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

正如我们之前所读到的，一些理论家由于其所受过的训练及其偏好，强调文化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则对塑造了个人态度的外部影响感兴趣。而另一方面，心理学家想知道这些影响是如何被编织进个人生活的动态纽带之中的。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必需的。但在本章中，我们仅限于讨论前者，即文化的因果关系。

基于我们现在对偏见的了解，我们可以说，持有偏见的人格将更多地会出现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地方：

社会结构以异质性为特征的地方

允许垂直流动性的地方

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革的地方

存在无知和交流障碍的地方

少数族裔规模大或者呈扩张趋势的地方

的确存在直接竞争和现实威胁的地方

在社群中以利益为目的的剥削长期存在的地方

管控和节制攻击行为的习俗倾向于偏见的地方

为民族中心主义的传统辩护的地方

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都不受欢迎的地方

我们将以此阐释偏见的这十项社会文化法则。我们无法证明它们是完整的或不容置疑的；但每项规律都是当下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猜测”。

异质性

只有在社会的多样化程度相当高的情况下，才不会存在“感知警觉点”（perceptual points for alarm）。在同质化的社会中，人们的肤色、宗教、语言、服装风格和生活水平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可见度高到足以围绕其特征产生偏见（第8章）。

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样性强的文明中，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工不同所导致的阶级差异，移民所导致的种族差异，以及许多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等）。由于没有人能同时代表所有方面的利益，最终人们的见解变得各自不同。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站到一起，或走向对立。

在同质化的文化中，只会出现两种类型的对立。（1）他们可能不信任外国人和陌生人（第4章），比如中国人不信任“洋鬼子”。（2）他们可能会放逐个别的个体，如纳瓦霍人（Navaho）驱逐“女巫”。在同质化的文化中，仇外心理和巫术在功能意义上等同于针对群体的偏见。

美国这个或许有着地球上最为复杂和多元的社会的国家，为大量偏见和纷争提供了成熟的产生条件。差异数量众多且可识别。服饰、品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无法提供帮助反而会催生摩擦。

一个社会偶尔或许会表现出一种固化的异质性，这种异质化表现出来的形态与同质化是一样的。例如，在奴隶制存在的地区，随处可见的偏见行为并不会引人侧目。一旦某种关系被习俗所固化，就很少会发生明显的摩擦。主仆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牧师与其教区居民之间的固定的生活和互动方式都是这样的例子。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社交活动、阶层流动与变化，这个社会才能够创造出“活的”异质性，才会带来偏见。

垂直流动性

在同质社会或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人们不会将差异看作一种活跃的威胁。即使是等级严明的社会系统，例如奴隶制，当它运转良好时，社会上仍然会存在一种关于能否让下层阶级“安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的焦虑。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颁布了法律，以固化上层阶级的特权，使其不被下层阶级染指。因此，即使是在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偏见的痕迹（参见第1章）。

但是，当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潜在平等的，并且由国家信条保障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时，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心理状态。即使是最底层的群体成员也被鼓励去努力奋斗，并站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 “精英的流动”。通过努力和好运气，出身较低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有时甚至能够取代之前的特权阶级。这种垂直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了激励与恐慌。威廉斯（Williams）指出，美国社会中有资本主张“美国信条”所传达的普遍价值观的，主要是其中最有安全感的群体（例如，专业人士和传统的特权阶级家庭）。而其他的所有人都受到垂直流动的威胁——这种流动既能使阶级提升，也能使阶级下降。1

一项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相当多的解释。研究人员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茨发现，一个人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所持有的偏见来说并不重要，调节其偏见的更多的是他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的动态流动性被证明比任何静态人口学变量更为重要。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未能发现偏见与人口学变量，诸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之间存在任何重要的关联（第5章）。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宽容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流动性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项研究中，退伍军人被要求提供自己应征入伍前与战后受访时的职业情况。2 一些人在退伍后无法达到他在入伍前的职业地位；另一些人在退伍后的职业待遇与入伍前相同；还有一些人在退伍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研究人员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流动方向划分被试，发现这三组被试反犹太主义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这项研究的被试数量不多，但趋势却很显著。相较于在职场一帆风顺的人，那些在职场遭遇逆境的人更为反感犹太人。坎贝尔（Campbell）所提供的支持证据如下。

表5　反犹主义与社会流动性

向下流动的百分比

没有流动的百分比

向上流动的百分比

宽容

有刻板印象

公然表达和强烈反感

总计

100

（改编自贝特尔海姆与贾诺维茨，Dynamics of Prejudice ，第59页）

坎贝尔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工作境况不满的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行流动的标志）比那些满足于当下工作的人显得更为反犹太主义。3

