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和奥本海默一起策马远行”
马丁·J.舍温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位出色的骑手，所以1979年夏我对他生平的研究从马背上开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借此为“坐功”（Sitzfleisch）这个学术概念赋予一种新内涵。我的探险历程始于洛斯皮诺斯牧场，它位于新墨西哥州考尔斯以北10英里的地方，1922年夏奥本海默就是在那里初次领略了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的美景。那时我已经有几十年没骑过马，可以说眼前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比喻意义上的漫长旅程都令人望而生畏。我的目的地是名为“佩罗卡连特”的“奥本海默牧场”，从洛斯皮诺斯骑行数小时，翻过1万英尺高的草山才能抵达那里，在那片面积154英亩的壮观坡地上还有一座度假小屋，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租下了那座农场，又于1947年买下了那里。
比尔·麦克斯威尼是洛斯皮诺斯牧场的主人，也是我们旅行的向导，他熟谙当地的掌故。他向我们（我的妻子和孩子与我同行）讲述了前任牧场主凯瑟琳·查维斯·佩奇的惨剧，她是奥本海默的好友，1961年她死于一起入室盗窃案。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去新墨西哥州时遇到了凯瑟琳，他年轻时对她的迷恋是让他一再回到这片美丽之地的重要原因。在租下自己的牧场后，奥本海默每年夏天都会向凯瑟琳租用几匹马，供他自己、他弟弟弗兰克（1940年后是为他的妻子姬蒂）及他们的客人使用，这些客人主要是物理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骑过自行车，从未骑乘过有独立意识的交通工具。
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浅尝一下奥本海默与他的朋友们共同的体验，即骑马穿越这片令人赞叹的荒野时感受到的自由快乐；其次是与他的儿子彼得聊聊，他住在佩罗卡连特的小屋。我一边帮他建畜栏，一边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谈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起点。
几个月前，我和克诺夫出版社签下了撰写一本罗伯特·奥本海默传记的合同。奥本海默是一位物理学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顶尖理论物理学系的创始人，他还曾经是政治活动家，是“原子弹之父”、著名的政府顾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公共知识分子、麦卡锡时代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我向当时的编辑安格斯·卡梅伦保证，手稿将在四五年内完成。
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我走遍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经人不断介绍，我访问了许许多多我没料到会认识奥本海默的人。我还去了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了成千上万的信件、备忘录和政府文件——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就有1万页，最终我明白任何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研究都不能仅仅涵盖他个人的生活。他在公共生活中的个人经历及后续影响，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社会，这些都远远超出我和安格斯的预想。奥本海默去世以后，关于他的图书、电影、戏剧、文章到如今的歌剧（《原子博士》）都让他的故事获得了新生，这充分说明作为一位标志性人物，奥本海默复杂的人生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让他在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更深的烙印。
在我动身骑马前往佩罗卡连特25年之后，书写奥本海默的生平让我对传记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段时而艰辛但始终令人振奋的旅程。5年前，就在我的好友凯·伯德完成了麦乔治和威廉·邦迪的联合传记《真相的颜色》后，我邀请他与我同行。撰写奥本海默传记的庞大任务够我们两个人忙的，而且我知道有凯为伴，我能走得更快。最终我们一起走完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
