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歇斯底里的表现”
我对奥本海默的事感到很痛心，我想你也是。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调查一个像牛顿或伽利略那样的人物是不是危险分子。
——约翰·J.麦克洛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
奥本海默周五结束出庭作证后，加里森被允许传唤20多名辩方证人，他们将为奥本海默的品格和忠诚作证。他们包括汉斯·贝特、乔治·凯南、约翰·J.麦克洛伊、戈登·迪安、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以及其他科学界、政界和商界的杰出人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约翰·兰斯代尔，他是曼哈顿计划的前安全主管，现在是克利夫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美国陆军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重要安全官员为辩方作证，这一举动本身就会对听证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兰斯代尔马上就意识到该如何抵御罗布咄咄逼人的进攻。在交叉询问中，兰斯代尔说他“坚定地”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忠诚的公民，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对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深感不安，现在这就是歇斯底里的表现之一。”
罗布可不会放过这一点，他问兰斯代尔：“你认为这个调查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吗？”
兰斯代尔回答：“我认为……”
罗布打断他，又问：“是，还是不是？”
兰斯代尔回答：“我不会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让我继续说下去，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罗布说：“好吧。”
兰斯代尔说：“我认为这个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是极其危险的。”他接着解释说，1943年在处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问题时，他也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个敏感问题：是否可以让那些志愿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法西斯分子战斗的共产党员担任陆军军官。他“斗胆阻止了任命”15~20名这样的共产党员为陆军军官，兰斯代尔说他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诋毁”。他的决定最终被白宫驳回，兰斯代尔表示责任在罗斯福夫人“及白宫她身边的那些人”，他们营造的氛围让共产党员也能当上军官。
在明确了自己的反共资历之后，兰斯代尔接着表示：“今天我们又摇摆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我看来，这同样危险……现在，我认为这个调查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吗？不是。我认为事实上现在太疑神疑鬼了，请容许我这么说。我认为，1940年时与共产党有牵扯和今天与共产党有牵扯被视为同样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歇斯底里的表现。”
时任大通银行董事长的约翰·J.麦克洛伊也同意兰斯代尔的看法。作为艾森豪威尔私人“智囊团”的成员，麦克洛伊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还是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最富有的六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1954年4月13日早晨，当麦克洛伊读到赖斯顿关于奥本海默案的报道时，他发现这则新闻令人深感“不安”。“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和一个共产党员情妇上过床。”他后来回忆道。
麦克洛伊经常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与奥本海默会面，他从未怀疑过奥本海默的忠诚，他还毫不犹豫地与艾森豪威尔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我对奥本海默的事感到很痛心，我想你也是，”他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调查一个像牛顿或伽利略那样的人物是不是危险分子。这样的人自己就是‘最高机密’。”艾森豪威尔苍白无力地回复说，他希望格雷领导下的“杰出的”听证委员会能够证明这位科学家无罪。
整个事件都让麦克洛伊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加里森在4月底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作为辩方的临时证人出席听证会，而且他们两人在哈佛法学院时就认识。麦克洛伊提出了一些直接关系到听证会合法性的问题，他的证词引发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锋。在为奥本海默辩护时，他首先质疑了格雷的听证委员会对安全风险的定义：“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危险分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危险分子，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危险分子……我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安全风险……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最好的头脑和最棒的想法，我们就无法真正安全。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美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在如此严格的限制和极大的不信任下工作，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在这个（核）领域进一步发展，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
