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替罪羊的选择
他们将每一次国家的灾难、人民的不幸都归咎于基督徒。如果台伯河涌向了城墙，如果尼罗河没能灌溉入田野，如果天色不再变化或大地开始震动，如果发生了一场饥荒，如果暴发一次瘟疫，他们将立刻哭喊道：“应该将基督徒送入狮口！”
——德尔图良（Tertullian），3世纪
严格来说，“少数”一词仅指代那些相较于另外某个群体规模较小的群体。照此定义，白人也可以是少数群体，美国的卫理公会和佛蒙特的民主党也是如此。但这一术语还带有心理层面的意蕴。这意味着主流群体对一些种族特征显著的小群体持有刻板印象，并伴有歧视性的行为。结果是这个小群体的成员变得越来越怨恨，这常常加深他们群体的分离倾向。
为什么一些统计层面上的少数群体会成为心理层面上的少数群体，是本章所要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很难以解答，但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图表展示这一问题。
统计学上的少数群体
仅仅是数量层面的少数群体
心理层面上的少数群体
出于某些目的而被划定为“少数群体”，但从未成为偏见的对象
遭受轻微的贬斥和歧视
替罪羊
学童、注册护士和长老会成员在数量上都是少数群体，却不是遭受偏见的对象。心理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包括许多移民、地区性群体、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有色人种以及特定宗教的信徒。
从图表中我们看到，一些心理层面的少数群体只遭受了温和的贬斥；而另一些群体则受到了强烈的敌意，我们称后者为“替罪羊”。这适用于任何心理层面上的少数群体，无论其遭受的是轻度的歧视，还是全面的迫害。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使用“替罪羊”一词来涵盖这两类受害者。
读者们会注意到，这一术语暗含着一个特定的偏见理论，即挫折理论。我们在第13章曾做过扼要的简述，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还将针对这一理论进行详尽的讨论。 这意味着一些外群体无辜地承受了由内群体的挫折所引起的迁怒。这个理论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现实，然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唯独是某些群体成了偏见的受害者，为什么迁怒并没有发生在其他的群体身上。
替罪羊的含义
替罪羊（scapegoat）这个词起源于希伯来人著名的宗教仪式，在《利未记》（Leviticus 16: 20-22）中有所记载。在赎罪日当天，人们会抽签选择一只活山羊。穿着亚麻服饰的大祭司将双手按在山羊的头上，对着它忏悔以色列人的罪孽。于是以色列人的罪孽被象征性地转移到了这头山羊身上，接着人们将山羊带到野外放掉。人们感到自己的罪由此被净化了，暂时变得纯洁无瑕。
这里涉及的思维方式并不罕见。从最早的时候起，这种观念就一直存在：罪恶和不幸可以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万物有灵论思维会将精神和物质世界混为一谈。如果一堆木头可以从一个人的背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背上，为什么不能转移一堆悲伤或内疚呢？
如今，我们可能会将这一心理过程标记为投射（projection）。我能够在他人身上看到主要存在于自己之中的恐惧、愤怒和欲望。要为我们的不幸负责的并非我们自己，而是他人。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也有许多类似于“代人受过的人”（whipping-boy）、“迁怒于狗”（taking it out on the dog）、“替罪羊”（scapegoat）这样的表达。
正如我们将在第21章至第24章中读到的那样，替罪羊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是复杂的。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在替罪羊的选择中涉及的社会文化因素。单一的心理学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群体比起其他群体更易于成为替罪羊。
在独立的六个年份中——1905年、1906年、1907年、1910年、1913年、1914年——美国各接收了超过100万移民。这导致了大量的少数群体问题，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大部分问题都自然消解了。大部分移民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并渴望成为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融入美国这个大熔炉。到了第二代移民的时候，同化过程已经部分生效，尽管没有完全完成。如今，美国约有2600万第二代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庞大的群体仍然承受着一定的（逐渐减少的）不便。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在家里使用另一种语言而不能熟练地讲英语。他们为自己的父母是外国人而感到羞愧。这种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卑感正在加剧。通常，他们缺乏对父母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所应具有的自豪感。社会学家得到的证据表明，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和其他社会失范的比例相对较高。
