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这恐怕都是我干的蠢事”
整个审理过程一开始就失之偏颇。
——艾伦·埃克，奥本海默的辩护律师团队成员
刘易斯·斯特劳斯急于让安全审查委员会开始审理此案。他确实担心自己的猎物可能会逃往国外，斯特劳斯希望能够没收奥本海默的护照，他警告司法部：“如果奥本海默决定在原子能委员会审理对他的指控前叛逃，那可太糟糕了。”他还担心参议员麦卡锡干扰他的计划。4月6日，麦卡锡在回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评论员爱德华·R.默罗对他的攻击时指责说，美国的氢弹计划遭到了蓄意破坏。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位难以捉摸的参议员可能会将他了解的奥本海默的案情公之于众。
1954年4月12日周一，听证会终于在T-3大楼召开，这让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T-3大楼是一幢破旧的二层临时建筑，它建于二战期间，就在第16街和宪法大道交叉口的广场上，离华盛顿纪念碑不远。T-3大楼的2022房间是原子能委员会研究主任的办公室，但为了听证会，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审讯室。这是一个阴暗狭长的房间，在房间一头是一张大红木桌子，桌旁坐着3位委员会成员——主席戈登·格雷和他的两位同事沃德·埃文斯和托马斯·摩根，他们面前的桌子上堆放着黑色的文件夹，里面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文件。艾伦·埃克是加里森的助手，他还记得当奥本海默的律师们看到安全审查委员会每人面前都放着那些装订好的文件时有多么震惊。埃克回忆说：“这不仅是那天令人震惊的地方，也是整个案子令人震惊之处，因为司法体系的传统观念认为应该保持白板状态。只能向法官出示那些对控辩双方都公开且双方都有机会做出回应的材料……那些审查委员已经提前看过这些文件，他们知道其中的内容，而我们被蒙在鼓里。我们没有这些文件的副本，没有机会质疑其中漏掉了哪些文件……所以我认为整个审理过程一开始就失之偏颇。”
在房间的另一端，两张桌子被摆成“T”形，控辩双方的律师分坐两旁。一边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罗杰·罗布和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安全的副主任小卡尔·阿瑟·罗兰德。他们对面是奥本海默的辩护律师团队，他们是劳埃德·加里森、赫伯特·马克斯、塞缪尔·J.西尔弗曼和艾伦·埃克。“T”字底部单独摆了一把木椅，被告或其他证人会坐在那里面对法官。奥本海默不作证时，他会坐在证人席后面一张靠墙的皮沙发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奥本海默将在证人席的椅子上度过大约27个小时，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沙发上苦熬，他要不就一根接一根地吸香烟，要不就抽他的胡桃木烟斗，搞得房间里到处都是烟味。
第一天听证会的早上，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们就迟到了近一个小时。几天前，姬蒂又发生了一次意外，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腿上打了石膏。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缓缓走向皮沙发，然后坐在她丈夫身旁一起等待审理开始。奥本海默显得萎靡不振，几乎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加里森回忆说：“我们到场的时候很狼狈，她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听证委员会对他们的迟到“相当恼火”。加里森先是表示了歉意又含糊其词地暗示，他们晚到是想避开可能会报道此事的媒体，为了“防患于未然”。
格雷花一上午时间大声宣读了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信和奥本海默的回复。在接下来的3周半里，格雷反复强调这个听证会是“调查”而不是审判。但是，凡是听到原子能委员会那封指控信的人都会觉得罗伯特·奥本海默正在受审，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加入了众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与共产党员琼·塔特洛克“关系密切”；与托马斯·阿迪斯博士、肯尼思·梅、史蒂夫·纳尔逊和艾萨克·福科夫等“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来往；奥本海默要为原子弹项目中雇用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负责，其中包括约瑟夫·温伯格、戴维·玻姆、乔瓦尼·洛马尼茨（他们都是奥本海默以前的学生）和戴维·霍金斯；奥本海默还每月向旧金山的共产党捐款150美元；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1943年年初，他与哈康·希瓦利埃谈到了乔治·埃尔滕顿提议将辐射实验室的信息提供给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但他没有及时报告此事。
在对这些指控的回函中，奥本海默承认了他与琼·塔特洛克、托马斯·阿迪斯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友谊，但他否认这些关系涉及任何犯罪行为。在谈到这些交往时，他说：“我喜欢结交新朋友。”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还表示他通过共产党资助过许多左翼事业。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书中声称，奥本海默承认自己“差不多加入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但奥本海默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还说这一表述并非事实，但是如果他真的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半开玩笑的夸大其词”。（事实上，这是约翰·兰斯代尔上校在1943年问奥本海默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加入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他只是在回答时说了：“差不多。”）他还否认自己对欧内斯特·劳伦斯在辐射实验室雇用他以前的学生负有责任。至于“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承认希瓦利埃曾跟他谈过埃尔滕顿的提议：“我当时措辞很强硬，大意是说我觉得这样做大错特错。我们的讨论就此结束。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我不相信希瓦利埃真是在搜集情报。我敢肯定，他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对于他没有及时报告这次谈话的指控，奥本海默承认他当时应该立即上报，但他指出最终是他主动向一名安全官员透露了有关埃尔滕顿的消息，他还说如果“我没有报告”的话，此事将永远不为人知。
总体而言，奥本海默的回复算得上令人信服。如果纵观他的一生，对一位20世纪30年代支持新政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指控中涉及的很多举动算不上非同寻常，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会投身于支持和争取种族平等、消费者权益、工会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活动。但是，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信中还有一项与“希瓦利埃事件”一样棘手的指控：“1942—1945年，据称共产党的多位官员，包括加州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专业人士分部的组织者汉娜·彼得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书记贝尔纳黛特·多伊尔，还有史蒂夫·纳尔逊、戴维·阿德尔森、保罗·平斯基、杰克·曼利和卡特里纳·桑多，都曾声明你当时是共产党员，而且那时你不能在党内公开活动；共产党不仅从通讯录中删除了你的名字，而且不会以任何形式提及你的名字；在此期间，你同共产党员讨论过原子弹问题；1945年之前的几年，你就曾告诉史蒂夫·纳尔逊，陆军正在研制原子弹。”
