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杀死你的并非灾害
在出现各种问题时屏蔽女性的声音是十分讽刺的，因为旧的偏见正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冲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影响。关于冲突对女性影响（死亡率、发病率、被迫离开家园）的数据极为有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更是少之又少。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女性尤其受武装冲突影响。[1]在现代战争中，最有可能被杀害的是平民，而不是战斗人员。[2]虽然男人和女人面临同样的创伤、流离、伤害和死亡，但女性还会遭受女性特有的不公。
冲突爆发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事件随之增加。事实上，它比冲突带来的性暴力更为普遍。[3]具体来说，为期3个月的波斯尼亚冲突中估计有6万名女性被强奸，卢旺达百日种族灭绝中有多达25万名女性被强奸。联合国机构估计，塞拉利昂内战期间（1991至2002年）有超过6万名女性被强奸；利比里亚内战期间（1989至2003年）的相关数字超过4万人；自1998年以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少有20万人被强奸。[4]由于数据缺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女性往往找不到地方报告），所有这些冲突中的真实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
在战争之后的社会秩序崩溃中，女性受到的影响也比男性更严重。在所谓的“冲突后”环境中，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非常高，“因为原本习惯使用武力的战斗人员回到家庭中，面临性别角色的转变或失业的挫折”。[5]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之前，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在种族灭绝期间和之后，难民营中的平均结婚年龄为15岁。[6]
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死于战争的间接影响。世界半数以上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或脆弱国家，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10个国家都是冲突国家或冲突后国家。在那里，孕产妇的平均死亡率比别的地方高2.5倍，部分原因是冲突后和救灾行动往往忘记考虑女性的具体医疗保健需求。
20多年来，危机情况下生殖健康机构间工作组一直呼吁向战区或灾区的妇女提供助产包、避孕药具、产科护理和咨询。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过去20年里只有偶尔提供的援助。”[7]一份报告发现，孕妇得不到产科护理，“可能会流产或在极其不卫生的情况下分娩”。
这在灾后地区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在2013年菲律宾台风造成400万人无家可归之后，每天据估计有1000名妇女分娩，其中近150人面临生命危险。[8]分娩设施和设备已被台风摧毁，妇女的生命垂在旦夕。[9]但当联合国人口基金要求捐助国提供资金，以用于购买卫生用品包、聘请临时产科病房的工作人员以及为强奸受害者提供咨询服务时，得到的反应非常“冷淡”，结果只筹集到所需资金的10%。[10]
冲突后和灾后地区也特别容易受传染病流行影响——当流行病来袭时，女性的死亡人数高于男性。[11]以塞拉利昂为例，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时，该国受打击最严重，孕产妇的死亡率居世界首位：每10万次生产就造成1360名母亲死亡（相比之下，经合组织的平均数是每10万次生产造成14名母亲死亡[12]），每17位母亲中就有1位终生伴随着和分娩有关的死亡风险。[13]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每月至少有240名孕妇死亡。[14]
再加上埃博拉病毒，女性突然要面临两种死亡的恐惧：分娩和埃博拉病毒。事实上，情况比这更糟，因为孕妇需要频繁接触卫生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所以她们感染埃博拉的风险更高：[15]《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3次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暴发中，有2次“涉及在产科环境中传播病毒”。[16]埃博拉病毒导致医护人员（主要是女性）大量死亡，这使得女性患病风险更高：《柳叶刀》估计，在受该病毒影响的3个国家里，每年都有4022名女性因缺医少药而死亡。[17]