然而，大多数从欧洲移民而来的心理层面的少数群体，在美国灵活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中都过得还算顺利愉快。他们偶尔会被当作替罪羊，但这一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在保守的缅因州社区中，当地人可能对居住于此的意大利人或法裔加拿大人有些排斥——但这种歧视是相对温和的，能够证实存在实际暴力行为的情况很少。另一方面，他们与其他少数群体（犹太人、黑人、东方人、墨西哥人）的对立更为显著。主流群体的人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将你们接纳为我们的一员”。
正如我们无法清楚判断出一个群体在何时被当作了替罪羊，而何时没有，我们也无法找出一个明确的法则来概括替罪羊的选择。问题的本质似乎在于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原因被挑选。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人们针对黑人和犹太人的指控有哪些差异（第12章），并且就这两种替罪羊各自承担了一种不同罪恶的理论进行了讨论。
即使有些群体似乎背负了更多的责难，但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全责替罪羊”。也许如今黑人与犹太人被指责犯有最多种多样的罪恶。但我们注意到，这两者都是由两性（及其子女）组成的包容性社会群体，传递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它们或多或少是永久的、明确的和稳定的。相比之下，人们会发现许多特定的替罪羊，他们被指责犯有更加具体的罪行。美国医学协会或软煤矿工联盟可能会被社会的某些部分憎恨，被指责为健康政策、劳工政策、高价格或某些他们可能承担或不承担部分责任的特殊不便负责。（替罪羊自身无须是清白无瑕的，但他们往往会招致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批评、敌意、成见。）
宗教、民族或种族群体是最接近全责替罪羊的群体。它们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可以作为一个群体被给予明确的地位和刻板印象。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分类具有任意性——许多人会简单粗暴地被一种社会法令包括或排除。某个特定的黑人身上的白人血统可能比有色人种血统多——然而种族是一个“社会假定”，所以他被随意地包括在“黑人”范畴里。有时，这个过程是反过来的。纳粹统治时期的维也纳市长希望给一位杰出的犹太人一些特权。针对那些因为他的受益人来自一个犹太家庭而反对这个决定的意见，他回应道：“他是不是犹太人由我决定。”纳粹需要把某些受优待的犹太人变成“名誉雅利安人”这个事实，表明了使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保持铁板一块的重要性。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邪恶就可以被视为来自一个具有异类价值观的完整的、个性化的群体，拥有代代相传的永久威胁性特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比对职业、年龄或性别群体的偏见更普遍。明确和永久的类别是吸引明确和永久的仇恨所必需的。
历史方法
这些不同的泛化仍然没有涉及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一个特定的民族、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群体遭受的歧视和迫害比其已知的特征或应得的名声所能合理解释的还要多？
历史方法主要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些年间各类替罪羊的命运沉浮，以及为什么他们受到的敌意会周期性减少或加剧。今天的反黑人偏见就与奴隶制时期的有所不同；反犹太主义是所有偏见中最顽固的一种，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并根据不同情境而有所变化（具体的情境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了）。
今天，反天主教的倾向在美国仍然存在，但其形势没有六十年前那么严重。当时一个激进的反天主教组织——所谓的美国保护协会——蓬勃发展。1 该协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消亡，与此同时——原因尚不清楚——反天主教的情绪似乎也消退了。即使是后来欧洲天主教徒的大规模移民潮也没有使19世纪的迫害回潮。然而，就在最近几年，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对罗马教会政治影响力上升的担忧似乎再次增加。偏见的浪潮可能会再次泛滥。只有深入的历史分析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些波动。
在美国保护协会的全盛时期，社会科学家对探索其兴起背后的现象鲜有兴趣。如今，针对类似的煽动性社会运动的研究则全面细致。2 但是，一位在当时对美国保护协会发出抗议声音的公民则被遗忘了。他提出了超越其时代的分析和警告，并在最后提及了反犹太主义。根据他的分析，他认为到了1895年，犹太人会成为比天主教徒更大的归咎对象。半个世纪以来，针对这两个群体的偏见强度已经发生了扭转。
