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接触所带来的影响
人们有时认为，仅仅通过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或民族血统地将人们聚集到一起，就能够消灭刻板印象，并让人们对彼此怀有友善态度。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然而，在某处一定会存在一套方案，能够解释李（Lee）和汉弗莱（Humphrey）在分析1943年底特律暴乱时所做出的报告：
已经成为朋友的人不会彼此为敌。韦恩大学的学生——他们中既有白人又有黑人——在血色周一（Bloody Monday）当天平静地上课学习。在军工厂的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1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当不同人群相遇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会经历四个连续的阶段。首先是初步接触 （sheer contact），这很快导致了竞争 （competition），随之而来的是适应 （accommodation），以及最后的同化 （assimilation）。在现实中，这一系列进程是相对平静而频繁发生的。我能够举出许多移民群体的例子，他们最终都被其新家园所接纳。
但这一系列过程并不是普遍的规律。尽管许多个体犹太人最后都被同化了，并脱离了原本所属的群体，而且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也与外界发生着密切的交流，然而他们仍然在其长达三千年的有记载历史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按照目前的同化速率，有人估计，美国的黑人种族需要六千年时间才能被完全同化。2
这个进程也并非不可逆的。我们知道，在曾经存在适应的地方，往往会出现向竞争和冲突阶段倒退的情况。种族暴动就代表着这样一种倒退，针对犹太人群体周期性爆发的不满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1869年，德国废除了所有反犹太人的法律。接下来的60年里，犹太人似乎在经历一个适应的过程。然而，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反犹主义卷土重来。《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和大屠杀对犹太群体所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德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其他反犹主义运动。
这一和平进程是否能够成立，取决于群体之间所建立起的接触的性质 。一篇未发表的有关专题生活史的研究（以“我对少数群体的态度，以及和他们接触的经验”为题）指出，接触是一个常被提及的因素。根据研究对象的自述报告，在37种情况下，接触使他们减少了偏见，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自述报告也指出，在另外34种情况中接触使他们的偏见增加了。显然，接触所产生的效果取决于接触的类型，以及其中涉及的人的类型。
接触的种类
为了预测接触对态度的影响，在理想条件下我们应该分别研究下列变量各自独立作用与两两组合的结果。这项任务将是巨大的。时至今日，我们只完成了开始的一小部分工作——但所得出的结论已经足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3
接触的量化方面
a. 频率
b. 时长
c. 涉及人数
d. 多样性
接触的社会地位因素
a. 少数群体处于劣势地位
b. 少数群体处于平等地位
c. 少数群体处于优势地位
d. 不仅可能遇到的个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而且各个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时，某些群体可能拥有一个相对较高的地位（如犹太人），或相对较低的地位（如黑人）
接触的角色因素
a. 两者在产生接触的活动中是处于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b. 接触的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上下级关系；例如，主仆关系、雇佣关系、师生关系？
接触发生时的社会环境
a. 社会上盛行的风气是种族隔离，还是平等主义的？
b. 接触是否自愿？
c. 接触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d. 接触本身是被作为群体内关系的一部分，还是群体间关系的一部分被感知的？
e. 接触本身是“典型的”还是“例外的”？
f. 接触本身被认为是重要并亲密的，还是微不足道、速战速决的？
接触者的人格因素
a. 他的初始偏见程度是处于高、低还是中等水平？
b. 他的偏见是停留在表面的、顺应大流的，还是深深植根于其性格结构之中？
c. 他在生活中有基本的安全感，还是处于恐惧、怀疑的状态？
d. 他之前与该群体的相处经验如何？他当前持有的刻板印象有多强烈？
e. 他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如何？
f. 许多性格因素都可能影响接触所造成的效果。
接触发生的领域
a. 日常领域
b. 居住领域
c. 职业领域
d. 娱乐领域
e. 宗教领域
f. 民事或小范围自组织领域
g. 政治领域
h. 群组之间的亲善友好活动
即使是这个涉及接触问题的变量列表也不是详尽无遗的。然而，它确实表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科学知识并不是对所有变量都有效，但是我们将呈现目前可以得出的最可靠的概括。
