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晨睁开眼时，外面正在下雪。我没有朝外看，躺在床上就感受到了雪的来临。遇上雪天，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会膨胀发白。雪下得悄无声息，但我知道，大雪已经覆盖了周围的一切。置身在清冷的空气中，我想起今天是元旦。
昨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年。从今天起就是新的一年。今年是昭和五十几年来着？没多久我就想起了答案。那该是一九七几年呢？七后面的数字却一时卡了壳。我有些赌气，很快又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
在床上躺了一阵，我想起报纸已经送来了，于是起身下床。虽然下雪天会稍稍暖和一些，但即便如此，只穿法兰绒睡衣还是会冷得打战。我小跑到家门前，把报纸从信箱中抽了出来。元旦当天的报纸有厚厚的一沓，抽出来的时候有些费劲—年年都是如此。拿着报纸往床边跑的时候，我停下来透过阳台上的窗帘边角往外瞧，果然是在下雪。视野里的屋顶白雪皑皑，就连从屋顶上探出来的电视天线都被雪裹成了圆柱状，远处的防雪林已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下大雪的元旦有多少年没见了呢？去年的元旦似乎是个晴天，前年是什么天气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因为赶上了大雪，所以窗外看不到一丝人影、车影。如果只盯着阳台上的窗户看，落雪就像是一条白色的河流。我出神地看了一会儿，又钻回被窝翻开报纸。元旦的报纸和从前一样，充斥着“希望”“奋进”“未来”等字眼。与此同时，“萧条”“失业”之类的词也不断地映入眼帘。只是，绝大多数报道应该都是一周或十天前写出来的。翻看完一遍新闻标题后，我又一次涌起了睡意。
昨晚回到家已是凌晨三点多。夜里十二点，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起，巡警车就呼啸起来。我被一通电话叫出家门，走进医院一看：四五个人挤在过道上，看诊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据说，老人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的。
“平时都好好的，去年春天血压还是160mmHg，医生说不算很高，我们便没有太担心。”老人的儿媳解释道。除了儿媳，老人的妻子、儿子也来了，只是都不如儿媳沉着。听着儿媳的表述，我给老人听诊后，又量了血压。他心脏跳动正常，血压155mmHg，也不算很高，但老人面色潮红，轻微地打着鼾。老人的肺部与躯干似乎没什么异常，左侧手脚灵活自如。把他的手拿起再放下后，手也会自然垂降。我试着用针去戳他的右手臂，毫无反应，只有膝跳反射异常活跃。从临床上看，这种症状最有可能是脑溢血引起的半身偏瘫。
我当即决定让老人住院观察，并嘱咐护士给老人打点滴，戴氧气面罩。老人的家属先是看着护士忙前忙后。过了一会儿，老人的儿子小心翼翼地开口问：“我爸爸没事吧？”我告诉他，病情究竟如何，得看患者什么时候能从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如果二十四小时后依然意识不清，就有点儿麻烦。儿子思索了片刻，又问我：“要是没及时醒过来，是不是就救不回来了？”
“也不是。昏睡两三天后才醒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醒得越迟，身体情况就越差，后遗症也越严重。”我如是解释道。
老人的儿媳看着昏睡中的老人的泛红脸庞，摩挲着他的手说：“刚开年就得了这样的病，爸爸太可怜了。”
打完降压针，我用转移床把老人转移到了二楼值班室旁的201病房，给他打点滴，戴氧气面罩。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一动不动，只有在插鼻氧管时，才终于摇起了头，仿佛心里并不情愿。然而，这只是人在鼻黏膜被刺穿后正常的条件反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举动。脑溢血一旦发作，就只能静待病人自行醒转，吃药打针都没什么明显的作用。我对家属说，病房里来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只留两三个人陪护就行，请剩下的人出去。然后，我又嘱咐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有什么情况请立即联系护士，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等回到值班室，时间已过凌晨两点半。虽然值班室里有暖气，但还是有股凉意顺着走廊传了过来。我洗了个手，在老人的病历上填写了初步观察结果。这时，去病房的护士也回来了。值夜班的护士一共有两名，脸上都微带倦意。突然，她们郑重并异口同声地对我说：“已经是新年了，祝您新年快乐。”
“元旦凌晨就来了急诊病人，今年可能不走运。”
听我这么说，两个护士又笑着说：“早就习惯不走运了。”说着，她们躺到沙发上，把毛毯盖在身上。
“你们闲时也该稍微休息一下。”我说着站起身来。
如果从医院的后门走，那么到我家所在的公寓步行用不了一分钟。今天凌晨，我抄近路回家时还没有下雪。当时，厚厚的云层已铺满了天空，不过在积雪的反射光下，我完全用不着费力找路。如此看来，雪应该是我凌晨回家之后下起来的。回到家，我喝了杯白兰地，就上床睡觉了。一直睡到今早都没被吵醒，看来那位老人的病情大概是稳定下来了。我拿起枕边的电话打到医院值班室，询问凌晨那位老人的情况。
过了早上八点，值白班的护士主任就和昨晚的夜班护士换了班。她同样先说了句“新年好”，然后对我说：“目前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病人一直在昏睡。今天早上已经按病历里的医嘱给病人打了点滴，现在刚打完。”
“病人出现再次发烧的症状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护士主任告诉我，今早八点测量时，体温是37.2摄氏度，脉搏每分钟70次，血压165/110mmHg。我让她中午再给病人打一次早上的点滴，然后又试探着对护士主任说：“我现在刚起，下午再查房吧。”护士主任停顿片刻，回复了句“好的”，声音里似乎包含着些许不满。
从除夕 到三号的四天时间里，我会一直在医院当值。当然，我也可以回家，不用一直待在医院里。然而即便如此，连续上四天班还是有些难熬，而且凌晨又来了急诊，三点才回到家。我本来还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情况给护士主任解释一下，但转念一想也没有说的必要，于是就止住了话头。“那下午早点过来吧。”听着护士主任严肃的声音，我应了一声，背对着窗户继续睡觉。
