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命名之道
如你所见，这是一颗螺栓。它的使命是打开枪炮的后膛。我们可以滑动它快速向后再向前：我们称之为松一松弹簧。快速向后再向前早起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采蜜他们称之为，为春天松绑。[1]
——亨利· 里德，《命名之道》，1941年
132（2）一定是春天来了。大风转向西南方，吹得人走路都困难。阳光惨淡，笼子里的豚鼠，紧紧地贴在铁丝网上，宁愿被风吹，也要享受片刻太阳的温暖。可我还不能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猫咪正在我的小屋里闲逛。我的小屋是整座房子里仅有的温暖一隅。布兰科一向喜欢在户外活动，连他都从猫门钻了进来，身影快得像一颗流星。我从窗外望去，一只大沙狐也想钻进来，身上的毛直愣愣地竖着，好似它才是受到惊吓的那个。
战争仍在继续。受天气影响，加上担心恐怖分子的报复，人心惶惶，村子已经进入围城模式，连超市的饮用水都开始限量销售了。DIY商店的纸胶带已经卖断货了，人们似乎觉得，胶带是某种护身符，可以用来驱灾辟邪。多么美好的愿望啊！我的一个朋友是人类学家，曾经在苏格兰中世纪的战地医院遗址进行考古，那里从前是部落冲突的战场。他告诉我，他发现炭疽杆菌竟133然能够存活六百年。每个村里，都只有一栋房子的花园里插着英国国旗。
然而，植物们却都表现得不卑不亢。四月的第二周，倒春寒突然来袭。野生李子树的花还开着，树篱冻得结了霜。我想去探寻一些没见过的花花草草。沼泽地里，不少植物才刚刚发芽，根本别指望能辨别其品种：莎草抽出了第一批细穗，赤褐色的嫩叶，不染一丁点儿绿色，从泥炭中冒出叶尖。路边、教堂庭院和未修剪的草坪上，随处可见早早绽放的黄花九轮草。枯木上长出了一片亮蓝色的金钱薄荷，绚丽的色彩搭配实在难得一见。由于气候和土壤成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黄花九轮草才得以回归。我还发现了一些新朋友。今年，我在这儿遇到的第一朵大型路边花是白色聚合草。早在几个世纪之前，白色聚合草就从土耳其传到了英国，只可惜有些水土不服。它的花瓣像浆洗过的麻布，花朵形状好似红酒杯。看到白色聚合草，就像看到雪滴花一样令人振奋。雪滴花目前尚在花期，从初次开花至今，已经足有三个月了。
而我却在为候鸟担心。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一声柳莺或黑顶林莺的叫声，往年在四月初就能听见它们齐声歌唱了。连一只路过的燕子都没有，这说明气候发生了变化，让我不禁又担忧起来。中东地区的沙漠不断扩张，沼泽日益退化，这些都是不祥的预兆。而那里，是回诺福克郡度夏的候鸟的必经之路。至于家里，我们已经为燕子准备好了。谷仓的门全敞开着，家里离燕子窝近的窗户也都关好了。房东凯特在去年的燕子窝后面，挂了一幅无足鸟的画。我们期待着，当布谷鸟归来的那一天，中东的战火已经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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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下着蒙蒙细雨的日子，我会等到黄昏时分再出门走走。我似乎怀揣着一颗苦行主义之心，渴望亲眼看看东安格利亚的农田究竟有多么贫瘠与荒凉，或是其中还暗藏着一种愠怒的决心，去目睹人类犯下的无休无止的错误，并做最坏的打算，想象事情到底会糟糕到什么地步。黑夜让一切卸下伪装，犹如在纯白的雪地上，无处遁形。日光下万物对大地的装饰，生机盎然的春意，在黑夜中全部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只剩下最纯粹的土地和天气可以感受。这时，你才可以看清，躲在东安格利亚农业背后的权力的獠牙。昏暗的路灯下，小路仿佛融进了黑夜，边界已模糊不清。两千年前遗留至今的树篱和沟渠，现在看来，不过是农田一旁不起眼的装饰。为数不多的几块林地用来散养雉鸡，从外观上看，与专门饲养某种猎鸟的密集式现代养殖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雉鸡场的矮棚里安装了24小时照明系统，昏黄的灯光能强迫鸡群不睡觉，更容易养肥。
有时，我还能瞥见夜行动物的踪迹：几只春蛾，一只晚归的山鹬，还有伏翼蝙蝠和长耳蝙蝠。当光线恰好暗到它们愿意出动，又恰好亮到足以让我看清时，我见过它们从窗外一闪而过的身影。夜晚，在梅利斯公地，我发现了一只姬鹬正蹲伏在鼹鼠洞口，像只老鼠一样，保持着高度警惕。我原以为那是一只云雀，直到它悄无声息地飞进暮色之中，飞向它在北极的筑巢地。我们都是航船，在黑夜中相遇，又彼此擦肩而过。
可是，如今四月的黄昏，与我以往的经历以及童年的记忆有些不同，似乎有什么东西缺失了。蚊虫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黑顶林莺的歌声也越来越小了。最令我痛心的是，仓鸮不见了。听说，有人在河谷西边见过一只。可近半年以来，方圆30公里的范围内，我连一只仓鸮的影子都没见过。大约从50年前起，仓135鸮是整个英格兰各个教区的守护神，夜晚，是它们驻守着茫茫牧场。在我儿时，有一对仓鸮在离我家不到300米的谷仓里安了家，它们的活动范围与我们这帮孩子的势力范围几乎刚好重合：从废弃庄园的瓦砾堆，到议会大楼爬满常春藤的院墙。中间是我们滑雪橇的坡地，走运的话，能一直滑到后花园的树丛边上。暮色之中，仓鸮飞过杨树林，金灿灿的羽翼在黄绿色的林中穿梭，此情此景是我为数不多的记忆犹新的童年往事。对于现在的我而言，白面仓鸮不只是一道风景，它更是凝望着我的一个生命。那是一种坚毅的、毫不妥协的眼神，仿佛在说：“我就是我，在我的地盘，做我的事情，关你什么事？”仓鸮打破了人类与自然的界限，难怪人们会把它当作守护神。
一直以来，鸮的形象充满争议。灰林鸮属鸮形目（Strix，在拉丁语中意为“女巫”）。民间流传着不少中世纪时教堂焚鸮的巫术传说。而乡下的仓鸮（同属鸮形目，两者是近亲）是白女巫，是幸运和延续的象征。过去，农民常常把仓鸮的尸体钉在谷仓门上，以驱赶恶灵。18世纪，塞尔伯恩村（Selborne）的仓鸮曾在教堂的屋檐下筑巢。吉尔伯特·怀特注意到，为了适应建筑物，仓鸮调整了觅食的飞行方式，由于“它们起初常常在教堂的屋顶上栖息，从砖瓦上起飞需要借助脚的力量，于是它们改用嘴来叼老鼠，以便腾出爪子。这样一来，从屋檐下向高处飞时，就能用爪子抓住墙上的木板了”。一位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朋友告诉怀特：“那里有一棵巨大的去冠空心梣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仓鸮的老巢。”他在里面找到了一大团仓鸮粪便。结果发现，其中的成分是老鼠骨头（也许还有鸟类和蝙蝠的骨头），136不知已堆积了多少年；粪便颗粒中还有农民世代种植的庄稼。
75年之后，约翰·克莱尔在精神病院里回忆起教区的仓鸮与人类和睦相处的日常，他写道：
仓鸮张开小麦色的翅膀
白色的脸盘上双眼怒视
猝不及防地凌空一跃
穿过谷仓三角形的洞口，飞去无踪。
——摘自《黄昏》，作于1847年2月14日
20世纪初，仓鸮依然徘徊在熟悉与神秘的边缘。诺福克郡博物学家基金会记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二月，有人在离河谷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一对“闪闪发光”的仓鸮，当时空气中弥漫着一层薄雾，它们像一团鬼火，飘浮在沼泽上空。“一只仓鸮出现在200米开外的隐蔽处，在野地上来回盘旋，离我最近时，不过50米。它飞过丛林，把树枝都照亮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仓鸮曾在长着蜜环菌[3]的“好运木”上栖息，因此身体沾上了磷火。这种现象太神奇了，诺福克郡的一位博物学家为此而坚信，仓鸮可以自己发光。仓鸮不仅处于大自然和人类文明的边界，也是科学争论的主角。
在东安格利亚，人们将无人打理或有问题的角落称为“烂摊子”。战后，人们开始治理这些“烂摊子”，力求整洁高效，这也成为了仓鸮命运的转折点。几乎所有的绿道和路边的植物都被过137度修剪，且喷洒了大量的农药。牧场变成了耕地，堆谷场变成了筒仓。谷仓要么被推倒，要么被改造成了智能房屋。许多仓鸮死于车下，只因它们过去通常觅食的道路突然变成了交通主干道。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仓鸮的数量已经下降到5000对以下，仅50年前的三分之一。大约就在那时，吉尔伯特·怀特在18世纪70年代的考古经历又神秘重现了。在距离怀特所在的村庄不到2公里的地方，人们从1917年封顶的一处旧烟囱中，发现了3堆保存完好的仓鸮粪便颗粒，其成分涉及种类繁多的食物。在800多种可识别的食物中，有14种哺乳动物，例如水鼩、纳氏鼠耳蝠、黄鼠狼、睡鼠，还有青蛙、燕子、金翼啄木鸟和各种昆虫。在现代仓鸮的粪便中，从未发现种类如此繁多的食物。这些保存在原地的排泄物就像化石一样，时刻提醒着人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乡间的物种曾经何其丰富。
该如何看待仓鸮的消亡？诺福克郡的比利·怀斯，约克郡的珍妮·豪勒，还有萨塞克斯郡（Sussex）的莫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没有在野外看见过仓鸮。假如仓鸮灭绝了，恐怕也无人哀悼。很少有鸟儿长得如此美丽，也很少有鸟儿能够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面地向人类展示其精湛的飞行技巧。不过，仓鸮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于此。生态学家将“顶级捕食者”当成一种标准，来衡量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否运转良好。仓鸮也是一种文化指标。我们从心底里承认仓鸮在原野中飞行的意义。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是对“风调雨顺”的献祭，它代表着光明与黑暗的边界，以及万物生存的秩序。就像夏季候鸟代表着新生一样，仓鸮代表的是生生不息。它的离去，也让我们缺少了骄傲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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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有趣的是，不知不觉间，候鸟逐渐飞回河谷。好消息与流言的发酵过程颇为相似。“最新消息！我们回来了！”流言总是先从一个村子开始传，接着传到下一个村子，之后又激起新一轮发酵。
4月15日
草地上空，红隼和雀鹰正在进行飞行表演。谷仓里，一小堆夹杂着田鼠毛的粪便上方，我惊奇地发现了两只红隼。当天晚些时候，在10公里之外的迪克尔堡村（Dickleburgh），我又看见了三只雨燕停在电线上。
4月16日
天气很好，经历了一场轻微的霜冻后，气温终于回暖了。野樱桃也开花了。在路边几百米处的一座农场里，我又看到了一只燕子。随着体内的激素水平直线上升，猫咪也开始春心萌动起来。天刚蒙蒙亮，猫咪小黑就当着莉莉的面，在我床上伸了个夸张的懒腰，想勾引莉莉来帮她舔脸。莉莉顺从了，一点点啃咬着小黑的脸和脖子，认认真真地帮她舔得干干净净。床的另一头，布兰科默默观察着一切，头微微探向前。这种紧张的姿势，通常代表着嫉妒或怨恨的情绪。我猜，他应该是准备扑过来了。可他只是缓缓地朝小黑和莉莉走来，然后在距离她们15厘米的地方停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同时弯下后腿，俯下身子，和用前爪踩奶时的姿势一模一样。最后，他发出了一声高潮时的微弱呻吟，踱着碎步回到床尾，舔了舔自己的私处，接着昏昏睡去。屋外，帚石南坡地上，远远传来布谷鸟的第一声啼鸣。