当加里森问起“希瓦利埃事件”时，麦克洛伊回答说，奥本海默为保护朋友而撒了谎，但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对国家有巨大的价值，格雷的听证委员会应该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当然，这一论点使听证委员会大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在安全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标准，必须根据每个人的功过做出具体的价值判断，可事实上，这的确就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条例中给出的建议。在对麦克洛伊的交叉询问中，罗布用了一个巧妙的类比进行反击：作为大通银行的董事长，你是否雇用过曾与银行劫匪有过来往的人？麦克洛伊说：“没有，据我所知没有。”那么，如果大通银行一位分行经理的朋友主动提到他认识一些打算抢劫银行的人，难道麦克洛伊不希望他的分行经理上报此事吗？麦克洛伊当然不得不做出肯定的回答。
麦克洛伊明白，这段对话会对奥本海默的案子产生不利影响，而不久后格雷再次谈到这个类比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你会让一个自己怀疑的人来掌管金库吗？”
不会，麦克洛伊说，但随后他马上插话说，如果一名背景可疑的员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了解……复杂的防盗系统，在让他走人之前我可能会三思，因为我会权衡与此相关的风险”。当谈到奥本海默博士的才智时，他说：“我愿意尽量接受他在政治上不成熟，以换取他这种极为深奥又不可限量的理论思维，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依赖这种思维。”
如此戏剧化的交锋并不罕见。16街和宪法街交叉口那间毫无生气的听证室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舞台，一群杰出的演员在上面演绎着莎士比亚作品的主题。应该如何评价一个人，是看他与何人为伍，还是看他的个人行为？批评政府的政策是否等同于对国家的不忠？在一个要求为国家政策而牺牲亲情和友情的氛围中，民主还能否存续？狭隘地要求政府雇员在政治上整齐划一是否真的有利于国家安全？
那些为奥本海默的品格作证的证人发表了雄辩的甚至是一针见血的证词。乔治·凯南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面前的奥本海默是“当代美国人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他表示，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对一个他认真思考过的问题说违心话……我猜让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违心话就像让列奥纳多·达·芬奇扭曲一幅解剖图一样困难”。
因此罗布在交叉询问中问凯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评判“天才人物”时，应该使用不同的标准。
凯南说：“我认为教会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教会评判圣方济各时只盯着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样子……只有大罪人才能成为大圣人，在政府事务中，也可以用这个类比。”
听证委员会的沃德·埃文斯博士将这些话解释为“所有天才或多或少都是怪人”。
凯南礼貌地反驳道：“不，先生。我不会说他们是怪人，我要说的是，当那些天才心智成熟，可以为社会效力时，你往往发现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像其他人那样中规中矩，其中可能包含了各种曲折。”
埃文斯博士似乎同意了这种说法，他回复道：“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说法。我记得是艾迪生说过，如果我记错了，请纠正我。他说：‘伟大的智慧都近乎疯狂，它们近到只有一线之隔。’”
这时，埃文斯博士注意到“奥本海默博士在微笑，他知道我说得是否在理，这就够了”。
当天（4月20日周二）晚些时候，继凯南之后，戴维·利连索尔也坐上了证人席。凯南经受了罗布的盘问后依然毫发无损，但罗布为这位新证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就在前一天，利连索尔获准翻阅了自己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档案，以便他更好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但是当罗布开始交叉询问时，人们很快发现他手上有一些资料，利连索尔并没有看到。罗布先引导利连索尔回忆了1947年对奥本海默进行的安全审查，然后他突然出示了一些备忘录，这些备忘录表明利连索尔自己曾建议“建立一个由优秀律师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彻底审查”奥本海默的情况。
罗布问：“换句话说，你在1947年就建议采取现在的措施？”
