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后褒贬
一 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最富于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早在他生前、甚至早在他尚未正式踏上政治舞台的年轻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三国志·魏书》本传说曹操“少机智，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未之奇”三字是很值得玩味的，从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裴注引《曹瞒传》）的行止看来，其间肯定是包含有不少非议的。而当桥玄见到曹操，却又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崇高评价：“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魏书》本传）又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本传裴注引《魏书》）似乎曹操就是天下第一英才，没有他乱世就得不到拯救似的。曹操当时尚年不满二十，尚未经历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践，桥玄这么说，颇有些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味道，但曹操有一篇《祀故太尉桥玄文》，证明当年桥玄确实是大大地褒肯了他一番的，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桥玄的评价是八九不离十的，这说明桥玄确实有着非凡的眼力。曹操又找到许劭，许劭则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本传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按“奸雄”一词出自《荀子·非相》：“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夫是之为奸人之雄。”本指淆乱是非的辩士，后用指以权诈手段取得大权高位的野心家。这样看来，许劭虽总的说来也肯定了曹操的才能，但前半句是从褒的角度来肯定的，后半句则是从贬的角度来肯定的。由于曹操一生实际上是在乱世中度过的，因此他并没有得到过做“治世能臣”的机会，而只能是一个“乱世奸雄”了。奸雄并非就没有才能，只是为人可鄙，德不足称，许劭可以说是从品质为人的角度论定了曹操的一生，而为后世无数贬损曹操的人们提供了准绳。当然，对许劭的这个评语也有另外的一种理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就认为这个评语是称赞曹操“其才绝世”的，其含义是“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也就是说，全都是从褒的角度来肯定曹操的才能的。不过从“奸雄”的本义和许劭是在“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后汉书·许劭传》）的情况下才作出这个评语的情形看来，胡三省的注有些曲为之解，同实际含义是有出入的。
曹操踏上政治舞台后，随着其方方面面淋漓尽致的表演，各种各样的毁誉褒贬也纷至沓来。曹操阵营内部对曹操大体上是一派颂扬之声，这自不待言。大体处于中间观望的势力，对曹操固不乏贬抑之言，但也时有褒扬之声。如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前的对峙时期，凉州牧韦端曾派从事杨阜到许都探望虚实，回去后关中诸将问他袁、曹胜负的前景如何，杨阜回答：“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三国志·魏书·杨阜传》）从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公允的。至于曹操的敌手，自然是免不了要骂曹操的。骂曹操最早也最狠的是袁绍、陈琳，陈琳代袁绍所写的讨曹檄文在列举了曹操一系列的“罪行”之后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把执政还不到五年、势力还不怎么强大、各项举措相对说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的曹操视作古今第一无道之臣，显然言过其实，其目的主要在制造舆论，煽动仇恨，不能看作是对曹操的客观评价。此后，刘备说曹操“窃执天衡”“残毁民物”“欲盗神器”“外吞天下，内残群僚”（《三国志·蜀书》本传），其余将佐骂曹操为“国贼”“篡盗”的更不乏其人，则一面揭露了曹操的凶残和野心，这都是确有的实事，另一面又显示出批评者往往是站在维护献帝所代表的炎汉的立场，而这立场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就是没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的头脑清醒的对手，不单单是揭他的短，对他的长处也是并不一笔抹煞的。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说明他对曹操的才能，是早有着充分的认识的。后来，他又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进一步明确肯定了曹操杰出的军事才能。还说：“先帝每称操为能。”（俱见《三国志·蜀书》本传）说明刘备在生前也是多次称赞过曹操的才能的。东吴的孙权也不例外，他曾对诸葛瑾说：“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在指出曹操过失的同时，也肯定了曹操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些来自曹操敌手，而且是有水平有眼力有威望的敌手的不带偏见、中肯平实的评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曹操其人，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曹操死后，似乎可以盖棺论定了（前引孙权和诸葛亮的评论，除《隆中对》外，均作于曹操死后，就他们个人而言，已属“盖棺论定”之评），但由于人言人殊，总的说来并没有能够盖棺论定。由于曹操具有多方面的建树，具有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具有鲜明而又多重的性格作风，他引起了众多后人历久不衰的关注，不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史家、历史学家忘不掉他，连普通百姓也忘不掉他，从政界到学界，从官场到民间，从文人到文盲，几乎无不谈论曹操，这种盛况，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各人对曹操的了解不一，理解不一，所处的形势、地位、角度也往往互有差别，因而发为评论也就千差万别，甚至针锋相对。要对千余年来的纷纭聚讼作一个全面而详尽的述评是困难的，这里仅就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论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最早对曹操作了比较全面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在《魏书·武帝纪》末的评语中说：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是把曹操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来加以观照的。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这些对手中袁绍最为强大，而统一北方击败袁绍又是关键，因此在这里举出袁绍为例。曹操能够击败袁绍，陈寿认为主要是因为曹操能够运用谋略，以武力征服天下，在斗争中采用了以申不害、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吸取了以韩信、白起为代表的前代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用人方面能够量才录用，能够克制感情、不计私仇以争取、网罗众多的人才，因此最后终于将袁绍打败，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陈寿认为，实践证明曹操的智慧谋略是最为卓越的，为此最后给曹操下了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断语。应当说，陈寿对曹操一生功过的概括虽不全面，但仅就所涉及的一些方面来看，大体上还是实事求是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断语下得也并不过分。陈寿本为蜀人，还在蜀汉做过官，后来入晋做了阳平令、著作郎。司马氏承魏，尊魏也就是尊晋，因此陈寿在《三国志》中尊魏为正统，称魏帝为“帝”，称蜀帝、吴帝为“主”，为魏帝立本纪，蜀帝、吴帝则与其臣僚并为传。在这种情况下，陈寿对曹操自不免要曲笔回护，只扬其善而隐其恶，留给我们的评语，自然也就只能是“一面之辞”了。
陈寿之后，又一个对曹操做了较为全面评价的是西晋的陆机。元康八年（298），陆机被免职尚书郎出补为著作郎，在秘阁（国家藏书籍和档案的地方）读到了当年曹操临终前所作的《遗令》，顿时心生感慨，作了《吊魏武帝文》。在对英雄也终不免有一死和曹操临终对家人过于细碎周详的叮嘱发表一通议论之后，说：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厘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纲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
说曹操在国家政治多乱的时刻挺身而出，施行德政，广播声威，像闪电般地摧灭了群雄，整治已经废缺了的制度，横扫群凶而使天下清平，结束割据而使四海归一，在九州之内成就了伟大的功业，所以得到了人们的推崇感佩。文章运用了一些形象描写和想象夸张的手法，但其主旨在歌颂曹操统一北方的丰功伟绩，这是没有疑义的。
接着陆机又说：
伊君王之赫奕，实终古之所难。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以禔福，亦践危而必安。
说曹操所建立的显赫的功业，自古以来谁也难以与之相比；其威势是先于天下而盖于当世，其力气能够摇动大海掀动大山；无论困厄多么险恶都能平安通过，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能将其毁灭；常因祸患而得到安福，步入艰危必定转危为安。陆机在这里继续歌颂了曹操的功业，并对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作了赞美。仍不免有想象夸大之辞，同史论家之力求质朴谨严不同。但大抵仍有相当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不是毫无根由的无稽之谈。
《吊魏武帝文》除认为像曹操这样的英雄一世的人物在临终时不应当只是那样儿女情长之外，对曹操功业的歌颂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但只颂其功而不抑其过，显然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或许这是为吊文的体例所限，不便苛责陆机。好在陆机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在《辩亡论下》中说：
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也深矣，其民怨矣。
说曹操所建立的功业虽有益于中原地区，但其暴虐也是很厉害的，老百姓对此是很怨恨的。从“其民怨矣”一句看，“虐”不仅仅是轻害士人的问题，更多的是指曹操对人民的屠戮、压榨和剥削。这样来揭露曹操的“过”，可以说是很深刻的。将陆机的全部言论结合起来看，可以说他还是比较全面地评论了曹操的。
到了唐代，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也对曹操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文中说：“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认为曹操在艰难的时刻担当起了栋梁之任，建立了匡正之功，其所担当的栋梁之任同前代的伊尹和霍光没有区别，而所建立的匡正之功却与伊尹、霍光不同，意思是曹操所建立的功勋超过了伊尹和霍光。但接下来唐太宗对曹操也有很厉害的贬抑：“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说曹操对东汉王朝的沉溺、颠覆不拯救不维持，没有为国献身的感情，却有无视君上的表现。应当说，曹操对献帝所抱的态度确实如此，但唐太宗显然是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以古鉴今，他当然不愿在唐朝有像曹操这样的“有无君之迹”的人出现，因此对曹操的这一表现不能不加以贬抑。总的来看，唐太宗对曹操的评价不算高，这可能影响了有唐一代对曹操的评价。在唐代，诸葛亮和刘备的声望远在曹操之上，曹操在很多情况下被人们遗忘了，要么就是评价不高，甚至被目为祸首和篡盗，刘知几在《史通·探赜篇》中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元稹在《董逃行》中说“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即其例。