不愿意将性别因素纳入救灾工作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坚持认为既然传染病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那么最好把重点放在控制和治疗上，“等疫情结束后，再让其他人去解决社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18]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也有责任：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发表在1.5万多份同行评议出版物上的2900万篇论文，发现其中只有不到1%探讨了疫情暴发的性别影响。[19]但是，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解释说，认为性别无关紧要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立场，它可能会阻碍预防和遏制疾病的努力，也会使人们无法全面了解有关疾病传播机制的重要见解。[20]
在2009年H1N1（猪流感病毒）暴发期间，由于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政府官员倾向于与男性打交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农场的主人，但事实上通常主要是妇女在后院的农场上照顾牲畜”。[21]在2014年塞拉利昂暴发埃博拉疫情期间，“最初的隔离计划确保妇女获得食品供应，但没有考虑水或燃料”。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收集燃料和水是妇女的活儿（当然，燃料和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在计划调整之前，“妇女得继续离开家去收集柴火，而这增加了传播感染的风险”。[22]
在大流行病中，妇女的照护责任也给她们带来了更致命的后果。家里照顾病人的主要是妇女。她们也占了“医院中传统助产士、护士、清洁工和洗衣工的大多数，而这些工作有暴露于病毒的风险”，尤其需要考虑的是这些工人“得不到与医生同样的支持和保护，而医生主要是男性”。[23]葬礼上整理遗体的通常也是妇女，而传统的葬礼仪式导致许多人被感染。[24]在利比里亚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据估计，死于该疾病的人口75%是女性；[25]在塞拉利昂这个疫情的“震中”，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死于该病的人里有60%是女性。[26]
2016年的一篇论文[27]还发现，在最近的埃博拉和寨卡疫情中，国际卫生建议没有“考虑到妇女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的能力有限”。[28]在两场疫情中，所有咨询意见都是以这样一种（不准确的）见解为前提，即妇女拥有经济、社会或管理权力，“行使国际建议中所包含的自主权”。其结果是，国际卫生建议“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在灾后救援方面，我们需要尽快解决性别数据缺口问题，因为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正在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危机四伏。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现在的危险程度是40年前的近5倍：2000年至2010年间，洪水、风暴、干旱和热浪造成了3496起自然灾害，而上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为743起。[29]除了有分析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是造成冲突[30]和大流行病暴发[31]的一个因素外，气候变化本身也在导致死亡。《柳叶刀行星健康》杂志2017年的一份报告预测，2071年至2100年间，欧洲每年将有15.2万人死于与天气有关的灾难。[32]相比之下，1981年至2010年间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为3000人。[33]而且，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在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中，女性也占主导。
直到2007年，我们才有了关于自然灾害死亡率性别差异的确切数据，那年发表了第一份系统性的定量分析报告。[34]这项对1981年至2002年间141个国家的数据分析显示，女性在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死亡人数越多，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死亡率的性别差距越小。
莫林·福德姆解释说，杀死她们的不是灾难，而是性别——以及一个没有考虑到性别如何限制了女性生活的社会。研究发现，印度男性更有可能在夜间发生的地震中幸存下来，“因为他们会在温暖的夜晚睡在室外和屋顶上，而这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不可能的”。[35]在斯里兰卡，游泳和爬树技能“基本上”只教授给男人和男孩；因此，当2004年12月海啸来袭时（女性的死亡人数是男性的4倍[36]），他们更有能力在洪水中幸存下来。[37]在孟加拉国，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女性学习游泳的偏见，这大大降低了她们遇到洪水时的生存机会，[38]而这种由社会造成的脆弱性又因妇女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无法获准走出家门而加剧。[39]因此，当飓风来袭时，女性得等着男性亲属把她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并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撤离时间。
