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忽略女性的再分配
英国2017年大选当天晚上11点。投票已经关闭了一个小时，一种说法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年轻人的投票率上升了，而且升幅明显。人们对此相当兴奋。亚历克斯·凯恩斯发表推文说：“我认识的人告诉我，18到24岁年轻人的投票率将在72%至73%左右！年轻人总算投票了！！#2017普选。”[1]他是“青年投票”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该项目旨在让年轻人参与英国政治。几个小时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马莉娅·鲍亚蒂亚发布了同样的数据，这条推文被转发了7000多次。[2]第二天早上，伦敦托特纳姆区工党议员戴维·拉米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祝贺：“18到25岁人群的投票率为72%。祝贺你自己吧#2017普选。”[3]他的推文得到了2.9万多条转发和4.9万多个赞。
只是有个问题：似乎没人有数据来支持这一切。但这并没有阻止新闻机构重复这一说法，它们要么引用未经证实的推文，要么互相引用作为消息来源。[4]圣诞节时，《牛津英语词典》将youthquake（青年地震）选为年度词汇，理由是“仅凭年轻选民之力，工党险些取得了不可能的胜利”。[5]我们见证了一个僵尸统计的诞生。
僵尸统计是一种虚假但不会消亡的统计——部分原因是人们直觉认为它是正确的。就英国2017年大选而言，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工党的表现如此之好？这与几乎所有民调预测都相反。年轻人投票率的空前增长正好能说得通：据说工党赢得了年轻人的选票，而且它差点就赢了。但在2018年1月，英国选举调查的新数据浮出水面。[6]关于这个数据的确定性存在一些争论，[7]著名的“青年地震”被降级了，顶多算是“青年微震”。到那年3月，但凡追求一点可信度的人都会在谈论“年轻人激增”的时候提出实质性的警告，此前所谓72%的投票率数据难以成立。[8]
以僵尸数据而言，这场从未有过的英国青年地震持续时间相当短。部分是因为，虽然无记名投票排除了获得完全的、决定性投票数据的可能性，但我们至少收集了数据。事实上，是收集了很多数据，所以很难说选举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但是，当一个数据稀缺的领域出现了一个僵尸统计数字，这个统计就非常难以被推翻。
以“70%的贫困人口是女性”这个说法为例。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一数据的来源，但它通常可以追溯到1995年的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但该报告对这一说法没有提供引用消息源。[9]结果这个数据一下子在四处生根开花，从报纸文章，到慈善机构和活动人士网站、新闻稿，再到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官方机构的声明和报告。[10]
一直有人想要推翻这个数字。《从贫困到权力》一书的作者邓肯·格林认为这一统计数字是“不可靠的”。[11]乔恩·格林伯格是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的专职撰稿人，他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称，[12]“按性别划分的穷人数量是均等的”，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男性的情况略差一些。世界银行性别问题全球实践高级主管卡伦·格伦直言不讳地宣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缺乏按性别划分的数据（更不用说对“贫困”普遍的、公认的定义了），因此无论说哪个性别更贫困都无法成立。[13]
反驳这些数字时同样存在这种问题：这个数字可能是假的，但也可能是真的。我们目前还无从得知。格林伯格引用的数据毫无疑问表明，贫困是一种不分性别的状况，但他提到的调查，尽管其样本量可能令人印象深刻（“汇编了73个国家的约600项调查”），仍然完全不足以确定女性贫困的程度。准确的衡量标准很重要，因为数据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方式。糟糕的数据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当。而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恰恰非常糟糕。
目前，按性别区分的贫困[14]是通过评估男性控制资源的家庭（男户主家庭）和女性控制资源的家庭（女户主家庭）的相对贫穷程度来确定的。[15]这里有两个假设。首先，家庭资源在家庭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所有家庭成员享有相同的生活水平。第二，男女对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方式没有差别。这两个假设至少可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让我们先假设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生活水平。以家庭为单位衡量贫困意味着我们缺乏个人层面的数据，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政府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简便的自然实验，让研究人员可以利用替代指标来检验这一假设。[16]在1977年前，英国的儿童福利主要是通过给父亲工资减税来实现的。1977年以后，这一形式改为直接支付给母亲现金，这意味着收入从男性向女性的大量再分配。如果钱在家庭内部平均分配，这种“从皮夹到手袋”的收入转移应该不会对钱的使用方式产生影响。但它确实产生了影响。研究人员通过英国人在服装开支上的替代指标发现，在政策改变后，英国“在女装和童装上的开支相对于男装有了大幅增加”。
当然，1977年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如果你认为从那以后事情有所改变，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遗憾的是，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英国按性别分类的、最新近的数据，所以实在没法判断情况究竟有没有变化。但我们确实有来自其他国家（包括爱尔兰、巴西、美国、法国、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的最新数据，而且情况并不乐观。夫妻之间的金钱分配仍然不平等，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把钱花在孩子（children，这个不分性别的词本身就隐藏着大量的不平等[17]）身上。[18]因此，除非英国是一个秘密的女权主义天堂（我可以确定它不是），否则可以肯定地说，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引入一种名为“通用信贷”（UC）的新福利，着实令人遗憾。“通用信贷”合并了多项福利和税收抵免（包括儿童税收抵免），与其所取代的福利不同，它被默认支付到每个家庭的主要收入者的账户中。