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山
前往苏黎世的飞机准时到达了城市上空，但还不得不一直滑翔，因为机场积雪了，所以不得不等着缓慢的，但却颇富成效的机器除雪。飞机降落的时候，雪一般的云层才刚刚散开，火红的霞光透过条纹状的云层。这些云彩纵横相交，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网格，仿佛上帝亲自邀请我们与他玩井字游戏。
来接我的司机拿着一张用鞋盒做的纸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见到我他立刻就说：“我得把您送到宾馆去。大雪封山，去研究所的路已经走不通了。”他说话时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我几乎没听懂。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我无法理解。那时可是五月，五月八日。
“世界颠倒了。您看看。”他一边把我的行李装进后备厢，一边指着暗下去的天空，“他们肯定在毒害我们，从飞机里释放毒气，想改变我们的潜意识。”
我表示肯定地点了点头。网格状的天空显然激发了我们的不安。
深夜时分，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到处堵车，汽车在潮湿的雪地上打滑，一路龟速行驶。路边淤积着泥泞的雪泥，除雪机在城里全速运转。可是当我们非常小心地驶入山区，才发现那里的道路根本没人清理。司机紧紧地抓着方向盘，身体向前倾斜，他的大鹰钩鼻子就像一艘船的船头，给我们指引方向，带我们穿过满是潮湿的黑暗海洋，驶向某个港口。
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签了份合同。合同的任务是用自己设计的测试，对一组青少年进行研究。这是我三十多年前设计的，经过这么多年了，仍然是世界上同类测试中，唯一一种得到发展心理学家广泛认可的方案。
他们支付给我的酬金颇丰。看到合同中的数字时，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但是同时我必须对这一项目完全保密。委托我进行这项研究的公司位于苏黎世，从它的名字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不能说我只是为了钱，还有其他因素促使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宾馆”是山脚下一座古老的黑黢黢（qū）的修道院中的客房。路灯透出厚厚的光晕，照亮了被雪覆盖的栗树。它们原本已经开花了，现在却像被盖上了一个个白色的枕头，仿佛受到了莫名其妙的荒唐压迫。司机把我带到一个侧门，帮我把箱子拿到了楼上。房间的门上挂着一把钥匙。
“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请您好好睡一觉。明天我来接您。”大鼻子司机说道，“早餐在冰箱里，十点钟修女请您喝咖啡。”
我吃了安定药片后才睡着——我又进入了我最喜欢的时间空洞，我和我的身体同时坠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充满羽毛的鸟巢，又像是回到了我病症刚起的时候。那时，每晚我都用这种方法练习忘记自身存在。
早上十点，我看到了这辈子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喝咖啡仪式。一个巨大的房子中间放着一张又大又笨重的木桌，上面留着长达数个世纪的使用痕迹，桌旁坐着六个身着修女袍服的老妇人。当我进去的时候，她们微微地抬起了头。她们一边三个，分坐在桌子的两侧。一模一样的服饰让她们的面部线条看起来也十分相似。第七个修女活泼而充满活力，她在修女袍外面套了条纹图案的围裙，正把一大壶咖啡放到桌上，然后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我面前，伸出了她瘦骨嶙峋的手。
她打招呼时稍微有些大声——后来我明白这是有原因的：大多数年长的女人听力都不好。她把我的名字介绍给大家，然后快速罗列了一遍各位修女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很奇怪。最老的女人叫贝阿特丽克斯，还有英格堡、塔玛尔和夏洛塔，以及伊兹朵拉和采扎蕾娜。我注意到了塔玛尔，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起来像一尊古代女神的雕像。轮椅上的她身材魁梧肥胖，美丽又苍白的脸从穿着修女袍服的身体中伸出来。我觉得她的目光穿透了我，仿佛看到了我身后的某处广阔空间。那里可能属于某个稳固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们在这个时空中迁徙，就像在记忆的荒原中跋涉，而我们只是这时空眼球上难以磨灭的痕迹。
我有点惊讶地打量起这间明亮的大厅。它分为餐厅和烹饪区两个部分，烹饪区里放着一个带有烤箱和烤面包炉的大型多孔燃气灶，墙上挂着大煎锅和一个放着各种其他锅的架子。窗户下有一排水槽，一个接一个，像工厂食堂后面的清洁区一样。操作台包着金属薄板，各种用具不是塑料，而是金属制成的，还用球状螺钉连接起来，就好像尼莫船长的船一样。这里到处都干干净净，令我立即想起古老实验室和弗兰肯斯坦医生的冒险实验。这个房间里，只有用于垃圾分类的彩色容器算是现代化设备。
修女夏洛塔告诉我，这个大厨房很多年来都没有物尽其用，现在修女们用小型燃气炉做饭，或者请城里一家餐馆提供餐食。安娜，就是那个戴围裙的修女，她是这间修道院的院长，她补充说，在六十年代，她刚来这里的时候，有从欧洲各地来的六十个修女住在这个修道院里。
“我们曾经在这里烤面包，做奶酪，每块奶酪都有十五公斤。现在给七个人烤面包做奶酪就不划算了……”夏洛塔修女开了腔，似乎要开始一段较长的发言。
“是给八个人！我们一共有八个人。”安娜修女乐观地说，“请您常来我们这儿，如果您要去那里的话”，她用下巴指了指方向，“山上。那儿也是我们的机构。从牧场抄近路过去，走半小时就能到。”
咖啡壶在一只只手之间传递着，冒着蒸气的黑色液体流入杯中。然后修女们轻快地伸手去拿奶油球。她们用衰老的手指轻轻地揭开纸盖，把奶油倒入咖啡中。随后修女们将纸盖完全撕开，接着它立刻跑到了修女们的舌头上，好像一个铝制的小圆饼。舌头轻轻一舔，它就马上变得干干净净，而且闪着完美的光泽。接下来，细致的舌头在球杯的内壁移动，甚至要把最小一滴液体都清除干净。修女们舔奶油的动作自觉而熟练，一看就是重复了数百次。现在，应该把塑料球杯上的纸带分离出来。
她们用指甲小心地撕开了粘胶的位置，并成功地把纸带拽了下来。所有这些动作的成果就是，每个修女面前都有三种可回收材料：塑料、纸带和铝箔。
“我们非常注重环保。我们人类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如果放任自流，就将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威胁。”修女安娜说着，朝我会意地眨了眨眼。
一个修女小声地笑道：“她说的对，这些物种每年都会灭绝一个，非常有规律。”
忙着重复她们的动作，我没注意到，第八个女人悄无声息地走进厨房，在我身边坐下。直到觉察到她微小的动作，我才转过头，看到了一个穿着和其他修女一样衣袍的年轻姑娘。她的皮肤黝黑，和其他人苍白的肤色截然不同——就好像在一幅群像画里用另外一批颜料刚刚把她画进去。
“这是我们的斯瓦蒂修女。”院长带着毫不掩饰的自豪介绍。
