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三一试验的第二天就该这么做了”

总统先生，我认为您今天颁发这个奖项可能格外需要一些仁慈和勇气。

——罗伯特·奥本海默向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致辞，1963年12月2日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民主党重返白宫，奥本海默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弃儿。虽然肯尼迪政府没打算让他重新参政，但在民主党自由派眼中，他是一位遭到共和党极端分子迫害的正人君子。1962年4月，麦乔治·邦迪邀请奥本海默参加白宫为49位诺贝尔奖得主举办的晚宴，邦迪曾在哈佛大学任院长，现在他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奥比遇到了很多杰出人物，比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宇航员约翰·格伦和作家诺曼·卡曾斯。肯尼迪打趣道：“我认为白宫历史上从未汇集过如此多的杰出人才和人类智慧，当然托马斯·杰斐逊在这里独自用餐时除外。”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之后，奥本海默昔日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老朋友、现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问他是否愿意再经受一次听证会，以便恢复他的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厉声说：“休想！”

奥本海默仍在继续发表公开演讲，通常是在大学里，他一般会讨论一些宽泛的、与文化和科学有关的主题。由于被解除了与政府有关的一切职务，他现在完全是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在众人面前呈现的是一位谦逊的人道主义者，正在思考人类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的生死存亡。1963年，《基督教世纪》杂志的编辑们请奥本海默列出一些塑造了他的哲学观的图书，他给出的书单上有10本书，排在第一位的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二位是《薄伽梵歌》，排在最后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1963年春，奥本海默得知肯尼迪总统已经宣布他打算授予奥本海默享有盛誉的费米奖，该奖项包括一笔5万美元的免税奖金和一枚公共服务奖章。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平反。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喊：“真令人作呕！”于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士散发了一份15页的文件，文件中总结了1954年对奥本海默的那些指控。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埃里克·塞瓦赖德形容奥本海默是“一位像诗人一样写作、像先知一样说话的科学家”，并赞许地表示这个奖项标志着在国家层面恢复奥本海默的名誉。当记者追问奥本海默对获奖的看法时，他拒绝作答，他说：“听着，现在不是我乱说话的时候，我不想让参与此事的人感到为难。”他知道他在政府里的朋友——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无疑是此事的幕后推手。

前一年获得费米奖的爱德华·泰勒立即写信向奥本海默表示祝贺，他写道：“我经常想对你说点儿什么。现在我确信写这封信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事实上，许多物理学家已经悄悄行动起来，他们想让肯尼迪政府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他们想为他们的老朋友彻底翻案，而不仅是象征意义的平反。但邦迪认为这样做的政治代价太大，事实上，甚至在政府宣布将颁发费米奖给奥本海默之后，邦迪还是先观望了共和党人的反应才决定由总统亲自在白宫的颁奖仪式上颁奖。

1963年11月22日，奥本海默正坐在办公室起草12月2日白宫颁奖典礼上的获奖致辞时，他听到有人在敲外面办公室的门，原来是彼得。他说他刚从车上的广播里听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的消息。奥本海默愣住了。就在这时，韦尔娜·霍布森冲了进来，喊道：“天哪，你听说了吗？”奥本海默看着她说：“彼得刚告诉我了。”当其他人进来时，奥本海默转向彼得，问他22岁的儿子要不要喝一杯。彼得点点头，然后奥本海默走进霍布森宽敞的步入式衣帽间，他知道那里放着一些酒。但随后彼得注意到他的父亲只是呆立在那里，“他的胳膊垂在身侧，无名指不停地搓揉大拇指，低头盯着那些酒瓶”。最后，彼得嘟囔了一句：“算了吧，没关系。”他们一起走出去时经过了奥本海默秘书的办公桌，韦尔娜·霍布森听到奥本海默说：“很快一切就会分崩离析。”后来，他告诉彼得：“罗斯福死后，他还从没有过那天下午那样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一周，奥本海默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目睹这场悲剧的后续发展。

12月2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如期参加了费米奖的颁奖典礼。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里，奥本海默站在高大的约翰逊旁边显得尤其矮小。他站在那里就像一尊“石像，苍白、僵硬、毫无生气，有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相比之下，姬蒂则是兴高采烈，“简直是快乐的化身”。戴维·利连索尔认为，整件事“是对奥本海默遭受的仇视和丑陋罪行的赎罪仪式”。在彼得和托妮的注视下，约翰逊说了几句话，随后递给奥本海默一枚勋章、一块匾牌和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

