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热血”

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

——伊西多·拉比

寄给奥本海默夫妇的信件让他们应接不暇，其中有钦佩者的支持，有无理取闹者的谩骂，还有亲朋好友表达他们的痛心。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的妻子简·威尔逊在给姬蒂的信中写道：“罗伯特和我从一开始就感到震惊，事情的每一步进展都让我们感到恶心和厌恶。我一时想不起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丑陋的滑稽戏了。”奥本海默在跟堂姐谈起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读到那么多有关我的报道，你还没烦吗？我是受够了！”但是他在讽刺挖苦的时候还是流露出了愤恨之情，比如“他们监听我电话的花费，比让我负责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酬劳还多”。

在与弟弟通电话时，奥本海默表示，他“从开始就料到了事情的结局”。尽管心灰意冷，但他已经开始把这次磨难看作历史事件了。他在7月初告诉弗兰克，他已经花2 000美元购买了多份听证会记录，“以便历史学家和学者们进行研究”。

与他非常亲近的一些朋友认为，在过去6个月里。他老了许多。哈罗德·彻尼斯说：“有的日子他看起来疲惫憔悴，有的日子他又像以前一样神采奕奕。”奥本海默童年的好友弗朗西斯·弗格森被他的外表吓了一跳。他那剪得短短的、斑白的头发已经变成银白色，他刚过50岁生日，但如今他平生第一次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奥本海默向弗格森承认他是个“该死的傻瓜”，他可能是自作自受。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是他的确做了一些傻事，“比如强不知以为知”。弗格森认为他的朋友现在明白了“他最令人沮丧的一些错误正是源于他的虚荣心”。弗格森回忆道：“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躲了起来，回归到更简单的生活。”

奥本海默的反应就如他14岁时表现出的那样坚忍，他拒绝对裁决提出抗议。“我把它当作一起重大事故，”他对记者说，“就像火车失事或楼房倒塌一样。它与我的生活毫无牵连，我只是碰巧在现场。”但在审判结束6个月后，当作家约翰·梅森·布朗把他的苦难比作“不见血的十字架受难”时，奥本海默淡淡地笑了笑，回答说：“你知道，它并非滴血不沾。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热血。”事实上，他越是试图将这一磨难轻描淡写——将其视为“与我的生活毫无牵连”的“重大事故”，他的内心就越沉重。

虽然奥本海默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志消沉，但他的一些朋友还是注意到他整个人发生了变化。汉斯·贝特说：“他的精神和活力已经大不如前。”拉比后来谈到安全听证会时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简直要了他的命，至少在精神上如此。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罗伯特·瑟伯尔一直认为，在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成了“一个悲伤的人，他的精神崩溃了”。但那年晚些时候，戴维·利连索尔在社交名流玛丽埃塔·特里在纽约举办的派对上遇到了奥本海默夫妇，他在日记中写道，姬蒂看起来“容光焕发”，奥本海默“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都不记得上次他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像哈罗德·彻尼斯这样的密友“认为奥本海默和姬蒂都非常顺利地挺过了听证会”。实际上，如果奥本海默真的变了，彻尼斯认为这也是一种进步。彻尼斯说，经历了这次磨难，奥本海默更善于倾听，并表现出“对他人更深刻的理解”。

奥本海默备受打击，但同时又能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可以假装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荒唐的意外事故，但这种畏缩使他失去了本来可以用来反击的力量和愤怒。也许这种畏缩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策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代价也相当可观。