4月17日
天气依然和煦温暖。我悄悄来到大房子的院子里，想看看湖面上有没有家燕和岩燕的踪影，可惜并没有寻到。四只小海鸥在湖面上飞翔，黑色的尾翼不时轻点着水面。它们是路过的，从地中海向波罗的海迁徙，途经此地。后来，我去了罗伊登的小沼泽。那真是一片不可思议的绿洲，占地240多亩，在通往迪斯镇139的主路上，一眼便可望见这片小沼泽，也能听到传来的声音。由近及远，映入眼帘的是芦苇丛的第一茬新穗儿，以及错落有致的唐松草叶子，上面有浮雕似的回纹。更远处，赤杨林中，遍地都是一簇簇的黄菖蒲。我不再焦急地四处张望，试着放松自己的耳朵，让此地的清灵荡涤我的心胸。沼泽在大太阳下晾晒着，像是在等待风干。去年的莎草似乎已经干透了，刹那间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此刻不是夏天的伊始，而是夏末的尾声。柳树下出现了一只旋木雀，攀着树干向上爬，细细尖尖的长喙探寻着一处处缝隙，眨眼间又俯冲到另一棵柳树的树根，用保罗·埃文斯[4]的话说，这是在“将树木编织在一起”。目之所及，尽是葳蕤蓊郁的青枝绿叶。在这里，一些本地的灌木丛成为了我眼中的奇葩之王。野啤酒花从成片的潮湿土壤中破土而出，尽管通常距离其他植物有几米远，但总能设法缠绕上其他植物的细长叶片或草丛，甚至还会相互缠绕。波光粼粼的池塘和浅水湾里，生长着本地的红醋栗。嫩叶泛着紫色的光泽，好似刚刚蘸过红酒。黄绿色的新蕊藏在五片花瓣中央，像极了中世纪精致的雕刻品。普通植物在沼泽地里更为常见，比如荨麻、白英，还有长得与芦笋颇为相似的木贼嫩芽。沼泽地的环境向来变化无常，正是这种多变性，造就了本地植物极强的适应能力。它们从沼泽的淤泥中冒出芽来，有些还经常会在农田和菜园的肥沃土壤中安家。
我继续向着沼泽的深处走去。头顶闪过一声低沉的鸟鸣，像是鸫的啼音。接着，一只鸟儿凌空而过，朝对面的赤杨枝头飞去。这不是一只歌鸫，它的眼睛旁边有一条深色的纹路。透过望远镜，我瞧明白了，是一只白眉歌鸫。一会儿工夫，又飞来一只。两只鸟就这么一动不动，齐齐地望向南方。第二只鸟慢慢转头，凝视着起初唱歌的那只。鸟儿翅膀下露出温暖的赤褐色羽毛，与赤杨新芽的颜色刚好一致。它们的心里是否涌动着早日飞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渴望？或许，此地恰到好处的阳光和温140度，以及初生的新叶，引得它们在这里歇息片刻？究竟是什么打断了鸟儿义无反顾迁徙的脚步？安定或是迁徙，两种截然相反的本能相互拉扯，会不会让它们难以抉择？白眉歌鸫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繁殖，在萨福克郡度过盛夏。在奇尔特恩老家，几乎就是在今天的日子，我曾见过这样一幕：树篱上，一只白眉歌鸫刚刚离开此地，接着又来了一只红尾鸲。红尾鸲、白眉歌鸫、树上的红色嫩芽、红醋栗，树荫下传递着如此多的春天的讯息。然而，白眉歌鸫走后，春天的沼泽陷入了沉寂，这让我不安地想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那本预言之书[5]。
4月18日
上午9点，一只白尾巴的小鸟从窗外一闪而过，留下一阵叽喳的叫声。一只毛脚燕猛地飞向去年的燕窝，脚站在窝边，而转眼间又迅疾飞走，像来时一样毫无征兆。
然而，就在这一刻，在这万里晴空的一刻，在这与阴云密布的寒冬截然相反的一刻，我的旧病复发了。一连数日，我陷入一种无缘无故的焦虑之中。这种感觉不是恐慌，也不是虚弱，可是恰好能够刺激到我，让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从担心那些候鸟，到开始为自己焦虑的状态而担心，我本该去享受在东安格利亚的第一个春天，享受这一季发生的种种际遇，可我却亲手毁掉了这一切，实在太不应该了。目之所及，我的周围尽是春天的足迹：沟渠里的报春花，成群的秃鼻乌鸦，还有在半空中盘旋的快乐的小蜜蜂，毛茸茸的一大片。这些新生命宛若细密的游丝，牵动着我的心，让我着迷沉醉，我想大概是自非洲大陆吹来的大风将它们送至此地。
思绪一旦脱缰，焦虑的魔咒便再难停下。当外界的关注突然中断时，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一种脱节的感觉。面对眼前熟悉的场景，你的注意力却在别的地方，全部聚焦在你的脑中。你与世界之间，似乎横亘着一面玻璃墙，或是一块镜片。它141使人的正常感知力和直觉出现摇摆，将感官意识推上可怕的高度。有一次，我在深度焦虑的状态下出门散步，结果发现，我的眼睛竟然能看清400米远的鸟儿的轮廓。这像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天赋，可也让我感到怪异和不安，与我小时候一想到出生的渺茫概率，心中涌起的感觉，别无二致。
只是这次，我似乎隐约知道产生这种焦虑的症结，也清楚什么才能帮我驱散焦虑。有各种说得通的解释：比如，燕子归来对我而言的重要性。从前，在奇尔特恩老家时，燕子会风雨无阻地定期回到我的老宅筑巢。对燕子的担心，又会引出一些更切实的忧虑。我想起了泰德·休斯的诗句“它们又一次做到了，这代表着，地球还在正常运转”。我开始思考诗句背后的潜台词，假如燕子没有回来，这意味着怎样可怕的后果？我明白，这些沿途穿越纷飞的战火和变幻莫测的天气的候鸟，已成为当代“矿井里的金丝雀”[6]，鸟儿也想让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复原。不过我也知道，自己担心的不只是这些，还有我个人的因素。只有看到候鸟时，我才能校准自己的生物钟，才能确认此刻是什么时节，确认我身在何处。它们就像圣诞活动一样，是属于我的保留节目。
说白了，我很清楚，我这是在想念从前的林地、山毛榉树和蓝铃花了。这些我在奇尔特恩的老朋友。然而，在此地的新生林以及沼泽边上茂密的赤杨林和柳树林中，却看不见它们的踪影。这里有的是英国蓝铃花和西班牙蓝铃花的杂交品种，生长在树篱下，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园艺植物。如今它们已跃出苗圃，通过了野外的生存考验，实现了自然繁殖。和许多杂交品种一样，这里的蓝铃花比其任何一种母本都更具活力，而且已经长得“到处都是”了。记得在我那片老树林中，也有几丛蓝铃花。它们与本地植物和谐共生，逐渐形成了各类杂交品种，并开始向着过去142从未生长蓝铃花的区域蔓延。我很喜欢蓝铃花，尤其钟爱一种开小绿花的稀有变种。从美学角度看，它们与英国物种并不相称。它们看起来苍白而僵硬，缺少那一丝微妙的新派艺术感，更像是罗兰爱思牌床单上的小碎花。但我钟爱它们，小小的一簇，那么特别，为整片蓝铃花海增添了一抹亮色。在东安格利亚的这片河谷，蓝铃花是早春时节为数不多的蓝色存在。
然而，在这个春天，耶利米[7]们却抱怨起蓝铃花的西班牙母本。坚称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和“物种完整性”的人提出了一种神奇的说法，认为外来物种将“通过杂交，让本地的英国物种走向灭绝”。生活在老城区的人们，对这种论调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在植物界，这种说法的确切含义，以及外来物种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的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尚未可知。例如，英国橡树和无梗橡树已经自由杂交了上万年，至今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中某个“纯种母本”快要将另一个赶尽杀绝。（而且，除非是在遗传学实验室里，否则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其实，大自然本身对于物种的纯正性并无偏好。而且，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大自然就在不断尝试各种新的物种配对，不断形成新的杂交物种。
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这些杂交植物，这背后有充足的缘由。杂交植物（往往在人类的帮助下）并没有经历漫长的进化考验，只是更换了栖息地，在不该出现的野生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在地球上一些更温暖的地方，生长着大量在全球各地皆能生存的物种，它们已经取代了那些适应性较差的本地物种。不过，如果因此而对大自然产生了某种刻板印象或观点，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大自然本身是最务实的，也是瞬息万变的，每个“外来的恶棍”（某个环保主义者提出的叫法）作恶的时候，其实也是让荒芜变为繁盛、向新的领地拓展、充分利用空窗期的好机会。我143（8）们需要对它们心存感激。随着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和季节反常，像蓝铃花这种易受影响的本土物种，自然也有了生存压力。而其他适应力更强的新物种，则将填补大自然优胜劣汰后形成的空地。
或许，就连这个风和日丽的四月也是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个奇妙的早晨，我在早间新闻中，看到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发言人在讨论，西班牙外来物种对英国本地物种造成的“威胁”。那日的天气美好到让人想为一片嫩草做祷告。可他却站在自己家乡的自然保护区里，公然宣布只要他看到外来物种，不管是什么，都会义无反顾地“踩死”它。
除了对候鸟的担心，我心里还多了一丝怨恨。我想让保护区的管理员们都尝尝痛苦的滋味，于是立刻动身，前往威兰德林地（Wayland Wood），去寻找传说中的黄色虎眼万年青（star-of-Bethlehem），又名黄色顶冰花（Gagea lutea）。假如春天的奇迹不愿意主动来找我，我就会气呼呼地去找它们。这就像心情不好时想奔向大海一样，合情合理。25年前，在这里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比起偶然中遇见虎眼万年青，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找到它，以确认植物群落依然安好。更重要的是，我想确认，自己追踪植物的能力依然天下无敌。
威兰德林地离河谷只有半小时车程，是诺福克郡现存为数不多的古代林地之一。它的名字源自古挪威语“Wanelund”，意思是“神圣的小树林”。早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前，这里一直是人们集会的地方，通常在这里进行一些异教徒活动。到了中世纪，当地庄园发生的虐童事件让这片树林化身为“林中宝贝”[9]恐怖传说的原型。此后，威兰德林地的名字又多了一层引申含义，那就是“哭泣的树林”（Wailing Wood）。一到晚上，这里就能听见小孩的哭声。
黄色的虎眼万年青本身就象征着古老悲伤的哀鸣。我初次来144这里寻找它时，有一部分原因也是缘于一个悲惨的传说，那是虎眼万年青出现在我的家乡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唯一记载。传说中的女孩也是一个“林中宝贝”。她是威尔文法学校的学生。根据本郡植物志的记载，她“曾经在布罗克斯伯恩林地（Broxbourne Woods）里见过这种虎眼万年青”，可令人懊恼的是，“她记不清准确的位置了”。
