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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特·伊弗森四十九岁，但她皮肤光滑，明眸皓齿，身材苗条，看上去不过三十五岁。不过人们大都认为她比实际年龄大，因为她头发花白，穿着总是那么保守、古典、隽永，措辞极尽考究，甚至有古旧之嫌。当然，人们对她有这种印象，也跟伊弗森一家在霍尔门科伦山上过的那种生活密不可分。他们就像来自另一个更古早时代的人。阿格妮特是个家庭主妇，请了两名帮佣帮她料理家务、照管花园，并满足阿格妮特本人、她丈夫伊弗尔和儿子小伊弗尔的一切需求。

即使在这一带众多的大宅当中，伊弗森家的住宅也堪称出众。不过尽管规模不小，这里的家务依然不算繁重，帮佣（或者用小伊弗尔略带讽刺的称谓——“员工”；从学校毕业后，他学会了一整套更具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说法）可以中午十二点才来上班。这意味着阿格妮特·伊弗森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她早早去她家地界边缘的林子里散步，采一筐牛眼菊，再回来给两个男人做早餐。她会坐在那里，捧着茶杯，看他们把她亲手做的营养又健康的食物吃完，准备迎接办公室里漫长而劳累的一天。饭后，小伊弗尔会跟她握手，感谢她准备这份早餐，这是伊弗森家延续了几代的传统。她会把桌子擦干净，在一条白围裙上抹干双手，然后立即把围裙扔进脏衣筐。她会随他们一起走上门前的台阶，在两人脸上各吻一下，目送他们走进双门车库，看着他们坐进那辆保养得当的奔驰老爷车、把车开到灿烂的阳光下。小伊弗尔暑期在家族企业见习，希望能从这段经历中学到奋斗的意义，理解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个道理，认识到继承家族财富既是福分，也是责任。

父子俩驾车驶上大路，砾石在轮胎下嘎嘎作响，而阿格妮特就站在台阶上挥着手目送他们。接着，就像听见有人说这画面活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电视广告似的，她会哈哈一笑，暗暗赞同，然后就不再去想它。因为阿格妮特·伊弗森过的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终日照料两个心爱的男人，好让他们专心管理家族资产与社会财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成就感呢？

厨房里，收音机在播报新闻，她能勉强听出播音员说的是奥斯陆吸毒过量的案例激增、卖淫比例上升，还有一名囚犯越狱，在逃已经两天。她脚下那个世界充满了不幸。有太多东西失灵，缺乏秩序与平衡，而这些本该是人们的永恒追求。正当她站在那里为自己完美的生活——为她的家庭、住宅和这美好的一天——陶醉时，她发现侧门开了，那是供帮佣进出的门，开在两米高的齐整树篱中。

她抬手遮挡阳光。

那个走在石板小路上的少年看着跟小伊弗尔年纪相仿，她起初还以为他是儿子的朋友。她抚平围裙。不过在他走近之后，她发现他应该比儿子稍长几岁，那身打扮也不像小伊弗尔的朋友：他穿着一套过时的棕色条纹西装，脚蹬蓝色运动鞋。他肩上扛着一只红色运动包，阿格妮特·伊弗森本想问他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又想到他们总是成对出现。他也不像推销员。他走到台阶前。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她热心地说。

“请问这里是伊弗森家吗？”

“是的。不过你要是想找小伊弗尔或我丈夫，那真不凑巧，他们刚走。”她指着花园另一侧的大路。

那少年点点头，把左手伸进运动包，从里面掏出一样东西。他用它指着她，向左跨出半步。阿格妮特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反正在现实中没有。但她视力很好，一向很好，他们全家的视力都很不错。所以她丝毫不觉得是自己看花了眼，而只是倒吸一口气，不由自主地退向身后敞开的门。

那是一把手枪。

她继续后退，眼睛紧盯着那少年，但武器挡在前面，她看不到他的目光。

一声闷响传来，她像挨了一拳又被当胸猛推了一把，整个人连连后退，跌跌撞撞地退进室内，她身体麻木，四肢不听使唤，但依然勉强站立着退过走廊；她张开双臂保持平衡，感觉手指碰到了墙上的画。直到踉跄穿过厨房门，她才跌倒在地，几乎没意识到自己的后脑勺磕到了厨房台面，撞倒了上面的一只玻璃花瓶。不过当她躺在地上、背靠橱柜最下面那层抽屉时，她看见了那些花，那些牛眼菊，它们散落在碎玻璃里。有个东西在她的白色围裙上绽放，像鲜红的玫瑰。她朝门口望了一眼，看见那少年的侧脸出现在门外，看见他走向石板路左侧那几株枫树。接着他弯下腰，消失在她视野里。她祈祷上帝，希望他是真的走了。

