合交融，还有莫名的溃败感和无力感也像沉重的空气那样游转，越是休学和转学频繁的地方越是严重。名牌大学的学生们也没有大的不同。十几岁便已接受过高密度辅导班课程的孩子们，面对讲师们的努力也不会轻易被打动，就像看惯了著名演员的观众似的漫不经心。他们忙于学分管理、打工、就业准备，比高中生更累。当然，我在刚做讲师时的欲望和期待也失去了很多。课后回忆自己的失误，甚至后悔好几天，这样的事也渐渐减少。讲课室里没说完的话自己嘀嘀咕咕，惊醒睡梦中的妻子之类的事也变少了。跟学生们真诚交谈之后，现在依然会后悔，明明做个诚实的讲师就可以，我为什么还要试图成为“老师”。对于上课打盹或者玩手机的学生我会适度地视而不见，面对无礼的提问见怪不怪，相比关系更注重实务，现在我成了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我更接近于职业棒球选手、职业高尔夫选手那样的“职业”讲师了吧。最近，我得到了走上职业讲师之外其他岗位的机会。
一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遇到郭教授。我在校门前的公交站等车，下面走来一个和郭教授很像的人。郭教授是B大刚成立不久时的文化产业学系的系主任。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做嘉宾的节目。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我。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打招呼，他竟然亲切地主动和我说话了：
——请问你是李正宇老师吧？
我迟疑着点头行礼。郭教授身后是系助教和几名学生，满面红光，大概是喝了酒。郭教授和我握手说，“经常听崔老师说起你”，并问我的恩师现在怎么样。他瞥了一眼公交车时刻表，问“你住在哪里？”我说住在首尔，他继续问首尔什么地方，说他自己住在瑞草。如果不介意的话，他可以送我到南部客运站。
郭教授发动汽车的时候，我双膝并拢，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席上。
——那是什么？
他看到放在我腿下的“维他500”箱子，问道。
——学生给的？
——啊，是的。
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您好像喝酒了，没关系吗？”郭教授说，“只喝了一杯”，让我不用担心。他说这条路闭着眼睛都能开，刚才想去喝第二轮了，但是现在的学生比教授还忙，想要留住他们，反而还要看他们的脸色，真是很遗憾。我没有表现出来，心里还是很高兴能和郭教授同乘一辆车。有一天我还去过郭教授的研究室，看到门关着，就回来了。
——还是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的年龄。
——嗯？
——我说那些孩子，也许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故意装出来的，哪怕是装，他们也和我装得不一样。教授们在酒桌上喋喋不休的时候，我懒洋洋地听。嗯，这句话无聊，嗯，这个话题可以听一听。我是有选择地听。孩子们不是这样，同样是无聊的话题，他们更加努力地不耐烦，更加努力地反抗。
我觉得只是听着不说话似乎也不礼貌，于是应和了一句。
——是啊。
——对吧？这就是年轻人。成人有什么不一样？成人就是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友好相处，不是吗，李老师？
这种时候我该说什么呢？说是吧，感觉像个伪君子；说不是呢，又显得装腔作势……我正矛盾的时候，郭教授继续说了下去：
——这不是好恶，而是义务。只要想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就行了，可是有的家伙只用一把尺子衡量人，对于这种人我们没有答案，太累了。
我不知道他这话究竟是什么用意，不过我猜测应该是接续前面的内容，于是附和着说道：
——因为他们还太年轻。
