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旦凌晨离开医院的茂井诚治，隔了一天之后，在三号下午回到了医院。他原本说雪停了就回来，但二号早上明明已经放晴了，他却没回医院，就这样连着三晚待在外面。期间，护士们照顾千代，疲于奔命。虽说千代没有意识，但一天却免不了得喂三次饭，尿布也要换，一天至少要给她翻三次身，此外还有换睡衣、在她睡觉时把她绑好的活儿。今天，千代有点儿腹泻的症状，污物浸透了垫在身下的塑料布，把床单也弄脏了。过年放假期间，值白班的护士一共三个人，要照顾五十多个病人并不容易，不可能专门看着千代一个人。
护士长过来告诉我，诚治已经回来了。她带着一丝兴奋说：“那人大概都不记得陪护是自己的事了。就因为要陪护病人，他才不用出去工作，国家还给他发钱。我看他是打算忘掉自己的职责，在医院过游手好闲的日子。这种时候，希望您能严厉地训斥他一下。要是再放任不管，他就只知道偷懒了。”护士长一口气说完这些，接着又说，“从今以后，我们深夜也要把后门关着。我问过了，他好像就是从后门逃跑的。”
听着护士长的话，我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训斥。除夕夜间，其实该说是元旦的凌晨，我就是从后门离开回的家。之前，护士问过我关不关后门，我说让她把门开着。如果诚治是从后门逃走的，那我可能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了。
深夜开着后门好像确实有点儿问题，之前就有没付住院费的病人趁着深夜从后门逃走。护士长要关后门，我没有意见。虽说这样一来回公寓的路就变远了，但也只是多出五六十米而已。见我点头，护士长又趁势说：“诚治现在就在病房，您是马上过去呢，还是把他叫到这里来呢？”病房里除了诚治的妻子，还住着村上里。我不好当着她的面斥责诚治，最后决定让诚治到医务室来。
下午三点，太阳已经开始往西边的防雪林那头垂落了。今天放晴了一整天，简直快令人忘了元旦时下个不停的大雪。倾斜的日光中，大叶桂樱的枝梢根根分明。我抽着烟看向窗外，这时护士长敲了敲门，身后跟着茂井诚治。
“进来吧。”护士长说完，就转过头看向身后的诚治，“听好了，医生现在非常生气，你要好好道歉，保证不会再犯，并请医生原谅你。”她又向我施了一礼：“拜托您了。”随即离开了医务室。
门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诚治两个人。我再次看向诚治，他垂头站在昏暗的房间里，身上穿着褐色的毛衣和厚实的黑裤子，右膝附近泛着污垢的油光。他剃着光头，肩膀很宽，或许是因为身体略朝下弓着，两只胳膊看起来比一般人要长一些。“请坐吧。”我指了指面前的椅子。诚治戒备地看了我一眼，小心地把腿挪进桌椅之间坐下来。护士长都把话说到那个份儿上了，我不得不好好敲打敲打诚治。但从诚治乖顺的举止上看，他应该已经被护士长狠狠教训过一顿了。我现在把同样的事情再重复一次也没有意义。
我没有斥责诚治，而是询问他昨天为什么没回医院。“合作社的人去你家的时候，你说了等雪停就会回来的吧？”诚治保持着微微前倾的姿势，什么话也没说。显然，他只要不答话，沉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无奈之下，我又接着说，他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很难办，尤其正是过年放假期间，人手本来就不够，实在是麻烦。诚治依然一言不发。我想，他是不是在以此表示反抗呢？会不会被人训斥了，心里生闷气，干脆就闭口不语呢？然而，他把两手放在膝上，低眉顺眼的样子根本看不出一丝反抗的迹象。他眼神温和，看起来反倒比任何时候都顺眼。
“这三天你一直待在沼田的老家吧？”问到这里，诚治才终于抬起脸点了点头。他的右眼有轻微的斜视，那一瞬间看起来就像是在往旁边看。“在家里待着开心吗？”我问道。诚治嘴角微松，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知为何，在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嗅到了男人的气息。
“你长期陪护老婆，可能已经忍不下去了，但也不能像这次一样把她丢在那里不管，我们会很难办的。你是辛苦，但病人可比你更辛苦啊。”说着说着，我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学校老师。对一个大男人说这种话让我觉得不好意思。
诚治把手放到脑袋上大力挠头。他什么都没说，不过这副样子看起来应该是理解了我说的话。“实在想回家的时候要和护士说好了再走，不然大家都以为你还在，就忘了去照顾你老婆了。这样一来，她的病情如果突然恶化了，大家也不会注意到，知道吗？”话说到这份儿上，我自觉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是否能让护士长满意姑且不管，诚治是成年人，说到这个地步已经足够了。
“抽烟吗？”我从口袋里拿出烟，想以此掩饰对诚治说教的尴尬。诚治略带疑惑地看看我，随即拿过香烟。“你家里有女儿和儿子吧？”我问。诚治把吸了一半的烟拿回手中，点了点头。“两个孩子留在家里应该会觉得孤独吧？”话快说出口的时候，我及时止住了。说这句话无疑就相当于赞同诚治离开医院。我转了话头，问他孩子们是不是正在放寒假。或许是没那么紧张了，诚治第一次张口回了句“是的”。我问起孩子们上学的事情，诚治慢悠悠地说：姐姐每天早上先起床，做好饭后出门上学；弟弟回来得比姐姐早；姐姐的学校离沼田有六公里远；姐姐坐早上七点半的公交车去学校等等。他每说一句都要停顿片刻。
“所以，弟弟傍晚先从学校回来，会烧好炉子等姐姐吧？”我问。诚治点点头。
“晚上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吗？”我想起了去年秋末去沼田附近出诊的事情。中心城区沿国道向北走三公里左右，就是起伏平缓的丘陵地带，草场与仓库点缀其间。路途过半处有一家废车停放场，往前左拐就是一条笔直延伸的宽阔土路。土路左右两边的田地里随处散落着防雪林与农家，大多数农家都带着储存干草的筒仓与放置农具的小屋。到了冬天的这个时候，整片田地都覆盖在白雪之下，开发局 用扫雪车才能清出一条道来。诚治的家就在那条道上，住址名称直接沿用了开垦田地时划出的分区名字，叫作“一线八号”。
“正月里做什么好吃的了吗？”我问。诚治笑着摇头。指望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做年夜饭未免强人所难。
尽管心里觉得有些逾矩，但我还是问起了孩子们生活费的事情。诚治说，大概一周给姐姐一次生活费，每次一万日元。这么算起来姐姐每天的花费大概是一千日元，她就用这笔钱安排生活。而她没时间做饭，基本上就吃些泡面、杯面。我见过诚治的女儿一次，那是在暑假的时候，她来医院陪护母亲。诚治的女儿虽然每天净吃泡面，但长得却很胖。她双眼凹陷，鼻子肥大，这些地方都随了诚治。
“压力很大吧？”听我这么问，诚治就说他们家每个月能拿到八万日元。我不知道福利机构是怎么算出这个数字的，又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父子三人一个月拿八万日元的。按一天一千日元的标准来算，孩子们每个月的餐费就是三万日元，那么剩下的钱可能都花在了买衣服和诚治的生活上。
