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

“把我关掉吧”，她求我，“我很累。”

她坐在自己的床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旧书。看得出来，她并没有在读。我在她身边坐下，觉得有些替她难过。看着她驼背瘦削，肩胛骨微微凸起，我本能地直起了腰。她的两鬓已生出不少白发，耳边有些暗疮。她伸手挠了挠。我本能地把手抬到了耳边。莱娜从耳朵上取下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递到我的手里，我把它们装进了口袋。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却又难以言说的感觉，仿佛什么东西坏掉了需要修理。我用手搂住她的腰，把头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关掉了她。我尽量轻手轻脚，完成了这一切。

莱娜是不久前最后一个来到我们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关掉她。不过一般都是我去睡觉的时候来做这件事。今天我想，她的确太累了，所以可以早点关掉她，让她放松一下。她一整天都在打扫，抓柜子里的飞蛾，后来还跟出版社的人吵了一架。她还缴纳了我们的税款，还得把我们最近一次旅行的照片打印出来。缴税的时候出了些问题——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也没问，假装根本没管这事儿。只有真正要我做决定的时候，我才会理会这些事。

早晨，我听到她在厨房里唱歌。每天清晨她都会自动开机。热吐司片从烤面包机中弹出的声音提醒我们，该起床啦。可每次当我下楼，想要跟她一起唱的时候，她就安静了。那是一首非常老的流行歌曲，歌词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词意早已脱离了本身。

阿尔玛从花园里摘来了一些萝卜缨子，然后静静地坐在了桌边。她的手像往常一样，又脏，又粗糙，这个画面总让我觉得难受。我总以为，她的工作没有太大用处，这样的萝卜缨子完全能买得到，我可以把她也关掉。但是阿尔玛的存在神奇地平衡着我们的生活，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忍受地板上的泥土和毛巾上的脏污。关掉阿尔玛——这想法太愚蠢了，我自己都笑了起来。阿尔玛很少注意到我，这次却问：

“今天一整天都干啥了？你在家里转来转去，无所事事。”——她气呼呼地揪下一根萝卜缨子上的叶子。我被噎了一下。我在干啥？我在干啥？！我假装这个问题根本与我无关，把手藏在口袋里，因为它们在哆嗦。我在干啥？我在画画，写作，尊贵的小姐。我在思考，分析，命名。我干得少吗？我挣钱。我养活你们。我们就靠着我想出来的各种独一无二的故事过活。所以我必须得睡觉和做梦。在道德层面上，靠谎言和幻想为生值得商榷，但人类干的好多事儿比这还糟糕。我一直就是个撒谎大师，现在我以此为业。我甚至可以说，别相信我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别相信我。但是我画出来的故事表现了真实世界，所以也是一种真实。首先我得有自由的头脑。但我没说，什么也没说。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莱娜为早餐准备的蔬菜汁，上了楼。阿尔玛还嘟嚷了些什么，然后回去继续摘萝卜缨子。我要是像她那么大大咧咧，我就会告诉她我对她的工作的想法——她干的那些事儿完全没用。

透过儿童房虚掩的门，我看到法尼娅正在给三岁的孩子喂奶。我的腹部和胸部传来一阵难以描述的甜蜜的无力感，仿佛身体的边缘在婴孩的小嘴触碰到的乳头那里完全消失了。仿佛我的身体里出现了一个和外部世界联通的出口。

我们有个儿子。我们想要他有深色皮肤和亚洲人的面部线条。这并不容易，因为最近这种混血小孩特别受欢迎，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如愿了。哈利姆漂亮又聪明。因为他的出生，我们迎来了法尼娅，现在我们一共有四个人：阿尔玛、莱娜、法尼娅和我。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同性家庭中，每个人都幸福而满足，而“四”是一个对称、稳定的数字。