如今，25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头绪。我依旧没有见到虎眼万年青，对其了解仅限于书本上的插图，样子有点像矮小、不起眼的白屈菜。我对它的行迹一无所知，不知道怎样的春季天气才有助于帮它摆脱不愿开花的名声，也不知道它喜欢生长在什么样的林地环境中。我就像一只失去了鼻子的松露猎犬，循着林中的神秘地形，转了一大圈。我仔细搜寻着所有隐秘的角落，矮树丛中，山坡边缘，高大的树下。我自作聪明地沿着灌木丛生的小路前进。我觉得，灌木之所以如此茂密，或许是故意想让虎眼万年青猎人知难而退。但我也清楚，自己是在盲目地打猎。我一无所获。我不过是个生手，一个有收集植物癖好的人，找不到虎眼万年青也是活该。
我认输了。当我开始四处闲逛时，这片树林变得分外迷人，遍地盛开着白屈菜和第一批绽放的紫色兰花。还有丛林银莲花，生着空灵的玫瑰色。它们就生长在树下，这画面带有一种日式的素雅质感：浅色花瓣宛若剪纸花，有棱有角；地上长满了青苔，后面是深色树干。比银莲花高一些的，是盛开的一簇簇白色的稠李花，散发着面粉与杏仁混合的馥郁香气。说实话，于我而言，它们甚至比虎眼万年青更特别。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1985年的约克郡谷地（Yorkshire Dales），当时，我与摄制组顶着恶劣的天气，完成了长时间的拍摄，正在依依惜别。刚刚经历了一场倒春寒，稠李依然怒放，只是叶子快被巢蛾毛虫吃光了。远处，英145格尔伯勒峰（Ingleborough Hill）像一个巨大的圆锥，在乌云中若隐若现，那正是我们刚刚逃离的暴风雨。从此，每当我看到稠李花，就会想起那一天，想起那些蛾子的茧，想起最后我们是如何战胜恶劣天气的。
从前来威兰德林地时，我曾碰巧遇见这里的最后一名樵夫。他买下了这里几十亩地的砍伐权，正在大路边上砍树。他用榛树枝做围栏，用梣树干做扫帚柄。他告诉我，稠李花的嫩枝可以做出完美的菊花苗圃的篱笆桩。目前，这里的林地即将改造成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也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不过他发现，林地正在逐步恢复昔日的繁盛。他指了指路边紫色兰花抽出的新芽说，这是“布谷花”。而他，也从未见过虎眼万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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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几个老朋友有着在塞文山脉消夏的传统。那里的田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有趣的植物名字，给人一种昔日重现的感觉。在去过多次之后，对于什么时间该去哪里，我们已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仪式感。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后，在回去的路上总会听到本地金丝雀悦耳的叫声，我们称之为“梳妆之歌”。我们会单独盛一碟果酱给黄蜂当早餐，省得它们老是绕着羊角面包飞。下午，大家会去杜尔比河（River Dourbie）游泳，胸口探出水面，脖子伸直像天鹅的颈。河里的动物并不介意我们的到来，就像它们对偶尔顺流而下的大块塑料泡沫也习以为常一样。岩燕在我们的眼前轻轻点着水。有毒的小蛇蜿蜒而过，捕食着三角形翅膀的苍蝇。带条纹的灰蝶个头似柳莺一般大，成群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天气炎热，众人悠闲地聊起了蝴蝶，看着它们逐渐排列出希腊戏剧的阵容（其中有埃及艳后、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萨梯和146树神得律阿德斯）。或许是被热浪冲昏了头，我们开始幻想一场昆虫大戏：坚定的保守党、腐败的警察、沧桑的船长（又名“老希思”[Old Heath]），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尤金·特雷布兰奇（Eugène Terre’Blanche）。这是一种另类的幽默，带有中年人的特征。不过，所有这些经典的标签，都是一群中年老学究在消夏度假时发明出来的。晚上，我一边在户外小憩，一边听着朋友的孩子在吊床上叽叽喳喳。他们刚刚步入青春期，便已经开始在自我与大自然之间，加入属于他们的游戏了。一天早上，他们在路上留下了奇怪的记号，将大蒜串成串挂在树上，还挤出一坨坨带条纹的牙膏，假装是天堂鸟的粪便。
不过，我们最悠久的传统当数晚间植物沙龙。大家和野外向导坐在一起，将捡到的一大堆叶子和花朵摊在桌上，逐一品头论足，思绪天马行空，交流畅所欲言。兰花（虽然我们从不摘兰花）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许多兰花看起来像精致的瓷器摆件，实则是昆虫孵化的产房。为它们命名的植物学家还看出了兰花与蜥蜴、蜜蜂、虫子、蝴蝶、蜘蛛甚至金字塔的相似之处。然而，在最常见的兰花族群红门兰属（Orchis）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小型兰花，其花朵由花头（又称盔状花冠）、花被片和下垂的苞片构成。苞片的大小、弯曲的花茎和腰肢，以及优雅下坠的花叶，让兰花呈现出丰富的造型，有人形兰、士兵兰、淑女兰，还有一种特别瘦长的品种，名叫猴子兰。但我们很少能将它们区分清楚。山坡上到处长满了难以辨认品种的、雌雄同体的兰花。兰花植物群进化得比较晚，以至于它们的身份至今仍不易分辨。而且，兰花杂交的情况也相当混乱。
有时，我们会去圣让迪布吕埃（St Jean du Bruel）的蝴蝶餐厅（Le Papillon）用餐，这里也是一次与植物亲密接触的机147会。蝴蝶餐厅供应野生芦笋，还有往年从羊群吃草的牧场里采摘的野生蘑菇，以及添加了野生百里香的本地蜂蜜。有一年春天，一位德国摄影师下榻在餐厅隶属的酒店里。他在吧台留了两本厚厚的兰花相册，供顾客们翻阅。他想方设法地找到了欧洲西部的绝大多数兰花品种，从圣简区（St Jean）到喀斯石灰岩高原（Causses），都遍布着他寻花的足迹。这位摄影师拍的一张张照片，充分显示出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风景的独到理解。但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他对每一个物种内部多样性的不懈探索。他的相册引起了人们对当地特有的兰花品种的关注，例如倒金字塔兰、无翅蜂兰、白美人兰等等。这些都是法国兰花品种，像法国葡萄酒一样馥郁芬芳，别具一格。看到有人也和我们一样，痴迷于这些形态万千的兰花，我感到十分欣慰。然而，某种想为它们命名和摆造型的原始冲动，依然困扰着我们一行人。尤其是其中一个特殊品种，非常稀有，是介于人形兰和猴子兰之间的神秘存在。我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走失的兰花”（missing link orchid），但并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第一个给它命名的。
有时候，我会回想起这些文字游戏，它是联结我们与塞文山脉里其他物种的特殊纽带，是我们这群人与大自然交流的方式。在野外的几个星期中，陪伴我们的有犯困的海狸，还有活蹦乱跳的红嘴山鸦。我们逍遥自在，放下了自我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暂时放下了自我意识，变得随遇而安了。我们与当地人一起，搜寻、嗅探、品味着各种植物。但是，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此变得粗野了。我们脑子里的幻想和拙劣的文字玩笑，只是一种放松方式，也是我们享受阳光的方式，而可笑的是，太阳可比文字要古老、深刻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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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0）后来我发现，就算我独自一人研究植物时，也总想给它们起个名字。这似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应。在开启一段关系时，我们的第一句话通常是：“请问怎么称呼？”但在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植物藏身于人迹难至的莎草中，彼此交错，杂乱无章。要想推断出它们是什么，就像玩魔方一样困难。我的大部分书还存放在伦敦北部的仓库里。冬天和春天连续两个季节我都没有深入原野，已无法分辨出什么是什么，真是令人沮丧。
即便如此，又何必烦恼呢？一个轻松而陌生的声音从我心底传来。行行好，单纯去欣赏春天的生机勃勃（还有你自己崭新的生活），难道不好吗？感受春日的斑斓，黄色绿色的苔藓相映成趣，金丝般的莎草，茂密厚实的草丛，这些都是万物生长的写照。我想，这些我可以做到，但是让我就此止步，却并不容易。不只是求知的条件反射，而是心中的某种挣扎，敦促着我去弄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或许，这种冲动与男孩子刚开始集邮时的心血来潮同样的道理。不过，有名字是讨论植物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科研需要，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几年前，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在初涉禅宗时说，“植物的名字就像是在你与它之间隔上一道脏兮兮的玻璃。”虽然我能理解他想说什么，但是这种感受我从来无法认同。在我看来，为一种植物命名，或为任何生物命名，体现的是对其个性的尊重，且将之与其他绿色植物进行区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是一种指引方向的手势，自然而明确。至于名字是科学的、流行的、梦幻的，还是宠溺的，其实根本不重要。名字的意义只在于让人们能够交流。
历史学家玛丽亚·本杰明（Maria Benjamin）将自然史描述为“具有思想意识的家务劳动”，并将事先的命名和编号视作149“将世间的奖赏分为严格的等级模式”。而“为动物命名”（亚当所做的第一件家务），自然是现代社会占有和驯服自然、将自然物化的关键基础。但是，这是你口中的生态学命名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和自然观的结果。而命名本身，并没有比洞穴壁画更具侵占性或“掠夺性”。
我一直都在查询威兰德林地中这些植物的名字，比如虎眼万年青、稠李。我在想，这些名字是不是反映了东安格利亚人在发现它们时的所见与所思。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稠李是欧洲甜樱桃（mazzard，通常是野樱桃）；在约克郡，稠李则是朴树果（hagberry或hackberry），这个词来源于古北欧语中的“hegge”或“hagge”，意思是“割”或“砍”。这或许是在含蓄地表达朴树果带着苦味，即果子的“锋芒”，也可能是在说修砍灌木丛的事实，还可能是说大树在修砍之后重新枝繁叶茂。也许这三层意思都有，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可在这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些植物本地名字的记载。也许，稠李只是被归为“灌木”、“春季植物”或“乔木”等某种大类。这种分组和分类方法，在部落和农耕文化中十分常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分类标准包括植物的用途、能否食用、可能的亲缘关系、季节属性、耐热性、苦味、外观等。最常见的标准是按照大小来分。植物学家坚持认为，草和树都是花的变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眼里，这些植物显然属于不同种类，不仅因为其大小高矮各有不同，它们在自然界中的生长环境也十分迥异。