有一段时间，奥本海默甚至都不确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是否会允许他继续任职。他知道斯特劳斯希望他被免去院长一职。7月，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认为高等研究院的13名董事中有8人希望解除奥本海默的职务，不过他决定将此事的投票表决推迟到秋季，这样就不会显得斯特劳斯是在利用主席身份公报私仇。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因为投票延后，教职员工得以在此期间起草一封支持奥本海默的公开信。高等研究院所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种团结一致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毕竟作为院长，奥本海默多年来也伤害过不少人的自尊。斯特劳斯被迫收手，那年秋天晚些时候，董事会投票决定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院长。斯特劳斯感到既愤怒又受挫，他继续在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上与奥本海默针锋相对。处处针对奥本海默成了斯特劳斯无法摆脱的执念，他的文件里塞满了各种备忘录，其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奥本海默所谓的不法行为。1955年1月，在提到一场关于教员假期薪酬的小争执时，斯特劳斯写道：“他不说实话。”这些年来，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做了别有用心的记录：他称弗兰克福特法官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骗子”，斯特劳斯还乐此不疲地散布谣言，说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性取向使他“容易成为苏联勒索的目标”。

如果说从奥本海默身上仍能看出他过去几个月经受的压力，那么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虽然姬蒂在听证委员会面前表现出色，但她的朋友们看得出她显然很痛苦。一天凌晨两点，她给老朋友帕特·谢尔打了一个电话，谢尔回忆说：“那时我们都睡得正香呢，她显然醉得很厉害，说话含糊不清，说话都不太连贯。”7月初，就在原子能委员会决定维持这一裁决后，联邦调查局在一次非法电话窃听中得知姬蒂刚刚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严重疾病，她只能在奥尔登庄园接受医生治疗。

9岁的托妮似乎对发生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但是据哈罗德·彻尼斯说，13岁的彼得“在奥本海默经受磨难时，在学校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一天，他放学回家后告诉姬蒂，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共产党员。”彼得一直是个敏感的孩子，这时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那年初夏的一天，看了一会电视转播的陆军与麦卡锡的听证会后，彼得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在墙上的黑板上写道：“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对某些人的指控是不公平的。既然如此，我认为有些人，请容我说是美国政府中的有些人，应该下地狱。某些人之一敬上。”

因此，奥本海默认为度个长假对全家都有好处。他和姬蒂决定重游维尔京群岛，在他们着手计划时，奥本海默告诉姬蒂不要往圣克罗伊岛发电报，他认为仍有人在监视他们的通信。因为担心当局可能会干涉他们的活动，奥本海默说：“就算那个角落现在还没被染指，你发了电报也就完了。”姬蒂没听劝告，还是发了电报，她又订了那艘72英尺长“科曼奇号”帆船，船主是他们的朋友特德·戴尔。

联邦调查局已于6月初撤销了对奥本海默的技术监控。但一个月后，在原子能委员会公布了对奥本海默的最终裁决后，斯特劳斯再次向联邦调查局施压，要求他们继续监视奥本海默。7月初，联邦调查局重新安装了非法的、未经批准的电话监听装置，并且指派6名特工对奥本海默进行严密的监视，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监视到午夜。斯特劳斯和胡佛都担心奥本海默会出逃。斯特劳斯的头脑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一艘苏联潜艇在温暖的加勒比海浮出水面，偷偷地将奥本海默带到铁幕背后。

《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让奥本海默哑然失笑的文章，该报道称“重要安全官员已收到警告，称共产党正设法让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访问欧洲，然后哄骗他成为另一个庞蒂科夫”，这里提到的庞蒂科夫其实应该是布鲁诺·庞蒂科夫，他是1950年叛逃到苏联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联邦调查局窃听到赫伯特·马克斯建议奥本海默，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应该给埃德加·胡佛写一封信，告知他自己的度假计划。联邦调查局在谈话纪要中写道：“这封信针对的是那些正在流传的无稽之谈，诸如奥本海默博士可能要离开这个国家，可能被绑架，可能被苏联潜艇接应，准备去欧洲度假，等等。”奥本海默态度恳切地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计划在维尔京群岛度三四周的航海假期。

1954年7月19日，奥本海默和他的家人登上了飞往圣克罗伊岛的航班，他们又从那里去了圣约翰岛，这是一个原始的加勒比海岛屿，面积和曼哈顿差不多（21平方英里），岛上居民不超过800人，其中10%“来自美国本土”。1954年，大概只有几艘单桅帆船停泊在海湾里。岛上唯一的村落和唯一的商业港口克鲁兹湾住着几百人，他们大部分是圣约翰岛奴隶的后代。两年后，村子里才建起了唯一一家酒吧——穆伊酒吧。岛上最大的建筑是米德客栈，这是一座西印度群岛风格的深褐色平房。在这里的土路上还能看到漫步的孔雀和驴子。