在针对黑人的偏见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由于这种形式的敌意比反犹太主义更为广泛，所以分类方式与上一个表格略有不同。

表6　反黑人态度与社会流动性

向下流动的百分比

没有流动的百分比

向上流动的百分比

宽容和有刻板印象

公然表达反感

强烈反感

总计

100

社会的迅速变革

异质性和向上流动的渴望在社会上涌动，极易导致种族偏见。不过，社会危机的爆发似乎也会加剧这一进程。罗马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人们更经常地将基督徒喂给狮子。在美国参战期间，种族暴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1943年）。每当南方的棉花生意不景气，被处以私刑者的数量就会增加。4 一名研究人员写道：“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似乎本土主义思潮的高涨都与经济萧条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5

在洪灾、饥荒、大火等灾难时期，会盛行各种迷信和恐慌，其中包括将灾难归咎于少数群体的流言。很多人将1947年摧毁缅因州的森林大火归咎于共产党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在1950年也做出了同类反应，指责美国人在当地释放了大量马铃薯害虫，从而导致该国马铃薯作物歉收。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而来的焦虑感增加，使得人们倾向于将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替罪羊。

失范（anomie）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意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的加速崩坏。如今，这一情况普遍出现于大多数国家。作为一个术语，失范呼吁人们关注社会机构中的功能障碍和状态低落。

研究人员里奥·斯洛尔（Leo Srole）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将眼下的状况感知为“高度失范”的人即是对少数群体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他设计了一份测量当今美国社会失范状况的调查问卷，并将其发放给大量被试。他还测量了被试对少数群体的偏见。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6

斯洛尔还希望了解，以社会文化上的“失范”作为对偏见的解释，与以心理上的“威权主义人格结构”（第25章）作为解释相比，哪种更有说服力。因此，他要求被试完成第三份用于测量其威权主义观点的问卷。他的研究发现，失范这一变量更为重要。

之后，另外一组心理学家也重复了这一研究。虽然他们也发现失范与偏见存在重要关联，但并没有证实失范对偏见的影响比威权主义人格结构更为深远。7

这项研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因为它对偏见的两项诱因各自的权重进行衡量，意图发现哪项原因更为重要。虽然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指出，失范是导致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读者会注意到，严格来说，这项调查仅涉及对失范的感知或信念，而并没有涉及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价值解体。问卷所测量的是人们的观念。因此，严格来说，这是现象学研究而不是社会文化学研究。）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中发生的特定类型的危机可能会产生减轻群体间敌意的效果。例如，当国家整体陷入危机的时候，敌对的两群人可能会遗忘仇恨，共同合作以克服危机。在特定时段内，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互相对抗的双方，一旦成为战时盟友也通常会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方。然而，严重的国家危机与失范是两回事。失范的标志性特征是内部的不稳定，而这个因素（无论国家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似乎会放大原有的偏见。

无知和沟通障碍

大多数消除偏见的方案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预设：我们对彼此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产生对彼此的敌意。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对犹太宗教有充分了解的外邦人就不会相信关于犹太人“仪式谋杀”的流言。一位了解天主教教义中圣餐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含义的人也不会对天主教徒的“同类相食”感到震惊。一旦我们能够了解到，在意大利语中，名词都以元音结尾，我们就不会再嘲笑意大利移民的奇怪口音。跨文化教育的意义大部分在于弥补无知以减少偏见。

是否存在科学依据以证明这一假设？十年前，墨菲夫妇（Murphy and Murphy）和纽科姆（Newcomb）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支持了解能够带来友好的证据十分薄弱。8

近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对这一结论的支持。但研究者同时也发现，虽然我们倾向于对我们最了解的那些国家持有友善的态度，但对自己厌恶的国家，我们往往也有着深入的了解。换句话说，知识与敌对之间的逆向关系无法缓和极端的敌对态度。我们并非完全不了解我们最厌恶的敌人。9

所有这一切，似乎让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沟通障碍不可逾越时，无知易于使一个人成为谣言、怀疑和刻板印象的猎物。一旦未知之物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时，这一过程就极有可能发生。

这一泛化中存在一种缺陷，即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在第5章中，我们提到，有些美国人拒绝让虚构民族“Daniereans”的人入境，因为他们对这个民族一无所知。同时也有人说，因为他们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所以也并不排斥他们，因而会心无芥蒂地欢迎他们到来。每个个体使用其知识（或无知）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满足于这种针对大类的经验主义泛化，我们就可以做出推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自由沟通所促成的对彼此的了解，一贯地与降低敌意与偏见相关联。