——不，我说的是教授。
郭教授是对话中没有“台阶”的人。往好了说是直截了当，往坏了说就是任性。像他这样的性格，感觉要么是在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环境中长大，要么相反，以前因此失去过，所以报复性地喋喋不休。不过他不仅仅是话多，高谈阔论起来真的达到“选手”级别。郭教授说自己和理工科教授关系很好，说他们那个圈子的人相对单纯，他很喜欢。读的书和我们差不多，但是很少抱怨，让人感觉很舒服。我想这或许是错觉吧，但是没有搭话。话题自然转入文化圈。郭教授说起我也知道的几个人的八卦和印象派批评，中间提到某学者名字的时候，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我知道那个家伙干的勾当”，然后向我解释那个人有多么拙劣，多么趋炎附势，还嘱咐我以后要小心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
——装出公平的样子，故作优雅地批判，其实……
郭教授悲壮地自言自语道：
——其实羡慕得令人发指。
郭教授熟练地开车。不知道是因为车好，还是因为驾驶技术高。的确是闭眼也能到达首尔的实力。他问我平时怎么来学校。
——以前有辆车，讲课中断的时候卖掉了。
郭教授并不惊讶地问：“那当时你是怎么生活的？”我说：“就是那么过呗。”我心里对郭教授“并不惊讶的语气”充满感激。无论什么话题都不要求对方付出真心和代价，他的态度平淡而老练。我的视线投向窗外的农田。初春时节，绿意还没有遍布山野。从学校出来不久就开始堵车，郭教授敲打着方向盘说，“我最讨厌把钱扔在路上”，然后露出焦急和不悦的神色，转动方向盘，“这种时候可以走另外一条路”。
——现在体会到驾驶的快感了。
郭教授踩着油门，语气悠闲多了。这是在前半部分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完之后特有的从容。无力的寂静在郭教授和我之间短暂地流淌。这是出发后第一次遇到的安静。郭教授静静地哼着歌，调高了音响的音量。高性能扩音器里传出一九四〇年代摇摆爵士的旋律。那是我喜欢的曲子。郭教授跟着歌曲的节奏轻轻摆头。窗外可以看到建了一半的公寓和像长脖子恐龙一样矗立在荒凉原野上的大型起重机。塑料大棚区里，准备发往市中心的红色水果渐渐成熟，模仿欧洲中世纪城堡样式的无人汽车旅馆也映入眼帘。在乘坐舒适感很好的汽车里闻着新皮革的香味，听着爵士乐，莫名地觉得窗外千篇一律的风景也可以忍受了，就像生活的背景。对于郭教授来说，这种感觉已经很熟悉了吧？这个张口就评论别人的人，在别人面前会怎样说我呢？郭教授问我系里的气氛怎么样，学生们的态度和反应是不是很糟糕。
——不管怎样，我们的学生还是很乖的吧？
——对，当然了。
——当然，很乖，老师们也是。
郭教授露出微妙的笑容，像给我打分似的说道：
——李老师没有说这里空气好，我很喜欢。
不知过了多久，郭教授突然踩了急刹车。我的体重迅速向前集中，身体左右摇晃。郭教授紧握方向盘，一时僵住了。他似乎感觉自己撞上了什么，但是不知道究竟撞的是什么，所以有些混乱，有些震惊。好不容易回过神来，郭教授几乎是凭借动物本能首先从驾驶席旁边的抽屉里拿出润喉糖。听到他咯嘣咯嘣咀嚼润喉糖的声音，我才意识到也许并不像刚才他说的那样“只喝了一杯”。
一个女孩倒在公路中央。孩子吓得失魂落魄，却又表现出几分镇静。听我们说“先去医院”，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想先给我妈妈打电话”。校服之下的膝盖出了点儿血，幸好没有重伤。郭教授的脸上轻轻掠过安心的神色。孩子和妈妈通话的时候，郭教授把我叫到路边，吞吞吐吐地说：“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好呢？”虽然是春天，风还是冷飕飕的。大块头的货车从我身边经过，掀起巨大的风尘和噪声。几名司机好奇窗外的风景，探出头来看我们。郭教授大概不愿接受别人看热闹的目光，背对公路看着我。他说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不久就要参加升职考试，现在真的很麻烦。迟疑片刻后，他继续说道：