到了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尊魏为正统，综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及《曹瞒传》的话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又说：“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其着眼点虽在赞美荀彧，但其实也是对曹操功绩和才能的褒肯。又据劭博《劭氏闻见后录》卷九载，司马光初作《万代论》，在论曹操时曾说：“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也就是说，曹操并非“篡盗”，其天下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从上引“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话看来，司马光是完全有可能这么替曹操开解的。但是，司马光同唐太宗一样，并不赞成曹操的“无君之心”，在《资治通鉴》中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一面认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一面又认为曹操“暴戾强伉”、有“无君之心”，可见司马光在评价曹操时也是“一分为二”的。但他对曹操终于没有废汉自立的原因所作的解释却显得根据不足。不能说曹操这样做完全没有“名义”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曹操也是不愿背一个千载“篡盗”的骂名的，但这决不是曹操终于没有称帝的唯一原因，他这样做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的。
司马光之后，苏轼有《魏武帝论》一文，其中说：
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迄魏之世，而不能一。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
一面说孙权、刘备在“用兵制胜”方面不敌曹操，一面又说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并以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两件事来加以说明。其实，“长于料事”和“长于料人”是不可能截然割裂开来的，平心而论，曹操是既“长于料事”也“长于料人”的，只是不能一贯正确罢了。至于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不长于料人”。明人孙应鳌写过一篇《魏武论》，针对苏轼的议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之情骄常生于得志之后，而退缩保全之意每自艰难顿挫得之。赤壁之败乃降黄巾、杀吕布、破二袁、定刘表者以为驱使也。其后止于南郑而不敢窥视西蜀，又赤壁之战先有以夺其气。”指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狼狈奔北乃骄心之使然也”，此后吸取了教训，“乃知吴蜀犹为劲敌，相与合谋以抗中原，客主逸劳，势不相若，未可以席卷长驱也”。并特别指出：“拔阳平入南郑，特鲁之无援耳。今移兵于蜀，蜀人守险不下，吴兵从而蹙之，非若赤壁之役可以间道北归也。”比较而言，孙氏之论抓住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因而也就更为可信。总的说来，苏轼对曹操评价不高。他对曹操的才能还是肯定的，但在“忠奸”二字上对曹操颇有看法。在《诸葛亮论》中说：“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认为诸葛亮有“忠信”，而曹操没有“忠信”。在《孔北海赞》中，苏轼更说：“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可见，苏轼对曹操肯定有限，而贬抑却是很厉害的。
在北宋皇帝中，宋真宗对曹操倒是比较敬重的。一次他经过亳州，看见城东的曹操庙已很陈旧，便命重加修整。左丞相张知白负责其事，事成之后由当时著名的古文家穆修写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记中颂扬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并说曹操是由于“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可以说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不仅颂扬了曹操所建立的“休功”，还提到“其德”，这在时人的评价中是少见的，或许其中包含有迎合君上好恶的用意吧。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降至最低点。朱熹不仅在《通鉴纲目》中直斥曹操为“篡盗”，而且似乎对曹操的一言一行都看不惯，比如他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又说：“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俱见《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似乎曹操处处都在表露着他“篡盗”的本质。刘克庄的看法与朱熹相同，说：“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且孔融、杨修俱毙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大人陆游在《山南行》《游诸葛武侯书台》《书愤》《喜谭德称归》《过野人家有感》等诗中一再以敬慕之情称颂诸葛亮，但在《得建业倅郑觉民书》一诗中却说：“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南宋偏安江左，其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同，因此南宋人一改北宋帝魏寇蜀的老例，改为以蜀汉为正统，朱熹甚至将《通鉴纲目》中原来以曹魏系年的体例改成了“以章武元年继汉”，对曹操自然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了。加之占据北方的金朝女真贵族统治者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将南宋朝廷斥为“构窜江表，僭称位号”（《续资治通鉴》宋宁宗开禧元年金章宗诏），这就更如火上浇油，激起了南宋爱国士大夫对于曹操的不满。在这里，曹操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化身，对于他的义愤，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义愤者的爱国感情，在当时情况下，表现出这种感情和义愤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赞许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义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能看作对曹操客观、科学的评价。
在南宋一派“大讨曹”的怒声中，自然也并非绝对没有对于曹操的赞颂之辞。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说：“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虽然主要是颂扬坐断东南的孙权，借此暗讽妥协苟安的南宋统治者，但同时也将曹操和刘备抬上了足可与孙权相颉颃的“天下英雄”的地位，这比起一片“篡盗”的骂声来，自然要算是客观公允得多的评论了。
到了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对曹操则是有褒有贬的。褒的主要是曹操的文学才能和多才多艺，说：“间读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对酒》，乐府称绝，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孟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贬的是曹操的功业，说：“孟德瑞应黄星，志窥汉鼎，世遂谓梁沛真人，天下莫敌，究其始，一名孝廉也。”接下来更说曹操“称王谋逆”，如孔融、吕布“两人不死，杀孟德有余”。可见，张溥承袭了“篡盗”的旧说，在政治上是否定曹操的。不过，张溥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乃甘心作贼者，谓时不我容耳。”谓曹操之所以“甘心作贼”，是因为担心不能为世所容，也就是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为曹操作了开脱。其末尾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认为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是实话，以此反观，为曹操开脱的用意就更显然了。
到了清代，有王夫之、朱乾、黄摩西等人给了曹操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乾隆帝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前面提到的宋人穆修所写的《亳州魏武帝帐庙记》，后收入《穆参军集》内。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看到这篇文章，不禁大为震怒，认为穆修是“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应将其文刊除，“岂可使之仍侧简牍，贻玷汗青”（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二）。可见，乾隆帝同唐太宗一样，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意愿出发，对曹操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也是不能容忍的。直到清末沈家本刻《枕碧楼丛书》，认为“司马温公《通鉴》且以正统予魏，北宋人议论如此，不必以此病修”，才又将《帐庙记》收入了集内。
以上所述，大体上都是企图从总体上对曹操作出概括和评价的。此外，还有一些仅就曹操的某一方面所发的评论。比如，西晋王沈评曹操的屯田之功说：“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王沈又评曹操的军事才能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裴松之在评官渡之战时也说曹操“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机变无方，略不世出”，也肯定了曹操的军事才能。
在用人方面，王沈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东晋孙盛在评合肥之战时说：“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南宋史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此更有详确的评论：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东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付之刘浑而民安寇减。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詟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虽囿于时见，仍称曹操为“汉鬼蜮”，但对于曹操的知人善任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实际上也就肯定了曹操的政治才能，从“实后世所难及”一语看，差不多也等于肯定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了。
对曹操的明于赏罚，王沈有“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的评论。东晋习凿齿在评论曹操攻占汉中后不仅封张鲁及其五子，而且封了阎圃等人时说：“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注引）着重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看待曹操的封赏阎圃，应当说是很有眼力的。