这些指控的细节究竟是谁提供的呢？这些人并没有和当局交谈过。在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时，纳尔逊等人一直拒绝透露别人的身份。很明显，这些指控都来自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监听录音，这些录音的内容就在听证会委员桌上的黑色文件夹里。法庭不会允许采信这样的证据，但是在格雷领导的听证会“调查”中，这些未经核实的录音内容被堂而皇之地作为呈堂证供。3位听证会委员都看过联邦调查局对10年前这些对话的摘要，但是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权查看这些资料，因此也无法质疑其内容。
加里森和马克斯应该已经意识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很难反驳起诉书中关于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指控。奥本海默否认了这些指控，他写道：“你们在信中说，1942—1945年，那些据称是共产党官员的人说我是秘密共产党员。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我能确定的是，我从来都没加入过共产党，无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甚至连信中提到的一些人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比如杰克·曼利和卡特里纳·桑多。虽然我听说过贝尔纳黛特·多伊尔这个名字，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她本人。平斯基和阿德尔森，我最多也只是偶尔见过……”在正式的法庭上，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这种证据都会不予采纳，它们会被驳斥为多重传闻——第三方复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有关被告的情况。但在这次所谓的“调查”中，听证会的审查人员始终认为联邦调查局监听的都是消息灵通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的说法应该可信。
为了对奥本海默更加不利，这些文件夹里的一些信息甚至被篡改过。一项关键指控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线人——迪克森和西尔维娅·希尔，他们打入了共产党在加州蒙特克莱的党支部。1945年11月，希尔夫妇走进了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举报他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参加的一次共产党会议。西尔维娅·希尔说，她听到共产党官员杰克·曼利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然而，希尔太太接着说，在她看来，曼利关于奥本海默的说法不一定意味着此人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她回想她当时的印象是，此人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只是赞同共产党的理念。根据这一说法，西尔维娅·希尔的消息并不支持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即有人无意中听到别的共产党员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但当联邦调查局在奥本海默的档案摘要中选取西尔维娅·希尔的消息时，这种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于是，道听途说被升级为切实的“污点”信息。
在宣读了指控信和奥本海默的答复后，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问奥本海默是否愿意“在本次听证中宣誓作证”，奥本海默表示愿意后，格雷执行了标准的宣誓程序，奥本海默宣誓遵守法庭要求，只陈述事实，绝无虚言。随后调查正式开始，奥本海默坐到了证人席，当天下午他的辩护律师对他进行了温和的询问。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54年4月13日周二，《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詹姆斯·赖斯顿撰写的独家报道。标题是：
奥本海默博士未通过安全审查被原子能委员会停职；科学家为不良记录辩护；核专家被禁止接触机密数据——据称与共产党有牵连
该报全文刊登了尼科尔斯的指控信和奥本海默的回复。国内外的报纸都登载了赖斯顿的报道，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奥本海默的政治和个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
人们对这则新闻的反应两极分化，自由主义者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会受到这种攻击感到震惊。自由派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斯特劳斯和艾森豪威尔那帮人真是越来越锱铢必较。他们竟然追溯到二战以前，恨不得把奥本海默的过去翻个底朝天，他们无非就是想知道他在1939年或1940年都跟谁说过话或见过面，这样处心积虑地支持麦卡锡和助长政治迫害简直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像沃尔特·温切尔这样的保守派评论员则对这件事大做文章。就在两天前，温切尔在他的周日电视节目中宣布，参议员麦卡锡很快就会透露“一位重要的原子能专家曾呼吁不要制造氢弹”。温切尔声称，这位著名的核科学家一直是“活跃的共产党员”，他“领导了一个由著名原子科学家组成的共产党小组”。
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对赖斯顿的报道大为光火，他对加里森说：“你竟然说你们昨天迟到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加里森解释说，赖斯顿早在1月中旬就知道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暂停了。但是格雷没有理会这一事实，而是质问加里森何时把原子能委员会指控信的复印件交给了记者。奥本海默打断他说：“据我所知，这些文件是我的律师周五晚上交给赖斯顿先生的……”奥本海默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格雷更加愤怒地问道：“所以昨天早上你们在这里声明自己一直在‘防患于未然’时，这些文件……已经在《纽约时报》手里了？”
“确实如此。”奥本海默回答说。
格雷显然对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很恼火，他把泄密责任统统归咎于他们，他始终不知道刘易斯·斯特劳斯才是罪魁祸首。这位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一直都知道赖斯顿给奥本海默打电话的事情，是斯特劳斯而非加里森给《纽约时报》的报道开了绿灯。由于担心麦卡锡先公布消息，斯特劳斯盘算着是时候将案情公之于众了，而且还能把泄密的责任推到奥本海默的律师身上。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C.哈格蒂也对此表示同意。于是，4月9日，斯特劳斯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海斯·苏兹伯格，解除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保密协议。
那时斯特劳斯还担心整个案件有陷入“舆论审判”的危险，拖延听证会将对奥本海默有利。他估计拖得越久，奥本海默的盟友就越有时间来“鼓动”科学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在那周晚些时候，他给罗布写信敦促他速战速决。