知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就此做出的泛化是不严谨的，本身也并不实用。例如，通过一手经验所获取的知识很可能比讲座、教科书或宣传活动（第30章）向我们传播的信息更为有效。至于打破沟通的障碍这方面，研究揭示了在群组间联络中的某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为有效（第16章）。

少数群体的规模和密度

如果班级里只有单独的一个日本或墨西哥儿童，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全班的宠儿。但如果来了20个这样的孩子，他们就几乎一定会被与其他孩子区分开来，并被视为威胁。

威廉斯这样阐述这一社会文化规律：

将一个明显不同的群体迁移到特定地区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a）迁移而来的少数群体所占总常住人口的比例越大，

（b）少数群体涌入的速度越快，

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大。10

全美只有约1000名印度人，黑人人口却约有1300 万。前者往往被忽视（除了个别印度人可能会被误认为黑人）。但是，如果印度人的数量上升到几十万或几百万，毫无疑问，那时必定会出现明确针对印度群体的偏见。

如果这条规律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能够发现证据显示反黑人主义最为兴盛的地区就是黑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一项范围有限但设计得很精巧的，针对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数据。1948年，第三方候选人瑟蒙德（Thurmond）州长以“州权自治”为主张，竞选美国总统一职。这一主张主要是抗议民主党在公民权议题上的纲领。研究人员戴维·赫尔（David M. Heer）测试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黑人人口最为密集的南卡罗来纳州，针对黑人的偏见也会较其他地区更为强烈，继而使瑟蒙德在该州获得最高的票数。11 结果在很好地控制了其他会影响瑟蒙德票数的变量的基础上，证实了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黑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瑟蒙德得票越高。

威廉斯所提出的规律中的第一部分认为，人口的静态组成是重要的。赫尔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南部州比北部州明显存在着更为显著的针对黑人的偏见，这也能够为这条规律提供支持——尽管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得出结论，因为除了相对密度，还可能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

但威廉斯陈述的第二部分更为重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证实其效应。

众所周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肤色偏见很少。在战争期间，许多来自美国、非洲、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以及许多马来人流入了英国城市利物浦。研究这一情况的里士满（Richmond）发现，在此之前极少或根本不存在的针对外群体的排斥情绪，随着移民的流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增长。12

在美国，满足产生严重暴动条件的地区与拥有大量被排斥族群的移民的地区是恰好重合的。例如，1832年波士顿发生了宽街（Broad Street）暴乱，当时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口大幅剧增；1943年洛杉矶发生组特装暴乱时，正值墨西哥劳工大量涌入之时。同年，底特律也发生了暴乱。芝加哥接下来发生的种族问题似乎与黑人人口密度的日益增加密切相关。在芝加哥，1平方英里内居住着9万黑人，有时平均17名黑人才对应一个房间。而黑人人口正在以每10年增长10万的速度扩张。13

为了削弱这一因素造成的影响，有人认为，如果少数群体的成员作为个体分散开来（而非成群聚居），就不会遭受如此之多的敌意。而黑人居住状况的研究者韦弗（Weaver）认为，根据他的经验，当单独的一个黑人或几个黑人家庭作为独立的个体迁入中高收入住宅区时，人们对其的排斥情绪是逐渐下降的。14 帕森斯（Parsons）指出，犹太人的集中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经常聚居，还体现在从事特定的职业之中，他的假设是如果犹太人可以在社会结构中平均分布，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可能会有极大的缓解。15

然而，促成少数群体的分散是很困难的。出于经济和社会性的原因，来自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倾向于聚集在一起。迁入北方城市的黑人只能在黑人人口已经很密集的区域找到住房。随着集中度的增加，出现了一个平行社会。新的少数群体在原有的社区中间构造起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教会、商店、俱乐部、警卫队的社区。这种割裂彰显了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并往往使恶劣的局面变得更糟。职业的固着化可能会加剧这一局面：意大利人都被看作推着小车叫卖的商贩、修鞋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犹太人则只在当地对其开放的那些职业中工作：零售业、当铺、服装厂工人等。

这种聚居在特定社群、次级社会，集中于特定行业的趋势大大增加了主流社会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这使双方始终处于对彼此一无所知的状态，而正如我们所见，无知是激发偏见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所有其他社会文化规律一样，关于人口规模和密度的规律也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需要与其他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假设来自新斯科舍省的移民迅速涌入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城市。他们所遭受的偏见肯定远比不上相同数量的黑人移民所遭受的偏见。一些群体似乎比其他群体更具有威胁性——这可能是由于该群体本身具有更多的差异，或这些差异的可识别度更高。因此，人口密度日益增长本身并不能够充分解释偏见，它只是加剧了已然存在的偏见的强度。