就连科学家，也时常会按照功能性对物种进行整体分类。调香师会按照相同的芳香化合物，将生物学上毫无关联的物种归为一类。生态学家经常使用所谓的“指示物种”（indicator 150（11）species），将代表特定生态系统特征的物种归为一类，并记录土壤、气候、时间和地点对植被的影响情况。在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有自己不太严格的分类标准，用植物分组来代表一年中最特别的时节或最喜欢的地点。根据解剖学和亲缘关系，对物种进行分类和命名是很有用的。为物种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至少能够使该物种在理论研究中，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正确理解。但是，这种做法未必就比当地老百姓的日常归类更真实或更“自然”。例如，根据某种高地岸壁分类法，朴树果在真实世界中的亲戚是石灰岩、巢蛾和白鹡鸰，而并非其近亲野樱桃，或欧洲甜樱桃。换言之，上述分类是按生态系统划分的。
约翰·克莱尔十分尊重野生动植物的隐私和身份。在确认动植物身份时，他的用语非常谨慎。有一次，他提到了“沫蝉”（froghopper），使用了民间叫法“树先知”（Woodseers），出版商对此提出了质疑。克莱尔毫不留情地反驳道：“树先知就是这种昆虫，我敢说你很清楚。”
不管这算不算正确的名字，我们就叫它“树先知”；而且你也很清楚，这样的称呼我们完全能听得懂。这种昆虫趴在叶子和花瓣的背面，藏在白色的小泡泡里。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不过在天气潮湿时，到处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牧羊人将之视作指示天气的晴雨表。树先知的头向上代表好天气，头向下则说明快下雨了。
“树先知”意思就是“树上的预言家”。克莱尔并没有将这个名字局限在昆虫界，而是放在了更广阔的生态背景之下，将它和牧羊人以及其他对天气敏感的昆虫联结成一个整体。科学命名的目151（12）的，是从亲缘关系角度区分物种；民间叫法与之相似，试图在更广阔的生态体系中，体现物种之间的相似性和相互联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相关性的代价具有两面性，克莱尔对树先知的溯源佐证了这一点。不论过去或现在，人们通常称沫蝉的白色泡泡为“布谷泡沫”（cuckoo-spit）。而在英格兰北部地区，草甸碎米荠（Cardamine pratensis，即草地水芹）也叫这个名字；在英格兰其他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安格利亚，则叫这种植物“布谷花”（cuckoo-flower）。诗人杰弗里·格里森（Geoffrey Grigson）发现，约有25种英国植物的名字与布谷（cuckoo）有关，或为独立单词，或为词组。比如，斑叶阿诺母叫作“布谷丁丁”（cuckoo-pint），苏格兰的玉米花叫作“布谷帽”（cuckoohood），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牛蒡叫作“布谷扣”（cuckold buttons）。之所以起这些名字，是因为这些植物的开花时间，刚好与布谷鸟出现的时间重合；此外，它们也都是双关语，再现了草地上布谷鸟放声歌唱和女士长裙随风飘舞的画面。
克莱尔对物种身份的忠诚，与威兰德林地的樵夫如出一辙。克莱尔坚持认为，真正的布谷花毫无疑问就是兰花：
我的布谷花，是那些在春天和蓝铃花一起发现的“小嘴布谷花蕾”，我曾多次提到，这种小嘴布谷花是紫色的，里面有浅色斑点，叶子上有类似白星海竽的花纹。它们与布谷鸟一同出现，一起消失。在我看来，这种花才是英格兰唯一的布谷花。任由莎士比亚们评说去吧。在这个问题上，莎士比亚并不权威。不论我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只知道它们叫布谷花，老百姓永远是最懂这些植物最佳叫法的人。
152（13）克莱尔提到的布谷花其实包含了五六种兰花，他通过花名的前缀及具体描述，对兰花加以区分。另一个能区分兰花品种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生长地点。公地上的兰花和林中小径上的兰花是不一样的。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在他的文章《论乡村之爱》（On the Love of the Country）中认为，“我们对人性产生的兴趣是独有的，仅限于个人，而我们对大自然产生的兴趣却是共通的，而且可以从一个对象身上，转移到其他所有同类身上。”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人们对于报春花、布谷花等植物的感情，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实际上，所有生物都能体会这种感情，尤其是对本地植物的感情。植物是构成本地环境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区别所在。植物让一块随机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地点、一块领土和一处地址。克莱尔曾经将野花称作“绿色纪念碑”，这种叫法与罗纳德·布莱特[14]提出的“一种永恒的环境特征”遥相呼应，只是有些过于乐观了。克莱尔的兰花，是生长地点已知的个别的兰花，就像其他独株兰花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其他同类的兰花更加脆弱。他列出了12种“英国兰花”，其中就包括3种“布谷花”。他提到，肉色掌裂兰（Orchis latifolia）“生长在罗伊斯林地（Royce Wood）的低洼处，这里属于克拉克·克罗斯先生（Clarks Close）所有。在圈地运动之前，在皮斯菲尔德（Peasfield）附近的帕克斯沼泽（Parkers Moor）、斯内夫绿地（Sneef green）附近的死亡沼泽（Deadmoor）以及摩尔克洛斯（Moorclose）旁边的罗腾沼泽（Rotten moor）中，这种兰花长得很好。可是现在，这些地方都已变成了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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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四月下旬，花园里满是报春花和求偶的鸟儿。一群兔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气息，懵懂地误把此地当成安全的世外桃源，在梨树下刨了一个兔子窝。猫咪小黑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着它们的一举一动。此刻，她就蹲在客厅的窗户边，盯着这群天真的兔子。猫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独立于自然。不过，小黑并未因此而感到任何哲学上的困扰。窗户玻璃正好框住了她命153中注定的战利品，却没有让她感到任何困惑或疏离。她不打算冲破玻璃，也没有认输撤退的意思。她完全明白玻璃在中间所起的缓冲作用。她只是盯着那群兔子，朝着门的方向挪了一步，又往后退了一点，好看清楚兔子的位置。接着，她飞快地冲出猫门，一口气绕过房子的三面墙，紧贴着第四面墙的墙根蹿了出去。
大地上，一场精密又无情的捕猎正在上演。梨树上，三只大斑啄木鸟站在高高的树枝上跳着希米舞，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中两只的颈背处有一点红色，应该是雄鸟。书上说，雄鸟爱打架，红色尾部覆羽常常被误认为是打架后流的血。其实，啄木鸟相互追逐或求爱时，是很有礼貌的，就像在跳三维立体的方形舞：带着舞伴向前一步，侧行两步，步伐稳健，节奏规整。
在草坪边上，公雉鸡大摇大摆地踱着步子，奋力拍打着自己华丽的翅膀，力气大得恨不得要仰过去。母雉鸡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闲聊与聚会上。我很好奇，它们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着手去做窝。不过，用不了多久，绝大多数雉鸡都会成为冤死鬼。在春天发生的所有离谱事件和死亡事故中，雉鸡的命运无疑是最悲惨的。它们被人们从遥远的栖息地专门引进到这里，圈养在鸡舍中，还未成年，就被放到野外，任由猎人射杀。而最常见的结局是惨死在车轮之下。河谷周边的公路就是雉鸡的墓地，路面上全是被压扁的雉鸡尸体和断臂残肢，厚厚的一层。我亲眼见过，柏油路上，被碾断的鸡头怒目圆睁，像是在发出某种巫术的警告；还有，在木屋外的小路上，一只折断的鸡翅膀挂在了路边的峨参花上，诡异地随风摆动着。风吹在羽毛上，才让它们的尸体得以保留了一丝温度。我想，这也正是我不愿将它们捡回家、煮熟吃掉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已经死了，而是因为它们是冤死的，而且，它们看上去似乎还活着。
154历史上，人们曾多次将雉鸡从亚洲引入英国。古罗马人引进的雉鸡品种（colchicus变种）以黑色脖颈为特征。在他们的专制统治之下，雉鸡被关在笼子里，没有机会实现野生繁殖。一千年后，诺曼人再次引进了雉鸡，这次是大家熟悉的、有白色颈环的品种（torquatus变种）。在故乡，雉鸡习惯在稀疏林地和灌木丛中生活，来到英国的林地之后，也成功适应了这里的野外生活。它们四散在田野各处，被人用网捕猎；当它们休息时，还常常受到人类的惊吓和攻击。不过，雉鸡主要还是被当作野生鸟类对待。但是，二百年前，自人类开始有组织地用枪狩猎以来，它们再次变成古罗马人手中的商品。雉鸡蛋在孵化器中孵化，雉鸡在围栏中饲养，由于过度喂食而丧失了飞行能力，在对危险和领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放归山林，像野生鸟类一样生活。狩猎者在自己的车上贴了标语：“请为比赛猎物减速慢行。”每年夏天公布的数字让人瞠目结舌：在英格兰有两千万只雉鸡，在东安格利亚，平均每个庄园有五千只雉鸡。夏末秋初，雉鸡是这里最常见的鸟类。
