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妇女权益是人权
正如前两章所述，政府思维中存在着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男性为中心，且损害了妇女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些数据缺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未能收集到数据，但同时也是因为男性在世界各国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我们未必认为男性主导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性别数据缺口，但至少有证据表明，女性视角是很重要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的几项美国研究发现，女性更有可能将女性议题作为优先事项，更有可能支持发起女性问题法案。[1]在英国，最近一项对女性议员自1945年以来在议会产生影响的分析发现，女性更有可能谈论妇女问题以及家庭政策、教育和照护的问题。[2]一项分析[3]研究了1960年至2005年间19个经合组织国家[4]的女性代表及其产生的影响，发现女性政治家更有可能着手处理涉及女性的问题。
经合组织的研究还发现，女性的言论会转化为行动。由于希腊、葡萄牙和瑞士的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这些国家的教育投资也有所增加。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女性议员的比例下降，这些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下降”。研究发现，哪怕只增加1%女性议员，也会增加教育支出的比例。同样，2004年印度对西孟加拉邦和拉贾斯坦邦地方议会的一项研究发现，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就能增加与妇女需求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5]2007年一份对1967年至2001年印度女性政治代表的研究论文也发现，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10%，“个人在城市地区接受小学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6]
简而言之，几十年的证据表明，妇女参与政治对所通过的法律造成了切实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是也许，伯尼·桑德斯的话并不正确，他的话是：“有人说，‘我是女人！投票给我！’光这么说可不够。”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认为这么说就够了，而是在于恰恰没人这么说。另一方面，很多人似乎认为候选人是女性就足以成为不投她的理由。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不久，《大西洋月刊》公布了一个由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组成的焦点小组的投票结果。[7]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希拉里·克林顿未免太有野心了。
这不是一个开创性观点。从安妮·阿普尔鲍姆（“希拉里·克林顿非同寻常的、非理性的、压倒性的野心”[8]），到好莱坞大亨、民主党捐款人、“克林顿的昔日盟友”[9]戴维·盖芬（“天知道，还有比希拉里·克林顿更雄心勃勃的人吗？”[10]），再到科林·鲍威尔（“肆无忌惮的野心”[11]）和伯尼·桑德斯的竞选经理（“不要为了满足国务卿的野心而破坏民主党”[12]），当然，还有老熟人朱利安·阿桑奇（“被她的野心所吞噬”[13]），我们似乎都能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里，这一点殊为难得），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野心是不体面的。事实上，这种比喻极其普遍，以讽刺新闻著称的《洋葱报》因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拉里·克林顿野心太大，不可能成为首位女总统》的文章。[14]
要想成为第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地位的女性，确实需要非凡的雄心壮志。但你也可以说，对于一个之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失败商人和电视名人来说，竞选世界上最高的政治职位，同样是相当有野心的——然而，当谈到特朗普时，野心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罗道夫·门多萨-丹顿从认知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克林顿的野心是“病态的”。[15]她“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人们心目中与男性紧密相连的领域”。他解释说，结果选民们把她的参选看作对规范的冒犯。门多萨-丹顿写道，冒犯规范“就是会令人厌恶，而且通常与强烈的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
一个有权势的女人被视作对规范的冒犯，其背后原因可能非常简单：这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我个人从小到大都坚信一个神话，那就是女人……有点一无是处。没错，这部分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的形象如此（消费主义、琐碎、非理性），但也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少了。和很多女孩一样，我通过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课程、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化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熏陶：辉煌不会属于我。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任何我可以仰视的女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没有接受过关于女性政治家、女性活动家、女性作家、女性艺术家、女性律师和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教育。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崇拜的人都是男人，所以在我看来，权力、影响力和野心都等同于男性。老实说，我觉得我也曾经反感冒犯规范。我曾发自内心地认为女老板过于有野心——我们都知道，“野心”是婊子的代名词。