直接竞争和现实冲突

我们经常提及，一个少数群体的某些成员可能的确具有令人反感的特质，并考察过“应有的名声”理论。现在，我们必须检视一项与之紧密相关的主张，即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有其现实基础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说：“冲突不可能是绝对必要的，人们可以使用仲裁的方式，或找到能够调和各方利益，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做——在理想状况下。我们要说的只是利益和价值观在现实中的确会发生冲突，并且这些冲突本身并非偏见的案例。

在过去的一些时候，由于新英格兰的工业城镇需要廉价劳动力，中介代理就安排了大量的南欧移民来满足需求。这些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最初到达时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到来暂时性地充实了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削减，并增加了既有工人的失业率。尤其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人们对竞争很敏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每个民族都在行业内找到了自己的分工，并站稳了脚跟。依据柯林斯（Collins）的报告，如今在许多新英格兰的工厂，行政管理与工厂股份均由本地人管控，而监督和基层管理则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控制，工人则是新移民来的南欧群体。人们默认了这一不成文的社会结构。16 但是在这一稳定局面产生之前，可能出现过一段激烈而充满敌意的竞争时期。

人们经常会说，黑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因为二者在竞争同样的工作。然而，严格来说，工作机会上的对抗并不存在于群体之间，而纯粹是个人层面的竞争。从来都不是有色人种群体性地抢走了白人群体的工作，而只是某个个体（无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首先得到了工作，使得其他个体失去机会。将这种冲突称作“现实存在的”，只能说明，我们将其看成了一个种族问题。当移民或黑人“工贼”进入工厂工作时，人们对这些“抢走我们工作的人”的敌意上升为了种族矛盾，尽管其肤色和原国籍对于其中涉及的经济冲突而言，只是个偶发因素。

只有当给定少数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具备以下属性时，我们才能够将其视为现实的威胁：不愿参加工会，愿意在安全和健康状况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在一切方面都比本地人要价更低，缴税非常少，容易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有传播疾病或犯罪的倾向，不断攀升的出生率，低生活水准，不合情理地拒绝同化。

我们必须承认，在群体间纠纷中，区分现实冲突和偏见是极为困难的。让我们考虑下面这个事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案例。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轰炸了珍珠港，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了实际的威胁。美军立即做出了反抗，并进入了战争状态。在这一事件中并未涉及偏见。然而，不久之后，针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就接踵而至。没有任何一例关于日本人暗中破坏美国社会的流言得到了证实，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搬迁计划也是残酷而无必要的。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普通民众的看法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模式：他们都是些“老鼠”，只适合被消灭。因此，从冲突的现实核心开始，迅速发展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情结，这对处理实际问题毫无帮助。（更利于赢得战争的举措应该是让日裔美国农民继续粮食生产，这样还能避免迁移和关押他们所需的花费。）

尽管做出这样的区分很难，但我们认为，在处理任何特定的民族冲突或少数群体之间的经济冲突时，对局势进行理性分析通常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局势中固有的竞争因素和与之伴生的偏见区分开。

在宗教领域，理性分析更是难上加难。对许多个体来说，宗教信仰是极为真切实在的。某些穆斯林可能会认为运用武力改造异教徒是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古代的十字军也会认为消灭伊斯兰教，夺回圣杯是上帝赋予自己的职责。

正如世界上所有重要宗教一样，基督教会内部也存在分裂。持有异见的少数群体会因为对他们自己很重要的原因而脱教。所以我们有了自由（free）的卫理公会、革新（reformed）的犹太教会、本初（primitive）的浸信会、古老的（old）的天主教徒和吠檀多（印度教的主要哲学）印度教徒。虽然一些持有异见者本人对他们本来的宗教持温和态度，但分裂发生时，价值观冲突形成的情境往往会导致不宽容。不言而喻的是，当两种激进的宗教信仰（或某一宗教内部的两个不同派别）都声称自己是唯一的、正统的宗教时，每一方都倾向于改变或消除敌对一方，就会引发真正的现实冲突。

让我们考虑一下当今美国的情况。根据美国信条，每个公民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理，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崇拜神，或者根本不崇拜任何神，随他高兴。为了使这种自由得到普遍尊重，每个公民都应该在心底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的基本理念（一个人的真理和另一个人的真理一样值得尊重）。与此同时，他的宗教可能需要一个与此相悖的绝对主义理想。真理只能是绝对的。任何不相信这个真理的人都是错误的，而我们不能鼓励他人走错误的道路。