对曹操的严于执法，前人也有肯定的评论，唐人杜牧说：“悬法设禁，贵贱如一。魏绛戮仆，曹公断发是也。”（《十一家注孙子》）即其一例。
对曹操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对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前人评论尤多。敖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刘履说：“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皆成乐章。”（《选诗补注》卷二）王世贞说：“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艺苑卮言》卷三）胡应麟说：“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诗薮》内编卷二）又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同上外编卷一）谭元春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吾即取为此老诗品。”（《古诗归》卷七）陆时雍说：“曹孟德饶雄力，而钝气不无，其言如摧锋之斧。”（《诗镜总论》）徐世溥说：“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气象。”（《榆溪诗话》）吴淇说：“魏武雄盖一世，横槊赋诗，其所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夺汉家两风之座。”又说：“多才多艺之士，于三国时仅得两人，一曰蜀武侯，一曰魏武帝。”（《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吴乔说：“魏武终身攻战，何暇学诗，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围炉诗话》卷二）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又说：“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卷五）张玉穀说：“老瞒诗格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古诗赏析》卷首）方东树说：“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满意。”（《昭昧詹言》卷二）刘熙载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艺概·诗概》）都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对于曹操其人的评论频多分歧，但对曹操其诗的评论相对说来比较一致，大都给予了比较肯定的甚至是很高的评价，不难看出曹操诗歌给予后世的影响。
对于曹操的短处，前人多对其忌刻好杀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陈寿虽注意回护曹操之短，但在《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中也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从“至今冤之”四字看，曹操杀掉崔琰是一直遭到人们非议的。曹操东征陶谦肆行杀戮，孙盛就此事评论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操杀掉崔琰之后又废掉毛玠，孙盛也给予了批评，说：“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称‘明折庶狱’，《传》有‘举直措枉’，庶狱明则国无怨民，枉直当则民无不服，未有征青蝇之浮声，信浸润之谮诉，可以允厘四海，惟清缉熙者也。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唐初王勃在《三国论》中一面尊崇曹操，说他“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又指出曹操“弊于褊刻，失于猜诈，孔融、祢衡终罹其灾，孝先（毛玠）、季珪（崔琰）卒不能免”。明人谢榛更说：“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余万……予笔此数事，以为行不顾言之诫。”（《四溟诗话》卷二）胡应麟还对祢衡等文士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说：“魏武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郁为正始。然一时名胜，类遭摧折。若祢衡辱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刘桢减死输作，皆见遇伶优，仅保首领。文举、德祖，情事稍尔相关，便婴大戮，曷尝有尺寸怜才之意！”（《诗薮》外编卷一）应当说，这些评论所依据的史实有的并不准确（如说曹操“坑流兵四十余万”“阮瑀屈列琴工”），也不能说曹操所杀的人都不该杀，但就总体而言，对曹操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
对于曹操的奸诈，前人也深为不满。曹操一生，奸诈的事情做得多了，因此有些并不含奸诈的事，也往往会被认为是奸诈的表现。比如曹操的《遗令》，本是曹操临终前真情的流露，但司马光却认为是欺世之谈。孙能传《能溪漫笔》记载说：“司马温公语刘元城：‘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子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认为曹操在《遗令》中不谈禅代这件大事，是为了自己“享汉臣之名”而有意加以回避。更有曹操死犹欺世的传说，比如说曹操担心死后被人掘墓，因而搞了七十二座疑冢，让人分辨不出真假。蒲松龄《聊斋志异》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蒲松龄通过“异史氏”之口对此评道：“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耳。”本为不经之谈，经异史氏这么一评，倒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似的了。此外，尚有曹操墓在漳水底，中有石板墙墓道和墓碑的传说（见《坚瓠续集》），自然也属不经之谈。
当然，对于曹操并不忌刻奸诈的一面，前人也是肯定的。裴松之对关羽脱离曹营而曹操却不予追击的事就大为赞赏，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李白在《望鹦鹉洲怀祢衡》诗中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认为曹操的度量，是要比黄祖大得多的。钟惺说：“曹公心肠，较司马懿光明些。”又说：“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讳，而又皆不出于假，所以为英雄。”（《古诗归》卷七）认为曹操同时兼具“惨刻”和“厚道”两种品质，就总体而言，曹操的心肠是比同为英雄和奸雄的司马懿“光明些”的。此外，谭元春在评曹操《蒿里行》中“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两句诗时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同上）吴淇在评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时说：“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辈，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也同钟惺一样，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曹操，揭示了曹操品格和性格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总的说来，前人从各种立场、角度出发对曹操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有一致或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甚至根本对立之处。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其中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从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指斥曹操为“篡”、为“奸”。不少人，特别是像唐太宗、乾隆帝这样的本身就处于统治阶层中心地位的人，极怕像曹操这样的人物在当朝出现，因而以古为鉴，否定曹操，以维护当朝的统治。唐太宗在批评曹操“有无君之迹”的同时，却赞美诸葛亮是“至公”之人，要求臣下“不可不法”这位“前世之贤相”（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也就是要大家永远忠于唐王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正统儒家思想的濡染下，一般人都抱了愚忠的观念，对“挟持君上”“犯上作乱”的行为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将献帝视作傀儡甚至是被软禁的囚徒的曹操，在被人评论时，自然要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二是以魏为正统，则比较注意褒肯曹操，以蜀为正统，则不可避免地要贬抑曹操。正统观念的形成有其长远、复杂的历史和思想的背景。在三国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上，陈寿《三国志》始以曹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改为以蜀汉为正统。其后统治局面与曹魏、西晋相似者，大都尊曹魏为正统，与蜀汉、东晋相似者，大都尊蜀汉为正统。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加剧，所谓“正统”的汉族政权大抵僻处江左，因而关于正统的纷争空前剧烈，南边的政权要自命正统，北边的政权也要自命正统，彼此攻讦，互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对曹操是与非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带上某些偏见了。此外，曹魏建国时间不长，而历史上机运不长的朝代的君主往往易受后代的攻击，这也是影响曹操评论的一个因素。
今天我们对待前人的曹操评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该是者是之，该非者非之。尤其不要受所谓“忠奸篡逆”、正统与否之类立场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曹操忠于汉朝与否并不重要，关键看他是否为人民做了点好事。其实，即使在封建社会，如果曹操真的废掉了献帝，由自己登基称帝，把江山坐稳了，享国的时间再长一些，又能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他不是呢？在历史上像这样做了皇帝的人还少吗？翦伯赞说得好：“当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义的农民军已经粉碎了东汉王朝的天下，在这残破的疆土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的营垒。当时的汉献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像这样一个皇帝还能从他手中‘篡’到什么？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从姓刘的手里接收过来的。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谁能说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为他把皇袍当做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至于所谓正统，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一般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几个政权并存的时期），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制造的一种观念，同样一个朝代，你说是正统，他说不是正统，甚至同时同地的人对正统的看法也不相同，如北宋太宗时薛居正修《五代史》，梁、唐、晋、汉、周都称为帝，都被认为是正统，而李昉修《历代年号》，却只认为唐、晋、汉、周是正统，朱梁为非正统。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历史上关于正统与否的争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由此而给曹操评论所蒙上的迷雾也是应予以廓清的。