再次睁开眼时，房中的光线更加明亮了。窗外传来了孩子们的欢笑声。不知他们是不是在扫雪，那声音仿佛被淹没在了雪里，听得不是很清楚。我看了看枕边的时钟，差五分十二点。我躺在床上抽了支烟，又贪恋地汲取了一会儿床上的暖意，然后起身下床。如同往常那般，下床的瞬间带来一阵细微的震动。我打开暖炉，拉开阳台的窗帘。雪依然在下，早上起床时还有留白的窗户上的玻璃，如今已几乎被白雪覆盖。
我在散发着暖意的暖炉前换下睡衣，又洗了把脸。因为昨夜回来得晚，我把白兰地当安眠药喝了，现在白兰地酒瓶和酒杯就那样散落在桌子上。我把酒杯放回到洗碗池，照了照镜子，昨天刚剃的胡子又冒出了头。本来还纠结今天是元旦，要不要再剃一剃，但屋里太冷，我又不想把剃刀贴到自己的脸上，便作罢。
我住的公寓一共有三层。听说院长在建这栋公寓时，原本是想把它当作员工宿舍，但现在除了三楼，其他两层都住着医院员工以外的人。我住的房子在三楼最左边，内有一室一厅一卫，采光很好。租这套房子的时候，院长告诉我，它是整栋公寓中最好的一套房子。这栋公寓建在整个城镇的高地上，站在阳台上，越过眼前几栋新建的住宅，还有住宅前方的建材存放场，就能望到广阔的平地。我喜欢这里夏天的日落景象。到了冬天，这里的景致则过于单调，截断一片白茫茫的唯有那片被白雪覆盖的防雪林和四处屹立的白杨树，一切都显得广袤清冷。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缺点：公寓楼的左后方是机场，或许是因为临近起降跑道，头顶上时常会突然掠过轰鸣声，有时会将我吵醒。但不知是不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冬天的时候几乎听不到这种声音。
如同往常那般，我准备抄近道，从公寓北侧走到医院后门。然而，今天这条路被大雪给封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感觉积雪已经没到了膝盖。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大路，朝着医院的正门走去。医院前的半圆形广场似乎已经扫过一次雪，然而清扫后又重新积起了约有十厘米厚的雪，停在右手边的货运面包车也被大雪覆盖了。医院门口孩童那么高的门松同样被大雪掩埋，只有下方的松枝微微露出了一点绿色。
我在门口掸了掸头上和肩上的雪，去了二楼的值班室。从除夕到一月三号这几天，医院只接急诊，当值的护士们都聚集在了楼上的值班室里。
一进值班室，三个白班护士就异口同声地说道：“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关照。”我回以同样的话，接着又说：“也没什么可快乐的……”大家都笑了。
时间已是下午一点。护士们似乎是吃完午饭，刚从食堂回来。
“凌晨来的那位患者好像有点儿发烧。”护士主任说着就给我看了温度表。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显示体温的那条红线缓慢爬升，停在了37.9摄氏度的位置。去病房一看，只见老人因长时间发烧而变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他的疼痛反应微乎其微，无疑还陷在深度昏睡中。护士给他上了氧气机，早上又打了点滴，老人依旧是一声一声地打着响鼾。
病房里，他的儿子、年迈的妻子以及两个像是亲戚的男人，正枯坐着。
“他怎么样了？”我诊察完准备离开时，老人的儿子开口问道。儿子的年纪看起来早已过了三十岁。我回答说：“稍微有点儿发烧，不能掉以轻心。”他又问有没有什么退烧的办法。
老人是脑溢血引发的中枢性发热，没法像治感冒发烧那样采取降温措施，即使吃退烧药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反倒只会刺激末梢血管。我本想对老人的儿子说这些，但解释起来又很复杂，就只是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儿子陷入了沉思，年迈的妻子也垂下了目光。
从放在温度表上的病历卡里，我了解到老人现年六十五岁，名叫金井昌次郎，就住在本地，经营着一家棉被店。看到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路过那家店。它在本市的国道边，店门前总是陈列着各色棉被。在有着三万人口的T城，人们提起棉被店，大致说的就是那家店了。
“我爸爸没事吧？”儿子问了和凌晨同样的问题。说实话，我不敢断言老人一定会没事，如果发烧继续加剧，昏睡的程度就会加重，情况不容乐观。“还要继续观察，现在一切都不明朗，今晚可能是关键。”老人的儿子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看向老人。我检查完老人下身的留置导管，随后离开了病房。
之后的查房很快就结束了。元旦的假期较长，需要做手术的患者早在去年十二月初就做完了手术，大部分赶在月末前出了院。目前，未出院的病人中比较麻烦的是211号房的哮喘病患者、213号房的子宫癌患者和215号房的脑血栓患者。
患哮喘的老人家近来病情稳定，没有再犯。子宫癌患者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可活，从大学附属医院转院过来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膜的位置，早已回天乏术、时日无多。因此，元旦期间的查房不像是查看患者的病情，倒更像是到各个病房走一圈，互道新年祝福。重复个几十遍后，我稍微感到有些厌烦。说是过元旦，但就我自己来说，昨天到今天根本没什么不同，其他患者或许也是如此认为。
巡视了近一圈，当我最后走到215号房前时，护士主任像是突然想起来一般对我说：“诚治夜里又不见了。”
茂井千代是去年秋天从S市的综合医院转来的脑血栓患者。一般来说，血栓病只会引发病灶部分的神经麻痹，但不知是不是因为脑内的浮肿太过严重，她几乎全身麻痹，大脑也出现了问题。被送来的时候，茂井千代已经说不出话了，也几乎理解不了我们说的话的意思。病发一年半后，她依然瘫痪在床，毫无恢复的希望。她的状态近乎于植物人，到如今依旧没有丝毫转变。此刻，看到了我，她也没有只言片语。五十多名住院患者中，没说“新年好”的就只有她一个。