因此，内在矛盾的价值观之间的现实冲突很可能发生在任何既忠于民主信条，又坚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唯一真信仰的公民身上。这一冲突并不会给许多人造成困扰，因为他们同时参照这两种价值观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通常依照民主的精神参与公共交往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并用各自的宗教信仰指导私人生活。

但是，许多人认为，这种冲突是内在于美国政府和教会相互矛盾的理想中的。他们以罗马天主教在这个国家的情况为主要例子。尽管两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与美国的宗教自由宗旨相安无事，既享受自由，又允许自由，然而他们问，难道不存在固有的矛盾吗？如果罗马天主教像它声称的那样代表了唯一真正的教会，如果新教是异端邪说，那么教会如果在政治上足够强大，他们是否应该，或是否能够支持鼓励异端邪说的社会制度？

无论是否确有其事，许多信仰新教的美国人对罗马天主教会抱有恐惧——他们认为自己这样想并非出于无知、恐惧或偏见，而是完全基于现实——罗马天主教会可能会在将来占据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到了那一天，罗马天主教会是否会（出于对自身真理的坚信）剥夺非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一位学生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不反对作为个人的天主教徒，也不反对他们的宗教；但是我不相信天主教上层在民主、公立学校系统和国务院（在他们与西班牙、墨西哥、梵蒂冈的交往中）方面的动机。我看到了它对报纸编辑路线的压力，对此我很反感。

对于这位学生来说，这似乎是个完全现实的问题。

这场冲突是否有现实的理由不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充分考虑的问题。只有对天主教在神学领域进行极为深入的研究，并客观地评估教会长久以来对美国信条的尊重，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

就我们目前的论述目的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现实问题（如果存在的话）似乎不可能从偏见中分离出来。虽然上文中学生的问题陈述听起来相对客观，但另一个学生写下的以下陈述更典型：

天主教是偏执的、反动的、迷信的，天主教对美国自由构成了威胁。天主教徒所了解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神父。我想知道到了天主教徒在有投票权的人中占多数的那天，他们会对宗教自由怎么说。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发源于一个明智的问题：美国的民主信仰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之间所暗含的矛盾在未来是否还能像在过去一样，得到顺利的解决？这是一个完全实际的问题——因为非天主教徒有权为未来的信仰自由保有警惕。然而，对于我们当下的讨论最重要的是，其实人们是无法撇开一切无关的成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即使是我们目前被阅读最多的、最为彻底的讨论也做不到。17

给这一部分做个总结：许多经济、国家间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背后都是真实的利益冲突。然而，大多数由此产生的敌对状态产生了额外的负担。偏见模糊了问题，阻碍了核心冲突的现实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感知的竞争被夸大了。在经济领域，一个种族群体直接威胁另一个种族群体的情况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尽管经常有人试图给出这种解释。在国际领域，由于又增加了不相关的刻板印象，争端进一步被放大了。类似的困惑也笼罩着宗教纠纷。

现实冲突就像管风琴上的音符，它会使所有相关的偏见同时发生共振，而听众几乎无法将纯音和杂音区分开来。

剥削优势

在前一章中，我们简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资本家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所剥削的无产阶级而助长偏见。如果我们对这一理论在经济层面之外进行推广，即剥削发生在很多层面，任何形式的剥削都会导致偏见，这一理论就会变得更可信。

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针对反犹主义提出了一种剥削理论。18 他指出，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时工业与铁路成为财富之源。这一理论认为，大亨们感到他们所掌握的新权力并不十分符合美国的民主信仰。所以，他们企图将问题转移至别处，让人们认为犹太人才是真正的恶棍，是犹太人导致了经济上的漏洞，策划了政治上的欺骗，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堕落。另外，有人可供俱乐部和住宅区排斥驱逐，有人可以充当贱民阶层，使暴发户和势利鬼可以尽情踩在脚下，也是件方便的事。反犹主义因此也成了“特权的掩护”，一个便捷的合理化借口与逃避责任的方式。暴发户们鼓动劳工们接受这一流言，并将自己遭遇的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这样做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工厂主的行为上引开了，使得工厂主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压迫性规则。资本家资助了这一流言的传播，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犹太人的不善行为上。这一剥削理论认为，偏见为资本家的剥削带来了一系列各种收益：经济优势，社会层面的权势地位，以及一种道德优越感。