姑娘淡淡地笑笑，起身把那些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收到彩色容器中。
院长待我像老朋友一样，这让我很感激。当手机响起，她从口袋里掏出了各种东西：钥匙、水果糖、小本子、包药片的铝箔……她的电话是一个老款诺基亚，可以说，老得快成文物了。
“您好”，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对电话讲，“谢谢。”然后她对我说：“司机已经在等你了，我的孩子。”
我乖乖地跟着她，顺着老房子里迷宫般的路走到出口，还在可惜没喝完的咖啡。外面，五月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上车之前，我听到了雪融化的声音。到处都有沉沉的水滴敲打着屋顶、楼梯、窗玻璃和树叶。欢快的小溪在脚下汇聚，那是融化的雪水，它们将顺流而下，汇入湖中。不知为什么，我在那一刻想起，所有这些穿着修女衣袍的老妇人都在有尊严地等待死亡。而我正在漫无目的地做着些无用之功。
“您在这里的工作条件很好，您看一下。”当天，研究项目的组长丹妮对我说。她的英语带有意大利口音，不过她的脸看起来更像印第安人，又或许她是远东人的后代。“这是您的办公室，上班时您甚至不需要走出大楼。”她笑着，身边站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身上紧箍着一件格子衬衫。他叫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主管。
她告诉我，不远处有一条旅行步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爬上一座巨大的山顶，人们都说，站在那里会有一种仍然在低地的感觉。
研究所是一幢现代化的混凝土建筑，整栋楼的线条笔直。
铝带支撑着巨大的玻璃外墙，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在玻璃上反射出不规则的形状，缓和了研究所生硬的外部轮廓。在这座现代化楼房的后面，是另一座一看就是建于20世纪初的大楼——看起来像是所学校，特别是我看到它前面有一个操场，一群少年正在那里踢足球。
我感到疲惫不堪，可能是因为所处环境的海拔比较高，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我最近一直觉得累。我请他们带我去接下来几周要住的房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下午应该休息。一般我都在两点左右开始觉得困倦乏力，昏昏欲睡。这时我就觉得一天被打断了，感到很沮丧，直到晚上才能恢复精神。七点左右，我就又有精神了，一直到午夜。
我没有成家，也没有建过房子，没有种过树，我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不断研究并通过复杂的统计程序进行推断。我一贯更信任统计数据而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我的人生成就是一项用来研究新生状态下心理特征的心理测试，也就是说，我所研究的是那些不明确的，尚未像成年人的成熟人格那样强化过的心理状态。我的发展和趋势测试迅速获得了全世界认可，并被广泛使用，我也因此成名，当上了教授。我过着平静的生活，并不断完善这个程序的细节。时间证明，发展和趋势测试的预测能力超出了平均水平，可以借助它比较准确地预测一个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我从未想过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直做同样的事。我以为自己有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对事物只有三分钟热度。我很好奇，如果在我的小时候用我自己设计的测试，来预测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否可以预知，我会成为一个执着追寻唯一理想的勤奋的人，一个只做一种工具的匠人。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镇上的一家餐厅吃晚饭。餐厅临湖而建，透过阔大的窗户正好能看到漆黑水面上倒映出的城市的璀璨灯光。颤动的深潭不断把我的目光从正在聊天的同伴身上挪开。我们先吃了点蜂蜜配梨子和古贡佐拉干酪，主菜是意大利炫饭配松露，这是这家餐厅最昂贵的一道菜。白葡萄酒也是最好的。维克多说话最多，还好，他低沉的声音湮没在了不知哪里传来的嘈杂的、机械般的冰冷乐声中。
他抱怨说，这世上缺乏有领导力的人，现在的人都太平庸，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世界。他被方格衬衫包裹的腹部蹭着桌子的边缘。丹妮对我保持着礼貌的尊重和友好的信任。她靠在桌子上，俯身向我倾斜，围巾的流苏不时划过盘子的边缘，差点就要被已经融化了的干酪弄脏。我自然而然地询问了将要被检测的那些孩子的情况，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接受测试？以及我们的项目该怎么进行——尽管当时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我们就此进行了交谈，不过我的注意力主要被那些细小的、不超过火柴头大小的松露的味道所吸引。孩子们被集中到一个所谓的山区学校里，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在他们学习和玩耍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他们的各项能力。他俩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是被收养的，而这个项目则是为了分析社会资本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他说的），以及各种环境变量对未来职业成就的影响（她说的）。我的任务很简单：以尽可能广泛的版本对孩子们进行测试。他们希望获得准确的形象描述和对未来的预判。这项研究是私人行为。赞助商拥有所有可能的许可，项目需要进行多年，目前处于保密状态。我点点头，假装在听并全都听懂了，实际上一直在享用美味的松露。我有种感觉，自从生病以来，我的味觉开始分层，每种食物的味道由不同的层次来接收：蘑菇、小麦通心粉、橄榄油、帕尔玛干酪、干蒜末……对我而言，菜肴已经没有意义了，它们只是些松散的、各种原料成分的集合。
“我们很感激像您这样有名望的人物能来到我们这里。”丹妮说着，大家碰了一杯。
我们礼貌地交谈，懒洋洋地，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在红酒还没让我们的舌头打结之前。我告诉他们，任何预测未来的想法都令人惊叹，但同时也会引起巨大的非理性抵抗。它也会造成幽闭恐，惧症，而且一定是俄狄浦斯时代以来人类一直与之抗争的那种对命运的恐惧。事实上，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