[19]考虑到性别收入差距，那就几乎普遍是异性夫妇中的男性——“几乎普遍”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给出的最准确的描述了，因为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门并没有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说明钱给了谁。因此，至少在英国，性别贫困的数据缺口将会变得更大。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支出优先顺序，那么应该清楚地看到，对于第二个假设——户主是男是女对家庭生活水平没有影响，就得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掌握的数据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卢旺达和马拉维，女户主家庭中的儿童比男户主家庭中的更健康——即使男户主家庭的收入更高也是如此。[20]
对2010年印度卡纳塔克邦家庭资产调查的分析更令人震惊。[21]当仅仅比较女户主和男户主的家庭时，在贫困水平上并没有发现太多的性别差异。然而如果从个人层面评估贫困程度，差异则是巨大的——71%的贫困人口是女性。而大多数贫困妇女来自“非贫困”家庭，这一点或许最能说明用家庭财富来衡量按性别区分的贫困存在局限性。
现在我们应该粉碎可以从家庭层面上确定贫困这种“僵尸假设”，或者“女户主”对男性贫困的含义与“男户主”对女性贫困的含义相同这种假设。它们都是以错误的数据和不分性别的分析为基础的。不仅如此，它们还加剧并延续了性别数据缺口，并且引发了一些对女性来说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
在美国，几乎所有已婚夫妇都要共同报税。但并不是非得这么做：他们可以选择单独申报，也可以选择作为夫妻共同申报。但是这个税务体系通过降低税率和某些税收抵免来鼓励他们联合申报，所以96%的已婚夫妇都是联合申报的。[22]结果，在实践中，美国大多数已婚女性的收入被征收了过多的税。
美国的税制是累进制的，这意味着有好几个税率。你赚到的第一个1万美元，比你赚到的下一个1万多美元税率要低，以此类推。假设你赚了2万美元，你朋友赚了6万美元。她收入的前2万美元和你支付的税额相同。但是高于这个数字的部分，她需要支付的税率就比较高了。不过，如果你碰巧和她结了婚，并和她共同报税，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和你的伴侣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收入总和为8万美元，那么你纳税的计算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在夫妻共同报税时，夫妻双方必须“叠加”他们的工资。高收入者（考虑到两性薪酬差距，通常是男性）被指定为“主要收入者”，他们的收入税级较低。较低收入者（通常是女性）就成了“次要收入者”，而他们的收入税级较高。回到这对分别赚6万和2万美元的夫妻身上，在对这个收入2万美元的人征税时，这笔收入会被视为8万美元工资的最后2万美元，而不是她的全部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她与收入更高的丈夫共同报税，就要比单独报税的税率更高。
夫妻共同报税的维护者会指出，总的来说，夫妻双方一起申报会减少纳税。这是事实。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家庭资源平均分配的假设至少是有缺陷的，夫妻共同报税虽然能省下税金，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次要收入者就真能比单独报税得到更多的钱。而且我们还没有深入探讨财务滥用可能加重联合报税制度对女性的负面影响的问题。简而言之，美国现行的已婚夫妇税收制度实际上是在惩罚那些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事实上，几项研究表明，联合申报制度会扼杀已婚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积极性（前文已经说到，这对GDP不利）。[23]
美国的税收体系因为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而最终导致歧视女性，但它并不是个例。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许多经合组织国家”试图通过立法减小两性薪酬差距，但同时又通过家庭税收和转让税制度实际上拉大了薪酬差距，该文对此表示不解。[24]英国和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两个国家，尽管已婚夫妇各自申报所得税，但大多数福利和税收抵免仍然有悖独立纳税的原则。
英国有所谓的婚姻津贴制度，如果夫妻双方中赚得较少的一方年收入在11 500英镑或以下，就可以为主要收入者（通常是男性）提供税收减免。[25]这在两个方面加大了两性薪酬差距：贴补男性收入，同时也对女性造成了一种反向激励，鼓励她们减少有偿工作时间。日本也有一个类似的夫妻减税政策，同样是偏袒男性一方。自1961年以来，只要配偶的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约1万美元），“户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请38万日元（3700美元）的减税”。日本厚生劳动省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并刻意减少工作时间，以确保获得税收减免优惠”。[26]
另一个稍许不同的例子是隐性性别偏见，阿根廷的税收系统为全职雇员提供的退税是自由职业者的近4倍。这当中也隐含着性别因素，因为男性更有可能在正式经济中就业，而女性更有可能在非正式经济中从事自由职业。[27]所以税收系统本质上是暗中给予男性比女性更高的退税。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税收制度歧视女性，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没有系统地收集税收制度如何影响女性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性别数据缺口。欧洲议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称，税收对女性的影响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该报告呼吁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更多按性别分类的数据。[28]就连西班牙、芬兰和爱尔兰等已着手从性别角度分析其预算编制的国家，通常也只关注支出，而不是税收。在欧盟，奥地利“是少数几个为税收制度制定了具体目标的政府之一，这些目标包括促进在男女之间更平等地分配有偿和无偿工作、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缩小两性薪酬差距等”。与此同时，2016年对欧盟成员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芬兰和瑞典实行了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9]