不过，历史上有不少人也并不囿于忠奸之见和正统观念，对曹操的功过能够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论。即使是有忠奸之见和正统观念的人，也并不都是或只说好，或只说坏，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他们往往也能尊重客观事实，对曹操采取有毁有誉的态度。比如陈寿尊曹魏为正统，但他也指出了曹操“性忌”，即曹操性格中有忌刻好杀、残暴奸诈的一面。习凿齿尊蜀汉为正统，但他并没有去专揭曹操的什么短。曹操攻占荆州后没有好好接待从益州来的张松，结果张松怒而劝刘璋与刘备结好，习凿齿就此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矜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献帝建安十三年）似乎是揭曹操的短，但揭得却完全对，从“岂不惜乎”四字看，还大有站在曹操集团的立场说话的意味。吴人所作的《曹瞒传》，是揭了曹操不少短的，其传名径呼曹操小名，就可想见其对曹操的不敬。但其所揭的短未必就都是诬蔑不实之辞，现在看来多数都还是比较可信的，它使我们看到了陈寿加以回护的曹操思想性格、行为作风的另一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也并不一味揭短，也还有一些不带褒贬的客观记述，甚至是表现曹操正面形象的记述。后来的一些类似的论者，除个别人采取极端态度外，大都也能够如此。因此，对前人的曹操评论我们应采取善于分析、善于吸取的态度。通过对各种各样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曹操评论的综合排比，不仅有助于了解曹操研究曲折的发展历程，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曹操的“全人”，有助于我们对曹操其人作历史的总体的把握。
最后再谈谈小说、戏剧和说唱等文学艺术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关于曹操的事迹，除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作了系统记载外，魏、晋人记述三国史事的著作大都涉及曹操，其中还有专门记述曹操事迹的著作。这类著作数量很多，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达两百多种，实际的数量恐怕还不只这些。其所记述的曹操事迹，大抵都有一定依据，不少可资为信史，但其中有的已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显然在著录前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已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此后这类故事继续流传，到唐朝时已经发展成一种“市人小说”，这从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骄儿诗》）的诗句不难看出。到了北宋，民间已有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苏轼《东坡志林》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不难看出，这时期流传的三国故事已经带上鲜明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南宋以后，由于受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作家、艺术家的笔下口中曹操更日益被丑化成一个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反面人物。《三国演义》问世后，由于其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曹操形象从此更加深入人心，曹操也就成了一个更加定型的反面人物。很显然，这时候的曹操已经演变成一个艺术形象，作家、艺术家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以自己的政治态度、伦理观念和美学理想自觉不自觉地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进行了改造。他们通过对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奸诈和罪恶；而读者则通过对这个艺术形象的欣赏、议论和褒贬，既从中获得了美的艺术享受，也从中认识了黑暗社会和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自己的正义之感和好恶之情。不难看出，曹操这个艺术形象的产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是有其巨大的艺术价值的，它是古代作家、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个完美不朽的艺术典型。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个主要在小说、戏剧和说唱艺术中出现的曹操，虽同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又有了很大的不同。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以一定的史实作为依据，但又进行了想象、虚构和夸张，在许多场合形成了虚多于实的局面。作家、艺术家对曹操所作的评价主要是一种艺术的评价，而不是一种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虽然这种艺术的评价往往受到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它同具有这种正统思想的人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仍有不同，尽管这种历史评价有时并不准确和科学，甚至有着很大的偏颇。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将历史上的艺术评价和历史评价区别开来，不要误将艺术评价当成了历史评价，在做历史评价时不受艺术评价的左右或影响。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历史上的评价确有受到艺术评价影响的情况，苏轼《东坡志林》在叙述了“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事之后说：“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将历史上的刘备视为君子，将历史上的曹操视作小人，便是其中的一例。可以说，在历史评价中“尊刘抑曹”的倾向影响了作家、艺术家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而作家、艺术家所塑造的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明、清以后一般社会舆论对曹操采取贬抑的态度，同这种情形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时期仍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对曹操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二 “至少是一个英雄”
进入现代以后，曹操评论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早在1917年，胡适和钱玄同就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书信形式讨论了对于曹操的评价问题。胡适认为：“《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一方面认为《三国演义》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是极为成功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魔力，一方面又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曹操采取“过抑”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表达了《三国演义》对曹操所作的艺术评价不能看作是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的观点。
钱玄同不赞成“魔力之大”的说法，认为“此点正是不足取”，理由是：“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认为“戏台上做《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是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仔细想想，真正可发大笑”。其实，胡适也认为“过抑曹孟德”是《三国演义》的“谬处”，因此从根本上说来，钱玄同与胡适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但钱玄同明确认为刘备的才、学、识都不如曹操，而从居心不良的角度说刘备则同曹操没有什么区别，则是通过比较表达了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观点显豁，是比胡适更进了一步的。不过对戏台上的曹操形象有所贬抑，似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混为一谈了，其实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关键是要心明眼亮，不要使两者互相干扰（当然不可能一点都不发生联想）。此外，钱玄同还在文章中揭示“帝蜀寇魏”观念产生的根源，认为这是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为了维护当朝统治而制造出来的理论，以致“害得一班愚夫愚妇无端替刘备落了许多眼泪，大骂曹贼千刀万剐”，这一见地是不无眼力和价值的。
由于钱玄同对胡适的观点有所责难，因此胡适后来又撰文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解释：“吾谓此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吾并非谓此书于曹孟德、刘备、诸人褒贬得当。吾但谓以小说的魔力论，此书实具大魔力耳。”同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书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无奈中国人早中了朱熹一流的毒，所以一味痛骂曹操。戏台上所演《三国演义》的戏，不是《逼宫》，便是《战宛城》，凡是曹操的好处，一概不编成戏。此则由于编戏者之不会读书，而《三国演义》之罪不如是之甚也。”这段话更明确地表明了胡适的看法同钱玄同是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的。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作出了更为实事求是的评论。但认为《逼宫》等三国戏一概不表现“曹操的好处”是“罪”，则不一定公允，因为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同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是不能画等号的，编戏者尽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曹操（包括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同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理解，对其性格的某一方面加以突出，甚至予以改造、加工，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只要这个艺术形象是完美的，能成为一个艺术典型，能使人们从中获得某种教益和享受，就不能说是有“罪”，相反，不仅没有罪，而且还有功。当然，三国戏一窝蜂式的表现曹操的“坏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偏见的。如果有哪一位编戏者存心是要通过表现曹操的“坏处”来丑化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则其动机也是值得置疑的。
胡适和钱玄同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的曹操谈到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并进而挖掘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何以不表现“曹操的好处”的原因，开辟出了一个曹操研究的新领域，对后来的曹操评论和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也曾对曹操作过比较全面的评论。其《魏武帝颂》云：