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女人想当总统，她就会被认为不够淑女。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政治家，都被认为是在追逐权力，但这一点只对女性政治家构成问题。[16]与此类似的是，门多萨-丹顿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语境决定了人们如何判断男人和女人的“过分自信”程度。[17]在一个老套的“男性”语境中（汽车修理工、华尔街、美国总统），即便说的话完全相同，女性也被认为比男性表现得更过分自信。同时，当男人置身于“女性”的语境下（比如选择窗帘、计划孩子的生日派对），如果他表现得过分自信，虽说有点怪，但尚可接受。但女人在任何语境下都表现出过分自信则是绝对不可以的。过分自信的女人是盛气凌人的。
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和米娜·奇卡拉写道，女性性别被视为寻求职业权力的社会阻碍，部分原因在于社交权力（被解读为温暖和关怀）是女性“放弃与男性竞争的安慰奖”。[18]因此，社交权力与职业权力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如果一个女人想要被认为在工作上有能力，她就必须放弃被视作一个温暖的人。
但那又怎样。别人不喜欢你，觉得你冷淡。忍着呗。再抱怨就回厨房去，对吗？
不对。这是在假设男人也会因为被认为冷淡而面临同样的困境。但他们没有。2010年的研究不仅发现人们会觉得女性政治家不够关心体贴，还发现这种认知在男性和女性之中都会激发出道德愤慨，他们都会用轻蔑、愤怒和/或厌恶的眼光看待这些女性。而男性的待遇则不是这样。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副教授莫莉·克罗克特对这种差异做出了解释：冷漠无情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对男性则不是。她告诉我：“有这样一种预期：通常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亲近社会。因此，女性一旦偏离了所谓的‘道德’立场（无论这种立场多么不合逻辑），都会让我们更加惊诧。”
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上，性别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你会希望这个研究领域可能扭转性别数据缺口的趋势。但它没有。所以可以料想，当我看到2017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面对排斥：被感知到的面部友善度和能力会影响社会排斥的道德判断》[19]时是多么激动。鉴于菲斯克和奇卡拉关于女性的温情/能力权衡的研究结果，这篇论文应该是非常有用的。正如作者所解释的那样：“人们对社会排斥的道德判断会受到面部特征的影响，这对群体间研究具有不小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判断某人受到排挤和欺负是否公平时，可能会受到受害者外表影响。
确实。遗憾的是，该研究的作者“只因测试效率的问题而只使用了男性面孔”，使得该研究对受这一问题影响最大的群体——女性而言完全没有价值。菲斯克和奇卡拉解释说，性别“是一个突出的，也许是最突出的社会类别”，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通常是直接和无意识的：“仅仅看到一个女人，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立即引出一组特定的相关特征和归因。”不过，至少研究测试还是有效的。
克罗克特说：“有关道德的文献中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如此之少，着实令人震惊。”但另一方面，也许并不是这样：克罗克特告诉我，对道德的研究，“其真正目的是试图揭示人类的普遍性”。当然，当她提到“普遍性”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开始响起男性默认思维的警钟。克罗克特继续说，道德领域的许多学者“在对错问题上都拥有平等、实用和不偏不倚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将这些准则“强加到我们所做的研究中”。这下警钟响得都要从墙上掉下来了。
但她接下来说的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怎么说也有50%是女性的世界里，男性默认思维是如此普遍。她解释说，假设我们自己的经历与人类的总体经历一致，“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有时被称为“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有时被称为“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本质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这很正常。而对白人男性来说，这种偏见肯定会被文化放大，因为文化会把他们的经验投射回去，使其看起来更加典型。只要你愿意，这种投射偏差还会被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进一步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伪装成性别中立的男性偏见如此普遍。如果大多数掌权的人都是男性——确实如此——那么大多数掌权的人只是没看到这一点。男性偏见在他们看来只是常识。但“常识”实际上是性别数据缺口的产物。
