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这件事让人悲哀到无以言表。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不仅错怪了奥本海默，而且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明的公仆……
——戴维·利连索尔
奥本海默回到奥尔登庄园时疲惫不堪、心情烦躁，他知道情况不妙，除了等待听证委员会的裁决，他无能为力。他觉得要等几周后才能做出裁决。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他告诉一位友人，那时“他已经认为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他不相信这个案件会悄无声息地结束，因为这个时代所有的邪恶尽在其中”。几天后，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奥本海默“目前十分消沉，对妻子很暴躁”。
在等待听证委员会裁决的日子里，他和姬蒂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花了很多时间观看陆军对峙麦卡锡的参议院听证会。这场非同寻常的戏剧性事件始于1954年4月21日，当时奥本海默正在经历自己的磨难。在整个5月，估计每天有2 000万美国人收看参议员麦卡锡和军方法律顾问、波士顿律师约瑟夫·奈·韦尔奇的唇枪舌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奥本海默也被这个现场直播的连续剧惊呆了。对他个人来说，这肯定也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对比，奥本海默更加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的听证会是一场秘密审讯。他是否会不禁想到如果由韦尔奇或像他这样的律师代表自己，或许情况不会如此糟糕？
戈登·格雷认为一切都很顺利。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口授了一份私人备忘录，总结了自己的初步感受：“我现在认为，到目前为止，在现有情况下，听证会已经尽可能做到了公正。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奥本海默博士和他的律师确实无权查看某些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和其他机密材料……”格雷还承认：“罗布先生的交叉询问和支离破碎、出其不意地引用和引述文件让我有点儿不安。”但最后，他又自圆其说：“从整体上看，该听证会并未损害到奥本海默博士的利益。”
从格雷私下与委员会成员的讨论来看，听证会的结果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把“对个人的忠诚置于对政府的忠诚或义务之上”，这无疑是错误的。或者，正如那周早些时候格雷在一天早上对摩根和埃文斯所说的，奥本海默博士“习惯于用自己对问题的判断代替审慎的官方判断，而在很多情况下，与后者保持一致才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格雷列举了“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对伯纳德·彼得斯的辩护、氢弹之争，以及奥本海默的其他一些核政策立场。摩根和埃文斯对此表示同意，埃文斯博士特别说道：“奥本海默肯定犯了严重判断错误。”
因此，在10天的休庭结束后，当格雷得知埃文斯博士居然起草了一份支持奥本海默的意见书时，他感到非常震惊。格雷一直认为埃文斯“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裁定不应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埃文斯曾私下告诉他，凭他的经验，“那些有颠覆活动背景和对此感兴趣的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犹太人”。坦率地讲，格雷认为埃文斯的反犹主义会影响他的判断。格雷指出，在为期一个月的听证会中，“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两位同事都非常坚定地持同一种观点”。但现在，从芝加哥回来后，“埃文斯博士显然已经彻底改变了观点”。埃文斯说，他只是回顾了一下记录，并认为这些指控中没有什么新内容。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人‘影响’了他”。
斯特劳斯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发狂。他和罗布对奥本海默的律师进行了监听，他们阻挠了加里森获得安全许可，用机密文件伏击了辩方证人，还用联邦调查局文件中道听途说的证据误导了听证会，尽管他们竭尽全力确保奥本海默被判有罪，但是现在看来他有可能洗脱罪名。
由于担心埃文斯可能会影响另外一名听证委员会成员，斯特劳斯跟罗布通了电话。两人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在得到斯特劳斯的同意后，罗布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请求胡佛出面干预。罗布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C.E.亨里奇，他认为“局长亟需与听证委员会讨论此事”。罗布表示，他认为如果听证委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将是一场悲剧，他认为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斯特劳斯给胡佛的私人助理A.H.贝尔蒙特打了电话，恳请他让局长介入。他表示，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听证委员会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亨里奇说：“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斯特劳斯和罗布希望听证委员会认定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分子，但他们现在担心听证委员会不会做出这一认定……我觉得局长不应该与听证委员会碰面。”
对胡佛来说，他的介入一旦曝光，肯定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胡佛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告诉自己的助手：“我认为我参与讨论奥本海默案是极不妥当的……”他没有去见格雷的听证委员会。