在未来，爱好和平、遵纪守法、勤劳上进并且有爱国心的群体可能会成为斤斤计较、冥顽不化、狂热主义的群体的眼中钉。如果出于保护个人利益与权利的缘故而纵容美国保护协会（APA）主义，不久以后，这一群体将会把矛头直指任何不服从其领导或管理的阶层或个体。谁知道呢，在迫害了天主教徒和外国人之后，他们接下来或许会把矛头指向犹太人。
“一名美国人”3
由于替罪羊的选择问题是一个主要使用历史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像历史学家一样工作，将视线聚焦于具体案例。以下分析仅涉及我们选择的三类受害者：犹太人、共产党人和“临时”替罪羊。每一个案例都并非完整，且十分复杂，很容易在解释或强调中出错。
作为替罪羊的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的陷落（fall of Judea）。即使犹太人流散到各处，他们依旧严格遵守着他们相对死板严苛的传统。关于饮食方面的教法让犹太人无法与外邦人一起吃饭，与外邦人通婚也是禁止的。甚至犹太先知耶利米（Jeremiah）也认为这些规矩是“繁文缛节”。无论犹太人身处何方，其正统教义所设定的规则总给他们带来麻烦。
在希腊和罗马——犹太人众多新家园中的两个——人们欢迎新的想法。于是，犹太人作为有趣的陌生人而得到接纳。但是他们进入的世界性文化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以接受他人的饮食、游戏和娱乐方式作为回应。耶和华（Jehovah）可以轻易成为被多神论者崇拜的众神之一，为什么犹太人却不能接受多神论？犹太教在其神学、种族习俗和宗教仪式上似乎过于绝对化了。
在所有犹太风俗中，引发观者最大恐慌的可能是割礼。人们无法理解其中的象征主义成分（精神的切割）。相反，割礼仪式似乎是一种野蛮残暴的行为，对男性身份的威胁。在几个世纪以来，这一仪式在非犹太人心中造成了多少无意识的恐惧与性方面的阴影，现在很难判断。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阉割威胁”的暗示在指向犹太人的憎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古罗马，基督徒比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更深重。本章开头引用的段落，是德尔图良为作为替罪羊的基督徒所写下的简短记录。在4世纪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治下成为罗马的官方主导宗教之前，犹太人得到的待遇可能相对基督徒而言都要更好一些。但在此之后，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安息日（Sabbaths）并不一致，犹太人成为一个区别于基督徒的、高度可识别的群体。4
由于早期的基督徒自己就是犹太人，所以要等到基督教时代开始后两三个世纪，人们才开始忘记这一点。只有到了那时，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才开始被谴责为要对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负责。在后来的十几个世纪里，人们世世代代都将他们是“基督杀手”作为将犹太人视为替罪羊的充分理由。在4世纪圣约翰·屈梭多模（St. John Chrysostom）布道时，他将对犹太人的仇恨传播了开来，犹太人不仅作为“基督杀手”而受到谴责，还背上了所有其他你可能想到的罪行。
反犹太主义的一些依据是直接从基督教神学之中推理得出的。由于圣经明确指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在他们承认他们的弥赛亚（Messiah）之前，他们将一直被侵扰。上帝会惩罚他们，直至他们承认弥赛亚。因此，基督徒迫害犹太人，是奉了上帝的旨意。的确没有任何现代神学家将其解释为，任何基督徒个体都有理由不公正并毫无慈悲之心地对待任何犹太人个体。然而事实仍然是，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行事，而且看上去他是想要使他所拣选的人——冥顽不化的犹太人——如同认同《旧约》一样地认同《新约》。虽然现代反犹太主义者当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惩罚犹太人，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上帝的长期计划。
在这一点上，神学上的解释会引发更微妙的心理分析。由于希伯来人不接受弥赛亚，因此也不受《新约》中特别严苛的道德法则约束。（事实上，希伯来人自己也有另一套同样严苛的道德规范，但是这与此无关。）该论点在于，基督徒有着一个隐秘的欲望，即摆脱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强加于自身的道德规范。根据精神分析的思路，这种不敬神的冲动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冲突和自我仇恨。因此，从象征层面而言，有着这般欲望的基督徒本人也是“基督杀手”。然而这个念头是如此让他们痛苦，以至于类似的想法必须被压制。看哪，犹太人公开否定《新约》的教导。所以我们痛恨犹太人（因为我们也痛恨自己身上相同的想法）。基督徒自身的愧疚被迁移到了犹太人身上，就如同古希伯来人将罪孽转移到山羊身上。