将男性偏见误认为是公正的、普遍的常识，意味着当人们（男人）遇到有人试图公平竞争时，他们往往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意图解读为偏见）。2017年的一篇论文发现，白人男性领导人因倡导多元化而受到嘉许，女性和少数族裔领导人却因此受到惩罚。[20]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倡导多元化，妇女和少数族裔让白人男性意识到，这些妇女和少数族裔领导人……真的是妇女和少数族裔。因此，所有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都变得突出：专横、武断、冷漠等。相反，少数族裔和女性领导人“被认为不积极参与或倡导多元化时，却可以避免负面的刻板印象”。最后，经验证明大多数女性（即使她们自己不承认）都知道，至少是隐晦地知道这一点：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只不过这当中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能获益多久不由自己做主。
研究发现，参与倡导多元化的行为会提醒人们注意到对方的女性性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桑德斯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只不过是在说“投我一票，我是女人”——而数据显示，她肯定没有这么做。新闻评论网站Vox的记者戴维·罗伯茨对希拉里演讲的词频分析显示，希拉里“主要谈论的是工人、就业、教育和经济，而这些正是她被指责忽视的东西。她提到就业的次数达到近600次，对于种族主义、妇女权利和堕胎，则分别提到几十次”。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在《伦敦书评》关于这次选举的文章中指出：“人们总以为她一直在谈论自己的性别，但事实上是其他人对此喋喋不休。”[21]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民主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它对参选妇女有偏见。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立法者不可避免地会赋予政治不同的视角。女人的生活与男人的不同，因为毕竟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同。他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这导致了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就像一个男性主导的产品开发团队一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立法机构也会因为性别数据缺口而导致其无法充分地为女性公民服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男性主导的。
截至2017年12月，女性在世界各国议员中平均占23.5%，但这个数字中隐藏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北欧国家的议会中女性平均占41.4%，而阿拉伯国家的议会中女性平均占18.3%。[22]在31个国家中，女性占议员总数的10%或更少，其中4个国家根本没有女性议员。而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这种情况。
2017年，英国妇女与平等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就政府增加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提出了6项建议。[23]这些建议均遭到拒绝。[24]当中一条是政府允许地方选举和大选一样出现全女性候选人名单，并延长其合法时效——目前是到2030年。在英国体制下，每个政党为每个选区举行一次内部选举，以决定哪位候选人将代表他们参加大选。如果一个政党想要确保其大选候选人是一位女性，在这些内部选举中就会使用全女性候选人名单。
在1997年的选举中，英国首次使用了全女性候选名单指标。1997年1月，英国议会女议员比例的世界排名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哥拉并列，[25]以9.5%的占比同列全球第五十位。但是，到了同年12月，英国的排名突然上升到了第二十位，因为在5月英国举行了大选。而在那次选举中，英国的主要反对党工党首次使用了全女性候选名单。其效果是戏剧性的。工党下议院女议员的人数从37人跃升到101人（女性下议院议员的总体数量从60人上升至120人）。
在2017年英国大选中，工党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获得了50%的可选席位，该党派出的候选人中有41%是女性。托利党和自由民主党都没有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女性候选人各占29%。英国下议院目前（2018年）的女性比例为32%，在全世界排第三十九位——位置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其他国家追赶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占优势地位的保守党仍未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工党中的女性下议院议员占比为43%，而保守党只有21%）。
很明显，工党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后显著增加了女性议员的比例。因此，政府拒绝将其合法性延长至2030年以后，无异于复辟英国民主中的男性偏见。也许他们还没有读过女性政治家对立法影响的数据。抑或他们恰恰已经读过。
英国政府拒绝将全女性候选名单适用范围扩大到地方选举，这更令人费解，因为女性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比例更低。英国权力下放的趋势意在将权力还给地方社区（地方政府每年获得940亿英镑经费，在提供女性特别依赖的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女性慈善机构福西特协会委托撰写的2017年报告表明，权力主要还给了男性。[26]
福西特协会的报告发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9个地方议会仍然全部由男性担任内阁成员，而只有33%的地方议会最高行政长官是女性。在英格兰，只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女性，这个比例在20年里只上升了5%。所有6个新当选的市长都是男性（在最近的利物浦选举中，甚至没有一个主要政党有女性候选人），在权力下放地区只有12%的内阁成员是女性。