下了渡船，奥本海默一家找了一辆吉普出租车，这辆吉普车载着他们沿着该岛北部海岸的土路行驶。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没有选择途经的坎尼尔种植园，这是岛上唯一的高档度假胜地，由劳伦斯·S.洛克菲勒开发，他们驱车去了特伦克湾的客栈，这是一家简陋的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由长居于此的伊瓦·布隆·索普经营。这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只能容纳十几个住客，这正是他们寻找的那种离群索居的避难所。店主的女儿伊瓦·克莱尔·德纳姆回忆说：“他们到的时候有点儿吃惊。这里与世隔绝，所以人们找不到他们。他们甚至对与谁交谈都很小心……姬蒂很有保护欲，当有人接近他时，她就像一只母老虎，因为他喜欢与人交流。”当姬蒂心情不好时，她经常乱扔东西，第二天早上，奥本海默就会去找布隆夫妇，慷慨地赔偿损失。奥本海默夫妇把克鲁兹湾作为母港，在接下来的5周里，他们驾驶“科曼奇号”在圣约翰岛和附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海域航行。

到1954年8月25日，联邦调查局仍在担心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计划，这个代号为“奥本海默行动”的计划将把奥本海默一家带到铁幕背后。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记录道：“根据计划，奥本海默将首先前往英国，然后从英国去往法国，在法国期间，他将消失在苏联人手中。”

联邦调查局发现奥本海默在圣约翰岛期间，他们无法继续监视。因此，当他最终在1954年8月29日飞回纽约时，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前与他搭话，要求他和他们去机场航站楼的一个房间。奥本海默同意了，但坚持要他的妻子也在场。奥本海默夫妇进入房间后，探员们直截了当地问他，在维尔京群岛是否有苏联特工接近他们并让他们叛逃。奥本海默说，苏联人“就算都是该死的白痴”，他也不认为他们“会白痴到跑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还主动说，如果发生这种事，他会立即通知联邦调查局。经历短暂的审问后，奥本海默一家离开了机场。探员们一直跟踪他们的车到了普林斯顿，第二天联邦调查局又给他们家的电话装上了监听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5年3月，也就是奥本海默离开圣约翰岛6个月后，联邦调查局派出了另一组探员前往该岛，他们四处询问当地居民，奥本海默在岛上时都与谁交谈过。

国外的舆论质疑这次审判，欧洲的知识分子认为这进一步证明失去理智的恐惧正笼罩着美国。“那些拥有独立的创新思维的人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中生存？”英国主要的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与国家》的R.H.S.克罗斯曼问道。在巴黎，当希瓦利埃收到奥本海默亲自寄给他的听证会记录副本时，他向安德烈·马尔罗大声朗读了部分内容。两人对奥本海默面对审讯者时令人费解的被动顺从感到震惊。让马尔罗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奥本海默毫无顾忌地回答了那些有关他朋友和同事政治立场的提问。听证会把他变成了告密者。马尔罗告诉希瓦利埃：“问题是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指控者提出的条件……他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原子弹！’他应该坚持自己的身份是原子弹的制造者，他是科学家，不是告密者。”

起初，奥本海默似乎注定要成为一颗弃子，至少在主流圈子里他找不到容身之地。近10年来，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曾是一个无处不在、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现在他却突然消失了，他还活着但销声匿迹。罗伯特·科赫兰后来在《生活》杂志上写道：“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之后，这个公众人物就不复存在了……他曾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人们无比钦佩他，他的话被到处引用，他的照片随处可见，人们喜欢向他请教，给他戴上光环，几乎把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光彩照人的英雄，是科学和智慧的英雄，是崭新的原子时代的缔造者和形象代言人。然后，突然间，所有的光环都不见了，他也消失了……”在新闻媒体上，泰勒取代了奥本海默，成了科学家参与政治的代表人物。杰里米·贡德尔写道：“20世纪50年代，对泰勒的赞美或许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他的主要对手——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污蔑。”