几天前，亚伯拉罕·派斯在普林斯顿得知《纽约时报》即将报道此事，他知道记者们会缠着爱因斯坦发表评论，于是开车去了这位物理学家位于默瑟街的家。当派斯解释完他的来意后，爱因斯坦哈哈大笑，然后说：“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问题其实很简单，奥本海默只需去华盛顿告诉官员们，他们都是傻瓜，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或许私下里派斯也认同爱因斯坦的说法，但是他觉得这无法作为给媒体的声明。因此，他还是说服爱因斯坦起草了一份支持奥本海默的简短声明：“我钦佩他，不仅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还因为他一个伟大的人。”派斯还让爱因斯坦通过电话向美国合众社的一名记者宣读了这份声明。
4月14日周三，在听证会第三天的早上，奥本海默在证人席上首先回答了加里森提出的关于他弟弟弗兰克的问题。奥本海默的指控信中有这样的表述：“哈康·希瓦利埃随即就此事直接或通过你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与你联系过。”这一说法让奥本海默十分担忧，所以当加里森问他“希瓦利埃事件”是否牵扯到弗兰克时，他回答说：“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记得很清楚，肯定不会有错。他跟这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以这么说，通过弗兰克完全没有意义，毕竟希瓦利埃是我的朋友。我并不是说我弟弟不认识他，只是通过他未免也太绕弯子、太不合常理了。”这一解释完全合情合理，但斯特劳斯、罗布和尼科尔斯认为他是在说谎，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坚称奥本海默对听证委员会撒了谎。
加里森对奥本海默的直接询问始终都在重申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指控信的回应。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认为一切进展顺利，但是罗布的交叉询问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很明显他蓄谋已久。罗布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属于有备而来。他后来说：“有人告诉我，盘问奥本海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反应又快又狡猾。于是我说：‘也许吧，但他还从来没有被我盘问过。’不管怎样，我坐下来仔细琢磨了我该如何交叉询问，包括提问的后果，以及如何引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等。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撼动奥本海默，他之后会更容易开口。”
4月14日周三，这也许是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屈辱的一天。罗布对他进行了连续不断又极为严苛的盘问。奥本海默从未经历过这种拷问，也毫无准备。罗布首先引导奥本海默承认他与共产党过从甚密“和他参与秘密战时项目相矛盾”，接着提到了几位之前曾是共产党员的人，罗布问像这样的人从事秘密战时项目是否合适？
奥本海默问：“你是说现在，还是当时？”
罗布说：“我们先谈现在，然后再说当时。”
奥本海默回答：“我认为这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品格，还有他是否彻底脱离了共产党，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诚实。”
罗布又问：“你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奥本海默回答：“基本上是这样。”
罗布问：“那么你是如何考验一个人的？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你根据什么来确定一名前共产党员不再是危险分子？”
奥本海默回答：“正如我所说，我对谁之前是共产党员知之甚少。就我妻子而言，我完全清楚她已经不再是危险分子；就我弟弟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他的正直、坦率和对我的忠诚。”
罗布问：“请以你弟弟为例，说一说你是经过怎样的考验才对他如此有信心的？”
奥本海默回答：“兄弟之间无须考验，至少我不会这么做。”
罗布的盘问有两重意图：首先，要从奥本海默的回答中抓到漏洞，也就是那些与他和他的律师无法接触的文件有出入的地方；其次，通过奥本海默供认的事实暗示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时有失职行为，或者更糟——他是有意识、有目的地雇用了共产党员。罗布处处都想羞辱证人，他常常让奥本海默重复自己已经承认的事情。“奥本海默博士，我注意到你在第5页的回复中用了‘共产党的同情者’这个词，那么你对同情者的定义是什么？”
奥本海默回答：“这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我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询问时用它形容过自己。在我的理解中，它是指那些认同共产党的部分公共事业，愿意与共产党员保持合作和联系，但不是共产党员的人。”
罗布问：“你认为秘密战时项目应该雇用共产党的同情者吗？”
奥本海默问：“你是说现在吗？”
罗布回答：“是的，先生。”
奥本海默说：“不应该。”
罗布问：“你在1942年和1943年也是这么想的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当时及现在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是，这需要对这个人的为人做出综合的判断。在战争期间，我会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有怎样的底线和操守。当然，同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身份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严肃的问题。”
罗布问：“你是否曾经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奥本海默回答：“我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罗布追问：“什么时候？”
奥本海默回答：“从1936年年末或1937年年初开始，后来我与共产党日渐疏远，我想说，1939年后我已经没有那么同情共产党了，1942年后更是如此。”
在准备听证会的过程中，罗布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看到了大量的1943年鲍里斯·帕什中校问讯奥本海默的资料。这些文件说明这次谈话被录音了。罗布问联邦调查局：“那些录音在哪里？”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找到了10年前的录音，罗布听到了奥本海默第一次对“希瓦利埃事件”的描述，这与他1946年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内容截然不同。显然，奥本海默在其中一次撒了谎，因此罗布准备利用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大做文章。当然，奥本海默并不知道他与帕什的谈话被录音了。因此，当罗布谈到“希瓦利埃事件”时，他对细节的了解要远胜于奥本海默现在的回忆。
罗布首先提醒奥本海默，1943年8月25日，约翰逊中尉在伯克利对他进行过简短的问讯。
奥本海默说：“是的，当时我除了提到埃尔滕顿令人担心外，没说别的什么。”
罗布说：“是的。”
奥本海默又说：“然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信口胡诌了一个故事。”
奥本海默的供词令人吃惊，但是罗布仍表现得处变不惊，他关注的是次日，也就是8月26日奥本海默对鲍里斯·帕什中校说的话。
罗布问：“你告诉帕什这件事的真相了吗？”
奥本海默回答：“没有。”
罗布问：“你对他说了谎？”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你对帕什撒了什么谎？”
奥本海默回答：“我说埃尔滕顿曾试图通过中间人接触三名项目成员。”
过了一会儿，罗布问道：“你有没有告诉帕什，中间人（希瓦利埃）已经接触了这个项目的三名成员？”
奥本海默回答：“我记不清我说的是有三位中间人，还是中间人接触了三个人。”
罗布问：“你不是说希瓦利埃接触过三个人吗？”
奥本海默回答：“可能吧。”
罗布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博士？”
奥本海默说：“因为我是个傻瓜。”