据记载，略多于半数的雉鸡死于人类的射杀，这个数字甚至比食用雉鸡的需求量还要高，即使在农村，雉鸡也是一种不受人待见的食物。成堆的雉鸡尸体被焚烧、掩埋，或者直接扔进鸡舍附近的树林里，它们本来就是从鸡舍中放出来的。（树林里有喂养雉鸡和掩埋尸体的痕迹，地面的植被是一片片人工杂草。人类不论走到哪儿，都会留下某些高贵的足迹。）幸存的雉鸡在小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被人类随意抛弃后，迫不得已寻找着哪儿才是自己的新家。雉鸡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它们更倾向于逃跑来155躲避危险，而不是飞翔。因此，它们经常被汽车碾死，被人类和猎狗追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种失去了家园也毫无方向的生物，雉鸡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野生动物与文明力量之间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很可悲。但是，故意将圈养长大的鸟儿置身于野外的危险环境中，则体现出一种蓄意的冷漠。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管家这一角色冷酷无情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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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候鸟的归期依然难以捉摸。几周前见到的燕子已经从农场飞走了。沼泽地里，本应该出现大量的黑顶林莺，可我却没有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而作为春天到来的另一个迹象，叽喳柳莺的影子我也没寻到。难道它们迷路了？在地中海的风暴中迷失了返航的方向？我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梦见候鸟与南方的古老生态链最终被打破。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我照例四处奔走，寻找让我安心的迹象。我去萨福克郡的海边，在那里听到了一只夜莺的啼音。我缠着朋友打听，他们看到的夜莺似乎都比我多，听到的歌声也比我多。我给鸟类热线和候鸟观察热线打了电话，他们说，的确是欧洲大陆上空的气团阻挡了候鸟的归途，导致归期推迟，不过它们最终还是会归来的。于是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和候鸟一样，也被什么东西“阻碍”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听力每况愈下，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绝大多数夜莺的颤声高音，恐怕我已经听不见了，如同我听不见燕子嘹亮的尖叫一样。这样下去太可怕了，唯一让我感觉不孤单的联系也被切断了，这种感觉糟糕透了。吉尔伯特·怀特在中年时曾一度失聪，156失去了“乡间声音带来的好消息和小暗示”。他还在一封信的结尾援引一句话来表达感受：“就连智慧也被拒之门外了。”
四月下旬，我和波莉又去了一趟布罗兹湿地，看望我们的朋友玛丽和马克·科克尔。马克的敏锐让人羡慕，他对野外环境明察秋毫的程度，不亚于他对自己写作的一丝不苟。我知道，和他出去散一次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我们一群人中，除了三个大人，还有马克八岁的女儿米里亚姆和邻居的儿子凯文。凯文非要跟我们一起过来。我们沿着切特河（River Chat）前行。河畔是长满了芦苇的沟渠，以及柳树林和灌木丛。几步之外，就是碧波荡漾的河面。当我盯着地上看时，马克发现了崖沙燕。他还分辨出了宽尾树莺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太了解这种声音了，我确信自己也能听出来。马克似乎有本事凭空变出鸟儿。接着，他又机智地在我们正前方的上空中发现了雨燕。没想到，今年我和雨燕的初次见面，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我完全没有注意的方向，由别人指给我看。这是我生病之后，第一次正式遇见雨燕。我觉得很丢脸，也很难过，就像是自己的礼物被别人事先打开了。雨燕就在这里，我却没能发现它们。难道，我的听力比我以为的还要更差？我的注意力呢，是否还停留在我一直盯着的那面墙上？
我望向马克。他站得笔直，眼睛向前方扫视，一边牵着女儿的手，一边指给她看，这是一群燕鸥，那是一只沼泽白头鹞，那边还有许多燕子。我居然全都没看见。我看了看自己。我很清楚，自己时常会心不在焉。我的双眼看向地面，盯着脚前方大约一米半的某个重要位置，在紧张地盯着自己的脚与目视前方探寻之间，草率地做出了折中的选择。这既是作为一个植物学家的姿态，也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觉。观鸟者用“浅尝辄止”（dipping）一词来形容没有看到稀有鸟类。而在那一刻，这个词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157（15）与此同时，凯文正双手叉腰，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电脑游戏。他捡了几块石头打水漂，接着又放下我借给他的望远镜，用手扯了几把芦苇，还差点掉进沼泽里。他患上了注意力缺失综合征。米里亚姆看着他，摇了摇头，又告诉我，她的姐姐蕾切尔即将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柳林风声》，扮演一只黄鼠狼。米里亚姆把动物围攻蟾蜍的家描述得像林地的宣传片似的，被压迫的动物一起冲向特权之首府。我想，我大概也得了注意力缺失综合征。我将自己的弱点投射到大自然身上，体会到了一种荒谬的悲天悯人（这是浪漫主义者对大自然借景抒情的一种倾向）。候鸟的归期或许会推迟，数量或许会减少，但是，真正错过上船时间和提示的人，其实是我。
我被沮丧和失落的情绪淹没。我的生命中，还剩下多少个春天？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罕见的忙碌之中。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至于我的听力，真的是需要帮助，才能巧妙地摆脱无声的春天。我去看了听力医生，他说戴助听器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记得，吉尔伯特·怀特也有助听筒，但又觉得，在沼泽地里戴这么个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戴维·科巴姆另辟蹊径，建议我去侦探所打听打听。可是侦探所的人告诉我，能够调节远处声音的便携式设备，只存在于虚构的电影中。所以，我只能靠自己了。我逛了一些专业的电器商店，买了高品质的定向话筒、数字录音机和一副随身听耳机，自己组装了一台助听器，将之命名为“听力宝”（Auric）。我第一次戴上它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些我以为被困在巴格达和阿尔卑斯山之间、被毒气熏死、被饿死或被撞死的鸟儿，似乎就在我跟前欢乐158地歌唱着。这大概是我三十多岁之后，第一次真正听到芦苇莺的优雅小调，灰白喉林莺抓挠树皮的声音，还有叽喳柳莺尖尖细细、忽高忽低的胜利的歌唱。
恍惚间，我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作为代价，我也听到了被放大无数倍的噪音，比如远方飞机的轰鸣声和路上汽车的喇叭声。我觉得这样的交换是合理的，因为这就是候鸟回归的真实世界。它们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也回到了我的脑海里。
* * *
几天后，我们又来到了布罗德兰最荒凉、最潮湿的一个地方。我带上“听力宝”，用圣诞节我装扮牧羊人时的那个背包装好。至于波莉，我真心希望，她永远不要忘记这辈子在布罗兹湿地留下的足迹。一路上，我们路过了多个野外观察的辅助设施：带门的小屋，五种颜色标记的一条条小路，写着该寻找什么、感受什么的提示牌，集安全护栏和无障碍通道于一体的、彰显着新安全文化理念的房屋。这一切，似乎都在传达着一条不祥的信息：“不鼓励寻找第一手经验。容易受伤。生活不易，切勿擅闯！”
我们来到了一片大约15平方公里的开阔水域和沼泽地。中间只有一条弯曲的大路，将此地一分为二。沿着古道、堤岸和河畔一路前行，在这里，随处可见沼泽鹞，它们在远处的芦苇荡中，乘着回暖的气流起飞，雄鸟翅膀上有灰色、栗色和黑色花纹，好似臂板信号机。有时候，我们一抬头，可以同时看见五六只鹞在天空徘徊。1971年，整个英国，只有一对沼泽鹞栖息。现在，仅诺福克郡就有150多只沼泽鹞，其繁衍方式为一159夫多妻制。它们的眼珠在眼睑下滴溜溜地快速转动，多希望我也会这项技能。它们活脱脱一副探路者的模样，探寻着前方的未知领域。
夕阳落山时，三只鹬鸟从沼泽上飞了起来，身影快得像火箭。它们加速飞到约30米高，接着像照明弹一样炸开。我拿着双筒望远镜，追踪着其中的一只。它的翅膀在用力地上下舞动，掠过夕阳的余晖越飞越高。忽然，它张开尾翼，陡然俯冲，仿佛一把利剑。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两三秒钟。多亏戴了“听力宝”，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了风吹过紧绷尾翼时的摩擦声，恰如一支箭正中靶心后的颤音。鹬鸟确实会唱歌，当它们受到冲撞时，会发出细小的呼哧声，以示抗议。而这种低鸣，就是它们在春天里的歌唱，在风吹动空气和它们的羽毛时奏响，是一首应景的芦苇风声狂想曲。
夕阳看上去硕大无比，将沼泽地染成了黄褐色，一如秋日胜景。影子落在我们身后，视线的边缘渐渐变暗，这是我的另一种官能退化。在我听力的极限附近，我捕捉到了一些杂音，我不禁抬头望去，三只鹤低低地飞着，几乎就在我们头顶正上方。它们的翅膀展幅宽达两米半，足以遮天蔽日。它们的轮廓呈弯弓形，双脚和脖子略低于身体，似乎像海洋动物或是远洋巨轮。它们排成一行，朝着夕阳飞去。即使经过我俩时，也无动于衷，完全没有看我们一眼的意思。鹤已经在这片沼泽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也赢得了对这片土地的共同权利。鹤群在离我们数百米远的地方降落，两只消失在芦苇荡的深处，而剩下的那只，独自起舞了片刻。它交替抬起双脚，不时地点着头，随后便飞走了。我猜，它是困了，想必今晚它能睡个好觉。
鹤的完整舞蹈一直让我魂牵梦萦，这是沼泽地里的一种美妙160（16）仪式，只可惜，我似乎还不够资格去欣赏一回。纵观历史，鹤舞一直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有趣主题。特修斯（Theseus）从克里特岛（Crete）返回时，与被他救下的童男童女一起跳了鹤舞，即“迈着仙鹤的步伐跳了一段圆圈舞”。公元前500年，中国也有一种“白鹤舞”，其形式与之非常相似。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约翰·克莱尔曾写过一种名为“人鹤模仿大赛”的游戏，主要在庆祝丰收的家庭聚会上进行。这说明，在英格兰东部，当时的人们对鹤十分熟悉且印象深刻。他写道：“男人的手里拿一根长棍，顶端绑着一截木棍，整体呈倒置的L形，代表鹤长长的脖子和喙，再用一大张布将木棍和自己的身体绑在一起。在这项活动中，大家往往玩得很尽兴，‘鹤’专挑年轻女孩和老汉的光头啄，把大家搞得一团乱。”（众所周知，模仿是人与鹤之间的相互行为，鹤之所以跳舞，或许是在看到了人类欢欣雀跃、手舞足蹈之后，受到了启发。）
杰出的鸟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爱德华·阿姆斯特朗（Edward Armstrong），关于人类和动物的仪式活动具有同源性的观点，他表示深信不疑：
无论是出于生理或情感需求、社交需求、对节奏感的追求，还是生命体通过行为模式进行自我表达的内在倾向，鸟兽与人类都产生了相似的行为。因此，当人们在描述鸟类的舞蹈时，使用了“四重奏”“小步舞”“华尔兹”“回旋舞”和“确定搭档”等术语，并非刻意拟人，而是承认了鸟类舞蹈和人类舞蹈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两者的共同点。在舞蹈中，人类超越161了自身的孤立世界，寻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否则，人类既无法健康生存，也无法获得幸福。
