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看起来很糟，对吗？”

想必是有人毁谤了约瑟夫·K，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就这么无缘无故地被捕了。

——弗兰兹·卡夫卡，《审判》

奥本海默刚通知斯特劳斯他不会辞职，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就启动了一项美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审讯。年轻的哈罗德·格林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在起草奥本海默的起诉书时，尼科尔斯告诉他，这位物理学家是“一个狡猾的浑蛋，但这次我们要抓住他”。后来回想起来，格林认为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原子能委员会在整个听证过程中的行径。

平安夜，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抵达奥尔登庄园，带走了奥本海默手头的机密文件。同一天，奥本海默收到了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指控信，上面的日期为1953年12月23日。尼科尔斯告诉奥本海默，原子能委员会现在怀疑“您继续在本委员会留任可能会危及基本的防务和安全，而且这种任用可能不符合国家安全利益。此函旨在告知您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协助解决这一问题”。信中罗列的指控都是老调重弹的“污点”信息，其中包括：奥本海默与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共产党员的往来、他对加州共产党的资助、“希瓦利埃事件”及“您在劝阻其他杰出科学家参与氢弹项目上是关键人物，您在氢弹的反对者中是资历最深、影响最广、作用最大的一位，这种反对无疑延误了氢弹的研发”。除了最后一项“延误氢弹研发”的指控，格罗夫斯将军和原子能委员会之前已经审查过其他所列内容，当时他们对这些信息都未予理会。正是在充分了解这些事实的情况下，格罗夫斯在1943年命令陆军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而原子能委员会在1947年及之后又延长了他的安全许可。

奥本海默反对超级炸弹也被列入了指控，这足以说明笼罩华盛顿的麦卡锡主义已经歇斯底里到何种程度。它将异议等同于不忠，这等于颠覆了政府顾问原本的角色及提供咨询的真正目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起诉，不会在法庭上定罪。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政治指控，而且奥本海默一案将由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任命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审理。

圣诞节前一两天，当奥本海默的秘书正在他办公室外办公时，奥本海默和姬蒂走了进去，他们还关上了门。这个举动很不寻常，因为奥本海默平时总是开着办公室的门。韦尔娜·霍布森回忆说：“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最后当他们走出来时，两人喝了一杯酒，也请霍布森喝了一杯。霍布森回家后告诉丈夫怀尔德：“奥本海默夫妇遇到了一些麻烦，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想表达一点儿心意。”那时怀尔德刚买了一张巴西女高音的唱片，第二天霍布森就把它带到办公室，送给了奥本海默，她说：“这不是圣诞礼物，也不是我专门去给你买的，这唱片我们已经听过了。我只是现在想当礼物送给你。”奥本海默接过唱片，低头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多么好的礼物啊。”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把霍布森叫进办公室，还让她关上了门，他说他想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不仅坐在那里跟她说了自己面临的那些指控，还讲到了他的童年、家庭和成年后的全部经历。这是霍布森第一次听说这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奥本海默可能是在演练他要如何回复尼科尔斯的指控信。他认为：“那些所谓的污点记录……只有结合我生活和工作的背景，才能得到公正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奥本海默都在竭尽全力准备应诉。原子能委员会要他在30天的期限内对诉状做出回复。首先，他必须组建一个法律团队。1954年1月初，他先征求了赫伯特·马克斯和约瑟夫·沃尔普的意见。马克斯坚持认为他的朋友需要一位知名度高、政治人脉深厚的代理律师。沃尔普却不这么认为，他敦促奥本海默找一位有经验的出庭律师。他们一度想聘请约翰·洛德·奥布赖恩，他是一位德高望重但上了年纪的纽约律师。但是奥布赖恩因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出。另一位著名的出庭律师、80岁高龄的约翰·W.戴维斯表示，如果原子能委员会同意在纽约举行听证会，他愿意接手这个案子。斯特劳斯当然不会让他们如愿。最终，奥本海默和马克斯去见了纽约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劳埃德·K.加里森。奥本海默在前一年春天见过加里森，当时这位律师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奥本海默喜欢加里森文雅得体的举止。加里森的家世和他的名声一样显赫，他的曾祖父那辈曾出过废奴运动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他的祖父曾担任《国家》杂志的文学编辑。加里森本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理事会成员。新年过后不久，马克斯和奥本海默在纽约加里森的家中见到了他，他们向他出示了尼科尔斯的指控信。加里森读完这份文件后，奥本海默问道：“看起来很糟，对吗？”加里森只回了一句：“是的。”