我还说，好的心理测试工具就像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人的精神落入其中，跳动得越厉害，留下的痕迹就越多。今天我们知道，人类自带各种潜能出生，而青春期不是丰富自身和学习，而是淘汰其他可能的过程。毕竟，我们是从野生的郁郁葱葱的植物长成了盆景之类的东西——修剪整齐、矮胖僵硬的微缩品。我的测试与其他测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研究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会得到什么，而是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但正因如此，更容易预测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整个学术生涯都伴随着被嘲笑、贬低，被指为超心理学，甚至是伪造结果。定是因为如此，我才变得如此多疑和自我保护。我总是首先发动攻击和挑衅的那个人，然后我又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沮丧，继而罢手。我最恨别人说我不理性。科学发现在最开始的时候看上去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理性限定了认知的边界。为了超越这个边界，我们经常需要将理性抛在一边，投入未经探索的黑暗深处——这么做正是为了一点一点地让它们变得合理和可以理解。当我带着我的测试环游世界做演讲时，每一次演讲我都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是的，我知道这会让你们不高兴，但是人类的生活是可以预测的。有工具可以做这样的预测。”那时人群中就会出现一阵充满紧张感的沉默。
我们进入游戏大厅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玩大概是场景扮演之类的游戏。在走廊里我们就听到了阵阵笑声。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止住笑，尽量严肃一点向我打招呼。我快要和他们的祖母一般大了，于是立刻同他们拉近至一种温暖的距离。他们并没打算立刻信任我。一个小小的、果敢大胆的女孩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来自哪里？我的妈妈说什么语言？这是我第一次来瑞士吗？我居住的地方污染有多大？我有狗或者猫吗？研究会是什么样的？无不无聊？
我是波兰人，我依次回答。我的妈妈说波兰语。我已经来过瑞士几次了，这里伯尔尼大学的人都认识我。我住的地方污染很大，不过比起我搬出去的那个城市可小得多。特别是在冬天，当我们的北半球增加了很多倍雾霾的时候，在我所居住的农村，没有戴口罩的必要。研究将是令人愉快的。需要在电脑上完成测试，都是针对非常普通的事物——例如，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你们还会看一些奇怪的三维实体，并告诉我它们的含义。一些测试我们将使用现代设备进行——不会疼，至多会有点痒痒。你们肯定不会觉得无聊。有几个晚上你们会戴着一顶特殊的帽子睡觉，这个帽子会监控你们的梦。有些问题看起来会非常个人化，但我们会绝对保密。所以我会一直要求大家完全坦诚。一些研究会要求大家完成一些看起来像游戏一样的任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是的，我养过一条狗，但是几年前它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要小动物了。
“您没想过克隆一个吗？”一个聪明的小姑娘问道，她应该是叫米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没想过。”
“听说在中国，人们已经批量克隆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他的脸黝黑细长。
狗的话题引发了简短、混乱的讨论，后来大家显然恢复了初步的礼貌，因为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游戏中。孩子们让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名为“大使”的棋盘游戏，每个人都要用肢体语言（不能说话）传达信息。不分团队，每个人独自参赛。我什么也没猜着。孩子们比画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电子游戏和电影的片段。他们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迅速而简短地思考，谈论着那些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愉快地看着他们，那种快乐就像看到了光滑的、年轻的、富有弹性的、亲切的、直达生命之源的东西。他们身上有一种奇妙的胆怯，他们的能力边界还不确定。他们身上的任何特质都没被破坏，没被固化——他们的机体快乐地向前移动，兴奋地攀上顶峰。
现在回忆当时的那个场景，我清楚地记得蒂埃里和米莉。蒂埃里个头很高，有着橄榄色的皮肤，眼皮总是套拉着，好像总是感到无聊，没睡醒的样子。米莉个头小小的，聚精会神，而她的才智随时可能像弹簧一样爆发。我也观察那些双胞胎。当我们进入一个有好多对同卵双胞胎的房间时，会立即有一种奇妙的不真实感。这里也是这样。第一对是两个男孩分开坐着，一个是朱利安，另一个是麦克斯，他们俩矮矮壮壮，有一双大手、一对黑眼睛和一头卷曲的黑发。接下来是两个高个子的金发美女，阿米莉亚和茱莉亚，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神情专注，有礼貌，肩并肩坐在一起。我入迷地看着她们，不由自主地寻找她们之间细微的不同之处。其他人，例如维托和奥托，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区别于彼此：一个剪成了刺猬头，另一个则留着长发，一个穿黑色衬衫和裤子，另一个则穿短裤和彩虹条纹T恤。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双胞胎，而自己正惊讶地盯着他们。他们笑了，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目光。米莉旁边坐着的是汉娜，是个十七岁的高个儿女孩，有着模特儿般的身材和中性的容貌。她几乎没有参与游戏，只是淡淡地笑着，思想似乎在别处。高大瘦削的亚德里安有些过于活跃，神经质，也有领导才能——是他首先做出猜测并破坏了其他人的游戏。爱娃用一种母亲式的口吻让他安静，想要维持秩序。这些孩子完全可以组成一个童子军。
第二天，我启动了研究的第一部分，进行心理神经学参数的分析，这是个相当机械的工作。简单的记忆力和知觉测试。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积木块，两只眼睛交替观看奇怪的图画。如我之前的承诺，他们玩得很开心。晚上，当我用计算机进行数据推断时，维克多来找我，他说：
“我想提醒您遵守您签署的保密协定。只能用内部系统传输信息。不能使用任何自己的系统。”
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觉得这很不礼貌。后来当我在露台上点燃了每天都要抽的那根烟的时候，维克多又出现在了门口。
“这个烟是合法的，是医生开的处方。”我解释道。
