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谁来重建？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希拉里·克林顿想在会上发表有关妇女权利的演讲，但她自己也疑虑重重。[1]人们说：“这对美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当然是件好事，我也很高兴你关心它，但如果美国第一夫人真的去讨论妇女权利，就会突出一个问题，而忽视了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苏联解体、原苏联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转型、卢旺达和波斯尼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其他事情——也许你应该站得远一点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美国政府当时已经知道），卢旺达和波斯尼亚“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大规模、有计划地强奸女性。

一旦发生问题——战争、自然灾害、大流行病——从城市规划到医疗保健，所有常见的数据缺口都会被放大并成倍增多。但它比简单地忘记覆盖女性这种常见问题更加隐蔽。因为如果我们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不愿意加入女性的视角，不去考虑女性的需求，那么灾难、混乱、社会崩溃的情势会让旧有的偏见显得更加合理。我们总是有借口：我们需要集中精力重建经济（我们已经看到其前提是错误的）；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拯救生命（我们将看到其前提也是错误的）。但事实是，这些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把妇女排除在外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把50%人口的权利视为少数人的利益。

不让女性参与灾后工作，可能会导致整件事以闹剧收场。研究抗灾能力的教授莫林·福德姆告诉我：“他们盖的房子没有厨房。”那是在2001年，一场地震刚刚袭击了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成千上万人死亡，近40万间房屋被毁。因此有必要建造新的房屋，但古吉拉特邦的重建项目存在一个重大的数据缺口：规划过程中没有纳入女性，甚至未能咨询女性的意见。没有厨房的房子就这么出现了。我有些困惑地问福德姆，那人们还怎么做饭。她回答说，“嗯，可不是吗”，并补充道，这些房子往往还缺少“一个用来饲养动物的独立区域，通常与主屋相连”，因为养殖牲畜总的来说不是男人的责任，“那是女人的工作”。

这听起来像是极端个案，但实际上不是。4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斯里兰卡。[2]2004年12月26日，海啸席卷印度洋沿岸14个国家，造成25万人死亡。与古吉拉特邦一样，斯里兰卡的重建方案也没有考虑到女性，因此他们建造的房屋同样没有厨房。难民营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人道主义组织分发了必须煮熟才能食用的食材，但忘了提供烹调燃料。[3]

美国在灾后救援工作中也曾有过类似的、遗忘女性的历史。福德姆介绍了1992年安德鲁飓风发生之后的迈阿密重建计划。“他们把计划叫作‘我们将重建’。”问题是，规划重建的“我们”几乎全是男人：决策委员会（据报道，这是一个“只有迈阿密内部人士才能受邀进入”的团队[4]）有56人，其中只有11名女性。

这个由男性主导的“我们”在当时被批评为“一个上城区（远郊居住区）组织试图解决下城区（市中心商业区）的问题”。一位女士说，在她看来这无非是“乡下小伙关系网再次掌权，他们在完全不知道问题，尤其女性问题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管事，就像往常一样”。这个乡下小伙关系网想要重建商业中心、摩天大楼、商会设施，而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仍然忍受着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社区服务缺乏之苦”。福德姆说，他们完全忽略了“幼儿园或保健中心之类的设施”以及规模较小的非正式工作场所，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场所与妇女的需求特别相关。在迈阿密，心怀不满的妇女权益活动人士设立了“女人将重建”项目，以应对官方计划中的漏洞。

“我们将重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当13年后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人们显然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在2005年8月的飓风中，超过3万人无家可归（当时美国在“无家可归的国内人口”问题最受关注的国家中排前十[5]），而在这些无家可归的国内人口中，最主要的一类是非裔美国妇女。可是尽管她们在受灾人群中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在风暴来袭之前还是之后，规划工作中都几乎听不到她们的声音。[6]2015年妇女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这一遗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性别数据缺口，导致资源未能流向那些最脆弱的人群，而这一点本可以通过恰当的研究轻易避免。相反，由于没有向妇女了解她们的需求，规划者们要为继飓风和随后的洪灾之后的所谓“第三次灾难”负责。而这第三次灾难，“就和决堤一样是人祸”。

新奥尔良公共住房的大多数前租户都希望——并且以为——清理工作结束后他们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毕竟新奥尔良市的4个大型住房项目（当地人称之为“砖块”）仍然屹立不倒。更重要的是，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说法，这些房屋结构完好，清理后完全可以居住。但情况并未按照人们的希望发展。尽管“新奥尔良市对经济适用、结构完好的住宅的需求仍然旺盛”，但政府还是宣布将为拆除这些建筑提供资金。这些住房将被混合收入住房所取代，当中只包括706个公共住房单元，而以前的“砖块”有4534个。