虽然奥本海默被逐出了政界，但他很快就被自由派视为一种象征，他象征着共和党所有的过失。那年夏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由该报助理执行主编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撰写的一系列文章，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些文章“偏袒奥本海默”。在一篇题为“不可思议的奥本海默听证会处处是戏”的文章中，弗兰德利称听证会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经典戏剧”，“丰富多彩堪比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像埃里克·安布勒的间谍小说”，“情节比《乱世佳人》还要错综复杂”，而且“出场人物有《战争与和平》的一半之多”。

许多美国人开始把奥本海默视为科学家中的殉道者、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的受害者。1954年年底，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在校庆200周年之际发表演讲，这次演说向全国听众进行了广播，他在其中传达的信息既凄凉又悲观。早些时候，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里斯讲座”中赞扬了科学对人类社群发展的价值，现在他却在谈论知识分子孤立无援的境况，民众激烈的情绪风暴让他们举步维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肤浅的罪恶，每个人都必须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切——他的所知、他的所能、他的朋友、他的传统和他之所爱，以免在普遍的混乱中失去自己，无所知，也无所爱……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与我们看法不同，或者他发现的美却是我们眼中的丑，我们也许会转身就走，仅仅因为不想劳神或嫌麻烦……”

几天后，数百万美国人观看了爱德华·R.默罗在《现在请看》中对奥本海默的采访，这是一档向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奥本海默本来并不想上这个节目，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退堂鼓。默罗所在电视台也对这次采访满怀疑虑，但是这位著名的主持人还是说服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录像采访。

默罗将他与奥本海默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剪辑成了25分钟的片段，并在1955年1月4日的节目中播出。奥本海默借这个机会谈保密政策的不利影响，他说：“保密的问题在于它让政府将整个社会的智慧和资源拒之门外……”默罗从未直接提到安全听证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奥本海默强调了在节目里不要涉及此事。取而代之的是，他委婉地问奥本海默，科学家们是否已经与政府渐行渐远。奥本海默拐弯抹角地回答说：“他们乐于被叫来提供意见，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尊重他们的学识。我想，当政府在你的专业领域胡作非为，当那些决策看起来太懦弱或报复心过强，或太短视，甚至是卑鄙时……你就会灰心丧气，这时你可能会背出乔治·赫伯特的那句诗‘我要出走’。但这是人性使然，与科学无关。”当被问及人类现在拥有的能力是否会导致自我毁灭时，奥本海默回答说：“还不能这么说，不尽然如此，你当然可以杀死很多人，至于剩下的人，你需要极大的信心才能说服自己，他们还将是人类。”

奥本海默在《现在请看》节目中露面仅仅几周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这次涉及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争论。1953年，华盛顿大学邀请奥本海默担任短期客座教授。由于安全听证会，奥本海默不得不推迟赴任。1954年年底，物理系重新发出了邀请，结果校长亨利·施米茨撤销了这一邀请。《西雅图时报》得到消息后报道了施米茨的决定，这一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一些科学家宣布他们将抵制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邮讯报》发表社论支持施米茨校长：“将此事扯上‘学术自由’……是情绪化和幼稚可笑的胡言乱语。”该报坚称，那些支持奥本海默出现在华盛顿大学校园的人是“极权主义的辩护者”。

奥本海默试图置身事外，当记者问及校方取消学术访问邀请是否侵犯学术自由时，他说：“这与我无关。”但当记者追问科学家的抵制是否会让学校处境尴尬时，他尖锐地指出：“在我看来，校方已经够让自己难堪了。”