她试着站起来，却无法动弹；她的身体仿佛已经脱离了大脑的控制。她闭上眼体会那痛楚，那种前所未有的痛楚。这痛楚向她的全身蔓延，好像要把她的身体撕成两半，但同时她又感到浑身麻木，几乎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新闻播报完了；收音机继续播放刚才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是他的《菩提树》。

她听见轻柔的脚步声。

运动鞋落在石地板上的声音。

她睁开眼。

那少年向她走来，不过一直盯着他手上的什么东西。是一枚弹壳；他们一家秋天去哈当厄高原的度假屋打猎时，她见过这东西。他把弹壳扔进红色背包，又从里面掏出一双黄色清洁手套和一块擦脸毛巾。他蹲下来，戴上手套，把什么东西从地上抹掉。是血。她的血。然后他又用毛巾擦拭自己的鞋底。阿格妮特意识到他是在清除脚印，清理运动鞋，像职业杀手那样。这个人不想留下任何证据。或是人证。她应该害怕才对。但她并不害怕，她没有任何感觉——只能观察、记忆和推演。

他跨过她，回到走廊，走进卫生间和卧室，没关厨房门。阿格妮特艰难地转过头。那少年打开她放在床上的手提包——她本来要去趟城里，去费纳尔·雅各布森百货买条裙子。他打开她的钱包，取出钱，扔掉其余的东西。他走到她的五斗柜前，拉开抽屉，先是顶层，然后是第二层，她知道他会在那里找到她的首饰盒。找到她从祖母那儿继承的那对美丽绝伦、价值难以估量的珍珠耳坠。好吧，严格来讲，它的价值也并非不可估量，她丈夫请人鉴定过，这对耳坠价值二十八万克朗。

她听见珠宝叮叮当当地落入运动包。

他又走进主浴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他们的牙刷，有她的、伊弗尔的，还有小伊弗尔的。他不是穷疯了就是发疯了，或者两者皆是。他走到她身边，弯下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疼吗？”

她竭尽全力地摇头。她才不想让他得逞。

他的手在动，她感到橡胶手套在她脖子上游走。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按着她的动脉，难道他想把她勒死？不，他并不是很用力。

“你的心脏很快就会停止跳动。”他说。

然后他站起来，回到门口。他用那块毛巾擦去门把手上的印迹。出去后，他关上门。不久，她听见花园的门也关了。随后，阿格妮特·伊弗森感觉那东西来了，那股寒意，它先从手脚开始，逐渐向头部蔓延，一直没过她的头顶。它从四面八方包围她的心脏。然后，黑暗降临了。

地铁里，萨拉望着那个从霍尔门科伦站上来的人。他坐在另一节车厢，她刚才本来也在那儿，但沃克森利亚站上来三个反戴棒球帽的小混混，所以她就挪了地方。早高峰已过，又正值暑期，车上只有零星几个乘客，这节车厢就只有她一个人。现在，这几个小混混也开始骚扰那个人了。她听见最矮的那个——显然是带头的——骂那人屌丝，嘲笑他穿的运动鞋，让他滚出车厢，还往他面前的地上吐唾沫。愚蠢的小混混。现在，他们其中一个——一个眉清目秀的金发小伙，很可能是个没人疼的富家少爷——掏出了一把弹簧刀。老天，他们不会真要……小混混突然把刀伸向那人。萨拉差点没叫出声。车厢里爆发出一阵狂笑。刀子扎进了那人膝盖间的座椅。那个带头的说了句什么，要那人在五秒之内滚蛋。那人站起来，迟疑片刻，像在考虑还手。没错，好像真是这样。但最终，他还是紧紧抱着那只红色运动包，来到她这节车厢。

“他妈的包！”他们用MTV音乐台式的挪威语在他身后大喊。然后狂笑不止。

地铁上只有他俩和那三个小混混。在车厢连接处，那人停下来想稳住身体，遇上了她的目光。她并没在他眼中看到恐惧，但她知道，恐惧就在那里。弱者和堕落之人特有的恐惧，这类人总是一味退让，一味逃避，只要有人露出獠牙或威胁动武，他们就拱手让出自己的地盘。萨拉看不起他，看不起他的软弱，也看不起他身上那份明白无误的善意。从某种角度讲，她甚至巴不得他们揍他一顿，让他对仇恨有点概念。她希望他能看到她轻蔑的目光，希望他能如坐针毡。

而他却冲她笑笑，嘟哝了一句“你好”，隔着两排座位坐下来，出神地望着窗外，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老天啊，看看我们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简直成了一群可怜兮兮的老太太，根本不知道为自己害臊。她气得自己都想往地上吐唾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