福西特报告是我们手头仅有的证据，由于政府没有收集相关数据，所以除非该慈善机构还能继续收集数据，否则不可能监控进展情况。然而，政府拒绝将全女性候选名单扩展到地方或市长选举，其理由居然是“证据基础尚不完善”。[27]考虑到他们也拒绝了妇女与平等委员会提出的各政党收集和公布候选人多元化数据这个最基本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会造成监管负担”），他们的立场令希望看到一种不那么偏向男性的民主形式在英国立足的人深受打击。
妇女与平等委员会报告中的3项建议涉及实施女性配额制，遭到拒绝不足为奇：英国政府历来反对这种措施，认为它是反民主的。但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政治上的性别配额不会导致无能的女性大举进攻政坛。[28]事实上，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于工作场所女性配额的研究一致，关于政坛性别配额的研究发现，这种措施至少“在总体上提高了政治阶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性别配额不过是对隐藏的男性偏见的一种纠正，而现行的制度才是反民主的。
一个国家可以采用何种形式的配额，取决于其实行的选举制度。在英国的650个选区中，每个选区都有一名下议院议员。议员选举时使用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议会。由于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因此在简单多数制下，全女性候选名单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纠正男性偏见的方法。
瑞典使用的是政党名单制。在这个制度下，每个选区都由一组按比例代表制分配的议员作为代表。每个政党为每个选区列出候选人名单，按候选人的优先顺序排列。一个政党得到的选票越多，从名单中选出的代表该选区的候选人就越多。候选人的排名越低，其赢得席位的可能性就越小。
1971年，瑞典国会议员中只有14%是女性。[29]社会民主党决定尝试缩小这种差距，于1972年率先建议各选区应该将“更多女性”列入选举名单。[30]到1978年，又发展为建议名单反映女性党员的比例，再到1987年，具体提出了40%的最低目标。这些措施都没有对女议员的当选人数产生显著影响：你可以列出一个50%是女性的名单，但如果所有女性都排在最下面，她们就不太可能赢得席位。
所以在1993年，社会民主党引入了所谓的“拉链式”配额。必须提出两份名单：一份是男性候选人，一份是女性候选人。然后，两份名单被“拉”在一起，就得到了一个男性候选人和女性候选人交替出现的名单。在随后的1994年选举中，女性代表人数上升了8%，[31]而且从那以后从未低于40%[32]（但由于未实施性别配额制的右翼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投票，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与此相比，韩国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选举制度这种看似与性别无关的架构，实际上能对女性代表产生重大影响。韩国实行的是混合选举制度，约18%的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分配，[33]其余议席与英国议会的运作方式相同：在单一成员选区通过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这两套选举制度都使用了女性代表配额。
在2004年的选举中，比例代表制的女性配额从30%增加到50%，女性在韩国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了1倍多。这听起来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毕竟此前的女性占比很低，而且，尽管各党派或多或少地坚持在比例代表制系统中采用性别配额，但在单一成员选区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点上，30%的候选人应该是女性，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女性只占新国家党的7%和民主统合党的10%。如果遵守单一成员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的配额，韩国议会中女性的比例将达到33.6%左右。而目前女性代表的比例为15.7%。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两种制度在遵守配额方面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简单多数制和单一成员选区选举制度是一种零和游戏。[34]赢家通吃一切。因此尽管在宏观层面上，这种制度下的全女性候选名单是对不公平制度的一种纠正，但在微观层面上，肯定会让人感到不那么公平——尤其是对那些甚至不被允许竞争的特定男性而言。
这是两位被否决的工党候选人——彼得·杰普森和罗杰·戴斯-埃利奥特的观点。1996年，两人向英国工党提起法律诉讼，称全女性候选名单违反了1975年的《反性别歧视法》。我们对男性获得的、无形的积极差别待遇已经有所了解，应该知道这恐怕不是该法案的精神之所在。不过，该法在字面上确实如此，杰普森和戴斯-埃利奥特因此赢得了官司。全女性候选名单在2002年工党政府通过法案恢复之前一度被视为非法。2008年，时任工党副领袖的哈里特·哈曼宣布，该计划将延长至2030年。[35]顺带一提，戴斯-埃利奥特最近在法庭上收到一份限制令，因为他给对手议员的妻子寄了一只死鸟。[36]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政治代表比例最高的国家往往采用比例代表制。[37]考虑到这一点，再去看韩国和瑞典的经验，或许英国妇女与平等委员会不应该首先呼吁实行性别配额制度。如果他们真的希望看到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第一个要求也许应该是全面的选举改革。但增加女性代表人数只是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女性在当选后无法有效地完成工作，那么让她们当选就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情况常常正是如此。
克莱尔·卡斯蒂勒霍是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领域的专家，她写道，妇女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往往受到限制，因为她们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互惠网络之外。[38]如果男人们形成了幕后的利益交换网络（卡斯蒂勒霍警告说，这在后冲突①的环境中尤其常见[39]），并在“女性无法进入的非正式空间”进行实质性的讨论，那么就算妇女能出席正式会谈也没什么助益。[40]