“正月里你们父子三个难得聚在一起，过得很惬意吧？”不知从何时起，我忘了自己是为了训斥诚治才把他叫过来的，反倒觉得他回家是一件好事。突然回想起原本的目的，我又一次对诚治说，偶尔回家没关系，但不能一声招呼都不打。诚治垂下眼睛，低头说了句“对不起”，像个大孩子一般。“回家是可以的。”我说。诚治再次打量了我一眼，慢慢地站起身。
诚治离开后，我靠着椅子，把腿搭在桌子上，朝外望了一会儿。黄昏时分，冰雪覆盖的原野常常会出现万籁俱寂的瞬间，仿佛一切都凝滞不动了。现在就是如此。午后阳光西斜，残留在雪间的细瘦枫树在雪面上落下长长的影子。远处传来吉他的声音，或许是住在210号病房的青年弹奏出来的。
到了正月的第三天，我实在是觉得疲惫了。从除夕当天算起，到今天我已经连着值了四天的白班。当然，正是过年放假期间，新来的病人并不多。中午刚过，行政当值的高田来到医务室，告诉我三十一号来了五个病人，元旦来了五个，二号来了八个，三号来了三个。其中，重病患者就是元旦凌晨送过来的金井老人，剩下的全是轻微受伤或得了感冒。说是值班，其实没有病人的时候，我是可以待在家里的。实际上，我晚上几乎都在家里。和值班护士比，我的工作似乎要轻松得多。然而，护士们值一天班后，第二天可以休息；我看似轻松，却要连着值四天班。这样的经历于我而言尚属首次。
一开始，院长问我能不能在三十一号和一号当中选一天值班的时候，我稍稍思考了一会儿，说可以值完整个假期。院长起初一脸不相信的神情，之后又问了我好几次是不是真的可以值完一整个假期。我从一开始就决定留在这座城镇过年。与其冒着大雪外出，我更愿意选择舒适的方式，待在暖气充足的医院或家里。我把这些话说给院长听后，院长说：“如果你有事要外出就随时告诉我，我来换你的班。”但我并没有外出的打算。我如果外出，要么是去桐子上班的餐厅，要么是去找耳鼻科医生室井—自从送了一个病人过去后，我俩就熟识起来了，再就是去找通过围棋结识的老人大和田。然而，餐厅会放假，我和剩下的两个人也还没有亲密到可以不打一声招呼就自行上门的程度。决定连值四天班后，我反倒觉得自己得了个悠长的假期。
可连着四天下来，我难免还是觉得有些腻烦。其实，我烦的不是值班，而是每天两点一线地往来于医院与家之间，眼中所见唯有窗外的风景，也许正是这份单调让我提不起劲。不过，这种日子从前也常有，我甚至会连着一周或十来天哪儿都不去，只在医院和家之间来来回回。那种状态与现在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现在白天只看急诊，因此闲暇时间很多；再就是因为要值班，所以必须清楚地告知医院自己的去向。要说这两者中究竟是哪一个让我感到疲倦，恐怕就是前者了—空有闲暇，人却被拘在固定的地方。事实上，哪怕身体上得到了放松，值班还是会给人一种受到拘禁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可能就会不利于人的精神健康。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诚治现在的状态与之类似。
有时我会想，诚治虽然要陪护病人，但实际上却算不得忙碌。当然，给妻子喂饭、护理下身确实不简单，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时候，他都相当空闲。至少和做农活儿的时候相比，他已经轻松了大半。要是把闲下来的时间拿来看漫画，恐怕多少本都不够看。但现实情况却是，诚治始终被病人束缚着，哪怕一小时的自由时间都没有。病人不知何时就会无意识地抓脸，又或是咳个不停，把喉咙给堵住。就算有时无聊至极，时间又多得无从打发，诚治也不能离开医院。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好笑。医生与陪护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已经很奇异了，而一方说教，一方乖乖听训就更为滑稽。
我开始有些理解诚治了。两年多来，一直被紧紧地拴在病情毫无起色的妻子身边，任谁都会偶尔产生逃离的念头。正月那三天不回医院，与其说是心怀抗拒，不如说是安抚精神的必要之举。我后悔自己对诚治说了那些带有警示意味的话。他虽然听得认真，但内心没准儿还是没有完全接受。只要妻子还活着，他就会一直被拘禁，无法逃离。而负责监督他的我，暂时也得过同样的日子。我微觉郁闷，把眼光投向窗外。
日头落入西边的神社山彼端，群鸟从大叶桂樱林里齐飞入空。不知靠什么在指引，四五十只鸟追在领头的几只鸟身后，绕着雪原盘旋一圈，而后再次向着树林的方向飞去。群鸟的踪影一消失，雪地就迅速昏暗下去，夜色从四面围了过来。想起桐子七点要来，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医务室里，药剂师高田靖子边看电视边织着蕾丝。她今天在医务室值班，在看得见雪的窗边织白色蕾丝。这副景象令人感到一阵寒意。
这是靖子在医院工作的第八年。靖子今年三十二岁，单身，据传和之前因为胃溃疡住院的一个病人关系不简单。在药剂师这个行当里，她算得上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高高的个子与认死理的性格，或许就是令她迟迟不走入婚姻殿堂的原因。自从我一年前来到这家医院后，靖子就一直待我很好。不知是不是因为在这里待久了，她告诉了我很多事情—上至院长、护士长的性格，下至保洁女工的男女关系。我对这一类事情不太感兴趣，但听她说说话，自己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医院里的其他员工称她为“大奥”，据说是因为她年纪大，嘴又碎，动不动就要找院长夫人告密。我还听说，在某些方面，相比办公室秘书长和护士长，院长夫人更愿意听信她的说法。总而言之，员工们表面上敬重她，背地里则不想与她为伍。而我则没什么远离她的理由。她的缺点是一旦开口，必定要说上很久，但我也没有因此蒙受什么损失。
不知是不是因为今天心情好，我一进门，靖子就立马停下手中的活儿，给我倒了杯咖啡。她问我加不加奶精，在我回答不要后就对我说：“喝黑咖啡可是会伤胃的哦。您还是医生呢，做的全是些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事。”我不以为意地喝了口黑咖啡。“我喜欢边看雪天日落边喝咖啡。”靖子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这样的夜晚，独自聆听舒伯特的音乐真是再好不过了。”喝完咖啡，我对靖子说自己要回家了，有什么事再联系。或许是说得突然，靖子露出惊讶的表情，问我回家有什么事。“没什么事。”我答道。听罢，她笑了起来，问我昨天有没有打喷嚏。打喷嚏这种事当然是不存在的。见我一脸莫名其妙，她便说道：“昨天，我们在院长家聊起过你。”我想，大概又是和热衷八卦的院长夫人聊起来的。见我沉默，靖子就继续织起了蕾丝，没有开口的意思。我本来也不怎么想听。刚准备起身时，靖子又追着问我：“您一个人不觉得寂寞吗？”
我和桐子交往的事情，靖子应该也是知道的，那一个人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她故意这么问，是不是在嘲讽我呢？我没有说话。靖子又问：“您妻子为什么没跟着一起过来呢？”昨天她与院长夫人聊起来的，可能也是这件事。我依然沉默，她就说：“您妻子不容易啊。”