一路上我们俩都遇到过许多同路人，他们帮助我们实现了写作本书的梦想。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要献给已故的让·迈耶，他是塔夫茨大学的校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钦佩之情。1986年，迈耶任命我为核时代历史和人文研究中心（the Nuclear Age History and Humanities Center，NAHHC）的创始主任，该机构致力于研究核军备竞赛的危害，这也是奥本海默曾面对的问题。奥本海默的人生故事也启发了美苏共同参与的“全球课堂”项目，1988—1992年，莫斯科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们在一起讨论核军备竞赛及其他紧迫的问题。每年我们有几次通过卫星电视进行的讨论，并在全苏联和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部分电视台播出。奥本海默的观念造就了这一开放进程中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还要感谢两位才华横溢的杰出女性，即多年来我们那两位饱受煎熬的妻子——苏珊·舍温和苏珊·戈德马克。在漫长的旅途中，她们不仅与我们同行，还保证我们能各自安坐于马上。我们爱她们、尊敬她们并感谢她们在因为我们对本书的痴迷而感到恼火时仍能保持耐心。
我们还要感谢安·克洛斯，她是克诺夫出版社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她那种美国南方人的耐心细致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她娴熟专业地保证了这部大部头的书稿得以出版。本书的文字编辑是鼎鼎大名的梅尔·罗森塔尔，她帮助我们让本书重点更加突出、行文更加晓畅，她还教会我们如何适当地使用修饰语。我们还要感谢米莉森特·贝内特确保了本书没有任何遗漏，斯蒂芬妮·克洛斯为本书设计了优雅的书封。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的艺术家史蒂夫·弗里奇，是他最初提议使用阿尔弗莱德·艾森斯塔特为奥本海默拍摄的肖像作为封面。
我们也对另外一位出色的编辑鲍比·布里斯托尔深表感谢，在退休前她曾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本书给予了呵护和扶持，退休后她将此项工作转交给了安·克洛斯。但是，即便在她的呵护之下，若没有克诺夫出版社严谨的出版文化和对作者的尊重，本书也不可能在历经25载后仍得以出版。
盖尔·罗斯既是律师也是图书经纪人，我们感谢她与克诺夫出版社就一份20年前的合同重新商议了条款，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与她在拉托玛特餐馆共度午餐时光。
“狡猾的维克托·纳瓦斯基”是两位作者共同的朋友兼导师，多亏他20多年前的引荐，我们才得以相识。我们对他给予我们的智慧和友谊，以及他贤惠的妻子安妮都心存感激。
我们还要感谢几位杰出的学者抽时间认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杰里米·伯恩斯坦也是一位奥本海默传记的作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尽其所能地耐心指正了我们对量子物理学的错误认识。
理查德·波伦贝格是康奈尔大学美国历史系的戈尔德温·史密斯讲席教授，他不惜花费了暑期的全部时间一丝不苟地阅读了全部书稿，还与我们分享了他对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案的了解，并且表现出了他作为历史作家的高超鉴赏力。
詹姆斯·赫什伯格、威廉·拉努埃特、霍华德·莫兰德、齐格蒙特·纳戈尔斯基、罗伯特·S.诺里斯、马库斯·拉斯金、亚历克斯·舍温和安德烈娅·舍温·里普都曾阅读全部或部分书稿，我们对他们给出的独到见解和意见表示感谢。
对于那些围绕奥本海默生平的富有争议的问题，多年来格雷格·赫肯、S.S.施韦伯、普里西拉·麦克米兰、罗伯特·克雷斯和菲利普·斯特恩（已故）这些令人敬佩的学者基于自身的认识和学识向我们提出过诸多疑问，这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些优秀的历史学家无私地与我们分享了资料和采访线索。马克斯·玻恩的传记作者南希·格林斯潘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她的研究成果。关于奥本海默对《薄伽梵歌》痴迷，我们还要感谢吉姆·希吉亚在学术上所作的解释。不久前，我们还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史学者查尔斯·索普的研究，我们感谢他允许我们引用其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他的论文很快也将成书出版。
我们感谢柯蒂斯·布里斯托尔医生、弗洛伊德·加勒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莎伦·阿尔佩罗维茨，他们对奥本海默的早年生活提供了心理学的分析。杰弗里·凯尔曼医生欣然帮我们解读了与琼·塔特洛克医生之死有关的尸检报告和其他医疗记录。丹尼尔·本维尼斯特医生和我们交流了他对奥本海默与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医生学习精神分析的看法。我们感谢爱丽丝·金博尔·史密斯（已故）和查尔斯·韦纳，他们精心注释的奥本海默书信集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很多启发。我们同样要感谢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霍尔，感谢他们在本书早期阶段给予的协助，以及他们精心撰写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历史。