接收茂井千代的时候，我感到很心塞。这样的患者即便住了院，病情也不会好转。我们只能不断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像是喂饭、换裤子等等。我也不是厌恶这样的工作，只是在完全没有看护设施的医院里，护士的人手严重不足，如此一来，必然需要患者家属承担一定的护理工作。我说了心里的担忧。和患者一起过来的福利机构的员工说，患者的丈夫会在一旁陪护，这一点不用担心。那名员工还解释说，患者的丈夫早在半年前就辞了工作，专心陪护患者。他之前在距离本市八公里远的地方种田，自妻子病倒后就抛荒了。他们家还有一个就读于四年制农业高中的女儿和一个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但目前两人都要上学，所以没办法在患者身边陪护。住院时福利机构派人跟过来，是因为患者家是贫困家庭，他们选择接受医疗扶助。
“请一个护工确实更好，但病人现在全身瘫痪，找不到可以护理下半身的人……”福利机构的员工略带歉意地说道。照他说的来看，我们也没有拒绝接收病人的理由，加上院长也表示同意，于是我接收了她。
病人的丈夫叫茂井诚治，是个三十八岁的健壮男人。询问他妻子的病史和家族病史时，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让问话的人大费周折。茂井诚治有着宽阔的肩膀和瘦骨嶙峋的大手。不过，或许是因为一年没种田，相对农民来说，他的肌肉有些松弛，肤色也比较白。
诚治的话很少，几乎没主动开口说过话。我去查房的时候，他总是在妻子的床边看漫画，要不就盯着隔壁床患者的电视。我曾经还有点儿担心，这个粗笨的男人是不是真的能替意识不清的妻子换尿布、喂饭。不过听护士说，嘱咐他做什么，他就会照着做，只是动作粗鲁。有时一个不高兴，他也会把病人放在那里一天都不管不顾。总之，性格相当捉摸不定。
一开始的时候，护士们都很同情要陪护瘫痪妻子的诚治，后来却渐渐开始对他感到不满。
“你告诉他，他就一言不发地听着；第二天再去看，一切照旧。病人没有意识，发不了牢骚，但也不能借此偷懒啊。昨天，隔壁床的村上抱怨臭得受不了，要我们帮病人换尿布。”
护士说的，我能理解，不过一个大男人陪护瘫痪的病人两年，有了偷懒的念头也是人之常情。我这么辩解着，可护士们说，哪怕是男人，既然做了陪护，就要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然她们就很难办。护士们的情况，我也清楚，只是患者一直瘫痪在床，护理松懈下来，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的千代即使有人搭话也无法给出回应，就像一台只会进食和排泄的机器。自然，她也不能做动作，整天像扎了根似的躺在床上，和植物人的状态一模一样。诚治每天在她身旁无聊地看着漫画。
诚治是在元旦凌晨失去踪迹的。
“早上量体温的时候没看见他，我还以为他去上厕所或到别的病房玩去了。问了隔壁床的村上，才知道从凌晨就看不到他的人影了。”一旁的护士说。千代住的是双人病房，她的床位靠近门口。诚治总是在妻子床下的地板上铺张垫子，人就睡在垫子上，可现在垫子和棉被都被叠起来收在床下。
之前，他也有几次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回了位于沼田的家。他们家是贫困户，没多少钱，除夕也没什么可玩的地方，诚治如果离开医院了，也只能是回了自己的家。可隔壁床的村上又说，她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睡觉，在那之前，诚治一直都待在病房里看电视。诚治有一辆旧金杯车，但在过冬期间，车的蓄电池没电了，防滑轮胎也磨损了，他就一直没有开过。发往沼田的巴士一小时一趟，最后一班在晚上九点发车，再往后就没车了。
“难道他冒雪走回去了？”护士主任一脸惊异地说道。其实，凌晨三点过后才开始下雪，如果他在一点左右离开了医院，那时候还没下雪，路面应该会被降雪前的寒气冻硬。
我又一次想起来今天是元旦，就说：“孩子们都回了家，诚治会不会是想和孩子们一起过年？”护士主任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该告诉我们一声啊。”护士主任的话确实在理。下这么大的雪，他要是回了沼田，现在就不方便回医院了。
千代躺在床上，对丈夫消失的事情仍一无所知。她身上和腿上为防止夜间因无意识的动作摔下床而系上的绳子依然保持着原样。千代原本瘦小，近来身体又缩了一圈，脖子和手指甲上都有了纹路。她的病历卡上登记的年龄是三十四岁，比丈夫小四岁，外表看上去却像个近四十岁的女人。“千代女士，您丈夫不见了啊。”护士边解绳子边说。千代没有答话，只用玻璃球般的眼珠看着护士。
“算了，问您也问不出什么。”听着护士漫不经心的话，千代还是用小女孩般的目光看着天花板。她身上总有股汗液、尿液与除臭剂混合的刺鼻气味，然而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过衣服，她穿的内衣干净清爽，没有闻到汗酸味。
“诚治之前没有表现出离开医院的迹象吧？”护士主任问隔壁床的村上里。村上里今年五十二岁，半年前因患风湿性关节炎住进了医院。她右膝有积水，现在左手关节肿胀。“凌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看电视，之后我睡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了。”窗边的水泥台上摆着一台十二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听村上里说，诚治在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有时会毫无预兆地换台，为此两人吵过很多次，要让护士来调解说和。诚治最喜欢看的节目是唱歌和女子职业摔跤。
“马上找农业合作社，请他们联系诚治家里。”诚治家没有电话，要和他联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让他到附近的邻居家用无线电呼叫医院这边。对护士们来说，诚治的离开就意味着自己工作量的增加，过年放假期间人手本来就不够用，千代没人陪护，问题会很严重。
“要走也得先说一声啊。”护士主任再次发出了抱怨，但人已经走了，现在说什么也没有意义。我回到值班室，再次看起今天凌晨急诊病人的温度表来。从凌晨到现在，红色圆珠笔画出的线恰好上升了一度。是不是之前打的点滴没起作用呢？这么想着，我便交代护士把退烧剂加到点滴里，说完就离开了值班室。
下了楼梯来到前边的候诊室，只见近十个病人正坐在环绕着柱子的圆形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身着年节盛装的明星正在做口技表演。病人们看到我就低下了头，有几个说了声“新年好”，与先前的寒暄一模一样。我原打算接下来去走廊前端的后厨看看，走在路上又改变了主意，直接回了办公室。什么时候去后厨都能吃上饭，而我现在没什么食欲，也懒得和爱聊闲天的阿姨们再互道一次新年祝福。