在获奖感言中，奥本海默提到早期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经常写到‘科学的博爱精神’……我知道我们未能一直在科学中表现出博爱精神，这并非因为我们的科学兴趣缺乏必要的共同点或交集。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和无数的男男女女一起投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事业，我们正在探索人类能否在保护培育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同时又无须将战争作为历史的终极仲裁者”。然后奥本海默转向约翰逊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总统先生，我认为您今天颁发这个奖项可能格外需要一些仁慈和勇气。在我看来，这对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是个好兆头。”

约翰逊接下来将姬蒂亲切地称为“今天与您分享荣誉的女士，奥本海默太太”。然后，他开玩笑地说：“您可能注意到了，支票在她手里！”

那天泰勒也在观众席上，当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姬蒂面无表情地站在奥本海默身边，奥本海默则咧嘴一笑，和泰勒握了握手。一位《时代》杂志的摄影师用他的相机捕捉到了这一瞬间。

之后，尚在悲恸中的约翰·肯尼迪的遗孀传话说，她想在自己的住处会见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夫妇到了楼上，杰奎琳·肯尼迪迎接了他们。她说，她想让奥本海默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多么想把这个奖颁给他。后来在回忆那一刻时，奥本海默坦言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然而，在华盛顿，奥本海默依然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至少有一位共和党政客——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曾公开宣称他将抵制白宫的颁奖典礼。作为对共和党批评的回应，约翰逊政府同意在次年将费米奖的奖金降至2.5万美元。当然，对刘易斯·斯特劳斯来说，给奥本海默部分恢复名誉简直就是对他的羞辱，斯特劳斯给《生活》杂志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表示奥本海默获奖“对保护我国的安全体系造成了严重打击”。

自1954年的审判以来，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敌意有增无减。1959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斯特劳斯为自己任期内的商务部长时，所有的旧伤又被重新撕开。在确认提名的激烈斗争中，奥本海默的听证会成了影响斯特劳斯的主要因素，最终他以46票对49票的微弱劣势败北。斯特劳斯先是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然后他又指责了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们的确受到了麦乔治·邦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等奥本海默的支持者的游说。肯尼迪曾声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我才会对总统的提名投反对票。”麦乔治·邦迪回应说：“嗯，这就是一个极端情况。”邦迪向肯尼迪列举了斯特劳斯在奥本海默案中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肯尼迪被说服了，他改投了反对票，斯特劳斯的提名未获得通过。伯尼斯·布罗德给奥本海默发电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从没想到我能在有生之年报仇雪恨。先不管什么基督教精神，好好享受一下受害者的每一次挣扎和每一分痛苦。真希望你也在这里！”即使在听证会过去7年之后，斯特劳斯仍认为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他抱怨道：“奥本海默的支持者还在对那些尽职尽责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听证会这一事件将一直与斯特劳斯和奥本海默如影随形，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点。

即使在奥本海默获得费米奖之后，姬蒂对泰勒等人的怨恨仍未消除。1964年春的一个傍晚，奥本海默夫妇和戴维·利连索尔一起喝酒。奥本海默刚刚从严重的肺炎中康复，他终于戒了香烟，但仍在抽烟斗。他和姬蒂都上了年纪。奥本海默仍然戴着他标志性的平顶矮帽，他在普林斯顿开的还是那辆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如今这辆车已经风光不再。当利连索尔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白宫的费米奖颁奖典礼上时，姬蒂乌黑的眼睛里冒出了怒火。“那真是糟透了，”她厉声说，“有些事简直太不像话了。”奥本海默低着头坐在那里，轻声低语道：“也有人说了些感人的话。”但过了一会儿，当提到泰勒的名字时，奥本海默“像拉比一样和善的态度”不见了，他眼里闪着真正的怒火。利连索尔写道，那些伤口“依然很痛”。在日记的结尾，利连索尔写下了自己的观察：“她（姬蒂）的恨意如此强烈实属罕见，她主要是对那些让奥本海默遭受折磨的人怀有深深的怨恨。”