加里森非常同情奥本海默的处境，他说，首先要做的是让原子能委员会延长给奥本海默的30天回复期限。1月18日，加里森去了华盛顿并得到了所需的延期。他还试图聘请一位有庭审经验的律师担任首席律师，但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他开始与奥本海默一起撰写对那些指控的书面回复。几周后，加里森成了奥本海默默认的首席律师。包括加里森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缺乏庭审经验，所以他并非最理想的人选。1月中旬，戴维·利连索尔从奥本海默那里得知他聘请了加里森，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希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不过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实在太站不住脚了，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律师也许没有那么重要。”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即将举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华盛顿。1954年1月2日，联邦调查局监听到姬蒂试图打电话给迪安·艾奇逊，她想知道他是否了解“内情”，但她没能联系上艾奇逊。几天后，斯特劳斯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承受了来自科学界的压力……他们想让他任命一个能为奥本海默‘洗白’的听证会委员”。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不打算屈从于压力”。此外，他还说他明白审讯奥本海默的审查委员会的人选“至关重要”。万尼瓦尔·布什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布什告诉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奥本海默下手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布什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如果他继续追究此事，“必定会自取其辱”。斯特劳斯愤怒地回答说，他“根本不在乎”，他不会因为这样的说法“打退堂鼓”。

后来，斯特劳斯曾把自己当时的处境描绘成身陷重围，但实际上，他那时就知道自己处于上风。联邦调查局每天向他报告奥本海默的行踪及他与律师的谈话，因此他能够预测奥本海默在法律上会有何行动。他也很清楚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法看到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全部内容，因为他没有给他们所需的安全许可。此外，他还要亲自挑选听证委员会的成员。1月16日，加里森要求批准自己和赫伯特·马克斯的安全许可，斯特劳斯拒绝了马克斯的安全许可，可是马克斯本人就曾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务人员。现在如果加里森能及时获得安全许可，他仍有时间准备此案，但是加里森的立场是：要不就整个辩护团队都获得安全许可，要不就干脆放弃。但他很快就后悔了，当他想要扭转局面时为时已晚。

3月底，加里森得知听证委员会将花整整一周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奥本海默的原始调查文件。更糟糕的是，加里森沮丧地获悉，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律师将现场带领听证委员会了解联邦调查局文件中的“污点记录”，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加里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沉浸在这些文件中一周后，听证委员会的成员会对他的委托人产生偏见。但当他要求出席为期一周的案情说明会时，遭到了断然的拒绝。与此同时，加里森还在试图为自己争取紧急的安全许可，这样一来他至少可以接触到说明会上的材料。但斯特劳斯告诉司法部：“无论如何都不能批准紧急的安全许可。”在斯特劳斯看来，无论是奥本海默还是他的律师都没有法庭上被告所享有的任何“权利”，这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内部安全听证会，不是一次民事审判，斯特劳斯将是规则的制定者。

斯特劳斯暗中破坏奥本海默的辩护有违宪法，但是他对此不以为然。他明知联邦调查局的监听是非法的，但他毫不在乎，他告诉一名特工：“联邦调查局在普林斯顿对奥本海默全面的监视对原子能委员会帮助很大，因为他们可以事先知道奥本海默的下一步行动。”这种做法激怒了哈罗德·格林，他告诉斯特劳斯：“这个案子与其说是调查，不如说是迫害，他不想与之有任何关系。”他要求退出这个案子。

有一天，在华盛顿拜访巴彻夫妇时，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监视。琼·巴彻回忆道：“他走进房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画都翻起来，看看背面是否藏着录音设备。”一天晚上，他取下挂在墙上的一幅画说：“就在那儿！”琼说监视让奥本海默“心惊胆战”。

纽瓦克的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建议停止对奥本海默家的电子监听，“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侵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隐私”，胡佛驳回了这个提议。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不仅限于奥本海默一人，当姬蒂年迈的父母弗朗茨和克特·普宁在欧洲旅行结束后乘船返回时，联邦调查局安排美国海关人员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还拍摄了普宁夫妇携带的所有书面材料。这种遭遇让姬蒂坐轮椅的父亲和她母亲精神极度紧张，后来他们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斯特劳斯将他消除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影响的计划拔高成了为美国未来而战。他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威廉·米切尔：“如果这个案子输了，原子能项目……将会落入‘左翼分子’之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另一起‘偷袭珍珠港’……如果奥本海默都能获得安全许可，那么‘任何人’无论有何种不良记录都可以获得安全许可。”斯特劳斯认为，因为危及国家的未来，通常的法律和道德约束都可以置之不理。在他看来，仅仅解除奥本海默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顾问关系还不够。斯特劳斯担心，如果不能毁掉奥本海默的名声，他仍会利用其声望公开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武器政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精心安排了一场堪称“秘密审讯”的听证会，目的就是要确保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