龙卷风来袭时，她们也要浪费时间等待男人来通知。福德姆解释说，龙卷风警报会在市场或清真寺等公共场所播放。但女性不会去这些场所。“她们都在家里。所以她们完全依赖男性回来告诉她们需要撤离。”许多女性最后也没等到这个信息。
在孟加拉国的龙卷风基础设施中，没有考虑到女性需求的远不只以男性为中心的预警系统。福德姆说，龙卷风避难所是“男人为男人”建造的，因此，它们往往与女性的安全空间相去甚远。情况正在慢慢改变，但老式的龙卷风避难所存在“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混凝土盒子”。传统上，避难所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男女混杂在一起。通常没有分性别的厕所：“角落里只有1个水桶，而这个地方可能有1000人暂住。”
除了1000人共用1个水桶这么明显的问题外，缺乏性别隔离设施，就意味着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避难所之外了。福德姆解释说：“孟加拉国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它规定女性不能与家庭成员之外的男人和男孩接触，否则会给家庭带来耻辱。”任何女人只要跟外面的男人有过接触，“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性骚扰，甚至会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女性不会去避难所”。其结果是，女性的死亡率要高得多（1991年的热带龙卷风和水灾过后，女性的死亡率是男性的近5倍[40]），而原因仅仅是缺乏性别隔离设施。
关于女性在灾害环境中所面临的暴力问题，我们知道，在“伴随自然灾害而来的混乱和社会崩溃”中，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会增加，但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数字——部分原因也跟混乱和社会崩溃有关。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当地的强奸受害者庇护中心不得不关闭，这意味着在随后的日子里，没有人统计或确认被强奸的女性人数。[41]家庭暴力庇护所也不得不关闭，结果同样如此。与此同时，与孟加拉国的情况一样，女性在缺乏性别区隔的风暴避难所遭受性暴力。在卡特里娜飓风来袭前，成千上万名无法撤离新奥尔良的灾民被暂时安置在路易斯安那州超级穹顶运动场里。没过多久，关于暴力、强奸和殴打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就流传开来。有报道称女性被她们的伴侣殴打。[42]
“你可以听到人们的尖叫和呼救，‘请不要这样对我，有没有人帮帮我呀’。”一位女士在接受妇女政策研究所的访谈时回忆道。[43]“他们说超级穹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但发生了。真的发生了。有人被强奸。你可以听到尖叫，女人在尖叫。那里没有灯光，所以到处黑漆漆的。”她还说：“我猜他们是在到处乱摸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关于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哪些人遭遇了什么事，一直没有人整理过确切数据。
对于那些试图逃离战争和灾难的女性来说，在世界各地的难民营里，缺乏性别区隔的噩梦仍在继续。大赦国际组织负责欧洲和中亚事务的副主任戈里亚·范·古利克说：“我们从过去的很多错误中认识到，如果女性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她们遭受性侵犯和暴力的风险就会更大。”[44]事实上，国际准则规定，难民营中的厕所应该是按性别分开、有标识并且可上锁的。[45]但是这些要求往往没有得到执行。
穆斯林妇女慈善机构Global One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黎巴嫩98%的女性难民没有单独的厕所。[46]女性难民委员会的研究发现，德国和瑞典的收容中心无法为女性提供单独的厕所、淋浴设施或睡觉的地方，导致妇女和女孩很容易遭到强奸、攻击和其他暴力行为。男女混居意味着女性必须长达数周一直戴着头巾，因此长出皮疹。
女性难民经常抱怨说，[47]由于许多厕所位置偏僻，[48]加之通往厕所的道路和设施本身都缺乏足够的照明，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希腊臭名昭著的伊多梅尼难民营的大片区域在夜间被形容为“漆黑一片”。而且，虽然有两项研究发现，在难民营中安装太阳能照明或向女性发放单独的太阳能灯，能大幅提升她们的安全感，但这种解决方案并没有被广泛采用。[49]
