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乡村教师（巨鼹）

那些像我这样见了一只普普通通的小鼹鼠都感到讨厌的人，倘若见到那只大鼹鼠，一定会厌恶死的。几年前曾有人在一个小村子的附近见到过那只大鼹鼠，而那个小村子也就此一度出了名。现在那个村子当然早已又为人们所遗忘，和那整个现象一样湮没无闻了。那个现象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而人们也没有怎么费劲去搞清楚它。当初那些本应过问这件事的人却令人不解地疏忽了它。没有人比较透彻地研究过它，因此它也就被人们忘却了。可是，那些人对无足轻重得多的事情倒是非常操心的。那个村子离铁路线很远，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们可以疏忽的理由。许多人出于好奇心远道而来，甚至从外国来到这里，而那些不只应该有好奇心的人反倒不来。是啊，要不是个别的普通老百姓，即那些忙于日常工作而没有喘息机会的人，要不是那些人无私地关心这件事情的话，有关那个现象的传闻很可能就不会传播开去。必须承认，大凡传闻，平常几乎是不胫而走的，这一次简直是凝滞不动了，若不是人们使劲推动了一下，它是不会传播开来的。但是这肯定也不是不去探索这件事情的理由，恰恰是这个现象不也需要加以研究吗？可是人们不去研究它，却让那位上年纪的乡村教师写了仅有的那么一篇论述那件事情的文章，那位乡村教师固然是个很称职的人，但毕竟学识有限，根基浅薄，无法对那个现象作出彻底而又适当的描述，更不用说提供说明了。那篇小文章印出来，大批出售给了当初来参观那个村子的人，并且获得了某些好评，但是那位教师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在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星半点的努力终究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说他仍然不放松努力，并把这件按其性质看一年比一年更难有结果的工作当作他毕生的事业，那么，这一方面证明了那个现象产生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一个不起眼的乡村老教师是多么有毅力，多么忠实于他的信念。但是他却曾遭到过权威人士的非难。他给自己的那篇文章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增补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当然，那个增补是几年以后才做的，那时候几乎谁也记不得文中涉及的事情的始末根由了。在那个增补里，乡村教师也许不是用巧妙的言词，而是用诚实的态度，令人信服地控诉了他在那些最不应该不明事理的人身上所见到的那种懵懂无知。他一语中的地数落那些人道：“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话像乡村老教师。”他曾专程登门拜访过一位学者，在增补中他援引了那位学者的话。他没有写明那位学者的姓名，但有种种蛛丝马迹，让别人能猜得着那位学者是谁。几个星期前教师就提出要拜会那位学者，并克服了很大的困难，总算可以同那位学者见面了。可是刚一见面他就发现，在他这件事情上，学者囿于一种无法克服的成见。乡村教师按照文章的内容提要作长篇报告，可是，那位学者听的时候却是那么心不在焉。这表现在他假装思索片刻后所说的那番话里：“您那个地方，泥土黑油油的特别肥。嗯，所以那泥土也就给鼹鼠提供了特别丰富的养料，于是鼹鼠就长得出奇的大。”“但总不至于有这么大呀！”教师大声说道，一边用手在墙上比划了两米长；他出于愤慨未免有点儿夸张。“哦，有这么大呀！”学者答道，显然他觉得这件事整个儿都非常滑稽。教师带回家去的就是这样一个答复。他讲到，晚上他的妻子以及六个孩子怎样冒着雪在公路上等候他，他怎样不得不向他们承认，他的希望已经彻底成了泡影。

我读到有关学者对教师的态度的消息时，还根本没有读过教师的那篇主要文章。但是我马上决定自己动手去收集、整理我能查明的有关那件事情的全部资料。我不能拿拳头去威吓那个学者，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文章为教师辩护吧，说得更确切些，我将不过分强调教师是一个正直的人，但要突出教师是个无权无势的人，怀着善良的意愿。我承认，后来我为这个决定而后悔了，因为随后不久我便感觉到，实施这个决定必然会使我陷入一种特殊的境地。一方面，我的影响力也不大，远不足以促使学者改变看法，甚或扭转公众舆论，使之有利于教师。而另一方面，教师准保会看出，我关心的不是他的那个主要的意图，即证实那只大鼹鼠确曾出现过，我关心的是为他的正直的品性辩护，而他却又觉得，他人正直，这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任何辩护。到头来，我这个本想声援教师的人便会为他所不解，很可能非但帮不了他的忙，自己反倒需要一个新的帮助者，而这样的帮助者多半是不会有的。此外，我下的这个决心，是自告奋勇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我要让人心服口服，那我就不能援引教师的文章，因为教师本人都未能让人信服嘛。他那篇文章只会使我受到迷惑，所以在我自己的文章完成以前我避免去读它。甚至，我连一次招呼都没跟教师打过。不过，通过中间人他对我所从事的研究也有所耳闻，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在顺着他的思路干还是在和他对着干。