办公室里，当值的“军队”坐在秘书长的旋转椅上，腿搭在桌子上，也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电视。军队姓小森，之前在自卫队待过，说起话来带着点儿军队的作风，于是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军队”的绰号。我一进办公室，他就慌忙把脚放下来，像是在作重大汇报一般对我说：“谨祝新年快乐，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我只回了句“多多指教”，随即在他对面坐下。
“您坐我这里吧。”他似乎对坐了秘书长的椅子这件事感到不好意思。我说不用，随即在没有扶手的文员椅子上坐下来，点了支烟。
“雪下得真大啊，再怎么扫也赶不上积雪的速度。从早上起，飞机好像也全部停飞了。”军队说。双层玻璃窗外除了纷纷扬扬的雪，什么都看不见。雪下得这么大，确实来不及清出跑道。“说是瑞雪兆丰年，但下成这样也不行啊。”出身新潟农村的军队说了这么一句后就站起了身，拧开屏风暗处的电炉开关，烧起了热水。
“秘书长的办公桌上有已经给您分好的贺年卡。”
办公桌整理得很有新年气氛，桌子上确实像他说的那样，摆放着一叠一叠的贺年卡。贺年卡堆得有高有低，给我的大概有三十张。我一张一张地看过去。这时，军队说：“我看了一下，其中有一张很奇怪。”给我的贺年卡绝大多数都是这一年来到这个地方后认识的人写的，其中一半是我的病人。老朋友知道我不写贺年卡，因此也不会给我寄；即便寄了，应该也都送到我之前的住所了。
“收件栏的字写得那么漂亮，贺年卡里写的内容却完全看不懂。”听军队这么说，我立马就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张了。那张贺年卡夹在中间位置，正面是写着这家医院的名称及我的名字“村中繁夫”的漂亮字迹。字是用墨水写的，笔触柔和婉约，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出自女性之手。然而，翻到背面一看，正文部分完全不知所云。只见长短不一的线条一时往左一时往右，处处重叠；有些地方特别长，有些地方又特别短；用的书写工具是黑色魔术笔，看起来就像是无知的婴儿随手画出来的东西。整体看来，那些线条基本都集中在贺年卡的右半边，左下方有一片大大的空白。
“我分贺年卡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的，会不会是有人错把孩子乱写乱画的那张给寄出去了呢？”听着军队的问话，我没有回应，把贺年卡放在已经看过的贺年卡下方。这张贺年卡绝对不是谁寄错了的，一般人看不懂里面的内容，我却能看懂。贺卡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新年快乐，我八岁了，明朗”。逐字逐句仔细辨认的话，任何人应该都能看懂贺年卡里的内容。贺年卡内的文字布局相较去年有了些许进步，字也是。去年写的“七”字竖向交叉着，看起来像是个“十”字；今年写的“八”字一撇一捺大小不等，下面开了口，看起来就确确实实是个“八”字了。军队把速溶咖啡放到我面前，怀着同情般的语气对我说：“我们有时候也会粗心，把只写了收件栏、其他地方画得乱七八糟的贺年卡寄出去。”我喝着新年的第一杯咖啡，点了点头。
这张贺年卡，母亲写了收件栏，八岁的孩子写了祝福内容。那个孩子生来就患有容易骨折的病症，手脚部位骨骼弯折，提笔写字很困难，于是孩子的母亲就坚持让孩子用魔术笔写字。我本想把这件事解释给军队听，又想到一旦提起话头就有的说了，于是止住了念头。比起这个，我更想知道那位母亲为什么每年都要以孩子的名义给我寄送贺年卡。我从之前那家医院转到这里后，她又打探到现在的地址，把贺年卡寄到了这里。她的锲而不舍让我感到些许忧愁。
“不过，收到贺年卡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军队说道。然而，看我一言不发，他就止住了这个话题。他看着下个不停的大雪，开口问我：“您为什么愿意从除夕开始连着值四天班啊？”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听我这么回答，军队就说：“话说回来，下这么大的雪，当值可能还是个好事呢。”电视里，各路明星按照出生地分成几个小组，正在展示各自家乡的方言与民谣。我们看起了电视。没多久，军队就站起身整理起病历柜来，边整理边问：“今天凌晨来医院的那个病人怎么样了？救回来了吗？”我看着电视回答道：“可能不行了。”或许因为说的话很冷漠，军队讶异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说：“刚开年就挑担子，以后更有的忙了。”挑担子的意思就是目睹死亡。这种说法似乎是从用担架抬死者的做法里衍生出来的，原本只有医生护士这么说，现在医院里的职工在病人家属不在场的时候，也会使用这种说法。
“还有件事我不明白。”这样想着，我思考起了关于那张贺年卡的事情。那位名叫牟田志津子的母亲为什么会知道我现在的地址呢？是不是向我之前读过的那所大学问过呢？我本以为来到这座小城之后就不会再收到她寄的贺年卡了，理所当然地觉得离了这么远，她不可能再追到这里来，然而这种想法似乎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仔细想想，早晨躺在床上想起今天是元旦后，忽然间感到心烦意乱，或许就是因为贺年卡的事情还盘桓在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护士、病人……除了不能讲话的千代，医院遇到的人都会对我说一句“新年快乐”，而我之所以每听到这句话一次，心情就变得沉重一分，或许也是即将面对这张贺年卡的不安感在心中不断扩散所致。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感到轻松多了。真的看到不想看到的东西后，内心的烦闷反而会一扫而空—不用再担心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了。怀着些许闲适的心情，我喝着咖啡，看着电视。过了约莫十分钟，当值的护士走进来，找军队要葡萄糖液。军队从药品库房里拿出葡萄糖液递给护士，随后摆出个下棋的动作对我说：“您要不要来一局？”我们俩的棋艺差不多，或者说，我稍微逊色一些。想着回家也无事可做，我便点了点头。军队立马从办公室的书架上拿出一副折叠式棋盘，摆在沙发前的桌子上。从咨询处的窗口看过去，那个位置是个死角，下棋时不会被人发现。
“新年的第一轮切磋来了。”军队把咖啡杯和烟灰缸带了过来，放在了棋盘的旁边。雪天里下棋能沉淀心情，让人产生新年终于到来的感觉。我们连下了三局，我只赢了一局，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了下午四点。在此期间，要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除了又来了名急诊病人，就只剩下当值的护士前来汇报凌晨那名急诊病人的病情，以及收到消息，得知诚治确实回到了沼田两件事而已。