弗洛伊德将这一逻辑扩展至大多数男性都压制自己“杀死父亲”的欲望。人们难以忍耐父母权威的限制——同时也可能涉及一些性层面上的对抗。无论如何，弗洛伊德认为，谋杀长辈的强烈动机始终存在，这也导致了刺杀上帝——所有人共同的父亲——的欲望。如今，如果犹太人是基督杀手，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也是上帝的杀手。我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冲动，但是能够将其转移给犹太人，并憎恨他们。5
我们有必要强调反犹太主义中所存在的这些宗教因素，因为犹太人首先是一个宗教团体。也许今天的许多（或大多数）犹太人都会反对这一点，认为犹太人并不都具备宗教信仰。6 正统的犹太教已经衰微，然而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并没有因此减少。此外，如今的反犹太主义中，犹太人被赋予了道德上、经济上、社会上的罪孽；但宗教层面上的差异很少被提及。即使如此，宗教问题所遗留的痕迹依旧存在，如醒目的犹太教节日；在犹太人住宅区矗立着雄伟的犹太会堂。
不过，如今，很多人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具体的宗教争端漠不关心。更多的人能够超越这些纷争，在心中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合二为一。但是，对这一问题更广泛的解释认为，我们每个人仍然受到犹太文化中历史精神的影响。信仰天主教的学者雅克·马蒂恩（Jacques Maritain）这样写道：
以色列位于世界的心脏。刺激它、激怒它、搅动它。就像一个异质之物，一团点燃群众的火焰，带给世界以混乱……它教会世界背弃对上帝的信仰，使人们贪婪不安，它促进了一系列历史上的运动。7
一位犹太学者继续就这一论题提出：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规模并不比非洲一些人们闻所未闻的部落更大。然而，犹太人的精神不断发酵。他们坚持一神论，坚守自己的伦理观，重视自身的道德责任。他们尊重知识，与家人紧密联结。他们崇尚理想，锲而不舍，道德感强烈。他们对上帝、伦理、高道德准则的注重由来已久。因此——尽管自身并非完美——他们始终是世界上良知的楷模。8
一方面，人们欣赏并尊重这些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标准提出抗议并反抗它们。反犹太主义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被自己的良知所激怒。犹太人象征着他们的超我，没有人会喜欢被超我逼迫的感觉。犹太教所坚守的道德准则是即时的、毫无妥协余地的。无法坚持自律与慈善行为的人可能会排斥这种高标准的道德理想，并继而排斥整个犹太民族。
假定所有这些宗教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可能都早已不复之前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这些因素依然是之后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的根基。犹太人自身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间接导致了其长期以来受到多个国家的驱逐。犹太人只能够从事短工或边缘性的职业。当十字军东征需要资金时，他们不能向基督徒借钱（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不允许高利贷）。于是，犹太人成为放债人。犹太人这样的做法不仅招揽了生意，也引来了人们的蔑视。他们不仅无法拥有土地，还被手工业所驱逐。犹太家庭被迫从商，并只能够从事放债、贸易和其他不受尊重的职业。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持续至今。职业传统随着欧洲犹太人的移民而传播到了新的土地上。同样的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犹太人只能够从事他们一贯操持的职业。他们不得不在这些边缘性的职业活动中成长为冒险的、精明的、善于管理企业的商人。在第7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因素是如何导致大量的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纽约的犹太人进入零售业、娱乐业或成为专业人士的。国家经济的分配不均使得犹太人群体格外显眼；也加深了人们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工作狂、大富翁，在不稳定的行业中从事灰色交易。
这使我们回想起“城市憎恶”的理论（第231——232页）。如果国家日益发展的城市化意味着不安全感，并伴随着某些价值观的丧失与日益严重的焦虑；如果犹太人在人们心目中就是城市的象征，那么城市化所导致的生活恶化就将被归咎于犹太人。
让我们再次回顾历史事件的进程，这次我们找到了另一个重要关联。犹太人缺少一片家园，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政治身体上的寄生虫。他们会具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特定属性（民族联结与国家传统），但事实上，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土地的国家。否定“双重忠诚”的人指责他们不爱国、没有对生长土地所应有的荣誉感。由于许多犹太人在其他国家都有血亲，他们对所有国家中犹太人的命运都深感关切，也正因如此，人们指责他们“国际主义”——意为犹太人没有那么爱国、忠诚。我们没有任何能够证明犹太人不忠的证据，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其“无家可归”的历史事实。