日常接触
生活在南部各州和某些北方城市的人们可能认为自己很了解黑人，生活在纽约的人们也可能认为自己很了解犹太人——因为他们遇到过那么多黑人或犹太人。但是在隔离已经是常态的地方，接触往往是浅层次的，或者牢固地冻结在上下级关系中。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这种接触并不能消除偏见；似乎反而有可能使其增加。4 第14章指出的，偏见随着少数群体的人数密度而变化的事实支持了这一主张。接触越多，麻烦就越多。
我们能够通过检视日常接触中的感知来理解这一规律。假设在街上，或在商店里，一个人认出了某外群体的成员。他会联想起与该群体相关的谣言、传统、刻板印象，或道听途说。理论上，我们与外部群体成员所进行的每一例浅层次接触都会通过频率法则 （law of frequency）加强我们对其刻板印象的负面联想。另外，我们会对能够证实我们刻板印象的特质更为敏感。我们会在乘坐地铁的大量黑人中格外注意其中一两位行为不端的黑人，并以此对黑人群体进行抨击。至于更多表现良好的黑人，我们却选择视而不见。这仅仅是因为偏见遮蔽了我们的认知，并阐释了我们的观点（第10章）。因此，日常接触使我们对外群体的认识停留在一种自闭的水平上。5 我们没有与这些群体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反过来也是如此。
一个虚构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一过程。在日常接触中，也许是一次小型的商业交易中，一个爱尔兰人偶然遇见了一个犹太人。事实上，双方起初都没有任何敌意。但爱尔兰人却想：“啊，犹太人，他也许会骗我，我得小心点。”而犹太人也想道：“爱尔兰佬，他们不喜欢犹太人，他可能要侮辱我。”这些念头成了不祥的预兆，双方都可能会采取回避、不信任、冷淡的态度。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恐惧所支配——即使双方并不具备任何不相信对方的现实依据。当双方的接触结束时，他们都会比以往更确信自己对彼此的怀疑。这次日常接触使情况相较于之前更为糟糕。
熟人之间的接触
与日常的随意接触相反，大多数研究表明，熟人之间的接触能够减轻偏见。格雷（Gray）和汤姆森（Thompson）的研究能够直接证明这一点。6
这些研究人员运用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对佐治亚的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进行测量，并要求他们在测试所提及的群体中指出至少五名自己熟悉的个体。所有学生的评级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趋势，即他们对自己在其中拥有五个以上熟人的群体评分较高。而对自己缺少熟人的群体则给出了较低的评价。
近年来，跨文化教育运动蓬勃发展，其背后的假设是，对外群体的了解与熟悉会减轻人们对其的敌意。
它背后的逻辑可以在以下的寓言中得到阐明：
看到那边那个男人了吗？
看见了。
嗯，我讨厌他。
但你都不认识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他呀。
如今有很多种方法来传授关于人的知识。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学校的学术教育。关于“种族”的人类学事实是可以教授的，关于群体间差异的真相也一样（第6章），也可以教授不同种族群体会发展出不同习俗来满足相同人类需求的心理原因。
教学的效果能从一项样本为四百多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得到体现。其中只有31人能回忆起在学校里他们曾被教授过“关于种族的科学事实”。但就在这31人中，有71%处于400个样本的平均偏见程度之下，只有29%的偏见程度高于平均偏见程度。7
现代教育的支持者认为，跨文化教育不应局限于传授事实，而同时也应该为学生提供直接接触其他群体的机会。因此，跨文化教育界开发出了许多巧妙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社交旅行”。
哥伦布的一所高中就采用了这种手段，“目的是为了研究某一特定地区的情况，以此作为更现实的教育手段”。8 有一次，他们让27名男女学生去芝加哥参观了一周。他们住得很近。这个项目的目的并非在于改善这些年轻人看待外群体的态度，而是让他们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在游学活动出发前与归来后，学生们都需要给队伍里的每位成员（此前他们仅仅是一起上过课）在一份量表上打分。该量表采用七点记分制。
1. 与我最亲密——想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
2. 与我很亲密——愿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3. 与我亲密——与他交谈很愉快
4. 既不亲密也不疏远——愿意和他在同一个委员会里讨论问题
5. 与我有些疏远——只想和他做个点头之交
6. 与我很疏远——并不想和他同班上课
7. 与我最疏远——想离他远远的
研究结果表明，一起生活和旅行的经验在总体上大幅减少了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实际上，在27个参与者中，有20个成员被喜爱的程度都上升了。只有几个成员在游学结束后不如之前那么受欢迎了。少数族群个体的地位普遍有所上升，例如，莉莲（Lillian）不再只是个犹太教徒，她变成了一个有趣体贴的人。而有7个成员失去了以往良好的人缘这一事实也值得我们注意。这表明彼此相处所带来的并不仅限于“度过一段好时光”，深入的接触一旦揭示了一个人本性中的缺陷，就会降低他的地位。