到1月底，斯特劳斯已经选定由罗杰·罗布对奥本海默提起诉讼。46岁的罗布是华盛顿本地人，作为助理检察官，他有7年的公诉经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咄咄逼人的出庭律师，最擅长激烈的交叉询问。在他出庭公诉的23起谋杀案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成功地给被告定罪。1951年，作为法院指定的律师，他成功地为厄尔·白劳德蔑视国会一案进行了辩护。（白劳德称他为“反动分子”，但称赞了他的业务能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罗布都算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的客户包括小富尔顿·刘易斯——尖酸刻薄的右翼专栏作家和电台主持人。多年来，罗布还与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连胡佛都知道他一直与联邦调查局特工“通力合作”。有一次，知名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托马斯·爱默生在《耶鲁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联邦调查局，作为回应，胡佛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罗布想借机讨好这位局长，于是他专门写信称赞了胡佛的回应。所以，斯特劳斯能在短短8天内为罗布安排好安全许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罗布准备2月和3月的听证会时，斯特劳斯把自己对奥本海默档案所做的笔记发给了他，他觉得罗布在质疑可能出庭的辩方证人的证词时或许用得上。“当布拉德伯里博士作证时……当拉比博士作证时……当格罗夫斯将军作证时……”对于每一位证人，斯特劳斯都为罗布提供了一份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足以破坏那些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词。此外，斯特劳斯还敦促联邦调查局向罗布提供了大量奥本海默的调查材料，甚至包括这位物理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住所丢弃的部分垃圾。

选好公诉人后，斯特劳斯将注意力转向物色审判员。他需要为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寻找三位委员，他想找的是那种一旦得知奥本海默的左翼历史就会立即对其诚信产生怀疑的人。到2月底，他选定了戈登·格雷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当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长，曾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斯特劳斯是格雷的老朋友，他知道格雷是保守的民主党人，曾在1952年的选举中投票给艾森豪威尔。格雷出身于南方上流社会，其家族财富来自雷诺烟草公司。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什么，似乎还认为自己的工作用不了几周就会结束，而奥本海默也将被证明无罪。格雷不仅没有意识到此事事关重大，还对斯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私人恩怨一无所知，他天真地建议戴维·利连索尔担任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听到这个建议时，斯特劳斯脸上的表情可想而知。

斯特劳斯没有选择利连索尔，而是选了另一位可靠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斯佩里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摩根。委员会的第三位成员，斯特劳斯选择了保守的共和党人沃德·埃文斯博士。他被选中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基于他的科学家背景，他是洛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化学系的名誉教授；其次，在之前原子能委员会讨论安全许可的听证会上，他总是适时地投出反对票。格雷、摩根和埃文斯都不知道奥本海默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读了他的安全档案后肯定会大吃一惊。在斯特劳斯看来，这些人都是理想的傀儡。

1月，《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詹姆斯·赖斯顿碰巧在华盛顿飞往纽约的航班上遇到了奥本海默。他们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但后来赖斯顿在笔记本上写道，奥本海默似乎“在我面前莫名其妙地紧张，显然是有什么压力”。赖斯顿开始向华盛顿各处打电话询问：“奥本海默最近出了什么事？”不久，联邦调查局就监听到赖斯顿多次试图打电话联系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现在“极为恼火”，因为他的安全许可被中止的消息可能很快就会尽人皆知。后来他还是接了赖斯顿的电话，赖斯顿告诉他，自己听到传言说他的安全许可被暂停了，原子能委员会正在调查他。此外，他说这一消息是由某位政府人士告诉麦卡锡参议员的。当奥本海默说他无法置评时，赖斯顿说他的这篇报道快要付印了。奥本海默本人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他让赖斯顿和他的律师谈一谈。赖斯顿在1月底见到了加里森，两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加里森知道这件事迟早会传出去，他同意给赖斯顿一份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信和奥本海默准备好的答复。作为回报，赖斯顿同意除非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否则他不会发表这篇报道。