慌张气愤之下，利连索尔愚蠢地承认了罗布的说法，但实际上，他提出的建议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秘密审讯完全不同。面对罗布的不断逼问，利连索尔一度抗议道：“……要确保真实无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昨天索要这些文件时把它们都交给我，这样我出庭时才能为作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尽量准确地说出当时的情况。”
此时，加里森打断了他的话，再次抱怨说：“出其不意地出示材料并不是得出真相的捷径。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次刑事审判，而不是一次调查。我对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很遗憾。”作为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再次无视了加里森的抗议，加里森则又一次不再作声。
在这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回到家的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难以入睡，“那种‘诱捕’手段让我火冒三丈……整个场面既令人难过又让人作呕”。
听证室的经历让利连索尔感到懊恼和愤怒，而一向自成一格、镇定自若的伊西多·拉比却毫发无损地昂首走出了那里。在整个听证会中，拉比的一段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我从未向斯特劳斯先生隐瞒过我的看法，我认为整个调查都非常令人遗憾……暂停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也让人深感遗憾，本来不应如此。换句话说，他就在那样一个位置，他就是一个顾问，如果你不想向这个人咨询，你就不要咨询他好了，仅此而已。为什么你们非要先暂停他的安全许可，然后又干这些事情。他就是随叫随到的顾问，整件事不过如此。所以在我看来，对一个取得了奥本海默博士这样成就的人来说，根本无须进行这种诉讼。就像我对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他的杰出成就有据可查。我们有了原子弹和一系列的……（被删除的涉密内容），你们还想要什么，美人鱼吗？这可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如果到头来等着他的是这种只会有辱人格的听证会，我认为这可太糟糕了。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在交叉询问时，罗布想通过一个假设性提问动摇拉比的自信，他就“希瓦利埃事件”问拉比，如果拉比被置于这样的境地，他会说出“关于这件事的全部真相，对吧”。
拉比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诚实的人。”
罗布问：“所以你不会在这件事上撒谎？”
拉比回答：“我告诉你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时会怎么做。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过了一会儿，罗布问道：“博士，你肯定不知道奥本海默博士在听证委员会对此事的证词，是吗？”
拉比回答：“是的。”
罗布问：“所以，也许就对该事件的判断而言，听证委员会可能比你更有资格下结论？”
拉比从来不会语塞词穷，他挡开了罗布的进攻：“也许吧。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和此人来往多年，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到现在有25年了，我有一种自己的直觉，我对此非常倚重。换句话说，我甚至可能会斗胆做出与听证委员会不同的判断，但这不等于质疑他们的公正……”
“你必须全盘考虑，”拉比坚持说，“这就是小说的意义所在。小说中有戏剧性的时刻，也有一个人的过去，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都做了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那才是你们在这里真正要做的事情，你们在书写一个人的一生。”
在拉比作证的过程中，奥本海默离开了一下，几分钟后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看到他回到了听证室：“你回来了，奥本海默博士。”
奥本海默只简单地回了一句：“我真正有把握的事情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听证室充满敌意的气氛让拉比感到震惊，但奥本海默的蜕变同样让他感到意外。奥本海默走进2022房间时，他还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自豪又自信的科学家兼政治家，但他现在扮演了一位政治迫害的殉道者。“他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拉比后来说，“志得意满时，他会非常傲慢；时运不济时，他也可以扮演受害者。他真是个不得了的家伙。”
尽管听证过程看起来颇为戏剧化，它仍不失为一出上乘之作，时常充满了深刻的情感。4月23日周五，万尼瓦尔·布什博士被传唤出庭作证，并且被问及奥本海默在1952年夏秋反对早期氢弹试验的事情。布什解释说：“我坚持认为，那次试验让我们再也无法与苏联达成一种唯一可行的协议，即双方均不再进行试验。这种协议本来可以实现自动监管，如有违反会立即暴露。我仍然认为那次试验是我们当时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的结论斩钉截铁：“我认为历史会证明那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陷入现在这种越陷越深的严峻局势，对此那些未做努力就把事情推向定局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