阿姆斯特朗将舞蹈的基本形式（静态舞、圆圈舞、线条舞、换位舞、独舞、双人舞、双人群舞及群舞等）列成表格，结果发现，鹤精心设计的仪式几乎符合每一种类别。不过，他对这些仪式活动的整体观点，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而我，始终没有机会找到一份关于鹤舞的完整描述，来弥补我的缺憾。不过，在19世纪，美洲鹤在美国还十分常见，佛罗里达州的乡村小说家玛·金·罗琳斯[17]曾经描写过美洲鹤的晚祷仪式，令人浮想联翩：
美洲鹤跳着集体沙龙舞，就像在沃卢西亚县（Volusia）起舞时那般自信。两只白鹤各自领舞，它们身形挺拔，通体洁白，发出了一种奇怪的乐声，既像在哭泣，又像在歌唱。曲子的节奏没有规律，舞蹈也是一样。其他的白鹤将领舞的两只围成了一个圆圈。在圆圈中央，领舞的鹤跳着逆时针舞步。乐师们只负责歌唱。只见舞者先抬起一侧的翅膀和脚，随后换到另一侧；接着，它们将头埋进自己雪白的胸脯中，再高高抬起，又深深埋入。它们跳得很轻巧，姿势稍显别扭，却自带优雅，流露出一种庄严感。它们的翅膀不停地扇动着，像伸出的手臂一样，上下起落。外圈的群舞不停地转着圈，中间的领舞则慢慢酝酿。霎时间，所有动作都停止了。两位乐师来到圆圈中央，原来的位置则由其他白鹤顶替。短暂的停顿之后，舞蹈又重新开始了。在沼泽清澈的水面上，十六只白鹤的倒影正翩翩起舞。
162（18）亲眼目睹布罗兹湿地的白鹤起舞，领略这种善于交际且纵情享乐的动物的乐趣，至今仍是我未偿的夙愿。可我不确定的是，假如我有意识地去努力，能否就一定如愿。或许在不经意的瞬间，鹤会出现在某地，与我不期而遇，带给我狂野的惊喜。
* * *
雨燕或许已经回到了布罗兹湿地，只是还没来得及回教区，自然也就没驾临我小屋上的阁楼。往年，五一节那天，我都会整装以待，迎接它们的归来。我再次来到公园的湖边，可什么也没看见。这时，我忽然想起一条观鸟的老规矩，于是将双筒望远镜微微向上倾斜。看，它们在那儿，密密麻麻的一大团，天边的云朵底下有一大群浮游生物，那是用肉眼难以看清的远方。古老而浪漫的呐喊从我心里呼之欲出：“它们回来了！雨燕回来了！”也许它们的归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它们遭遇了恶劣天气，因此有所耽搁，但它们还是风雨无阻地回来了。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有一首绝妙的现代诗是为雨燕而写的，在这首诗中，她帮助鸟儿挣脱了人类的期待和象征意义的束缚：
……事实上
寓言不需要雨燕，而我们的世界需要
雨燕并没有受罚，也未曾狂喜
它们不过是在海上睡觉的无足鸟
在这万物呼吸的尘世间
优雅地唱着，“自己生活在另一片苍穹”
以另一种方式证明，“奇迹不会发生”
看着奇迹
这就是关于雨燕的真相
也是雨燕送给我们的礼物。
随后，寂静笼罩了大地。风向转为西风，天气渐暖。一只斑鸠在沼泽地里咕咕叫。一天早上，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到163一只布谷鸟在后院的草地上飞得很低，它拖着尾巴，翅膀快速而轻微地颤动着。难怪人们常说，布谷鸟在冬天会变成鹰。九点半的时候，小燕子飞回来了。这次有两对。燕子开始在去年的老窝上继续筑巢。我回想起在我的生命中，将近半数的年份都见证了这一刻，这是奔波的房客许下的夏日承诺，它们带给我欢乐、陪伴和灵光乍现的启迪。但是，最近以来，它们带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
我来到屋外仔细观察，就像雨燕在奇尔特恩老宅安家时那样。我小心翼翼，尽量不靠得太近。在最初的几个小时，甚至最初的几天中，雨燕有些紧张，性情不定，甚至还没开始筑巢，就一连换了好几个地方。我蹲在草坪上，一群群燕子从我身边飞过，动作流畅轻盈，像是在空气中游泳的小海豚。有时候，它们会错误地判断跃上屋檐的飞行弧线，结果只好重新再来，飞回谷仓，下降到电线以下的高度，双翅轻拍，调整降落的角度。它们时不时地离开窝，但总是不到一分钟就回来了，我很好奇它们是从哪里采集的泥土。我顺着雨燕飞行的大致方向，绕到了树篱外面的谷仓，发现它们在离小屋不到50米的甜菜地旁边的水坑里戏水衔泥。那摊水好似糖浆一样黏稠。我很想知道，几天之后，燕子窝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像烙饼一样在日头下烘烤。
筑巢进程过半，雨燕开始了团队合作。一只燕子负责将泥巴衔到窝边，另一只留在窝内，将泥巴快速涂抹堆砌起来。有时候，筑巢的技术也会适当调整，它们张开嘴，用较慢的速度将泥团压实。窝的弧度是最难处理的，有一部分弯曲的窝底已经脱离了屋顶，必须从下向上反复修补，就像刚开始筑巢时那样，而不164能一味地向外延展。到了11点，它们就停止工作。这大概是为了让新铺的泥层有晾干和硬化的时间。雨燕到底是如何即兴发挥，用这种奇怪的建筑材料，在没有经验的陌生环境中筑巢的？单靠本能，绝对无法完成筑巢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断变化的挑战。燕子懂得思考，能够一边筑巢，一边考虑对策。本能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基础和架构，但是要想每分每秒把握细节，恐怕这些只有9个月大的燕子必须像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具有创新和创造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在奇尔特恩老家一个燕子飞舞的夏天，我和姐姐合写了一本手记，详细记录了燕子的飞行运动，我计划绘制一幅关于燕子生活和决策的示意图。这本手记我一直保存至今。它主要是由一张张图表组成，形象地再现了燕子进窝出窝的方向，停留时间和离开时间。我原本以为，能够从纷飞的箭头中窥探出某种节奏，可惜并没有实现。它们并不如我预想的那么果断和聪明，主要还是凭借直觉。我隐隐觉得，有时候，当天气不好时，燕子会离开很久，时间漫长到令人心焦，我不禁担心起窝里雏燕的安危，害怕它们会冻死或饿死。一天下午，我决定骑车去寻找燕子父母的觅食之地。我依稀记得，公地上有个投喂站，那里总是挤满了教区各处的鸟儿。然而，我一连找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见它们的踪影。不过，我在那儿倒是看到了不少觅食的鸟儿，它们躲在任何可以避风的角落。我注意到，有一只鸟儿在运河船闸处不停地进进出出，还有一群鸟儿在酸橙树的树冠和树枝间穿梭，翅膀与树叶摩擦时，拂走了上面的虫子。
手记中也有文字部分，记录了十月份出生的最后一窝雏燕，165当时天气冷到窝里都结了一层霜；记录了有次我情绪完全失控，在路边冲着打作一团的两种动物大吼，好让它们彼此保持距离；还记录了另一个夏天，一只大斑啄木鸟袭击了燕子窝，雏燕全都掉到了地上。（那天晚上，燕子父母花了很长时间在被捣毁的窝里激烈争吵。到了第二天，它们开始拼命修补，把洞堵得严严实实，连它们自己进出都不太方便了。）
当雏燕第一次从窝里试飞并远走高飞的那天，我写下了这段话：
这些天，雏燕一直很活跃，在窝里兴奋地上下扑腾，伸展翅膀，跃跃欲试，想要体验窝外的世界。它们扭动着身子不断向前，将窝口的雏燕挤到身后，如此循环往复。有时候，我很肯定它们踩到了彼此身上。它们看上去就像在洞口翘首以盼的小水獭。它们一定是想要飞走了。
今天，最大的雏燕从窝里探出头来，胸口抵在窝边，通体已经附上了近乎成鸟的羽翼。蓬乱的幼毛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光滑的黑顶和绸缎般雪白的前胸。它像往常一样四处张望，抬头看着自己的影子，低头望向窝底正在织网的蜘蛛，又向外看看路人和汽车，尤其是从窝前翩翩飞过的甘蓝白蝴蝶。它目不转睛地盯着蝴蝶飞过，头几乎转了180度。接着，它突然变回了雏燕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想必是饿了。
这会儿，燕子父母飞了过来，似乎打算给雏燕喂食，转眼间又飞走了，像是在故意逗孩子。父母的爪子166（19）勾住窝边的墙，不时探头向窝里看，好似耍蛇人，暗中观察雏燕的反应。这时，一辆英国电信公司的亮黄色的面包车突然出现，两只鸟儿匆忙缩回窝里，有一只还差点掉了下来。
到了午饭时间，那只最大的雏燕又来到了窝的入口处，好奇地向前伸着脖子，发出欢快的颤音，接着一跃而下，迅疾的身影仿佛软木塞从香槟酒瓶里迸了出来。不一会儿，第二只雏燕也起飞了，很快它们就飞得像父母那样随心所欲，在窝边自在徘徊，催促着窝里的雏燕赶快试飞。
* * *
在我们的农舍，雏燕试飞估计要等到几周之后了。在燕子蛋孵化之前，我却意外卷入了一场离奇的小风波。故事的主角有岩燕、雨燕，还有一段吉尔伯特·怀特笔下的紫杉木，我特地将它带到了诺福克郡。故事的结局涉及“自然叙事”的一些启示。关于它们之间不可思议的背景关系，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
吉尔伯特·怀特曾经写过一本不朽之作《塞尔伯恩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其中，有四篇关于燕子（hirondelles，法语中的“燕子”）的散文颇有见地。（我之所以用了这个模糊的词，是因为与“hirundines”不同，“hirondelles”包括了雨燕、燕子和岩燕，根据普遍的分类方法，它们都属于人类的夏季房客。）燕子通常是自然写作的“客观”对象。这是我喜欢上怀特的部分原因，并最终促使我执笔为他立传。那段时间，我经常待在塞尔伯恩。这里乡村风光的一大特色，就是圣玛丽教堂墓地的紫杉古树。据说，它的魔力似乎已经超出了科学能够解释的范畴，甚至连怀特也这样认为。
167从此，便开始了我与这棵紫杉树的纠葛，至于是谁在纠缠谁，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这棵紫杉树是塞尔伯恩村的地标。它既不卑贱，也不高贵，容易滥用在古树身上的陈词滥调都不适合它。除了周长惊人之外，它甚至都不算特别大，一直默默无闻地生长在教堂的西南侧。怀特的博物志首次出版时，赫罗纳穆斯·格里姆[20]为这棵紫杉树创作了一幅版画。可他明显把树画矮了，画得和周围的农舍差不多高。
这棵紫杉树已经很老了，看上去矮矮壮壮的。如果非要把它拟人的话，它不像一尊佛，倒是更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Falstaffian），大腹便便，一身怪癖，给人一种无序感。近看，它的确与众不同，树干的拐角处有许多深邃的凹槽和横生的枝节。树干内部，大部分芯材已经烂完了，柔柔地泛着好似珠母层的紫绿灰色光泽。树的四周，是一圈椅子。
怀特曾详细写过这棵紫杉树的故事。然而奇怪的是，该文章并没有收录在《塞尔伯恩博物志》中，而是收录在《塞尔伯恩古物志》（Antiquities of Selborne）中，仿佛这棵树不是濒死，而是已经死了。怀特知道，这棵紫杉已经很老了，并认同它或许“与教会同岁”。他认为，教堂墓地里之所以经常看见紫杉树，可能是为了让“最受尊敬的教区居民”能够在紫杉树下乘凉，或成为一道挡风的屏障。此外，紫杉木还可以用来制作长弓。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紫杉树拥有悲伤的外表，因此作为死亡的象征，人们特意将其种在了教堂的墓地里。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怀特设想的各种理由都不对。现代人认为，紫杉树不仅不是死亡的象征，相反意味着不朽。其部分原因在于，紫杉的树叶四季常青。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紫杉树的寿命可以长达千年，这种观点也越来越成为主流；而紫杉出现在教堂168墓地中的原因，与基督教传统也并无多大关系。从历史记录、年轮分析和景观变迁的证据来看，目前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教堂墓地里的众多紫杉，与其说是“与教会同岁”，倒不如说比教会更古老。许多紫杉树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最可能的情况是，紫杉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早期的异教徒在树下进行宗教活动，并由此发展成了基督教做礼拜的原始场所。毫无疑问，塞尔伯恩的紫杉树至少有1500多岁了，浑身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作家或出于对怀特的敬意，或为了在紫杉树的历史中添上属于自己的一笔，纷纷前去塞尔伯恩朝圣，不断测量着紫杉树干的周长。W.H.哈德逊[21]也来过此地。威廉·科贝特[22]在写《骑马乡行记》（Rural Rides）时，曾发现这棵紫杉树的周长比怀特时代增加了约20厘米。
