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每页上都是教皇与国王在争吵，还有战争与瘟疫。男人都是饭桶，女人几乎没有一个，真令人厌烦。

——简·奥斯汀

黛安娜·泰米娜花了大概两个小时，为一个困扰了数学家一个多世纪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那是在1997年，这位拉脱维亚数学家正在参加康奈尔大学的几何学研讨会。主持研讨会的戴维·亨德森教授正在用胶带将薄薄的圆形纸条粘在一起，制作一个双曲平面模型。“做得挺难看的。”泰米娜接受采访时笑着说。

亨德森在接受艺术和文化杂志《橱柜》的采访时解释说，双曲平面是球体的“几何学反面”。“在球面上，曲面向内弯曲并且闭合。而双曲平面是空间在每一点上都是曲面。”它存在于自然界褶皱的生菜叶、珊瑚叶、海蛞蝓和癌细胞中。统计学家在处理多维数据时、皮克斯动画师在模拟逼真的布景时、汽车工业工程师在设计符合空气动力学特征的汽车时、声学工程师在设计音乐厅时，都会使用双曲几何。这是相对论的基础，“因此也最接近我们对宇宙形状的理解”。简而言之，双曲空间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但是几千年来，双曲空间并不存在。至少根据数学家的说法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空间只有两种类型：欧几里得，即像桌子一样的平坦空间；以及像球一样的球体空间。19世纪，双曲空间被发现了——但只是在原则上。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数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一种物理方法来成功地表现这个空间，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直到泰米娜参加了康奈尔大学的研讨会。因为泰米娜不仅是数学教授，还喜欢钩针编织。

泰米娜上学时学会了钩织。她解释说，她在拉脱维亚（当时属于苏联）长大，“你自己修车，自己修水龙头——什么都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会编织或其他任何手工活都意味着你可以做出一件和别人不一样的衣服或毛衣”。但是，尽管泰米娜一直都能从编织和钩织中看到图案和算法，但她从未将这种传统的、居家的、女性化的技能与她的数学专业工作联系起来。直到1997年的那场研讨会。当她看到亨德森用破纸做成的模型来解释双曲空间时，她意识到：我可以用钩针来做这个。

于是，她就这么做了。整个夏天她都在游泳池边“为教学编织一套双曲模型”。“人们从我身边走过，他们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回答说，‘哦，我在钩双曲平面。’”她现在已经创建了数百个模型，她解释说，在制作这些模型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非常具象的感觉，意识到空间在成倍地增长。前几排不花时间，但织到后面真的要花好几个小时，要钩那么多针。你会对‘双曲’的真正含义有一种本能的领悟。”只是看看她的模型，也能为其他人带来同样的启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泰米娜回忆道，有位教了多年双曲空间的教授看到一个模型后说：“哦，原来它们是这个样子。”现在，她的创作已经成为解释双曲空间的标准模型。

当然，泰米娜对双曲平面研究的基本贡献并没有缩小与女性直接相关的数据缺口。相反，这个故事表明，缩小性别数据缺口的理由已经超出了女性权利的范畴。正如我们从女性对政治、和平谈判、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影响中看到的那样，缩小数据缺口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甚至连数学家也是如此。

当我们把人类的一半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时，我们就失去了潜在的变革性见解。男性数学家会自己想出泰米娜这种优雅简单的解决方案吗？不太可能，因为很少有男人热衷于钩针编织。但在泰米娜身上，传统的女性编织技艺与传统的男性数学领域发生了碰撞。正是这种碰撞，最终解决了许多数学家认为注定会失败的问题。泰米娜提供了男性数学家所缺少的联系。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不允许女性提供这种联系。所以我们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看作无法解决的。就像弗洛伊德一样，我们继续跟这些看起来宛如谜语般的问题“死磕”。但是如果就像表现双曲平面一样，这些问题并不是无解的呢？如果它们像公开科学竞赛中的问题一样是有解的，只是缺少一种女性视角呢？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是不容置疑的：随着我们继续建设、规划和发展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到女性的生活。尤其是，我们必须开始考虑界定了女性与这个世界关系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女性的身体——或者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不被人看见。无论医疗、技术还是建筑，设计总是忘记考虑女性的身体，而这已经让这个世界对女性更加不友好、更加危险。我们在不是为我们的身体而设计的岗位上和汽车里受伤。我们死于无效的药物。一个不太适合女性的世界随之诞生。