有时我想，我们就像是老式电风扇的那四片扇叶，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我们为自己争取空间，将时光的纷繁整理清晰。我们围绕着一个轨道运行，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着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把它记下来！”我对自己说——我有这样的习惯，把每一段思想都带回卡槽，然后把它们转换为图像。现在也是，我的想象中出现了风扇，我本应马上跑到我的房间，桌上摊放着纸张、图画和素描的房间。可是我满脑袋都是一个恼人的想法，恨不得立刻丢掉或者扔给别人的想法，让人嫌恶的想法：上午新邻居要来喝咖啡。

陌生人要来到家里面。陌生的眼睛，陌生的气味，留在绵软地毯上的陌生的脚印。他会把来源不明的微生物带到我们家。他有陌生的音色，男性的、低沉的、颤抖的，盖过周遭一切的声音。我们既不缺朋友，也不缺娱乐。晚上我们玩卡纳斯塔纸牌，看老电影，然后一边喝红酒，一边聊电影，在原本类似的观点中找些微不足道的差异。木棍游戏也很不错。我们喜欢这些不用战略战术，单靠运气的游戏。大家围在一堆交织在一起的木棍上面，头碰头，过了一会儿，在我们灵巧的手指下，乱七八糟的木棍变得整齐起来。我们真不需要其他的什么人做伴。

结果现在新邻居要来。他不久前刚搬来，想结交新朋友。

孩子哭了起来，哭声执拗而尖锐，一直钻到人的脑袋里。“哄哄他！”我对法尼娅吼道。今天上午是没法工作了，虽然我还有好多幅画要完成。

阿尔玛生气了，法尼娅也不高兴——一天都被浪费掉了。她们在门口铺上了地毯，好让客人擦擦脏鞋底。她们给马桶里放了香氛块，以防客人万一要用洗手间。她们还准备了茶杯和小碟子，考虑着是给客人端糕点还是红酒。法尼娅在花瓶里插上了花。也不知他会待多久。请他坐在长条沙发上，还是在窗户对面放个单人沙发，以便我们能看清楚他？很长时间没有人拜访过我们了，我们也不记得他们都长啥模样了。当一个人每天都看着自己那张一成不变的脸，看到不同的面孔时就会感到不安。而所有不一样的，就是丑陋的，没用的，奇怪的。

客人说，他会带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同伴一起来。于是我们决定，也结对出场——当然就是我和莱娜。法尼娅要忙着带孩子，阿尔玛今天一天都在和绿蝇做斗争。

“让他在园子里坐坐如何？”阿尔玛突然问。莱娜饶有趣味地抬起眼皮看向她：“天气晴好，百花开放。”

我想，她是想在客人面前炫耀她种的花，我们的夸赞对她来说不太够。我看向窗外。牡丹开得正艳，盛放的花朵随风轻轻摇曳——要不是听不到花朵的歌声，你会以为它们在合唱。

“为什么不呢？”我一边说一边看向她。我想看到她的快乐。她能提出这一点是多好的一件事！她不必问我们的。我飞快地看她的脸，与她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又迅速收回。

对称性心理学的头号原则是不要长时间对视。可以扫视、打量、凝视，但是不要对视。这会让我们死机。“爱工”是会死机的。所以订购“爱工”或者“女爱工”前，我们都得练习不看对方的眼睛说话。这是基本原则。我们从没遇到过，不过我听说，有一个“爱工”组进行“对视”试验，结果所有“爱工”都死机了。后来得给他们全部解锁重启，可花了不少钱。

