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故事

女人坐自动扶梯下来后就跌倒在了大理石地板上，脑袋撞上了雕塑的基座。那个雕塑是一个站在坚固底座上的女工人——应该是个纺织女工，手上拿着纺锤。

教授当时就在下降的扶梯上，看到了意外发生的全过程。人群中出现了一丝轻微的波动，两三个离女人最近的人低下身子看了看她，不过很快，大家就随着急匆匆的人流奔向了车厢。可以说，人流无视躺在地上的女人，顺着既定的轨道向前。他们的脚巧妙地避开了女人的身体，只是有时某人会因棉大衣碰到她而绊一下。教授走到女人的身边，蹲了下去，想迅速确定她的病情，就像所有不是医生的人一样。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她的脸有一半被衣服帽子遮住了，这帽子在不断地渗出鲜血。她裹着抹布一样又脏又旧的外套，好像一个松松垮垮的绷带缠在身上。被血弄脏的棕色半裙下，露出被厚厚的、肉色连裤袜包裹的双腿和已经穿破的鞋。棕色的风衣没有扣子，用一条皮带束了起来——仿佛在过夏天。教授把她的风帽解开。她抬头看向他，沾满血污的脸因疼痛而扭曲。她费劲地呼吸着，嘴唇在蠕动——上面有好些混着鲜血的伤痕。

“救命！”教授惊慌地喊道，同时把自己的西装脱下来，垫在她的头下。他试着回忆，“救命”这个词在这个国家该怎么说，但是大脑一片空白，哪怕“你好，最近怎么样？”这种在飞机上练习过的话也记不得了。“Hilfe，help！”他试着用各个语言版本叫着，无比惊慌。躺着的女人头下面不断流血，可人流巧妙地绕过她，甚至形成了一条特有的路线。血泊越来越大，越来越可怕，女人受伤严重的身体突然使他想起了梅尔基奥尔•德•宏德柯特的画像。那是一幅静物画，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呈现了一只被猎杀的兔子的尸体。

教授前天来到了这座寒冷、多风、遥远的城市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做了个讲座。这会儿他刚刚结束了独自漫步，返回酒店，预备出席将要在那儿举行的研讨会闭幕晚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理科科学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教授的演讲主要探讨消费蛋白质对色彩感知的影响。他在发言中举例说明，荷兰绘画艺术的繁荣与奶牛养殖的发展和乳制品类高蛋白食品消费的激增密切相关。奶酪中所含有的氨基酸，会影响与色觉相关的某些大脑结构的发育。演讲得到了听众的热烈响应，可以说是激情回应。在丰盛的午宴上，他继续和人们讨论着幻觉主义绘画。之后，他喝了咖啡，决定独自一人去市中心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看这座大都市的生活。他没和其他人一起去参观博物馆，那地方他以前已经去过了。

教授走得不紧不慢，拉长了自己本就较大的步幅——他是个瘦高的男人。天气突然暖和起来，蜜色的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了头，他脱下外套，将它随便地甩在肩上。街上一下子冒出了很多人，他们惊喜于天气的突然好转，纷纷出来散步。路边店铺橱窗里的名牌商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它们被摆放在那儿，就像艺术品一样，透着一股风趣又讨好的意味。大大的橱窗转移了人们看向那些色彩明艳的建筑外墙的目光。古老的步行街更像是一个秀场，置身其中的人们终于可以好好打量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处在人群中恰当的位置，并确保自己与世界融洽相处。人们在别的地方买东西，在比较远的大型购物中心，但是我们的教授并没有去那里。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感到满意，对自己来到这座城市满意，对自己的演讲、天气，甚至这座昨天还觉得没有人情味、令人厌恶的城市感到满意。当他的肾上腺素水平下降时，他觉得自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令人愉悦的温暖散布在他整个身体上——他享受着阳光，对路人微笑，相信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虽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这让他感到自在。很快，他就会回到酒店，在一个安全的内部空间里吃点美味的东西，再喝点这里的人开怀畅饮的冰伏特加。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快乐。