“傻瓜”？奥本海默为什么这么说？据罗布称，奥本海默当时痛苦万分，可以说是被这位聪明的检察官逼得走投无路。听证会结束后，罗布向一名记者大肆渲染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奥本海默说出这些话时，他弯腰弓背，双手紧握，脸色苍白。这让我很难受。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告诉我太太：‘我刚刚看到一个人亲手毁了自己。’”
这种描述纯属无稽之谈，是罗布的自我吹嘘，他既想树立自己的法庭形象，又想让人们觉得他有人情味（“这让我很难受……”）。这一举动足以说明罗布和斯特劳斯如何巧妙地操纵了听证会的舆论，以至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罗布的描述就是实情。但与罗布所说的正好相反，奥本海默说“我是个傻瓜”只是为了给“希瓦利埃事件”一个解释。他是在明确表示，对于他为什么说中间人（希瓦利埃）接触了三个人，他没有合理的解释。奥本海默很清楚没人认为他是傻瓜，他在用一个口语化的表述自嘲，试图让审讯者缴械。然而，过不了几分钟他就会明白，他并没有成功地解除任何人的武装，他面对的是一个执意要毁灭他的对手。
罗布的盘问才刚刚开始，奥本海默就已经承认他说了谎。现在罗布要拿出证据跟他对质，用那些令人头痛的细节来夸大他的谎言。罗布拿出一份1943年8月26日帕什与奥本海默会面的文字记录，他说：“博士……我现在给你读一段那次谈话的文字记录。”然后他读了一段11年前的记录，其中奥本海默断言苏联领事馆有人准备传递情报，而且“不会有走漏风声或闹出丑闻的危险”。
罗布问他是否记得对帕什说过这句话，奥本海默说他当然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那你会否认自己说过吗？”罗布问道。奥本海默已经意识到罗布手里拿着一份谈话记录，便回答说：“不会。”
罗布戏剧性地宣布：“博士，我告诉你，我们有你的录音。”
“当然。”奥本海默回答，但他接着说，他相当肯定希瓦利埃在告诉他埃尔滕顿的想法时没有提到苏联领事馆的人。但是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帕什，并且还告诉他，已经有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与科学家的接触。
罗布问：“所以你具体详细地告诉了他有好几个人被联系了？”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但你现在的证词是，那些话都是谎言？”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继续读出了1943年的谈话记录：“当然，”奥本海默告诉帕什，“实际上，就不应该发生这样的谈话，这属于叛国。”
“你是这么说的吗？”罗布问。
奥本海默回答：“当然。我的意思是我不记得那次谈话了，但我承认谈话记录的内容。”
罗布说：“不管怎样，你确实认为这是叛国，不是吗？”
奥本海默说：“当然。”
罗布再次引用了一段谈话记录：“不能采取那种方式。这多多少少也算是政府的一项政策（援助苏联盟友），但执行的时候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不能与这个叫埃尔滕顿的人面谈，据说他与（苏联）领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这个人非常可靠，他在微缩胶卷等事情上有丰富的经验。”
“你有没有告诉帕什，”罗布问道，“有人向你提起过缩微胶卷的事情？”
奥本海默回答：“显然提过。”
罗布问：“那是事实吗？”
奥本海默回答：“不是。”
罗布说：“然后帕什对你说：‘好了，现在，我可能要回到一个小细节。你提到的这些人中，有两个现在和你在一起（在洛斯阿拉莫斯）。是埃尔滕顿直接联系的他们吗？’你的回答是‘不是’。帕什接着说：‘是通过其他人吗？’你说：‘是的。’”
“换句话说，”罗布总结道，“你告诉帕什，中间人（希瓦利埃）已经跟其他人接触过了，不是吗？”
奥本海默回答：“看起来是这样的。”
罗布问：“这并不是实情？”
奥本海默回答：“不是实情。除了埃尔滕顿的名字，整件事纯属捏造。”
加里森终于主动打断了这场痛苦的审问，因为他的委托人现在表现得局促不安，他问格雷：“主席先生，我现在能简短地提个要求吗？”
格雷说：“可以。”
加里森礼貌地问道：“如果公诉律师在宣读笔录时也为我们提供一份副本，这是否符合本次审理的规程。当然，这在法庭上是惯例……”
经过一番讨论，格雷和罗布一致认为，或许在当日听证会后可以由一名保密官员决定是否公布这一文件，当然，罗布读出的部分都是经过挑选的。
加里森的介入姗姗来迟，而且态度过于谦卑，这丝毫无助于他的当事人摆脱罗布设下的陷阱。
不久，罗布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引用帕什与奥本海默的谈话记录。“奥本海默博士……你不认为自己是在不厌其详地讲一个捏造的故事吗？”
奥本海默说：“确实如此。”
罗布问：“如果你讲的都是无稽之谈，那为什么还要涉及如此多的细枝末节呢？”
奥本海默回答：“这恐怕都是我干的蠢事。我担心自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牵扯到领事、为什么会谈到微缩胶卷、为什么会是三个人、为什么有两个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对我来说，它们都是虚构的。”
罗布问：“那么你是否同意，如果你告诉帕什的故事是真的，那事情就会对希瓦利埃先生不利？”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对于其中涉及的任何人都会如此。”
罗布问：“包括你？”
奥本海默回答：“对。”
罗布问：“奥本海默博士，根据你现在的证词，你不是对帕什说了一个谎言，而是炮制了连篇的谎话，这么说算是公允吧？”
奥本海默感到走投无路，或许还有些惊慌失措，他草率地回答说：“是的。”
罗布无休止的质问把奥本海默逼到了绝境，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与帕什的谈话内容，因此无法妥当地应对罗布的盘问，所以他才接受了这位逼供者精心挑选的对话记录。如果加里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庭律师，他会更早地提出在他的当事人看到对话记录之前不回答任何有关他与帕什谈话的问题，他还会反对罗布蓄意利用谈话记录给奥本海默设圈套。但是加里森给审问大开方便之门，奥本海默则坚忍地走了进去。
但奥本海默本不必如此轻易地屈服。对于他告诉帕什的那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比起罗布诱导他接受的那种解释破坏性要小得多。1946年埃尔滕顿告诉联邦调查局，苏联领事官员彼得·伊万诺夫最初建议他联系伯克利辐射实验室的三名科学家：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只认识奥本海默，但并没有熟悉到可以直接问他是否愿意与苏联人分享情报。完全有理由认为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提到过这三个人的名字，而希瓦利埃很可能特意跟奥本海默提到了这三个人，或者至少指出埃尔滕顿还提到过另外两个人（未具名）。
所以在向帕什讲述埃尔滕顿的活动时，奥本海默才提到了有三位科学家。在所有对奥本海默“信口胡诌的故事”的解释中，这个观点似乎最有道理，因为在联邦调查局自己的文件中就能找到支持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原子能委员会官方的史料编纂者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M.霍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本海默讲的故事尽管具有误导性，但在一开始是准确的；不幸的是，自此以后，它就变得混乱且扭曲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安全听证会结束的前一天，奥本海默解释了为什么在告诉帕什他与希瓦利埃在厨房的谈话时费心编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他的解释十分清楚，也相当可信。这些解释不仅符合那些已知的确凿事实，也符合奥本海默的性格，特别是正如5年前他向戴维·玻姆承认的那样，“当事情变得难以招架时”，他经常会说些“不理智的话”。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询问他，有没有可能1943年他对帕什和兰斯代尔所说的才是事实，而现在他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证词其实是在撒谎，奥本海默回答说：