我把从大学离职，要来这座城镇的事情告诉妻子时，妻子明确表示不想跟来。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貌合神离的呢？直接的开端应该是三年前妻子的流产。妻子骨盆狭小，子宫发育不良，最终导致流产，但她却固执地认为所有责任都在医生身上。怀孕刚进入第四个月的时候，她去大阪办事，当时确实是得到医生的许可之后才去的，然后在那之后过了几天，她就出现了流产的征兆。流产的原因或许正如她所言，是因为出了趟远门，但完全归咎于医生没有任何根据。医生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撇开自己的体质问题，一味地单方面指责医生未免过于任性。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妻子哭喊着问我究竟站在哪一边。万幸的是，一年后妻子又一次怀孕了。这一次她虽然打了保胎针，却还是在刚进入第八个月的时候早产，生下了三斤二两重的早产儿。孩子进恒温箱抚育了一段时间，两周后就因为黄疸太严重夭折了。妻子照旧责问负责的医生和护士，而我反倒觉得，孩子的死或许是一件好事。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对妇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自豪地在学会上分享自己拯救了八个月大或三斤重的早产儿之类的故事心怀疑虑。早产儿的机能远低于足月婴儿，得脑瘫和智力发育迟缓的比例很高。我们外科医生常常会看到早产儿长大后的一些明显的缺陷，因此并不赞同养育情况极端的早产儿。与其做这种研究，倒不如思考如何使早产儿月份足了之后再出生。
我基于事实说出了这番话，妻子则说这不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确实，对怀胎八个月的妻子来说，孩子是没法彻底放弃的。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一切就此终结，机会仍在。我这样安慰妻子，结果她说无法理解我的想法。妻子这么说，或许是因为生产过后情绪不稳定，不过在那之前，她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她从前就反对我只待在大学做研究，不去私立医院做医生，又对我与她那些喜好人情往来的亲戚少有联系的事情心怀不满。在我来这座城镇之前，她就时常回娘家居住，我们两地分居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院长夫人应该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我来这里的时候，只说了自己有妻子，是一个人过来的，院长也没有过问什么。院长不是那种对别人的私事刨根问底的人，所以他的夫人也没在明面上问过这些事。
“您妻子不会觉得寂寞吗？”靖子又问了一遍。我只好回答说不知道。事实上，我不太清楚妻子内心真正的想法，目前也不想去考虑她的想法。
我拿起大衣，为她给我倒咖啡的事道了句谢，然后站起身。靖子的表情突然变得不安，问我是不是因为她的话而不开心。“没有的事，我只是想回去休息一下。”说完这句，我便离开了医务室。
回到家，我在夕阳的余晖中假寐了一小会儿，时间不长，大概二三十分钟。睁开眼的时候，昏暗下来的房间里还跳动着暖炉的火光。我按亮灯，拉开了阳台上的窗帘。昨天雪就停了，窗玻璃边缘凝结了冰花，看来入夜后气温还在不断下降。暖炉虽然烧着，却只有正对着火光的那一面脸能感受到热度，后背则一片冰凉。我把早上扔在床上的开衫罩在了毛衣外面。
差不多该吃晚饭了。医院里一般五点开始出病人餐，员工们的用餐时间是六点左右，之后保洁女工要收拾，会一直留饭到七点半，我只要赶在七点半之前过去就能吃上饭。如果遇到急诊来不及过去的时候，后厨的员工会在置物架的一角留出值班人员的餐食。倘若我现在过去，可能还会吃上温热的饭，但我已经不想再出一次门了。
我继续在沙发上躺着，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播放新闻，然后是天气预报。身穿橙色毛衣的女播音员播报说：“今夜降温加剧，明日早间平原地区气温零下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其中山地气温可能降至零下20摄氏度。”播音员的身影消失后，石狩川河口的灯塔出现在屏幕上，下方滚过“请您在休息前先关闭水管阀门”的字幕。天气太冷，水管就会被冻裂。看着字幕，我思考起水结成冰后体积会增大多少这个问题，从前学物理的时候应该是了解过的，然而现在却回想不起来。就在我思考的过程中，电视里的灯塔雪景变成了S市的街景。
我听人说，关闭水管阀门需要拧紧连接总阀门的水龙头，但自己还没关过。独门独栋自然另当别论，但公寓里的住户不止一家，即便我自己不关，水管应该也不会被冻裂，况且我还没听谁说过公寓的水管被冻裂。字幕消失后，我不由得想起了诚治不在的那个缺少父亲的家。今夜如此寒冷，孩子们会不会记得关好水管阀门呢？听说秘书长家里的水管就裂过，哪怕即刻联系自来水公司，修理也要花上两天时间。沼田的农家居所是露天环境，气温应该比城区还要低个2至3摄氏度。我为此担忧了一会儿，不过说不定孩子们早就见惯了寒冷天气，稀松平常地把阀门给关了。天气预报播完后就到了七点。或许这个时间还能吃上温热的饭菜……这么一想，我突然觉得腹内空空。桐子说会在七点左右过来，我要是不锁门，她就能自己进来。想到这里，我就在开衫外套了件大衣，向着医院的方向走去。
冰雪覆盖的路面冻得硬实，每跑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刚跑了五十多米，呼出的气息就晕白了鼻尖，看来气温真的至少降到零下15摄氏度了。
后厨还剩一个肥胖的保洁女工，她正从自动清洗机里拿出洗好的餐具。后厨里的这个设备是院长夫人亲自设计的得意之作，一次可以清洗二十人份的餐具。我一走进去，保洁女工就对我说：“您来迟了，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给您打个电话呢。”餐食除了烤制远东的多线鱼，还有炖煮的萝卜与马铃薯、裙带菜味噌汤、金枪鱼和章鱼刺身。只不过刺身是特供给值班人员的，不属于病人餐。
“每天都要值班，很累吧？”保洁女工边给我盛饭边问。这句话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有累到别人说的那个程度，我虽想这么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保洁女工继续往碗柜里放洗好的餐具，边干活儿边问我正月也一个人待着不回家，会不会感到孤独。
“也不是不孤独……”我含糊着回了一句，吃完饭接着就去了二楼的值班室。听值班人员说，住院的病人一切正常，只有315号房的一名高血压病人想要点安眠药。我开了服用一次的药量，随即离开。
离开家大概有三十分钟。等我回去的时候，门口摆了一双女士长靴，桐子刚刚关掉吸尘器。今天她没穿和服，在藏青色的毛衣外，套了件嫩绿色的格纹衬衫。