对于奥本海默反对匆忙研制氢弹引起的争议，布什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全美大部分科学家看来，奥本海默“正在因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而受到抨击和折磨”。至于针对奥本海默的书面指控，布什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封“文辞拙劣的信”，格雷领导的听证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应不予理睬。
这时主席格雷插话说，撇开关于氢弹的指控不谈，指控信中还有“所谓的污点记录”，这些内容不仅涉及自由表达意见的问题。
“确实如此，”布什说，“这个案子应该审讯的是那些问题。”
主席格雷反驳说：“这不是审讯。”
布什说：“如果这是一场审讯，我是不会对法官说这些话的，这你肯定也能想到……”
埃文斯博士说：“布什博士，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你认为听证委员会错在哪里。我承担这项工作时并非出于自愿，但我认为我是在为国家效力。”
布什说：“我认为你们收到那封信时就应该把它退回去，并且要求对方重新起草，这样你们才能有的放矢……在这个国家，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委员会还是其他委员会都不该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表达了强烈的意见是否就不应再为他的祖国效力。如果你们想就此进行审问，你们可以审问我。我曾多次表达强烈的意见，而且我就想这么做。我的观点有时并不受欢迎。但若一个人因为这样做就受到公开抨击，这个国家真是处境堪忧……先生们，请原谅，我可能越说越激动，但我确实无法平静。”
4月26日周一，姬蒂·奥本海默坐到了证人席上，就她过去与共产党的关系作证。她轻松自如又冷静准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尽管她向自己的朋友帕特·谢尔吐露过她很紧张，但在格雷的听证委员会面前，她表现得直截了当又从容不迫。在姬蒂小时候，她的德裔父母就训练她要坐如钟，现在她利用这种训练表现出一副极为镇定的样子。当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问她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之间是否有区别时，姬蒂回答说：“我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当我还是共产党员时，我认为它们绝对是两件事，苏联有他们的共产党，我国也有自己的共产党，我认为美国共产党关心的是国内问题。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认为共产党是紧密联系的整体，而且遍布世界各地。”
当埃文斯博士问她是否有两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普通党员”时，姬蒂明智地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不能。”埃文斯博士说。
大多数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人都是他亲密的朋友和事业上的盟友。约翰·冯·诺依曼则与众不同，虽然他与奥本海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俩在政治上有严重的分歧。正是因为这一点，冯·诺依曼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辩方证人。冯·诺依曼是氢弹计划的狂热支持者，他解释说，尽管他和奥本海默都试图说服彼此接受对方的观点，但奥本海默从未干涉过他在“超级炸弹”项目中的工作。当被问及“希瓦利埃事件”时，冯·诺依曼开玩笑地说：“这事对我的影响就像突然听说有人在青春期干了一些了不得的恶作剧一样。”随后罗布又提出了那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换作冯·诺依曼，他在1943年会不会向安全官员撒谎。冯·诺依曼回答说：“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不想撒谎。但是，你现在让我先假设别人犯了错，再问我会不会也如法炮制。难道这不跟问‘你从何时开始不打老婆’一样吗？”
这时听证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跳了出来，他们还想让冯·诺依曼回答同样的假设性问题。
埃文斯博士问：“如果有人找到你，还说他有办法将秘密情报传递给苏联，你会对此感到惊讶吗？”
冯·诺依曼博士回答：“这取决于那个人是谁。”
埃文斯博士问：“假设他是你的朋友……你会立即报告吗？”
冯·诺依曼博士回答：“这取决于是在什么时候。我是说，在我习惯安保条例之前，可能不会。在我习惯了安保条例之后，当然会这么做……我想说的是，在1941年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机密’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所以，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做出明智的选择。就算我相信自己会学得很快，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会犯错或者可能会犯错……”
也许是感觉到冯·诺依曼占了上风，罗布采用了检察官最传统的惯用手段之一——在交叉询问时只问一个问题。他问：“博士，你从没接受过精神病学方面的培训，对吗？”冯·诺依曼是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虽然他对奥本海默的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了解，但他不是精神科医生，因此，罗布等于不算委婉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冯·诺依曼没有资格评判奥本海默在“希瓦利埃事件”中的行为。