将妇女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做法很普遍，其中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便是这个偏向男性的系统排除了基于女性参议员生活经验和观点的性别数据，这个方法仅次于直接排除掉所有女性参选者。在2011年对美国立法者的一项调查中，40%的女性不认同“我的立法机构领导人在做出重要决定时，与立法机构中的女性协商的可能性和与男性协商的可能性一样大”这一说法（有趣的是，只有17%的男性不同意这一说法）。[41]同样，2017年一份关于英国地方政府的报告提到“地方政府内部存在拥有实权的非正式网络”，女性“不太可能参与其中”。[42]
但是，男性政治家们想要排挤女性，不必非得逃到全男性的安全空间。在男女混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也确实会采取各种策略来削弱女同事的地位。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打断女性的平均概率是女性打断男性的2倍多。[43]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场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打断了希拉里·克林顿51次，而希拉里·克林顿打断了他17次。[44]而且不只是特朗普：人们发现记者马特·劳尔（此人后因多次性骚扰指控而被解雇[45]）打断希拉里的次数比他打断特朗普的次数更多。他还“更经常质疑她的言论”，[46]然而希拉里被证实是2018年大选中最诚实的候选人。[47]
另一个伎俩是以屈尊纡贵的姿态对待女性，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2011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工党议员安吉拉·伊格尔的那句“冷静点，亲爱的”。[48]在各国议会联盟2016年关于女性政治家遭遇性别歧视、暴力和骚扰的全球研究中，一名欧洲议会议员说：“如果一个女人在议会中大声说话，人们会用手指指着嘴唇‘嘘’一声，好像把她当小孩看。当男人这么大声说话时，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49]另一位议员指出：“我经常被问及，我想说的话是否非常重要，是否可以忍住不要上台发言，就连党内的男同事也会这么问。”有些策略则更为厚颜无耻。阿富汗国会议员法齐亚·库菲告诉《卫报》，男性同事用恐吓的手段让女议员噤声——当这种方法失败时，“领导层会直接切断我们的麦克风”。[50]
一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某国的国会议员（报告中只列出所在地区，因此女性可以匿名）告诉议会联盟，议长曾向她的一名女同事施压，要求其与之发生性关系，这突显了由单一个人（通常是男性）掌控议会发言时间的隐性性别问题。在这位女同事拒绝后，“他再也没有给她在议会中发言的机会”。一位来自亚洲某国的国会议员解释说：“我在议会的第一个任期，议会当局总是引用男性的发言，在发言时也会优先考虑男性。”
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总结说，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别歧视、骚扰和暴力是一种“不分国界、在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该报告发现，66%的女议员经常遇到男同事的厌女言论，程度从侮辱（“你更适合演色情电影”）到威胁（“她需要被强奸，这样她就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做的”）不等。
政治虐待是一个明显的性别化现象。[51]2016年民主党初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收到的辱骂性推文是伯尼·桑德斯的近2倍。最常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词是bitch（婊子）。Bitch也是关于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的推文中最常见的词语，在2010年到2014年间，她被辱骂的次数是她的政治对手陆克文的近2倍。一名欧洲议员告诉议会联盟，她曾于4天内在推特上收到500多条强奸威胁信息。[52]另一名妇女收到了她儿子的信息——“他的年龄、就读的学校、班级等——威胁要绑架他”。
有时还不“仅仅”是威胁。在议会联盟调查的女议员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遭受过一种或多种性暴力行为”，三分之一的人目睹过对女同事的性暴力行为。在2010年阿富汗大选期间，几乎所有的女性候选人都接到过恐吓电话，[53]该国的一些女议员因此要求24小时的保护。[54]阿富汗议员法齐亚·库菲2014年告诉《卫报》：“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5]一年后，她的一名女同事死于汽车炸弹袭击——这是阿富汗3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女性政治家的致命袭击。[56]
这种攻击性似乎随着女性政治家比例的增加而增加。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女权圣地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代表人数增加，对女性政治家的敌意也在增加。[57]尤其是来自她们的男性同事的敌意。美国和新西兰的研究[58]表明，随着女性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扩大，男性“在委员会听证会和议会辩论中变得更具攻击性和控制欲”。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国会中女性比例增加（记住，国会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9.4%[59]），女性在其党内获得领导职位的可能性反而更低。[60]来自美国和阿根廷的进一步研究[61]表明，女性议员人数众多“与女性所提法案通过率降低和被指派到‘男性化’和‘强势’委员会的机会降低有关”。[62]与此类似，美国的分析发现，将人权问题界定为女性权利问题，会降低男性政治家支持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一项人权法案主要是由女性提出，最终会被削弱，各州也不太可能投入资源。[63]看来，民主——涉及女性的民主——已经破产了。