我把烟递给他，他很专业地、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把烟雾留在嘴里，眯起眼睛，好像准备接受一种刺激的感觉，而这种刺激感带来的景象又被柔和的轮廓所包裹。
“你们请我来，就是因为我活不长了？是这样吗？这是保守秘密最好的办法，对不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维克多吐出来一点烟，把其他的都吞了下去。他先是把目光移到了地板上，好像刚刚撒谎被我抓了个正着。然后他转移了话题说，根据某种测试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是违反常识的。但由于他是研究所忠实的雇员和这个研究项目的代表，所以没有表达自己的怀疑。
“告诉我，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研究项目？”我问。
“我即使知道也不能说。情况就是这样，你只有接受。做你自己的事，顺便呼吸呼吸瑞士的新鲜空气吧，那对你有好处。”
我有种感觉，他这么说恰好证实了他对我的病很了解。之后他只是沉默不语，专心致志地抽着烟。
“从这里到修道院怎么走？”过了更长一段时间，我问道。
他一言不发地拿出笔记本，给我画了个草图。
的确——从山上到修道院有一条近路，快走的话大约20分钟，在牧场之间蜿蜒而下。得穿过几个给牛群留的门，并挤过几个电围栏。我花了一些时间同那些受到春日阳光惊吓的马儿打招呼，它们在融化的雪中一动不动，仿佛正在思考这种不同寻常的天气，并在它们大而缓慢的头脑中寻找某种结论。
修女安娜穿着白色围裙接待了我——她和斯瓦蒂刚刚打扫过屋子。走廊的长凳上放着些文件盒。修女们擦去上面的灰尘，然后将它们放进小车，准备推到地下室去。修道院长丢下手里的活儿，松了口气，然后带我去坐崭新的电梯。我们上下了好几次，在相差一层楼的居住区和礼拜堂之间来回穿梭。两个发光的按钮——“上”和“下”提醒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自己以为的拥有那么多选择，意识到这一点，应该可以让我们放松下来。
然后，修女安娜向我展示了修道院的忏悔室，她张开双手，指了指围栏以前的痕迹，就是这道围栏，曾经把两个世界隔绝开来。
“我们就坐在这儿，信众们站在那边。你相信吗？神父来的时候也是通过这道围栏和信众交谈。那还是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上帝的动物园中的动物。每年摄影师都来给我们照相，也是隔着这道围栏。”
她给我看照片。那些照片被裱在细细的相框里，一张接一张紧紧地并排悬挂在墙上，每张照片上都有一群穿着修女袍服的女人。一些人坐着，另一些人站在她们后面。修道院长坐在正中，不知为何她总是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大更结实。画面上有些人的身体被围栏截开了，尽管摄影师肯定努力让那些围栏不穿过她们的面部。沿着走廊往前走，时间慢慢倒流，越往后，照片中修女的数量越多，她们身上的衣袍和头巾也越厚实。照片里的空间被衣袍占满，到最后，女人的面孔成了散落在深灰色桌布上的米粒。我凑上去仔细地看那些已不复存在的面孔，在那一刻我心生羡慕，她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有那么特殊的一天，上帝对她说，想把她带走，带到自己身边。我从未信奉过宗教，也丝毫没有感受到上帝形而上的存在。
修道院始建于1611年。当时，两个方济各会的修女从北方来到小村庄旁边的山谷之中。她们有教皇和有钱的教会支持者的文书，在两年时间里，设法筹集到了资金，并于1613年的春天开始建造修道院。一开始盖了一栋小楼，里面有修女们的居室和一个用于进行家庭作业的部分，后来这个部分迅速扩大。百余年后，这里的整个地区，山谷和周围的森林都成了修道院的财产。修道院周围兴起了一个小镇，小镇的经济很大一部分都仰赖于修道院。临湖和临近旅行通道的有利位置使得贸易蓬勃发展，小镇居民日益富裕起来。
教规允许一部分修女（她们被称为外部修女）与外界进行较为密切的接触。内部的其他修女则不能离开限定范围，只能偶尔出现在围栏后面，就好像井字游戏中不可预料的神秘元素。限定范围里的修女只是不停地祈祷，她们的嘴唇嚅动，身体顺从地贴在礼拜堂的石板地上，伸展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敞开怀抱迎接上帝的恩典，这恩典确保了修道院源源不断的进益，使得修女们不断扩大了财富。就像是上帝的眼睛停驻在这些虔诚的内部修女身上，透过天国三角形的裂口看向大地，像一美元钞票上的图案一样。
外部修女负责经营业务。她们的手指沾上了墨水，羽毛蘸着这墨水，在账簿上记下售卖鸡蛋、肉、布的收入，核算建造新收容所的工人的工资或为孤儿制鞋的鞋匠的费用。安娜修女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仿佛在讲家庭故事——她对此很着迷，充满了爱，不在乎先辈们一些琐碎的罪过和对利益的过度追求。修道院像一家蓬勃发展的企业一样成长，吞并了整个地区，直到湖边。直到20世纪，二战结束后，修道院才慢慢开始衰败。城市不断向前发展，需要更多土地建造别墅和公共建筑，人们失去了信仰。1968年起，除了斯瓦蒂之外，再没有一个新的修女来到修道院。1990年，修女安娜担任修道院长，那时修女总数只有37人。
为了挽救不断萎缩的财政，修道院开始出售自己的产业，结果如今只剩下了一栋修女们居住的建筑，其余的土地被租给了几位农民，现在用来放牛。花园由一位健康食品商店的老板打理，修女们允许他在食品上使用修道院的名字，为此他需向修道院提供蔬菜和牛奶。后来她们发现自己对修道院潜在的商机预判不足，多年来这块市场蛋糕早已被本笃会、西多会、博尼福特和其他一些教派分完了。这些教会的修士预感到修女可能会与他们竞争，就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将她们赶出了市场。将修道院转变为有利可图的合作社也没有成功。修道院旁的一座独栋建筑被送给了小学，而花园一侧的另一座小房子被改建成了青年旅馆，由小镇经营。去年，修女们用租金的收益在二楼安装了一部玻璃电梯，每天上下狭窄的石阶对她们来说越来越困难。现在，她们每天几次坐电梯去礼拜堂，人们可以看到她们挤在一个玻璃围栏里。
修道院长一边给我讲这些故事，一边向我展示了修道院的角角落落。我跟着她走，闻到了她衣袍上的味道——那是衣柜的味道，估计薰衣草袋已经在里面挂了好几年。在一种令人愉悦的安全感里，我做好了被她说服的准备，在这里安度余生，而不是把电极放在孩子们的头上。我觉得安娜修女周围的空气在振动，仿佛有一圈温暖的圣光围绕着她。她可以抓住这光环并将之密封在罐子里——出售的话肯定能赚大钱。
她带着我穿过走廊。走廊的地板用散发着香气的清洁剂擦得干干净净，一路上到处都是门、夹层烟囱和壁龛，壁龛里矗立着光亮的圣徒雕像。我很快在这个迷宫中迷了路。我记住了一辈辈修女的肖像，她们有着如克隆般彼此肖似的面孔。内部礼拜堂的入口上面用粗重的施瓦巴赫字体刻着：“第一个人亚当被创造时，其灵魂让这个躯体像动物一样活着；而你的智慧创造了最后一个真正活着的亚当。”地板在脚下嘎吱作响，我们的手碰到了滑溜溜的走廊扶手和门把手，多年来，上面已经留下了修女们手掌的痕迹。
突然，我们走到了楼上的一个大夹层上。木地板已经被磨掉了漆，也或许从未涂过油漆。这里是用来晾衣服的，在挂了一片的袜子和床单中间，我看到了修女贝阿特丽克斯和英格堡。她们拿着针坐着，把洗衣服时掉下来的纽扣重新缝起来。因为关节炎而蜷曲的手指正顽强地同针孔做斗争。