我告诉帕什的故事不是真的。其中并没涉及三个或更多的项目成员，只涉及一个人，那就是我。我在洛斯阿拉莫斯，洛斯阿拉莫斯没有其他人与此事有关。此事也没有牵扯到伯克利的任何人……我作证时说希瓦利埃没有提到苏联领事馆，我对这一点记得最清楚。可以想见，我知道埃尔滕顿与领事馆有联系，不过我能讲出来的不过就是一些间接推测的细节，但是后来我由此编出了越来越多的不实细节。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在你们想让我给出比“我是个傻瓜”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我很难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我想当时有两三件让我担心的事促使我这么做，其中之一是如果像兰斯代尔所说的那样，辐射实验室出了问题，那么埃尔滕顿很可能难逃干系，而且此事很严重，我必须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对这件事添枝加叶是为了突出它的严重性，还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或者我就是不想说出事实，也就是希瓦利埃和我谈过这件事。这件事不涉及其他人，我和希瓦利埃的谈话很简短，它并非完全偶然的闲聊，但我认为我已经准确地说明了我们谈话的基调，以及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奥本海默继续详细地解释道：
我本应立刻讲出来，应该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但我有些进退两难，我本来想给情报人员提供一点儿信息，却没有意识到，当你提供一点儿信息时，你必须讲出整个故事。当我被要求详细说明时，我走上了错误的方向……那种认为他（希瓦利埃）会直接去找项目人员而不像往常那样找我商量的想法根本就毫无道理。对于这样的任务，他不太可能也没有道理成为中间人……根本没有这样的阴谋活动……当我向格罗夫斯将军说出希瓦利埃的身份时，我告诉他确实不是三个人，这是在我们家发生的事，就是我本人。所以我编出那个后果严重的故事，显然是有意不透露谁是中间人。
罗布接下来要谈的话题肯定是为了羞辱奥本海默，那就是关于他与琼·塔特洛克的恋情。
“据我了解，1939—1944年，”罗布问道，“你和琼·塔特洛克小姐都是泛泛之交，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很少见面。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是泛泛之交，我们曾经非常亲近，见面时仍有很深的感情。”
罗布问：“你在1939—1944年见过她多少次？”
奥本海默回答：“中间有5年的时间，怎么也有10次吧。”
罗布问：“你都是在什么场合见到她的？”
奥本海默回答：“有时我们会在社交场合碰到对方。我记得在1941年新年前后去见过她。”
罗布问：“去哪里？”
奥本海默回答：“我去了她家，也可能是她工作的医院。我忘了具体是哪里，然后我们去马克顶楼酒吧喝了一杯。我记得她不止一次来过我们在伯克利的家。”
罗布问：“来你和奥本海默太太的住所？”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她父亲也住在伯克利，离我们很近，我去她父亲家看过她一次。我之前提到过，那是在1943年6月或7月。”
罗布说：“我记得你说过你必须见她。”
奥本海默说：“是的。”
罗布问：“你为什么必须见她呢？”
奥本海默回答：“在我们离开之前，她曾表示非常想见我。那时我不能去见她，因为我不能透露我们要去哪儿，我什么都不能说。我感觉她必须见到我，她正在接受精神科治疗，她极其痛苦。”
罗布问：“你后来知道她为什么必须见你吗？”
奥本海默回答：“因为她还爱着我。”
罗布问：“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奥本海默回答：“在她家里。”
罗布问：“在哪里？”
奥本海默回答：“在电报山。”
罗布问：“那之后你又在什么时候见过她？”
奥本海默回答：“她送我去了机场，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罗布问：“那是1943年？”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她那时还是共产党员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没谈到这个。我想她当时已经不是了。”
罗布问：“你在回答时说，你知道她曾是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在1937年秋就知道了。”
罗布问：“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她在1943年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奥本海默回答：“没有理由。”
罗布问：“那你的意思是？”
奥本海默回答：“我没有什么理由，我只是根据我之前和后来对她与共产党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我已经大致说过了。我不知道1943年她在做些什么。”
罗布问：“你没有理由认为她不是共产党员，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你和她过夜了，是吗？”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你认为这符合安保规定吗？”
奥本海默回答：“这就是实情。无须辩解，这个做法确实欠妥。”
罗布问：“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她就是那种你今天早上描述或谈到过的共产党员，那会让你的处境十分艰难吗？”
奥本海默回答：“哦，但她不是那种人。”
罗布问：“你怎么知道的？”
奥本海默回答：“我了解她。”
奥本海默当庭证实了他与姬蒂婚后第三年与琼·塔特洛克有染，这已经让他倍感羞辱，而随后罗布又让他交代他的情人都有哪些朋友，其中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这个问题与听证会的目的毫无关系，但是它并非毫无意义。那时正值1954年麦卡锡主义的顶峰时期，麦卡锡分子热衷的政治游戏就是迫使那些曾经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情者和左翼人士到国会供认同伙的名字。在一个鄙视犹大（“告密者”）的文化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其目的在于摧毁这些证人的个人诚信。
奥本海默向罗布提到了一些人：他认为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但他不知道他是否曾是共产党员；希瓦利埃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肯尼思·梅、约翰·皮特曼、奥布里·格罗斯曼和伊迪丝·阿恩斯坦都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很清楚这种盘问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用讽刺的口吻问罗布：“名单够长了吗？”实际上罗布又是在明知故问，他无休止的诘问让奥本海默陷入混乱。奥本海默开始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我想，就像士兵在战斗中那样，”他后来对记者回忆说，“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除了下一步行动，没有时间去注意其他事情。就像搏斗一样，这就是一场搏斗。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于奥本海默在那段磨难中的心情，加里森多年后回忆说：“从一开始，他就带着一种绝望感……我觉得当时的气氛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压抑，奥本海默尤其如此……”
罗布每天都向斯特劳斯汇报这个秘密听证室的情况，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周三，奥本海默的防线已被攻破，在宣誓不作伪证的情况下，他承认自己之前撒了谎……”斯特劳斯欣喜地期待着大获全胜，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听证委员会已经对奥本海默形成了恶劣的印象。”艾森豪威尔从他度假的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给他发了电报，感谢他提供的“中期报告”。他还告诉斯特劳斯，这份报告已经被他烧毁，他显然是不想留下任何证据，无论对他还是斯特劳斯来说，以这种方式监控安全听证会均属于不当行为。