然而，1990年初，这棵紫杉树却不幸被大风刮倒，躺在了墓地的西南方。当时的牧师有感而发：“教堂墓地淹没在风暴的海洋中，树枝和叶子被风卷起，冲向沉船似的白色墓碑。”墓碑之下，是30具遗骸，其中有19世纪初带头抗议什一税的志士。塞尔伯恩的紫杉树正在向世人展示着它的千年记忆。
1987年飓风肆虐之后，当地人无法接受汉普郡（Hampshire）大名鼎鼎的紫杉树被风刮倒的事实，于是开展了多番营救行动。当地的农业大学派了一队人，锯掉了紫杉树沉重的树冠，用吊车帮它重新站了起来。牧师带领村里学校的孩子们，手拉手环绕着紫杉树的树干，祈祷它能活下来。奇迹正渐渐发生。然而，种种救援过后，紫杉树正下方的一条地下主线管突然破裂了，市政用水完全淹没了紫杉树的树根，一直泡了36个小时。讽刺的是，169这成为了压垮紫杉树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月之后，老紫杉树在抽出了几根新芽之后死了。
不过，在紫杉树还没死之前，就有数百人来这里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走时还不忘带走一些剪下的杉木做纪念。木工们的生意好极了。凡是在紫杉树下聚餐、求爱或求婚的塞尔伯恩市民，都可以得到一个用这棵紫杉树的木头制作的木碗或伞菌菌棒，其中甚至还包含了他们呼吸的空气分子。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这棵紫杉曾经为他们遮风挡雨？教堂用紫杉木做了一把琉特琴，我带走了两根原木。你或许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
可是紫杉树还不想走。村子举行了一场感人的告别活动，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参加了。人们将它的一根树枝种在了离现在空心紫杉不远的地方。我的那两根原木一直在车库里放了十几年，被压在一堆旧书和园艺工具下面。后来，我带着它们一起来到了诺福克郡，送了一根原木给大卫和莉莎，我以为他们会拿来雕刻心爱的仓鸮，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原木转送给了木雕艺术家马修·沃里克（Mathew Warwick）。马修用这块木头给他们做了一只木碗，上面还雕刻着吉尔伯恩·怀特的燕子图案的微型镶饰。
于是，我趁着周末，把剩下的那根原木也搬到了马修的工作室，想请他帮忙雕刻，并尽力阐明我对岩燕、雨燕的模糊印象，以及仓鸮在庄稼地里的犀利眼神。马修耐心地向我解释，为什么我的要求难以达到。紫杉木是一种不太硬实的木材，经常会出现难以预见的缺陷和裂缝，处理起来十分麻烦。你没办法先在心里想好一个固定方案，然后期待木材能够完全配合你的想象。所以，站在马修的立场，他希望像打开牡蛎壳一样，去探索原木内部的瑕疵和缝隙，然后再设计该怎么雕刻合适，这样才能做到“因材制宜”，打造最适合燕子的造型，而燕子从此也将栖息在这170个木头做的安乐窝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怀特本来认为，有一部分燕子在过冬时，就是藏在塞尔伯恩公地的树根下冬眠的。虽然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这一点，但在过去的传说中，燕子的确是在教区的池塘底部冬眠的。（塞缪尔·约翰逊[23]专门为这些池塘里的燕群发明了一种迷人的说法：“一群燕子聚在一起，一圈圈地飞舞着，随后一股脑儿地冲进池塘。”）马修理所当然地认为，怀特当真是这样想的，并认为这是一个与安居和归属有关的传奇神话。而我一直认为，怀特之所以愿意接受燕子冬眠的可能性（以至于他真的会去当地的帚石南坡地和小屋阁楼上寻找冬眠的燕子），与其说是出于开明的科学态度，不如说是源自他对燕子的留恋与不舍。挚爱的燕子飞走了，标志着夏日的终结。心力交瘁的怀特，只能在内心深处的角落，期盼着有些燕子并没有飞走，而是留在自己的教区过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马修却认为，怀特所相信的是一种寓言。不论他的话是有心还是无意，都让我吃了一惊。二十年来，我与怀特一直都是文学上的挚友，可我从未想到，怀特笔下竟蕴藏着如此心思缜密的隐喻。当然，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栖居的寓言，是万物生灵群落的一个缩影。然而，怀特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兼具扎实的理性思考的作家，他与自然写作历史上的前辈和后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必须改变思路，把他当成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小说家才行。
于是，我又重温了怀特于1774—1775年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四篇精彩的论文。时至今日，这些文章读起来依然十分引人入胜。怀特对鸟类的观察“细致入微”，无可挑剔；同时，他的文章从文字上看，丝毫没有科学论文的艰深学究之气。结构自由，内容涉及许多有趣的奇闻逸事，从字里行间还可以感受到怀171特的深情。文章中也提出了不少问题，但往往缺乏跟进。他在调查方法和陈述方面并不擅长。然而，一些其他的目的代替了传统科学中先入为主的主客体及因果分析，在不知不觉之中，一直指引着怀特。此外，如果你考虑到作者在写作时的处境和大概的精神状态，你会对这些文章的深度有新的理解，也会与作者产生新的共鸣。一个中年单身汉，只身留在英国的偏远乡村，内心渴望着知识分子的陪伴和都市的快乐生活。在描写候鸟的栖息、迁徙和家庭责任时，他考虑的不仅是鸟类的处境，还有自己的处境和人类的处境。
描写毛脚燕筑巢的文章，实则是一个关于生活的小故事，怀特用这种方式思考了如何平衡工作与玩耍的关系。文章集中描写了鸟儿作为筑巢者和居住者的充实忙碌与天然的幽默感。怀特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写这些“勤劳的工匠”是如何工作的，“一天漫长的劳作，从凌晨4点前开始。燕子只在清晨筑巢，白天其他时候则用于觅食和娱乐，为新窝的晾干和硬化留出足够时间。”燕子的故事是关于家庭生活的，而怀特作为一名乡村牧师没有孩子，自然也就没有体验过家庭生活。他讲述了雏燕是如何在“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面对猛禽的捕食，母燕在保护孩子时是多么“为母则刚”；在飞行中又是如何对孩子照顾有加：“母燕和雏燕发出默契的信号，相互交错着越飞越高，朝着一个角度在空中相遇；小燕子不停地发出短促的鸣音，充满了感激与满足。”崖沙燕是一种相对陌生的野生品种，“在此地的乡村并不常见，与英国的其他燕子品种也都没有什么关系”。崖沙燕非常神秘，在崖壁上“凿洞为巢”（terebrating，这是怀特想出来的科学术语），在黑暗中育雏，悄无声息，也不爱交际。它们的故事，向我们暗示着大自然的多样与神秘。
172但是，对于雨燕，怀特是再熟悉不过了。他赞美着雨燕节日般的聚会和永不停歇飞翔着的一生：“如果有人愿意在五月的清晨观察雨燕，将会看到成对的燕子从高空中乘风而过，其中一只不时落在对方背上。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这对燕子双双坠落数米。正是在这个‘结’骨眼[24]上（怀特的双关语从来都不过关），它们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任务。”这是一个关于野性与自由的故事，写的是怀特错失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怀特一直是孤身一人，他没有志同道合的邻居，还饱受晕车之苦。在文章的结尾，他陷入了对两只雏燕的深思：
它们像新生儿一样柔弱无助……一想到这些无所事事的小生命在短短两周之后，就能像流星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向天空，甚至踏上漫漫迁徙之路，穿越广袤的陆地和海洋，一直飞到赤道遥远的另一边，我们就忍不住为之感叹。大自然如此迅速地将雏鸟训练到了完美的状态；相比之下，人类和大型四肢动物的成长发育过程却如此缓慢而乏味！
当然了，燕子会在英国乡村过冬的观点，在科学上纯属无稽之谈，怀特究竟是否“相信”这种说法的字面含义，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虽然这种观点不靠谱，但怀特对燕子的感情却是真真切切，恰如雨燕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高空边飞边睡的事实一样，毋庸置疑。
几周之后，马修过来找我。他告诉我，一想到要把这根紫杉原木切开，雕一个“有限而清晰”的冬眠之地，他就感到紧张。不过，他还是打算按照这个想法，先把构思画出来。顺便173提一下，共有六对燕子在我家外面筑巢了。他及时将脑海中酝酿已久的想法画了出来，手稿带着花边，剪成了一对翅膀的形状。其中一幅画刻画出了燕子在紫杉原木中安眠的样子，燕子的身影倚在非洲乌木上，做着南飞的美梦。另一幅画的是紫杉原木本身，想象着它的年轮犹如一本打开的日记，每一页都标记着树的年纪。马修写道：“或许，紫杉树就是一座贮存着无穷想象的宝库，传达着各种信息和消息。”他很好奇，“这根木头中蕴藏的种种可能性是否具有一种撩人的特质”，因此它才能够在人间一直流传下去，不同的人对其所包含和呈现出来的信息也会有新的解读。
紫杉木、燕子与艺术家之间的这轮迂回交锋，似乎让一块木头变成了富有创造力的批评家，对此人们当作何感想？在这个世界中，记忆、情感、自发意识以及不断增长的对事物整体的把握，相互交织。若想对这种复杂的感觉进行描述，仅凭有限的简单术语和自然科学的因果模型，显然是行不通的。我在农场观察筑巢的燕子时，发现它们拥有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无法简单归结为由燕子的自然本能触发。怀特在写燕子时，他不仅将燕子放在由众多物种组成的真实环境中（他本人也是环境之一），还进一步探索了不同动物在不同生活中所产生的共鸣。