“嗨，姑娘们！”她对她们说，“我们把奥克西介绍给她，怎么样？”老修女们来了精神，而年老的贝阿特丽克斯发出小姑娘般的尖叫声。安娜修女走到看起来很无辜的白色窗帘跟前，一把掀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当当当！”她叫道。
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壁龛，里面有一个东西，无疑是人的形状，虽然缩在一起，看起来又不太像人。我吓得退后了一步。修女笑了起来，似乎对这个效果感到满意。显然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反应，而且她们喜欢这种反应。
“这是我们的奥克西。”她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脸上露出了胜利的表情。
“我的天。”我用波兰语小声说。我的表情一定很奇怪，因为修女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面前是一个人体，或者说是一个皮肤覆盖着的骨架，一个木乃伊，一个垂直放置且装饰精美的尸体。过了一会，我开始观察细节。修女们仍然在我背后咯咯笑。
整个骨架上覆盖着手工编织的装饰品。他的眼窝里缀着大块的软矿石，光秃秃的头骨上放着一顶用钩针编织而成、缀着珠子的装饰帽，他的脖子下面系着一块领巾，之前肯定是雪白的，而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像一团肮脏的秋雾。他身穿一件18世纪极尽装饰的古老长袍，干枯的皮肤从衣料下透了出来。衣袍上银灰色的图案就像窗户上的霜花。衣袖的袖口缝着蕾丝花边，几乎完全盖住了瘦骨嶙峋的、像爪子一样的双手，就像戴上了露指蕾丝手套。蕾丝手套！他扭曲的双腿被白色丝袜包裹，挤在满是褶皱的拖鞋里，那拖鞋上也装饰着软矿石。
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被要求不应在研究对象身上倾注过多情感。我非常喜欢这条原则。我只在测试中与孩子们见面。这些年轻人总是非常认真地完成指令。他们都很懂礼貌。只有投影测试的时候，因为要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有几个孩子没能理解任务。然后进行的是脑电波跟踪，由于是在睡眠期间完成的，因此必须给每个房间连接上相应的设备。一个多星期，我哪里都没去，只有借着烟草给自己放松的时候，在露台上看到了夏日的盛开。维克多定期加入我的行列，这使我的烟草消耗得越来越快。
在我和维克多进行的数次对话中，有一次他告诉我，修道院可能会因“生物问题”关闭，然后他给我讲了斯瓦蒂的故事。
“安娜修女曾夭真、幼稚地在哪里读到，说在印度圣洁仍然存在，历史和奥斯威辛的风烟并未将其吹散。”我和维克多坐在阳台上，因为搬动设备累得够呛。维克多看着闪着光的烟头，感到十分内疚：
“我不能这样，我真的不能一直这样抽你的烟。这对你来说是良药，对我而言则是单纯的享乐。”
我耸了耸肩。
“为什么是印度？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好吧，其实是我告诉她的。”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告诉她，如果什么地方还存在真正的灵性，那就一定是在印度。我告诉她，上帝搬到印度去了。”
“你相信这个？”我不由自主地问道。烟雾从我的嘴里飘出，形成了漂亮的烟圈。
“当然不相信。我只是想用某种好的理念安慰她。不过我没考虑到，她是个宁可行动也不愿思考的人。结果，她孤身一人，在七十几岁的年纪，去印度为自己的修道院寻找修女。”
我能想象，安娜修女穿着灰色的夏季袍服，站在德里的清真寺下面，周围是嘈杂的人力三轮车、流浪的野狗、神圣不可触犯的牛，还有尘土和泥泞。我笑不出来，很久以来，大麻都无法让我发笑了。不过维克多笑了起来。
“她跋涉数百公里，一家家地拜访修道院，寻找刚进入修道院、愿意去欧洲的修女。她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斯瓦蒂。你明白吗？她跑到印度去找修女！”
第二天，我的桌上放着他们的文件包——整齐、经济、专业。这些文件是接受检测的孩子们的数据，我向维克多要来的。我立刻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不粘胶卡片上没有孩子们的姓名，而是写着诸如“Hl1.2.2”或“JhC1.1.2/JhC1.1.1"等等这样的符号。我惊讶地看着这些符号——这些应该不是给我看的，维克多误把它们拿给了我。我不明白这些代码的含义。除了生物学参数表外，还有一些我完全不了解的基因组表和曲线。我试图从这些描述中识别出自己研究的孩子，但是曲线和表格并没有让我想起任何事情——它们显然是在不同的、更抽象的层次上描述现实。噢，是的，一定是维克多搞错了，他没把我需要的文件给我。当我把这些文件往他的办公室搬的时候，突然的冲动令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一张旧报纸的边缘写下了这些奇怪的符号。然后我想到，如果把他们的出生日期记下来会很好。等我把文件包放在维克多的办公桌上时，他的办公室空着。风吹动了打开的百叶窗，听起来像是夏蝉在合唱。
第二天早上，又有一些我要求了很久的信息通过内部网络传送过来——关于生长环境的访问和生平数据。这些文件上仅标注了姓名。B.蒂埃里，2000年2月12日出生。监护人位于瑞士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中小学教师，母亲是图书管理员。有过敏症。文件里有详细的脑部检查描述，诊断为轻度癫痫。血型。基本的心理测验。养父母留下的日记，详细但无趣。诵读困难。正畸矫治器的详细说明。书写样本。照片。上学时写的作文。他是个正常的孩子，经常接受各种详尽的医学检查。没有任何关于生物学父母的信息。C.米莉，2001年3月21日出生。一样的内容。准确的体重和身高表。某种皮肤疾病——照片、诊断等等。养父母是中产阶级、小企业家、画家。儿童画。许多其他文档的附件，都经过仔细地编号和分类。双胞胎朱利安和麦克斯，生于2001年9月9日。来自巴伐利亚。养父母：企业家，拥有一些纺织厂，中上层阶级。文件中提到围产期并发症，所以两个人的新生儿评分都比较低。朱利安的乐感非常好，上过音乐学校。麦克斯七岁时遭遇了交通事故——被车撞倒，腿部骨折，伤情复杂，音乐天赋一般。
无意间，我拿起了昨天的报纸，看到了我在上面记下的双胞胎的出生日期，他们分别被编上了两个符号Fr1.1.2和Fr1.1.1。现在我就明白了。
T.亚德里安生于2000年5月29日，出生日期编号是Jn1.2.1。他来自洛桑。寄养父母：官员。这个男孩在法律上有些麻烦。成长环境访谈。警察局记录。因为他曾经闯入一个游泳池并损毁设备。他有几个兄弟姐妹。H.爱娃，编号养父母在她九岁时离婚了。她由养母抚养长大。养母是名教师。她是个优秀的学生，打篮球。对电影感兴趣。写诗。有音乐天赋。接受青少年类风湿关节炎治疗。
我快速地看着，对报告的一些细节感到惊讶，没想到这些孩子的生活被多角度地进行了扫描，好像搜索信息的这些人是间谍、天才或革命家的预备军。
安娜修女允许我把奥克西拍下来——他被做了永久性防腐处理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我在镇上的一家化妆品店把照片打印了出来，然后挂在了办公桌的上方。现在只要抬眼就能欣赏到一代代修女的精巧技艺，她们用纽扣、花边、花式锁边、装饰缝、贴花、绒球、珠子、亮片来装饰袖口、衣领、口袋，以一种孩童般的信任去驯服奥克西身体的每一寸，希图以此来粉饰对死亡的恐惧。这些装饰，恰恰是令人绝望的生命证据。