所以，大多数女性都是自己寻找解决方法。2004年海啸发生一年后，印度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妇女和女孩仍然结伴往返于社区的厕所和洗浴设施之间，以避开男性的骚扰。[50]一群雅兹迪族妇女在逃离ISIS的性奴役后，在希腊北部新卡华拉难民营中组成了保护圈，这样她们就可以互相陪伴去厕所了。其他人（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占69%[51]），包括需要经常上厕所的孕妇，干脆不在晚上上厕所。在德国的收容中心，一些女性难民采取了不吃不喝的办法，这也是当时希腊最大的非正式难民营伊多梅尼的女性难民所报告的解决方案。[52]根据2018年《卫报》的报道，一些女性特地穿上了成人纸尿裤。[53]
欧洲难民营未能保护女性免受男性暴力，部分可以归结于当局应对危机的速度不够，比如德国和瑞典当局（不过值得赞扬的是，这两个国家接收的难民人数远多于大多数国家）。[54]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世界各地收容中心的女性在面临男性看守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2005年，美国一处移民机构的女性报告称，警卫在她们睡觉和从淋浴间、浴室出来的时候，都用手机给她们拍照。[55]2008年，一名被关押在肯尼亚警察局的17岁索马里难民在离开牢房上厕所时被两名警察强奸。[56]英国的耶尔伍德拘留中心多年来一直受到多起性虐待和性侵犯案件的困扰。[57]
鉴于来自世界各地的虐待报告源源不断，或许现在是时候认识到，想当然地以为男性员工在男性设施里和在女性设施里工作是一样的，是另一个展现性别中立是怎么变成性别歧视的例子。也许性别分隔措施需要扩展到卫生设施以外的领域，也许男性工作人员不应该凌驾于弱势女性之上。也许吧。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当局首先必须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男性官员可能在剥削他们本应帮助、保护或管理的女性。而目前，当局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柏林难民事务地区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在发给人道主义通讯社IRIN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与避难所管理人员进行了无数次的交谈之后，我可以向你保证，紧急避难所或社区避难所没有报告不寻常的（性暴力）事件。”[58]尽管有多宗关于性骚扰和性虐待的报告，他们却说：“相信没有什么大问题。”同样，新闻网站BuzzFeed报道称，在欧洲，男性边防人员可能利用性交易换取入境一事被完全否认了。[59]然而，《卫报》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性暴力和性虐待广泛且系统性地存在于过境点和检查站。”三分之一接受采访的妇女和儿童说，她们遇到的袭击者要么穿着制服，要么看似与军方有关。[60]
柏林难民办公室指出“警方报告的数量非常少”，并以此证明他们“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说法。2016年全年，柏林警方只登记了10起“侵犯性自由”且涉及居住在避难所的妇女案件。[61]但是，警方的这个统计数字，是对该问题的可靠描述，还是又一个性别数据缺口？当BuzzFeed记者联系欧洲主要过境国（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国家警察，询问他们关于性别暴力的信息时，许多人对“提供信息的多番请求”完全未做出回应。匈牙利方面确实做了答复，但只是说他们“不收集与寻求庇护者有关的资料，包括强奸或性攻击未遂的报告”。克罗地亚方面说，他们“不能按受害者类别对犯罪报告进行分类”，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关于寻求庇护者遭受性暴力的报告”。这当然可能是真的，尽管不是因为它没有发生过。一些帮助难民的女性组织指出，虽然他们接触过的许多女性在避难所遭到过猥亵和骚扰，但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非常非常多的性攻击没有被上报”。[62]
在危机环境中，有权势的男人模糊了援助和性侵犯之间的界限，利用自身地位强迫女性为了获得食物配给而与其发生性关系，这加剧了性虐待方面的数据缺口。[63]这里的数据缺口是地方特有的，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它在灾后环境中其实非常常见，[64]最近还引发了全球媒体关注，因为先是乐施会，然后是其他各种国际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遭到性虐待指控，虽然机构事后试图掩盖，但仍引起了动荡。[65]
在为女性难民设计系统时忽略了男性暴力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现象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男性暴力往往是女性成为难民的首要原因。[66]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流离失所是因为战争和灾难：这通常是男人逃离的原因。但这种看法是男性默认思维的另一个例子：虽然女性确实会为此而寻求庇护，但女性无家可归通常是因其遭受男性暴力。女性逃离“矫正性”强奸（男人强奸女同性恋者以“让她变直”），逃离制度化强奸（就像在波斯尼亚发生的那样），逃离强迫婚姻、童婚和家庭暴力。男性暴力往往是低收入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也是西方富裕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