他特意不坐出租车，决定沿着宽阔的主路朝地铁的方向走。路上车流量很大，常常堵车。不时有闪烁着蓝色警灯的车辆在车流间穿梭。教授匀步走着，感受着在不通风的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后运动的乐趣。太阳慷慨地散发着温暖——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扎了一条妻子为他挑选的有点古怪的领带。他感到轻松愉快，虽然希望散步时呼吸点新鲜空气的愿望落了空。汽车废气在空气中盘旋，直往稀稀拉拉的路人的鼻子里钻。教授注意到，其中一个长着亚洲面孔的人戴了白色口罩。

他沿着这条繁忙的街道左侧走了大约一公里，这时他从地图上看到自己必须到马路的另一边去。于是他打量了一下，看看有没有斑马线，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然后他想，在如此繁忙的马路上一定有条地下通道，可是也没有。他已经在考虑，是不是在车流中出现一个较大的空隙时冲过马路，这时他想起了一次在喝咖啡时听到的故事。几年前一位德国的博士生参加一个类似的会议，抱着德国人那种对既定秩序的信心，试图当绿灯亮起时在人行道上过马路，结果被飞奔而过的汽车撞死了。

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打算，耐心地继续前行，直到走了大约两公里后，终于看到了通向地下通道的楼梯，然后他顺着这条路到了街道的另一侧。这边更安静、温馨、僻静。他看着匆匆而过的人。他们看上去疲倦、匆忙、迷茫。他们拎着大塑料袋，欧芹的一头从袋子里伸了出来，还有成熟的大葱，扎成一把，像个硬硬的扫帚。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这些物品的来源——旁边小广场上有一个集市，人们在那里卖些蔬菜、水果和廉价的中国商品。他只看到一个不那么急匆匆的人。在喷泉边墙那儿，有两个专心下棋的老人。商店的橱窗看上去很惨淡，价签上用厚重的水笔写着价格。他试着将它们换算成他更为熟悉的货币，但越算越糊涂。直到最后他发现，这样算来算去也没什么用，反正他没打算买任何东西。他已经在酒店的商店里给妻子买了条琥珀手链。他肯定买贵了，但那手链看上去太美了，以至于他丝毫没有犹豫。现在能找到入眼的东西太难了。今天的我们购物更像是在垃圾桶里找宝贝。

太阳开始慢慢地西沉，晚霞突然间布满街道。房屋的外墙被染上了红色，每个最乏味的细节都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棕色阴影中丰富起来，那阴影像是用妻子的烟熏眼线笔画出来的一样。突然之间，一切似乎都充满了意义和隐蔽的迹象，就像他最近研究的亨里•梅特•德•布莱斯的绘画5。令他非常高兴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处于这座城市中对旅客更加友善的地方，咖啡馆将桌椅摆在了外面，还搭起了条纹图案的凉棚。

他放松地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点了一杯白兰地和一杯咖啡。离宴会开始还有不少时间，他很高兴能一个人待一会儿，稍微远离一下各种语言混杂的研讨会和不断出现的问题“我是在哪儿见过这张脸？”白兰地很棒。红色的阳光落在教授的脸上——柔软、和缓，带着轻微的暖意。如果这阳光能喝，应该是野玫瑰酒的味道。犹豫了一下后，这位教授又要了一杯白兰地和一包香烟，尽管他已经很久没抽过烟了。可现在他觉得时间倒流了。他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空间，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后果，没有任何原因会导致结果，一切都奇迹般地静止在某处——这一刻的精髓只有最伟大的诗人才能表达，这一刻的色彩只有天才画家才描绘得出来。他做不到这一切，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体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只能享受这一刻，沉浸在这种巨大而难以想象的信任感中。当他意识到自己应该返回时，天已经黑了。太阳突然落山，沉没在拥有数千扇窗户的巨大建筑物的轮廓里。他意识到，如果继续走，他就赶不上晚宴了，所以他直接去了最近的地铁站。他花了点时间研究复杂的地铁线路图，最终发现自己离酒店只有两站路程。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过了一会儿便进入了疲累又沉默的下班回家的人群中。没有人看着谁，机械模糊的报站声他听不懂，也懒得去理解。他环顾了四周一会儿，判断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犹豫了一下，跟随人群走向入口。还是这群人，热情，看起来很友善，簇拥着他进入了一个似乎无限长的自动扶梯，然后稳步滑下，地下有很多巨型的、粗大的大理石人像雕塑，代表了不同的职业，他吓了一跳。他想起酒店的床上放着妻子为他准备好的干净的衬衫，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就在扶梯下到一半时，他看见那个女人摔倒了，甚至听到了她的头撞上雕塑基座的闷响。现在，他跪着，试着轻轻地抬起她的头，把卷起来的外套放在她的头下面。