同样地，针对黑人的剥削也存在许多形式。他们被迫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为雇主带来了经济收益。针对黑人的双重标准使得白人男性能够接近黑人女性，却不允许黑人男性接近白人女性，这让白人男性获得了性收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黑人在智力上更低一等，这使白人在面对黑人时自然而然地获取了一种地位上的收益。黑人也许会因为被恐吓或嘲讽将自己的选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或干脆放弃投票；白人从中获取了政治收益。因此，从剥削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解释黑人处于当下地位的原因。几乎所有白人男性都能从黑人身上攫取利益。19

一位针对特定种族挑起仇恨与敌意的煽动者本质上是一名剥削者。他并非直接从少数群体获益，他的利益来自他的追随者。当他将自己描绘为拯救大众于威胁之中的救世主时，这些追随者也许会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他。一名政客也许能够通过主张“白人至上”而获得连任，为了获得选票，他总是将矛头指向黑人。有时，煽动者也能够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三K党的高层领导能够从向成员收取初始入会费、会费和贩卖兜帽服饰中获利。“欺骗的先知”总是能从偏狭和仇恨中攫取到利益。20

总结一下：任何多元化和分层的社会体系的核心都有这样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经济、性、政治和地位的提高可以来自对少数民族的蓄意（甚至是无意识）剥削。为了获得这些好处，那些最能从中获利的人会刻意传播偏见。

社会对攻击性的约束

愤怒和攻击都是正常的冲动。然而，文化致力于（就像在性方面一样）降低这些冲动的强度，或者严格限制其表达渠道。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在风气文雅的英格兰写道：“一个绅士的标志，就是他从不表现出愤怒。”巴厘岛的社会训练孩子在有意激怒人的挑衅面前保持相对冷漠。但是大多数文化都赞同某些公开的敌意表达。在我们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成年人被激怒到一定程度，他通常会被允许破口大骂。

但是美国人处理攻击性冲动的方式总的来说是复杂和矛盾的。我们鼓励竞争性的运动比赛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但在这两者中，人们都期待一种良好体育精神和慷慨的微妙融合。主日学校教孩子们“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而在家里，他们被教导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虽然不鼓励夸大的个人荣誉感，但是没有人应该容忍超过某个限度的羞辱。小男生之间打架经常是被赞许的。传统上，母亲灌输耐心和自制，而父亲激发“男子汉的美德”——其中很突出的一项就是竞争性。21

在一些社会中，侵略行为的制度化并没有如此复杂和令人困惑。克拉克霍恩（Kluckhohn）的报告指出，纳瓦霍人会将其自身的贫穷或不幸归咎于女巫。22 这一习俗为一个所有社会都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通过满足仇恨，保持社会的核心稳固。克拉克霍恩认为，自从石器时代以来，每一种社会结构都会允许“女巫”或者其他一些功能上等价的替代物的存在，来为人类本性中的攻击冲动提供合理的发泄渠道，从而将其对群组内部造成的伤害降到最小。

15世纪的欧洲社会公开鼓励人们对女巫采取直接的敌对行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20世纪的纳瓦霍人也是这样做的。纳粹德国正式将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直接攻击的目标，将公民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合法化。也有证据显示，在今日的共产主义中国，美国人是得到官方许可的虐待对象。

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在和平时期，不存在官方指定的替罪羊群体。平等和高道德理想是美国信条的一部分。任何民族、宗教、政治团体都不得在官方的许可下遭受虐待或歧视。然而，即使在这里，习俗也认可某些形式的侵略性攻击。在许多俱乐部、街区、办公室中，谈论和积极歧视犹太人、黑人、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都是恰当的。同时，也存在对不同少数族裔儿童间的群殴视而不见的趋势。不久前，波士顿北部（意大利人聚集区）的男孩和南区（爱尔兰人聚集区）的男孩们在波士顿公园展开了一年一度的激战。在这场激战中，绰号和石头都被肆意投掷。尽管这场打斗没有得到官方批准，但被默许了。

因此，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大多数社会似乎确实鼓励公开表达对特定“女巫”群体的敌意。也许，正如克拉克霍恩所说，这一过程可以充当公众发泄情绪的安全阀门，能够将公众的侵略性对社会核心组织的损害降到最低。

然而，这个理论就其目前的状态存在一个缺陷。它过于教条地暗示，在人（因而也在每个社会本身）之中，有数量级固定的不可减少的侵略性必须找到出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某种形态的偏见和敌意将是不可避免的。于是社会政策就不应关注如何减少偏见，而只能去将偏见从某些目标转移到其他目标上。于是，这一理论对于社会行动就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全盘接受之前，我们必须更全面地分析攻击性的本质，以及侵略与偏见之间的心理关系（第22章）。

