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讨伐董卓
一 “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以上军校尉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同以大将军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
灵帝生前，几个皇子先后夭折，留下何皇后所生皇子辩，王贵人所生皇子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认为刘辩轻佻无威仪，不能充任人主，有意立刘协。但因何皇后有宠，何皇后兄何进自中平元年（184）起又一直担任大将军之职，手中握有重权，所以久久决定不下来。直到中平六年病重，才将刘协托付给蹇硕。蹇硕既受遗诏，加之一向轻视忌恨何进，因此灵帝一死，便想杀掉何进后再立刘协。不料阴谋泄露，计划失败。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少帝），时年十七岁。何太后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控制朝政。刘协被封为渤海王，不久徙封陈留王。
何进深恨蹇硕阴谋图己，又知道官僚士大夫无不对宦官心怀不满，因此执掌朝政后，便依靠袁隗的侄子袁绍、袁术等人，共同谋诛宦官。蹇硕疑虑不安，写信给宦官赵忠、宋典，建议赶快动手，将何进等人捕杀。不料宦官郭胜是亲近何太后的，他同赵忠商议后，到何进处告了密。何进先发制人，立即将蹇硕捕杀。
袁绍劝何进乘机把宦官全都杀掉，何进去向太后请示。太后因当初王美人生下刘协后被她毒死，灵帝大怒，要废掉她，全靠众宦官求情才过了关，因此对宦官抱有感激之情，不肯答应何进的请求。何进的弟弟何苗因受宦官贿赂，也来加以劝阻，此事便搁置了下来。袁绍又劝何进多召四方猛将，特别是召并州牧董卓领兵入京，以威逼太后，何进接受了这一建议。
何进的主簿陈琳、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人反对袁绍的建议。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找到何进，微笑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宦官从来都是有的，只不过君王不应当把大权交给他们，过分优宠，以致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要治他们的罪，应当除掉首恶，一个狱卒就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好，何必纷纷把外地的将领都召来京城呢？想要杀尽宦官，计划必定泄露，我看这件事是要失败的。”
在这里，曹操表现了与袁绍等人不同的主张和见识。袁绍主张把宦官杀得一个不留，曹操则主张保留多数，打击少数，只将宦官中罪大恶极的魁首除掉就行了。这虽然和曹操的出身不无关系，但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说却是不无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对稳定当时局势、避免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果只须惩办几个首恶，确乎也不需要大动干戈，何进现有的力量就足可胜任了。如果想要一网打尽，就必然兴师动众，事情也就不容易做得机密。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分析是完全有道理的。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袁绍的态度过激，何进则缺乏决断，都不合曹操的口味。曹操本来也是反对宦官专政的，这时又身在洛阳，据说还曾私自潜入宦官张让宅院，企图行刺，被张让发觉，曹操一边在庭院中挥舞长戟，使追捕的人无法近身，一边从容后撤，翻墙而出，反对宦官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但他始终不曾与何进、袁绍共谋，这决不是偶然的。
曹操反对召外将进京，也包含着他对董卓其人的认识。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其人粗猛有谋，体力过人，能左右驰射。少年时喜欢游侠，曾到羌人居住的地区游历，交结羌族上层“豪帅”，在陇西有些名望，被地方官看中，做了凉州的兵马掾，领兵巡守边塞。桓帝末年，跟随中郎将张奂镇压羌族人民的反抗，屡立战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升任中郎将，接替卢植领兵镇压黄巾起义，被打败。不久，跟随车骑将军张温攻打反叛朝廷的边章、韩遂，取得一些胜利，升为前将军，封乡侯。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地位声望的提高，董卓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朝廷对此有所察觉，想要解除他的兵权，召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之职，他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拒不从命。灵帝快死时，又召他为并州牧，要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他再次拒绝，驻兵河东，等待局势的变化。当得知何进要他带兵进京时，他认为时机已到，二话没说，立即上路，并上书请求惩治宦官张让等人。