听证会进行到中途时，罗布宣布：“除非听证委员会下令，否则我们将不会提前向加里森先生透露我们打算传唤的证人的名单。”加里森在听证会一开始就公开了自己的证人名单，因此罗布可以针对这份名单准备详细的提问，这些问题往往来自他手头的机密文件。但罗布现在解释说，他不能给予对手同样的礼遇，因为“坦率地说，如果传召科学界的任何人作证，他们都会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虽然有这种可能，但他明显是为了自圆其说，加里森本应予以强烈反对。所有人一开始就清楚爱德华·泰勒会被传唤，所以如果他的同人想对他施压，这样做也无济于事。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可能也在候选之列，这个名单还在变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公诉人所宣称的考虑背后，其真实的原因是这场审判秀的制作人刘易斯·斯特劳斯还在不知疲倦地搜罗怀有敌意的证人。
拉比作证一周后，他在橡树岭碰到了欧内斯特·劳伦斯，拉比问他作证时会如何评价奥本海默。那时劳伦斯已经同意指证奥本海默。因为他真是对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忍无可忍。奥本海默在氢弹问题上反对他，还反对在利弗莫尔建立第二个武器实验室。再加上不久前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时，劳伦斯得知奥本海默多年前曾与好友理查德的妻子露丝·托尔曼有染，这让他无比愤慨。他在盛怒之下答应斯特劳斯去华盛顿指证奥本海默。但是在他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劳伦斯突发结肠炎。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告诉斯特劳斯自己无法成行。斯特劳斯坚信劳伦斯是在找借口，于是他和这位科学家吵了起来，他说劳伦斯是个懦夫。
劳伦斯并没有出庭指证奥本海默。但罗布早些时候与他交流过，现在罗布要让听证委员会看到这次谈话的记录，而加里森被排除在外。劳伦斯的结论是，奥本海默存在严重的判断失误，“他不应再参与任何政策制定”。奥本海默的律师既看不到这一结论，也无法质疑它。毫无疑问，这种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已足以构成终止听证会的理由。
与劳伦斯不同，爱德华·泰勒出庭作证时没有半点儿犹豫。4月22日，在他作证前6天，泰勒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新闻干事查特·赫斯利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泰勒表达了他对奥本海默和“奥本海默集团”的深仇大恨。泰勒认为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摧毁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关于这次谈话，在赫斯利普给斯特劳斯的报告中有如下段落：“鉴于此案的听证会是基于安保问题，泰勒想知道是否有办法‘加重指控’，他觉得可以列上奥本海默提出的‘一系列糟糕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赫斯利普补充道：“泰勒深感必须将其‘赶下神坛’，否则无论这个听证会结果如何，科学家都可能会失去对核武器项目的热情。”
在给斯特劳斯的备忘录中，赫斯利普列出了奥本海默案背后的全部政治动机：
泰勒很遗憾这个案子是基于安保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一点站不住脚。他很难说清楚自己对奥本海默人生观的评价，他只是确信奥比奥本海默不是对国家不忠，而是——泰勒说得有点儿模糊——更像一个“和平主义者”。
泰勒说，我们需要做的是……这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向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同行们证明，他对这个项目并不是威胁，只是不再有价值。
泰勒说：“只有大约1%或更少”的科学家知道实情，奥本海默对科学界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很难“在他自己的教堂里把他赶下神坛”。（最后这句话是我说的，泰勒也认为很贴切。）
泰勒详细地谈到了“奥本海默集团”，他说出了一连串的人名，其中一些被他列为“奥本海默的人”，还有一些虽然不“在他的团伙里”，但深受其影响……
4月27日，泰勒会见了罗杰·罗布，罗布想确认这位善变的物理学家仍然愿意出庭指证他的老朋友。泰勒后来声称这次会面发生在4月28日，就在他宣誓作证前几分钟，但他的记忆与后来他发给斯特劳斯的手写便笺相矛盾，他在便笺中说他在作证前一晚与罗布见过面。根据泰勒的描述，罗布直截了当地问道：“应该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吗？”泰勒回答说：“是的，奥本海默应该得到安全许可。”于是，罗布拿出了一份笔录，他专门让泰勒读了奥本海默的一段证词，其中奥本海默承认自己编了一个“信口胡诌的故事”。泰勒声称自己对奥本海默如此厚颜无耻地承认说谎感到震惊，后来泰勒说，罗布那时并不确定他作证时是否仍会支持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泰勒对这件事的讲述并不可信。10多年来，他一直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和他在科学家中的声望深恶痛绝。到1954年，泰勒更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在他自己的教堂里把他赶下神坛”。况且罗布还向他出示了保密的听证会记录，其中的内容更有利于他指证奥本海默。
第二天下午，泰勒坐上了证人席，奥本海默就坐在几步之外的沙发上。罗布让泰勒就奥本海默在发展氢弹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发表了长篇证词。最后，罗布意识到泰勒不想直率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便循循善诱地只让泰勒说出必要的证词。
罗布问：“为了直截了当一些，或许我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在你即将作证的所有事情中，你的意图是想表明奥本海默博士对美国不忠诚吗？”