——李老师，今天这件事……
——您说。
——这次事故，不，这辆车。
——……
——就说是李老师驾驶的，可以吗？
2
——马上就到珊瑚城了，大家都喜欢大海吧？
导游抓着麦克风，厚颜无耻地说：
——不过呢，旅途中总会有悲观主义者，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哎哟，我不想动。我本来就讨厌喝酒。我本来就不喜欢吃东西。我不喜欢繁杂。热，贵，不要。
巴士的各个角落爆发出微微的笑声。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来这个地方啊？到达珊瑚城之后，不要老老实实地待着不动，一定要先尝尝大海的味道。这是能够保留下来的东西。
——妈妈。
——嗯？
——在那里站好。
妈妈凝视着相机，身体扭动45度左右。动作很僵硬，妈妈这个年纪的人没有过以风景为背景的体验，做这样的动作显得很别扭。
——妈妈。
——啊？
——看这里。
妈妈背后是低沉的云。几百个五颜六色的降落伞飘浮在乌云之间，美丽而奇特。也许是阴天的缘故，降落伞看起来像是沉浸在悲观里的水母群。另一边，“我们队”的妈妈们已经风风火火地脱掉上衣，跳入大海。泳衣以外的肌肤上，下肢静脉瘤和华丽的泳装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位双膝贴着正方形膏药的妈妈只穿了比基尼。长期以来她们一直在永登浦市场做生意，借此机会一起出来玩儿。她们互相泼水，哈哈大笑，妈妈向她们投去羡慕的目光。眼疾手快的妻子给妈妈戴上游泳圈，来回移动，妈妈这才像孩子似的灿烂地笑起来。我只把脚放进浅水，勤劳地用相机捕捉两个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我也在惦记着装在包里的手机，万一大学里有事找我怎么办呢？我假装查看拍过的照片，往海边看去。远远看到戴着太阳镜的导游坐在太阳伞下，看着我们的行李，故作悠闲地喝着碳酸饮料。
几年前，我就开始了以海外旅行为目的的储蓄。每月20万，存了整整两年。去年十月妈妈迎来花甲大寿。我不想请假，就把庆生宴推到了今年一月份。也就是说，从妈妈的立场来看，这次旅行不是六十一岁，而是六十二岁举行的花甲大寿。出国当天的后半夜才到达曼谷。穿过机场楼周围的雾霾，上了观光巴士，选择了相同旅行套餐的人们已经坐下了。攒钱从永登浦赶来的妈妈和子女们，穿着同款凉鞋的中年夫妇，没人问却坚持强调“我们是要结婚的关系”的年轻情侣，这样就分成了三组。从旅行前一天开始，妈妈有机会就炫耀自己的儿子是教授。任凭我怎样摆手否认，她还是固执地说，“就是这样的”。
在各种旅行套餐中，我们选择了“住三夜的四夜五天”套餐。在规定餐厅吃饭，乘坐指定的交通工具，购买不需要的东西，琐碎的不满和疲劳积累到差不多的时候做做传统按摩，每天吃一顿泡菜汤或五花肉，千篇一律的日程。遇见假水晶般镶嵌在日常生活之上的非日常，愉快地挥手，花钱，告别。不过总归还是很开心。因为这次旅行不是为了我们夫妻，而是为了妈妈。幸好妈妈不知疲倦地跟着导游的脚步。不过她喜欢贬低别人和不停发牢骚的习惯还是一如从前。偶尔连我在旁边听着都觉得难为情。妈妈以前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向尽可能多的人抱怨自己的丈夫多么糟糕。有段时间，我觉得妈妈就是故意让所有人都讨厌爸爸，然后自己去爱他。跟爸爸分手之后，妈妈把责难的对象换成了周围的人。那个女人的头发怎么弄成那个样子，那个大叔吃饭的样子显得好无知啊，给孩子打扮成那个样子怎么能行。她通过诽谤别人细小的缺点维护自己的自尊。妈妈做了大约两小时的泰式精心按摩，表情像雨过天晴般豁然开朗，“已经很久没人这么长时间抚摸我的身体了”，“小姑娘给我按摩了太久，我都快喜欢上她了”，听妈妈说这些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来泰国的决定非常正确。