我总是对自己的作品感到羞愧，一种令人疲惫的自相矛盾的感觉——我既想让世人看到我的画，又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对画作下面配的文字从不满意。即便有时候满意，也只是一小会儿。第二天再看这些字句就会觉得满是错误。我更爱看自己的画作。无论语言多么发达，我们的大脑还是将其转化为了图画。图画在我们的经验流中化作巨浪，而文字只能算作潺潺溪流。许多大作家都深知这一点，所以都把一些精细的描写加在画作上，比如“她说着，眼中怒火熊熊”，或者“他窝在蓝色沙发里冷淡地答道”。语言、词语只有在画作前面才有力量。我画很多作品，也写不少文字，一天到晚，不发一言，听到的是楼下的家人发出的声音：哈利姆的小脚丫子跑来跑去，锅子和锅盖叮咣碰撞，吸尘器呜呜工作，过堂风把阳台门吹关上。这些声音让我平静，手上的动作更加坚定。我为孩子们创作，因为只有他们才真的会去阅读。大人们因为害怕说话而羞愧，通过给儿女们买书来获得心理补偿。我的画是静止的，就像很久以前一样。我给童话故事画插图，用水彩画，用非常耗时的、人们很少使用的技巧，还特别容易把手弄脏。每次哈利姆看到我沾满颜料的手都笑得很开心，说我像只奶牛。我必须骄傲地说，我创作的童话卖得不错，所以我们才养得起“爱工”。又因为“爱工”的存在，我才能写作、绘画和生活。这是个重要的组合：创作和生活。其他的我也不需要。

这个时候我应该坐在画作前，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作画。但是因为有客人要来，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听到莱娜在楼下收快递，是她采购的东西大包卫生纸、卫生巾、厨房纸、桶装水和食物。我们是一家人，总是买一大堆食物。还好我们的口味接近，只是偶尔想吃不一样的东西。现在法尼娅吃的和我们不太一样——她还在哺乳。她喝很多奶茶，因为阿尔玛在哪儿看到，说以前人们认为奶茶是催乳的饮料。我和莱娜觉得，她不该再哺乳了，但是她一定是觉得这样她才重要——对此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毕竟她就是一个带孩子的机器人。早晚她会失去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得对她进行转型，或者彻底把她关掉。阿尔玛只吃肉。她认为自己干的是体力活，所以必须吃肉，她就信这样的迷信。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买了个恒温箱，放在了冰箱和烤箱旁边。恒温箱的架子上长肉。我们在产品目录上点开相应的栏目，就可以下订单。在邮局付款之后，种肉用的肉种就会被邮寄到家。

每当阿尔玛烤猪排或者牛脯的时候，家里就飘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很香，又有点恶心。

我无法专心工作，于是又下了楼。

“他说他们来两个人？”我问正弯腰往蛋糕上撒果仁的莱娜。“帮我把烤箱开到220度。”我照做了。过了一会儿，当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的时候，蛋糕自动滑到了烤箱中间。

“是的，他说来两个人。”她答道。

“我很好奇。”

“我可没有。”

我们之间的交谈总是很短。跟“爱工”的对话从来就不带感情。有时候，比如和法尼娅，我还没开始想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打算离开了。可总有些事情是需要商量的，因为有二号原则。

二号原则就是礼仪。谁和谁见面，这是规定好的。所有的社交活动从不能单独进行。一般每一方都要有两三个“爱工”参加。会见性质越私密，参加的“爱工”数量就越少。不过约会就还是单独行动。没办法。所以约会总是特殊事件。我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光是想一想要跟一个陌生人单独地面对面，我就开始觉得不安。去警察局、去医院的时候，“爱工家庭”全体出动。

所以如果他说了“两个人”，那就是两个人。那就知道怎么准备餐具了。莱娜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来准备？”

十二点钟的时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两个穿着一样衣服的男人准时站到了门口。我们俩立刻觉得可笑。这个秃顶的男人五十上下，大腹便便，水汪汪的蓝眼睛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他手里端着一盘水果，一看就是转基因的异域果子，名字谁也记不住了。另一个人也一样。我们肯定不会吃的。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句“你好”。莱娜换了件干净的上衣，上面再没有面粉和果汁渍。我披了条流苏披肩，一口气喝掉了一杯红酒来壮胆。我总会在自己房间放一瓶红酒。他踩着刚铺好的地毯走到园子里。坐在了牡丹花对面的沙发椅上。