宣哲惟武，民之司命。禁虣止戈，威谋靡竞。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车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登黎献乎衽席，折旄倪乎隍阱。而又加之以恭俭，申之以廉靖。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儆。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所以承炎刘之迄录，尸中原之魁柄。夫唯其锋之锐，故不狐媚以弭戎警。其气之刚，故不宠赂以要大政。桓、文以一匡纪功，尧舜以耿介称圣。苟拟人之失伦，胡厚颜而无赪。
不仅高度肯定了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发展生产、安定民众的业绩，还肯定了曹操崇尚节俭、严明法令、进用贤能等举措。“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从正面解释了曹操谲诈的性格特征，认为这是同曹操高度的智谋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谲诈，但也是一种“近正”的行为。历来人们对曹操谲诈的个性特征和行为非议最多，而章太炎在这里却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智谋和谲诈往往纠合在一起，是很难分出个是非来的。当然，对自己身边亲信的僚属甚至侍奉自己的奴婢之类的人物也搞权术谲诈，则是完全不足取的。总的来看，章太炎是比较全面地而且是在相当高度上肯定了曹操，在贬抑曹操已经成为风气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需要见识和勇气的。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一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对曹操的功绩及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也作了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鲁迅首先点明了曹操出现的时代背景：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
说明曹操是在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和统治阶级内部一次有名的政治斗争——党锢纠纷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对于曹操的陶冶和推动（所谓时势造英雄），曹操对于历史的变革和推动，这些问题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来加以考察，就变得比较清楚了。鲁迅接着把笔锋一转：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在这里，鲁迅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说戏曲中那一位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严格区别开来了，指出不能用对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的认识来代替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认识，如果这样做就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亦即不是观察曹操的正确方法。这比起胡适、钱玄同在有意无意间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混为一谈的做法来，无疑是要清醒透辟得多的。接着，鲁迅进一步追溯到历史，认为即使是见诸史籍的记载（从“做史”二字看，这史籍主要指的还是所谓“正史”），有的也是极靠不住的，言下之意，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抑也多有不实之辞。鲁迅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有其独特的价值。最后，鲁迅谈到了自己对于曹操的总体评价，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崇敬曹操的感情。“英雄”一说，并不始于鲁迅，南宋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已有“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样的句子，但辛弃疾主要是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肯定曹操的“英雄”身份的，且“天下英雄”还包括孙权和刘备，曹操与之相提并论，似乎并不是更为突出的。鲁迅所说的“英雄”，则是从政治、军事和文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曹操所作的总体评价，内涵比辛弃疾所说的“英雄”要丰厚得多。鲁迅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这就将风靡了一千余年、可谓长盛不衰的“奸雄”一说撇到一边去了。
鲁迅接着说明了曹操政权的特色：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
这几段话从曹操政权的特色讲到了曹操思想和汉末魏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把当时时代、政治和文章变化的关系，把曹操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和在促进当时文风转变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十分清楚的阐释。当然，此前已经有人谈过类似的问题。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曾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又说：“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如果再往前推，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也就是刘师培所说的“魏武治国，颇杂刑名”的意思。鲁迅的说法显然从前人那里接受了影响，但他进一步讲到了政治和文章风格的关系，指出并肯定了曹操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则是他的新贡献。
鲁迅不仅讲到了曹操在文风转变中所发挥的首倡的作用，还讲到了曹操的创作实践，说：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改造文章的祖师”，是鲁迅对曹操所作的一个很高的评价。“改造”二字，突出了曹操的革新精神，“祖师”二字，赞美了曹操对一代新风的开启作用。曹操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对于当时文学的发展自然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鲁迅对于曹操文章的通脱感受尤深，特别举例说：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确实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确实是“胆子很大”，充分体现了“通脱”的特色。鲁迅自己在创作上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因此他对曹操的“通脱”也就特别感兴趣，特别予以强调，并进而从中接受了鼓舞和影响。
当然，鲁迅对于曹操也并不是一味肯定的。对于曹操杀孔融，鲁迅便有自己的看法，说：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鲁迅进一步揭露了曹操以不孝之名杀孔融的实质：
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对于曹操的网罗方士文士，鲁迅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曹操“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是为了“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也就是说，曹操网罗文士，不仅仅是由于个人对文学的喜好和繁荣文学创作的需要，也是别有政治目的的。对于曹操在文学上的提倡之功，鲁迅也并没有无限制地夸大，而是认为：“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既别具只眼，又实事求是的。
总之，鲁迅的曹操评论在千余年来的曹操评论史上是别具特色的。鲁迅所评重点在文学，但又决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涉及了政治、思想、社会风习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将各种问题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谈，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鲁迅的曹操评论彻底摆脱了“帝魏寇蜀”或“帝蜀寇魏”之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摆脱了南宋以来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给予了曹操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给予了曹操应有的褒扬和肯定。鲁迅并非有意要作翻案文章，但他对于曹操的肯定，却在曹操评论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后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当代曹操评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 不朽的业绩
1949年以后，曹操评论不仅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曾经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第一次热潮发生在1959年前后。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此后，又接连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等文，并在历史剧《蔡文姬》中塑造了一个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从而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同年2月19日，翦伯赞亦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与郭沫若的倡议相呼应。郭沫若和翦伯赞的文章在史学界、文学界和戏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掀起了一个争鸣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一月下旬到六月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见诸报刊的文章、报道即达一百四十篇以上。争鸣涉及的问题有：曹操对统一的作用问题；曹操是否堪称民族英雄的问题；曹操施行屯田的问题；曹操抑制豪强的问题；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曹操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的问题；曹操个人的品德问题；对小说戏剧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参加讨论的人数之多，争论之热烈，都是史无前例的，称得上是曹操评论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关于曹操对统一的作用问题。不少人认为曹操对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是应该肯定的，对于人民是有利的。郑天挺认为：“在汉末长期豪族对立，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人民是渴望统一的。曹操不但在他执政的二十四年期间（196—220）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执政以前，也是反对分裂和维持中央政权的。”