在收集数据时女性的身体竟然如此透明，令人感到讽刺，因为当涉及定义女性生活的第二个趋势时，女性身体的可见度是关键。这一趋势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我们既不去衡量它，也不在设计我们的世界时考虑它，相当于允许性暴力限制女性的自由。女性的生理并不是女性被强奸的理由，也不是女性在公共场所受到恐吓和侵犯的理由。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生理性别，而是因为社会性别：我们强加给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社会意义。为了让性别差异发挥作用，必须明确哪些身体会受到哪些待遇。很明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要看到一个女人”，观者就可以“立刻引申出一组特定的相关特征和归属”，并立即把她归为一个可以用更大音量压过的人，一个可以用言语去骚扰的人，一个可以尾随的人，一个可以强奸的人。

或者，她只是一个泡茶的人。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个趋势，以对全世界妇女生活的影响而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趋势：无偿照护工作。妇女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应该承担的份额——没有这项必要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就会分崩离析。而且，就像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一样，女性的生理特征并不是女性成为“擦屁股”阶层的原因。但是，一旦将一个孩子视作女性，她在成长过程中就会学会去预期并接受这个角色。而将一个妇女看作女性，就成了她在所有人下班后留下来清理办公室的恰当理由。给她丈夫的家人写圣诞贺卡和生日贺卡，并在他们生病时负责照顾；得到更少的报酬；在生育孩子之后转做兼职。

未能收集到有关女性及其生活的数据，就意味着我们继续正当化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却似乎根本看不到这种歧视。或者说，我们看不见它，正是因为我们把它正当化了——它太明显，太普通，太司空见惯，因此已经不值得我们再对此做任何评论了。作为女性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被当作从属的性别阶级时，却会变得过度显眼；而在需要被重视、计入总数的时候，我们又会被视而不见。

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趋势：借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借口是：女性太复杂，无法衡量。从交通规划人员到医学研究人员，再到技术开发人员，每个人都在说：他们想破头也想不出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质的谜题，最后只能在困惑和挫败中离开。女性的身体太不和谐，经期过多，激素过多。女性的出行模式太混乱，她们的工作安排太不正常，她们的声音太大。即使是在20世纪初，著名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为建筑所需设计标准的人体模型时，女性的身体“只被当作一种和谐比例的来源，遭到怠慢和摒弃”，取而代之，代表人类的是一个1.8米高、举起手臂（为了够到顶层那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架子）的男人。

人们的共识很明显：女人是不正常的、不典型的，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好吧，我代表女性，为我们的神秘而道歉，但是不，我们并不神秘，我们也不可能道歉。这就是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需要正视的现实。是的，简单更容易，简单更便宜，但简单并不能反映现实。

2008年，时任科技杂志《连线》主编的克里斯·安德森写了一篇题为《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令科学模型落伍》的文章。安德森声称，我们可以“停止寻找模型了”，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拍字节（Petabyte，用我们都听得懂的话来说就是1000个1亿字节）的出现让我们能够说：“相关性就已足够。”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假设，我们只需要处理数据，或者更准确地说，“让统计算法”来处理数据。在特朗普、英国脱欧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时代，他的说法至少有点盲目乐观，但即使在这些数据丑闻出现之前，他的说法也很明显是傲慢自大的，因为在2008年，我们的女性数据比现在还要少。当你在你的统计算法中漏掉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你所创造的实际上就只是混乱。

安德森认为谷歌是他所称的“拍字节时代”的一个典范，他对谷歌的“新标准”赞不绝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页面比那个好，但如果导入链接的统计数据说它好，那就足够了。不需要语义或因果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谷歌可以在不了解语言的情况下进行翻译（只要给定相同的语料库数据，谷歌可以把克林贡语①翻译成波斯语，就像将法语翻译成德语一样容易）。”不过，正如我们所见，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谷歌翻译得也并不是那么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乎女性被从语言中抹去的事实，你会有同感。

所以，终究没那么简单。

不过，安德森有一点是对的。确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而且很简单：我们必须增加女性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权力、发挥影响力，另一种模式正变得更加明显：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轻易忘记女人的存在。