“家里没人的时候，不锁门可是很危险的。”桐子说完这句，接着又问我饿不饿。我说自己刚才就是去吃饭了。“笨蛋。”桐子边说边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保鲜盒。
“今天和姐姐一起做了什锦饭。我还想给你做个年糕汤，就带了鸡肉和鸭儿芹过来。”摆在上层的黄色保鲜盒里装着什锦饭，下面的绿色容器里则是年糕汤的材料。
“我都带来了，好歹吃点吧，可好吃了。你正月里还没吃什么应景的东西吧？”桐子说。其实，除夕夜我在医院吃了跨年荞麦面，元旦的时候也和军队一起吃了院长家里送来的下酒小菜，二号早上医院还做了年糕汤。虽然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我自己感觉还是吃过正月的应景食物了。况且，我本来也对正月要吃的东西没什么兴趣，有的吃就吃，没的吃就不吃。
我喝着白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桐子有些不忿：“你总是这样，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说：“没有那回事。你特意带过来，我很感谢你的这份心意。”桐子说：“就算接受了别人的心意，你也没有惊讶、开心的样子；别人怎么对你，你完全不放在心上，总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白了，你就是个冷漠的人。”就在这瞬间，我回想起妻子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在认真听吗？”桐子问道。我当然听进了她说的话。桐子的话并非毫无道理，还不至于令我生气。她讨厌我不把情感表达出来，但实际上是我没法表达本来就不曾出现的情感。我把这话一说，桐子就背过脸去，让我给她支烟。我把烟盒递过去，她从里面抽出一支，自己用打火机点燃了。桐子有时会出于恶作剧的心思拿烟出来抽，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她心情好或感觉烦躁的时候。和以往一样，这次也是抽了两口就被呛住了。缓和过来后，她开口说：“我没给你提任何为难的要求，只不过是特意带了年节吃的饭菜过来。你要是觉得高兴，我希望你可以坦率地把‘我很高兴’讲出来。你说吃不吃都无所谓，这不是在浪费我的心意吗？”
被桐子这么一说，我只得重新说了句“谢谢”，声音里还带着股似乎是刻意为之的生硬感。桐子捻灭没有抽完的香烟，说了句“你这人真奇怪”，随即笑了起来。
经此一出，桐子的心情稍稍好转。她叹出一口气，边喝白兰地边看起了电视。电视里，从去年年末起就频频现身的歌手正在唱着那首经久不变的歌。我们两个看着看着，桐子突然开口说：“我看到架子上的贺年卡了，里面有一张很奇怪呢。”我想起从医院把那叠贺年卡拿回家后，就一直放在架子上没管。桐子起身把那张贺年卡拿了过来：“什么嘛，完全看不懂。”说着就把贺年卡递到我面前。如我所料，果然是牟田明朗写的那张。“顺着倒着都看不懂，简直就像猜谜。会不会是送错了，还是有人故意开玩笑写的？”
我告诉她，这张贺年卡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一笔一画认真写给我的。她不相信，让我读给她听，我就读了。桐子听完后笑起来：“写的是‘新年快乐’吗？你在骗我吧。”
我对桐子说，写贺年卡的孩子是我以前的病人，他得了病，全身骨骼屈折，因此无法正常写字。桐子被勾起了好奇心，问我孩子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为什么要给我寄写着笨拙字迹的贺年卡。“快说给我听听，那个痴呆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仰慕你。”听她用了“痴呆”这个词，我决定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写这张贺年卡的不是痴呆儿童，就算是为了牟田明朗的个人名誉，我也必须先说清楚这一点。
我解释说，那孩子生来就患有脆骨病，出生时子宫内部的压力都能轻易地折断他的骨骼。根据国外的病例报告，有孩子甚至在出生的过程中就骨折了十来处，还有人因此死亡，其中大概有一半人能存活下来。得了这个病的人容易骨折，不过相应的骨折部位也很容易重新黏合，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幼儿有适应能力，他们的内脏软组织与肌肉可以根据骨骼外形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骨折后，重新接合起来的部位会变得奇形怪状，而他们就这样带着一副异常的骨相继续存活下去。我第一次为明朗诊治时，他全身上下有十多个地方发生了骨折，这些还只是X光片上清晰可数的部分，算上未能成型、在X光片上显示不出来的软骨部分，他骨折的地方应该会更多。与骨折并发的还有神经与肌肉异常。明朗的脑骨压迫了大脑，遗留下神经抽搐等症状。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肢体障碍儿童福利中心当过志愿者，见过那样的孩子。福利中心的那群孩子也是腿部弯折、脖子外凸，没办法说话。”桐子说。她说的其实是脑瘫儿童，与寄来贺年卡的明朗情况不一样。脑瘫病症严峻程度不一，常见的症状只是外形极端异化而已，而明朗得的是更难治的大病。关于病因，有人说可能是胚胎发育期营养不良，也有人说可能是骨质发育不良，而无论哪一种论调，都只是推测，真正的原因还无从得知。唯一确定的是，这种病不是遗传下来的。明朗的父亲在一家大型商社上班，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健康的人。当然，两人的亲属中也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在这种情况下，生出的孩子得了脆骨病，也只能怪运气不好。
明朗是在三岁时来到我当时所在的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务室里，只有就这个孩子的治疗方案讨论过很多次。之前，诊治过他的医生说三岁的年纪可以做手术，但实际上三岁还是有些早了。然而，明朗的母亲迫切地拜托我们给他做手术，说无论从哪个地方开始做都可以，希望我们能治哪里就治哪里，尽量把他的身形纠正过来。大家开会讨论后，决定先给严重外翻的左大腿与外凸的膝盖做手术。治好了这两个地方，明朗的肢体应该多多少少会舒展一些。
我给明朗的母亲讲解了手术内容，告诉她手术后孩子的身体状况会有所好转，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治愈，过个几年可能还要再接受手术。实际上，对于明朗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把弯曲的骨形纠正过来，明朗也不会因此感觉比从前更加舒适。因为骨骼上附着了肌肉和神经，如果这些地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骨骼就依然脆弱，这种病也就不会根除。再有一点是，手术往往伴随着生命危险。对于一般人而言，三岁就能接受普通的骨折手术；对于明朗来说，却异常困难。由于肋骨变形，明朗的肺活量还不及正常标准的三分之二，而且他的内脏也因为奇怪的身形而变得脆弱不堪，整个人的体重只有三十斤。如果可以的话，手术等两三年之后再做会更加理想。可他的母亲却说，三年后孩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如果放任他的手脚继续这么弯折下去，他就会习惯奇怪的走姿与拿东西的方式。所以，他的母亲坚决表示要趁早做手术。