奥本海默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热衷于政治，但奇怪的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动荡，他却置身事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许多美国人在自家后院挖原子弹掩体时，奥本海默从未公开反对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慌行为。在利连索尔的追问下，他解释道：“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我都是最不适合公开谈论这些事情的人。”同样，在1965—1966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时，尽管私下里他和彼得讨论这件事时，他显然质疑政府升级战事的做法，但是在公开场合他闭口不谈。

1964年，奥本海默收到了一本新书的预印本，书中对美国政府在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新解释。根据最新公开的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日记和与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有关的国务院资料，作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决定用原子弹来对付看似已经战败的日本，原因之一是针对苏联进行的原子外交。这本名为《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国和苏联力量的对抗》的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阿尔佩罗维茨询问奥本海默的意见时，奥本海默在信中说，阿尔佩罗维茨写的很多内容，“我都一无所知”。然而，他又特意补充道：“但你笔下的伯恩斯的确是我认识的样子，史汀生也是。”他不想被卷入关于此书的争议，但显然，与P.M.S.布莱克特在1948年出版的《恐惧、战争和原子弹》一书中的观点一样，奥本海默仍然认为杜鲁门政府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了原子武器。

同年，德国剧作家、精神病学家海纳·基普哈特创作了一出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案件》的戏剧，它的主要素材来自1954年安全听证会的文字记录，它首先在德国的电视台播出，然后又在西柏林、慕尼黑、巴黎、米兰和巴塞尔的剧院演出。这些欧洲观众被基普哈特塑造的主人公迷住了，羸弱瘦削的奥本海默站在控告者面前，他就像当代伽利略——在美国当局的反共政治迫害中成为殉道者的科学家英雄。该剧获得五项大奖，广受好评。

但是，当奥本海默最终读到剧本时，他极为不满，他给基普哈特写了一封言辞激愤的信，还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斯特劳斯和罗布一直密切关注着该剧的反响，他们也曾一度考虑以诽谤罪起诉伦敦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但律师告诉他们无法立案。）奥本海默尤其不喜欢结尾时的独白，编剧让他为制造原子弹表示愧疚：“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科学精神的叛徒……我们一直在替魔鬼做工……”这样戏剧性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他所经历的苦难。简而言之，他认为剧本的拙劣恰恰在于它太过直白。

观众们可不这么想。1966年10月，英国的剧团排演了这部戏，由演员罗伯特·哈里斯扮演奥本海默，该剧大受欢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部戏“让人拼命地思考”。哈里斯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观众们一直非常专注、热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让我们既意外又高兴。”

奥本海默后来不情愿地承认，这位剧作家不过是犯了过度艺术加工的错误。他更喜欢基普哈特这出戏的法文版，因为它几乎完全取材于安全听证会的记录，但即使这样，他仍抱怨说无论英文版还是法文版都“把这出该死的闹剧变成了一场悲剧”。不论这部戏是好是坏，基普哈特的戏剧将奥本海默重新介绍给了新一代的欧洲和美国观众。该剧最终也在纽约进行了首演，它催生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电视纪录片和其他展现奥本海默生活的影片。

还有另外一些试图深入奥本海默生活的节目。1965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20周年之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放了一部由切特·亨特利解说的纪录片《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其中奥本海默回忆了7月16日的三一试验并朗诵了《薄伽梵歌》：“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还有一次，一位采访者在镜头前问他，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最近提议约翰逊总统为了阻止核武器扩散与苏联展开谈判，对此他有什么看法，奥本海默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斗说道：“这整整晚了20年……三一试验的第二天就该这么做了。”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得知一位人脉很广又同情他的记者菲利普·M.斯特恩正在写一本关于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的书。尽管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从中撮合，奥本海默最终还是决定不接受斯特恩的采访，他解释说：“对于这本书的主题，我无法保持客观，而且我仍对其中非常多的重要问题不知情。让我参与只会适得其反。”他认为“没有自己的参与、建议或默许”，斯特恩会写得更好。斯特恩的书《奥本海默案：对安全的审判》于1969年出版，并广受好评。