想在药房买到我的药还要等几天，于是我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办法找到了当地的经销商买了几剂。这药的药性很强，浓度很高，我不得不将它们与烟草混在一起。自从有了这药，疼痛几乎消失了，但我对它的恐惧仍然存在，它就像一些缩在我身体深处的金属弹簧，随时可能弹开，将我的身体撕成碎块。当我抽烟时，他们变成了纸做的通心粉，而世界充满了各种符号，彼此相距遥远的事物似乎互相发送着一些奇特的消息和信号，那些意义相互打结，建立联系。一切似乎在心照不宣地相互眨眼。
这世界处于一种饱和状态，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经历过两次化疗，无法入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唯一剩下的力量就是恐惧。医生说：我可能活三个月至三年。我知道做点事情对我有好处，所以才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钱，尽管在现在的情况下，这笔钱将有助于延长我的寿命。做测试不需要我付出任何特殊的努力。我做这些信手拈来。
现在每天早晨，当孩子们上课时，我都早早起床，下山去修道院。五月底的某一天，我看到米莉独自坐在球场的围栏上。她说自己在生理期，所以请假没有去做操，我记得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蓝色牛仔裤、蓝色T恤和蓝色运动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是走向了她。
“我觉得您有些忧伤，”她有点挑衅地对我说，“一直都有，哪怕您在笑着的时候。”
我独处时卸下了脸上一贯的自信，这被她抓了个正着。我看着她那像鸟儿一样娇小轻盈的身体轻巧地跳下了围栏，似乎没什么重量。她说她想回家。她想念父母和她的狗。她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间，在这里却必须和爱娃同住。她以前一直想有兄弟姐妹，现在却发现别人会打扰她。
“您研究我们，在寻找些什么东西。我们也在想，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的智商很高，能感知到很多事实。我怀疑，我们都是被收养的孩子，这里面有些关联。或者，我们都是某种基因的携带者。可是，您看着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您在我们身上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我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什么也没有。”
她带着我走了一段路，我们开始谈论她的学校。她上音乐课，拉小提琴。她还告诉我一些特别的事情：她喜欢哀悼日——这样的日子因为灾难性天气或者袭击的缘故发生得越来越多——那时媒体上只会播放悲伤的音乐。她觉得世界纷杂，一切都让她恼怒，而那些阴沉的日子对她来说是个喘息的机会。人们应该对自己有所思考。她喜欢亨德尔，特别是他的《广板》，丽莎•杰拉德曾演唱过。她还喜欢马勒的歌，那些他在孩子死后写下的歌。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她是个忧郁的女孩。
“所以你对我感兴趣？”
她和我往山下走了一段路，那儿有人在放马。路上，她把青草尖拔下来，把它们柔软的，还很幼嫩的种子抛向天空。
“您戴着假发，对吗？”她突然说，没有看我，“您生病了。您会死的。”
她的话直击我的胸膛。我感到眼眶里积满了泪水，于是我转过头，加快了脚步，一个人下山去了修道院。
上午，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在修道院里平静了下来。在这些开朗的，已经与生活和解了的女人们的陪伴下，我感觉很好。修女们喝咖啡时用虚弱的手指将细小的废物分类，这手指恢复了生活的秩序。是的，有一天，很快就会有那么一天，某些手指会把我分解成最初的成分，而那一切，曾经组成我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那是终极的回收。在那宽恕的仪式之后，咖啡奶油球成了不再有关联的各个部分，归属于互不相关的其他类别的东西。味道和性状在哪里被分开了？刚刚还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厨房里，安娜修女回答我提出的那些与我无关的问题，她常常跑题。你永远不会知道，她记忆中相互缠绕的思绪会将我们带向何方。那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说话也是话题广泛，线索多样而曲折；这是老年妇女的一种神奇的衰老表现，将世界用一张像巨大的布一样的故事覆盖起来。其他修女无声地忙着一些小事，这让我觉得她们是真相的保护者，时间的会计师。
关于奥克西的所有信息都记录在修道院的记事簿中。在我的要求下，修女安娜最终同意找到相应的卷本，她打开记事簿，放在了厨房的咖啡桌上。在那里她找到了确切的日期：1629年2月28日。
那一天，修女们和所有的周边居民踏上了通往城市南边的道路，希望能等到从罗马回来的使者。天黑之前，一个小马队从山后走来，马队后面是一个木制手推车，上面装饰着五颜六色的、有点脏和湿的布料，布料下面是一个用皮带捆扎着的棺材。用花草编织的带子垂落在潮湿的雪地上，而车夫又累又冷。以市长为首的市民和特别受邀的主教象征性地将这座城市的钥匙交给了圣徒，之后身穿白袍的男孩们唱了一首练习已久的迎宾曲。由于仪式是在一个寒冷而令人讨厌的月份举行，没有鲜花来隆重纪念这与众不同的礼物，于是人们将云杉枝抛在了车轮下面。
就在那天晚上，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弥撒，之后宣布，大家可以在弥撒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也就是三天后看到圣奥克森修斯7。在此之前，修女们的任务是修整那历经旅途艰辛的圣体。
修女们看到的景象令人恐惧。当她们好奇地看向棺材内部时，吓得退后一步。她们希望看到什么？她们如何能够想象出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受难者的身体？那些可怜的，在袍服下穿着厚厚的羊毛长袜，在冻得干裂的手上盖着蕾丝袖口，在没有供暖的小房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修女，她们希望看到些什么？
一阵无声的、失望的叹息传到了教堂的穹顶上。圣奥克森修斯就是一具普通的尸体，虽然已经风干，甚至很整洁，但他咧着嘴笑的牙齿和空洞的眼窝仍然令人感到恐，或者恶心。
安娜修女说，三天远远不够。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修女照料这具尸体三百多年。她们给他起小名，开些小的玩笑，给他配些小装饰，以此来克服对他的恐惧。她还年轻的时候给他编了袖口，因为以前的袖口已经年久褪色了。这是她告诉我的关于圣徒衣饰的最后一部分。斯瓦蒂尽管许下了服从的誓言，但拒绝修理干尸的衣服，而修女安娜对此也表示默许。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开始在网上搜索。罗马在16世纪开始了密集扩建时，经常在挖掘新房屋的地基时发现地下墓穴，其中就包括人的尸体。事实上，罗马像每个古老的城市一样，都是建在坟墓上的，工人的镐头剌穿了坟墓的天花板，数百年来，阳光第一次照进了墓穴。人们开始随意闯入地下墓穴，而各种神秘的故事令他们的想象力肆意驰骋。如果不是基督教的受难教士，又是谁躺在那里呢？