多年后，有人向罗布出示了一份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上面显示他曾企图让胡佛出面介入，但他否认自己曾试图让联邦调查局局长影响听证委员会的判断。他对电影制作人、历史学家彼得·古德柴尔德说：“我坚决否认我曾为了让局长对听证委员会施加影响，鼓动他和委员会会晤……我也否认我曾经告诉亨里奇，我认为‘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如果委员会不与胡佛先生讨论，可能会做出有利于奥本海默的决定。”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一清二楚，罗布是在撒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雷认为埃文斯的意见书写得十分糟糕，于是要求罗布代其重写。“我不想让埃文斯博士的意见显得站不住脚，”罗布解释道，“如果那样的话，他看起来就像是听证委员会里安插的摆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好像我们把一个傻瓜弄到了委员会里。”
5月23日，听证委员会做出了正式裁决，委员会以二比一的投票结果认定奥本海默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公民，但仍属于危险分子。因此，主席格雷和委员会成员摩根建议不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格雷和摩根写道：
我们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1. 我们发现，奥本海默博士一贯的表现和交友反映出他严重漠视安保系统的要求。
2. 我们发现他容易受人影响，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3. 我们认为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这让人怀疑，如果他以后参与政府事务时继续采用他在政府国防项目上的态度，这是否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
4. 我们遗憾地认为，奥本海默博士在此次听证会上给出的证词中有几处不够坦诚。
他们的逻辑其实经不起推敲，他们没有指控奥本海默违反任何法律，甚至任何安全规定，他的社会交往却成了某种欲加之罪的证据。在他们眼中，他故意蔑视安全机构，这才是最应受到谴责的事情。格雷和摩根写到多数委员认为：“对朋友忠诚是最高尚的品质之一。然而，对朋友的忠诚如果高于对国家和安保系统理应承担的义务，那显然不符合安全利益。”于是，过度看重友谊也成了奥本海默的罪过之一。
同时，埃文斯提出了异议，他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裁决。“当奥本海默博士在1947年获批安全许可时，原子能委员会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污点记录。”埃文斯在他的意见书中说。
他们显然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和他的左翼思想，但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安全许可。他们愿意冒这个险，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而他一直工作表现出色。现在，工作已经完成，我们被要求调查他，调查的内容几乎还是同样的污点记录。他工作认真投入，不辞辛苦。听证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奥本海默博士是一位不忠于自己国家的公民。他憎恶苏联。他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员，这是事实。他现在仍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然而证据表明现在比1947年要少。他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他更能明辨是非。听证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他的忠诚，即使那些指证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跟他1947年获得安全许可时相比，现在他的安全风险更小。现在撤销他安全许可的依据也是1947年颁给他安全许可的依据，我们都清楚他现在比那时的安全风险更低，在一个自由国家似乎不应如此行事……
我个人认为，我们未能给予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将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为他作证的很多人都是我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支持他。
无论这份意见书是完全出自埃文斯之手还是经过了罗布的润色，它都称得上意义非凡。在上面引用的短短两段话中，它推翻了格雷和摩根作为裁决依据的“几点考量”中的第1、2和4点。但是，它未能反驳第3点，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奥本海默后来口中的“灾难”。在第3点中，格雷和摩根写道：“我们认为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
为什么奥本海默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奥本海默反对开发氢弹的应急计划，但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7名成员也表示了反对，他们都清楚地表明了各自的理由。格雷和摩根真正想表达的是，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们不希望政府的顾问中有这样的声音。奥本海默想要遏制甚至扭转核军备竞赛，他想鼓励公开的民主辩论，讨论美国是否应该采取种族屠杀作为主要防御战略。显然，在1954年，格雷和摩根认为这些观点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是一位科学家在军事政策问题上提出强烈异议有违法律，应被禁止。