1965年春，奥本海默欣喜地看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新图书馆竣工。它毗邻一个大型人工池塘，周围是数英亩的绿色草坪，奥本海默把这座图书馆视为自己的遗产之一。该图书馆由华莱士·哈里森设计，他还设计过奥本海默在圣约翰岛的海滩小屋。图书馆的屋顶颇具新意，上面安装了倾斜的玻璃天窗。在白天，这种设计提供了充足的阳光，到了晚上，图书馆的灯光会照亮夜空。从远处看，整个天空似乎都被一团大火照亮了。利连索尔对新图书馆的优美环境和夜间奇观赞叹不已，奥本海默则对他报以了“小男孩般的微笑”，他说：“图书馆很美，环境也很美，但它也说明我们连最显而易见的后果都没预料到。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发核弹时就没预料到那些重大的后果。至于图书馆的屋顶，我们只是想要最好的采光，让光线恰好能照进来……白天的时候，一切都棒极了。但是没有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光线不仅会照进来，还会射出去——照亮天空。”

不过，就算新图书馆的竣工让奥本海默感到欣喜，这份欣喜也无法完全抵消他与数学系教员冲突不断的烦恼。学院内部琐碎的政治斗争有时会让他大发雷霆。一位董事向刘易斯·斯特劳斯报告说：“问题在于奥本海默喜欢争论，他本质上对人怀恨在心，应该请他离开。”斯特劳斯非常乐于听到这样的汇报，但他仍然缺少足够的选票把奥本海默赶下台。

但随后在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他觉得到了该辞职的时候，他提出在1966年6月也就是那一学年结束的时候离开。奥本海默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斯特劳斯也在场。对于他的决定，奥本海默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他离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只剩两年了，“坐等钟声敲响”毫无意义；第二，他说姬蒂一直“患有一种医生宣称无法治愈的疾病”（在他文件里的备忘录上，斯特劳斯恶毒地将姬蒂的病称为“间发性酒狂”——患者无法控制对酒精的渴望），奥本海默说这让他现在无法再招待客人或教员；第三，他说他与一些教员，特别是数学系教员的关系“令人无法忍受，而且还在恶化”。

奥本海默本想在那年晚些时候，比如秋天，再公开辞职的决定，但当天晚上他邀请一些教员来吃饭时，姬蒂说漏了嘴。由于这个消息肯定会泄露出去，董事会迅速起草了一份新闻稿，1965年4月25日周日上午，这个消息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

奥本海默对辞职没什么遗憾。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他将不得不搬出他和姬蒂生活了近20年的家——奥尔登庄园。奥本海默安慰自己说，董事们已经投票决定在高等研究院的土地上为他盖一座新房子，或者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他们提供住房。奥本海默夫妇为此聘请了建筑师亨利·A.延德尔，还为新家制作了一个模型，这是一座玻璃和钢结构的新式单层建筑，这座房子将建在距离奥尔登庄园200码远的地方。但是，作为董事，斯特劳斯想利用他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阻止这一项目，这显然是典型的报复行为。1965年12月8日，斯特劳斯告诉其他董事会成员，他“不赞成”该项目。他认为，让奥本海默住在高等研究院里就是个“错误”，更别提住在奥尔登庄园隔壁了。另一位董事哈罗德·K.霍克希尔德打断他说：“就连住在普林斯顿都太近了。”很快，斯特劳斯说服董事会撤回了他们的承诺。第二天，当奥本海默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大为光火”。他说，如果这是董事会的最终决定，他将彻底离开普林斯顿。奥本海默发火完全可以理解，但愤怒的姬蒂将她的怒火发泄到另一位董事和他的妻子身上，他的妻子对斯特劳斯说“发生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谈话”。斯特劳斯一直在暗中操纵一切，奥本海默夫妇也只能凭空猜测。一直到12月事情都没有转机，但是到了1966年2月，奥本海默又说服董事会改变了主意。令斯特劳斯不满的是，奥本海默还是被允许在他选定的地方建房子。房子于1966年9月开工，第二年春天竣工，但奥本海默最终也没能住上这座房子。

1965年秋，奥本海默去找医生检查身体，这对他来说并不常见，但是那天回到家后他宣布自己一切正常。“我会比你们都活得长。”他开玩笑说。但两个月后，他常年吸烟引发的咳嗽明显加重。在圣约翰岛过圣诞节时，他向西丝·芙兰克抱怨“嗓子疼得厉害”，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抽烟抽得太多了。”姬蒂以为他只是得了重感冒。最后，在1966年2月，她带他去纽约看了医生，诊断结果非常糟糕。姬蒂打电话告诉了韦尔娜·霍布森这个消息，她低声说：“罗伯特得了癌症。”。