只有在近几年，情况才有所改观——但由于反犹太主义的最终走向并不明朗，所以我们无法给出定论。在犹太人的新家园——以色列，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日益高涨，这对于犹太人无疑是个不祥的预兆。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犹太文化中长期的、标志性的对知识的尊重与学习的热情。分类差异能够通过比较高等教育机构中犹太学生所占的比例与非犹太学生所占比例来衡量这一特质（第133页）。在没有偏见参与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犹太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为什么对学习的尊崇反而使犹太人成了替罪羊？这里存在一种“深度的”解释。犹太知识分子将愚昧和懒惰视作心灵缺陷。在这里，犹太人再次象征了我们的良知，并刺疼着我们。在大量学习内容面前，我们为自身的智力而感到自卑。当普通的（或优秀的）犹太人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我们心中会涌出一丝嫉妒。我们通过枚举他们的缺点和罪孽使自己平静。所以，反犹太主义可能部分源于对“酸葡萄心理”的合理化。
在调查如此混乱的历史心理因素时，人们自然会质疑是否存在一个主题能够总结这些因素。“保守价值体系的边缘”的概念（第132页）似乎是最接近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必须理解，这个表达不仅涵盖宗教、职业、国家，同时也包含偏离了普遍的保守价值观：刺痛良知、求知欲望、精神发酵。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犹太人是远离主流 的（略高于、稍低于、略微偏离），并在方方面面骚扰了非犹太人的生活。保守派所感知到的“边缘”即是威胁。事实上，差异是细微的，但是这些轻微的差别使人们不安。我们在此可以再次引用“对细小差异的自恋”这个概念。
从历史角度看，这个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是远远不完整的。这些分析只表明了现象，却没有出自历史的观点。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群体成了敌对的对象，而不是另一个群体。犹太人从古至今就被当作替罪羊，只有通过历史分析，并辅以心理学的见解，才能够还原这个故事。
对于反犹太主义存在许多解释。在缺乏对证据的仔细考量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着重于几个特点。作为这些“解释”中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看英国人类学家丁沃尔（E. J. Dingwall）的以下陈述:
我们发现犹太人所感受的敌意，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是来自他们自身的信仰和行动的。无家可归的人在哪里都是少数群体。通过宗教或传统习俗凝聚在一起的犹太人显示出显著的排他性，并拒绝一切同化……他们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却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其他人是劣等于自己的。因此，犹太人将一种持久、温和的刺激渗入社会结构之中。即使基督教源于犹太人，两者却是独立的。人们不断被提醒，基督杀手至今死不悔改。胸无大志的穷人的确处境悲惨，但犹太人在自私自利、陌生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努力向上爬时，他们也变得越来越躁动，也越发好斗……在敌对与厌恶的困境中，犹太人变得大胆、雄心勃勃。他们追求女性时往往是公开的、无所束缚的，所以时常收获成功。这激起了那些敏感怯懦的追求者们的嫉妒与愤怒。9
上述分析中的一些特点值得注意。总体而言，这项分析采用了“刺激对象”（stimulus object）的方法，着重于犹太人有哪些特性和做法激怒了他人。分析中的有些言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其他的言论却是虚构的、富有歧义的。 “他们”一词毫不严谨地指代了整个犹太人群体（而不是其中的个别成员），作者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将他人视为不如自身的，或“变得大胆、雄心勃勃”。但是作者并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证明他们“追求女性”时比其他种族的男性更为“公开、无所束缚”。模糊性、暗示性和虚构性使上述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分析不足为信，这也是很多其他分析站不住脚的原因。
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除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严谨度量事实依据，将犹太人群体的特质与精神动力过程都纳入分析之中，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作为替罪羊的共产党人
我们所选择的这一项分析是为了与上一项分析对照说明。与反犹太主义的情况不同，将共产党人作为替罪羊的历史并不悠久。共产党人并没有犹太群体那么高的识别度；他们更难被识别或定义。然而，共产党人在现实中的冲突基础（第14章）更为明显。