吴晗认为，曹操努力统一全国的事业，得到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支持，虽然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但是，他毕竟在他所统一的地区做了不少好事，不但安定了秩序，也促进了生产，繁荣了文化，推动了时代进步”。翦伯赞也认为，曹操一贯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但他统一了北方的混战局面，打击了豪强，恢复了生产，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田余庆对曹操统一中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曹操的首功，就在于他完成了中国北部的统一”。“统一使豪强之间破坏性的火并战争大大减少，使人民少受死亡流徙的痛苦，使生产多少得到一些保障；统一使保卫边疆成为可能”。唐长孺认为，三国时北方的农业比南方先进，南北早日统一，“北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对于江南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也有人对曹操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持否定态度。刘亦冰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教条地都肯定统一战争是好的。三国的分立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的，这是客观规律，人民不希望战争，不希望曹操来统一，因此曹操统一北方后向南的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杨炳认为曹操所进行的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争霸战争，而这类封建阶级内部的争霸战争是非正义的，是穷兵黩武，是祸国殃民。
关于曹操是否堪称民族英雄的问题。郭沫若认为：“曹操的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是得到人民支持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郑天挺及谭其骧等人也认为曹操平定乌桓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反侵略的，“这种捍卫边境安宁，抵御外来奴役者的贡献，是值得给以较高评价的”。吴晗、周一良等人认为曹操平定乌桓值得肯定，但不同意因此而给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吴晗说：“曹操打败袁绍等人后，为了统一北方，当然一定要打乌桓，结果是把乌桓平定了，巩固了北方边疆的国防。但是当时乌桓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的，它和前代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和后来的契丹女真都不能相比，它不可能吞并全中国或中国的北方，它只是不断在北方骚扰抢劫，给人民带来一些麻烦。曹操平定乌桓对人民有利，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却不能把这件事夸大，说成曹操不打乌桓，中国就有了民族危机，因此就称曹操为民族英雄。”柳春藩认为曹操既不能被称作“民族英雄”，曹操平定乌桓的战争也不能被看作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为三郡乌桓是在“中国版图之内，……曹操对乌桓的战争，不能说是对外族的战争，这个战争基本上具有内部的性质”。但他也认为“这个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北部的统一，使乌桓族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进步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曹操攻打乌桓的后果是不好的，对“乌桓人民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乌桓人民因此遭受了严重摧残”。
关于曹操施行屯田的问题。谭其骧、刘亦冰等人认为曹操施行屯田虽然使人民得到一点好处，但其实质是一种军事手段，将军民用强制手段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的高度剥削，使军民都走上了农奴化的道路。孙次舟更认为曹操的屯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丝毫进步意义”，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征伐四方”，“和解决当时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漠不相干的”。尚钺、缪钺、吴晗、郑天挺、郭沫若、唐长孺、杨荣国、柳春藩、何兹全、王文明等多数人则对屯田政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尚钺认为“屯田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于经两汉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性质的”。缪钺认为，对曹操的屯田制“不能孤立的去评论它，而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具体情况来考察”，认为在人民死丧，土地荒芜，粮荒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施行屯田，不失为一种救急的方法”。认为“屯田制施行后，北方农业生产恢复”，“劳动人民虽然担负十分之五六的沉重剥削”，但“总比死丧流离生命不保要好得多，而且就整个北部中国论，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挽转粮荒现象，所以我们对于曹操的屯田制还是肯定的”。吴晗认为：“屯田的好处是可以解决军粮问题，减少军运的困难，这是有具体记载可以根据的。同时，屯田也减轻人民的负担。”郑天挺认为：“屯田制度从后世看来当然是落后的、反动的，但在中国封建早期的二世纪末，不能否认，它却起了一定的‘强兵足食’的作用。”唐长孺认为：“屯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堡坞控制下的生产组织相对立的，但又是同一类型的组织。这种组织在混乱军事时期，几乎是维持与恢复生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杨荣国还认为，由于只有在限制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和人民的掠夺之后才有可能招抚大量流民到国家土地进行耕种，因此曹操实行屯田是不能单纯看成是一项经济政策的，而是与“重豪强兼并之法”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关于曹操抑制豪强的问题。翦伯赞认为“曹魏王朝曾经镇压过豪族”，吴晗也认为曹操在政治上“采取抑豪强的方针”。唐长孺一方面认为“曹操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进行了一些抑制豪强、大族、名士的措施”，另一方面认为曹操“也有联络豪强士族的一面”。杨荣国、李锦全还对曹操抑制豪强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曹操“在他的一生活动中，那么认真地来抑压和打击豪强大族，这说明他能抓住并且打中了当时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所起的作用，能和历史的主流相一致”。但柳春藩认为曹操“并没有触犯强宗豪右的根本利益”，他“虽然提拔大量中小地主参加政权，并没有取消豪强大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刘亦冰更认为“曹操联络豪族，勾结士族地主，残酷地剥削奴役人民”，方明亦认为曹操“曾经尽力结纳强宗豪族”，他能够统一北方“是与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缪钺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曹操究竟是地主政权的统治者，他当然不能像农民起义那样以阶级的仇恨大杀豪强，我们也不能那样要求他”。缪钺认为曹操从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接受了教训，“知道要维持统治，应当裁抑豪强，使政治不至于浊乱。所以他执政以后，施行裁抑豪强大族的政策，平袁氏，定河北后，即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在朝廷中杀大族孔融、杨修。曹操政权下的地方官，因为得到曹操的支持，也敢于裁抑豪强，如许令满宠、朗陵长赵俨、菅长司马芝等”。“至于曹操政权下虽然也任用了不少的豪强大族，如颍川荀氏、陈氏、河南郑氏、河内司马氏等，但是他们不敢过于放纵，曹操也并不特别袒护他们”，“曹操任用豪强而不特别袒护豪强，这就使东汉桓、灵以来的腐朽政治大有改善，这不能不是曹操的功绩”。
关于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郭沫若认为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翦伯赞也认为，由于曹操的大力倡导，使建安年间出现了一个文学的繁荣时代。吴晗还认为曹操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诗人；此外，他还是艺术家，写一笔好草字，懂音乐，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刘备、孙权都远不如他”。但对曹操的作品中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问题，看法则有分歧。有人认为曹操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其诗篇《薤露行》《蒿里行》中虽有同情人民的诗句，但不能说是人道主义精神，而是猫哭老鼠——假慈悲，目的在于骗取人民的信任。另一些人则认为《薤露行》《蒿里行》真实地描绘了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和死亡，表现了曹操思想中同情人民的一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于曹操个人的品德问题。不少人认为曹操残忍好杀。向平说：“曹操不但是屠杀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在他一生中，不知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王昆仑认为，曹操为了报父仇，“兴兵征讨徐州陶谦，屠了五个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官渡破袁绍之战，坑杀降卒七八万之多。他在战争中曾定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律，多少城市遭到破坏，多少老百姓遭到屠杀。”谭其骧也认为：“在道德品质方面，他（曹操）的忌刻残忍实在也是不可饶恕的。”但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郭沫若认为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在史料上是存在问题的，如曹操打徐州杀人多少，《魏书》《后汉书》《曹瞒传》的记载各不相同，杀数十万人，显然是被夸大了。曹操为什么杀吕伯奢一家，各书记载也不一致。郑天挺一面认为“曹操统兵执政前后有三十六七年，打了很多次仗，杀了很多的人，这是违反当时人民愿望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前后情况是不同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并具体提到曹操“围而后降者不赦”的规定，认为这是曹操“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用以威胁坚守的人”而采取的举措。吴晗认为：“杀人好不好？当然不好，但具体说就有着不同的情况。古时候打仗用刀枪弓箭，不杀掉对方的人打不了胜仗，因此在战争中总是要杀人的。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屠城行为则是另一回事。”吴晗还认为，曹操杀孔融、杨修“杀的是政敌”，是为了“打击名门大族”，如果“以这些例子来责备曹操，立场站在当时名门大族这一面去了”。在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问题上，吴晗持有与郭沫若相似的看法，郑天挺也认为此事“不可信的成分比较多”。