在这种极端心理战的背景下工作，女性的工作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许多妇女告诉议会联盟，她们会限制出差次数，确保在天黑前回家，或只有在有人陪同时才出差。[64]还有一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尤其是在谈论妇女问题时[65]（这些问题往往会招致最多的攻击[66]），有些人甚至完全摒弃了社交媒体，这样一来，她们就自我剥夺了“一个传播和讨论自己观点的阵地”。
其他人则干脆退出。亚洲和拉丁美洲针对女性政治人物的暴力行为已经表明，与男性政治家相比，她们更不可能参加连任竞选，也更有可能在任期更短的情况下离职。[67]一位亚洲议员对议会联盟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参与下一届选举，因为我需要考虑不要给家人造成太大伤害。”[68]与此同时，据报道，三分之一的瑞典地方政界女性政治家“因为一些威胁事件而考虑过放弃自己的职位”。[69]
女性政治家所面临的虐待也让女性更不愿意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在一个有抱负的女性领导人参与的项目中，超过75%的成员表示：“在考虑要不要担任公众人物的时候，网上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暴力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70]在澳大利亚，18至21岁的女性中有60%的人、31岁以上女性中有80%的人表示，媒体对待女性政治家的方式减少了她们竞选公职的可能性。[71]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尼日利亚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政治家人数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在职女性所面临的暴力和骚扰导致的”。[72]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代表人数减少将导致性别数据缺口，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关注妇女需求的立法更难通过。
证据很明显：当今的政治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这意味着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竞争环境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劣势。这就是在不考虑性别因素的情况下设计制度的结果。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她的《向前一步》中概述了她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的应对之道：女性要做好准备，奋力向前。当然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不是女性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拥有公众形象的女性，我也遭遇过威胁和虐待。虽然这种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觉得自己有能力经受住风暴考验的人有责任这么做。威胁来自恐惧。事实上，这是一种由性别数据缺口引发的恐惧：某些男人在充斥着男性声音和男性面孔的文化中长大，他们害怕看到女性夺走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和公共空间。除非我们填补了文化性别数据的缺口，否则这种恐惧不会消失，只有这样，男人在成长过程中才不会再把公共领域理所当然视为他们的地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这一代女性需要经历的磨难，为的是下一代女性不必如此。
这并不是说没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以女性说话时被打断的问题为例。一项对15年来最高法院口头辩论的分析发现：“男人比女人更爱插嘴，而且他们打断女人的次数比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要多得多。”[73]这同样适用于男性律师（女性律师根本不会打断别人说话）和法官，按理说当法官开始发言时，律师应该停止发言。而且与政治领域的情况相似，随着女性的代表人数增加，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
一个个人化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告诉女性，被人打断的时候要反击[74]——也许可以让她们练练“礼貌打断”[75]的技巧。但这种表面中性的方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中性的：人们对女人插话的态度完全不同。2017年6月，美国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又名贺锦丽）向含糊其辞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他支支吾吾太多次，于是她打断了他，并要求他正面回答。结果，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两次反过来打断她的话，还警告了她的提问方式。[76]但他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的同事、参议员罗布·怀登，虽说后者也对塞申斯进行了连珠炮式的追问，但只有哈里斯后来被形容为“歇斯底里”。[77]