史密斯（F. T. Smith）也对“社交旅行”进行了研究。9 46名教育学研究生接受了在哈勒姆度过两个连续的周末的邀请。他们会入住黑人家庭，认识杰出的黑人编辑、黑人医生、黑人作家、黑人艺术家、黑人社会工作者。在这次体验中，他们获知了许多关于哈勒姆的生活与在那里所遇到的人的信息。另外23名受到邀请的学生并未参与体验活动，而是充当对照组。两组被试在体验开始前后各做了一系列测量针对黑人态度的量表。 实验组的态度提升显著，而对照组则并未体现出什么明显变化。即使在一年后，46名参与者中只有8名未能表现出比参与实验活动前更正面的态度。这种增强了解的接触造成的效果是正面的，并且其积极影响似乎会持续很久。然而，我们注意到，该项实验存在一项重要的局限性：参与者所接触的黑人都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其地位相当于或高于参与者。
这项研究无法证明每一次对唐人街、哈勒姆或小意大利的造访都能减少偏见。许多人脑海中所存有的刻板印象，并非短期访问这种接触方式能够改变的。
跨文化教育还可能采取更生动的方式。例如心理剧（角色扮演）。我们让孩子们演出某个微型场景。比方说，要求一个孩子扮演一名第一天入学美国学校的，与他同龄的移民儿童。或者要求一位之前对黑人抱有成见的成年人扮演一名黑人音乐家，在已知酒店有两间空房的情况下，被前台拒绝入住。主动扮演另一个人的角色能够有效地使人与其共情。
现代跨文化教育中一大可喜的特征是，重视对教育成果的评估。这些教育方法是否确实减轻了偏见？是所有的教育项目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还是只有部分教育项目有成效呢？在第30章中，我们会检视更多相关的研究以得出一些结论。
在跨文化教育领域之外，也能够找到熟人之间的接触能够减轻偏见的证据。表7呈现了基于驻德美国军队职业署的数据所进行的一项典型研究的结果。
表7 美国士兵对德国平民的接触频率与观点10
报告3天内与德国平民有接触的士兵
对德国民众态度友好或持有相对友好态度的士兵百分比
与德国平民发生5小时或以上的私下接触
76
与德国平民发生2小时或以上的私下接触
72
与德国平民发生2小时以下的私下接触
57
没有私人来往
49
没有在德国驻扎过
36
的确，我们对这类研究中的因果 关系并不完全清楚。事实很有可能是，初始 偏见程度较低的士兵才会主动寻求与德国平民接触。但是，也有可能是熟人之间的接触才导致了之后的友好态度。
总结：证据的趋势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即了解和认识少数群体成员有助于形成宽容和友好的态度。虽然我们依然无法完美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增进的了解促成了友善关系，还是友善态度促使人们有兴趣了解更多的信息。但是两者间的确存在一些正相关，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还需要增加另外一点重要的限定条件。在第1章中，我们注意到偏见会反映在信念 和态度 两个方面。 对少数群体了解的加深，也很可能导致人们对其持有更真实的信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态度 也会成相应比例地改变。例如，一个人可能会知道黑人血液和白人血液在成分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不会因此学着喜欢上黑人。即使是那些对相关知识都有充分了解者，也会找到许多合理化自己偏见的方式。
因此，为了谨慎起见，让我们这样陈述我们的结论：接触能够带来了解与熟稔，并使人由此形成对少数群体更全面的信念。因此有助于减少偏见。
居住所引发的接触
在美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存在一种“社会跳棋游戏”。波士顿北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爱尔兰移民搬进来时，美国本地白人就搬走了；当犹太人搬进来时，爱尔兰人就搬走了；当意大利人搬进来时，犹太人就搬走了。在其他地区，这一顺序依次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德国人、俄国犹太人、黑人。在疆域宽阔、乡村人口稀疏、迁移方便的时候，这一现象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住宅区内接触的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住房普遍短缺，加之原本居住在南部各州的黑人大量迁徙到北方各城市，造成许多地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现实竞争。此外，公共住房项目的扩张（部分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之下）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在公共财政出资建设的居住区域里实施隔离是否合法。最高法院1948年的裁决激化了这一问题：“限制契约”——土地所有者禁止东方人、黑人、犹太人或其他少数群体进入他们的房屋的条款——不能得到美国法院的强制执行。
所有这些限制都尖锐地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混合居住（各少数群体杂居）相较于隔离居住（各少数群体分开）会增加还是减轻偏见。 无论是出于强制还是自愿形成的隔离居住，都会导致其他许多方面的隔离。这意味着孩子们就读的学校中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与自己相同的内群体。商店、医疗设施、教堂方面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隔离。社区活动也是以本民族为主的，无论在其范围还是目的方面都缺乏公共性。跨种族的友谊会难以形成，甚至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群体（通常是黑人）被迫居住在过度拥挤的贫民窟，疾病和犯罪的发生率就会陡增。黑人生来就是罪犯、滋生疾病，以及其他带有贬低意味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是他们被隔离至贫民窟的结果而非原因。这都是隔离居住 所导致的情形，而人们往往将这些都归罪于种族特质 。