保障忠诚的文化机制

除了引导攻击，每个群体也都会运用其他机制以确保其成员的忠诚。我们在第2章已经看到，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偏爱来自习惯，我们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思考；它的成功是我们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个人安全的框架。但是，群体经常并不满足于其成员的这种“自然”认同；他们以多种方式刺激它——通常以牺牲外群体为代价。

一种机制是强调群体自己光辉的过去。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表达方式，指向其子民是特殊的人、被拣选的人、居住在“上帝之城”或“与上帝同在”之类。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更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一个现代希腊人以古希腊的荣耀来衡量他的价值。一个英国人以他的莎士比亚为荣。一个美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美国革命的儿子。无论一个人是波兰人、捷克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只要他居住在布雷斯劳，他就会认为这座城市长久以来都属其族裔所有。随着领土界线的变迁，越来越多的群体开始声称自己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拥有众多族裔、摩擦日益激烈的欧洲，更是如此。

学校的教学会加剧这一冲突。几乎没有一本历史课本会告诉读者他的国家曾犯过错误。地理学的教学中也普遍存在国家主义的偏见。苏联声称自己的发明数量之多，让其他国家引为笑料。所有这些沙文主义的机制都滋生民族中心主义。

在前一章中，我们谈到偏见的“社区模式”理论。对一些作者来说，似乎不需要其他解释。社群内部的气氛浸透了传奇和信仰，没有一名群体成员能够不为所动。天主教会学校中的孩子只能学到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看法，并认为所有新教徒都被邪恶和异端的僧侣路德愚弄了。而一名信仰新教的孩子总是会接受另一个版本的历史，认为天主教笼罩在中世纪的阴霾之下，并且日趋崩坏。

关于偏见在社会中的功能，存在一个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观点。它认为错综复杂的偏见模式使社会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偏见维持现状，这对于保守分子是个积极的价值。保守主义者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就直言不讳地持有这一立场：

乌合之众几乎不能够说是在思考，因为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吸纳自别处；而且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对于这些未经教养，心智没有得到提升的人来说，持有共同的偏见比他们自己独立进行思考更有助于秩序和安宁。在这个国家，存在许多实用的偏见，我会非常不情愿消除它们。一位好新教徒坚信教宗是敌基督者，是巴比伦的娼妓。在这个国家中，这种信念比齐林沃斯（Chillingworth）笔下任何有理有据、无可争辩的主张在对抗天主教时都要有效。23

切斯特菲尔德认为，尽管他本人鄙视人群的偏见，但它有助于抵制天主教势力（后者也是他鄙视的对象）。由于群众的盲目偏见有利于他自身（支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此持赞许的态度。

指责一个团体持有偏见，往往会起到团结该团体并强化其信念的作用。许多南方人（无论他们个人对黑人持何种态度）都会团结一致抵抗北方人的批评。南非法律剥夺开普敦有色人种的选举权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片哗然，然而，这有助于让马兰领导的国民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更高的支持率。外界的批评被视作在侵犯群体的自主权。这使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遭受批判的民族中心主义可能会转化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繁荣的象征。

文化压力会给少数看法与大众不一致的个体带来困难。坚持抵抗社会压力的人——拒绝对被社会排挤的群体表达憎恶或回避的人——可能会受到嘲笑或迫害。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与黑人关系良好会招致“共产主义者”或“黑人迷”的骂名，并可能被整个社会排斥。这种出现在社会压力与个人信念之间的冲突在下面这段采访摘录中能得到清晰的体现，被采访者是一位居住在跨种族住宅规划区中的白人家庭主妇。

我喜欢这里……我觉得黑人很棒。他们应该得到与白人相同的机会。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但我还是很担心我的女儿安（Ann）。在成长过程中，她从不觉得白人与黑人之间有任何差异。她现在只有12岁——在这个社区里住着很多不错的黑人男孩——她很可能自然而然地与他们坠入爱河。但如果这真的发生了，事情会很麻烦——人们对异族通婚有如此深刻的偏见——她永远不会得到快乐。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是人们对跨种族婚姻不再抱有偏见就好了——我近来一直在想这些事——我可能会在安再长大些之前带着她搬走。24

文化多元化与同化

大多数少数族裔群体中，成员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应通过保留所有族裔和文化特征、内婚制（仅在群体内结婚）和用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教育儿童来加强群体内部的联系。而另一些人则赞成融入主流文化。他们更愿意与大家一样，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同一座教堂做礼拜，在同一间医院就诊，拥有同一套行事守则，阅读同样的报纸；并认为通婚能够将不同种族融合在一起。黑人、犹太人、来自不同种族的移民都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而主流群体中也会出现赞成同化与号召隔离的两派阵营。