是啊，他甚至多半还以为是后者呢，尽管后来他矢口否认，我却有证据，证明他曾给我设置过种种障碍。他设置起障碍来很容易，因为我是被迫去重复他已经进行过的研究，因此他总是可以先我一着。不过，这却是对我的研究方法所能作出的惟一公正的指责了，而且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指责。但是由于我立论严谨，敢于自我否认，那种指责也就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了。除此以外，我的文章却没有受到过教师的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也许甚至过于吹毛求疵，简直就好像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情似的，似乎我是第一个听目击者作证的人，是第一个整理那些材料的人，是第一个从中得出结论来的人。后来我在读教师的那篇文章时——那文章的标题很冗长：《一只鼹鼠，其身体之大，前所未见》——我果真发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尽管我们两人都自以为已经证明了那件主要的事情，即证明了那只鼹鼠的存在。不管怎么说，因为那些意见分歧，我未能建立起我曾竭力希望建立的那种同教师的友好关系。从他那方面几乎产生了某种敌意。他虽然始终对我谦逊而恭顺，但是人们却可以越发明显地觉察出他的真实的心情。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完全损害了他和那件事情的利益，我自以为帮了他的忙或者可能帮了他的忙，这说得好听点是天真，其实多半还是自负或诡计呢。尤其是，他不时地指出，迄今为止他所有的反对者不是根本不表示反对就是仅仅在私下或者至少也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反对，而我竟认为有必要将我全部的反对意见立刻付印。此外，那些尽管只是粗略地、但却是真正研究过那件事情的为数不多的反对者倒是起码要先听听他的，也就是教师的意见，即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我却从毫无系统地收集起来的、部分是以讹传讹的资料里引出了结论，这些结论即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必然是既不能令民众信服，也不能令有教养的人信服。可是，在这方面，只要有那么一点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就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虽然他的这种指责遮遮掩掩，但我很容易就能对此作出答复——譬如我可以说，他的那篇文章才是不可靠到了顶点，但要消除他在其他方面提出的怀疑，这就不容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般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这就是说，他在心底里认为，我是想毁坏他的名誉，使他当不成第一个公开宣布存在大鼹鼠的人。现在就他个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人家只觉得他可笑罢了，而且觉得这种可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当然是不想去争当这种可笑的人。可是另外我曾在我那篇文章的序言里明确宣称过，任何时候教师都应该被认为是那只鼹鼠的发现者——其实他才不是那个发现鼹鼠的人呢；我还声明，只是那种对教师命运的同情心理才促使我撰写了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我就是这样过于激昂慷慨地结束我的文章的，但这符合我当时的激动心情——“设法使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我的名字便应该立刻从这件事情中抹掉，因为我只是短暂地、而且仅仅表面地被卷入到这件事情中去的。”所以说，我是直截了当地拒绝更多地参与此事的；仿佛我有什么本事，预先料到了教师的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责难似的。尽管如此，他却恰巧在这段文字里找到了为难我的把柄，我不否认，他在所说的话里，说得更确切一点，在他所作的暗示里，似乎有那么一点根据，这是我好几次都已经注意到了的。我也不否认，在有些方面他对我比在他的文章里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声称，我的序言是口是心非。如果我果真旨在传播他的文章，那为什么不一心一意去研究他和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指出那篇文章的长处，即它的雄辩的说服力？为什么我不局限于强调指出这个发现的意义并加以阐述？为什么我完全置那篇文章于不顾，硬是自己去发现什么新东西？不是都已经发现过了吗？难道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需要发现的吗？可是如果我果真以为必须再作一次发现，那么为什么我在序言里那么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曾作过什么发现呢？本来把这说成是假谦虚也就可以了，可是不行，这件事性质更为恶劣。