凌晨急诊的那位老人依然意识不清，体温逐步攀升，下午一点量出的数值是38摄氏度，一小时后达到了38.3摄氏度。三点过后，我去老人那里检查了一下，他的昏睡状态进一步加重，有时会无意识地摇头。如我所料，今晚应该就是关键时期。诚治则是凌晨一点后从医院后门离开的，似乎是一路走回了老家。他为何会在寒冬的深夜回家，还足足走了八公里雪路，背后的原因尚未明了。诚治那边说现在还在下雪，回不了医院，等天气一放晴就立马赶回来，然而今天似乎一整天都不会放晴。
“从现在开始，晚上也要锁好后门。”护士主任接着又说，“他要真有回来的意思，今天明明是可以回来的……”语气里流露出不满。话虽这么说，但让对方冒这么大的雪赶回来还是有些不近人情，况且父子三人新年团聚也无可厚非。我这么一说，护士主任就说：“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擅自离院。”
新来的急诊病人是一位五十岁的妇人，喝年糕汤的时候把假牙一起喝进了肚子里。假牙是一周前吞进去的，陪她一起过来的女儿也是一副担忧的样子，不过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必要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了。
我告诉她们，吞进去的东西总会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女儿就问：“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只能是如厕后自己去找。听我这么说，母女两人皱起眉头，带着生气的表情对我说：“我们家的厕所不是冲水式的。”“那就不找了，反正假牙总会排出体外的，不用担心。”于是，母女俩都笑了起来。母亲又问：“排出来的假牙还能用吗？”“当然可以，清洗好了应该就没有任何问题。”听到我的解释，两人神态勉强，却还是理解般地点点头。“诊费多少钱呢？”我不知道他们做了哪些项目，就问军队。军队思考片刻后，说：“只来看了个诊，没买药也没打针，就收个初诊费吧。”我无可无不可。见我沉默不语，军队说了句“五十日元”，复印了保险证正面。
“正月里总是有奇奇怪怪的病人过来。对了，刚才来的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啊？”病人离开后，军队问我。我感到有些为难，遇上有健康保险的病人，必须清清楚楚地写上他们的病症名称。稍稍思考一阵后，我问军队写成“误吞异物症”如何。“误吞就是不小心吞下的那个‘误吞’吧？”军队确认过后，就把病名写在了刚制作好的病历上。然后，我们又接着进行还未下完的棋局。军队走了几步后，开口问我：“你说对刚才那个人来说，是吞了假牙更严重呢，还是丢失了假牙更严重呢？”“我也不清楚。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担心的是自己把假牙吞了进去，听说问题不严重之后，马上又心疼起假牙来了。”听我这么说，军队说了句“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笑了起来。他接着说：“那个人会不会真的在厕所里找假牙，然后再把假牙塞到嘴巴里啊？听起来很恶心，不过说不定那个阿姨真能做得出来。”
大概是被这个想象吸引了心神，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处于包围圈里的棋子，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大意了。”他推盘认输。此时，办公室里的时钟显示时间为下午四点多一点儿。
“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局？”军队说道。我稍微有点儿疲惫，军队这边也时不时有电话打进来，要么就是护士来要库存的纱布，要么就是找军队帮忙给病人换床……我们根本没法安安静静地下棋。
我们决定止战，站起了身。时间刚过下午四点，周围却已经开始转暗。雪依然在下，只是雪花已经没有白天那么大了，但相应的，下雪的速度比白天更快了。“照这样下去，今天雪是不会停了。”军队说着，打开了办公室里的灯。
看着夜色渐临的窗外，我突然感到饥饿。仔细想想，今天从早晨起我就只喝了咖啡，其他什么都没吃。元旦点不了外卖，我本想去食堂吃，但现在是四点多，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出晚餐了。护士们说，昨晚食堂除了平时的病人餐食，还做了跨年荞麦面，今晚应该有简单的小菜。现在正是后厨忙着准备晚饭的时候，我决定等病人都吃完饭后再去吃，就先看起了办公室里的报纸。这时，电话响了，军队接起电话，没多久就对我说是院长家打来的，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
打电话的人是院长夫人。她用听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清透声音说：“如果方便的话，来我们家吃饭吧，秘书长和护士长都在。家里张罗了新年宴席。”我与院长夫人循例互道了元旦祝福，然后说自己正在值班，就不过去了。院长夫人又说：“家里离医院近，离开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出医院左拐后再走两百米左右，就是院长家。“难得过元旦，还要让你值班，真是对不住。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就过来放松一下吧。”院长夫人似乎也对让我值班的事情感到抱歉。我告诉她，我是自愿承担值班任务的。她不太相信，于是我说医院来了个情况不太乐观的病人，也就是凌晨来急诊的那位老人。
或许是从院长那里听说了今早护士的汇报，院长夫人也知道病人是棉被店的店主。我告诉她，病人还在发烧，情况不容乐观。“辛苦你了。如果病人的情况稳定了，你就过来吧，晚一点也没关系。”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院长的家就在医院附近，如果想去的话，哪怕是值班也能过去，但一想到要在院长家明亮的待客室里与秘书长、护士长说说笑笑，我就觉得有些厌烦。我继续抽烟看报纸，这时院长家的保姆冒着雪走进来，手里拿着个包袱：“院长让我带过来给您吃。”包袱里有一个两层的食盒，上面一层装的是北极虾和鲷鱼，下面一层装的是炖菜、醋拌生鱼丝、红白鱼糕等，所有菜都用锡纸隔得规规整整。包袱里还有个细长型的盒子，里面装着人头马的白兰地。
我正腹中空空，便和军队一起开吃起来。“院长新年前三天都安排您值班，看来是觉得对不住您。”军队边说边在我们面前各放了个空玻璃杯和有水的玻璃杯。或许是由于腹中空空，白兰地喝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辛辣。“真好喝啊。”品尝着昂贵白兰地的军队心情大好。“话说起来，您为什么来了这家医院呢？”军队顶着张通红的脸问道。军队爱喝酒，但是稍微喝一点就会上头。我说就是想来看一看。军队又说：“我不懂，明明大学才是更好的选择吧。”