对小说戏剧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评价的问题。王昆仑认为，舞台上的曹操以白脸奸雄的形象出现，这与正统主义的宣传是有关系的，但更主要的是后世人民的选择。李宗白认为曹操在历史上可称为英雄，但他也做了一些缺德的事情，戏曲艺术扩大曹操坏的一面，抹煞好的一面，是不公平的，认为对舞台上的曹操也应给予公平的估价，还他的本来面目。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也有非议，郭沫若认为：“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翦伯赞也认为《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不少人不同意将小说戏剧中的曹操形象同历史上的曹操混为一谈，因为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是既有联系又性质各别的；小说戏剧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比如《三国演义》就还兼顾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在表现其恶德劣行的同时，也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才能；更不同意对旧有的三国戏进行改编，“用历史上的曹操来纠正舞台上的曹操”。郭沫若希望能有人用新观点根据历史真实性对曹操形象进行新的塑造，达到新戏旧戏共存，以听取人民选择的目的。吴晗认为：“历史人物的讨论不应该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来，旧戏中的曹操戏照样可以演。某些已经定型的曹操戏最好不改，而且，与其改也，毋宁新编，历史题材多得很，何必专从改旧戏打主意呢？”
此外，讨论还涉及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应如何评价曹操和其他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被否定和被塑造成一个“大白花脸”的原因等问题。总的说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个方面的人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评论了曹操，研究了曹操。在这之前，曹操还不曾这样被众多的人们“全方位”地评论过和研究过，甚至还没有一个学术问题像曹操这样被众多的人们所关注过，这也算是曹操所获得的“殊荣”吧。曹操之所以这样被众多的人们所关注，用吴晗的话来说，是由于“他的方面多，成就大，缺点也多”，因此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去了解”，各人的看法也就往往不一致。也就是说，这是由曹操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这次讨论，吸引了更多的人们来关注曹操和研究曹操，曹操的“知名度”因而更高了，影响也更大了。通过讨论，人们认真研究了史料，学习了理论，对曹操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正确、更深入的认识，有些“不明确的问题逐渐明确了，有些不了解的问题了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纠正了，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更端正了”（吴晗语）。特别是因偏爱《三国演义》和三国戏而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所产生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廓清，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更多人们的肯定，不少人承认曹操是汉末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数的杰出人物。他当然“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十全十美的完人，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但就曹操整个事业来说，却是功大于过”（吴晗语）。有人还将曹操和历来备受尊崇的诸葛亮作了对比，认为“在三国时，曹操与诸葛亮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就私人道德品质某些方面来看，诸葛亮比曹操好，但是就平生事业客观上对于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来看，诸葛亮是不如曹操的”，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肯定曹操是我国历史中一位杰出的人物”（缪钺语）。
当然，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意见，或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或把曹操说成是完美无缺的英雄，全盘肯定，还有人把舞台上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混为一谈，显然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合适的。另外，在讨论中提出的“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也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是有褒有贬、有毁有誉的，并不是一概骂倒，即使是小说戏剧中的曹操也不是一团漆黑，没有一点亮色，因此“翻案”之说是难以成立的，至少是不够严谨的。当然，如按郑天挺的说法：“新结论和过去不同的固然是翻案，新结论和过去相同的，由于本质上有了变化，又何尝不是翻案。”则“翻案”一说，也不是绝无存在的理由的。
曹操评论掀起的第二个热潮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所煽起的“评法批儒”的逆流中，曹操被推尊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的曹操形象遭到前所未有的毁谤，一概被污蔑为“尊儒反法的反动作品”。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被扭曲了的运动，虽然不能说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是被“四人帮”所煽动的和利用的，都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但就总体而言，这不是一场科学的讨论，更不是一场纯学术的讨论，其大方向是错误的，是为“四人帮”所推行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讨论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混淆了视听，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被歪曲了，虽然他的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许多严谨的学者在这一场讨论中保持了沉默，或尽量采取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曹操的声名虽然煊赫一时，但人们心目中的曹操还是那个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既有可爱之处也有可憎之处的曹操。在这方面，应当说1959年所开展的那一场讨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场讨论使人们比较正确、也比较深入地认识了曹操，这种认识不是一场非科学的、反科学的讨论在仓猝之间就能轻易地加以改变的。当然，不少对历史缺乏研究的人，难免不被搞得晕头转向，难免不因此而对曹操及《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从这个角度说，这场讨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消极的、有害的。
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随着思想路线的逐步端正，曹操评论逐渐回到正确的轨道。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曹操评论虽未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但曹操仍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评论不绝如缕，并曾一再在局部范围内掀起热潮。1983年5月，在曹操的故乡安徽亳县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建安文学讨论会。1988年11月，在汉魏故都河南许昌举办了全国第二次建安文学讨论会。1991年4月，在河北邯郸举办了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讨论会。1993年5月，又在安徽亳州举办了全国“三曹”学术研讨会。这些讨论会虽并不专门讨论曹操，但因曹操在建安文坛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所以曹操仍是人们所讨论的一个重心。这些讨论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时期以来曹操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同时又将曹操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讨论虽然往往偏重于探讨曹操在文学方面的建树和特色，但同时也涉及了曹操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涉及了曹操的思想、性格和作风，涉及了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参加者除古典文学研究者外，还有历史、哲学、军事科学等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除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之外，对曹操的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从未间断过，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研究曹操的文章时时见诸各地报刊。与此同时，海外的汉学家也时时把曹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研究论著。
俗有“盖棺论定”一说，对于曹操来说（实际上决不仅仅是曹操，不过曹操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些就是了），“盖棺”是远远没有“论定”的，一千多年来曹操评论所经历的风雨和曲折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看上去不是那样“一目了然”，就像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所说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像一座岭，侧看又像一座峰，从不同的角度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看不到庐山的本来模样和整体形象，这在客观上给评论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和复杂性。不同时代和不同年龄、经历、修养、职业、思想、性格、志趣以及怀着不同目的的人们在观察和评论曹操时所采取的角度、方法和得出的认识、结论也往往不同，即使是根据同一史料研究同一问题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结论，这研究主体的不同，又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曹操研究的复杂性。这些，或者就是千余年来对曹操议论纷坛、莫衷一是的最基本的原因吧。