旅行日程大体令人满意。今天结束珊瑚城的参观，傍晚打算去露天酒吧欣赏自由搏击和舞蛇表演。回酒店的路上，妈妈耐不住戏水的疲劳，在车上打起了瞌睡。导游发挥职业精神，为了缓解旅途中的无聊而猜起了谜语。
——各位，泰国人到了韩国，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吃的，是什么呢？猜对的有礼物哦。
学校里会不会有人找我？我看了看手机，三个未接电话，一条短信。我立刻心跳加速，不过看到发信人是谁的时候，我失望了。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妻子上身向我这边倾斜过来，说道：
——谁呀？
——爸爸。
——烤肉？
——又联系你了？
——不对。
——还没安心吗？
——嗯。
——你是不是应该快点儿回复呀？
——五花肉！
——嗯。
——就说行，或者不行，这样答复吗？
——不对。
——看情况吧。
——泡菜汤！
——学校方面没有消息吗？
——啊，好遗憾。
——怎么不去学校网页看一下？
——看过了。
我把视线转向手机，又读了一遍爸爸的短信。正宇呀，有空给我打电话好吗？正宇呀，看到短信给我回电话。正宇呀，你忙吗？以前很偶尔才收到爸爸的短信，现在每天都能收到至少一条。因为我在等别的电话，所以手机每次发出振动，我都会吓一跳。心情变得复杂，我的视线转向窗外，巴士前方传来“正确答案是参鸡汤”的喊声。
去年秋天，我在B大的讲课又增加了一节。我相信这与“那件事”并无关联。郭教授顺利升职为正教授，我也继续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那次事件并没有带来特别的变化。虽然驾照被扣了分，反正我也没有汽车，保险费也由郭教授支付。在那之后，我在B大下课后和郭教授吃过两三次饭。郭教授一边给我倒酒，一边不停地说，“我欠了你的人情”。偶尔妻子在床上会发出不祥的疑问：
——老公，那个孩子。
——谁？
——那个被车撞了之后安然无恙的孩子。
——她怎么了？
——她真的一点儿异常都没有，是吧？
——嗯。
——万一以后有问题怎么办？听说有人要到一两年之后才出现车祸后遗症，那么我们真的……
——不，不可能的。
下课回家的路上，我经常注视着映在车窗上的脸。这种时候我感觉“过去”并不会消失，而是会充满，然后溢出。遇到过我的人，我遇到过的人，承受过的感情都与我此刻的目光相关，参与我的形象。它们绝对不会消失，而是以表情的方式，或者以气质的形态留下来，像空气一样从内脏深处渗透出来。尤其是在某个事件之后，当我怀着不满情绪去概括无法简单总结的感情，那就更是如此了。“那件事情”之后，我知道我的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吃掉”了我的过去。至于消化和分配，直到现在还在进行。
开学后不久，B大文化产业学系公布了教授任用公告。白天的课结束之后，我去了郭教授的房间，不好意思空着手，就买了一盒正官庄红参真液，敲门进去。
——这个给您。
——哎哟，你买这个干什么。既然你买了，我就收下。不过我身体里有火，受不了人参。
郭教授拿出去中国出差时买的高级普洱茶，递给我，然后解释说，茶的世界和音响、钢琴的世界一样无穷无尽，说完等待我的反应。
——啊，真好。
为了不显得夸张，又看起来坦率，我故意用低沉的嗓音回答。郭教授耸了耸肩膀。
——这还不算什么。
郭教授慢慢地把茶杯移到嘴边。
——真正的好东西，真正好的东西，大多数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却依然存在于世界某个地方，这样一想是不是很惊人，李老师？
——是的。
虽然我不知道真正的好东西，真正好的东西是什么，却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茫然地回想自己喜欢的音乐、电影和酒，衡量我有没有至少到达最好附近的地方。郭教授打听我的恩师崔老师的近况，问了很多事。无意中提到任用的事情，郭教授满脸惊讶地望着我，快活地笑着说：“你好像很紧张，放松准备就行了。”我有点儿难为情，双手捧起茶杯。茶具的温度在手上蔓延开来，暖暖的。我缓缓地喝着茶，观察郭教授的反应。不知道是因为喜欢像武宁王陵的壁砖一样将我团团包围的书，还是因为茶太香，我竟然不想离开这个房间。