犹太人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也被称为“犹太人阴谋”，但我们绝不能将两者混淆。这种类并会在其他章节中解释（第2章、第10章、第26章）。它反映了偏见的普遍性和对厌恶对象感情层面的同化。
直至俄国革命之后，红色政党（共产主义者）才作为替罪羊在美国出现。因为在这之前，并没有符号或可识别的威胁存在。当然，过去所有类型的激进分子都曾被当作替罪羊；但是在1920年左右的美国，这个新的焦点已经逐步形成，并从此成为舆论的中心。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历史上曾出现三波迫害的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这三段集中的迫害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共同特征：（1）在上述时期，劳工都处于对工业至关重要的地位——有两段迫害是处于战争导致的繁荣与充分的就业的时期，另一段则处于新政大大优惠劳工的时期，即使当时在经济萧条期间，劳工的势力也异常强硬。（2）这三段时期也恰逢经济与政治局势不明朗的社会动荡期。不稳定和恐慌的氛围笼罩了全社会。拥有资产的人尤为焦虑，他们的不安蔓延至了整个社会结构。在两段时期中，都有着大批对战争不满的退伍军人。而另一段时期，饱受不稳定因素困扰的失业人员形成了规模客观的群体。 （3）自由主义运动活跃于这些时期。工会势力日益增长，小型政党蓬勃发展，左派组织的言论也毫无保留。
“红色”标志是一种主要效能标志（第11章）。而“红色”作为俄国国旗的颜色，很容易让人想到“俄国人”，进一步使“红色”的定义囊括了所有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一致的人。任何持有激进的，甚至只是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公民都会被挟持其中。与此相矛盾的是，“红色”甚至涵盖了那些与俄国共产主义立场完全相反的自由主义者。
当局调查某起“策反”活动的事例能够鲜明地诠释这一点。审讯者这样询问一名有嫌疑的自由主义人士：
“你是共产党人吗？”
“不，”嫌疑人回答说，“我是反共产主义者。”
“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一点，”审讯者仿佛获得了胜利一般，“我们不在乎你属于哪一派别。”
即使我们无法清楚分辨谁或者什么是红色的（共产主义的），但是现实冲突依旧是敌意的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产生这种敌意的缘由，俄国根本无法在军事上对美国造成威胁，国内的“共产主义”也是如此，情况完全被混淆了。在第199页，我们列出了与新近国内的替罪羊相重合的外号。这些名词数量巨大，易于混淆［“摇摆者”（wobblies）、“某裔美国人”（hyphenated-Americans）、“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但是随着情况逐渐明朗，冲突变得更为尖锐。随着俄国的崛起，美国这个国家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实际冲突成了焦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红色”与“共产主义”这两项标志被显著地视为替罪羊的象征。美国共产党（虽然规模不大）与俄国“党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所达成的一致成了关注的重点。即使边缘定义模糊［“前台组织”，国务院、自由派、进步党、美国政府首席信息官（CIO）、美国政治教育委员会（PAC）等类似的机构中的温和派］，但现实冲突的核心是基础而又尖锐的。
美国共产党被控诉——且书面证据也似乎能够证明控诉的正当性：（1）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2）支持将生产和分配国有化；（3）无产阶级政府专政，摧毁公民自由；（4）提出通过征收与俄国式的“清洗”消除富裕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另一些不具说服力的指控包括（5）激进的无神论（6）不道德的性行为。（有一幕有趣的现实，即流传甚广的关于“俄国女性国有化”的传言，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消失。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现实冲突的不断增加，人们不再需要含沙射影或虚构的传闻。）
当冲突完全是现实的时，我们既不会称之为偏见，也不再需要寻找替罪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本身是虚构的。它被情绪所助长，被武断的判断所扭曲，受刻板印象影响而越发加剧。虽然这一形势愈演愈烈，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混乱状况和1920年无甚差异。当时，支持压迫性的“勒斯克法案”（Lusk Laws）者是这样陈述其立场的：
激进运动与通过和平努力换取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不同……这场运动……从这里开始……这场运动由德国普鲁士贵族阶级所赞助，作为其工业与军事征服计划的一部分……几乎威胁到了我们所珍爱的一切传统……法案反对繁荣的节俭阶级，这是共产党人尤为痛恨的阶级……它反对教会和家庭……攻击婚姻制度……以及美国的所有制度。10