4月15日周四上午，听证会进行到了第四天。这一天格罗夫斯将军将宣誓作证。在回答加里森的提问时，格罗夫斯赞扬了战时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表现，当被问及奥本海默是否会有意地背叛国家时，他强调说：“如果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我会很意外……”当被专门问到“希瓦利埃事件”时，格罗夫斯作证说：“对于此事，我看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以前没有疑惑，但我今天确实有些糊涂了……我的结论是，确实有过一次这样的接触，而且奥本海默博士对此知情……”
格罗夫斯继续解释说，当他第一次得知此事时，对于奥本海默不愿透露中间人的举动，他的解释是：“这是典型的美国小学生的做法，认为告发朋友是背信弃义。我一直无法确定他都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做一件他认为非做不可的事，那就是向我透露这个项目有被别人渗透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来自伯克利附近——我认为是壳牌实验室，据说埃尔滕顿是该实验室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对项目的威胁，应该引起重视。我一直觉得奥本海默博士是想保护他的老朋友，可能还有他弟弟。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想保护他弟弟，而他弟弟可能也牵涉其中……”
格罗夫斯的证词“可能”让更多人卷入了“希瓦利埃事件”。格罗夫斯推测弗兰克·奥本海默“可能也牵涉其中”，他这么说的时候肯定没有恶意，而且很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假设的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弗兰克也参与了此事，那么奥本海默不仅在1943年对帕什撒了谎，而且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也说了谎，现在又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继续撒谎。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的弟弟是无辜的，所以想要保护他，虽然这完全情有可原，但格罗夫斯的猜测进一步削弱了奥本海默的可信度。最终，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弗兰克参与了此事，但这一猜测让“希瓦利埃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激起了听证委员会对此事件的疑问。
格罗夫斯作证时为何会将弗兰克与“希瓦利埃事件”联系在一起，想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需要追溯到二战期间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记录。不过，不妨先从那时快进到10年后的1953年12月，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委员会开始对奥本海默的审查前，作为准备工作，联邦调查局对一些人进行了访谈。受访者包括约翰·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将军的战时助理威廉·康索丁、格罗夫斯本人，以及接替威廉·博登担任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科尔宾·阿勒代斯。
这些访谈对格罗夫斯的证词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康索丁和兰斯代尔都向格罗夫斯汇报了他们与调查局探员的谈话内容。对于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的事情，他们的回忆与格罗夫斯本人的记忆有多处重大出入，这让格罗夫斯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协助了联邦调查局的前期调查，这也让他处境尴尬，他被迫向听证委员会表示，根据1954年的情况，他不会支持延长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如前所述，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第一次提到弗兰克与希瓦利埃的关系是在1944年3月5日联邦调查局探员威廉·哈维备忘录中。哈维没有关于“希瓦利埃事件”的独立情报，但在撰写该事件摘要时，他指出弗兰克是希瓦利埃接触的“那个人”。然而，哈维得出这一结论时未引用任何证据，10年后，当高级探员向胡佛报告时，这一疏忽令他们感到困惑：“档案中没有信息显示曾有人为曼哈顿计划的数据接触过弗兰克·奥本海默，也没有记录表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向曼哈顿计划或联邦调查局报告过这类情况。”
但在1953年12月3日，也就是博登的指控信寄出几周后，弗兰克的名字再次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这次是有人故意传播小道消息。科尔宾·阿勒代斯之前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后来他接替了博登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务，显然是在某个对奥本海默怀有敌意的人的唆使下，他再次挑起对弗兰克的怀疑。阿勒代斯报告说：“他从一个他认为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罗伯特·奥本海默说，他在埃尔滕顿-希瓦利埃间谍活动中的联系人是他的亲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阿勒代斯进一步表示，他认为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档案中没有这一信息，这表明他的线人对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有一定了解。他建议，如果联邦调查局想核实他的情报，他们应该采访当时正在克利夫兰当律师的约翰·兰斯代尔。
12月16日，兰斯代尔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问讯。就在前一天，格罗夫斯的另一位战时助手威廉·康索丁（阿勒代斯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他那位“可靠”的线人）与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交谈过。
联邦调查局在12月18日撰写的谈话纪要中记录了康索丁所述的情况：
格罗夫斯将军从洛斯阿拉莫斯回来后的第二天，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兰斯代尔和康索丁开了一个会，他去洛斯阿拉莫斯是为了“劝说奥本海默供出埃尔滕顿的中间人”。格罗夫斯将军先是向他们宣布“奥本海默已经供认那位中间人”，然后他把一个黄色便签本推给康索丁和兰斯代尔，让他们写下三个对中间人身份的猜测。兰斯代尔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康索丁现在记不起来是哪三个人了。康索丁说他只写了一个名字——弗兰克·奥本海默。格罗夫斯将军对这一猜测表示惊讶，还说他猜对了。格罗夫斯将军问康索丁他怎么会想到是弗兰克·奥本海默。康索丁给将军的解释是，他猜那个人是弗兰克·奥本海默，因为罗伯特·奥本海默大概最不想把他弟弟牵扯进来。
“据康索丁说，格罗夫斯将军随后告诉他们，罗伯特·奥本海默先让他保证不向联邦调查局告发弗兰克·奥本海默是中间人，然后才供认了实情。在与联邦调查局的谈话结束时，康索丁说……他没有就此事与兰斯代尔进行过沟通，但在过去几天里，他曾与格罗夫斯将军在电话中讨论过此事。”
12月16日，兰斯代尔向联邦调查局探员讲述的情况与康索丁的故事有所出入。他显然不记得康索丁提到的“黄色便签本”的事情（格罗夫斯也不记得）。在兰斯代尔的回忆中，格罗夫斯将军给他的印象是，在格罗夫斯要求奥本海默彻底交代埃尔滕顿的联系人后，“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哈康·希瓦利埃已经与弗兰克·奥本海默接触过”。但是，总而言之，“兰斯代尔说，格罗夫斯将军的观点是已经有人直接与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了接触，但兰斯代尔则认为是有人与弗兰克·奥本海默进行了接触。兰斯代尔说，据他所知，只有他和格罗夫斯将军知道这件事”。奥本海默的辩护律师加里森曾直截了当地问兰斯代尔，是否有可能格罗夫斯“对你说的是他觉得那是弗兰克，而并非那就是弗兰克”，兰斯代尔承认：“是的，有这个可能。”