“在这里工作很轻松啊。”我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却满脸怀疑。我又补充说：“这里是我自己主动要来的，并非是受原来部门的强行调遣。”听完，军队这才终于理解般地点点头：“您刚从东京过来的时候应该很吃惊吧。北海道以外的人都说这里冷冷清清的。”军队接着就拿自己认识的几个外地人举起例子来。确实，或许因为这里是美军的驻扎基地，所以这个地方给人一种西部片里的空旷感。这座城镇位于平原之中，道路宽阔，下方是火山灰地质，一直长不出茂密的大树，这些都是城镇空旷的原因所在；而北国独有的白铁皮屋顶与简易酒馆成片的景象，大概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空旷的感觉。然而，这里人情敦厚，不用对周围的人处处赔小心。我想，单凭这一点，这座城镇就很适宜居住。我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后，军队满意地点点头：“我在自卫队的时候，曾经去过九州和中国地区 ，但我还是觉得这里最好。”
我们又接着喝白兰地，看电视。过了约莫一个小时，年轻的实习护士跑了过来：“金井出现了异常，请您快去看看。”她一口气把这句话说完，方才缓了口气。事发突然，我还没弄明白金井是哪个病人。“就是今天凌晨来的那个急诊病人。”听到这里，我才回想起那个老人，看护士着急忙慌的样子就知道老人的病情有多么紧急。我走到办公室一角的水龙头前喝了口水，看向镜中。白兰地让我的眼角稍稍泛红，不过并不引人注目。我穿上喝酒时脱下的白大褂，走出了办公室。
老人的病房房门大开，四五个病人正聚在门前聊天，大概是住在附近的病人得知了这边的忙乱景象，于是就过来看看。进了病房，拿着吸痰器的护士主任转过头对我说：“患者突发了呼吸道堵塞。”
老人还像白天那样仰躺在床上，但从凌晨起就一直持续的鼾声已经听不见了，鼻翼也停止了翕动。我把听诊器靠在老人的胸口，探听他的心跳。老人的皮肤很白，不像是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脸上那些呈地图状分布的雀斑也因此十分显眼。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心跳声也没了，但皮肤还是温热的，脸上也带着红晕。稍早前我还没到病房的时候，老人可能就已经咽气了。我拿下听诊器，身后的儿子问我：“人已经没了吗？”我回转身点点头。老人的儿子和年迈的妻子拨开人群走上前，看向已经没了呼吸的老人。老人直挺挺地仰躺在床上，轻微张开的嘴唇上满是唾沫星子，眼角也泛着微微的泪光。他应该是因为没能吐出瞬间堵住喉咙的一口痰，最终窒息而死的。意识不清的病人常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意外情况，令人扼腕。
我从死者身前退开，交代护士主任处理身后事宜。“孩子他爸……”年迈的妻子用嘶哑的嗓音喊道，“除夕那天就不该喝酒啊……”听到她的抱怨，老人的儿子开口斥道：“别吵了。”
“我爸爸是怎么死的？”他强撑着问我，但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直接的死因是窒息，引发窒息的呼吸障碍症状估计是血液冲破血管，压迫了大脑的呼吸中枢所致。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我们给病人打了点滴，想以此控制脑内浮肿，然而最终没能起到作用。如果要给他解释清楚，我就该这么说，而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罢了。
“大脑溢入了过量血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老人的儿子就顺从地点点头。他可能仅仅是想问我句什么。“才刚开年呢……”年迈的妻子说着又哭了起来。高大的儿子俯视着自己的父亲，像是笼罩在老人上方一般。儿媳妇劝解着全家人：“爸爸坚持到了新年，这时候走也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我再次向死者行了个礼，随后离开了病房。在护士值班室洗完手，我准备下楼回办公室。军队问我老人的情况如何，我说了老人死亡的事情。军队没怎么惊讶：“死在元旦这天可不吉利。”我点燃香烟，抽完一根后给院长打电话。院长先说了句“辛苦你了，很累吧”，接着又问老人发病时严不严重。从深度昏睡和身体热度攀升的情况来看，老人无疑是大脑出现了大范围出血的症状。“我本来以为没那么严重……”院长似乎对自己今天一次都没来医院看看的行为感到抱歉，“那需要我来医院吗？”
我回答说，自己完全没提到院长，病人家属也没问。于是，院长说道：“那我就不过来了，有什么事再联系我吧。”接着，院长又邀请我去他家玩，放松一下心情。我说想稍微休息一下，回绝了院长的邀请，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时间已是下午六点，外面完全黑了下来，唯有大门处灯光照亮的一片空间还能看到不断落下的雪花。先前在病房看到的像是老人亲戚的男人下了楼，拿起办公室前的公用电话讲起话来。“死在元旦这天，殡仪馆和火葬场都没开门，还真是不好办啊。”军队看着窗外打电话的男人说道。我先去了趟医务室，换下白大褂，穿上外套，然后回到了办公室。
“你回来啦。”军队的表情略有些寂寞。“人都不在了，没我的事了。”说着，我用手指了指桌上的酒瓶，“白兰地还没喝完，你喝吧。”军队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那我喝了。”他平时值假期白班，今晚还要留在医院过夜。我打电话给护士，说了自己要回家的事情，随后就离开了办公室。平日里总是被外来病人和探病人员的鞋挤得满满当当的玄关处，现在只剩下摆放在角落里的三双胶靴和一双女士长靴，这肯定是赶去那位老人病房的人脱下来的。我在他们脱下的鞋子旁边穿鞋，这时男人打电话的声音传了过来：“再怎么说，也不能一直把遗体放在医院里啊……”我拉起外套衣领，走出医院。入夜后，雪下得稍小了些，寒气却更为刺骨了。
暖炉灭了一整天，屋子里寒冷彻骨。公寓楼是钢筋结构，安的是双层窗户，然而却没有集中供暖。我赶紧烧起暖炉。屋里太冷，我干脆就穿着外套喝起桌上没有兑水的白兰地。两杯下肚后，身体渐渐回暖。我脱掉外套躺在长椅上，再次看起了今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报道叫《漫谈新春围棋界》，上面刊登了一名最近屡屡得胜的年轻棋手的照片，棋手有一张少年感十足的稚嫩脸庞。报道看到一半，电话响了。