诸如此类的事件让奥本海默的新形象越发深入人心。在公众眼中，他已经彻底地从一位华盛顿的局内人转变为一名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奥本海默私下里也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也不愿扮演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过去，他会为一些正义事业组织筹款活动，甚至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事实上，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现在面对权威时出奇地顺从，甚至可以说是毕恭毕敬。他的朋友、一直很欣赏他的戴维·利连索尔对他们在1955年3月的一次谈话印象深刻，那时距安全听证会结束还不到一年，当时是在20世纪基金会的董事会会议上，这个自由派基金会的董事包括利连索尔、奥本海默、阿道夫·伯利、吉姆·罗和本·科恩——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助手，还有弗朗西斯·比德尔——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司法部长。在基金会的工作结束后，伯利把话题转向了当前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危机，伯利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战争很可能从“小型原子弹”开始，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补充道，他知道一些将军认为：“现在我们就该用核武器消灭中国，以防他们变得更强大……”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应该如何应对的激烈讨论，他们适时地达成了共识，大家认为应该联署一份公开声明，警告国家不要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

但随后奥本海默开口了，他“解释说，尽管他同意这份声明的内容，但他认为自己不应在这份声明上签字，因为这会惹来麻烦”，这一表态让利连索尔颇为惊讶。奥本海默甚至提出，任何他同意但不签名的声明也都不应暗示“华盛顿未对有关问题给予深思熟虑及明智的考量”。奥本海默总能说服他的听众，在会议结束时，他们都认为公开声明也许不太合适。利连索尔离开时一直在想：“那些像我一样遭到过猛烈攻击的人，是否在讨论我们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时过于有所保留，生怕别人认为我们不够亲美。”

很明显，奥本海默决心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爱国者，他的批评者质疑他对国家的忠诚是错误的。他回避对抗任何公共政策，特别是那些涉及核武器的政策。奥本海默谴责那些自封的权威人士，比如年轻的亨利·基辛格，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核战略专家。他私下告诉利连索尔：“简直一派胡言，这些问题怎么可能通过博弈论或者行为学研究来解决！”他一边说一边还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点燃的烟斗。但是，他不会公开谴责基辛格或其他核战略专家。

同年春天，奥本海默拒绝了伯特兰·罗素的邀请，罗素请他参加首届帕格沃什会议。帕格沃什会议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会议的组织者有实业家赛勒斯·伊顿、罗素、利奥·西拉德和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罗特布拉特就是那位在1944年秋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波兰裔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我看到拟议的议程时感到有些担心……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持续发展核武器带来的危险’这一议题已经预设了最严重的危险所在……”罗素不解地回应道：“我真想不到你会否认继续发展核武器会带来危险。”

根据奥本海默与罗素等人的交流，科学社会学家查尔斯·罗伯特·索普认为，尽管奥本海默可能“被逐出了这个核武国家的核心圈子”，但他“在精神上仍是其基本政策方针的支持者”。在索普看来，奥本海默正重新回到“他早期的角色，即志在赢得核战争的科学-军事战略家和当权派的辩护者”。至少这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像罗素勋爵、罗特布拉特、西拉德、爱因斯坦这样的政治活动家经常在抗议美国主导的军备竞赛的请愿书上签名，奥本海默当然不愿与他们为伍。事实上，在一封1955年7月9日的公开信中，签名的不仅有罗素、罗特布拉特和爱因斯坦，还有他以前的老师和朋友，包括马克斯·玻恩、莱纳斯·鲍林和珀西·布里奇曼，但是里面显然没有奥本海默的名字。

不过，奥本海默仍会发表批评意见，他只是不想与别人有任何牵连，而且比起他的同行们，他的意见含糊其词。他被核武器带来的深刻的伦理和哲学困境所困扰，但有时，正如索普所言：“奥本海默愿为这个世界哭泣，却不愿去改变它。”

事实上，奥本海默非常想要改变世界，但他知道自己已被禁止操纵华盛顿的权力杠杆，20世纪30年代曾经激励他的那种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已经离他而去。作为一颗弃子，他并没有毫无顾忌地参与当时重大议题的讨论，反而开始了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弗兰克·奥本海默认为，他的哥哥因为找不到重返官场的途径而感到非常沮丧。弗兰克说：“我认为他想回到那种生活。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想有些东西，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就会欲罢不能，这种事就是那样。”