隔离显著提高了群体的可识别度；它似乎使群体显得更大，更有威胁性了。哈勒姆已经是世界上黑人群体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聚居区了——但是即使如此，生活在哈勒姆的黑人数量也不及纽约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他们随机分布在整个城市，人们并不会感受到被处于扩张的、危险的“黑人群体所环绕”。
在隔离区域的边界处，可能会爆发严重的冲突。种族暴动最有可能发生在这一交界点（第4章）。尤其是当少数民族正在通过日益增长的人口扩张的时候。在芝加哥“黑人带”的南部边缘，随处可见的黑人导致了不少问题。克莱默（B. M. Kramer）发现白人的态度受黑人“入侵”现象是否切近所影响。11
这名研究人员划出了五个区域，1号区域是日益扩张的黑人社区与外界的接触点，5号区域则与该点距离较远（2~3英里）。表8显示了人们与黑人运动所在的区域距离越近，越易于表现出敌意。
表8 在5个区域内自发表达反黑人情绪的居民
1号区域
2号区域
3号区域
4号区域
5号区域
自发表达反黑人情绪的居民的百分比
64
43
27
14
4
总人数
118
115
121
123
142
（引自克莱默）
表9说明了“社会感知”中呈现出的有趣趋势。在1号区域中，居民与黑人的接触更多，但针对黑人身体肮脏、行为恶劣或传播疾病的抱怨并不多。在5号区域中，居民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使他们增强对黑人了解的接触，这种刻板印象却更为常见。
表9 居民所给出驱逐黑人的理由百分比
1号区域
2号区域
3号区域
4号区域
5号区域
黑人肮脏，有臭味，物理层面共事不愉快
5
15
16
24
25
不希望孩子和黑人有联系，恐惧与黑人的社交与通婚
22
14
14
13
10
另一方面，在1号区域浮现出了更多的现实问题。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会怎么样？他们之间产生爱情并通婚的概率势必增加。基于当今的社会观点，这种结合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和磨折（比较第261页所引用的案例。）在5号区域，这种问题不太常见，因为在该地区，白人儿童与黑人儿童之间并不会发生接触。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居住地接近所引发的接触会被主流群体视为威胁，但是抱怨的性质和视角会随着威胁的切近性（或距离）而发生变化。
除了隔离的居住模式，我们也在另一些地方发现了混合性的居住模式。有时候，由于公共居住项目的快速发展，我们发现在类似的环境中这两种模式都有所实行。这对社会学家们是个好消息。他们可以找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人口等因素都几乎相同的两个地方，其唯一的不同点只是一处是混合居住的，而另一处是隔离居住。显然，这样的条件很有利于实验研究。社会学家们至少就此实施了三项重要实验。12
第一项发现是，黑人租户和白人租户对待房产的态度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同一经济阶层，并通过了同等的选择标准而成为租户，享有相似的生活水平。他们在支付租金的习惯与可靠程度上是完全相同的。
在一项研究中，居住在隔离住宅区的白人和混合住宅区中的白人似乎必然对黑人持有相同的初始态度，但在被问及他们对与黑人住在同一幢大楼中持有何种态度时，两者显示出了显著的差异。 居住在全白人居民楼中的白人租客有75%表示“不喜欢这个想法”。而对于居住在综合住宅区中的白人而言，只有25%的人有相同感受。
实验呈现出的社会认知方面的差异尤为瞩目。表10展示了白人在面对以下问题时的反应：“他们（住宅区中的黑人）和居住在此的白人差不多？还是不同？”居住在全白人住宅区中的白人和居住在综合住宅区的白人，都就此问题进行了作答。
表1013 他们（住宅区中的黑人）和居住在此的白人差不多？还是不同？
在……中的回复比例
综合住宅区
隔离住宅区
一样
80
57
不同
14
22
不知道
6
20
那些与黑人有着更密切接触的人比起那些与黑人接触较少的人，感受到的差异也更少。
该研究还揭示了其他现象上的差异。在回答他们觉得黑人具有哪些缺陷时，居住在隔离住宅区中的白人们列举了一系列侵略性特征：惹是生非、粗暴、危险。而那些居住在与黑人接触更密切的住宅区中的白人则提到了完全不同的特质，如自卑，或对偏见的过分敏感。在与黑人有了实际接触之后，白人对其的认知呈现出从由恐惧驱动的排斥，到友善地关心他们心理健康的转变。14
呈现出来的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相较于住在隔离住宅区的白人，与处在同一经济水平的黑人共同居住在公共住宅项目里的白人整体而言更为友好、对黑人的恐惧更少，也更不带成见。
像所有广泛的概括一样，这一个要成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此，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非生活在一起这个事实本身。它所导致的沟通形式 才是最重要的。黑人与白人是否共同在邻里社区中积极活动才是最重要的。社区中是否存在家校联盟或是本地改善团体？社区中是否存在有效的领导，知道如何打破项目中可能存在的沉默和疑虑？我们不能够假设混合居住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偏见问题。我们最多只能说，它为友好接触和准确的社会认知创造了条件。