许多尽职尽责的档案管理员不辞辛劳地指导我们检索了成千上万的官方文件和私人文档。我们要特别感谢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档案馆的琳达·桑多瓦尔和罗杰·A.米德，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普里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彼得·戈达德博士、乔治亚·惠登、克里斯汀·费拉拉和罗莎娜·杰芬，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约翰·斯图尔特和谢尔顿·斯特恩，美国物理联合会的斯宾塞·维尔特，国会图书馆的约翰·厄尔·海恩斯，以及众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许多人。
这些人士与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及加州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许多档案管理员一起正为保护我们的历史而竭尽全力。
作为美国公民和历史学家，我们向所有支持和维护《信息自由法》和《隐私权法》的人致敬。它们不仅让历史学家和记者可以接触到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及其他之前不公开的政府调查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维护我们的民主。
没有年轻又充满活力的历史专业学生的协助，就无法完成本书这种体量的研究。从塔夫茨大学核时代历史和人文研究中心中选出的一群学生撰写了年表，分析和整理了档案，研究了文献并将数百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苏珊·拉夫伯·卡尔和梅雷迪思·莫热·帕斯丘托是塔夫茨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组织了这项工作，并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该中心一群优秀的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以多种方式对本书做出了贡献。米里·纳瓦斯基现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作人，她花了很多时间搜索文献，并制作了姬蒂·奥本海默的生平年表。詹姆斯·赫什伯格不断提出刨根究底的问题，并且热情地分享了在他撰写詹姆斯·科南特的权威传记时收集的文献。黛比·赫伦·汉德高效地将访谈整理为文稿。塔尼娅·加塞尔、汉斯·芬斯特马赫、杰瑞·根德林、雅各夫·泰吉尔、丹·利柏菲尔德、菲利普·纳什和丹·霍尼格都给予我们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彼得·施瓦茨在旧金山湾区档案馆完成了一些早期的基础工作。艾琳·德怀尔和卡拉·托马斯对最后几章进行了更正，帕特里克·J.特威德、帕斯卡尔·范德皮尔和郑义珍也在本书的研究中给予了我们协助。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数年间，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也对我们给予了支持。
凯想特别感谢他的父母尤金和杰琳·伯德，他们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还要感谢他的儿子约书亚·可代·伯德，约书亚耐心地允许他在睡前大声朗读了书稿的大部分内容。他还感谢约瑟夫·奥尔布莱特和马西娅·昆斯特、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埃里克·奥尔特曼、斯科特·阿姆斯特朗、韦恩·比德尔、谢莉·伯德、南希·伯德和卡尔·贝克、诺曼·伯恩鲍姆、吉姆·博伊斯和贝齐·哈特曼、弗兰克·布朗宁、阿夫纳·科恩和卡伦·戈德、戴维·科恩、迈克尔·戴、丹·埃尔斯伯格、菲尔和简·芬蒂、托马斯·弗格森、赫尔玛·布利斯·戈德马克、理查德·冈萨雷斯和塔拉·西勒、尼尔·戈登、米米·哈里森、保罗·休森、议员拉什·霍尔特、布伦农·琼斯、迈克尔·卡津和贝丝·霍洛维茨、吉姆和艾尔西·克拉普纳、劳伦斯·利夫舒尔茨和拉比亚·阿里、理查德·林格曼、艾德·朗、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艾丽斯·麦克斯威尼、克里斯蒂娜和罗德里戈·马卡亚、保罗·马格努松和凯西·特罗斯特、艾米丽·梅丁和迈克尔·施瓦茨（以及他们的山间居所）、安德鲁·迈尔、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米歇尔·德内维尔斯、乌戴·莫汉，丹·莫尔迪亚，约翰和罗斯玛丽·莫纳根（以及我们在他的作家小组中的所有朋友）、雅克和瓦尔·摩根的空闲时间书店、安娜·尼尔森、保拉·纽伯格、南希·尼克森、蒂姆·诺亚和已故的马乔丽·威廉姆斯、杰弗里·佩恩、杰夫·帕克、戴维·波拉佐、兰斯·波特（他找到了扉页上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引文）、威廉·普罗克纳乌和劳拉·帕克、蒂姆·里泽、卡莱布·罗斯特和玛雅·拉蒂斯基、亚瑟·萨缪尔森、尼娜·夏皮罗、艾丽克斯·舒尔曼、史蒂夫·所罗门、约翰·提尔曼、尼尔贡·托勒克，艾比盖尔·维本森、唐·威尔逊、亚当·扎戈林和埃莉诺·泽利奥特。
凯还要专门感谢李·汉密尔顿、罗斯玛丽·里昂、林赛·柯林斯、达格尼·吉召、珍妮特·斯派克斯和其他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朋友，感谢他们听取了他关于奥本海默的长篇大论。