40年的烟瘾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当小阿瑟·施莱辛格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他立即写信给奥本海默：“我简直无法想象接下来的几个月你会多么难熬。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你已比大多数人面对过更多可怕的事情，你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道德勇气、目标感和自律的榜样。”

虽然奥本海默戒掉了香烟，但他仍在抽烟斗。3月，他接受了一次痛苦且效果并不显著的喉部手术，随后他开始在纽约斯隆-凯特琳研究所接受钴放射治疗。他和朋友谈到自己的癌症时非常坦率，他告诉弗朗西斯·弗格森，他仍抱有“一丝希望，希望癌症不会继续扩散”。然而，到了5月下旬，所有人都能看出他“日渐消瘦”。

1966年一个美丽的春日，利连索尔在奥尔登庄园碰到了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秘书安妮·马克斯，她也来看望奥本海默夫妇。利连索尔被奥本海默的样子吓了一跳：“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第一次‘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他脸色苍白，惊恐不安。”单独和姬蒂在花园散步时，利连索尔问她奥本海默近况如何。姬蒂突然愣住了，她咬着嘴唇，似乎一反常态地无言以对。当利连索尔弯下腰，温柔地亲吻她的脸颊时，她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身子，擦干眼泪，提议他们回屋去找安妮和奥本海默。“我从未如此钦佩过一个女人的坚强，”利连索尔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他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过去，其中有快乐也有痛苦。他曾是她的英雄，而现在成了她的大‘难题’。”

1966年6月，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接受了荣誉学位，他被称作“物理学家和水手、哲学家和骑手、语言学家和厨师、美酒和好诗的爱好者”。但是他看起来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由于神经受到压迫，他必须借助拐杖和腿部支架才能行走。

尽管身体虚弱，饱受病魔摧残，但他反而越发显得高大起来。弗里曼·戴森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越发强大……他优雅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从不抱怨；他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再想要哗众取宠。”他曾是一个很会装腔作势的人，但现在戴森注意到“他简单、坦率且不屈不挠”。利连索尔指出，奥本海默有时看起来“精力充沛，似乎还有点儿开心”。

7月中旬，他的医生没有再在他的喉咙里发现恶性肿瘤的迹象，虽然放射治疗让他疲惫不堪，但似乎发挥了作用。于是，7月20日他和姬蒂又回到了圣约翰岛。岛上一年没有见过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看起来像一个“幽灵，完完全全是个幽灵”。他悄悄地抱怨说，虽然他想去游泳，但现在连圣约翰岛周围常年温暖的海水也让他感到寒冷。于是，他更多地在海滩上散步，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哪怕是陌生的路人。得知西丝·芙兰克的丈夫卡尔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大手术，奥本海默去看望了他。芙兰克回忆道：“奥比对他太好了，想帮他从这可怕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奥本海默那时吃的是流食，辅以蛋白粉。他对西丝·芙兰克说：“你都不知道如果我能吃下那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我会拿什么跟你交换。”伊姆和因加·希利维尔塔请奥本海默到他们的新家吃饭，他吃不下羊排，只喝了一杯牛奶。因加说：“我真替他难过。”

差不多5周后，奥本海默和姬蒂在8月下旬回到了普林斯顿。奥本海默感觉好多了，虽然喉咙还在痛，但他认为自己有气力了。他的医生再次检查了他的喉咙，没有发现癌症的迹象。“事实上，他们确信我已经痊愈。”奥本海默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到普林斯顿才5天，他就飞去伯克利，在那里花了1周时间看望老朋友。9月回到普林斯顿后，他向医生抱怨自己的喉咙一直在痛，“但他们没有搞清楚原因，把我的不适归咎于放疗”。