“噢，这花可真美。”他们两人同时说。

我们坐在了背对着花园的长条沙发上。确切地说，我坐了下来，而莱娜去拿咖啡和糕点。我真诚地看向他们，谨慎地，让自己的目光轮流照顾到两位男士。三号原则说的就是，我们永远不能把“爱工”分出个优劣高低，一定要对他们一视同仁，消除一切地位上的差别。也就是说，要让人们分不出谁是阿尔法，谁是普通的“爱工”。

“我们种花。”我含糊地说道。红酒令我比平时勇敢。

坐在陌生人面前吃东西真不是什么愉悦的事儿。我以前准备过一个问题库，专门应对这样的场合，不过因为他们是邻居，所以我的题库又丰富了些，诸如：

“你喜欢周边环境吗？”

“你是从哪儿搬来的？”

“你有花园吗？”

这些就是我们想到的所有问题。

四号原则常说，不要打听“爱工家庭”中的“爱工”数量，这种问题会让人觉得你在探听对方的财产状况，而这是不礼貌的。诚然，“爱工”越多，说明这人越有钱，但事实也并不总是如此。有些有钱人开始回归自然，限制“爱工”的数量，回归到自己更为健康的、小团体式的生活中。最理想化的生活就是独居，但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如此超级自我的人。

邻居坐得拘谨，问题也答得含糊。看得出来，他们不自信，对这样的拜访也不觉得自在。他们的呼吸有点呼噜呼噜的声音，所以我突然想到问问他们是不是过敏。结果我问对了，话题开始转向食物过敏。他说他对所有的谷物、巧克力、坚果和奶制品过敏。我眼角余光看到莱娜在门口停住了，手里端着巧克力坚果蛋糕，是她特意为这次会面准备的。她退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她带着萝卜缨子回来，坐在了我的旁边。

他们两人都吃了点萝卜缨子，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孩子。他对我们有孩子这件事非常感兴趣，甚至四处张望，仿佛希望能看到正在某个角落玩耍或是藏在桌下的孩子。

我看着邻居们白色的皮肤和他们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浅色、稀疏的头发在他们发红的脸周围形成一个不算完美的光环。他们戴着一样的金丝边眼镜，扶眼镜的动作也毫无二致。

我在想，我可以把他画下来，放在我的书里，让他做一个仁慈的巫师，总是搞错咒语，变出来的东西从来不是自己想要的。

我把这个想法记了下来。

现在他开始发问。他问我们在哪里购物。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阿尔玛端着一盘她自己种的新鲜葡萄走了进来，这葡萄她平时都不让我们吃。同时手里还拿了瓶雷司令白葡萄酒。她一言不发地把这些都放在桌子上，然后坐在了空着的椅子上。莱娜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立刻出去了。她不想出现对方只有两个人，而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在场的局面。客人们也觉得局促不安。阿尔玛二话没说摆好了杯子，冲着我笑，完全无视我责备的目光。我的眼神明确地告诉她：“亲爱的，不能这么做。”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一边倒酒一边大咧咧地问，“加冰吗？”

中午喝酒！直接问工作！两个人的脸都红了起来，红晕爬上他们圆圆的、有些下垂的脸颊，有那么几十秒钟，那红晕就像一坨令人不悦的红斑停在脸上。

我看到，左边的男人如何试图把手放到右边男人的手上，仿佛这样就能给他些安慰，但最终他们的手并没有成功接触。

“嗯……”左边的那位开始回答，“我们是搞精算的。”

这听起来很普通。空气凝固了下来。

“你呢？”过了一会他问我。另一个人为了保持对称看向了阿尔玛。阿尔玛脱下鞋，把腿盘在椅子上。这太失礼了！

“我们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

“我知道，你们有个小孩。”右边的男人说道，“我能看看他吗？”

我垂下眼睛，但阿尔玛一点没因为客人的无礼生气。

“他叫哈利姆。三岁。”

两个人看上去都对这回答颇为赞赏。

“我们也想要个孩子。我们已经通过了考试，正在准备儿童房。”他们说。看得出来，我们触碰到了真正打动他们的东西。

“是南边的那间房吗？”阿尔玛问道。她又往酒杯里倒了些酒，尽管他们还没喝完。

“不，我们想用西边的那间，这样早上他就可以不受打扰地睡觉了。”