对于上面提到的两位作者的共同好友，马丁也一并表示感谢，他还特别想感谢自己的孩子们——亚历克斯·舍温和安德烈娅·舍温·里普，感谢他们的爱，还有多年来他们虽困惑不解但仍愿意让众多的资料箱、文件柜和书架入侵他们的生活，占据他们的生活空间，这些物品堆起了一座“奥比的茧房”。马丁的妹妹玛乔丽·舍温和她的伴侣罗斯·沃尔顿虽然不用和这座茧房一起生活，但是他们经常造访这里，并始终相信这里将飞出蝴蝶。最终能破茧成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三位出色导师的鼓励和支持，马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研究生期间，他们一直教导并支持着他，他们是基思·贝里克、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罗伯特·达莱克。
马丁还要感谢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支持及在学术上的鼓励，他们屡次为马丁的研究之旅提供了热情的接待：广岛市前市长秋叶忠利、萨姆·巴伦、乔尔和桑迪·巴肯、艾拉和玛莎·柏林（还有《威斯康星历史杂志》）、里查德·查利纳、劳伦斯·坎宁安、汤姆和琼·戴恩、卡罗琳·艾森伯格、霍华德·恩德、哈尔·菲弗森、欧文和艾琳·菲斯、劳伦斯·弗里德曼、加里·戈德斯坦、罗恩和玛丽·琼·格林、索尔和罗宾·吉特曼、弗兰克·冯·希佩尔、戴维和琼·霍林格、米歇尔·霍奇曼、艾尔和费利斯·詹克洛、加藤干夫、尼基·克迪、玛丽·凯利、罗伯特·凯利、丹和贝蒂安·凯夫斯、戴维·克兰曼、马丁和玛格丽特·克兰曼、芭芭拉·克瑞格、诺曼和玛乔丽·库尔茨、罗德尼·莱克、梅尔·莱夫勒、艾伦·莱尔楚克、汤姆和卡罗尔·伦纳德、桑迪和辛西娅·莱文森、丹·利伯菲尔德、利昂和罗达·利特沃克、玛莱恩·洛克希德、珍妮特·洛文萨尔和吉姆·派恩斯、戴维·伦德伯格、吉恩·莱昂斯、拉里和伊莲·梅、戴维·米兹纳、鲍勃和贝蒂·墨菲、阿尼和苏·纳克曼诺夫、布鲁斯和唐娜·纳尔逊、阿诺德和艾伦·奥夫纳、加里和朱迪·奥斯特罗尔、唐纳德·皮斯、戴尔·佩斯卡亚、康斯坦丁·普列什科夫、菲尔·波乔达、伊桑·波洛克、已故的列奥纳德·里瑟尔、德尔和乔安娜·里奇哈特、约翰·罗森伯格、迈克尔和莱斯利·罗森塔尔、理查德和琼·鲁德尔斯、拉尔斯·雷德恩、帕维尔·萨尔基索夫、艾伦·施雷克尔、莎朗·施瓦茨伯格、爱德华·塞格尔、肯和朱迪·塞斯洛、索尔和苏·辛格、罗布·索科洛夫、克里斯托弗·斯通、库欣和琼·斯特劳特、娜塔莎·塔拉索娃、斯蒂芬和弗朗西恩·特拉亨伯格、叶夫根尼·维利霍夫、查理和乔安娜·威纳、多萝西·怀特、彼得·温恩和伍兹·格朗沃尔德、赫伯特·约克、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在本书多年的准备过程中，许多学者朋友主动给我们寄来了他们自己研究奥本海默时发现的资料。为此，我们要感谢赫伯特·比克斯、彼得·库兹尼克、劳伦斯·维特纳和波兰著名历史学家、驻美大使普热姆斯拉夫·格鲁津斯基的慷慨和善意之举。我们还得感谢彼得、查尔斯和艾拉·奥本海默及布雷特和多萝西·范德福德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给予的许多帮助。我们感谢芭芭拉·索南伯格允许我们使用一些她手上的奥本海默的家庭照片。伊格尔希尔1号的现任房主戴维和克里斯汀·迈尔斯博士慷慨地带我们参观了奥本海默俯瞰旧金山湾的美丽旧居。
我们还要对众多受访者深表感谢，感谢你们的时间、你们的故事及你们对我们的耐心，没有这些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完成。
学者不能仅靠文献度日，如果没有众多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本书也不可能写成。马丁要感谢亚瑟·辛格和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鲁思·亚当斯及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塔夫茨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詹姆斯·麦迪逊基金会向他提供的支持。凯想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原子能遗产基金会的辛迪·凯利，以及新墨西哥州圣菲市非营利组织雷库尔索斯的执行董事艾伦·布拉德伯里-瑞德。
我们俩都想感谢苏珊·戈德马克和罗纳德·斯蒂尔的独到眼光，他们分别在同一时间向我们提议“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将会是一个绝佳的书名。
维克托·纳瓦斯基是美国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曾担任《国家》杂志编辑长达27年。他的同事和媒体经常称他为“狡猾的维克多·纳瓦斯基”。——译者注
《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原则是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但是也有九类政府情报可免于公开。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阅、索取复印件的申请。1974年的《隐私权法》是《信息自由法》的姊妹法，这部法律允许大多数个人向联邦政府部门索阅有关他们个人的信息。——译者注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是这本书英文版书名“American Prometheus”的中文翻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