我们还必须考虑综合居住社区中黑人的人口密度。当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时，双方的沟通条件才是最优的呢？如果黑人家庭只占总家庭数量的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十，那他们极有可能会被忽视并在心理上感到被孤立。
以上三项研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机械地看待居住模式。重要的是这些居住模式所赋予的邻里接触的机会。也许在一个住宅单位或城市街区之中做“群体工作”可以实现最优的效果。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缺乏充分的证据。现阶段我们只能说，一个黑人占比不算太小的综合住宅区，似乎可以实现最好的居住效果。
有时候，人们会认为，黑人宁愿与其他黑人聚居在一起，并不想居住在综合住宅区。这一信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如阿伦森（S. Aronson）在一篇未发表的研究中所陈述的：
在一个完全由黑人居住的隔离住宅区中，研究人员询问该住宅区中的黑人：“如果隔壁公寓空出来了，你想和什么样的人做邻居呢？你会在乎他们是不是白人吗？”100%的黑人都表示他们不在乎对方是不是白人。但是对于完全由白人居住的隔离住宅项目中的白人们而言，则有78%表示不想和黑人做邻居。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黑人并不偏好种族聚居，而正是白人自己想要（或认为自己想要）居住在隔离住宅区中。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研究指出的，总体上说，四分之三的白人表示自己不想与黑人为邻。那么，当综合住宅区作为一项政策被提出时，我们必须预计到白人群体的反对。
然而研究表明，如果出于任何一种原因（可能是住房短缺，或低廉的租金），白人和黑人住到了一个社区里，这些白人看待黑人的态度都会变得更为友好。以下的案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东部一所女校的校长办公室某天早晨迎来了两位愤怒的来访者。她们是两名来自南部的学生，当她们发现自己与一个黑人被分配到同一间寝室中时，她们当即要求这名黑人学生搬出去。校长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规矩，学生每年被分配了寝室后，就不能做出更改。但这次我为你们破个例。你们两个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搬出去另找地方住。”但她们没有搬走，因为她们之前所受的教育让她们相信，该搬走的应该是黑人才对。一开始，女孩们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她们很快就发现，她们对黑人室友的敌意减轻了，最后她们成了好朋友。
这个故事似乎告诉宿舍管理方一个道理，不用把人们开始同住之前关于室友分配的抗议太放在心上。经验表明，这种不满很可能会迅速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和睦的邻里关系。
总而言之：隔离居住的种族互相接触会使紧张局势加剧，而混合住房政策通过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熟识，消除了有效沟通的障碍。一旦这些障碍得到消除，就能够减少错误的刻板印象，并将人们从自闭思维与恐惧造成的敌对之中解脱出来。人们往往能够从中收获友谊。同时，任何对亲密关系形成阻碍的因素都会被暴露出来。一项研究提到，在混合居住区中，人们更能准确感受到黑人群体中的防御敏感性。而生活在混合居住区中的青春期男孩和女孩也更有可能跨种族通婚。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这样的结合会涉及严重的问题。
但是，认识到种族关系之间真正的问题，就已经是一项重要的收获了。尽管我们目前难以完全解决这些真正的问题，但是消除自闭思维所导致的敌对以及无关的刻板印象，能够使这一问题得到更好、更快的解决。废除居住隔离制度将对实现这一目标大有裨益。
职业所带来的接触
大多数黑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群体的成员往往会从事社会底层职业。他们的薪水不高，地位低下。黑人通常是仆人，而不是主人；是门卫，而不是高管；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领导者。15
不断有证据显示，这种职业地位的差异也是会促成偏见的产生和维持的因素。因此，在针对一群退伍军人的调查中，麦肯齐（MacKenzie）发现，那些接触过的所有黑人都是干体力活的无技术劳工者，只有5%的人对黑人持有友好态度，而那些在军队之外遇到过技能熟练或从事专门职业的黑人，或在军队中与和他们技能水平相同的黑人一起工作的人，有64%的人都对黑人评价很高。16
同一个研究者发现，在从事军工工作的大学生中，也存在类似的惊人差异。那些虽然认识从事专业工作、作为白领雇员的黑人，但在日常工作中仅与从事比自己更低级工作的黑人共事的白人大学生，只有13%对黑人持有友好态度；而那些与从事相同或更高级别工作的黑人共事的人们，则有高达55%以上对黑人持有友好态度。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麦肯齐还发现，认识拥有专业技能的黑人（医生、律师、老师）的人群比起那些从未遇到过从事专业工作的黑人的人群，所持有的偏见要小得多。
近年来，为了消灭工业与商业中的歧视，政府成立了公平就业实务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s，以下简称FEPC）。这个罗斯福总统下令设立的联邦机构仅仅是个为战争目的而建的暂时性团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立法机关重新设立联邦执法委员会一直是在国会存有争议的民权措施之一。同时，一些州政府和城市也依法出台了公平就业实务委员会法案。