他说我贬低这一发现，我让人注意它，目的只是为了贬低它，我研究过它以后便将它搁在一边了。围绕着这件事的纷争也许已经稍稍平静一点了，如今我又在兴风作浪，但同时使教师的处境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为他正直的品性辩护，这对教师有什么意义呢！他关心的是那件事情，仅仅是那件事情而已。可是那件事情却让我给出卖了，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对它估计得不对，因为我不懂得它。它远远超出我的理解力。他坐在我面前望着我，那张年老有皱纹的脸上现出安详的神色，然而只有上述那些意见才是他的真实想法。不过，说他只关心那件事情，这不对，他甚至相当贪图虚荣而且也想捞钱。考虑到他家里人口众多，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他觉得我对那件事情相对来说兴趣极其微小，因此他相信，他不用说什么过分离奇的假话便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毫无私心的人。果不其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人的这些指责根本上只能归因于他在某种程序上是用双手紧紧抱住他那只鼹鼠，将每一个只是伸着手指头想挨近他的人都说成是叛徒，我这么想的时候，内心一点自我满足的感觉也没有。不是那么回事，他的态度不是用悭吝，至少不是单单用悭吝所能解释得了的，倒不如说那是一种愤慨，是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那些努力的毫无成效在他心中激起的那种愤慨。但是也不能一切都用愤慨来解释。也许我对这件事情的兴趣确实太小了。一般人不感兴趣，对此教员已经习以为常，一般来说他对此是感到难过的，但已不再事事都往心里去了。但这里却终于出现了一个用不寻常的方式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而居然连这个人也不了解那件事。这一点我根本就不想否认，我这是赶鸭子上架的嘛。我不是动物学家，如果是我自己发现了那只鼹鼠，那么也许我会从内心深处感到振奋，可是那只鼹鼠不是我发现的。一只那么大的鼹鼠肯定是件稀罕事，不过人们也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更何况鼹鼠的存在未曾用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过，人们无法把那只鼹鼠拿出来给人看。我也承认，即使我是那个发现鼹鼠的人，我也决不会像我这样心甘情愿为教师效劳似的去为那只鼹鼠奔走呼喊的。

假如我的文章取得成功，那么我和教师之间的不一致可能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文章偏偏又没有获得成功。也许文章写得不够好，说服力不够，我是个商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力不从心，比教师写一篇文章还感到吃力，尽管就掌握这个领域全部必要的知识而言我远比教师强。对于文章的不成功也还可以另作解释，也许文章发表的时机不利。发现那只鼹鼠这件事，当时都未能引起广泛的重视，如今这件事一方面时间还不算离得太远，人们还不至于完全忘记，所以也不会对我的文章感到十分惊异，可是另一方面，时间却又隔得够久了，原先曾有过的那种淡漠的兴趣已经全然消失。那些压根儿就对我的文章感到担心的人，心想现在大概又该开始为这件枯燥乏味的事情枉费唇舌了，而有些人甚至把我的文章误看成是教师的文章。在一份有分量的农业杂志上登了如下一段话，幸而这一段话登在杂志的末尾并且是用小号字刊印的：“又给我们寄来了关于那只大鼹鼠的那篇文章。我们记得，几年前我们就曾对它捧腹大笑过。自那以后，文章的作者没有变聪明，我们也没有变愚蠢。不过，要我们第二回笑，我们可是笑不出来了。我们倒是要问一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一个乡村教师除了追求大鼹鼠以外，是否就没有更有益的事可做的了。”一场不可原谅的误会！人们既没有读过那第一篇，也没有读过这第二篇文章，那些先生只是匆忙间偶然看到大鼹鼠和乡村教师这两个可怜巴巴的词儿，便站出来俨然以公众利益代表的身份讲话了。按理说，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完全可以办好的，但是由于和教师互相缺乏了解，我竟没有办成。我反而试图尽量对他隐瞒那份杂志的事。但是那件事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在圣诞节期间来看我，我从那封信的一段话里就看出了苗头。信中他写道：“世界上的人品质恶劣，而有人却在推波助澜。”他的意思是说，我属于这个品质恶劣的世界，但是我不安于我身上固有的恶劣品质，竟还去给这个世界推波助澜，这就是说，从事活动，把那种普遍的恶劣品质诱发出来，使其得逞于一时。好吧，既然已经作出了必要的决定，现在我就可以心平气和地等待，心平气和地看着他怎样到来，看他怎样比平素更不讲礼貌地默不作声地坐在我的对面，小心翼翼地从他那件古里古怪的棉袄的胸袋里掏出那份杂志，并把它翻开，推到我面前。“我读过了。”我说，一边将那份杂志原封未动地推了回去。“您读过了！”他叹口气说道，他有教师的重复别人答话的老习惯。“我当然不会甘愿忍受这种事情的。”他继续说道，愤激地用指头敲敲那份杂志，一边直愣愣望着我，仿佛我持着相反的意见似的；我想说什么话，对此他大概有所预感；我以为，没有他这话，从其他的迹象上我也一样会看出，他对我的意图常常有一种非常正确的感觉，但不对它让步、不受它迷惑。