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的死尸像珍贵的商品，上等的葡萄酒，历经岁月日臻成熟，从而获得了特殊的价值。时间的破坏性使人脸变成了头骨，身体变成了枯骨，这种秩序性不再对死者产生干扰。相反，当尸体收缩变干，它们就进入了更高级的秩序之中，变得精巧，不再因尸体分解产生令人厌恶的感觉，而是像木乃伊一样，令人惊叹和尊重。
被发现的大墓地造成了问题。人们试图将那里挖掘出的遗体再次埋葬在当时的墓地中，但是发现它们中的很多都很美，保存成完好的木乃伊，骨架整齐、优美地摆放在那里。人类的眼光很快适应了眼前的景象，然后——正如人们的习惯——开始区分和鉴别具体的一具具尸体，比如，最美丽的，最和谐的，保存最完好的，而发现每具尸体的个性之美，就意味着很快能找到它们独特的价值。严酷而忧郁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曾在一封信中对这些意想不到的大量尸体进行了思考：“在我们看来，整个军队似乎在困难时期崛地而起，我们没有向他们表示感恩，反而将他们重新推回了黑暗的坟墓之中。在今天这个对真正的信仰来说邪恶的时代，叛教者从四面八方威胁着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对抗这个肮脏的路德教会异端的火与剑，死也成了一种战斗……”以这些话为指导，一位教皇的官员（鲜有人知具体是谁，有人说是深得教皇信赖的韦迪亚尼教父，他很善于做生意）在成千上万的死人身上找到了商机。很快，他成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厅，吸收了一些有眼光、聪明且富有想象力的牧师。他还强迫一些沉默的、佝偻的修女参与工作，让她们耐心地清理尸体上已经积了几个世纪的东西。这一切都在严格的保密下进行。
这些死去的圣徒再度出现时已经整齐地排列在小小的棺木之中，每个人身上的灰尘、蜘蛛网、杂草和土块都被清理干净，被一块洁净的帆布覆盖着。每个人都配了一张卡片，记录着他们的姓名、出身、精心撰写的传记和受难的情况，他们的事迹和死后的职能，这样人们就知道可以向他们祈祷些什么。每个圣徒都有自己的属性和领域，就像今天电子游戏中的英雄一样。这个人可以增加勇气，那个人会带来幸运。这个人保佑酒鬼，那个人会对付啮齿动物……
无须过久的等待，来自全欧洲的订单便纷至沓来。每一个发给教皇的恳求，对至高无上的主的每一次诉求，都包含立即寄给他们一个圣徒的尸体，并以合理牺牲为交换。那些被新教徒掠夺损毁的教堂在得到圣徒尸体后立即声名鹊起，将人们吸引到教堂的屋顶之下，使他们沉浸在受难者神圣的光环里，提醒他们现世无法与天国相提并论。提醒人们“记住你终有一死”。
接收来自罗马的神圣的受难者持续了很多年。小官吏和那些才华横溢、富有想象力的教士成了牧师和枢机主教，老迈佝偻的修女们悄无声息地死去，教皇换了一任又一任，像日历上的纸，一页一页留在了过去：西斯科特，乌尔班，格列高利，英诺森，克莱门特，利奥，保罗，再一次格列高利，直到乌尔班八世。自从接收圣徒以来，办公厅一直存在，而1629年，为了改进工作，书记员们已经用表格和列表进行记录。这样就不用一遍遍重复记录受难者经受的酷刑，他们的死法，当时的情况，他们的名字和类型。
第二天，安娜修女告诉我，她曾经非常惊讶地听到了离修道院几百公里的另外一座教堂里的圣徒的故事。她突然感到很难过，因为那个陌生的圣徒，应该是叫里乌斯，他的生活和受难的故事与她们的奥克森修斯惊人地相似。显然，当时做圣徒事迹记录的人们缺乏创造力。她还说，她见过一部写于20世纪的学术著作，专门探讨了罗马受难圣徒的现象，结果发现在以后的岁月中连续出现了——可以这样说——定期重复的时尚。例如在16世纪末，几年间出现了许多圣徒被异教徒钉在柱子上的情况，每一次对这种苦难的描述都汁液饱满，丰富多彩，那些匿名的书记员的文学天赋使读者体验到恐怖的战栗。女性圣徒遭受的折磨主要是割乳的痛苦，后来这成了她们的一种属性。她们的形象通常就是手持放着乳房的托盘。在17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斩首很流行。被斩断的头总是能被人们找到身体，然后头、身还能再次长到一起。
“你其实是个心理学家，”她对我说，“所以你应该能理解他们，那些想象出各种酷刑的人。即使创造一个最可怕的酷刑，也能从中找到一点点的快乐，对吗？”
我告诉她，宇宙中还有一个比我们已得到的世界更不好的存在，这个意识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造物主。”她肯定地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圣徒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古怪，这显然是因为那些流行的、广为流传的名字已经用完了。于是在女性圣徒的名字里开始出现圣奥斯詹尼、马格登齐亚、哈马蒂、奥古斯提、维奥兰提，而男性圣徒中则有阿布伦肯斯、米尔鲁波、克维蒂利翁和1629年早春来到修道院的圣奥克森修斯。
“您知道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吗？”我又一次下山来到修道院的时候，指着山顶上若隐若现的研究所小小的房子，问道。
她们听说，那里在进行什么重要的研究。仅此而已。
我们用世界闻名的技术折叠床上用品，只要哪儿有被套、枕套和床单，只要哪儿有被子、枕头和睡衣，我们都用这个方法。我们对面站立，抓住麻质或棉质长方形床单的四角，让它们在洗涤后恢复形状。很快我们就共同建立起整个仪式：首先整理四个角，然后快速地把两侧起皱的地方拉平，然后将其对折，再折叠，就这样，我们分几步将床上用品折叠成整齐的方块，最后放进包装里。然后再从头开始。
“我们能想到，他们想做的事和我们知道的事并不一样。”她总是用第一人称复数讲话，多年来，她个人的身份已经和修道院的集体身份融为一体。“别担心，亲爱的，”她又说道，这话听上去很有些敏锐的意味，“教会总是希望一切都好。”
奥克西看着我们，他那软矿石做成的眼睛上装饰着已经失去了颜色的丝绸，看上去就像是他的眼皮。用深红色宝石做成的眉毛看上去有一种冷冷的、无法置信的惊讶。
晚上，浏览互联网信息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其他的，甚至更加丰富多彩的圣徒的死后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他们在尘世的遗迹的崇拜，从手指、脚踝、头发，到被取出的心脏和被割断的头颅。我还看到消息称，被切成四块的圣沃伊切赫作为圣物被送到了教堂和修道院。圣亚努阿雷的血定期秘密接受化学转化，以改变它的状况和特性。有人盗窃圣体，将尸体分解成圣物——心脏、手甚至小耶稣的包皮。拍卖网站的历史页面上就有拍卖圣体的信息。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扬-卡皮斯特拉的圣体可以在Allegro8上以680兹罗提的价格购买。
最后，我看到了关于受难者圣奥克森修斯，修道院阁楼里的英雄的信息。他曾是一位狮子训练师。在尼禄时期，基督徒都被抓来喂狮子。一天晚上，一头狮子用人类的声音对他说话，那是耶稣基督的声音。网上没有写狮子用基督的声音说了些什么，然而第二天早晨，奥克森修斯就皈依了基督教，把狮子放生到了城外的森林里，而他自己则被抓了起来。曾经的施害者成了受害者。后来，狮子被抓住了，奥克森修斯和其他基督徒一起被扔进了狮笼，但是狮子不想伤害他们以前的主人。最后他被尼禄的剑客刺死，狮子也被杀死了。死后，奥克森修斯的尸体被基督徒偷走，并秘密地埋在地下墓穴中。