而就像所有现实问题一样，实际中的选择并不仅限于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立场。即使是那些偏好种族隔离的人，也不希望黑人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或自己的法律。这些人还是会希望他们能在某些方面被同化。而对于那些最赞成种族同化的人而言，他们也会希望能够保留一些令人愉快的文化传统，比方说法餐、黑人灵歌、波兰的民间舞蹈、圣帕特里克节等。

种族同化的支持者们坚信，只有实现了行为习惯的统一，甚至是血统的统一，才能消弭可识别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滋生了太多的冲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凭空臆想出来的。

而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多样性才是生活的趣味所在。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贡献，即使各文化习俗不同、语言也大相径庭，但正是这些差异给社会带来了新鲜刺激、灵感来源和无限裨益。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些更为丰富多彩的元素，而不是只有人们在公路两侧所看到的标准化、单调乏味的商业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开放的思维和友好的态度与多元化并不矛盾。

也许最无效的政策就是支持主流群体要求少数群体放弃其珍视的信念或行为守则。这样的施压并非出于好意，一定会遭遇被攻击群体的抵抗。这样的做法只会造成反效果。因为我们刚才读到，迫害往往会增加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并巩固群体特质。此类进犯是徒劳的，尤其在涉及宗教一类的深厚价值体系时。对其宗教的迫害并不会使天主教徒放弃信仰，也不会让犹太人从此不做犹太人。

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李（Alfred Lee）认为，美国各种族群体倾向于同化到四个主要的“筛骨分类”（ethnoid segments）之中，即白人新教徒，罗马天主教徒，有色人种和犹太人。25 这些标签中三项是宗教信仰，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融合基础，而不仅仅是宗教。因此，“罗马天主教徒”除了表明其宗教信仰，还意味着他极有可能是新近的移民，居住在城市之中。

李认为，这四项分类都要对白人新教徒的教义作出调整。因为犹太人大多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身份特征并融入了主流群体；一些中产或上流阶级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有色人种想要完全融入则更为困难，但据说东方人比黑人要容易一些。

主流群体倾向于抵制同化方向的压力，同化压力与抵制的激烈程度成正比。中上阶层的白人新教徒尤其反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往往会被同化入这一阶层。出于同样的原因，底层的白人新教徒尤其反对黑人。最近出现了对罗马天主教的激烈反对，因为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对天主教造成的压力感受最强烈。

李进一步表示，我们也许能够通过一些事件看出反对同化力量的强度。在黑人群体之中，内部意识有着独特的效力，而主流群体针对有色人种的偏见更加剧了这一点。如果对外部构成威胁的“凝聚力”效力最大为十，则犹太民族是八，天主教为六。相较之下，其他少数群体，比如说爱尔兰阿尔斯特长老会的效力远小于一。虽然这是纯粹的理论构想，但这种研究方法依然是意义深远的。

主流群体的偏见对文化多元化与同化都是持抵制态度的。他们振振有词：“我们既不希望你们像我们一样，也不想要你们有所不同。”少数群体何去何从？黑人被认为是无知的，但他们也在寻求教育以提高自身的地位；正如我们在第12章中所读到的，犹太人受到谴责的原因既因为其隐居又因为其侵扰。阿富汗人想要完全实行种族隔离，却不愿意给予班图人民领土和政治独立，而正是使其独立才能实现全面种族隔离。美国移民保留自己的文化或接受同化都可能会导致迫害。无论少数群体是否寻求同化，都会遭受排挤。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文化多元或同化作为明确的政策方针，似乎并无法解决群体内部关系的矛盾。这一调节的过程是微妙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给予少数群体充分自由，使其能够依据本身意愿与信仰选择同化或多元化。没有一项政策能够通过强制执行而起效。社会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只有抱持放松和宽容的态度，才能减少社会之中的摩擦。

结　论

我们将再次重申十类社会文化的偏见高发的地方：

1. 社会结构以异质性为特征的地方

2. 允许垂直流动性的地方

3. 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革的地方

4. 存在无知和交流障碍的地方

5. 少数族裔规模大或者呈扩张趋势的地方

6. 的确存在直接竞争和现实冲突的地方

7. 在社区中存在为了利益而进行剥削的地方

8. 反抗大于盲从的地方

9. 传统价值观中存在民族优越感的地方

10. 同化和民族多元化不受欢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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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

第14章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