当时我对他说的话，现在我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复述出来，因为谈话完毕后我曾马上把谈话内容记了下来。“您请便吧，”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分道扬镳。我相信，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不合时宜。眼前这份杂志上的这段评论不是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它只不过是最终坚定了我的这个决心罢了；真正的原因在于，我本来以为我出面会对您有利，可是现在我认识到我在各方面都使您受到了损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我不知道，对于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总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不要只寻找那些于我不利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把这件事情通盘地细细观察一下，您也是怀着一片好心，但却遭到了失败。这话我不是说着玩的，我说可惜您与我的联系也可算作是您的一个失败，我这话是针对我自己说的。我现在退出这件事，这既不是怯懦也不是背叛。甚至可以说，这样做不是没有内心斗争的；我非常尊敬您的人格，这从我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某些方面您已经成了我的教师，我都快要喜欢上那只鼹鼠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往旁边靠靠，您是发现者嘛，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是在妨碍您获得可能获得的荣誉，我在吸引失败并将失败转嫁到您的身上。至少您是这样认为的吧。够啦。我可以接受的惟一处罚，就是我请求您原谅，我在这里向您作的这一番自白，我也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譬如说在这份杂志上再作一遍，如果您要求这样做的话。”

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这些话并不完全诚恳，但是别人却不难从中听出诚恳的心意来。我的这个声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与我所预料的大致相同。大凡老年长者对小辈们来说性格上都有某种迷惑性、苦难性，别人在他们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以为彼此的关系毫无问题，别人也了解那些盛行的意见，并且一再得到证实，这种平和的关系是可靠的，认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突然间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事件而那长期存在的平静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年老长者却像陌生人一样挺身而出，他们持有更加深邃、更加强烈的意见，现在才算正式亮出了他们的旗帜，于是人们怀着惊恐在那旗帜上读到了新的至理名言。这种惊恐主要由于老人现在所说的话确实合理得多，意义更加深远，更加合乎情理，仿佛其不言而喻的程度会增长似的。在这件事情上的极大的欺骗性恰恰在于，从根本上看来，他们现在所说的话正是他们以前一向所说的，而且一般人事先还就是料想不到会是这样。我十之八九已经把他的性情脾气摸透了，所以他现在说的话并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孩子，”他说，一边将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友好地搓着，“您怎么会想到要去参与这件事情的呢？——我头一次听说这件事，马上就和我的妻子谈了。”他挪动椅子，坐得离开桌子一点，张开双臂，眼睛望着地上，就好像他的妻子身材十分矮小，在那儿下面站着，他则正在和她说话。“‘这么多年了’，我对她说道，‘我们都是孤军作战，可是现在城里似乎有一个有地位的赞助者在为我们辩护，城里的一个名叫某某的商人。现在我们该感到非常高兴了吧，嗯？城里的一个商人非同一般；如果是一个卑微的农民相信我们，说出他的看法，这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农民干的事总是不正派不体面的，农民说乡村老教师说得对也罢，农民不合体统地啐一口也罢，二者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如果不是一个而是一万个农民站出来说话，那么，效果可能更坏。城里的一个商人则不然，这样的一个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即使只不过是他随便说说的话，也会广为流传，新的赞助者便会来关心这件事，譬如有一个人会说：我们也可以向乡村教师学习学习的嘛，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开了，看那些人的外表，决计料想不到他们会这样的。现在有了资助这件事的资金了，一个人筹款，别人把钱交到他手里，人们认为，必须把乡村教师从村里请出来。