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一种可剥削的无成本资源
“要花多少钱？”这是任何提出政策措施的人都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负担得起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明了，但第二个问题就有点棘手。这将取决于一个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而这个数字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更为主观。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标准是GDP，而如果说经济学拥有宗教信仰，那么GDP就是它的神。GDP是根据一系列调查收集到的数据编制而成的，代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比如生产了多少鞋子）和服务（比如餐厅供应了多少顿饭）的总价值。它还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收入，以及我们（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支出。这一切听起来很科学，但事实是，GDP涉及一个女性问题。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黛安·科伊尔解释说，制定一个国家的官方GDP数字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很多人认为GDP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人为编造的产物，其定义中包含了大量判断。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衡量GDP“跟测量一座山有多高完全不同”。她提醒说，当你看到宣称“本季度GDP增长0.3%”的新闻标题时，你应该记住，0.3%这个数字“与数据中的不确定性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用来编制GDP的数据存在明显的缺口，加剧了其不确定性。有很多商品和服务根本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决定要纳入哪些内容多少是有些武断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我们并没有真正严肃地测量过经济。但在大萧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经济崩溃，政府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1934年，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学家编制了美国的第一份国民经济核算。[1]GDP就此诞生。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科伊尔解释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框架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她告诉我，这个框架是为了适应战时经济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产能有多大，以及需要牺牲哪些消费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争。”为此他们统计了政府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因此“政府和企业做的事情就被定义为经济”。但有一个生产的主要方面被排除在后来所谓的“如何思考和衡量经济的国际惯例”之外，那就是无偿的家务劳动贡献，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每个人都承认这些工作有经济价值，它只是不属于‘经济’的一部分。”科伊尔说。
这不单纯是一种疏忽，而是经过相当激烈的辩论之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经济学家保罗·司徒登斯基在其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收入》中写道：“在计算国民收入时遗漏了家庭主妇的无偿服务，歪曲了整个图景。”他总结道，原则上，“家里的无偿工作应该被包括在GDP中”。但原则都是人制定的，因此“经过反复讨论”、不断争论如何衡量和评估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最终认为，”科伊尔说，“收集数据的任务过于艰巨了”。
从建筑到医学研究，和许多为了简化而排斥女性的决定一样，这个结论只会在一个将人类默认为男性、将女性视为小众的文化中出现。只有当你认为女性并非不可或缺，才会去扭曲你本应尝试衡量的现实。只有在你把女性视为一个额外的、复杂的因素时，这么做才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认真谈论人类的一半人口，这么做就说不过去。如果你关心准确的数据，这么做也说不过去。
排除女性确实会扭曲数字。科伊尔指出，从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起来似乎是生产率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假象。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外出工作了，而过去她们在家里做的事——未被计算在内的那些——现在被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取代了。“比如，在超市买现成的食物，而不是自己在家做。买衣服而不是在家做衣服。”生产力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它只是发生了转变，从女性化、不可见的私人领域，转移到了一个能够被统计在内的领域：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
未能衡量无偿家务劳动，可能是所有数据中最大的性别缺口。据估计，无偿照护工作可占高收入国家GDP的50%，在低收入国家则可高达80%。[2]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英国2016年的GDP约为3.9万亿美元[3]（世界银行的官方数据为2.6万亿美元[4]），印度2016年的GDP大约是3.7万亿美元[5]（世界银行的数据为2.3万亿美元）。
联合国估计，2012年美国无偿儿童保育服务的总价值为3.2万亿美元，约占GDP的20%（当年总值为16.2万亿美元）。[6]2014年，美国人为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庭成员提供了近180亿小时的无偿照护服务（美国每9个65岁及以上的人中就有近1个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这项工作的估值为2180亿美元，[7]或者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所说，“是沃尔玛2013年销售额的近一半”。[8]