明朗母亲的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明朗现在无法直立行走，只能趴在地上移动，导致右膝与左小腿外侧长出了老茧。他的右手朝外侧弯曲，活动不便，于是渐渐开始用更加灵活的脚去抓取物品。如果再这么放任下去，用脚抓取物品的习惯将会伴随他的一生。然而，手术风险很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曾解释过很多次，但明朗的母亲却完全没有放弃的念头，对我们说的只有一句“拜托了”。
我把明朗母亲的意见转达给主任医师后，主任医师一时陷入了沉思。他们刚来医院就诊的时候，主任医师以为只要简单地接好骨折的腿部就行，可等到明朗住院，看到他的全身状态后，主任医师就不认同做手术了。“手术风险已经和孩子母亲说清楚了吧？”主任医师确认道。对于手术这件事，孩子的母亲比医生更为迫切。
医院最终决定手术由主任医师执刀，我只负责乙醚麻醉。这种麻醉采用的是以口罩覆盖病人口鼻，然后由上至下打入乙醚点滴的方式。这一麻醉法时常用在难以采用气管插入手段施行全身麻醉的幼童身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二三十例麻醉，具备了一定的经验。采用这种方法时，病人只会在打入麻醉剂时感到些许痛苦，麻醉生效后则相对稳定下来。不过说实话，面对这次的麻醉，我完全没有信心。明朗的肺活量很低，而麻醉会极大地受到肺活量的影响。此外，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呼吸一次都会发出“咻咻”的声响。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的身体能否支撑长达一小时的手术实在令人存疑。做手术的医生只要做好自己的手术就可以了，而负责麻醉的医生却要时时监控病人的呼吸，计算出血量，关注病人的全身状态。说句不争气的话，就明朗来说，麻醉管理比手术更困难。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找人来替我干这个活儿。然而，身为主治医师，我没办法这么随心所欲。
“总之，就做好自己能做的吧。一旦发生危急情况，我会中断手术，不要担心。”主任医师这样说后，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些。
明朗的手术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如我所料，他全身的状态并不乐观。明朗没什么体力，相对来说导入麻醉剂比较容易。但当他陷入昏睡状态后，出现了我此前一直担心的喘鸣症状。他的气管分泌出大量液体，很快就变得呼吸困难。我们立刻给他用吸痰器，结果他的全身猛烈地抽搐起来。由于体重小，麻醉区域也很狭窄，稍稍加大乙醚的点滴量，明朗就昏迷过重；而控制麻醉的用量，又会使他时不时地重归活跃期。麻醉程度就这样不间断地起起伏伏，很不稳定。
主任医师动作麻利地做完了手术，把出血量控制在了最低限度，可即便如此，手术依然耗费了将近一个小时。尽管事先想着不要催促，但手术过程中我还是忍不住多次窥视创口，询问主任医师手术还需要多长时间。主任医师“快了”的应答声也逐渐流露出焦躁。手术开始二十分钟后，明朗爆发了剧烈的咳嗽，我用吸痰器抽吸气管里的分泌液。这时，明朗的上半身突然挺了起来，停止了呼吸。我拿开吸痰器，用最原始的方法叩击他的胸口，钻到手术巾下给他做人工呼吸，主任医师则暂时停下动作等待。等明朗的脸上再次显出血色时，时间又过去了两三分钟。手术继续进行，明朗的血压依旧不稳定，喘鸣得很厉害。手术开始三十分钟后，我再一次询问还要做多长时间。“快了。”主任医师的回答一成不变。此时，他恰好接起了骨折部位的两边，接下来要用金属加固。这时的手术出血量只有200cc，但对体重很轻的明朗来说，这个量无疑已经相当严重了。明朗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喘鸣重新变得激烈起来。
我再次插入吸痰器。明朗总算恢复了呼吸，然而分泌液依然浅浅地附着在气管上，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他的血液含氧量也因此急速下降。我把输氧速度开到最大，可他的气管已被分泌液堵塞，无法顺利吸氧。血压再度下降，明朗的嘴唇透出乌青色，长睫闭锁的眼睑周围开始微微颤动。
已经到极限了。再不停下来，明朗就会死。我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没有开口。我没有拔吸痰器，也没有加大供氧量，只淡淡地看着明朗苍白的额头。
“你为什么不慌不忙的？”一直安静倾听的桐子开口问道。为什么呢？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总有一些时候，人的大脑会瞬时一片空白，又或是思绪飘到了别处。
“可怕。那种没有责任心的医生真的存在吗？好可怕，可不能找这样的医生做手术。”不只是桐子这么觉得，对我而言，那同样是可怕的一瞬间。如果继续放任不管，明朗就会死去。那个时候，我虽然脑海里想着必须做点什么，但身体却没有跟上意识，一动不动的，感觉自己的神经连接在从命令切换到行动时中断了。“医生偶尔会被那样的感觉绊住，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听到我这么说，桐子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荒唐，那样根本不配当医生！”
看着桐子严峻的神色，我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并没有被她完全理解。手术过程中，我确实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它存在的时间很短，还不到十秒。那个瞬间，好像有阵风从大脑里吹过，放弃的念头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潜进来，又毫无去向地消失不见。我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叔叔曾经讲述过这样一段经历：即便你知道在某个地方有被机枪打中的危险，你也产生不了从那个地方逃离的念头。叔叔说，当时他并没有因为恐惧而僵硬，而是心里想着要逃，却又觉得被打中了也没什么。那种感觉像是渴望受虐，是一种想要接近死亡诱惑的心理。哪怕面对的不是战争这样的大场面，人一旦紧张过度，也可能会转而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我的高中同学，一个当了飞行员的朋友也说，当飞机加速，发动机全力运转，准备起飞的时候，他常常会毫无来由地产生阻断飞机升空势头的想法。要是他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停止上拉操作杆，那么飞机就会带着所有乘客径直扎进大海。他把那一瞬间称为“恶魔在大脑里跳舞”。我在手术过程中产生的放弃念头，或许就与这种情感相近。