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在评论中既从固有的历史事实出发，同时又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作出审视和判断。既要全面地看待曹操（不是只看某一方面，更不是只看其某一点），又要注意把握其主流和大节，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从这一立场出发，曹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曹操统一了北方。董卓之乱后，中原一带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人民流离死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如不加以阻遏，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将出现“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也就是说，国家将陷于四分五裂，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曹操凭藉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逐一扫平群雄，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北方重新归于统一，这个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为了实现、维护和巩固北方的统一，曹操亲率大军讨平乌桓，这个举措也是值得肯定的。当时乌桓虽还构不成对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但它结纳袁氏残余势力，一再骚扰边境，如不下决心加以讨平，北方边境地区就将从此无有宁日，曹操的后方就将难以巩固，进一步南征、西征就会有后顾之忧。从长远来说，一个敌对的乌桓未必就不会成为中原地区的隐患，为了不致养痈遗患，及时加以处置是完全必要的。
曹操统一北方后，进一步想统一江南和西蜀，这个想法也是积极的，北方的统一并不等于全中国的统一，为了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在统一北方之后积极谋取江南和西蜀，这正是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曹操统一北方后就安于现状，不再谋求发展，那他就决不会是一个雄主，至多是比北方的其他割据者稍微强一些罢了。当然，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诸多原因，曹操统一江南和西蜀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这只能是他个人的一个悲剧，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悲剧，这给曹操的一生事业和雄图大略增添了一抹悲壮可悯的色彩，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却是包含着积极的内涵的。
江南的孙权和西蜀的刘备、诸葛亮等也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们在统治江南和西蜀期间，对扫平境内的地方割据势力，对廓清政治、发展生产和安定人民生活，也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也都想进一步统一全国，特别是诸葛亮，在有生之年一再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能说统一全国是曹操的专利，他打算统一全国是积极的，别人打算统一全国就不是积极的。他们可以平等地竞争，谁有能力最后统一全国，谁在历史上就是最有作为的英雄。可惜的是，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刘备和诸葛亮，他们都没有能力最后统一全国。但就已经取得的业绩而论，曹操是比孙权、刘备和诸葛亮更为杰出的。汉末大乱主要发生在中原，在大乱初期最有实力的割据势力也都分布在中原，曹操是在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恶仗之后最后才实现了北方的统一的。相比之下，孙权的平定江南，刘备、诸葛亮的平定西蜀就要容易得多，他们后来能与曹操抗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山川的险阻，不是说他们个人的能力或辖区的实力就真正达到了堪与曹操匹敌的地步。自先秦以迄汉魏，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重心一直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盛衰对于中华民族的兴亡关系甚巨，削平中原地区的战乱，实现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说，曹操在统一大业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孙权、刘备和诸葛亮更加值得肯定。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曹操抑制豪强在当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东汉以来，豪强地主操纵政治，兼并土地，鱼肉人民，不仅普通百姓不敢得罪他们，就是一般官僚乃至皇帝也是奈何他们不得，甚至要加以迁就和回护的。曹操敢于抑制豪强，这对于廓清政治、清除统一北方的障碍、减轻人民负担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又比如曹操实施屯田，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对于解决人民流离死亡的问题、对解决“强兵足食”的问题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屯田制对农民的剥削确实是重的，但北宋时的官田也是对半分或四六分，两相比较，曹操的剥削并不显得更重，何况曹操正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既要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和土地大片荒芜、人民流离死亡的问题，又要让屯田农民过得比较宽裕一些，这样要求是脱离曹操当时所处的历史实际的。再比如曹操强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于政治的垄断，使具备才能但出身下层的人们有了参与政治、发挥才智的机会，并促进了统一战争的进程；强调以法治军，赏罚严明，从而加强了军队的纪律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对于改良政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强调节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东汉以来盛行的奢侈歪风，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政治；这些措施也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曹操“尚通脱”，即在思想上比较解放，这在当时思想界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评论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说的“异端”思想，主要指与“孔教”即儒学相对立的名、法、兵、道、墨等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了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外来的思想”，主要指从东汉开始输入的佛教思想。汉代自武帝结束百家论争后，儒学定于一尊，而这时的儒学已非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它一方面揉进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和谶纬符命的怪论，成为一种神学迷信；另一方面，两汉统治者又大大扩展了孔子学说中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竭力推行封建礼教。神学迷信与封建礼教，成为桎梏人们思想的两座监牢。黄巾起义冲垮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为这个秩序服务的神学迷信与封建礼教随之出现衰颓之势。曹操顺应这一形势，不仅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神学迷信和封建礼教中解脱了出来，而且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使建安时代出现了一个思想较为解放和活跃的局面。曹操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是不应抹煞的。
在文学方面，曹操是建安文坛的开山人物和领袖。两汉文学为经学思想所束缚，内容上强调宗经，形式上辞赋独盛，表现上重视摹拟，文学家自身的地位也受到轻视。曹操大力网罗文学人才，提高文学家的地位，尊重他们的创作才能和创作个性，注意保护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在创作上，注意革除两汉文人文学形式主义的锢弊，使文学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汉文人被“俳优畜之”、文学被视作经学的附庸、文人创作比较冷落而又千篇一律的局面。曹操又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创作在内容上能够摆脱经学思想的束缚，以动乱现实、民生疾苦、所经所历、所感所叹作为表现对象；在形式上给四言诗注进新生命，把五言诗推向最高峰，从而为古诗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曹操一反两汉文人对乐府民歌冷漠轻贱的态度，认真从中吸取营养，但又不拘泥于古人古事而以乐府题目自作诗，从而掀起了一个写作乐府诗的热潮。曹操大量别开生面的散文，也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总之，建安文学能够在短期内趋于繁荣，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风貌，从而在文学史上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曹操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功绩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
总之，曹操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所创建的业绩是不朽的、光辉的。当然，曹操也决不是一个完人，他一生犯过不少错误，甚至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就是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充分暴露了曹操的地主阶级立场，证明他所代表、所追求的根本利益是同劳动人民完全对立的。他所建立的功绩，归根结底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所建立的功绩。曹操的另一个罪过，就是杀人太多。曹操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平定敌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在镇压刘氏王室势力、内部反叛势力和不同政见者的过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曾一再杀人，在不少情况下甚至是大量地杀人。有些人是非杀不可的，有些人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杀的，但其中确也有一些人是不该杀、不用杀的。曹操杀人总爱搞扩大化，唯恐不能把对手斩草除根。严于执法固然不错，但往往因执法过严而冤杀了不少人。还有仅凭一时的好恶而滥杀人的情况。这些，反映了曹操性格中残忍忌刻的一面，是不能加以回护和宽恕的。当然，对于具体的事件还须结合当时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否定。此外，还须看到，曹操的罪过与他的功绩相比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指出和批判曹操的罪过，是不应当影响对其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的评价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曹操所代表的时代和曹操所建树的功绩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凡是在过去时代做过符合人民愿望的事情、对推动历史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人们，我们都不应当忘记。曹操作为一个经历丰富、性格鲜明而多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将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曹操所建树的功绩，也将在历史上永远留下辉煌的一页，赢得人们无尽的缅怀和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