奥本海默应诉的准备成了一场艰苦的考验。大多数日子里，他都会坐在富尔德楼的办公室里，与加里森、马克斯和其他律师一起起草他的声明，讨论案件的细节。每天下午5点，他会离开办公室，穿过草地回奥尔登庄园。律师们经常会跟他一起回家，在那里他们会工作到深夜。他的秘书回忆说，“那些日子每天都很紧张”，但是奥本海默看上去很平静。韦尔娜·霍布森说：“他看起来确实很坚强，他有肺结核康复者常有的那种惊人的耐力。虽然他瘦得皮包骨，但他非常坚忍。”作为一位忠诚又谨慎的秘书，霍布森到2月还没告诉丈夫发生了什么。这成了她的心事，终于有一天她问奥本海默：“你能允许我告诉怀尔德出了什么事吗？”奥本海默惊讶地看着她说：“我以为你早就说了。”

奥本海默在“极其努力”地准备他对原子能委员会指控的回复。霍布森回忆说，他打了“一遍又一遍的草稿，如此煞费苦心只是想尽可能做到清晰准确。我不知道他究竟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他会坐在他的真皮转椅上先静静思考几分钟，草草记下一些笔记，然后起身一边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口述。“他可以连续一小时口述工整流畅的句子和段落，”霍布森说，“就在你手腕快受不了的时候，他会说：‘我们休息10分钟吧。’”然后他会回来再说上一个小时。奥本海默的另一位秘书凯瑟琳·拉塞尔用3倍行距打印出霍布森的速记稿，然后交由奥本海默修订，等拉塞尔录入修改重新打好后，姬蒂会进行编辑。最后，奥本海默要把所有的改动再检查一遍。

虽然奥本海默在努力为自己辩护，但他也有一种深深的宿命感。那年1月下旬，他前往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参加一个重要的物理学会议。那里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包括泰勒、费米和贝特。在公开场合，奥本海默完全没有流露出他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但他向贝特吐露了心声，因为贝特看出来他的老朋友正经受“煎熬”。奥本海默向贝特承认，他确信自己会输。泰勒已经听说奥本海默被中止了安全许可，所以他在会议间隙走到奥本海默跟前说：“听说你遇到麻烦了，我很遗憾。”奥本海默问泰勒，他是否认为自己这些年来做过什么“居心叵测”的事情。泰勒说没有这样的事，奥本海默冷静地表示，如果泰勒能和他的律师谈谈，他将不胜感激。

泰勒再次访问纽约时见到了加里森，他说，虽然他认为奥本海默在许多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氢弹的问题上，但他并未怀疑奥本海默的爱国热情。然而，加里森感觉到泰勒对奥本海默并无好感：“他觉得奥本海默不够明智还缺乏判断力，因此他认为政府没有他会更好。因为他的这一看法及他对奥本海默强烈的厌恶，最终我决定不传唤他作证。”

奥本海默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弟弟联系了。弗兰克本打算那年冬天来东部，但牧场的工作迫使他推迟了行程。1954年2月初，兄弟俩在电话中交谈时，奥本海默透露他遇到了“大麻烦”。他说，他希望他们能尽快见面，因为他从欧洲回来后本想写信“详细讨论他的问题”，但迟迟未能落笔。

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奥本海默似乎心不在焉，还表现出令人费解的消极被动。有一天，在听律师们讨论法律策略时，韦尔娜·霍布森彻底失去了耐心，她开始向奥本海默施压。她回忆说：“我觉得奥比没有拼尽全力，我认为劳埃德·加里森太绅士了。我很生气，我想我们应该出去战斗。”

律师们讨论时，霍布森经常在场，在她看来，他们并没有帮上委托人的忙。“在我看来，整个事件显然是无理取闹。”她说。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批评者“不接受合情合理的解释，不管幕后主使是谁，他就是想把它作为武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反抗、反击和进攻”。霍布森“实在不敢”在全体律师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一直在奥本海默耳边嘟囔这些”。后来，奥本海默把她叫到一旁，他俩站在奥尔登庄园屋后的台阶上，奥本海默非常温和地说：“韦尔娜，我真的是在以我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和行动尽力应战。”

并不只有霍布森一个人觉得加里森不够强硬。姬蒂也对法律团队感到不满，她觉得他们将她丈夫引到了错误的方向。姬蒂是一个斗士，20年前，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她曾站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工厂大门外分发共产党的材料。现在，也许自那以来第一次，她需要用上自己全部的精力、毅力和智慧面对考验。毕竟，对她丈夫的指控中还涉及她过去的经历，她可能不得不出庭作证。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磨难。