“救命，救命！”他再次向人群叫喊，只看得到他们的脚和肚子，“叫救护车！”

一个被大人拉着手的小孩越过大人的胳膊看向他，然后马上被拽走了。他抓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可那男人巧妙地绕了过去。

“救命！”教授绝望地叫喊。

人群在他们的上方来回移动，十分恼火，仿佛教授和受害人做了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比如让太阳围着地球转。女人突然开始发抖，于是他抱她抱得更紧，怕她就要死了。他的白色亚麻衬衫被鲜血浸透，还有他的手和脸。

“警察！”他下定决心大喊，这句处处引人注意的话总算让一个男人停了下来，然后又有一个。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带着一副猜不透的表情打量着眼前的情况。

“警察，警察！”他又向人群叫喊，可人群看起来很着急，而且更焦虑了。教授明白过来，现在看起来就像他谋杀了这个女人。他试着站起来，向后退，这时又有人推了他一下，他直直地摔在了深色的血泊里。

至少有几个人已经看向这边，这时有两个警察从某个地方开始向教授和女人冲过来。他们的警服上套着反光马甲，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反射荧光——他们简直就是天使，教授这么想着。女人不动了。他站起来，意识到自己被鲜血染红了，满怀希望地望着法律的捍卫者。但是他们面色凶狠——盯着他，完全忽视了那个女人。他立即明白过来，警察把他当成肇事者了。很显然他想对了，因为其中一名警察抓住了他的手，捏得他生疼，然后把他的手反剪到背后。面对这种误会，教授愤怒地叫喊。奇怪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伤者，而是要求他交出证件，他用手势解释了一会儿，说证件在女人头下面的西装里。他用手指着她——被他放开的女人的头就直接躺在地上，西装没了踪影。这时，三个强壮的护工抬着担架从外面挤了进来。教授看到了他们的光头和厚实的背。警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看着护工把人群推到一边，试图打开担架。但人群还是拥了过来。正因如此，穿着血腥衬衫的手臂从警察的铁腕上滑了下来。教授被护工推开，他退后一步，转过身，在莫名袭来的恐慌下逃跑。

一开始，他在地下站台上来回乱窜，然后顺着另外一条扶梯往外跑，他三步并作两步，把身边的人群左右推开，人们看到他那副模样都觉得恶心可怖。人人都怕血，觉得恐惧。一看到血人们就变了脸色，忘了自己的血液就藏在柔软敏感的皮肤下的静脉里。教授惊骇地意识到，这血对他可能是致命的。他不知道关于这个女人的任何事。她可能是个妓女，也可能是个瘾君子，她深色的血液里可能聚集着上百万的艾滋病毒，现在正通过一些微小的伤口渗入自己的机体之中。他想起来，今早剪指甲的时候曾经弄破了大拇指。他看了一眼那个部位，上面沾满了血……他冲上楼梯，女人们见到他纷纷尖叫，退到墙边，男人们倒是乐意抓住他，用自己的手段惩罚他，但他们害怕接触到他。他飞快地奔向地铁出口，站在外面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把自己洗干净，哪怕是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喷泉里。他站在广场上，慌张地四下张望。他想到了地铁里的洗手间，但给多少钱他也不想再回到那地方了。他试图快速确定自己的位置，越过一排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了他下榻的酒店的尖顶轮廓，深深地松了口气。他毫不犹豫地朝着那个方向奔去，几乎是张开双臂跑着，就像儿童剧中的幽灵。