听证委员会勉强做出了相当于有罪判决的裁定，这让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但之后他又开始担心埃文斯的异议可能会说服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撤销判决。毕竟，判决只是一个建议，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奥本海默的律师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将遵照程序进行，听证委员会的报告将由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直接转交给委员们。但尼科尔斯并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是个“狡猾的浑蛋”，他给委员们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份精心炮制的案情摘要。尼科尔斯在撰写该信时得到了斯特劳斯、《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和罗布的指导，这封信重新诠释了听证委员会的报告。
对于为何不应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尼科尔斯在信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由，他的推断远远超出了听证委员会的裁决。奥本海默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曾在斯特劳斯的办公室放过3个月，在此期间，他对这些档案进行了研究。基于斯特劳斯的研究，尼科尔斯认为，奥本海默不仅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粉红分子”，“他与这些铁杆共产党员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他被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尼科尔斯列举了奥本海默通过共产党捐赠的款项，并总结道：“记录表明，除了没有党员证，奥本海默博士在各方面都算是共产党员。”
尽管听证委员会在裁决中强调了奥本海默反对发展氢弹，但尼科尔斯放弃了起诉书中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内容，并且狡黠地补充道，原子能委员会无意质疑像奥本海默博士这样的科学家有表达“真实想法”的权利。
相反，尼科尔斯把重点转移到了“希瓦利埃事件”上，但他对这个历史谜团的解读与听证委员会截然不同。奥本海默承认，1943年，当他第一次谈到“希瓦利埃-埃尔滕顿事件”时，他对帕什撒了谎，听证委员会当时接受了这一解释。尼科尔斯不接受这种解释，他用一种出人意料甚至涉嫌违法的花招，彻底地重新解读了这一事件。实际上，尼科尔斯重审了奥本海默案，驳回了听证委员会的主流意见，并且向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了一个取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全新理由。
尼科尔斯查看了一份16页的谈话记录，其中记录了1943年8月26日奥本海默和帕什那次影响深远的会面，尼科尔斯认为：“难以断定奥本海默博士那时对帕什巨细无遗的讲述是在说谎而现在讲的才是实话。”尼科尔斯问道，奥本海默为什么会“向帕什中校讲述一个如此繁复的虚构故事”？奥本海默对此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他试图转移人们对希瓦利埃和他自己的注意力，但尼科尔斯反驳了这一点，他指出奥本海默“直到1946年才给出了他现在的这套说辞，而在这之前不久，他刚从希瓦利埃那里得知希瓦利埃跟联邦调查局交代此事时都说了什么”。尼科尔斯向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隐瞒了一个关键事实，无论是联邦调查局对埃尔滕顿的问讯，还是几乎同时进行的对希瓦利埃的问讯，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奥本海默在1946年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解释。在掩盖实情的情况下，尼科尔斯得出结论，奥本海默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并且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再次撒了谎。
尼科尔斯并没有挖掘出更多的事实，实际上，他隐瞒了事实。他只是断言奥本海默撒谎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推测缺乏支持的证据。奇怪的是，听证委员会并没有让弗兰克·奥本海默出面作证，也没有就此事征询哈康·希瓦利埃和乔治·埃尔滕顿这两位重要人物的证词。（希瓦利埃当时住在巴黎，埃尔滕顿早已回到英国，但两人都可以在国外接受问讯。）
尼科尔斯的信中包含的只是一个推测、一种个人解读、一个听证委员会从未提出的观点。为什么到了现在他还要提出另一种猜测？答案显而易见：声称奥本海默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撒了谎比说他在11年前对一名中校撒了谎更具破坏力。
尼科尔斯提出这种偏激的解读不可能没有斯特劳斯的支持，显然，斯特劳斯担心听证委员会裁决内容的模棱两可再加上埃文斯切中要害的异议，可能导致原子能委员会推翻听证委员会所做的裁定。
奥本海默的律师对尼科尔斯的信一无所知。加里森本来有可能得知此事，因为他提出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作口头陈述。原子能委员会的亨利·D.史密斯支持加里森的请求，他警告委员会：“对于尼科尔斯的信，如果我们不给奥本海默博士的律师发表意见的机会，那么信件公开时，我们将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斯特劳斯再次占了上风，加里森的要求被毫无理由地断然拒绝。