无家可归历来被视为男性现象，但有理由怀疑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约克大学住房政策中心的研究人员乔安妮·布雷瑟顿解释说，女性实际上“远比男性更容易无家可归”，[67]而在澳大利亚，“典型的无家可归者”现在是“25至34岁的年轻女性，通常带着孩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逃避暴力”。[68]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69]被大大低估了——这个性别数据缺口在许多方面是研究人员对“无家可归”的定义和评估方式所导致的。[70]根据加拿大可替代政策中心的说法，“关于无家可归的许多研究（……）都缺乏基于性别的综合分析”。[71]
统计无家可归者的方法通常是看使用无家可归服务的人数，但这种方法只有在男女具有同等使用服务可能性的情况下才有效，而事实并非如此。因遭受家庭暴力而无家可归的妇女，往往更可能去家庭暴力庇护所而不是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在英国，这意味着她们不会被算作无家可归人士。[72]她们也可能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没有自己的前门、隐私和生活空间，也无法进入拥有合法权利的住房”。[73]正如最近英国各地“以性换房租”协议的兴起，有时，她们会像难民营里的女性一样遭到性剥削。[74]
加拿大的研究显示，女性之所以会陷入这种不稳定的环境，是因为她们在官方安排的紧急住所中感到不安全，尤其是在男女混住的情况下。[75]而且这些安全问题并不是女性凭空想象的：加拿大可替代政策中心称女性在庇护所遭受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该中心的结论是，预想中“无论男女都能平等获得”而且“不分性别”的服务，实际上会让妇女面临重大风险。
因此，女性无家可归并不仅仅是暴力的结果：它是妇女遭受暴力的一个主要预测因素。[76]美国的妇女选择在简陋的环境中生活，而不是住在她们认为危险的庇护所里。[77]Agenda是一个为处境危险的女性提供援助的慈善团体，该机构负责人凯瑟琳·萨克斯-琼斯解释说，在英国，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通常是为男人设立的”，“对于经历过虐待和暴力的弱势女性来说，这些地方可能令人害怕”。[78]
然而，区分性别的物资供应不仅关乎安全，还关乎健康。在英国，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可以（而且确实）向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索要免费的安全套，[79]但不能索要免费的经期用品。因此，庇护所只能在碰巧有闲钱（不太可能）或者收到捐款的情况下，免费提供经期用品。2015年，一个名为“经期无家可归”的活动组织请求英国政府像提供安全套一样提供经期用品。[80]尽管在议会中提出了问题，但政府资金一直没有到位，不过在2017年3月，该运动组织宣布与卫生巾品牌Bodyform合作，到2020年捐赠20万包卫生产品。[81]美国的活动人士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16年，纽约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公立学校、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惩戒所免费提供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城市。[82]
女性难民也未能幸免于一种全球性的、长期的忽视：女性会来月经。为这种基本需求提供的资金往往无法到位，[83]其结果是妇女和年轻女孩可能多年无法获得经期产品。[84]即使是在确实提供了卫生用品的地方，它们传统上也是“为分发给家庭而设计的，没有根据每个家庭中经期女性的数量进行调整”。[85]在设计分发方式时也常常没有考虑到月经的文化禁忌：他们指望女性能够从男性员工手中或者当着男性家庭成员的面索取月经产品；[86]而且未提供适应不同文化的产品或处理方法。[87]
这种供应方面的差距影响了女性的健康和自由。一项研究发现，由于不得不使用不卫生的替代品（“破布、苔藓、床垫碎片”[88]），超过50%的女性“患有尿路感染，但往往得不到治疗”。[89]而且“由于对月经的羞耻感以及月经渗漏的风险”，女性的行动受到限制，无法“获得食物、服务、信息，与他人互动”。
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并不能神奇地解决女性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她们是否流离失所。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组，并结束男性暴力。但是，认识到性别中立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这一事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如果有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人们肯定更难坚持认为，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大可彻底忽视女性的需求，因为所有证据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