不过，他偶尔也会在公开场合谈起广岛原子弹爆炸，还隐约带着一种懊悔之情。1956年6月，他在儿子彼得就读的乔治中学对毕业班的学生说，轰炸广岛可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说，当美国领导人对这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时，他们“失去了克制”。几年后，奥本海默向他在哥廷根大学的老师马克斯·玻恩暗示了自己的这种感受，玻恩过去曾明确表示，他非常不赞成奥本海默从事原子弹研究。玻恩在回忆录中写道：“有这么聪明能干的学生确实令人欣慰，但我希望他们能少表现聪明，多展现智慧。”奥本海默在给玻恩的信中写道：“这些年来，我能感觉到您对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大赞成。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同感。”

尽管奥本海默不愿公开参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激烈争论，但他在文化和科学问题上仍然畅所欲言。就在安全听证会结束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为《开放的思想》，其中收录了自1946年以来他的8场演讲的演讲稿，内容都是关于核武器、科学和战后文化之间的关系。该书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本书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现代预言家，以及一位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进行思考的深思熟虑又高深莫测的哲学家。在这些文章中，他呼吁“开放的思想”是开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尽量减少保密”的理由，他说：“我们知道且一次又一次认识到，这个国家不可能通过高压政策真正或持久地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些人认为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可以采取单边行动，奥本海默对这些人进行了含蓄的谴责，他语气严肃地说：“如何正确对待那些尚不明了、难以估量和仍未知晓的事物，这个问题并非政治所独有。在科学领域中、在最琐碎的个人事务里，它始终与我们同在，它也是写作和各种艺术形式中最大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时被称为风格（style）。正是风格让我们在断言时认清局限，保持谦卑；正是风格让我们得以有效行动，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在外交政策上，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追求重要目标时可以兼顾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感受和愿望；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行动中对不确定保持敬畏；最重要的是，正是风格让力量服从于理智。”

1957年春，哈佛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邀请奥本海默担任著名的“威廉·詹姆斯讲座”的主讲人。他的朋友、当时在哈佛大学担任院长的麦乔治·邦迪向他发出了邀请，不出所料，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以阿奇博尔德·B.罗斯福为首的一群哈佛校友威胁说，如果允许奥本海默发表演讲，他们将拒绝捐款。罗斯福说：“我们认为一个说谎的人不应该在一个校训是‘真理’的地方演讲。”邦迪院长听取了反对者的意见，但他随后特意在4月8日出席了讲座。

奥本海默将他的6场系列公开演讲命名为“秩序的希望”。在首场演讲现场，1 200人挤满了哈佛最大的讲堂——桑德斯剧场，另有800人在附近的报告厅里听演讲转播。由于预计可能会出现抗议活动，剧场门口有武装警卫把守。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这让现场有了一种奇特的电影氛围。巧合的是，4天前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去世了，他的遗体当天下午就停放在国会大厦供人瞻仰。当奥本海默起身准备发言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黑板前写下了“安息吧”。一些听众因为这个大胆的举动而窃窃私语，他们意识到奥本海默刚刚对死去的参议员进行了无声的谴责，他面无表情地走回讲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埃德蒙·威尔逊观看了其中一次演讲，之后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哈佛校长内森·普西向大家介绍奥本海默时，他正独自坐在讲台旁，“他的胳膊和双脚以犹太人那种僵硬的方式紧张地动来动去，但当他开始讲话时，所有听众都被他深深地吸引，从头到尾大家都非常安静。他虽然低声细语，但经常一针见血。他极其言简意赅，他的话都来自笔记，包括他提到了威廉·詹姆斯，还谈及了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讲座开场颇为激动人心，他没有刻意渲染什么，只是提出了一些让每个人都感到苦恼的重大问题，就像埃琳娜说的，你会感到他有强烈的责任感。我们都被感动了，并且受到了激励”。