那年初秋，奥本海默一家不得不搬出他们心爱的奥尔登庄园，为高等研究院的新任院长卡尔·凯森空出住所。奥本海默夫妇决定暂时搬到默瑟街284号的一所房子里，物理学家杨振宁以前住在这里。这所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显得很凄凉。他们的邻居是弗里曼和伊梅·戴森。当年奥本海默任院长时，戴森夫妇的小儿子乔治就是在研究院里长大的，他回忆道：“他（奥本海默）是一个影响力无处不在的人——一个仁慈而神秘的统治者，统治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但当奥本海默搬到隔壁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他就像一个幽灵，被剥夺了自己的王国，他在隔壁的院子里踱来踱去，非常苍白和消瘦”。

直到10月3日，奥本海默才又去看了医生。奥本海默给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写信说：“癌症加剧，已经扩散到上颚、舌根和左侧耳咽管。”这种情况已经无法手术，所以医生给他开了每周三次的放疗处方，这次用的是电子感应加速器。他写道：“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喉咙有溃疡还做放疗肯定不会太舒服。现在还不算糟糕，但我对未来不太有把握。”

他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英年早逝的命运。10月中旬，利连索尔顺道拜访时得知了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曾经明亮的蓝眼睛现在似乎因痛苦而变得模糊不清。后来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最后一段路，可能没有多长了……姬蒂使劲忍住泪水。”11月，奥本海默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现在说话和吃饭都大不如前。”他曾希望在12月去趟巴黎，但他的医生们坚持要他继续定期接受放疗，直到圣诞节。于是，他只能待在家里，与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利连索尔这样的老朋友会面。12月初，他的弟弟弗兰克从科罗拉多州来看望了他。

1966年12月初，奥本海默收到了他以前的学生戴维·玻姆的来信，玻姆先后在巴西和英国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玻姆写信说，他看了基普哈特的戏，还看到一个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电视节目，他在里面看到了对奥本海默的采访。玻姆写道：“我感到非常不安，尤其是你声称自己有一种内疚感。我觉得沉浸在这种内疚感中是在浪费你余下的生命。”然后，他向奥本海默提到了让-保罗·萨特的一部戏剧，“在这部戏中，英雄最终通过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摆脱了内疚。依我所见，一个人总为过去的作为感到内疚，除了因为这些作为说明了他曾经是谁，还因为他现在依然如此”。玻姆认为单纯的内疚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你的处境尤其让人为难。唯有你才能判断自己要对发生的事情负有何等责任……”

奥本海默马上给他回了信：“这部戏和这种说法已经流传很久了。我从未为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作所为表示过后悔；事实上，我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我的态度，无论是对是错，我都不后悔。”后来在寄出这封信前，他还删去了一些文字：“对于基普哈特的剧本，我最反感的是他让剧中的我做的那段冗长的、完全即兴的最终陈词，这实际上断言了我有悔意。我的责任感和内疚感一直都只和眼前事有关，这辈子到现在为止，这些已经足以让我无暇旁顾了。”

12月初，《展望》杂志的记者托马斯·B.摩根到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采访了他，当时奥本海默很可能想到了他与玻姆的交流。摩根看到他盯着窗外秋天的树林和池塘出神。现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姬蒂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姬蒂优雅地策马越过栅栏。摩根看得出他时日无多：“他变得很虚弱，不再是那个给人留下牛仔天才印象的精瘦男人。他脸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头发不过是一团白絮。然而，他的优雅依然胜过一切。”当他们的谈话转向哲学话题时，奥本海默强调了“责任”一词，摩根认为他使用这个词时有近乎宗教的意涵，奥本海默同意这个“世俗词语借用了宗教的理念，而不用扯上任何神明。我喜欢在这里用‘伦理’这个词。尽管在我研究原子弹的时候，伦理问题对我就很重要，但如今我面对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现在，如果不用像‘责任’这样的词，我都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的人生，这个词与选择、行动及抉择时的纠结有关。我说的不是知识，而是你能力的限制……没有力量，责任就没有意义。或许你的能力就能带来这种力量，知识、财富、空余时间增多都可以让你尽更多责任”。

在这段独白之后，摩根写道：“然后奥本海默摊开手掌，用他那修长的手指示意他接下来的结论也适用于他的听众。他说：‘你和我，我们都不富有。但就责任而言，我们俩目前都有能力帮饥饿之人减轻他们最难挨的痛苦。’”