“总而言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说。
桐子质问道：“就算像你说的，那样的念头只在脑海里闪现了一瞬，但有些时候，病人的生死就在那一两秒之间。如果病人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你打算怎么办呢？”
确实，没人能保证那片刻的恍惚不会引发重大事故。但现实里，我们不会这么钻牛角尖。如果真要这么钻，我就会觉得过于苛刻了。并且，这种情感既然在人与人之间不会表现出来，也就不可能被其他人察觉了。
“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桐子惊讶地说道。自己的想法没能完好地解释清楚，让我感到一阵不耐烦。
“不过，你觉得瞬间的恍惚没那么严重，必定也有一定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仅仅是意识空白之类的敷衍说辞。”话说到这里，桐子暂缓片刻，似乎是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其实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孩子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吧？”
桐子说的也不是错到离谱，可能在几乎想放弃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明朗死了会更好。但是，这种想法和我当时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没有关系，因为最开始产生无意识空白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明朗的生死。所以，最初的空白是在紧张的手术过程中突然袭来的普通情感，并非专为明朗而生。我这样解释后，桐子说，只要我觉得孩子死了也没关系，哪怕仅仅只有一瞬，其实我就是在觉得自己可以杀了那个孩子。
我不知道是自己解释得不好还是桐子的理解能力不好。我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在某个瞬间产生的放弃念头与认为明朗死了更好的念头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情感。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许也有其道理，但在我这里，它们是不同的。如果桐子非认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也没有办法。
“做手术的医生盼着病人去死，真是不像话。”桐子灵巧地摇晃着白兰地酒杯，“那孩子真可怜啊。”
我想起了明朗的母亲。五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明朗与他母亲的面容。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转淡，然而唯有他们两个的面容，反倒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越加鲜明。明朗的母亲也和明朗一样，额头宽阔，下巴细窄。打乙醚麻醉时，盖上黑色的罩子后，明朗的下巴被掩盖住，露在外边的只有苍白的额头和眉毛。他母亲拜托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眉眼低垂，我能清晰看到的同样也只有额头的发际线位置。我多次告知她手术风险很大，而她置若罔闻。听我说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我上一刻还以为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可下一个瞬间她就说出了一句“拜托”。表面上看起来，她恳切地低着头，似乎是在认真倾听，而实际上，她从一开始就无视了我说的话，安静客气的态度中潜藏着一旦决定就绝不回头的执拗。
最终，我败给了明朗母亲的执拗。我以为她是个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人，可如今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她的坚持掌控了我。在手术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低头的样子。回想着她毅然决然的态度，我觉得，她其实是在拜托明朗去死。
“怎么可能呢？当母亲的不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是……是有人会杀自己的孩子，但这样的人大都有杀害孩子的特殊原因，像是生活贫苦、感情不顺什么的。这位母亲字写得那么漂亮，丈夫又在商社上班，健健康康的，你是这么说的吧？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呢？孩子缺陷再严重，那也是自己生下来抚养到三岁的，不可能到这个时候才盼着孩子去死。还是她对你说过希望医生们杀了孩子？”我和明朗的母亲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只重复着我说“手术不可行”，她再说“拜托了”这两句。这就是我们之间所有的往来。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我极其自然地感受到了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思。我这么一说，桐子就说：“事关人命，怎么能拿个人的片面想法去衡量呢？你总是爱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待一切事情。”