1953年12月21日，也就是奥本海默被告知他的安全许可被暂停的当天，另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格罗夫斯位于康涅狄格州达里恩的家中与他进行了面谈。
在此之前，格罗夫斯一直拒绝与联邦调查局谈论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事件”，他甚至懒得回复1944年联邦调查局最初对这件事的问讯。1946年6月，当联邦调查局准备约谈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问格罗夫斯对此事了解多少。格罗夫斯没有理睬他们，只说他确实不能谈论此事，因为奥本海默与他的谈话是“严格保密的”。格罗夫斯说“自己不能对奥比失信，不能说出壳牌公司的人究竟接触的是谁”。调查局的探员告诉格罗夫斯，他们已经知道壳牌公司的那个人就是埃尔滕顿，他们正准备审问他。格罗夫斯表示，他“不希望我们就此事与埃尔滕顿对证，因为这可能会传到奥本海默的耳朵里，而奥本海默就会知道格罗夫斯已经违背誓言”，这充分说明他仍对奥本海默忠心耿耿。格罗夫斯直言不讳地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不愿提供更多信息”。
得知一位美国陆军将军竟然拒绝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一定让胡佛颇为惊讶。1946年6月13日，胡佛亲自写信给格罗夫斯，要求他透露奥本海默告诉他的埃尔滕顿的情况。格罗夫斯在6月21日的回复中礼貌地回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将危及”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在华盛顿，没什么人敢违抗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提出的要求，但在1946年，格罗夫斯不仅威望很高，而且底气十足。
但是在1953年，康索丁和兰斯代尔已经预先提醒过格罗夫斯，他们告诉联邦调查局“埃尔滕顿-希瓦利埃事件”的中间人是弗兰克，这让格罗夫斯不得不在自己的陈述中加入他们的回忆。问题是他自己也不记得奥本海默在1943—1944年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但是，鉴于他过去助手们的证词，格罗夫斯告诉询问他的人，1943年年底，他最终还是命令奥本海默“彻底交代”是谁为了获取项目信息接触了他。为了鼓励奥本海默主动坦白，格罗夫斯向他保证，他不会把此事正式上报，或者“说白了，就是联邦调查局不会知道”。格罗夫斯报告说，得到了这个保证后，奥本海默告诉他“希瓦利埃已经和弗兰克·奥本海默接触过”，弗兰克还问奥本海默自己该怎么做。根据格罗夫斯的说法，奥本海默曾告诫他弟弟“不要与埃尔滕顿有任何瓜葛”，他还直接与希瓦利埃谈过，并对他“很不客气”。格罗夫斯还解释说：“想要这些信息的人是埃尔滕顿，而这些中间人（希瓦利埃和弗兰克）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图。”
格罗夫斯进一步表示，他认为“尽管弗兰克·奥本海默应该向当地的安全官员报告，但他的做法也情有可原”。奥本海默兄弟的关系非常紧密，当弟弟“对希瓦利埃的来访感到忐忑”时会立即联系哥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格罗夫斯说，像弗兰克那样处理此事确实违反了安全条例，但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也合情合理……这位将军说，很明显，当事人（奥本海默）想要保护他的弟弟、希瓦利埃和他自己。”
但格罗夫斯接着又“猜测”道，奥本海默也许“在谎称弗兰克是中间人，这样他就为未及时报告有人与自己接触找到了理由，又或者实际上弗兰克确实参与了此事”。换句话说，虽然格罗夫斯在1943年确实提到了弗兰克，兰斯代尔和康索丁也因此相信希瓦利埃联系过弗兰克，但格罗夫斯本人对这一点十分怀疑。格罗夫斯对弗兰克在该事件中的角色一直都感到困惑。直到1968年，他才向一位历史学家坦言：“当然，我不确定奥本海默究竟想保护的是谁。如今我猜很可能是他弟弟，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牵扯进来。”
格罗夫斯似乎对两件事深信不疑：第一，希瓦利埃是代表埃尔滕顿去找奥本海默的；第二，奥本海默在1943年所说的话是为了向格罗夫斯表明，弗兰克及时向奥本海默报告了希瓦利埃的不当言行。更详尽的信息都湮没在历史中了。毕竟，格罗夫斯自己也说过：“我一直无法确定他（奥本海默）对我都说了什么。”在之前的一封信中，他还写道：“很难说奥本海默兄弟在此事中牵涉有多深。”至于为什么兰斯代尔和康索丁认为希瓦利埃联系的是弗兰克，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格罗夫斯把自己和奥本海默的谈话告诉了他们，却没有说清楚他对弗兰克的参与只是一种怀疑。
综合所有的问讯记录和档案文件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希瓦利埃事件”中，弗兰克不是埃尔滕顿或希瓦利埃的中间人。从1946年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联邦调查局问讯的记录，到芭芭拉·希瓦利埃未出版的回忆录、姬蒂对韦尔娜·霍布森所述的回忆、1954年1月初弗兰克给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再到1946年奥本海默给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和他在听证会的总结陈词，上述所有记录都证明与奥本海默接触的人是希瓦利埃。
然而，由于格罗夫斯相信了奥本海默的“故事”，又承诺不报告联邦调查局，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利。历史学家格雷格·赫尔肯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斯特劳斯和胡佛都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格罗夫斯涉嫌“隐瞒真相”这一事实向这位将军施加压力，要求他在即将举行的安全听证会上指证奥本海默。胡佛的得力助手艾伦·贝尔蒙特在给他上司的信中曾含蓄地暗示：“很明显，格罗夫斯企图向联邦调查局隐瞒和掩盖涉嫌间谍阴谋活动的重要信息。即使现在，格罗夫斯在面对联邦调查局和交代情况时仍显得有所保留。”
尽管联邦调查局的发现让格罗夫斯有些尴尬，但对于他曾承诺奥本海默不向联邦调查局透露弗兰克的名字，他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而且，他依然在为这个承诺辩护，“将军说，他并不认为现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违背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承诺，因为当局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希望这一点能记录在案，否则奥本海默的朋友如果有朝一日看到这份文件会认为‘我终究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凡格罗夫斯真的怀疑过奥本海默是在保护一名间谍，他肯定早就去找联邦调查局了。显然，他从未怀疑过奥本海默的忠诚。
当然，斯特劳斯可不这么看。他对那些本可以证明奥本海默无罪的证据置之不理。相反，斯特劳斯继续抓住格罗夫斯不放，并请他2月来华盛顿再进行一次面谈。到那时，格罗夫斯明白他将被迫指证奥本海默，如果拒绝的话，他可能会被指控包庇。