泰勒回答：“我没有这种打算。我知道奥本海默是一个智慧机敏又很复杂的人，我认为无论我用何种方式分析他的动机，都属于胆大妄为和不智之举。但我一直都认为他忠于美国，现在也这么认为。我相信这一点，除非看到确凿的反证，否则我会一直这么认为。”
罗布问：“现在，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你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危险分子？”
泰勒回答：“我见过奥本海默博士在很多事情中的表现，我认为奥本海默博士的行事方式令我很费解。我在许多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坦率地说，他的行为在我看来让人迷惑不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
在主席格雷交叉询问时，泰勒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如果问题在于奥本海默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那么根据1945年以来他的表现，我会认为不批准安全许可是明智的做法。我必须说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没完全想清楚，特别是它涉及像奥本海默这样有声望和影响力的人。我可以只发表这些看法吗？”
罗布已经无须多言。泰勒离开了证人席，他转身从坐在皮沙发的奥本海默身边走过，泰勒向奥本海默伸出了一只手，说：“我很抱歉。”
奥本海默握了握他的手，简单地说了一句：“听了你刚才那番话，我不明白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泰勒将为他所说的话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泰勒访问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在餐厅里看到了老朋友罗伯特·克里斯蒂。泰勒走过去伸出手和他打招呼，让泰勒震惊的是克里斯蒂不仅拒绝和他握手，还突然转过身去。这时一脸怒气的拉比就站在旁边，他说：“泰勒，我也不想跟你握手。”泰勒惊呆了，然后他回到酒店房间收拾了行李。
在泰勒作证之后，听证会又虎头蛇尾地拖了一周。5月4日，在听证会进行了大约3周后，姬蒂被召回到证人席。主席格雷和埃文斯博士再次追问她是在何时与共产党决裂的。姬蒂再次重申，1936年以后，“我就和共产党再无任何瓜葛了”。随后他们的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
主席格雷问：“是否可以这样说，直到1942年，奥本海默博士还在资助共产党，这说明他当时仍未终止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不强求你回答是或否，你想怎么回答都行。”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知道那事。谢谢。我认为这个问题措辞不当。”
主席格雷问：“那你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吗？”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明白。”
主席格雷问：“那你为什么不按你理解的回答呢？”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不喜欢‘终止与共产党的关系’这句话……因为我认为奥本海默和共产党从没有那样的关系。我知道他为西班牙难民捐款，我知道他是通过共产党捐款。”
主席格雷问：“比如，当他给艾萨克·福科夫钱的时候，这笔钱可不一定是给西班牙难民的，是吗？”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想是的。”
主席格雷问：“直到1942年？”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觉得没有那么晚……”
格雷提醒姬蒂，她丈夫写的就是那个日期，姬蒂回答说：“格雷先生，罗伯特和我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有时他的记忆和我的也不一致。”
这时奥本海默的一位律师想插话，但格雷还在穷追不舍。格雷说：“我想问的是，你丈夫与共产党的关系是在何时结束的？”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格雷先生。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据说他是共产党员。”（她当然是指希瓦利埃。）这个不经意的坦白让罗布大为震惊，他插嘴道：“请再说一遍。”但格雷仍在继续提问，他再次询问了个人会以何种“方式”来“明确脱离”共产党。姬蒂相当明智地回答说：“格雷先生，我认为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很干脆，甚至还会专门发表声明。然而，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我离开了共产党，但我没有与过去、与那些朋友一刀两断，就是这样。有些关系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我离开共产党后还会和共产党员见面。”
问题接踵而至，埃文斯博士要求她说出共产党员与共产党的同情者之间有何区别。姬蒂简单地回答说：“对我来说，共产党员就是几乎完全听命于党的共产党成员。”
罗布询问他们订阅《人民世界》的事情，姬蒂很有说服力地解释说，她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订过这份报纸。姬蒂说：“我没有订，罗伯特说他订了。我对此有点儿怀疑。我的理由是，我知道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时候）经常把《工人日报》寄给一些没有订阅的人，因为我们想让这些人对共产党感兴趣。”
姬蒂寸步不让，连罗布都拿她没办法。她冷静、沉着又明察秋毫。毫无疑问，跟她为之辩护的丈夫相比，她是一位更出色的证人。