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40年前在科西嘉岛读普鲁斯特时学到的东西：“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漠不关心……是一种可怕而持久的残忍。”奥本海默绝不是漠不关心，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给他人造成的痛苦，但他不甘心沉溺于内疚。他愿意承担责任，他从未试图否认自己的责任。但自安全听证会以来，他似乎已经没有能力或动力去对抗那些漠不关心的“残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比是对的：“他们实现了目标——他们杀死了他。”

1967年1月6日，奥本海默的医生告诉他，事实证明放射治疗对他的癌症无效。第二天，他和姬蒂请了一些朋友过来吃午饭，其中包括利连索尔。他们准备了非常昂贵的鹅肝，作为女主人，姬蒂表现得殷勤周到。利连索尔要离开时，奥本海默一边帮他穿上外套，一边向他吐露了心声：“我不是很开心，昨天医生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随后姬蒂把利连索尔送到屋外，她突然抽泣起来。那晚利连索尔在日记上写道：“即将到来的死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一次的消息似乎格外多余和残酷。至少在我面前，他带着宿命的眼神看待着这一切，似乎是在向内看，呆呆地陷入最终的现实。”

1月10日，奥本海默写信给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朋友詹姆斯·查德威克，他在信中坦承自己“正在与咽喉癌作斗争……但收效甚微”。他又补充道：“这让我想起了埃伦费斯特对吸烟的严厉批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连批评我们的人都充满了爱和光明，不是吗？”

1月底的一天，奥本海默叫来了陪伴他14年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他和蔼地鼓励她离开普林斯顿。霍布森原打算在奥本海默辞任院长后退休，但是她知道奥本海默病重，而姬蒂仍然非常依赖她，因此她决定推迟退休。霍布森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快不行了，如果我那时不走，就很难再离开姬蒂，可能永远都走不了了。”

1967年2月中旬，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有点儿痛……连听和说都很成问题。”他的医生们认为他无法再接受放疗，于是他们开始了加强的化疗。但他仍住在家里，还传话给一些朋友，表示欢迎他们拜访。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曾多次来看望奥本海默，他还敦促别的朋友来看他。

2月15日周三，奥本海默竭力支撑着参加了高等研究院的一次委员会会议，挑选来年访问学者的候选人。这也是弗里曼·戴森最后一次见到他。奥本海默依然和别人一样事先做了功课，他通读了几十份申请材料。“他说话非常费力，”戴森后来写道，“但他仍然准确地记住了每个候选人的优缺点。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应该同意温斯坦的申请，他很棒。’”

第二天，路易斯·费希尔来了。近些年来，费希尔和奥本海默成了彼此敬重的普通朋友。作为一位游历世界的著名记者，费希尔写过20多本书，其中包括《甘地传》（1950）和《斯大林的生与死》（1953）这样的畅销书。奥本海默特别喜欢他1964年出版的列宁传记。姬蒂鼓动费希尔从他正在写的书中拿出一些章节给奥本海默读，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

但是，当费希尔按响奥本海默家的门铃后，他等了几分钟都没有什么动静，就在他已经放弃，转身走开的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敲窗户，他抬头看见奥本海默在示意他回来。过了一会儿，奥本海默打开了前门，他已经近乎失聪，所以没有听到门铃响。奥本海默动作笨拙地帮费希尔脱下外套，然后这两位朋友面对面坐在一张空桌子旁。费希尔说，他最近和托妮交流过，她正在用自己所学的俄语为乔治·凯南做一些研究工作。当奥本海默试着说话时，“他的话音含糊不清，我觉着五个词里我能听清一个”。但他还是尽力说清了姬蒂正在打盹，因为她晚上睡得不好，而且屋里没有别人。

费希尔递给了奥本海默两章手稿，他马上读了几页，还问了费希尔一个关于资料来源的问题，他说：“是来自柏林吗？”费希尔指了指书页上的一个脚注。“这时他冲我露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微笑，”费希尔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极度消瘦，头发稀疏而苍白，嘴唇干裂。他的嘴唇一直在动，好像要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看书稿时也是如此。也许是意识到这有碍观瞻，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挡住了嘴，他的指甲都发绀了。”