仅仅是颁布公平就业实务委员会法案并不能自动消灭歧视。相反，我们需要对雇主做很多“心理”层面的工作，以确认其企业和组织不会受到更为宽松的就业政策的影响。我们能够从中取得一个经验教训，即少数群体成员并非只能从事低端的职业，也有可以从事较高阶层职业的少数群体成员。这样的政策会防止下面这种指控：在工厂或办公室中工作的职员被迫接受与他们不喜欢的少数群体共事，而管理层却可以免于陷入此境地。“一位聪明的人事，”两名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写道，“总是会在管理层或自己所在部门雇佣一个黑人，作为实施非歧视计划的一部分。”17
我们已经看到，比起实际的接触，即将发生或被威胁要发生的居住接触通常会招致更多的反对意见。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职业所带来的接触。在管理层提出引入少数群体成员（尤其是黑人）时，这常会引来员工们的口头反对、威胁罢工和其他的抵制。如果以民主的方式表决，是否允许黑人在办公室做速记员，或在商店做营业员，或在一个工会或专业组织工作，支持率往往是很低的。负责招聘的人员会感到自己“无法背离民意”。
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不经事先讨论，直接引入新的少数群体成员，人们的不适感往往只会持续一小段时间。这个新政策很快就能被大家习以为常。一旦新人展现了其优点，就会得到宽容和尊重。18
针对海员的一项研究表明，起初人们对于黑人参加航运十分抵触，同理，在吸纳黑人加入国家海事联盟（National Maritime Union）时也存在激烈的抗议。在这个特殊案例中，强有力的领导通过支持教育活动、呼吁团结一致，贯彻了反歧视政策。既成的事实 在不久前终于得到了接纳。随着处于平等地位的白人海员与黑人海员之间不断增进接触，白人海员对待黑人海员的态度变得越发友好。19
我们不会对“民主”与“木已成舟”两种操作方式进行评判，而是依次对其所涉及的心理学知识做出解释。正如我们将在第20章中看到的，大多数人的偏见都具有双重性。人们的第一冲动是顺应偏见。为什么要徒增不必要的烦恼，投票决定是否允许黑人、犹太人或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成员与我们共事？但是，这种态度往往会引发自身的轻微羞耻感，尤其是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平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经历了短期的骚动之后，人们往往会接纳更高级别的举措——公平就业实务委员会、最高管理层、股东委员会等。人们通常欢迎“木已成舟”这种方式，尤其是当其与自身良知相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将在第29章对此重要原则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总而言之，在工作场合发生的，与和自己地位相同的黑人的接触倾向于减少偏见。认识一些比自己职业地位更高的黑人也有助于减少偏见。一旦最高层能够打破歧视，就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聘用黑人，而不会产生太多摩擦。同样，坚定的政策能够将一切抗议活动消灭在摇篮之中。由于缺少研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原则是否同样适用于黑人以外的少数群体，但是在不存在完全对立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定这样的逻辑是同样适用于其他少数群体的。
对共同目标的追求
虽然职业接触所带来的整体效果似乎是积极的，但是，这种类型的接触，与其他的接触一样，受到它本身所固有的限制。人们可能会把由于这些特殊情况而发生的接触当作理所当然的，因而无法将经验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例如，当人们在商店里与黑人营业员产生接触时，应当平等待人是被默认的。但在他们的心里，依旧存有对于黑人群体的负面偏见。20 简而言之，平等的接触可能会导致一种疏离的、高度固定化的态度，并不会对个人习惯与观点产生影响。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想达到有效改善偏见的目的，接触绝不能只停留在浅层次。只有让人们合作共事的那种接触才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这一原则在多民族运动队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目标在这里至关重要；而团队的种族构成无关紧要。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合作促成了团结。人们为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在工厂中，社区里，邻里之间，学校之中，共同参与和共同利益都比平等的接触更有效。
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处研究科为这一原理提供了一则生动的战时案例。21 虽然按照军队政策，白人士兵与黑人士兵并不会被安排在同一连队。但是随着战争日趋白热化，黑人的队伍和白人的队伍不得不经常被安排并肩作战，同食同宿。虽然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离，但是在这种同生死共存亡的境遇下，他们仍然产生了密切的接触。研究科在此项新安排实施之后，以白人士兵为对象，调查了两个问题，并得到了分歧巨大的答复。
问题1：一些陆军连队既包含了黑人士兵，也包含了白人士兵。如果你与对方穿着相同的连队服装，你有什么感想？
问题2：一般来说，你认为既包含了黑人士兵，也包含了白人士兵的连队如何？
表11 白人士兵对于在战斗中紧密接触的黑人士兵的态度
在军队中与黑人接触的程度