除了提及普鲁士贵族阶级，这份倡议书听起来和现代人写的没什么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倡议书将共产主义与普鲁士不合理性地混合在一起（这两者在当时都为人深恶痛绝）；并使用了许多符号，“激进运动”。倡议书并非针对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只是被提及而已，它所针对的是所有激进分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勒斯克认为必须避免站在“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对立面。
事实是，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者的价值观都遭到了所有美国人的反对。与此恰恰相反，大多数人都盼望着“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一些俄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抱有热情。然而，他们的热情很快就退却了。因为公民自由在人民民主运动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与一些劳工领袖的三分钟热情使他们自身成了“害群之马”。甚至连大学教授所写的客观说明文都可能被贴上亲苏联派的标签（因为他没有在文章中对苏联提出明确反对）。一旦有人发表了赞同共产主义的观点，就很有可能被称为“共产党人”。
因此，作为替罪羊的共产党人有着一项醒目的特征，即如冷却的油脂一般迅速凝结。几乎任何被厌恶的人，或在任何问题上被怀疑持有异见的人都能够被指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拥护自由、站在劳工立场、对于共产主义与其政策态度宽容，甚至客观的人。在反智主义盛行的时期，无论大学教授如何克制自己的情感，都洗脱不了自己的嫌疑。在15世纪的猎巫运动中，教宗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VIII）公开谴责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是“最为不知廉耻的忤逆”，因为他们认为巫术并不存在。11 在20世纪中期，任何呼吁批判地、辨别地看待共产主义及其所引起的恐慌的人，也会同样遭受来自高级别机构（参议院委员会，州立法机构，大学院校董事会）的谴责。
因此，选择共产党人作为替罪羊必须被解释为一种双重现象，它首先涉及了现实的价值观冲突——而这种冲突本身并不应被归类为偏见。但是，这种冲突导致了自闭思维、刻板印象和情感蔓延——主要是恐惧。技术革命、不断累积的债务、社会灾难、战争威胁、原子弹、失范使所有人忧心忡忡，大部分人都稳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包括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以及那些在教会或其他机构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人。一位作家这样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情形。这段记叙也同样适用于这之后的二十年。
如今（1935年）的“追捕共产党人”与1920年的危机相同，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不容异议，人们恐惧变化……他们的运动使人们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产生怀疑，并力图阻止任何对现状的改变……它为所有光喊口号不谈问题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了一把简单的武器……在这个国家，共产主义所引起的恐慌得到了保守媒体和保守商业领导的充分鼓励。他们想要为所有社会、政治、经济变化都贴上一个简易的标签……创造一个替罪羊是绝对必要的……共产党人作为替罪羊总是有用武之地的。12
起初，可能是“反动派”率先将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视作替罪羊，但是随后，所有经济阶层都加入了这场运动。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所读到或听闻的关于反共产主义的宣传信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了解并反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还有部分原因是对确定性与安全感的需求。偏见对于所有社会阶层都具有功能价值。那些恐惧自身宗教价值观受到威胁的人，那些担心战争发生而如今在共产党人身上识别出威胁的人，那些生活不如意而如今能够迁怒于国内外共产党人的人，都能够从替罪羊身上满足自己的需求。
最后，共产党人之所以成了替罪羊是由于这样的安排存在特定的剥削优势。不怀好意的人刻意煽动针对共产党的愤怒和恐惧，使人们出于对安全与保护的需求（第26章）而围绕在其左右。希特勒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人心（反犹演说），密西西比州的比尔博（Bilbo，呼吁反对黑人），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歇斯底里地反对共产党）也是如此。
特殊场合的临时替罪羊
替罪羊的历史可能有几个世纪那么长，比如犹太人；也可能相对而言更为年轻，例如共产主义；又或者有些替罪羊只是稍纵即逝的，很少被记载在册。
在每日的报纸新闻中，我们能够发现“临时”替罪羊的踪迹。一场越狱，一个从州立医院逃脱的杀人狂，一次市政府贪污的曝光，一次吹嘘。出离愤怒的社论和被激怒的公众来信纷至沓来。有时，这些声音给出了他们各自所指认的替罪羊。群众的愤怒需要一个个体作为替罪羊，而且他们现在就想要。结果是官员的解职并非出于其罪行，而是因为牺牲了他，人们的愤怒就可以得到缓解。