税收体系的女性问题是“家庭资源在两性之间平等分配”这种僵尸假设所无法解释的：它包含了税收理论本身——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上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对税收作为资源再分配手段的兴趣减弱，更多地将税收视为对潜在增长的阻碍，必须遏制。其结果是降低了对资本、企业和高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税收漏洞和激励措施，从而使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能够避税和逃税。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扭曲原本有效的市场过程”。[30]
当性别问题进入这个框架的时候，人们考虑的完全是税收可能阻碍妇女参与有偿劳动，进而损害经济增长。而人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一个如此狭隘地专注于促进“增长”的税收体系是如何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男性的。由于两性薪酬差距，削减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给男性带来了特别多的好处。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女性都无法利用一名昂贵的会计师得知各种税收漏洞。财富税和资产税的减少（或不执行）也给男性带来了特别多的好处，因为男性更有可能控制这些资源。[31]
但这不仅仅是让男性相对女性更容易受惠。这些偏向男性的福利实际上是以女性为代价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必须用她们的无偿照护工作来填补由此产生的服务缺口。2017年，英国妇女预算组织指出，紧缩措施对英国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到2020年，税收优惠极大地偏向男性，每年会给财政部带来440亿英镑的损失”。[32]其中包括削减90亿英镑的燃油税和酒税，削减130亿英镑的公司税，以及提高所得税和国民保险起征点造成的220亿英镑的损失。这些税收优惠加在一起，比每年削减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还要多——这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资源的问题，而是（性别）优先支出的问题。
跨国避税技术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低税收问题：跨国公司经常“通过谈判获得免税或激励措施，以此作为将业务带到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估计每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约138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有观点认为，只有允许大型企业在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却不缴纳任何税，才有可能吸引它们进入发展中国家……不过情况并非如此。经合组织发现：“这种激励措施很少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33]另一方面，妇女的廉价劳动力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然而，这种税收制度有时“会被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条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因避税计划损失2120亿美元，远远超过它们从援助中获得的金额，这与英国的税收优惠超过支出削减的速度相呼应。[35]全球未记录的离岸金融财富中，超过三分之一被认为秘密存放在瑞士。瑞士最近面临着联合国关于“其税收和金融保密政策对全球女性权利造成影响”的质疑。[36]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2016年的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跨国铜业公司——比如总部位于瑞士，在赞比亚设立矿场的嘉能可公司——因避税而导致业务所在国损失的资金，本可以为该国60%的卫生预算提供资金。该中心还估计：“仅在瑞士一家银行分行持有的资金，就导致印度政府损失了12亿美元的直接税收收入，这些资金相当于（印度）2016年妇女权利支出的44%，印度政府以及该国社会总支出的6%。”[37]
政府需要钱，所以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些损失。其中许多国家转向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容易征收且难以逃避。低收入国家“约三分之二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等间接税，四分之一多一点来自所得税”。[38]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138个政府（93个发展中国家和45个发达国家）正计划主要通过增值税的形式，增加和/或扩大消费税。[39]
这一增长也特别影响妇女，不仅是因为她们在穷人中的比例过高（越是贫穷的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还因为她们往往承担着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的责任。而且，由于女性的有偿劳动供给更具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别薪酬差距），增加增值税可能会迫使女性花更多时间从事无偿劳动，以便在家庭中生产出她们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
由于总体上缺乏具体消费税税率和免税额对不同性别影响的研究，决定哪些产品可以增加增值税、哪些不可以的分配往往不顾及性别，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40]一般被视作“必需品”的产品是不会有增值税的，所以在英国食物免税，因为它被认为是必需品，而iPhone没法免税，因为它们不算必需品。但是，一个女人的必需品也许就是另一个男人眼中的奢侈品，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开展运动，努力让男性主导的立法者认识到卫生用品不是奢侈品。在一些国家，她们甚至已经取得了成功。
很明显，世界各地的税收制度——表现为市场驱动力的客观涓滴效应——具有强烈的性别影响。它们是建立在不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男性默认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公共支出采取了无视女性的视角，全球税收体系不仅未能减轻性别贫困：它们还在推动这一趋势。如果世界希望终结不平等，我们就需要把采用基于证据的经济分析作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