但在这之后，威尔逊开始怀疑是否奥本海默“作为一位杰出人物已经败给了时代，他和众人一样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时代，也没有能力领导这个时代。在我看来，他的谦逊像是垂头丧气”。和许多听过奥本海默演讲的人一样，威尔逊的印象是奥本海默虚弱无力的含糊其词令人不安。

无论是在高等研究院的位置上，还是在全国各地无数的演讲中，奥本海默正在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角色。他曾经是科学界的圈内人，而现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正在成为一个疏离又有感召力的局外人。经常见到他的戴维·利连索尔认为奥本海默越发成熟老练。当然，他也确实有了一些年纪，到1958年他54岁时，瘦高的奥本海默已经像老人一样弓起了背。但利连索尔认为，他脸上忧虑的表情已经“被一种‘圆满’的平静所取代。他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酷的风暴之一”。

此时，奥本海默仍在得心应手、体贴周到地主持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他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样，该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之一，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不论老少，不分学科，众多杰出的学者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避风港。约翰·纳什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他是才华横溢的数学家，1957年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奖学金。纳什读了1925年维尔纳·海森伯关于不确定性原理的论文后，他开始就量子理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向一些资深物理学家提出疑问。和爱因斯坦一样，纳什也被这个理论的不完善之处所困扰。1957年夏，当他向奥本海默提出这些另类的观点时，这位院长不耐烦地驳回了他的提问。纳什依然不依不饶，奥本海默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严肃的争论。后来，纳什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但他仍坚称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太武断了”。

纳什在那年夏天离开了高等研究院，此后多年，他一直在与一种使人致残的精神疾病作斗争，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奥本海默对纳什所受的精神折磨深表同情，在纳什从一次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中恢复后，奥本海默邀请他回到高等研究院。奥本海默对人类脆弱的心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宽容，他意识到疯狂和才华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1961年夏，当纳什的医生打电话问奥本海默纳什是否神志清醒时，奥本海默回答说：“医生，这世上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麻烦时，奥本海默的态度又不可思议到令人尴尬。1957年，当27岁的杰里米·伯恩斯坦来到高等研究院时，有人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想马上见他。当伯恩斯坦走进院长办公室时，奥本海默欢快地和他打招呼说：“物理学中有什么确凿的新发现吗？”伯恩斯坦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铃就响了，奥本海默在接电话时示意他留下来。他挂了电话后，对伯恩斯坦——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人，漫不经心地说：“是姬蒂，她又喝酒了。”说着，他又邀请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奥尔登庄园看看他收藏的“画作”。

伯恩斯坦在高等研究院待了两年，他发现奥本海默有“无穷的魅力”：这个人有时犀利得令人生畏，有时又迷人得让人毫无戒心。有一天，伯恩斯坦又被叫到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与这位院长进行定期的“忏悔”，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正在读普鲁斯特的书。“他和蔼地看着我，”伯恩斯坦后来写道，“他说，在他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他曾在科西嘉岛徒步旅行，晚上还拿着手电筒读过普鲁斯特的书。他不是在吹嘘，他是在分享心得。”

1959年，奥本海默在西德莱茵费尔登参加了由文化自由大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他和另外20位世界知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一堂讨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前景，会议地点是豪华的塞利纳酒店，它坐落在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畔。这个远离纷扰的环境让奥本海默终于可以打破他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沉默，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含糊其词，而是就美国社会对核武器的倚重直抒己见。他问道：“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大会自由主义的立场引起奥本海默深深的共鸣。他曾经与共产党员为伍，而现在他身边的这群知识分子正致力于打破那些“肤浅的共产党同情者”的幻想。他喜欢在大会上遇到的这些人，其中包括作家斯蒂芬·斯彭德、雷蒙·阿隆和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奥本海默还和大会的执行主席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成为好友，他是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弟，作为一位颇受尊敬的作曲家，他在巴黎和普林斯顿两地生活。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当然知道文化自由大会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奥本海默也对此知情。“我倒想知道还有谁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德国官员劳伦斯·德纳维尔回忆道。1966年春，《纽约时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奥本海默与乔治·凯南、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小阿瑟·施莱辛格联名致信《纽约时报》，为大会的独立性和“管理层的操守”辩护。他们甚至不屑于否认大会与中情局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本海默成了一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他开始更频繁地出国访问。1958年，他访问了巴黎、布鲁塞尔、雅典和特拉维夫。在布鲁塞尔，他和姬蒂受到了比利时王室的欢迎，他们是姬蒂的远房亲戚。在以色列，他的东道主是戴维·本-古里安总理。1960年，他访问了东京，在机场迎接他的记者提了一连串问题，在回答问题时，他轻声说道：“我不后悔我对原子弹的技术成就有所贡献，这并不是说我不内疚，而是说我今晚并不会比昨晚更内疚。”要将这种含糊不清的情感译成日语并非易事。第二年，美洲国家组织邀请他访问了拉丁美洲，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称他为“原子弹之父”。