桐子的缺点，或许就是只能认识到摆在明面上说出口的话。她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爱她时，也是一遍遍地问“你爱我吗？”等我不堪其扰，回答出“我爱你”后，她才会满意。可能女人就是倾向于相信这种明确的表面化的事物。我自知很难向桐子解释清楚这种母亲盼望孩子去死的心情。不过，正因为没有说出口，我才觉得明朗的母亲是真心盼着明朗去死的。当然，对此我没有确切的依据。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我唯一感受到的只有这一点。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不过是母亲看着自己孩子的时候，出于怜悯突然生出的困惑而已，困惑自己是不是不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孩子身体不好，觉得孩子死了可能更好，很多母亲至少这么想过一次。但是，你想都不想地把它定性为盼望孩子去死，确实是过分了。”桐子说完，就讲起自己学生时代在残障儿童机构当志愿者的经历。她说，残障儿童的母亲虽然嘴上说孩子这样还不如死了好，但实际上却完全没有希望孩子去死的念头，只是因为照顾孩子太累，一时胡言乱语罢了，那根本不是她们的真实心声。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也存在。”然而，对于明朗的母亲，我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情，并不是瞬间的迷失，又或是一时的情绪失控。她在清醒而冷静地思考着这件事。
“要真是如你所说，那她自己杀了孩子不就行了？前段时间报纸上不是有报道，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兔唇病，连母乳都吞咽不进去。母亲可怜孩子，便用乳房把孩子闷死，然后就去自首了。那个孩子的母亲也可以这样做啊。如果真的觉得孩子死了才是一种解脱，就应该自己动手。拜托医生做手术，心里却默默地盼望孩子死亡，那也太可笑了。总而言之，这种做法很可耻。要是救回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绝对。”我略有些腻烦地回道。虽然桐子与我说的都是沟通起来很顺畅的日语，但实际上却往往会在某些地方产生隔阂。我与她现在的认知差距，可能并不是因为年龄差和想法不一致，而是因为一个见过明朗与他的母亲，一个则没有。
归根结底，桐子看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它片面地归到某一方上去。拿颜色来类比的话，桐子就是那种只会选择红色或黄色等原色，绝不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颜色的人。而在我看来，明朗母亲当时的心情并不是绝对的，既非决然希望医生把孩子杀死，亦非决然希望孩子获得拯救。她只是不再无动于衷地等待下去，必须为孩子做点什么。即便是伴随着死亡危险的手术，那也总比袖手旁观更有希望。哪怕手术失败了，那也是孩子的运气不好，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朗的母亲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盼望孩子死亡，可能是在思索手术风险的过程中，情感上逐渐接受了孩子的死亡。这话一出口，桐子就微微有些不耐烦地说：“无所谓了，反正孩子是得救了。”孩子自然是得救了，因此才能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
“真可爱，现在都八岁了啊。”桐子重新拿起贺年卡，“话说回来，孩子那时没了呼吸，命悬一线，是在你的帮助下才活到了现在。总之，对这个孩子来说，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是。”我立刻出声否认。“那是什么呢？”桐子问。我答不上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恩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那时候我自己都有种莫名想要放弃的念头，说不定就连明朗的母亲都盼着他死去。如果继续打入乙醚，两三分钟之内，明朗就会死亡。确切地说，只要静待一分钟，他应该就会脸色苍白，停止呼吸。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看着明朗不似苍白，更似青黑的那张脸。
可就在下一刻，我突然打开输氧开关，启动吸痰器。这么做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觉得自己必须帮明朗。之后，我就开始尽心尽力地救治他，先前头脑里的一片空白仿佛从未存在过。
在那之后，手术又持续了近二十分钟，明朗最终挺了过来。我一边分出心思关注着接连袭来的喘鸣与呼吸困难、血压下降与将断未断的脉搏，一边把氧气送进输氧管，挽救明朗的生命。毫无疑问，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肯定自己救了明朗。手术结束时，主任医师称赞我做得很好，我也觉得自己闯过了一道难关。看着面前坚强的明朗，我悄悄地伸出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为什么先前还觉得孩子死了更好，后来又拼尽全力地救他呢？”不出意料，桐子又一脸不解地问道。我说：“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觉得恐惧。”“恐惧？”桐子有了新的疑问。
“不管怎么说，杀人始终是一件可怕的事。”参与明朗的手术之前，我也算见识过多次病人在术中或术后没多久就死亡的案例，可它们从未让我感觉到恐惧。在我看来，那些都是我力不能及的事，因此可以从容接纳。然而，面对明朗，我无法找借口说，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只是最终无力回天。如果当时明明可以拼尽全力，我却消极怠慢，最终把明朗推向死亡，那我就是杀他的凶手。或许，我恐惧的正是自己将受到这样一种自责的折磨。而这件事一旦公之于众，我可能还会受到杀人罪名的指控。当然，在密闭的手术室里，即便我真的希望明朗去死，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况且，手术原本就带有很大风险，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即便明朗死了，也没有人会来治我的罪。如此看来，那个时候，可能我畏惧的不是被人问罪，而是凭自己的想法杀死原本有生还可能的明朗这件事带给我的罪责意识。这份罪责将折磨我一生。随即我想，既然如此，那倒不如救回明朗。
“你是不是看那孩子可爱，才把他救回来了？”桐子耸耸细长的脖子，“如果是这样，那你救他就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世间大爱。你是为了满足自我才努力救他的。”
我把抽了一半的烟拿在手上，看着桐子。她这次难得说中了要害。确实，照桐子的逻辑来看，我是出于利己主义思想才救了明朗。“要是杀了他不会受到负罪感的谴责，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桐子穷追不舍。
“出于这种原因救治病人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同样认为这不正常。不过我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候全力以赴了。当时，我又是拉吸痰器，又是供氧，又是查探脉搏，无疑是为了逃离自己因消极怠工、有意害人而产生的恐惧感。