他们来了，并不计较我的相貌，把我接走，由于妻子和孩子们舍不得我，人家便把他们也一同接走了。你观察过城里的人吗？不停地叽叽喳喳。如果他们在一起排成一行，这叽叽喳喳声便从右到左，从左到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就这样，他们叽叽喳喳地将我们抬上了马车，他们简直连向我们大家点点头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坐在车夫座上的那位先生扶了扶夹鼻眼镜，挥动马鞭，我们便乘车走了。大家向那村子挥手告别，那样子就好像我们还在那儿，就好像我们不是坐在他们中间似的。城里有几辆马车向我们迎面驶来，车上的人心情特别焦急。当我们相互靠近的时候，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伸长脖子，想看我们。那个筹款的人总管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冷静。我们进城的时候，已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了。我们曾以为欢迎仪式已经过去，却不料到了旅馆前面欢迎仪式才刚刚开始。在城里，一人振臂高呼，响应者顿时云集。一人有了忧愁，众人立刻前来相帮。他们互相商量，互相取长补短。并非所有这些人都能乘马车，他们等候在旅馆前面，另外有些人虽然本来是可以乘马车的，但是他们自觉不乘。这些人也在等候。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筹款的人多么有魄力。’”

我平心静气地听他说话，在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内心变得越来越平静。我把所有我尚还拥有的我那篇文章的文本堆在桌上。只缺了很少几本，因为最近我发出了一封信，要求收回所有寄出去的文本，大多数文本我都收到了。顺便提及，许多方面的人士彬彬有礼地给我来信说，他们完全记不得曾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章，万一果真曾寄来过，那么很遗憾，他们准是把它给弄丢了。这样倒也好，归根到底，我图的也不是别的嘛。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把那篇文章当作稀世珍品留在自己身边，保证遵照我信中的意愿，在今后二十年内不给任何人看。那封信乡村教师根本还没有见过。我感到高兴，有他这一席话，我便可以无所挂虑地把信给他看了。不过，即使没有他这一席话，我也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因为我在信中措辞十分谨慎，丝毫没有忽视乡村教师以及那件事情的利益。信中几句关键的话是这样写的：“我请求收回那篇文章，并不是因为我放弃我在该文中陈述的意见或者也许认为其中有些看法错误或者哪怕只是认为那些看法无法加以证明。我的请求有着仅仅是个人的、然而却是无可辩驳的理由；可是我的这个请求决不能说明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特请注意这一点，得便的话，也请将此意代为传播。”

我眼下还用双手捂住了那封信，说道：“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您就要责怪我吗？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们不要互相怀着怨恨分手。要看到，您虽然有了一个发现，但是这个发现并不是盖世无双的，因此您所遭的不公正的对待也并不是无与比拟的。我不了解学术界的章程，但是我相信，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您也不会受到哪怕只是稍稍近似于您向您那位可怜的妻子所描述的那种接待。如果说我期望这篇文章会有什么效果的话，那么我是以为，也许有一个教授会注意我们，他会委托某一个年轻大学生去调查那件事，这位大学生会找您并用他自己的方法答复查一遍您和我所作的调查结果，末了他会，如果他觉得复查结果值得一提的话——这里应该指出，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疑心很重，那么他就会自己写出一篇文章，对您所写过的内容进行科学论述。然而，即便实现了这个希望，也还是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大学生的那篇文章，为这样一件奇特的事件作了辩护，也许因此就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您从这份农业杂志的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很容易发生，而且科学杂志在这方面更显得无情。这也可以理解，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肩负着重大责任，他们不能对每个新发现都欣喜若狂。我们这种人在这方面比他们优越。可是我现在不谈这些，我愿意设想，大学生的文章取得成功了，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人们也许会怀着尊敬几次提及您的名字，这多半也会有利于提高您的地位，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有眼力。’