问题不在于女人无理取闹。她们知道——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所谓“礼貌地”打断别人，对她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让女性表现得更像男性——就好像男性行为是不分性别的、默认的人类行为——不仅无济于事，还可能造成伤害。相反，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和工作环境：既要考虑到男性比女性更爱插嘴，又要考虑到女性的类似行为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工作场所，等级森严的办公室普遍被视作一种过时的、不平等时代的遗留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结构。但是，没有正式等级制度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等级之分。它只意味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含蓄的、极度非平等主义的结构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中白人男性处于顶端，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在争夺剩下的一小块空间。女性领导力培训师盖娜·威廉姆斯解释说，像头脑风暴这类集体讨论方式，“众所周知，对于多元化的表达来说是充满挑战的”，因为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声音会继续占据主导权。[78]
但是，一些简单的调整，比如监控插嘴[79]行为，或者更正式一点——为每个人分配一定的发言时间，都被证明可以削弱男性在辩论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FX电视台的剧集《盾牌》的制片人格伦·马扎拉就是这么做的：他注意到女性编剧没有在编剧室里畅所欲言——而且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她们的想法也会被人打断。于是他制定了一项编剧们（无论男女）在提想法时任何人不得打断的政策。他说，这很有效，而且“让整个团队更有效率”。[80]
更具野心的路线是彻底改变统治结构：从多数决定转向一致同意②。这已被证明能够促进女性的发言参与度，并缓解她们的少数地位[81]（2012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当女性属于“绝大多数”时，她们参与讨论的发言量才会和男性一样多[82]——有趣的是，当女性在群体中占少数时，她们的发言较少，而男性无论在群体中的性别比例如何，发言量都是一样的）。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立法来反对以更极端的方式将妇女的声音排除于权力之外。自2012年以来，玻利维亚已将对当选或担任公职的妇女实施政治暴力定性为刑事犯罪；2016年，他们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有暴力侵害女性背景的人竞选政治职位。
但总体而言，多数国家的表现仿佛说明他们不相信女性政治家会在体制上处于劣势。虽然大多数议会都有其行为准则，但一般侧重于维持“礼仪”——而礼仪是不分性别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官方程序，而且往往是由负责人（通常是男人）来决定性别歧视是否不合礼仪、违反规则。通常他们不会做出不利裁决。一名女议员告诉议会联盟，她在遭受同事的性别侮辱后提出了议事程序问题，但议长拒绝了她的动议。“我无法控制另一个议员对你的看法”，她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英国曾经有一个针对地方政府的性别行为准则，由一个独立机构监督，而该机构有权对议员做停职处分。但在2010年联合政府发起的“官僚作风挑战”之下，这一规定被废除了。现在是各地方当局自行决定制定哪些标准及如何执行。政府的建议中只含糊提到促进“高标准的行为”，对性别歧视则只字未提。[83]目前再没有任何明确的机制可以将有不当行为但又未构成刑事犯罪的议员停职。[84]
毫不奇怪，2017年，福西特协会编写了一份关于地方政府的报告，这家女性慈善机构发现，“地方政府政治的某些方面存在有害的性别歧视文化，像是来自20世纪70年代”，在地方政府，“性别歧视被容忍，并被视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将近40%的女议员表示曾有其他议员对自己发表过性别歧视言论。[85]一位女议员描述了一种“贬低年轻女性的文化，蔑视女性做出的贡献”。一个妇女组织被称为“太太俱乐部”，与一位资深国家政治发言人共进晚餐“被宣传为‘夫人们’盛装打扮的机会”。当这位女议员和一名女同事对这种行为提出质疑时，她们被形容为“咄咄逼人”，还被起了“贬低性的、性别歧视的绰号”。她通过电子邮件提出问题却没人理会；故意不让她接到会议通知；参加讨论的时候，人们对她的态度是“容忍而不是欢迎”。在社交媒体上，她的党内同事告诉她“小姑娘走开，让大人做他们的工作”。
这里有两个中心点。首先，当你把半数人口排除在政府的角色之外，你就在顶层创造了性别数据缺口。我们必须明白，“最好的”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有钱、时间和信心去合适的学校、大学读书的人”。最好的政府意味着作为一个合作团队，在整体上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意味着多元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一切都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视角很重要。女性终其一生积累的数据很重要。而这些数据属于如何治理社会的核心。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我们现有的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女性政治家并不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工作。这个体系偏向于选举男性，也就意味着偏向于保留全球领导力中的性别数据缺口，从而给全球一半人口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停止故意无视目前有利于男性的积极差别待遇。我们不能再把理论上的、法律上的机会平等混同于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必须执行以实证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以确保在决定管理我们所有人的法律时，有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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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冲突，泛指战争后仍保持紧张的不稳定阶段。
②某项决策需取得全体成员同意方可通过，这可以确保少数派的意志得到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