天已经黑了。为了到达酒店，他不得不越过另一条繁忙的街道。他知道距离下一个人行道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尝试——利用堵车造成的车流变缓的空当冲过去。他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直直地奔向那些飞速转动的车轮，这些车要么停了下来，要么试着绕过他开走，气愤地按着喇叭。教授向他们挥舞着沾满血腥的双手，这激起了司机们更大的怒火。其中一位开黑色路虎的司机显然比其他人反应快，当教授经过他时，乘客一侧的车门突然打开，将教授一下子撞到了一边。他摔倒了，但立即试图站起来，因为他意识到了死亡的威胁。汽车纷纷放慢了速度，绕开一个艰难地站起来的浑身血腥的男子，车上的司机不停地鸣笛和咒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已经跑到了马路的另一边，他想，他得救了。再通过一个大广场就能到酒店了，于是他高兴地跑了起来，然而这时发现自己丢了一只鞋，一定是刚刚被路虎车门撞倒时摔掉的。他踱着一只鞋，担心地想，这可怎么去参加晚宴啊。他可没有带备用的鞋子。好吧，他得去买双新鞋。而且宴会可能已经开始了。没办法，要迟到了。等他到的时候，致辞肯定已经结束了。

跋着一只鞋，教授走到了酒店的玻璃门前，然而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拦住了他的去路，是一个穿着可笑的军服一样制服的门卫。他见过教授几次，今天早上还见过，但是显然他没认出来。教授没打算后退。他解释自己住在1138房间，是来参加研讨会的。门卫因教授流利的英语而尴尬，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决要求他出示护照。这时教授才惊慌地意识到他没有外套，也就没有护照。为以防万一，他把手伸进裤子的口袋，先是后袋，然后是两个前兜，可是只找到了一把当地的硬币、一张地铁票和一盒打开了的柠檬味儿口香糖。门卫讽刺地看着他，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他抓住教授的脖子，就像抓一个小偷，教授的两只脚乱蹬着，被扔到了广场上，屁股上还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以至于跌倒在地，很长时间都爬不起来。

疼痛、屈辱和无助让他的眼睛充满泪水——无法停止抽泣。他已经好多年没哭过了，已经忘了它可以带来怎样的轻松感。他一边哭，一边平静了下来——好像在泪海上漂泊的小船驶到了岸边，然后晃动着停下来。他停靠在一个全新的、意外的情况面前，出现了一片未知的陆地。他必须自己想办法。

他坐在黑暗中——广场上一片黑暗，就像这座城市中所有未被完全照亮的一切——思索着现在能做什么。如果他的西装没丢，就可以打电话，可是现在电话和护照以及信用卡都丢了。他决定去到酒店的另一侧，他推测从那边可以进入到宴会厅。在那里就能够通知他的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一直抽烟，肯定会到某个天台、阳台或者花园里去抽烟……于是他再次出发，仔细看着酒店亮着灯光的窗户。整个酒店的一层除了大堂几乎都被餐厅、酒吧和会议厅占据，但是大部分窗户是黑着的。在他的左侧，他看到了一群年轻人聚在为数不多的亮着的灯下。他们相互叫着，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他站住了，不想暴露自己，悄没声地顺着墙根继续向前移动。就这样走到了酒店的另一侧，看到了餐厅被灯光照亮的巨大的玻璃幕墙。

晚宴就在这个餐厅里进行着。他激动得差点又一次哭了出来。他站在墙根下，什么都看不见。可如果退后一些，退到广场深处，就能看到更多。那里长满了多刺的蔷薇，朵朵盛放，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混合了蜂蜜和酸腐味道的气息。教授被那种气味包裹着，从远处看到一幅真实的图画，画框就是酒店垂直的、玻璃外墙的线条。衣着优雅的人们围在又高又窄的桌子旁，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他们边吃边聊头探向对方，然后又向后仰，发出笑声。他们的手碰着对方的肩膀，友善地拍打。穿着燕尾服的服务生敏捷而苗条，一手托着装满酒饮的盘子，一手藏在背后，在桌子之间盘旋。这幅色彩柔和的画面看起来蕴含了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现代极简主义的意蕴：忙着永远忙不完的琐事的人们，各种露天的表演，浮于表面的节日……教授近乎绝望地寻找着熟悉的人，但他不确定这夏否就是他要参加的那个宴会——这家酒店很大，肯定可以同时举行许多他参加的这种会议。