利连索尔虽然非常欣赏奥本海默的才华，但他看到的奥本海默的家庭生活令他感到痛心。他后来说：“奥本海默的聪明才智和他别扭的性格反差强烈……他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尤其是他的孩子。”后来，利连索尔毫不客气地指出奥本海默“毁了”他孩子的人生。“他对他们管得很严。”彼得长大后成为一个害羞又极其敏感和聪明的年轻人，但他与自己的母亲非常疏远。弗朗西斯·弗格森知道奥本海默爱他的儿子，但他也看到奥本海默似乎没有能力保护彼得免受他母亲情绪波动的影响。1955年，奥本海默和姬蒂把14岁的彼得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纽敦市的乔治中学，这是一所贵格会教派建立的精英寄宿学校，奥本海默希望拉开一点儿距离能缓解儿子和妻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1958年他们家发生了一场危机，当时奥本海默受邀去巴黎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和姬蒂决定把12岁的托妮从普林斯顿的私立学校接出来，带她一起去巴黎，但是他们决定让17岁的彼得留在乔治中学。奥本海默在给弟弟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彼得表示想去弗兰克的牧场看望他，也许还可以在新墨西哥州的度假牧场找份暑期工作。奥本海默写道：“他的情绪仍然很不稳定，我恐怕无法预料6月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

奥本海默的私人秘书韦尔娜·霍布森不同意这种安排：“把他留下来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彼得非常敏感。我完全站在他这一边。”霍布森把她的想法告诉了奥本海默，但显然姬蒂已经下定决心。霍布森认为这是彼得和他父亲关系的转折点。霍布森说：“有一阵子，奥本海默不得不在他疼爱的彼得和姬蒂之间做出选择。她让他只能选择其一，他就像跟老天或自己立过什么誓，总之他选择了姬蒂。”

1957年，艾尔索普和一位同性幽会时被苏联秘密警察拍下了照片。斯特劳斯曾确保记录此事的信件妥善地保存在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私人保险箱里。

埃里克·安布勒（1909—1998），英国著名间谍和犯罪小说作家，开创性地将现实主义风格引入悬疑小说。——译者注

文中省略的最后一句话为“这正是我们的缺点和习性”，在演讲的这一部分内容中，奥本海默提到了保持开放性，不要自我封闭的意义。——译者注

乔治·赫伯特（1593—1633），威尔士诗人、演说家和牧师。这句话来自其最著名的诗作《衣领》（The Collar）。——译者注

在采访中，奥本海默在这句话之后谈到如果人体内有放射性物质，或者人类所处的环境中存在放射性物质，那么未来人类会发生什么变化，目前遗传学家还不知道。——译者注

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简称“帕格沃什会议”）由罗素等世界知名科学家发起，首届会议于1957年举办。其创办宗旨是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逐渐成为世界科学家讨论人权问题与和平问题的重要平台。——译者注

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这一社会建制、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知识的建构的一门学科。——译者注

纳什是传记作家西尔维娅·娜萨所著的《美丽心灵》的主人公原型，该书后来又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2006）是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家、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他著有多部经济类畅销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