回答百分比
问题1
“会很不喜欢”
问题2
“好主意”
只与白人连队共同作战
62
18
与黑人分到了同一师，但不属于同一团
24
50
与黑人分到了同一团， 但不属于同一分队
20
66
与黑人士兵同处一个分队
7
64
表11显示，在战争环境下，与黑人士兵接触紧密的白人士兵相较于没有类似经验的白人士兵，对待黑人士兵的态度更为友好。
调查人员警告我们，这一结果可能只在战争这样的极端环境中成立。因为在这里共同努力是生死攸关的。尽管这一事例说明了共同参与能够减少偏见的原则，但是其他领域的活动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调查人员还警告说，此次跨种族连队的安排是出于自愿的，因此，白人士兵所接触的黑人士兵可能是一群急于展示自身战斗能力的士兵。我们并不知道其他黑人士兵群体是否能够得到白人士兵同等的尊重。
另一位作家就战争时期跨种族连队的凝聚力写道：
将一名白人与一名黑人置于同一战壕之中，他们会共同战斗直至死亡，分享食物和水；如果在战斗中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他一起走。当然，这个战壕必须足够大，能够容纳两个人。22
这段描写警示我们，即使拥有共同的利益，内部团结也可能存在其局限性。这无疑是一条真理。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跨种族群体之中的凝聚力也是有限的。
出于亲善的接触
在1943年发生的严重骚乱之后，美国的许多州和数十个城市都设立了反对偏见的官方组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团体由大量的社区市民组成，包括该地区的少数群体的代表。虽然有些组织已经开展了有效的工作，但仍有一些人给这些组织贴上贬损的标签，认为它们是“市长的无所作为委员会”。因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常常过分繁忙，也缺乏经验，除了对偏见进行谴责无法做出更有效的举措。
除了官方组织的团体外，还有数百个由公民组织的非官方机构和委员会。大多数人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推进，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无用功之后，许多团体都解散了。当一个组织不知所措时，它所带来的失望情绪会导致社区内部的冲突，使情况比之前更为糟糕。
在心理上，错误在于缺乏具体明确的目标。人们不清楚工作的重点，也就无法“改善社区关系”。没人能仅仅在抽象层面“改善社区关系”。缺乏目的性的善意接触是无济于事的。少数群体从虚伪的相互吹捧中一无所获。有一则故事，是关于一位善意的女士，她策划了一场跨种族的茶会。当客人造访时，她坚持让不同种族的客人穿插着入座。一位白人女士旁边固定安排一位有色人种女士。这场茶会是失败的。
不过，我们不应该对这样的努力太过苛刻。事实上，不同群体的人希望能够聚在一起，做出一些能够改善社区内部偏见的举措，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努力也需要健全的领导。作为第一步，杜波伊思（Rachel Du Bois）所描述的邻里共度佳节的方法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了。23 这种方式能够唤起在场所有人的童年回忆。现场所有的群体——亚美尼亚人、墨西哥人、犹太人、黑人、纽约当地白人——被邀请参与分享各自的秋日回忆、新鲜面包、童年趣闻、希望与悲伤。几乎任何一个话题都表明所有群体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价值观。随着彼此进一步熟识，社区关系也能够得到逐步的改善，共同的目标和为合作而做出的努力将强化并落实人们的善意。
人格差异
我们无法从本章所引用的研究中得出“接触能够减轻所有个体持有的偏见”这一结论。即使在双方追求共同的目标、进行平等的接触时也一样。原因在于，某种人格会抵触接触所带来的影响。马森（P. H . Mussen）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现实。24
这名调查人员以大约100名8至14岁的白人男孩为样本，他们与黑人孩子一一结对，共同居住、吃饭、玩耍了28天。在男孩们离开家、加入这次研究之前和第28天，研究人员都以间接的方式对孩子们的偏见程度进行了测试。例如，在12张男孩面部照片——8张黑人男孩、4张白人男孩中，选择出最愿意与之一起去看电影的男孩照片。研究人员也用其他方式测试了男孩们对不同黑人男孩与白人男孩的偏爱和排斥。研究并没有涉及对黑人-白人关系或个人感受的直接讨论。
在28天的密切接触结束后，研究人员重复了这些测试，并同时对每个男孩的性格——尤其是他所具有的总体侵略性，他对父母的看法与他所居住的环境进行了分析。
大约四分之一的男孩的偏见程度在与黑人伙伴一起生活28天后得到了显著改善。而也有大致相同比例的男孩，在这段经历之后偏见程度显著增加。
偏见程度减轻的男孩整体上具有以下特点：
他们的侵略性需求较少
他们对父母具有大体上积极的看法
他们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没有感知到敌意和威胁
他们不会担心表达侵略性会受到惩罚
他们总体上对营地和同伴们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偏见程度上升的男孩则具有以下特点：
他们对侵略性和优越感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
他们对父母的敌意较多
他们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感受到敌意和威胁
他们希望能够藐视权威，但害怕这会导致惩罚
他们相对而言对营地和同伴们不满意
因此，焦虑程度高、更具有侵略性的男孩无法在与黑人男孩平等接触之后，发展出宽容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生活似乎充满威胁，家庭关系也是一团乱麻。似乎是由于自身的障碍，这些孩子无法得益于与黑人平等的接触和了解。他们身上依旧存在着对替罪羊的需求。