来泰国前几天，我和爸爸见了面。刻苦备战任用考试，还完成了试讲，当时正在等待面试结果。爸爸说想和我见面，有事和我商量。五年前在婚礼上见面之后，这是第一次。我内心隐隐地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同时又想“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吧”，于是约好了见面日期。我完全可以不去，可内心里多少还是期待爸爸可能是想和我道歉。其实他现在怎样解释，我都不可能接受，至少我想听听他怎么说。说不定是怀着很久以前给我寄钢笔，送领带做礼物时的心情，想要为尚未出世的孙子做点儿什么。
爸爸比以前更衰老了。或许在爸爸看来，我也是这样。暗淡的眼神，堆积着主观和偏见的嘴角，依赖经验同时又被经验束缚，爸爸眼里的我大概是这样的形象。爸爸和我见面是因为钱。“不会是因为钱吧”，出门时我这样想过，结果还真是这样。爸爸没有准确说出数目，含糊其词地说，“看你的情况，尽你所能就行……”至于要钱做什么，他也没有明确说出来。看我的情况？他知道讲师的课时费是多少吗？我对他的厚颜无耻感到不可思议，对他的吞吞吐吐感到烦闷，于是我先开口了。我想尽可能结束对话，离开这个地方。
——生病了？
爸爸慢慢点头。原来是这样，原来如此。不好意思直接要，所以就说借钱。他在有生之年能还得上吗？心底油然而生的不是怜悯，而是反感。我说出了不像我的风格，现在想来非常无礼、非常低俗的话：
——怎么，得癌症了吗？
爸爸再次点头。我忍不住苦笑。
“癌症，活得真够典型的。”
为了不让爸爸痴心妄想，我尽可能用公事公办的语气问道：
——哪个地方？
爸爸动了动干巴巴、长了泡的嘴唇，开口说道：
——不，不是我，是她。
——现在我们即将到达乳胶工厂。不买也没关系，请大家放心参观。尤其是男士们来到这种地方，总是看着天空问我吸烟室在哪里，催问什么时候结束。不要这样，进去躺在床上试一试，抱一抱枕头，感觉真的不一样。
和子女们穿了同款凉鞋的中年男人猛地举手问道：
——工厂里收美元吗？
导游开心地回答：
——哎呀，当然，除了朝鲜的钱都收。好，现在大家进去吧，能享受就享受，能偷就偷。
下了巴士，我们走进大型集装箱式建筑。工厂职员没有直接带我们去商品柜台，而是把我们带进一个类似会议室的小房间。利用各种视频资料说明“占据人生三分之一的睡眠之重要性”，让我们中的某个人到前面，躺在铺了圆珠笔的床垫上，得到“一点儿也不硌”的证言。接下来是大家在大厅里自由挑选商品。永登浦妈妈们这里躺躺，那里躺躺，不停地感叹，“哎呀，太舒服了”“哎哟”。妈妈和妻子各自占了一个床垫，望着天花板，像看到了星星似的笑着。长时间的旅途劳顿似乎让短暂的休息变得更甜美。工厂职员们适时地用纸杯接了冷咖啡，免费分给大家。我向妻子寻求谅解之后，走出房间，在工厂门前接连抽了两支烟，然后给郭教授打电话。这是面试后第一次打电话。我在脑子里练习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同时拿出第三支烟放在嘴里。手机信号音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传出语音留言的提示音。遗憾和安心同时从心底升起。我把烟头在地上熄灭，进入工厂的门。这时，口袋里发出嗞嗞的声音——手机剧烈振动起来。我忍不住心跳加速。
——喂？
——……
——啊，对，是的。
——啊……请放在门卫室吧。
妻子挑选了新生儿用的乳胶枕和妈妈用的床垫。结账之后，我从夹克内侧的口袋里拿出钢笔，填写配送预约单的时候，手机又发出振动音。那是我知道的号码。我拿着手机出门，妻子远远看着我，目光中掩饰不住不安和期待。
——啊，是的，老师。