2015年，墨西哥的无偿照护和家务劳动被估值达到GDP的21%，“高于制造业、商业、房地产、矿业、建筑、运输和仓储业”。[9]而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无偿育儿工作实际上应被视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产业，创造了（以2011年的价格计算）3450亿美元的收入，“几乎是正规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达到了金融和保险服务业的3倍”。[10]在这项分析中，金融和保险服务甚至连第二位也没排上；它们被“其他无偿家政服务”挤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你会注意到这些都是估值。只能如此，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在系统地收集这些数据。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在衡量女性无偿工作的数量时，最常见的方法是时间使用调查。每个人都被要求对其一天的活动做一个时间日志——在做什么，在哪里，和谁一起做。获奖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写道，正是由于这种形式的数据采集，我们现在才知道，“在几乎所有国家里，女性都承担了特别多的非市场工作，而且总体而言，她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比男性更长”。
标准的时间使用调查主要是用来衡量一些具体活动，如做饭、打扫房间或喂孩子等。[11]因此，它往往不能反映随叫随到的责任，例如孩子睡着时必须时不时瞄一眼，或者在你忙着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得照顾患重病的成年人——这是另一个数据缺口。明确针对这类责任的时间使用调查显示，尽管“随叫随到照护”的换算工资非常低，但其市场价值是巨大的，[12]可是与出行数据一样，在统计个人和休闲数据时，照护工作往往被遗漏。[13]福尔布雷指出，在博茨瓦纳进行的多项针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护理研究显示，“估计每位照护者每年的服务价值约为5000美元，如果将这一数字包括在内，将大大增加对医疗保健总支出的估值”。[14]
好消息是，许多国家的这类调查都在逐渐增多。福尔布雷写道：“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进行了87次以上的此类调查，超过了整个20世纪的总数。”但是，还有很多国家仍然缺乏可靠的时间利用信息。[15]而且，衡量女性的无偿工作仍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额外劳动：[16]澳大利亚原定于2013年进行的时间使用调查被取消，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最新的可用数据来自2006年。[17]
科伊尔告诉我，她“难免会怀疑，最初决定不去计算家务是受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性别成见的影响”。她的怀疑似乎是完全合理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初排除女性工作的理由是如此站不住脚。随着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等数字公共产品的兴起（它们正在取代百科全书和昂贵的专有软件等付费产品），无偿工作开始被视为一种经济力量——一种应该加以衡量并纳入官方数据的力量。在家做饭和在家开发软件有什么区别？前者主要由女性完成，后者主要由男性完成。
经济学教授休·希梅尔维特写道，未能获得所有这些数据的结果是，女性的无偿工作往往被视为“一种可剥削的无成本资源”。[18]因此，当各国试图控制支出时，最终往往是女性为此付出代价。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大规模削减。2011年至2014年间，儿童中心预算被削减了8200万英镑，2010年至2014年间，285家儿童中心要么合并，要么关闭。[19]从2010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预算减少了50亿英镑，[20]社会保险金被冻结到低于通货膨胀率，并设置了一个家庭的最高限额，而领取照护者津贴的资格取决于收入门槛，这个门槛却又跟不上国家最低工资的增长。[21]多么可爱的省钱招数。
问题是，这些削减与其说是节约，不如说是将成本从公共部门转嫁到了妇女身上，因为毕竟这些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去做。据女性预算组织估计，[22]到2017年，由于公共开支削减，在英国50岁以上的人中，每10个人里就有1个人（186万）的护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需求基本上已成为妇女的责任。
削减开支也导致女性失业率上升：到2012年3月，即紧缩政策实施两年后，女性失业率上升了20%，达到113万，是25年来的最高数字。[23]与此同时，男性失业率几乎与2009年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的水平持平。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发现，到2014年，女性就业不足的人数增加了74%。[24]
2017年，英国下议院图书馆发布了一份关于政府在2010年至2020年间“财政整顿”累计影响的分析报告。他们发现，86%的削减影响由女性承担。[25]女性预算组织的分析发现，[26]到2020年，自2010年以来的税收和福利变化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将是对男性的2倍。[27]雪上加霜的是，最新的变化不仅尤为严重地惩罚了贫困女性（单亲母亲和亚裔妇女受影响最严重[28]），而且还让本来就很富有的男性受益。根据女性预算组织的分析，实际上，在那最富有的50%的家庭中，男性从2015年7月以来的税收和福利变化中赚了钱。[29]
那么，为什么英国政府要制定如此明显不公平的政策呢？答案很简单：他们不看数据。英国政府（像全世界大多数政府一样）不仅没有量化女性对GDP的无偿贡献，也没有按性别分析预算。
自公共部门平等义务进入法律以来，英国政府一再拒绝（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12月）对其预算进行全面的平等影响评估，因此它事实上一直在非法运作。作为2010年《平等法案》的一部分，平等义务要求“公共机构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充分考虑消除歧视（和）促进机会平等的必要性”。[30]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女性预算组织的主管伊娃·内泽特表示，她不明白财政部在不完成正式评估的情况下如何能履行其法律义务。[31]她想知道：财政部部长们“是否在故意隐瞒其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因为真相令人难堪”？
如果果真如此，那将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因为削减公共服务开支不仅不公平，而且会适得其反。增加妇女不得不从事的无偿工作量会降低她们在有偿劳动大军中的参与率。而妇女的有偿劳动参与率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影响。
从1970年到2009年，美国新增了近3800万女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7%上升到近48%。麦肯锡公司估计，如果没有这一增长，美国的GDP将减少25%——“相当于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GDP的总和”。[32]世界经济论坛还发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是过去10年来欧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相比之下，“据报道，由于女性就业机会有限，亚太地区每年损失420亿至470亿美元”。[33]