5月5日，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当奥本海默即将最后一次离开证人席时，他要求再多说一句。在忍受了近4周痛苦的羞辱之后，奥本海默将完成加里森和解策略的最后一步，感谢那些折磨他的人：“对于委员会在听证过程中给予我的耐心和体谅，我很感激，也想好好地表示感谢。”此举是为了表示尊重，其目的是向听证委员会证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个通情达理、乐于合作的人，是一个可以共事、可以信任的政府成员。主席格雷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回答道：“非常感谢，奥本海默博士。”
第二天早上，加里森花了3个小时对此案进行总结陈词。他再次提出了抗议，这次不像以往那么温和，他抗议“听证会”变成了“审判”。他提醒格雷领导的委员会，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委员会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来阅读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材料。“我记得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加里森说，“那时我想到你们整整一周都泡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而我们永远无权看到……”但是，加里森意识到自己的抗议不宜过于激烈，于是马上态度又缓和下来。他表示，尽管他们确实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一场对我们充满敌意的审理……我还是想真诚地说，我认可并非常感谢听证委员会委员表现出来的公正”。
尽管加里森此时表现出的恭顺让人有些尴尬，但他的总结中依然不乏雄辩之词。他警告听证委员会不要“颠倒时空，我认为这不仅非常可怕，也极其容易造成误导”。对发生在1943年的“希瓦利埃事件”进行评判时，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氛围：“当时苏联是我们所谓的英勇盟友。那时对苏联的整个态度，以及对苏联同情者的态度，都与今天完全不同。”对于奥本海默的品格和诚信，加里森提醒听证委员会说：“你们已经和坐在沙发上的这位先生待了三周半，已经对他有了很多了解。关于他，还有很多是你们尚不了解、尚未知晓的，毕竟你们没有与他共同生活过。”
加里森继续说：“在这个房间里受审的不仅是奥本海默博士……美国政府也在这里接受审判。”加里森隐晦地提到了麦卡锡主义，他谈到了“国内弥漫的焦虑情绪”。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已经感染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以至于安全机构现在“就像某种庞大的机器，它将毁灭那些伟大的天才……美国绝不能吞噬自己的孩子”。关于这一点，加里森再次恳请听证委员会“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他以此结束了自己的总结陈词。
审判结束了，在1954年5月6日晚上，被告回到了普林斯顿等待委员会的判决。
正如加里森试图说明的那样，格雷领导下的听证会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是悍然的法外审判。此事的主要责任在于刘易斯·斯特劳斯，但作为听证委员会主席，戈登·格雷本可以确保听证会公正合理地进行，但是他严重失职。为了保持听证会的公正，他本应主导听证过程，但他没有遏制罗布的不当手段，反而任由他取得了主控权。在听证会之前，格雷允许罗布单独与委员会碰面，一起审阅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这直接违反了原子能委员会1950年的“安全审查程序”。他还接受了罗布的建议，不让加里森参加此类会议；他默许罗布不将控方证人名单透露给加里森；他没有向辩方出示劳伦斯颇具破坏性的书面证词，也没有敦促加里森的安全审查。总而言之，听证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私设公堂，而且首席法官一直被检察官牵着鼻子走。正如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坚称的那样，但凡对听证过程进行客观的法律审查都会得出听证会无效的结论。
在麦克洛伊的证词中，他对此的解释是：“你总有说梦话的时候，你可能会遗失一份不该丢失的文件，或者你也许跟自己的太太说了点儿什么，就此来说，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译者注
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办者，知名的苦行僧。他出生于意大利的亚西西城，父亲是富有的布商，年少时过着纨绔子弟的奢华生活，后得到天主的启示，为了修葺毁坏的圣堂，他私自动用了父亲的财产，引致父子关系决裂，遂离开富裕的家庭。——译者注
这句话出自约翰·德莱顿，他是英格兰王政复辟时期著名的戏剧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散文家。——译者注
“你从何时开始不打老婆？”（When did you stop beating your wife？）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含有既定观点的问题，只要回答就等于承认了提问者的预设。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更常见的表述：“你停止打老婆了吗？”（Have you stopped beating your wife？）无论回答“是”或“否”，都等于证明了有此行为。这属于“诱导性的问题”，是常被用来误导听众的逻辑谬误之一。这些谬误听起来似乎合理，但实际上是有缺陷或不诚实的。——译者注
泰勒并不是罗布唯一这样辅导过的控方证人。一天晚上，加里森的助手艾伦·埃克在听证室工作到很晚，走廊对面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埃克说：“我能听到播放录音的声音。”后来他看见罗布和许多后来出庭作证的人走出了房间。“罗布先生带来了一些后来出庭作证的人，给他们听了一段审问录音（1943年8月帕什问讯奥本海默的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