一个周六，奥本海默为准备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回复忙了一上午，中午霍布森陪奥本海默一起走出了办公室。“我打算开车送他回家。”霍布森回忆道。但是当他们走向停车场时，爱因斯坦突然出现了，奥本海默停下来和他聊天。他们聊天的时候，霍布森一直坐在车里，奥本海默上车后告诉她：“爱因斯坦认为对我的攻击实在太过分了，我应该直接辞职。”爱因斯坦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他认为奥本海默“没有必要让自己身陷政治迫害，他为国家做了突出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给予的回报，那他就应该转身离她而去”。霍布森清楚地记得奥本海默的反应：“爱因斯坦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纳粹的阴影即将席卷整个德国，爱因斯坦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后来他拒绝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但奥本海默无法背弃美国。“他热爱美国，”霍布森后来坚称，“这种感情就像他对科学的热爱一样深厚。”

爱因斯坦接着走向了富尔德楼的办公室，他朝奥本海默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对自己的助手说：“那是个傻瓜。”当然，爱因斯坦并不认为美国与纳粹德国可以同日而语，他也不认为奥本海默需要逃离自己的国家，但麦卡锡主义确实让他深感忧虑。1951年年初，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时说，美国“在重演多年前德国的灾难：人们毫无反抗地任其发展，这就是在助纣为虐”。他现在担心，奥本海默如此配合政府的安全审查，这不仅会令他自己蒙受羞辱，还等于承认了这种恶劣的行径正当合法。

爱因斯坦的直觉是正确的，时间会证明奥本海默想错了。爱因斯坦向他的密友约翰娜·范托娃说：“我就像一个吉卜赛人，奥本海默可跟我不一样，我天生就有大象的皮肤，没有人能伤害我。”他认为奥本海默显然是一个容易受伤和被吓倒的人。

2月底，奥本海默正在利用最后的时间润色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回信，与此同时，他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试图通过一项交易让奥本海默避开听证会。当年早些时候，斯特劳斯听说拉比因为这个案子想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一面，于是他横加阻拦。现在拉比直接向斯特劳斯提议，如果斯特劳斯和尼科尔斯撤回正式的指控并恢复奥本海默被中止的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将马上辞去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职位。本来奥本海默为原子能委员会服务的时间也很有限，在过去两年中，他的顾问合同上累计的服务时间只有6天。

拉比和斯特劳斯见面后不久，1954年3月2日，加里森和马克斯也出现在了斯特劳斯的办公室里，他们证实奥本海默愿意接受这样的折中方案。但此时的斯特劳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说这种解决方案“绝无可能”。他坚称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规定，该案件应由听证委员会审理，还提出如果奥本海默能以书面形式表明他辞职的意愿，“原子能委员会会予以进一步考虑”。斯特劳斯的话并不足信，当天晚些时候，加里森和马克斯再次与斯特劳斯见面，说他们已经与自己的委托人通过电话，并决定“在听证委员会为他的案子辩护”。

于是，在1954年3月5日，奥本海默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对那些指控的回复，回复以自传形式写成，足足42页。

越来越多科学界的朋友了解到奥本海默的遭遇，许多人打电话表达了他们的关切。1954年3月12日，李·杜布里奇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问奥本海默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奥本海默愤愤地说：“我认为，如果白宫想做什么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出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认为整件事纯属无稽之谈。”

杜布里奇回答说：“这可比那麻烦多了，如果只是无稽之谈，我们还可以争辩，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奥本海默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他还说自己已经听天由命，只能去经受这个“烦琐冗长的过程”。另一位朋友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安慰他说：“就你个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你的立场对整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我想我要说的是，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4月3日，奥本海默给他的旧爱露丝·托尔曼打电话，告诉她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通话。托尔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今早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我想你一定感到心烦意乱又不知所措，所以没法给我写信……我一直在想你，亲爱的，当然，我也很担心……唉，罗伯特呀罗伯特，为什么我们总是陷入这样的境地——当我们如此深切地想要帮助对方时，却总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几天后，奥本海默夫妇让彼得和托妮乘火车去了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老友亨普尔曼夫妇家。在听证会期间，孩子们将留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在奥本海默和姬蒂动身前往华盛顿之前，奥本海默收到了老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信，他了解到奥本海默的困境后写信给他表示支持和鼓励：“我想让你知道，我和每个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都十分清楚，你这是在为我们而战。不知何故，命运选择你来承担这场斗争中最沉的担子……在这个国家，还有谁比你更能代表我们为之而生的精神和思想呢？请在你低潮的时候想起我们……我恳请你继续保持你的本色，事情会圆满解决的。”

想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