同之前迈阿密的“我们将重建”项目一样，规划者似乎把商业利益放在了“成千上万现在长期无家可归之人的需要之上，而这些人都是低收入者，大多数是黑人女性”。在2007年的一起诉讼中，新奥尔良住房管理局在法律回应中称，他们走访过以前的租户，其中大多数人表示不想回到新奥尔良。这与妇女政策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完全相反，使得很多人怀疑“决定拆除这些建筑可能不是为了修复灾难损失，也不是为了满足那些遭受损失和创伤的人的需求，而是为了伺机进行城市再开发”。

居民们希望回到“砖块”，因为就像巴西的贫民窟一样，这些公共住房项目提供的不仅仅是住所：它们还提供了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填补了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留下的缺口。一位女士告诉妇女政策研究所：“公共住房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母亲。”当这些妇女无家可归、失去联系，家园也被毁坏的时候，她们就失去了一切。但由于我们没有计算女性的无偿工作，所以在任何重建工作中都没有考虑到维持这种非正式关系的需要。住房项目提供的社会网络也意味着让女性感到更安全，这反过来增加了她们的流动性。“这个城市还不赖，”一个女人解释说，“因为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一旦你到了奥尔良和克莱本（街），你就安全了，因为你认识所有的人。”

住在“砖块”里，在步行距离内就能坐上准点出发的公共汽车或者去各种商店，女性的流动性因此得到了保证。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了。对于许多流离失所的妇女来说，步行不再是一种选择，她们现在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商店有好几公里远。公交车的班次也改变了：过去公交车每15分钟来一趟，现在等1个小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名妇女因此失去了工作。就像巴西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的规划者一样，重建新奥尔良的设计者们似乎没有将把低收入妇女送到工作场所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

没有一项国际法要求在灾后规划中加入女性的声音——尽管基于各种证据，或许有必要这样做。不过如果涉及冲突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敦促各方增加女性的参与，并在联合国所有和平与安全工作中加入性别观点”。经过女性活动人士“数十年的游说”，[7]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于2000年通过。但18年过去了，进步微乎其微。首先，现有数据非常有限[8]——这本身就暗示了采取这一决议背景的严重性。而现有的数据很不乐观。只有2名女性担任过首席谈判代表，只有1名女性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签署过最终的和平协议。[9]要在冲突之后的环境中执行与女性权利相关的政策，资金还是相当“不足”，[10]在基本要求方面——将女性纳入所有代表团——取得的进展也是如此。[11]在一些领域我们甚至倒退了：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只有一半包含了针对性别的条款，而2015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70%。在2017年6月的阿富汗和平谈判中，女性在谈判者中占6%，在调停者中占0%，在签署方中也占0%。

2016年至2017年为什么发生突然逆转，还没有相关的因果数据，但在2014年纽约国际和平研究所举行的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正式圆桌会议上，一名与会者提供了线索。这位参与者称：“联合国和其他权力掮客都屈从于不让女人进入会场的要求。当地政府如果说‘我们不要女人’，国际社会就会妥协说‘好吧’。”[12]和灾后重建的情况一样，这类和平谈判给出的排挤女性的理由各不相同（文化敏感性、加入妇女会拖延谈判、达成协议后反正还能再把女人加进来），但都可以归结为几百年来一直用来哄骗妇女的那句话：革命后我们再来找你。

这显然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认为女性的生命不如“人类”的生命重要，而“人类”指的是男性。但是国际机构将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随随便便扔出窗外，就不仅是性别歧视，还是愚蠢之举。妇女参加谈判不仅使协议更有可能达成，[13]也使和平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对1989年至2011年间签署的182项和平协议的分析表明，当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时，协议至少持续两年的可能性增加了20%，协议至少持续15年的可能性增加了35%。[14]

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女性更擅长谈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女性的谈判目的有关。克莱尔·卡斯蒂勒霍作为研究脆弱国家的治理和权利方面的专家，曾指出：“女性常将男性精英向来忽视的重要问题提上和平建设的议程”，比如程序和机构的包容性、可得性，以及地方和非正式领域的重要性。[15]换句话说，和以往一样，女性的存在填补了数据缺口——而且是重要的缺口。最近的量化数据分析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那些视女性为二等公民、将其排除在权力岗位之外的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和平。[16]换句话说：缩小性别数据缺口确实对每个人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