结 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接触作为一种情境变量，无法完全克服偏见中的个人变量。如果个体内心压力过大、过分紧张，他就无法从外部情境获益。
同时，对于普通百姓所持有的正常范围内的偏见，我们能够稳妥地做出以下推论，并将其作为本章的主要结论。
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可能能够减少偏见（除非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个人的性格结构之中）。其带来的正面影响也能够通过制度支持（即法律、习俗、当地气氛）而得到维持，并能够促使两大群体的成员发现彼此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与共通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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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面这个对接触类型的分析来自R. M. WILLIAMS. JR,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Tensio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57 , 1947, 70和B. M. KRAMER, Residential Contact as a Determinant of Attitudes toward Negroes (unpublished),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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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 M. KRAMER. Op. cit. 图表引用自pp 61, 63。
12. M. DEUTSCH And M. E. COLLINS, Interracial Housing: A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a Social Experiment ,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51; MARIE JAHODA And PATRICIA S. WEST, Race relations in public hous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1951, 7, 132-139; D. M. WILNER, R. P. WALKLEY, S. W. COOK, Residential proxim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1952, 8, 45-69.
13. M. DEUTSCH And M. E. COLLINS. Op. cit, 82.
14. M. DEUTSCH And M. E. COLLINS. Op. cit, 81.
15. 关于黑人职业分布的信息见G. MYRDAL, The American Dilemma , New York: Harper, 1944, Vol. l,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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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 N. BROPHY. The luxury of anti-negro prejudi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1946, 9, 456-466.
20. Cf. G. SAENGER AND EMILY GILBERT, Customer reac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gro sales personn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inion and attitude Research , 1950, 4. 57-76.
21. S. A. STOUFFER et al. Op. cit., Vol. I, Chapter 10. 表11摘自p594。
22. H. A. SINGER. The veteran and race rela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 1948, 21, 397-408.
23. RACHEL D. DUBOIS. Neighbors in Action . New York: Harper, 1950.
24. P. H. MUSSEN. So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factors related to changes in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Negro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0, 45, 42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