我没法集中注意力谈话，一直在观察阿尔玛和她那奇怪的行为。我也在用眼角余光观察客人。他们放松了下来，但还是不该过早地相信陌生人。左边的那位说，他在大公司工作，他的电脑必须有特殊的冷却系统。右边的又说，他们工作的环境是绝缘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辐射。有一瞬间我们觉得话题非常投机。这一定是得益于阿尔玛的无礼或者酒精的作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愿意谈话的对象了。其他人都很无聊，他们对你所熟知的东西不甚了解，而如果他们知道些你不知道的事儿，你又没什么兴趣，因为反正与你无关……过了一会儿，谈话又停住了。我悄悄地打了个哈欠，他可能注意到了。他们开始坐立不安。左边的男人又问起孩子，问他们能不能看看他。没等阿尔玛反应并做出什么蠢事，我说：

“他这时候在睡觉。”

“当然，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他给吵醒了。那可太不礼貌了。对小朋友也不好。”他们俩交替地打着圆场。

可以感觉到，拜访接近尾声。阿尔玛把脚从屁股底下伸出来，我突然发现，她的袜子上有个大洞，大脚趾都漏了出来。客人也看到了——两个人的脸又红了起来。“我们该回去了。”他战战兢兢地说着，两人站了起来。

我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轻松。我们四个人相互鞠躬致礼，然后邻居出去了。法尼娅和怒气冲冲的莱娜立刻跑了过来。我们默不作声地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消失在角落里。“他们想看孩子！”我气鼓鼓地叫道。然后我们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无礼！”“多不像话啊，你们看到了吗？”“他那秃头真可笑。他肯定收集各种唱片，然后穿绳子挂在天花板上。”“计算能力！我们就相信他好了。”“他挣着国家发的工资，啥也不干，无所事事。”“我倒是想知道，他说想要孩子是真是假。”只有阿尔玛什么也没说。她走到厨房，直接就着烤盘把蛋糕吃掉了。用手。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过得很好，按着自己的方式。阿尔玛在园子里干活，晚上喝红酒，看些种植物的旧杂志。她睡得很晚，拨弄拨弄旧吉他，留下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莱娜依旧在厨房里忙活，抱怨自己活儿太多，再也不想做饭了，还想再要个“爱工”。但是她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法尼娅照顾着三岁孩童——陪他玩，教导他，带他散步，下午我们会在客厅和她一起陪小朋友玩。那是我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们是真正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孩子还没学会区分我们。他像依赖法尼娅一样黏着我们，想要吃我们的奶。我对身体瞬间的反应感到羞赧，那是我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突然的拥抱，丧失边缘，好像我们是一个个细胞，随时可以融为一个有机体。我们把孩子放在我们中间，四个一模一样的女人弯腰看着他。笑容温暖，完美和谐。把这幅画面记下来，我对自己说，把它完完整整地记住，然后画出来，透过铅笔、钢笔的笔尖把它留在纸上。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我先画了画，然后写下了故事。这也许就是下一个作品。

在这些日子里我还写了另外的故事。我一刻不停地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非常快乐。我完成了几十幅图画，配着简洁的文字。画上有一个大大的蜗牛壳，弯弯曲曲通向内部。壳的里面是一个王国。王国越美好幸福，主人公就进入得越深。这螺旋无穷无尽，一圈又一圈，而住在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小，却越来越完美。深入前行的进程永无止境。世界就是这样的壳，透过时间向前爬行，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蜗牛上爬行。

当我结束了创作，阿尔玛走了过来，仔细地、默不作声地看着每一幅画。我知道她很满意。她拥抱了我，我感受到了她的感动和爱。我们以同一个节奏呼吸，我听到了，我们的身体的声音。我感到无比幸福。

“亲爱的”，她说，“现在我把你关掉。你必须休息了，直到开启下一个任务。我们会想念你的。”

我在她的指下感受到了完成任务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