奥本海默的律师曾一度希望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委员能够拒绝听证委员会的建议，毕竟，委员会中有3位民主党人（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托马斯·默里和尤金·朱克特），而只有2位共和党人（刘易斯·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坎贝尔）。起初，斯特劳斯自己也担心委员会会以三比二的票数做出对奥本海默有利的裁决。但作为主席，斯特劳斯占据了影响其他委员的有利位置，他深谙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毫无顾忌地向那些愿意倒向他的同僚提供切实的回报。他用豪华的午宴招待他们，还向史密斯提到了私营产业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史密斯一度怀疑斯特劳斯是否在试图收买他的选票。哈罗德·格林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他曾受命起草对奥本海默的指控信，他认为斯特劳斯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强硬。格林知道，朱克特最初倾向于认为奥本海默是无辜的。事实上，5月19日，斯特劳斯得知“尤金·朱克特希望不要站出来表态，不要参与对该安全案件的最终投票”。但后来朱克特突然变卦了，他计划6月30日辞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转而在华盛顿做私人执业律师，就在前一天，他在反对奥本海默的意见书上签了字。格林坚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特别是他后来得知斯特劳斯随后将自己大量的法律业务移交给了朱克特。格林并不知道，朱克特还与斯特劳斯签订了一份合同，他将担任后者的“私人顾问”。
到6月底，除了一名委员，斯特劳斯获得了其他所有委员的选票。作为委员会中唯一的科学家，史密斯教授明确表示，他认为应该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在1945年出版了《史密斯报告》，这是一部讲述曼哈顿计划的不涉密的科学史，因此他对奥本海默和相关的安全问题都很熟悉。就个人而言，他并不太喜欢奥本海默，他们在普林斯顿做了10年的邻居，奥本海默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十分虚荣、自以为是的人。不过，重要的是，史密斯认为这些指控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5月初，他和斯特劳斯共进午餐时因为这个判决发生了争论。午餐结束时，史密斯说：“斯特劳斯，你我之间的区别在于，你看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灰色的。”
“史密斯，”斯特劳斯厉声反驳，“我给你介绍个好点儿的眼科医生吧。”
几周后，史密斯告诉斯特劳斯，他决定写一份表达反对意见的报告。史密斯每天工作到深夜，他费力地翻阅着听证委员会的报告和听证会的记录，这些文件足足堆了4英尺高。为了能完成这项任务，他请两名原子能委员会的助理协助自己。尼科尔斯警告其中一名助理菲利普·法利说这份工作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但法利还是勇敢地接受了史密斯指派的工作。6月27日，史密斯完成了一份反对意见草案，但他发现原子能委员会最终的多数意见已被彻底重写，因此他也不得不重新起草自己的意见书。
从6月28日周一晚上7点开始，史密斯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撰写一份全新的反对意见书，这时离原子能委员会规定的提交最终意见的最后期限只剩下12个小时。他们整晚都在工作，史密斯透过窗户看到房子外面停着一辆汽车，有两个坐在车里的人一直在盯着这所房子。史密斯认为这是原子能委员会或联邦调查局有人派他们来恐吓他。那天深夜，他对一位助手说：“你知道吗，我为奥本海默费了这么大劲儿，这可真滑稽，因为我压根就不太喜欢这家伙。”
那天上午10点，法利把史密斯的反对意见书送到了市中心的原子能委员会办公室，并一直守在一旁以确保印制的副本内容完整。当天下午，史密斯的异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向媒体公布。委员们以四比一的表决结果认为奥本海默忠于国家，又以四比一的投票认定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原子能委员会的多数意见中没有提及氢弹问题，但这是听证委员会进行裁定时的中心议题。由斯特劳斯起草的多数派决议主要针对的是奥本海默性格上的“根本缺陷”。具体来说，“希瓦利埃事件”和20世纪30年代他与共产党员学生的来往成了焦点。“记录显示，对于别人需要遵守的规则，奥本海默博士一直都置之不顾。他在应该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弄虚作假。在个人交往中，他一再表现出蓄意无视正当合理的安保义务。”
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就这样在到期前一天被撤销了。在读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们的裁决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让人悲哀到无以言表。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不仅错怪了奥本海默，而且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明的公仆……”爱因斯坦充满厌恶地打趣说，从此以后，原子能委员会应该被称为“原子能肃清同谋会”。
6月初，斯特劳斯以一份听证会笔录在火车上失窃为由（那份笔录很快就被人送到了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失物招领处），说服其他委员同意让美国政府出版局将之前打印的3 000页听证会笔录全部印制出来。这违反了听证委员会对全体证人做出的承诺，即他们的证词将被保密。但斯特劳斯觉得他还没有赢得围绕此案的舆论战，所以他对此未予理会。
这本印刷紧凑的《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共993页，约75万字，它很快成为冷战早期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为了确保最初的新闻报道会让奥本海默难堪，斯特劳斯让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强调了那些最具破坏性的证词。喜欢恶意中伤的右翼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热心地写道：“奥本海默的证词（大多数人都跳过了）里提到了他情妇的名字（已故的琼·塔特洛克），她是一位狂热的‘赤色分子’，奥本海默承认在婚后与她有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当时他正忙于原子弹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情人是一位活跃的共产党员……”