母校的崔老师。他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也是他向B大推荐的我。崔老师说他看到有未接电话，就联系我。他说很抱歉回复晚了。我只是随便打个问候电话而已，老师似乎放在心上了。通话当中，崔老师一直在跟我说类似“安慰”的话。大概觉得我的反应不太对劲儿，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以后还有机会，不要沮丧”。语气中明显流露出慌张。我努力调整心情，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老师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对那个人做了什么错事吗？
——错事？
——我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问题。
——不，没有。
——金教授作为特邀评委参与了评审，好像郭教授强烈反对你。他让我不要告诉别人。
——妈妈，在那里站好……妈妈，看这里。
登机之前，最后在机场给妈妈拍了照片。窗外滑道上的灯光很美。妈妈冲我露出微笑。眉宇间深深的一字皱纹为她形式化的笑容增添了几分干枯。手机屏幕上的方形轮廓自行放大缩小，自动聚焦。为了拍到漂亮的机翼，妈妈向右转身，找好角度。我调整呼吸，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嗞嗞的声音又响了。这是提示收到短信的振动音，屏幕上浮出一个小窗口。
——……
——正宇呀。
——嗯？
——有什么事吗？
——没有。
——你的表情怎么那样？
——没什么。
我若无其事地又拿起手机。方形轮廓里同时出现妈妈的面孔和尚未消失的短信窗口。爸爸发来的信息。既然发信人是爸爸，那么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内容，不过这次收到的是群发信息。没有任何修饰语，没有催促，也没有表情，是一封讣告。手机屏幕上简单地浮现出故人的名字、出殡日期和葬礼场位置。
乘务员分发关税申报表和出入境卡片。我放下椅子前面的折叠桌，从夹克内侧的口袋里拿出钢笔。自从很久以前埋在书桌上成为“职业”成人之后，所有的书写都是出于实用性目的。开始讲课以后，需要在文件上签名的机会增多了。我想起自己有不错的书写工具，于是从抽屉里翻出了钢笔，然后像很多拥有书写工具的人那样，最先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来我重新办理存折，填写婚姻申请书，签署租房合同的时候，都是用这支钢笔。和郭教授一起经历那件事之后，在警察署接受调查的时候，我也习惯性地从怀里拿出那支笔。在口供上签名之前，我又把钢笔放回口袋，用桌子上的慕娜美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和爸爸见面那天，也就是爸爸到我家门前找我借钱的那天，爸爸接到一个电话。爸爸伸长胳膊，看了来电人的姓名。当时我看到爸爸用“那种方式”看东西多少有些震惊，很久以前离开我们，而且是因为“女人”离开的年轻爸爸，现在竟然已经老眼昏花。爸爸皱着眉头，努力判断来电号码。他没有注意到我在盯着他手机屏幕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两个人穿着登山服。两人背后是空旷的天空和四周被染成五颜六色的层层山峰。
“看来两个人登上山顶了……”
内心升起说不出是嘲笑还是嫉妒的感情。
“竟然还爬山，还真是活得典型。”
我冷冷地笑着。眼睛依然无法摆脱那两个沉浸在秋日风景中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们两个似乎知道幸福短暂，而且不会常来，即使来了也十有八九被错过。
想起手机里的讣告，我突然想到了玻璃球里的冬天。想象着某个人的时差，球里大雪纷飞，球外却是夏天。我看到窗外依稀远去的异国的灯光，呆呆地凝视着映在飞机玻璃窗上的脸，然后戴上便携式眼罩，靠在椅背上。回韩国的六个小时里，我什么都不打算去想。我慢慢地调整呼吸想要睡觉，然而总有不知是气体还是液体的东西在体内炽热地翻涌。我咽了口唾沫，努力压下那个东西。我在心里自言自语，“我不期待免费的午餐。”飞机“嗡嗡嗡”的噪声中传来某人对我呼喊“双发失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