“是我啦。先前给你打了两次都没人接，刚回家吧？”电话里传出的女声来自桐子。听到叮铃铃的电话声时，我就知道对方用的是公用电话。“我现在在你家附近，可以过去吗？”我说自己刚从医院回来，家里很冷。桐子就说，她站在外面更冷，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继续看起了报纸，在这期间桐子过来了。“好大的雪啊，开车过来可真不容易。”她说着脱下披肩，拍了拍头上和肩上的积雪。她进来后就立刻关上了门，就这样还是有寒气涌进了屋里。桐子罕见地梳着传统的日式发型，身穿振袖和服。“好看吗？”她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插着簪子和梳子的厚重发型使她的鹅蛋脸更显紧绷。“怎么样？”桐子又问了一次。“很好看。”我说。“你看什么都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给你看没意思。”
我把白兰地倒进新玻璃杯里递给她。她稍稍平复心情，先对我说了句“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关照”，然后环视着四周说：“这房子真是太空了，什么都没有。”我住的是一室户，进门就是起居室，里面摆放着配套桌椅，再往里走是六叠 大的卧室，里面放了一个欧式衣柜和一张床，除此之外只剩下一个书架。家具虽少，我却并未因此觉得哪里不方便。
“新年怎么也该摆个稻草圈、镜饼之类的啊，早知道就给你带过来了。”桐子说着就走到洗碗池边，洗起了放在里面的玻璃杯。她卷起长长的袖子，踮着脚把洗好的杯子放回橱柜。我很久没见过她穿和服的样子了，上一次见似乎还在半年前，而像今天这样的打扮还是头一次看到。我走上前，从背后轻轻吻上了她的脖颈。
“别这样，头发会乱的……”在我不依不饶的纠缠下，桐子还是温顺地转过了身。站着接吻的时候，她头上的簪子微微晃动，发出细小的声响。我准备就这样走到床边去，这时桐子说要取下假发。她自己的真发质地柔软，顶在头上的其实是假发。桐子带着认真到好笑的表情把双手放上去，慢慢地取下了假发，只顶着真发的脑袋一下子显得单调起来。我不禁发笑。桐子问我笑什么。我说，现在的发型不适合她身上的和服。“只借两天就要花一万日元。”桐子一边把取下来的假发珍而重之地放在白兰地酒瓶上，一边说道。我本以为她会马上到床这边来，没想到她又坐到沙发上，说今天还是不要做了。我问她原因，她说腰带解开就系不回去了。
从S市的大学毕业后，桐子进了一家商贸公司。一年前，她的一个在本市经营一家餐厅的姐姐把她请来收银，两人共同居住在富吉町的公寓里。我与桐子相识于去年夏天，不过在那之前，她就因为开车被追尾撞击，导致颈椎挫伤而来我们医院诊察过。桐子二十六岁，与我相差了十岁。她说自己大学学的是法语，却又说自己完全不会说法语。桐子算不上漂亮，只是双眼间略宽的眼距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
“腰带没系好会被姐姐发现的。”桐子说得可怜兮兮。事实上，桐子的姐姐应该早就知道我们的关系了。我把这话一说，她又给出了个奇怪的理由：“这才刚开年呢。”“你趁姐姐睡觉时再回去不就好了？”我说。她思考片刻后说：“你总是这么胡闹。”而后开始解起腰带。
桐子关掉起居室里的灯，脱得只剩一件长衬衣后，钻进了被窝。不知是否是喝过白兰地的缘故，她的肌肤摸起来发烫。她把脸埋进我的胸口，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习惯。“有医院的气味。”桐子说。这句话让我瞬间想起了死去的老人，不过桐子柔软的肌肤很快抹掉了我的思绪。桐子解开剩下的伊达带，把它缠在衬衣下的腰身上，这个举动更加激起了我的兴奋。“不要，等一下……”桐子劝解般说道，最终却还是接纳了我。
度过独属于两人的时光，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转过来的时候，我身上只盖了一条毛毯，左腿触碰着桐子的肌肤，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喂，你困了？”桐子斜瞟了我一眼，“第一次刚开年就做这种事。”房间里没有开灯，越过桐子的肩头可以看到窗帘大开的窗户，窗外积着厚厚的雪。现在应该还没到晚上八点，四下却一片寂静，大概是因为元旦的关系。
“你说，咱俩总共见过多少次面了啊？”桐子问道。我自然答不上来，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和她发展成现在这种关系是在去年七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今天正好是第三十次，我昨天对着日记数过了。”桐子频频找我说话，而我只想睡觉。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在耳边问我想不想了解她更多。我说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桐子就说，我所了解的全是像名字、年龄、姐姐是什么人之类的表面东西，不知道她真实的样子。
“如果是和现在没有丝毫关系的事情，我也没必要追着问你。”我说。“女人听到这种话，倾诉的欲望反而会更强。”桐子说着就谈起了三年前的订婚对象。她说对方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长相英俊，却在交往期间同时与另一名男子有了亲密关系，自己知道后就解除了婚约。“同性恋我在周刊杂志上看到过，没想到还真的碰上了。”
说实在的，我对桐子的过去没有丝毫兴趣。她自己想提就罢了，我还不至于主动去问，这种事情听了既不会让人高兴，也不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近一层。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桐子就说：“总而言之，你就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接着，她又列举出我从前约会迟到、做完爱就立马背过去睡觉等种种行径。“你到这个地方来，也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心思。”见我没能理解她话里的意思，保持着沉默，桐子继续说，“把妻子丢在东京，自己一个人过来，你心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突然转向的话题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觉得这件事与现在的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桐子又提了一遍，于是我说道：“虽然与妻子分隔两地，但我一直给她寄钱，没有因此逃避责任。”然而，桐子却说：“寄钱不能解决问题。既然两个人结了婚，就应该一起生活，彼此爱护。即便不爱她，你也已经选择了她。”我不想回应桐子的这番说法，即便回应了，我想她也不会给予理解。