以下的案例能够作为例证。在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椰子树丛夜总会（Coconut Grove）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火。13
这场灾难造成了近500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报纸编辑和公众信件都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一名服务员成了第一个替罪羊。他划了根火柴，企图用它代替电灯。然而他这一举动导致了高度易燃的纸质装饰品起火。报纸的头条宣称：“都是服务员的错。”这一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导向意图免除其罪行（部分出于他的自首行为）。有读者给报纸来信，写明愿意推荐他去西点军校；这名服务员甚至还收到了追随者的来信与金钱。另一名替罪羊是“不明身份的恶作剧者”，据说是他取走了灯泡；但是这并无法使负责这起案件的官员所信服。还有些指控指向消防领导、警察领导、消防员与其他公职人员。然而几乎没有一条新闻指出了这场造成人员巨大损失的事件的罪魁祸首，即群众的过度恐慌。只有一名官员说出了事实：“发生在波士顿的悲剧部分是由于在场众人心理崩溃而造成的。”人们需要一个具体的人为这一切负责。
渐渐地，人们将矛头指向夜总会的所有者、经理和其他股东。夜总会的所有者是犹太人。即使报道并没有指明他的种族，但仅仅是含糊其辞的暗示就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敌意。尖锐的评论例如“肮脏、不顾一切的犹太人”。夜总会的所有者也被认为与政府官员勾结，两者被指控“腐败”“谋求政治利益”，而共同成了这场事件的替罪羊。
在灾难发生后的一周内，人们就指认了所有不同的替罪羊。之后，人们对此的兴趣日益消退，直至灾难发生的两个月后，县检察长颁布了十份起诉声明，被告者包括夜总会的所有者、经理、消防员、建筑检查员等公职人员，人们的兴趣再次被调动了起来。这段时期报纸上再次充斥着人们的谴责。最后，只有夜总会的所有者被判处监禁。
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情绪动荡的人们将矛头指向特定的（几乎所有的）嫌疑个体。出于愤怒与恐惧，他们将单独的个体视为罪魁祸首。而人们的谩骂与谴责在替罪羊之间游移。随着人们情绪趋于平静，不再需要宣泄的出口，最后的审判往往比最初人们的呼声要温和、有限得多。一名替罪羊就足以安抚处于闹剧尾声的人们。而随着他被惩罚，这场灾难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会迅速结束。
结 论
虽然心理学原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偏见形成并发生的过程，但却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特定群体成了偏见的受害者，为什么迁怒并未发生在其他的群体身上。
在第14章中，我们通过研习一些社会文化规律，以预测特定少数群体会在何时成为敌意所指向的焦点。在本章中，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只有通过了解每个案例的历史背景，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问题本身。我们对两起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反犹太主义，是起源于古代、十分顽固的偏见；反共产党则是在近代才发展形成的。具体实践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临时替罪羊这一现象，在火灾发生后，公职人员成了替罪羊。
如果我们认为是人们在特殊场合下的处事模式决定了偏见的对象，那么我们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去解释美国黑人、南非印度人、西南部的墨西哥人以及如今世上所存在的无数替罪羊所处的困境。这项工程过于浩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能力。我们只需说明研究的方法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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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实是，今天的犹太青年比年轻的基督教徒更普遍地抗拒他们祖先的宗教，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对宗教的价值观不太看重。见G.W ALLPORT, J. M. GILLESPIE, JACQUELINE YOUNG, The religion of the post-war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8, 25, 3-33; 也可见DOROTHY T. SPOERL, The values of the post-war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52, 35, 21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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