出人意料的是，罗布没有跟进格罗夫斯对弗兰克的猜测，这无疑是因为那样做会把奥本海默描绘成一个替弟弟背黑锅的人。罗布也没有向听证委员会或奥本海默的律师透露过，格罗夫斯曾承诺不向联邦调查局泄露弗兰克的名字，这样做也会转移人们对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这件事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保密了25年。在罗布的盘问下，格罗夫斯明确表示，尽管他仍然认为1943年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在当时是正确的决定，但在今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罗布直截了当地问他：“在今时今日，你还会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吗？”格罗夫斯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原子能法》的要求。”他说，从字面上看，《原子能法》规定原子能委员会必须确保有权访问保密数据的人“不会危及基本的防务和安全”。格罗夫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说：“这不是证明一个人现在是不是危险分子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他是否会带来危险……”基于上述理由，再考虑到奥本海默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如果我是委员会的成员，根据所述理由，在今时今日，我不会批准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这正是罗布想要或需要这位将军说的话。为什么格罗夫斯背叛了他之前如此坚决捍卫的人？斯特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以一种不那么含蓄的方式向这位将军明确表示，如果格罗夫斯不合作，他保证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即4月16日周五，罗布继续对奥本海默进行交叉询问。罗布盘问了他与瑟伯尔夫妇、戴维·玻姆和约瑟夫·温伯格的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他还抽时间询问了这位物理学家反对发展氢弹的问题。经过将近整整五天的紧张审讯，奥本海默一定已经身心俱疲，但就在这一天，最后一次坐在证人席上的他依然表现出了自己的机智犀利。由于有过被伏击的经验，再加上对氢弹问题了然于胸，奥本海默在应付罗布的提问时表现得更加老练。
罗布问：“1950年1月总统做出决定之后，你是否曾出于道德上的考量表示过反对生产氢弹？”
奥本海默回答：“我认为我很可能说过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或者类似的话。我忘记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我更希望你能提醒我一下你想问的那个具体的语境或谈话是什么。”
罗布问：“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很可能会说那样的话呢？”
奥本海默回答：“因为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尽管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可爱、有趣又美妙的任务，但我仍然认为它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罗布问：“你这样说过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想我说过。”
罗布问：“你的意思是，从道德上说，你对生产这样一种可怕的武器深恶痛绝？”
奥本海默回答：“这太严重了。”
罗布问：“你的意思是？”
奥本海默回答：“这太严重了。”
罗布问：“什么太严重了？是武器，还是我的表述？”
奥本海默回答：“你的表述。我是对这种武器非常担心和忧虑。”
罗布问：“你对此有道德上的疑虑，这样说准确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不要用‘道德’这个词吧。”
罗布说：“你对此感到不安。”
奥本海默说：“怎么可能对此不感到不安呢？据我所知所有人都对此感到不安。”
当天晚些时候，罗布出示了一封奥本海默1949年10月21日写给詹姆斯·科南特的信。这份文件来自奥本海默的档案——去年12月被联邦调查局没收的文件。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吉姆叔叔”，信中抱怨说“两位经验丰富的推手一直在努力活动，即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泰勒”，他们在为发展氢弹进行游说。在一次针锋相对交流中，罗布问奥本海默：“博士，你是否同意，你在提到劳伦斯博士和泰勒博士时……有点儿贬低他们？”
奥本海默回答：“劳伦斯博士来过华盛顿，他并没有和原子能委员会交流，而是直接去和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及军方人士进行了交流。我认为这种做法令人鄙夷。”
罗布问：“所以你承认你在信中提到那些人时是在贬低他们？”
奥本海默回答：“不是。他们作为推手，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对他们有失公允。”
罗布问：“你用‘推手’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反感？”
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
罗布问：“你现在用这个词来形容劳伦斯和泰勒，难道不是带着反感吗？”
奥本海默回答：“没有。”
罗布问：“你认为他们所做的推动工作令人钦佩，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认为他们在推动工作中的表现令人钦佩。”
到周五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出罗布和奥本海默互相憎恶。罗布回忆道：“我的感觉是，他就像只剩下了大脑——冷漠无情，他有一双我见过的最冰冷的蓝眼睛。”只要罗布出现在他身边，奥本海默就会心生厌恶。有一天在短暂休庭时，两个人碰巧站得很近，奥本海默突然像往常一样咳嗽起来。当罗布表示关心时，奥本海默愤怒地打断了他，虽然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但罗布马上就转身离开了。
每天的听证会结束后，罗布都会和斯特劳斯关起门来盘点当天的情况。他们对听证会的结果几乎十拿九稳。斯特劳斯告诉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他“确信，有鉴于迄今为止的证词，委员会除了建议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外别无选择”。
奥本海默的律师们也有同感。为了躲避记者的追查，奥本海默夫妇住在加里森的合伙人伦道夫·保罗位于乔治敦的家中，媒体在一周后才发现了他们的住址。但联邦调查局探员一直在监视这所房子，他们报告说奥本海默经常熬夜，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大多数时候，加里森和马克斯晚上都会在保罗家里待上几个小时，筹划第二天的策略。“我们只剩下为第二天做准备的精力了，”加里森说，“我们太疲惫了，没精力做事后总结。当然，可想而知，奥本海默一定紧张得不得了，姬蒂也是如此，但奥本海默更严重。”
奥本海默夫妇每天都会跟保罗讲述当天发生的事情，保罗越来越不安。他们所说的听起来更像是一次审判，而不是一场内部听证会。因此，在4月18日周日，复活节那天晚上，保罗邀请加里森和马克斯到他家里和约瑟夫·沃尔普会商一下。他们喝过酒之后，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的前法律总顾问说：“沃尔普，我想让这些伙计向你描述一下听证会上发生了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马克斯和加里森向沃尔普简要介绍了罗布的策略，还有平日里奥本海默听证会的基调。沃尔普越听越愤慨，最后，他转向奥本海默说：“奥比，告诉他们见鬼去吧，别理他们了，别再继续了，因为我认为你赢不了。”
奥本海默以前从爱因斯坦和其他人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建议，但这一次，它来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曾参与制定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章程，在他看来，该章程的内容和精神都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即便如此，奥本海默还是认为，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到底。这是一种既坚忍又被动的回应。小时候被人关进营地冰窖时，他也是这样默默忍受。
原文是tabula rasa，这个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空白之板”。它通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心智或思想是空白的、未被塑造的状态，类似于一块未被写过的白板。——译者注
当联邦调查局向弗兰克·奥本海默询问此事时，他断然否认希瓦利埃曾与他接触过，也否认他曾与自己的哥哥提过埃尔滕顿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