本还可以实现更多的成果。整个欧盟的男女就业差距为12%（拉脱维亚为1.6%，马耳他为27.7%），[34]美国为13%，[35]全球为27%。[36]世界经济论坛计算出，缩小这一差距将“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使美国GDP增长9%，欧元区GDP增长13%”。[37]2015年，麦肯锡公司估计，如果女性能够以与男性相同的速度加入有偿劳动大军，全球GDP将增长12万亿美元。[38]
但她们没有，因为她们根本没有时间。经合组织[39]和麦肯锡公司[40]都发现，在无偿照护工作上投入的时间与女性的有偿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在欧盟，25%的女性认为照护责任是她们未从事有偿劳动的理由。[41]相比之下，男性的这个比例只有3%。
在英国，拥有年幼子女的妇女的受雇时间少于没有子女的妇女，而男性则相反。[42]这与墨西哥的情况相吻合，2010年，墨西哥46%的幼儿母亲从事有偿工作，而在没有子女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55%。男性的数字则分别为99%和96%。在美国，年轻女性的有偿工作就业率实际上相当高，但在成为母亲之后这一比例就会急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生育年龄正在逐步推迟”。[43]
未能收集关于妇女有偿工作量的数据，也可能妨碍发展。联合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梅拉·布维尼奇指出，在低收入国家，很多培训项目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们“建立在女性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错误假设基础之上，之所以出了这种错，原因在于缺乏有关女性时间密集型工作安排的数据”。[44]妇女可能会报名参加这些项目，但如果项目没有考虑到女性照顾孩子的需求，她们就无法完成。这样一来，发展资金就会付诸东流，也会白白浪费更多女性的经济潜力。事实上，最好的创造就业的计划或许很简单，那就是在世界上每个国家普遍引入儿童保育服务。
当然，影响女性有偿工作的不仅仅是儿童保育。照顾老人也占用了妇女大量的时间，而且这方面的需求还将增加。[45]从2013年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46]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有史以来首次超过5岁以下人口的数量。[47]随着年龄增长，患病人口也将增加。到2014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疾病负担将出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其中大多数是慢性病。[48]到2030年，英国估计将有600万老年人（占总人口的近9%）患有长期疾病。[49]而欧盟已经跨过了这一里程碑：10%的人口[50]（约5000万公民[51]）估计患有2种或2种以上的慢性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65岁及以上的老人。[52]在美国，80%的65岁以上老年人至少患有1种慢性病，50%至少有2种。[53]
所有这些照护需求（美国有4000万无偿劳动力，为生病和年老的亲属提供护理[54]）都会影响女性的工作能力。女性照护者从全职工作降到兼职工作的可能性是男性的近7倍。[55]在美国，年龄在55岁到67岁之间的女性在无偿照顾父母的情况下，平均减少了41%的有偿工作时间，[56]有10%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女性失去了工作津贴。[57]在英国，有18%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女性休过假或缺过勤，有近19%的女性不得不辞去工作，要么是为了专心照顾家人，要么是因为她们的照护责任成为首要任务，有20%的女性照护者从全职工作转成了兼职。而男性照护者中只有3%的情况是这样。[58]
如果政府希望增加女性参与有偿劳动的时间，从而挖掘GDP增长潜力，显然必须减少女性的无偿工作：麦肯锡公司的研究发现，英国女性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从5个小时减少到3个小时，她们的有偿劳动参与率就将增加10%。[5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引入适当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它可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甚至有助于缩小两性薪酬差距[60]——这本身就是对GDP的一种促进。妇女政策研究所发现，如果女性在2016年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报酬，美国经济将增加5126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于2016年GDP的2.8%，相当于“2015财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贫困家庭提供临时援助的约16倍”。[61]
比起引入带薪育儿假，更激动人心的政府干预措施是向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一词通常被理解为支撑现代社会运作的有形结构：公路、铁路、水管、电力供应。它往往不包括同样支持现代社会运作的公共服务，如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看护。
而女性预算组织认为这是不对的。[62]因为，就像有形的基础设施一样，该机构认为的社会基础设施“能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受照顾情况，而这将在长远的未来反哺经济和社会”。因此可以说，将照护服务排除在“基础设施”这一广泛概念之外，只是我们在构建经济结构时另一种毋庸置疑的男性偏见。
以早期幼儿教育和高质量的正规婴幼儿保育服务为例。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会减少整体教育支出，因为它降低了补习教育所需的投资水平。[63]它还可以改善儿童的认知发展、教育成就和健康状况，[64]对社会经济条件不佳的儿童来说尤其如此。[65]从长远来看，所有这些都会提高生产力。[66]
一份关于早期幼儿教育两项试点研究的报告发现，到40岁时，曾接受早期幼儿教育的美国儿童更有可能就业（76%比62%），而且年收入中位数更高（20 800美元比15 300美元）。[67]他们也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37%比28%）、一辆汽车（82%比60%），并拥有储蓄账户（76%比50%）。报告还发现，早期幼儿教育对降低犯罪率具有更广泛的间接影响，从而可降低执法成本。报告的结论是，投资于早期幼儿教育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大于商业补贴，到2080年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5%。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收益，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仍经常被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偿工作的数据缺口。南希·福尔布雷解释说，这种性别数据缺口导致“回报率”被“低估”。[68]事实上，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在英国，这将创造多达150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在建筑领域的同等投资将创造75万个就业岗位。在美国，将GDP的2%投资于护理行业“将创造近1300万个新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将GDP的2%投资于建筑业将创造750万个就业岗位”。[69]而且，由于（目前）护理行业是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行业，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中有许多将流向女性——请记住，增加女性就业会带动GDP增长。