在电影行业中，女性更有可能雇用女性。女记者明显更有可能以女性视角为中心，并引用女性的观点。女性作家也是如此：2015年，69%的美国女性传记作家撰写关于女性主题的作品，而男性传记作家的这一比例仅为6%。女性对女性声音和视角的重视延伸到了学术界。从1980年到2007年，美国女性历史系教师的比例从15%上升到35%——与此同时，在相近的时间段（1975年到2015年间），美国专门研究女性历史的历史系教员比例从1%上升到了10%——增长了10倍。女性学者也更有可能要求学生研读女性作者的著作。

还有女性如何解读历史的问题：2004年，喜剧演员桑迪·托克斯维格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她在大学学习人类学时，她的一位女教授举起了一幅刻有28个标记的鹿角骨的照片。她说：“据说这是男人第一次尝试制作日历。”我们都钦佩地看着那块骨头。“告诉我，”她接着说，“男人有什么必要知道过了28天？我怀疑这是女性第一次尝试制作日历。”

英国在2017年宣布《脱欧法案》时，《人权法案》被明确排除在修改范围之外，但一位女性站了出来：贝辛斯托克市的保守党议员玛丽亚·米勒迫使政府同意发表一份声明，要求英国脱欧后也要遵守《平等法案》。如果没有这一承诺，英国脱欧之后，一系列妇女权利可能会被取消，而且没有法律补救的途径。在工作场所，女性往往会关注其他女性的需求，比如发育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尼斯莱因-福尔哈德和她的基金会帮助有孩子的女博士生，她们正在制定方案解决结构性的男性偏见——几十年来，男性领导人一直忽视和忽略这种偏见。

在缩小性别数据缺口方面，女性也处于领先地位。最近一项对2008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150万篇论文的分析发现，研究涉及性别和性别分析的可能性“随着作者中女性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由女性担任作者组的负责人，这种影响尤其明显。这种对女性健康的关注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2016年，一位女性（葆拉·谢里夫，迪尤斯伯里镇的工党议员）成立了英国首个全党女性健康议会小组。也正是两名“蛮不讲理”的女性共和党人阻止了唐纳德·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的企图（该计划将对女性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三次投票反对他的提案。

女性正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施展拳脚。两位女性——梅琳达·盖茨和希拉里·克林顿牵头成立了Data2x组织，该组织旨在缩小全球性别数据缺口，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同样是希拉里·克林顿，在1995年前往北京时坚持发表了如今已经家喻户晓的宣言：“人权就是女性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就是人权。”

而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女性也总在那里，填补男性主导救灾工作时留下的空白。研究人员发现，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媒体上充斥着“男性化、肌肉发达的救灾人员形象”，掩盖了在幕后“孜孜不倦、勇敢工作”的女性。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波多黎各，在2017年飓风玛利亚摧毁该地区后，美国政府几乎放弃了这里。阿迪·马丁内斯-罗曼是一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法律援助的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她对记者贾丝廷·卡尔玛说：“事实上，当你来到各个社区，会发现多数情况下是由女性担任领导者和社区组织者。”这些女性“蹚水走进被淹没的街区”，调查被遗弃的社区并收集数据。她们还开发并提供了以证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她们建了施粥场。她们筹集资金，重建道路。她们分发“太阳能灯、发电机、汽油、衣服、鞋子、卫生棉条、电池、药物、床垫、水”。她们成立了“免费的法律援助协会，以帮助家庭应对令人困惑、设计不良的程序，向联邦应急管理局提出索赔”。她们甚至设法采购了一些公用的太阳能洗衣机。

解决性别和性别数据缺口的办法很明显：我们必须缩小女性代表不足的差距。确保女性在参与决策、研究和知识生产时不会被遗忘。确保女性的生活和视角走出阴影。这对世界各地的女性都有好处，正如钩针数学教授泰米娜的故事所表明的，这往往也对全体人类都有好处。所以，回到弗洛伊德的“女性特征之谜”，答案一直就在我们眼前。“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向女性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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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林贡语，是一种人造语言，在电影《星际迷航》中是外星种族克林贡人的语言，与美洲土著语言有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