那些极端保守的媒体（如《美国信使》）对这位“原子科学家中老牌明星人物”的垮台欢呼雀跃，还批评奥本海默的支持者是“纵容潜在的叛徒”。当众议院宣布原子能委员会的裁决时，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起立鼓掌。
然而，从长远看，斯特劳斯的做法是在引火烧身，这些记录不仅揭露了听证会本质上是一场审判，还暴露了麦卡锡时期的司法腐败。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份记录将彻底毁掉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名声并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围绕审判及判决的舆论宣传提高了奥本海默在美国和海外的知名度。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原子弹之父”，而现在他身上有了更大的光环——一位像伽利略一样殉道的科学家。出于对这一判决的震惊和愤慨，282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为捍卫奥本海默联名致信斯特劳斯。在全国各地，1 100多名科学家和众多学术机构签署了另一份请愿书，抗议这一裁决。对此，斯特劳斯回答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也是正确的决定”。新闻节目主持人埃里克·塞瓦赖德指出：“他（奥本海默）再也接触不到政府文件中的机密，想必政府也不再能接触到奥本海默大脑中的秘密。”
奥本海默的朋友、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对这一裁决感到愤慨。他在给戈登·格雷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个愚蠢又卑鄙的举动，如果这个国家还欠你什么，那也已经一笔勾销。”不久，艾尔索普兄弟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1.5万字的文章，就“令人震惊的司法不公”对刘易斯·斯特劳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艾尔索普兄弟借鉴了爱弥尔·左拉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我控诉》，并将他们的文章命名为《我们控诉》。他们文辞华丽地辩称，原子能委员会没能让罗伯特·奥本海默蒙羞，反而羞辱了“美国自由的盛名”。这两起事件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奥本海默和德雷福斯上尉都出身富裕的犹太家庭，两人都被迫接受审判，均被指控叛国。艾尔索普兄弟预言奥本海默案最终将重演德雷福斯案的结局：“法国那些丑恶势力狂妄自大地炮制了德雷福斯案，然后又因为自己的那些卑劣行径，跌断了牙齿，失了势，在美国像他们一样的丑恶势力营造了让奥本海默受审的政治气氛，他们也将在奥本海默案中跌断牙齿，垮了台。”
裁决的消息公布后，约翰·麦克洛伊写信给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一个人为国家安全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我认识的功勋卓著的将军中有一半人都不及他，时隔多年，现在他却被认定是危险分子，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啊。我知道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对我的证词感到恼火，但是老天爷啊，他还能指望什么呢？我目睹了奥比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还有很多想说的话，但那还有什么用呢？”
弗兰克福特在信中安抚他的老朋友说：“你让许多人认识到你提出的‘安全权衡’的深远意义。”弗兰克福特和麦克洛伊都认为，整个惨剧的罪魁祸首是斯特劳斯。
在麦卡锡主义最歇斯底里的时候，奥本海默成了最知名的受害者。历史学家巴顿·J.伯恩斯坦写道：“此案没有麦卡锡的参与，却最终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对结果感到满意，但他不知道斯特劳斯都为此动用了什么手段。6月中旬，艾森豪威尔似乎仍未意识到听证会的性质和意义，他还给斯特劳斯写了一封短信，建议让奥本海默着手解决海水淡化的问题：“我想不出有史以来还有哪项科学成就比得上这件事带给人类的益处……”但斯特劳斯对此置若罔闻。
刘易斯·斯特劳斯在和他臭味相投的朋友的帮助下，成功地将奥本海默“赶下了神坛”，这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名科学家被政府开除了，但现在所有科学家都被警告，那些质疑国家政策的人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听证会之前不久，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万尼瓦尔·布什博士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一位与军方合作的技术人员有多大权力公开发表意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一直很谨慎地遵守规定，也许过于谨慎了。”根据他的经验，布什认为如果他公开谈论政府内部审议的事情，他只会让自己不被任用。可是，“当一位公民看到他的国家正走向一条他认为会通向灾难的道路时，他又有义务大声疾呼”。和奥本海默一样，布什对华盛顿日益依赖核武器持批判态度。但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奥本海默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他所有的同人都目睹了他因自己的勇敢无畏和爱国热情而受到惩罚。
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此事给科学界带来的冲击余波犹在。泰勒的很多朋友都弃他而去。案件结束3年后，对于那些审判过他朋友的人，拉比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他在纽约一家名为旺多姆广场的高档法国餐厅偶遇尤金·朱克特，随后拉比开始了措辞激烈的谩骂，他扯着嗓子高声叫喊，大声谴责朱克特作为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在此案中做出的决定。羞愧不已的朱克特匆忙逃离现场，他后来向斯特劳斯抱怨了拉比的举动。