大约20分钟后，费希尔觉得自己应该告辞了。在他走出去时，他发现通往二楼楼梯的第二级台阶上有一包香烟。三支烟从里面掉到了旁边的地毯上，于是费希尔弯腰把它们拾到烟盒里。当他起身时，奥本海默就站在他身边，奥本海默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打火机并打着了火。但是他知道费希尔不抽烟，而且正要出门，这个动作应该是出于他的本能——他总是主动为客人点烟。“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费希尔几天后写道，“他知道自己的头脑正在衰退，而他可能也想一死了之。”奥本海默坚持要帮费希尔穿上外套，然后又给他开了门，还口齿含混地说了一句：“再来啊。”

2月17日周五，弗朗西斯·弗格森顺道来了奥本海默家。他看得出奥本海默已经不行了，他还能走路，但是体重已经不到100磅。他们一起在餐厅坐下，但没过多久，弗格森觉得奥本海默看起来太虚弱了，自己应该先告辞。“我陪他走进卧室，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我就听说他去世了。”

1967年2月18日周六晚上10点40分，奥本海默在睡梦中溘然长逝。这一年他才62岁。姬蒂后来向一位朋友吐露：“他死得很可怜。他先是变得像个小孩，然后又成了一个婴儿，他会发出怪声。我无法走进那个房间，又不得不去，但我真做不到。我实在受不了。”两天后，他的遗体被火化。

刘易斯·斯特劳斯给姬蒂发了一封电报，声称自己“对奥本海默的离世感到悲痛”。国内外的报纸都刊登了长篇讣告，其中不乏赞誉之词。伦敦的《泰晤士报》形容他是“博学多才之人”的典范。戴维·利连索尔告诉《纽约时报》：“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高尚的灵魂——一位把诗歌和科学融为一体的天才。”爱德华·泰勒的评价则没有这些溢美之词：“我会铭记他完成了一项杰出又不可或缺的工作……组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莫斯科，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说，一位“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去世了。《纽约客》杂志在缅怀他时写道，他是“一个外貌和举止都无比优雅的人，是一位散发着知识分子不羁气息的贵族”。参议员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谈到了这位已故的物理学家：“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用自己的特殊才能为我们所做的贡献，还要记住我们都对他做过什么。”

1967年2月25日普林斯顿的追悼会结束后，同年春天，美国物理学会在华盛顿举行了特别会议，再次悼念奥本海默。伊西多·拉比、罗伯特·瑟伯尔、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其他几个人都发了言，这些讲话后来被结集出版，拉比还为它写了序言，他写道：“在奥本海默身上，有一种不易觉察的质朴。然而，从本质上说，正是这种精神品质，这种在言谈举止中传达出的修养，才是他个人魅力的基础。他一直有所保留，让人总感觉他还有尚未表露的深刻感受和洞见。”

姬蒂把她丈夫的骨灰坛带回了鹰巢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姬蒂、托妮和圣约翰岛上的两位朋友——约翰·格林和他的岳母伊瓦·克莱尔·德纳姆一起开汽艇前往卡瓦尔岩，这是一座能从他们的海滩小屋望到的小岛。当他们航行到卡瓦尔岩、孔戈礁和洛万戈礁中间时，约翰·格林关掉了发动机。他们所在的位置水深有70英尺。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姬蒂没有把奥本海默的骨灰撒进海里，而是将骨灰坛投入海中。它并没有立即沉入水底，于是他们绕着上下漂浮的骨灰坛转了几圈，所有人都静静地注目，直到最后骨灰坛在波涛汹涌的海面消失。姬蒂解释说，她和奥本海默商量过，“那里就是他想要的归宿”。

托马斯·杰斐逊被视为美国的开国先贤，他智力超群，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建树颇多，影响重大且深远。——译者注

费米奖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颁发的一项国际奖，于1954年设立，费米去世前成为首位获奖者。该奖每年颁发一次，用来奖励在核物理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它不授予单一成果，而是以候选人终生的成就作为评价标准，属于终身贡献奖。——译者注

斯特恩的书目前仍是对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最完整的记录。其他优秀的作品包括约翰·梅杰的《奥本海默听证会》（纽约：斯坦和戴出版公司，1971年）；巴顿·J.贝尔斯坦的《重新思考奥本海默忠诚-安全案》，《斯坦福法律评论》第42卷（1990年7月刊）：1383—1484页；查尔斯·P.柯蒂斯的《奥本海默案：对安全系统的审判》（纽约：奇尔顿出版社，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