他又移动了一下，以便能看到那些离开桌子的人要去哪里。他们消失了片刻，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一个带有玻璃外墙的酒店一角的房间里，那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像水族馆的吸烟室。他看到了G教授，他是研究20世纪欧洲理想化和非理想化绘画的专家。尽管有时他们意见相左，但现在能看到他令教授非常高兴。这是几小时以来他看到的第一张熟悉面孔。尽管从站立的地方看不到，但他知道G教授这会儿正抽着雪茄。他只能看到G教授用力挥动的手，和微微后仰的头，那是他在吐出烟气。他得快点儿，雪茄可不是抽不完的。于是他跋拉着鞋，迅速地朝那个方向走去，站在了吸烟室前面，希望自己能被他注意到，但这没用——他太低了。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广场。当

他终于到达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G教授熄灭了他的雪茄，然后以友善的姿态搂了一下朋友的背部，转身离开。绝望的教授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头，用力地朝着玻璃房子扔过去。然而距离太远了。愤怒而坚决的教授决定再试试通过大门进入酒店，可这次他连酒店前的广场都没走到。那个门卫正忙着向一位衣着华贵、珠光宝气、穿着恨天高的高跟鞋的贵妇打招呼，根本没看他。可早于他就已经有两个腰佩武器的保安出手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手臂扭起来（他感觉自己听到了骨头的咯吱声），然后立刻嫌恶地把他推开。教授摔倒在地，冲进了蔷薇丛中。他意识到，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件染血的衬衫脱掉，并且把自己洗洗干净。他从灌木丛中看到，那两个保安嫌弃地把手上的血擦掉——他觉得地铁里那个女人身上带着的任何东西现在都已进入了自己的身体。他用还算干净的一段袖口擦了擦嘴和眼睛周围。他想起来，早上从酒店窗户里看到了一个喷泉。他决定找到它。

教授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想出了个到达喷泉的办法。这并不容易，因为他必须穿过一片被灯光照亮的区域，那是水柱射灯发出的光，而且还要从一群在石墙上玩跳棋或者其他什么简单游戏的可疑人群旁边跑过去。但是，必须要采取行动了。他把脱下的衬衫塞进灌木丛里。很冷，他的背上立刻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他躲在阴影里，手脚并用地爬向喷泉，直到接近被灯光照亮的区域的边缘时，他犹豫了起来。他把头伸进光亮，发现并不会被注意到。于是他紧张地跳了起来，几秒钟内就到达了喷泉。他跳入了水中，水的冰冷令他几乎停止了呼吸。他开始疯狂地洗去已经凝固的血液，用手指擦洗他半裸的身体，最后脱下把水染成红色的裤子。有节奏地跳入天空的水流变了颜色，在颇富设计感的灯光照耀下发出紫色的光芒。湿淋淋的裸体男人看到他痛恨的保安从远处朝他跑过来，他还看到玩游戏的人们扔下手中的玩意儿向他走来。他张开双手——他想大叫，让叫声到达灯火通明的酒店。但是，冻得发紧的喉咙只发得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可他仍以为自己是在尖叫，以为那清晰而强烈的尖叫声能从建筑的数千扇窗户里迸出，飞入这座大城市上方昏黄的天空中，让一切回归秩序。

这时，酒店保安抓住了他，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狠狠地教训他。玩游戏的人们紧接着跑了过来——他们忍不住使劲踢着这个冻僵了的、裸露着的身体。而他甚至没有呻吟，只是无声地打着牙战。人们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抓着他的手臂，把他拖到了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