李·杜布里奇在给爱德华·康登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案已经无法挽回，但是‘危险分子’这个词的定义过于宽泛了，你一开始指控一个人犯有叛国罪，结果证明他只是撒了点儿小谎，但你依然可以给他扣上这个帽子。我想，毫无疑问，奥本海默确实撒过一些小谎，但如今在公众心目中，任何撒谎的人、任何曾是‘共产党员’的人，显然都成了不可饶恕之人。”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科学家一直被视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中的一员，他们可以正当地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思想家。随着奥本海默被赶下神坛，科学家们知道，未来，他们只能作为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专家为国家服务。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后来观察到的，奥本海默的受难意味着战后“科学家的救世主身份”已经终结。在政府体系内工作的科学家不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但1953年奥本海默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举动表明，他们仍然希望成为政府的顾问。因此，这次审判成为科学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美国科学家应该如何为国家服务这一问题上，最狭隘短视的主张大获全胜。
几十年来，大批美国科学家纷纷离开学术机构，争相奔向企业的研发实验室。1890年，美国只有4个这样的实验室，到1930年，这样的实验室已经超过1 00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当然，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一直在亲身经历这一变化。但在那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他不为任何武器实验室工作。对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所称的“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奥本海默越来越忧心忡忡，他曾试图借助自己的名望来质疑科学界日益依赖军方的趋势。可是到1954年，他彻底失败了。正如后来科学史学家帕特里克·麦格拉思所说：“一些科学家和官员，比如爱德华·泰勒、刘易斯·斯特劳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他们为军国主义和反共主义呐喊助威，这迫使美国科学家和他们所属的机构几乎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军事利益。”
奥本海默的失败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在罗森堡核间谍案中，审判针对的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间谍活动。阿尔杰·希斯虽然被指控作伪证，但根本罪名仍是间谍活动。奥本海默案则不同，尽管斯特劳斯私下有所怀疑，但没有证据表明奥本海默传递了任何秘密情报。事实上，听证委员会已经证明奥本海默在这一点上是清白的。但就像许多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一样，奥本海默曾是左翼阵营的一分子，他活跃在人民阵线的事业中，与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都关系密切。作为自由主义者，在对苏联失望后，他利用自己的重要地位加入了自由派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行列，与乔治·C.马歇尔将军、迪安·艾奇逊和麦乔治·邦迪等人成为朋友。自由主义者把奥本海默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他的耻辱也是自由主义的耻辱，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明白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现在，即使不涉及间谍活动，即使一个人的忠诚毋庸置疑，挑战美国依赖核武库的战略依然是危险的。因此，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象征着冷战早期压制公共话语权的重要一步。
听证会由麦卡锡委员会发起，麦卡锡声称美国陆军内部有共产党渗透。听证会始于1954年4月，到6月才结束，并由电视台实况转播，吸引了多达2 000万的观众。会上，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是麦卡锡主义衰落的开始。——译者注
彼得·古德柴尔德曾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知名的制作人，英国广播公司1980年播出的传记迷你剧《奥本海默》就是由他担任制作人，他还出版过另外一本奥本海默的传记《罗伯特·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1986）。——译者注
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的英文缩写是ACE，爱因斯坦借用了这个缩写，他戏称的“原子能肃清同谋会”（Atomic Extermination Conspiracy）的英文缩写也是ACE。——译者注
美国政府出版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GPO），负责编辑、印刷、出版和发行美国政府部门出版资料的官方机构，美国护照也属于这类政府出版物。——译者注
1894年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遭罪后，1898年作家左拉投书为德雷福斯的清白辩护，此文引发极大反响。——译者注
麦克洛伊在听证会的证词中曾提出每个人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做出裁决时除了考虑负面因素，还要考虑此人的正面贡献，要权衡风险和获益。——译者注
军工复合体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1年1月17日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危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