“话说回来，手术顺利结束，孩子回到病房之后，他母亲一定很开心吧？”似乎是觉得刚刚的话说得太满，桐子的语气柔和了许多。明朗回病房的时候，我还留在手术室里，因此也无从得知明朗的母亲有什么反应。手术结束后，我在手术室的淋浴间洗了个澡，去病房的时候，明朗的母亲正坐在他的床边。
“他身体虚弱，之后可能会发低烧，还会犯支气管炎，不过问题不大，用不着担心。”在我说话的时候，明朗的母亲依然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孩子的胳膊和腿怎么样了？”相比明朗母亲的态度，桐子似乎更加在意明朗的身体情况。
手术切除了明朗左大腿的弯折部位，矫正成笔直的形状后，加了一块小小的金属板固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明朗立刻就能自如行走了。他的左脚踝扭曲朝外，右脚踝还有两处骨折。即便骨形都矫正了，驱动手脚的肌肉依旧发育不良，他还是不可能独立行走的。归根结底，手术所做的只是修整他的骨相而已。
在那之后，明朗的左手和右腿又各做了一次手术，每次都由我担任主治医师。两次手术都比第一次简单，没花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没再觉得那孩子死了更好吧？”桐子笑着说。确实，从第二次手术开始，我就再没产生过那样的想法。三次手术后，明朗的外表看起来比从前顺眼了很多，但手脚功能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尤其像手指之类功能繁多的部位，看不出一丝恢复正常的迹象。
“所以，他到现在也只能写出这样的字……”桐子又看了眼贺年卡，“不过，这字也确实太不成样子了，不单是不好看，还有手抖的痕迹呢。”
桐子说得没错。明朗因头盖骨骨折压迫大脑，损害了运动中枢神经，一旦紧张，手脚就会颤动。这些字，他或许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脚趾夹着笔写下来的。
“他现在八岁了，还是治不了吗？”桐子叹了口气。明朗的病情难度已经超越了目前医疗水平的极限。非但如此，随着肌肉的强化，抽搐与骨骼变形的症状还有可能继续加剧。
五年没见了，我不知道明朗现在的症状具体如何，不过从贺年卡上的字迹来看，他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个老样子。
“每年都记着给你写贺年卡，真是不简单。他就是把你当成救命恩人了嘛。”我沉默以对。要是再说些什么，恐怕又会变成我自己的单方面推测。然而，先前一直在喝白兰地，随之而来的醉意使我变得比平时多话。
“可能是孩子的母亲让孩子写的。”
“有道理。你看，收件栏就是母亲写的。母亲一切安好，就叫孩子每年都给你写贺年卡。”桐子似乎还未理解我看到贺年卡后感到忧郁的真实心情，单纯地认准这就是病人给关照过自己的医生写贺年卡而已。我喘了口气，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后，开口说道：“这张卡可能确实包含着他们感谢的心意，但也有可能还寄托着母子俩的怨恨。”
“这话是什么意思？”桐子探出半个身子。或许是想多了，我总觉得明朗的贺年卡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控诉，控诉我当年为什么没有把他杀死。明朗似乎在对我呼喊：“您当年没有杀我，所以我才长到如今这般大。身体成长了，我却依然写不好字，也不能去学校上学。重度残障的我，一辈子只能把自己绑在家里。我现在的苦难都是您造成的！”
如我所料，桐子并不赞同我的看法。“就算是因病上不了学，孩子平安长大也是值得高兴的。还说什么怨恨，你不该这样曲解别人的好意。”桐子说什么都好，反正看着眼前奇形怪状的字体，我还是不由得感觉到了明朗的怨恨。飞跃朝上的一个个文字，看起来像是明朗在控诉被强行留在人世的愤怒与悲哀。
“才不是呢。你是因为出于利己主义救的孩子，觉得心虚，才会把别人想象成受害者，错误地以为救人成了坏事。你只是在畏惧自己的幻想，就像杀人凶手伪装得再怎么平静，却还是过不了死者那一关。”
桐子说得在理，但唯有在这一点上，我半点也不想让步。他们母子俩其实就是在怨恨我。母亲有事没事就会告诉孩子，是这个医生救了你；孩子则坚信，自己活在人世承受的一切苦难都是我的责任。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写出这样的内容：“新年快乐，我八岁了，明朗。”每年的祝福一成不变，唯有表示年龄的数字在逐次增长。
“这么写有什么问题？”桐子或许还不懂，然而她只要见了那位安静而固执的母亲，还有身体畸形的明朗，应该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张贺年卡看作恶魔的来信了。
无论我转到哪家医院，明朗的贺年卡总会在元旦的早晨，雷打不动地寄送到我身边：当我离开大学附属医院，到地方医院出差时，它在；当我回乡探亲时，它在；甚至当我转到这家冰封雪盖的医院，以为它不会再出现时，它还是追着我来到了这里。它就像间谍，像黑社会一样，执着而坚韧地追寻着我的踪迹。这很像是那个内敛而固执的母亲做的事。
“像你这样平静冷漠的人，怎么会害怕这种事呢？放宽心，你本来就是把他们从绝望、危险中拯救出来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份恩情，所以才特意打探你的去向，给你寄来了贺年卡。你从不回写贺年卡，他们也毫不在意，还是每年都向你问声好。你应该感谢他们，而不是憎恨，不是吗？”
我并没有憎恨那对母子，只是觉得瘆人。自己救回来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我仅仅是害怕这种感觉而已。“你是太累了，累了脑子想事情的时候就容易不正常。你从除夕开始连值了四天班，精神都错乱了。说是只在医院和房里待着不做事，但身体活动不开啊；身体活动不开，心情自然也就静不下来了。”
桐子说的和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我没有出声。我心里的想法如果是疲劳带来的，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都不想再看到明朗的贺年卡了。
“不谈这个了。”桐子说着便再度坐了回去，拿过白兰地酒杯。我自然是赞成的。一开始把贺年卡的事情拿出来说，问来问去的人就是桐子。“很久没出去喝酒了，要不要去？啊，对了，你还不能出门吧？”
出门倒是可以，只是正月这三天，我想没有店家会开门迎客。然而桐子说，北斗酒店的地下餐厅还开着。北斗酒店一年前建成落地，是本地唯一一家西式酒店。
“去吧。”桐子又催促了一遍。当我站起身穿上西装，熄灭炉火，准备出门的时候，看到了摊在桌上的那张贺年卡。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把那张卡收进了书架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