“结婚过了七年，总会出现种种问题。”听我这么说，桐子立刻反驳：“你是在找借口。每次说到关键的地方，你总是把话糊弄过去。”桐子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有时说着说着就会跑到别的话题上去。一般她在受到刺激、情绪激动时，或是喝醉酒的时候会变成这样。我懒得迎合她的节奏，况且现在我只想睡觉。
“喂，我说得不对吗？”桐子深深地盯着我说道，接着又问我为什么这么困。我告诉她，今天凌晨有急诊，我三点才睡，白天又一直在值班。桐子又问：“那，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听到我说病人刚刚去世，她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也就是说，你刚从死亡的病人那里回来，接着就立刻和我上床了？”我沉默不语。桐子掀开身上的毛毯：“你给我起来，太不吉利了。”我没有理她，闭上了眼睛。傍晚起就喝个不停的白兰地渐渐发挥作用，让做爱后的身体越加疲乏。“刚看了死人就立刻和人上床，真是不像话！就算是医生也不该这样，再说我也会觉得不舒服啊。”桐子说着，就从洗碗池那里拿来一块毛巾。
“喂，用这个擦一擦，手脚都要擦。”我说没什么不干净的，桐子却听不进去了。她把毛巾放在我脸上，我只得拿起来擦拭了手和脸。“死的是什么人？”桐子问。我说了棉被店的名字。“那个老人我认识，我还去过他们店里几次。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说，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桐子收起贴身的衣服走开了，似乎是去了浴室。水流冲击瓷砖的声音响起，她又走回来对我说：“你也起来洗个澡吧，碰了死人竟然还能这么若无其事地睡觉。”
“遗体不是秽物，况且病人死亡时在场，不意味着触碰了病人。”我说。桐子往沙发的方向走去，边走边对我说：“你的这种想法已经被推翻过一次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反问桐子。
“想想被大学开除的那件事。”桐子说，“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和你说的，你对待别人太冷酷了，与其说是把人当动物，倒不如说是当成一件物品。外科医生做久了可能确实会变成这样，但你的情况又与别人不一样。你没有惊讶，没有震动，面对一切都过于冷静，这一点让人喜欢不起来。”
桐子的话似乎说中了一切，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对的地方。我不是没有惊讶或震动的情绪，只是它们在我身上的表现方式和桐子稍有不同罢了，或许这与年龄、性格有关系。目睹死亡对桐子来说也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只不过是时常会遇上的情况之一而已。我有些后悔，之前不该把离开大学的原因透露给桐子。在这家医院，进一步来说是在这座小城镇里，知道我为什么离开大学的人只有桐子，院长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
我之所以离开大学来到T城，是因为在大学做人体实验的信息外泄了。当时，我所在的研究小组正在做中断血液流向大脑的通路，观察大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存活多久的实验。做脑部手术往往要与出血症状做斗争，深入脑中枢甚至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中断血液的流动，病患就不会出血，而手术的时间也会大大缩减。我们所做的，就是在病患接受脑部手术时阻断颈动脉的血液流动，观察病患大脑的状态和脑电波。当然，就算病患处于全身麻醉的状态，这种做法也不会导致病患死亡。手术中一旦逼近病患的极限，我们就会马上放开对动脉的压制，因此实验并没有那么危险。
然而，一名医生无意间谈到了这件事，部分患者就知道了这个实验。他们把这件事捅给了报社，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其实，我们所做的只是通过封闭通向大脑的动脉，来观察大脑的状态，但外界却误以为这个实验是要封闭脑血管，观察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能存活多久。我们借着做其他脑部手术的机会，瞒着患者进行实验的事情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的反对。患者们一致表示抗议，一些学生也参与进来，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大学的高层领导讨论后，给了主任教授警告的处分，身为实验实际负责人的我则引咎辞职。当然，我并不认同这个处理结果。虽然我们做的是人体实验，但并没有真正损伤人的大脑，手术的进步正需要做这样的实验。我想把这些告知外界，然而记者一旦行动起来，情感就掩盖了真相，我想说的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
辞职离开大学后，我稍稍自在了一些，想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看看。经前辈介绍，我来到了如今的这家医院。前辈与这家医院的院长恰巧是大学同学，医院正想招一名外科医生。从大学到私人医院，环境发生了巨变，但对我而言，只要能远远离开大学，去哪里都无所谓。
这些事我只对桐子说过。她问我为什么要来这座城镇的时候，我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就把一切都告诉她了。虽然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说，但桐子听完后依旧十分震惊，叹息着说原来这么复杂，接着又发誓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并没有犯罪，即便桐子说出去了也没什么，但像今天这个时候，她又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一遍，我的心情就不太好了。
“人的身体、死亡，在你眼里就是动物实验。你的这种态度在大学还行得通，在外面可就行不通了。”桐子说。而我现在并不想听她说教。桐子让我起身洗澡的态度很坚决，我只得爬起来走向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