女性预算组织发现，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将GDP的2%投资于公共护理服务，“为男性创造的就业机会与投资于建筑业的就业机会几乎一样多……但为女性创造的就业机会将高达后者的4倍”。[70]在美国，三分之二新创造的护理工作岗位将提供给女性，而在新创造的建筑行业岗位中，这一比例仅为三分之一。[71]这项投资将使女性就业率提高多达8个百分点，将性别就业差距缩小一半。[72]在英国，这一投资将使男女就业差距缩小四分之一（鉴于紧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打击最为沉重，这一修正不可小觑）。[73]
除了通过积极为女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外，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减少女性不得不从事的无偿劳动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有3到5岁子女的英国母亲，其就业率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低6%。2014年，有41%育有4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从事全职工作，而无子女女性和父亲的这个比例分别为82%和84%。[74]这种性别差异部分源于社会期望——母亲是主要照护者（不平等的产假和陪产假津贴等法律规定巩固了这种期望）。但也有性别收入差距方面的因素：对许多异性恋夫妇来说，女性减少工作时间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女性往往是收入较低的一方。
此外还有照顾孩子的费用。英国教育部最近的研究发现，54%不外出工作的母亲表示，“如果能获得方便、可靠、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她们愿意出去工作。[75]但总的来说，她们得不到。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英国的儿童保育费用已经超过了一般的通货膨胀率，[76]英国父母在育儿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净收入的33%，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是13%。[77]因此，英国各社会经济阶层对儿童保育服务的接受程度极不平等（特别是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也就不足为奇了。[78]这也对女性的有偿就业产生了连锁反应：29%的英国女性（在中低收入母亲中这一比例升至近50%）告诉麦肯锡公司，“生完孩子后重返工作岗位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么说的女性是持同样观点的男性的2倍。[79]
纽约州的情况类似，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纽约是美国育儿成本最高的一个州。[80]美国进步中心发现在纽约市长引入普遍学前教育之前，“在等待儿童保育援助的纽约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一失去了工作或无法工作”。在幼儿园面临资金大幅削减的洛杉矶，估计有6000名母亲将放弃大约150万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年损失的工资总额达2490万美元。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有持续的儿童保育服务，母亲保住工作的可能性会增加1倍。另一项研究发现，“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可以使母亲的就业率提高10%”。[81]1997年，魁北克省政府做了一个尝试，为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补贴。在出台补贴机制后，儿童保育费用下降了。到了2002年，育有至少一个1到5岁子女的母亲的有偿就业率增加了8%，她们的工作时间每年增长了231小时。[82]此后其他几项研究发现，提供公共托儿服务与女性有偿就业率提高“密切相关”。[83]
将儿童保育工作从一种主要是无偿的、女性化的、无形的劳动形式转移到正规的有偿工作场所，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育有5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从事全职工作的人数再增加30万，估计将增加15亿英镑的税收。[84]妇女预算组织估计，增加的税收收入（连同减少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将能抵销每年儿童保育89%至95%的投资。[85]
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基础是当前的工资水平——就像适当的带薪陪产假一样，公共资助的儿童保育也被证明可以缩小两性薪酬差距。在丹麦，从26周到6岁的所有儿童都有资格享受全日制托儿服务，2012年该国的两性工资差距约为7%，而且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缩小。而在美国（多数地区直到孩童5岁才提供公立托儿服务），2012年的两性薪酬差距几乎是这个数字的2倍，而且一直没有改进。[86]
我们往往认为，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个别妇女为了个人利益而照顾家人的个人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整个社会所依赖并从中受益的工作。当政府削减我们所有人用税收支付的公共服务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戛然而止。这些工作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了妇女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有偿劳动参与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因此，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被编织进我们所创建的系统中——它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个系统中剥离出来。我们需要的无非是主动开始收集数据，然后围绕现实、而不是基于男性偏好来设计我们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