至于那段紫杉原木，它帮马修和我找到了探索所需的领悟力。或许，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它是一位理想的倾听者或是一面回声墙，能够在获得了深刻体验之后，将自己的想法以微妙的方式，重新折射到观察者的脑海中。不过，这种比喻似乎太过被动。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经历过无数风雨、在逆境中得以生存的有机体，理应获得更高的评价才对。摆在我面前的有一种选择，174即追随新时代的人们对于紫杉树的崇拜，将之视作生命之树，并赋予其进取精神，这种想法似乎让人很动心。但我不能踏上这条神秘主义之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我都觉得，这不过是人类作为主体，将大自然视作客体的另一种形式，而这段紫杉木也仅仅被当作大自然的一个离散的个体。或许，恰如安妮·史蒂文森诗中的“雨燕的礼物”，紫杉树的礼物就是帮助我们领会，生活“在万物呼吸的尘世间”的意义，让我们意识到，思想是一种比意识更博大之物，未必会局限在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之中。思想是所有生命都具备的功能，是后天习得的、能够产生共鸣的经验，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它可以是文化的、合作的，甚至是大家共有的。或许，基于我们对生命统一性的新的理解，更有助于我们摆脱“思想乃是个体所有之物”的谬论，拥抱“思想乃是万物共有共享之物”的观念，就像一片原野。
* * *
在过去几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雨燕和岩燕之所以能够热闹忙碌地生活，主要归功于啄木鸟的踏实可靠。它们无处不在。大斑啄木鸟还会飞到梨树上，它们的鸟巢肯定离花园不远。它们也经常出没于沼泽地带，流连于长虫的赤杨林和柳树林中。在帚石南坡地上，绿啄木鸟就像长着青色绒毛和火舌的幼龙一样，在草坪上跳跃着，接着飞上天空，大喊大叫。这两个物种，或者说这两只不同的鸟，都喜欢停在花园外的一根电线杆上。啄木鸟奋力朝着电线杆飞去，尽可能地在起伏的飞行过程中保持直线，随后像沿着绳子下滑的攀岩者一样，躯干贴在电线杆的表面。它们并不是在这里觅食或探察，而是扮演着哨兵的角175（25）色，四处张望，相互对视，将这里当作一个视野极佳的瞭望台。不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一两只啄木鸟，不是在大笑，就是在盘旋上升。
因为难以言喻的巧合，在我的生命中，啄木鸟第三次成为了让我愉悦的信使。我看到一只啄木鸟，就收到一条爱的讯息。波莉正在想我，而我也正想着她。
关于啄木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这是为什么呢？啄木鸟作为神话中的预言家，具有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啄木鸟能预言雨水，能影响庄稼的生长，甚至能预测世界的未来。在法国的吉伦特（Gironde），流传着一个关于啄木鸟能预示下雨的民间故事。上帝创造了地球之后，命令所有的鸟儿用它们的喙，啄出大海和湖泊。除了啄木鸟表示拒绝之外，其他鸟儿全都照做不误。鉴于啄木鸟不愿意啄地球，她（谬误，原文即如此）就惩罚啄木鸟永远啄木头。而且，由于啄木鸟在啄出湖海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功劳，所以只配喝雨水。因此，可怜的啄木鸟永远都在望着天空笃、笃、笃，不论是在天上飞行，还是在地上落脚，它们总是抬头向着天空，张开嘴巴等待着接雨水喝。
然而，在希腊和东欧等神话中，绿啄木鸟和黑啄木鸟被视作生育或丰产的象征。这主要是因为，啄木鸟在挖蚂蚁时，同时也是在掘土。这些神话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公认的说法是，这是一种交感巫术。绿啄木鸟的进食技能与耕地颇为相似，让人联想到肥沃的土壤和生育能力；而大斑啄木鸟的笃笃声很像打雷，所以才有了啄木鸟求雨的传说。交感巫术通常可以简单解释为“相似物治愈（或产生）相似物”；在探索自然界的秩序和关联性方面，交感巫术的确是一个更全面、更普适的方法，几乎无所不包。其核心思想是类比，是一种“非科学”的自然信仰，认176（26）为生命的不同层面不仅是彼此关联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相互产生物理影响——可以称之为“隐喻”。外在的相似性，就是内在过程和潜在共鸣的线索。植物的形状和颜色，反映出它们蕴藏的力量。人类模仿了动物的交配舞蹈，就可以促进这些动物的繁殖，或许也会让舞者生更多的孩子。而啄木鸟笃、笃、笃，老天就会打雷下雨。
交感巫术并不是通往真正科学的初级阶段。它属于另一种理解方式，其信众希望以此来影响世界。交感巫术始于观察和经验，但它并不是试图通过简化的方式来解释世界，比如将其分解为更小、更细微的部分或“原子”，而是通过更宽泛的视角来审视，直到对象似乎已融入这个盘根错节的世界之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具体性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oncrete）。吉尔伯特·怀特对燕子冬眠的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带有巫术的色彩，这表达了，他希望燕子能够留在自己身边，与自己一生相伴。
这让我又想起了啄木鸟，以及它们带给人们的奇怪感受。我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自然不会真的相信，啄木鸟能够预测或召唤雨水。但我会聆听它们的叫声，抬头看它们飞翔。啄木鸟粗粝的嘎嘎叫声、向上倾斜的喙、盘旋飞行的身影、笃笃笃的声响，还有红色、黑色和白色的油亮绚丽的羽毛，所有这些曾经吸引我们祖先的特征，今天也同样吸引着我们。啄木鸟的节奏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了定式。如今，人们对它的解读更加实事求是，甚至可以说有些草率，不过好在并没有完全丧失同理心。啄木鸟带给人们警示，让我们时刻小心。它们是感叹号，是人们在祈福时，彼此交叉的食指与中指。当你做出这个祈福手势时，在别的地方，一定有人也在仰望苍天，做着相同的手势。
* * *
[1] 在英语中，spring同时代表“弹簧”和“春天”。——编者注
（2） Henry Reed, “The Naming of Parts”, A Map of Verona, 1945.
[3] 蜜环菌（honey fungus）因体内富含磷类物质，可以发出幽暗的银光，俗称“鬼火”。——译者注
[4] 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1931—1987），美国著名家具设计师、雕刻家、艺术家。——编者注
[5] 即《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编者注
[6] 金丝雀的特点是极易受有毒气体的侵害。矿工下井作业时会带上金丝雀，将笼子悬挂在工作地点，当观察到金丝雀晕倒时，便知道危险来临，需要及时撤离。——译者注
[7] 耶利米（Jeremiah，前650—前570），希伯来先知，也被称为“哭泣的先知”，他预见了亚述的灭亡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圣经》中有《耶利米书》等。后也引申用来形容不停抱怨和预言灾祸的人。——编者注
（8） 威兰德林地（Wayland Wood），位于沃顿村（Watton）以南，现在是林地基金会（Woodland Trust）的一处自然保护区。
[9] “林中宝贝”（Babes in the Wood），英国民间传说，相传发生在诺福克郡的威兰德林地。故事讲述了父母双亡的两个孩童被叔叔和婶婶收养。叔叔盯上了孩子继承的遗产，于是雇来两个恶棍，命他们将两个孩子带到林地里杀死，并骗妻子说他们被送到伦敦抚养。然而，执行任务时两个杀手起了争执，一人将另一人杀死，活着的杀手谎称去找食物，让孩子们在原地等候，从此便销声匿迹。两个孩子苦等未果，最终死在林中，知更鸟衔来树叶盖住了他们幼小的尸体。——编者注
（10） John Fowles, “The Blinded Eye” (1971), in Wormholes: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1988.Maria Benjamin, “To have and to hold” in Kate Selway, Collectors’ Items, 1996.
（11） Margaret Grainger, (ed.) The Natural History Prose Writings of John Clare, 1983.
（12） Geoffrey Grigson, The Englishman’s Flora, 1958.
（13） William Hazlitt, “On the Love of the Country”, 1814.
[14] 罗纳德·布莱特（Ronald Blythe，1922— ），英国作家、散文家，代表作《阿肯菲尔德》（Akenfield），记述了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萨福克郡的农业生活。——编者注
（15） 听力宝（Auric）：科幻电视节目Blake’s Seven的忠实观众能明白这个典故。
（16） Edward Armstrong, Bird Display and Behaviour, 1947.
[17] 玛·金·罗琳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1896—1953），美国作家，创建了佛罗里达边远林区的“地方文学”。她的代表作《鹿苑长春》《十字小溪》先后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编者注
（18） Anne Stevenson, “Swifts”, Collected Poems, 1996.
（19） Richard Mabey, Gilbert White, 1986.
[20] 赫罗纳穆斯·格里姆，全名塞缪尔·赫罗纳穆斯·格里姆（Samuel Hieronymus Grimm），18世纪瑞士风景画家，从事油画、水彩画及钢笔画创作，画作大多记录历史场景和事件。格里姆曾为吉尔伯特·怀特的作品绘制插画。——编者注
[21] W.H.哈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1841—1922），英裔阿根廷作家、博物学家和鸟类学家。——编者注
[22]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英国作家、记者、政客，拥护英格兰传统农村，反对工业化带来的不良影响。——编者注
[23]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常被称作“约翰逊博士”，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最显著的成就是他独立编写了《约翰逊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编者注
[24] 原文为juncture，有“关键时刻”“节骨眼”之意，也有“接合”“交接处”之意。——编者注
（25） Edward Armstrong, The Folklore of Birds, 1958.Francesca Greenoak, British Birds.Their Folklore, Names and Literature, 1999.
（26） Claude Le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1966, and Totemism, 1969.关于他的思想很好的介绍参见：From Honey to Ashes, 1973。亦可参见：Paul Feyerabend, Farewell to Reason, 1987, and Mary Midgley, Science and Poetr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