“我站在酒店前面，没有勇气再向前迈一步。”安娜修女说。
我们坐在大而空旷的厨房里，其他修女都走了，仔细分类过的垃圾也随之消失了。她坐在窗台上，看起来出乎意外地年轻。
“在印度的时候，天气十分闷热。轻薄的旅行衣袍已经粘在了我的身上。我感到自己无法动弹，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她停了一会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巨大的贫穷，所有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一切都那么地残酷。狗、牛、人、跛足的乞丐、人力车夫不服输的脸。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强加给那些个体的，违背了它们的本意，仿佛是一种注定的堕落和惩罚。”
她把头转向窗户，并没有看着我：
“我觉得，我在那儿犯下了最大的罪过，我不确定，我的罪是否在那里得到了宽恕，虽然我为这罪过进行了苦修。听我忏悔的教父显然没有明白我对他说的话。”
她看着窗户。
“那儿根本没有他们说过的圣洁。我没找到任何东西，能够解释这所有的痛苦。我看到了一个机械的、生物的世界，像蚂蚁窝一样有着既定的秩序，然而这秩序愚蠢又无力。我在那儿发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上帝，原谅我吧。”
直到这时她才看向我，仿佛在寻求支持。
回到酒店后，我呆坐了一整天。我甚至无法正常做祈祷。第二天，按照约定，城外修道院的修女们来接我去她们那里。我们驶过一片干枯的橙色的土地，那里满是垃圾和枯树。没有人说话，修女们可能理解我当时的状态。或许她们自己也曾经历过这些。路上的某个地方，我看到地平线上有一片小山丘，每个山包之间相距十几米。修女们说，这是神圣的牛的墓地，但我没反应过来，她们说的是什么。我请她们重复一遍。她们说，贱民将圣牛的尸体带到这里，以免对城市造成污染。人们将它们留在烈日之下，任大自然尽其所能。我要求停车，然后惊讶地走向那些土包，我以为那些是被骄阳晒干的动物的骨头和肉皮。可是走近之后我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卷曲的，已经腐化了一半的塑料袋，上面的品牌还清晰可辨，还有细绳、橡皮筋、帽子、杯子。任何有机的消化液都对这些人类先进的化工技术产物束手无策。牛吃了垃圾，没有被消化的东西进了肚子。她们告诉我，这些都留在了牛的身体里。然后，牛的身体被昆虫和其他捕食者吃掉了。留下来的，是永恒的垃圾。
我离开的前几天跟修女们告了别。我还需要对文件进行分类，清空数据并进行汇总计算。我记住的修道院里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一群老妇人挤在玻璃电梯厢中的样子，她们正坐电梯上行，去做弥撒——天堂里的女人去向来世，去到时间的尽头。
回研究所时，我顺着崎岖的小路上山，脑袋里冒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想法，能明确回答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又没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像一个听话的、高薪的士兵一样参与的研究到底是什么。这想法既简单又疯狂，所以这很可能是真实的。我又想起了来到这儿的第一天米莉的那个天真的问题：“您没想过克隆一个它吗？据说人们在中国已经这么做了。”
我把研究孩子们的文件包放在面前，点了根烟。我看着他们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好像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是确定他们的星座。谁知道呢，也许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用铅笔在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上都写下了那些神秘的符号。
我已经完成了单纯的研究，人物轮廓也绘制完毕，我在等待最终的数据，它们通常以图形显示，大概是十几条预测线，电脑计算出了所有特征，然后围绕其创建的轴进一步细化。基本图形看上去像一棵树，主要枝干的厚度各不相同。其中最粗的、轮廓勾勒得最清晰的往往数据可信度最大。我已经见过这样的大树，看起来像枝繁叶茂的猢狲木，有数百个分支——代表了无限可能。
我浏览着这些文件，给数据组排序，突然，一阵剧痛袭来，那种痛我很熟悉，让我不时想起守卫秩序的门卫。这时，在痛苦的临界点，就在痛苦缓解之前，那些用来标记受测试的孩子的文件和标记，日期和符号，以及修道院大门上方的铭文，丹妮的微笑，黑松露和米莉问到我死去的小狗时的担心的眼神——一切开始像雪球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滚动，一路上扫过的一切使雪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紧凑。事情变得清楚了。我只是不确定字母后的数字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实验的次数或实验的某些版本。米莉——Kl 1.2.19，朱利安——Fr 1.1.1和麦克斯——Fr 1.1.2，汉娜——Chi 1.1.1，阿米利亚和茱莉亚——Hd 1.2.2和Hd 1.2.1，爱娃——Tr 1.1.1，维托和奥托——JhC 1.1.2/JhC 1.1.1，亚德里安——JK 121。蒂埃里——JN 1.1.1。
很简单：
阿内什的圣克拉拉——尸体未曾腐烂，从19世纪中叶起放置于圣卡拉拉大教堂的水晶棺中。浅色头发保存完好。圣弗朗西斯——骨架保存状况良好，存放于阿内什的圣弗朗西斯大教堂。西里西亚的雅德维嘉——骨架同样保存完好，圣体由克拉科夫教会分派，她的无名指指骨存放于波兰西部的一座教堂之中。圣希尔德加的一小部分骨头。被称为“小女圣”的圣特雷莎的部分身体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朝圣。还剩下三个人我无法识别，但是只要再单击几下即可完成。我感觉自己正在玩井字游戏，在方格里画出一个漂亮的圆圈。
早上，我收拾好了行李，给一个月前带我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打了电话，请他来接我。在学校外面等车的时候，我看到米莉坐在栅栏上。她微笑着，我走近了她。我激动到无法说出一言半语，只是关心地看着她，看着女孩天真的脸，看着她脸上的红晕。
“克拉拉？”我终于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叫了出来。
在我犹豫了一会儿，把她的手放在我额头上的时候，她一点没觉得奇怪。只过了几秒她就明白了过来，于是又摸了摸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把双手放在了我的心口，那是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