这儿这份杂志，如果有记忆力和良心的话，就得向您公开道歉，也就会有一个好心的教授设法给您弄到一份奖学金，人们也确实可能会试图调您进城，给您在一所市立国民小学安排一个工作，以便给您提供利用市里拥有的科学资料来进修的机会。但是如果要我直言不讳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明，我以为，人们仅仅是试试看而已。人们把您召唤到这里来，您也来了，以一个普通申请者的身份，这样的申请者多着呢，不会有什么隆重的接待，人们和您交谈，赞赏您的真诚的努力，可是同时却也看到，您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您这个年龄开始搞科学研究，是毫无希望的。人们看出，您与其说是按计划还不如说是偶然有了您的那个发现，您根本无意于超出这个个别事件的范围以外去作什么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出于这些原因，人们也许会让您留在村里。您的发现当然会有人去继续加以研究的，因为您那个发现并不是那样微不足道，一经受到重视便不会轻易被人忘掉。但是您再也不会听到多少有关那个发现的情况了，您听到的，您几乎都理解不了。每一个新发现将立刻被纳入科学宝库的总体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再是一种发现了，它便整个地升华了，消失了，人们得有一种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力才能将其辨认。有人会将一个新发现同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原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争论中，同这些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新发现又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我们怎么会理解这种事呢？譬如，我们在旁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以为是在讨论那个发现，而其实讨论的完全是别的事情，下一回我们以为是讨论别的事，不是讨论那个发现，可是讨论的却恰巧正是那个发现。

“您明白这个道理吗？您会留在村里，可以用您拿到的钱稍稍改善一下您家里的伙食和衣着，但是您的发现者的权利就会被剥夺，而且您还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进行反抗，因为那个发现是到了城里才发挥出真正的效力来的。人们也许决不会对您忘恩负义，人们大概会在作出那个发现的地方盖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它会成为村子里的一处名胜，您则是掌管钥匙的人，一如科学工业的仆人们惯于佩戴奖章，人们也会授给您一枚佩戴在胸前的小奖章，这样，您连荣誉勋章也有了。这一切都有可能；可是这一切是您所希望的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完全正确地反问道：“这么说，您曾力图为我谋求过这些东西的啰？”

“也许是的。”我说，“我当时采取的行动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所以现在我也无法明确地回答您。我想帮助您，但是事情失败了，甚至是我所干的事情中失败得最惨的一次，因此现在我想退出，并尽力设法把我所干的事情一笔勾销，就好像我从未插手过那样。”

“那么好吧。”乡村教师说道，一边掏出烟斗装上了一袋烟，他身上所有的衣袋里都装着烟叶子。“您自愿关心过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现在也是自愿退出。这一切都做得完全正确！”“我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我说，“您觉得我的建议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没有，一点也没有。”乡村教师说道，这时他的烟斗已经冒起烟来。我受不了他的烟叶的那股气味，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以前的几次商谈中我已经习惯了乡村教师对我沉默寡言，他一旦来了便不想挪动身子离开我的房间。有时候这曾使我感到十分惊愕；他还想要点什么东西吧，我总是这样以为，并且给他钱，而他通常也都接受。但是他总要待够了才走。通常是在抽完那袋烟以后，他便晃晃悠悠绕着圈手椅转，随后又规规矩矩、毕恭毕敬地将那把圈手椅挪到桌子旁边，从墙角拿起他的那根结节拐杖，热情地握握我的手，走了。可是今天，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简直讨厌至极。如果一个人，如同我已经所做的那样，一旦向另一方表示了彻底分手的意向，而且对方认为这样完全正确，那么那个人就得尽快处理完那尚需共同一起解决的不多的事务，不要漫无目的一声不吭坐在人家面前，惹人生厌。如果有人从背后看一眼这个固执的小老头儿，看他怎样坐在我的桌子旁边，他一定会认为简直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这个小老头儿从房间里弄走。

[1] 本篇作于1914年12月16日至1915年1月6日，没有写完。1935年首次发表在短篇小说集《一次战斗纪实》中，由布罗德加上《巨鼹》这个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