董卓还未到达洛阳，何进想要尽杀宦官的图谋泄露，宦官惧而思变。八月，宦官张让、段圭等乘何进入宫见何太后的机会，埋伏在宫门外，当何进事毕出来时，突然袭击，将他杀死。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及袁术等闻讯，领兵攻打宫门，放火焚烧东西两宫。张让、段圭等连忙劫持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刘协等逃往北宫。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搜捕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死，一共杀死宦官二千多人，连有些没长胡须的人也被误杀了。张让、段圭等数十人困迫无计，只得劫持少帝及陈留王等逃出洛阳北门。当逃到黄河边的渡口小平津时，被尚书卢植带兵追上，数人被杀，其余被逼投入黄河，自溺身亡。
这时，董卓已经抵近洛阳，遥见洛阳火起，引兵急进，迎上了被劫持出城的少帝和陈留王，一同回到洛阳。董卓凭藉兵威，自任司空，专断朝政，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献帝，并在永安宫将何太后毒杀。接着，董卓自任太尉、相国，进一步控制了朝政。长期以来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交替执政、互相火并的局面至此结束，东汉王朝也在这种火并中，名存而实亡。此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便主要表现为各个官僚地主武装集团之间的冲突，即所谓军阀混战了。
董卓是个非常残暴的家伙，掌权后，采取高压政策，以严刑服众，稍不遂意就开杀戒，弄得朝中人人自危。他的凉州兵，除了汉人外，还杂有羌人和胡人（匈奴），纪律性很差，破坏性很大，经常四出抢劫财物，掳掠妇女，甚至在朝中奸乱公主和宫女。一次董卓派兵到阳城，把正在祭土神的民众包围起来，男子全被杀死，头颅被砍下来挂在车辕上，将妇女和财物弄上战车，歌呼而归，说是“攻贼大获”。回到洛阳，将男子的头颅聚拢焚烧，妇女则被赏给士兵作婢妾。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
另一方面，董卓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地位，又特别对官僚士大夫做出了一些姿态。他为窦武、陈蕃伸冤，重用周珌、伍琼、郑泰、荀爽、何颙等名士，恢复陈纪、韩融等党人的官爵，以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张邈为陈留太守。大儒蔡邕过去遭受宦官打击，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天之中三次升官，一直做到侍中。但这些措施，并没能起多大作用，官僚士大夫多对董卓心怀不满，只是迫于董卓的高压政策，暂时隐忍；一些人则公开表示不同董卓合作，如袁绍在为废立之事同董卓发生冲突后逃奔冀州，其堂弟袁术逃到了南阳。
董卓当初阴怀野心，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拒绝朝廷征召，曹操肯定是有所了解的，因此他反对召外将、特别是召董卓进京，是有着阻遏董卓野心、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的。董卓来到洛阳后的所作所为，曹操更是耳闻目睹，并抱有自己的想法。曹操本来也是董卓拉拢的对象，董卓上表朝廷荐举他为骁骑校尉，并想把他引为心腹，共同商议大事。但董卓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曹操料定董卓虽然得势一时，但必然很快归于失败，因此不肯同董卓同流合污，于是毅然改名换姓，逃出洛阳，走上了同董卓公开决裂的道路。
二 首举义兵
曹操只带了几个亲随骑兵，溜出洛阳城来，抄小路朝东边家乡谯县方向急驰。出了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故友吕伯奢家借宿，发生了杀吕伯奢一家数口的事情。对这件事，史籍记载各有不同。
王沈《魏书》说，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不在，他儿子和几个同伴抢劫曹操的马匹和财物，曹操发觉后，亲手将这几个人杀死。
比王沈《魏书》稍为晚出的郭颁《世语》，所记则大不相同。说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外出了，在家的五个儿子热情接待曹操，礼节很周到，但曹操因为是违抗董卓命令偷逃出来的，疑心主人要害他，于是趁着天黑用剑杀死了八个人逃走了。
比《世语》还要晚出的孙盛《杂记》，在《世语》记载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产生误会的细节。说曹操到吕伯奢家后，听到食器相碰发出的声响，以为是兵器相击发出的声响，进一步以为是吕伯奢的儿子要杀害自己，于是决定抢先下手，趁着天黑将其杀死。事后还凄怆地说了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后出门逃走。
上引三说，哪一说更接近事实，已难断定。如果第一说是事实，曹操属于自卫，是锄奸除害，其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第二、三说是事实，曹操的行为属误杀，有可理解的地方。因为曹操是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逃离洛阳的，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心情极度惶迫，神经高度紧张，加之食器相碰的声音确实很像兵器相碰的声音，在那种瞬间就可能丧命的情况下，又来不及作冷静的思考和调查，于是就发生了不幸。可能曹操杀人后马上就发觉是杀错了，而错杀的又是故人之子，不免有些后悔，有些悲伤，于是产生了“凄怆”的感情，这种感情很难说是装出来的，是虚伪。“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云云，则是曹操发觉杀错人后一种强词夺理的自白和强自慰解，暴露了曹操自私残忍的性格，成为后来一些独夫民贼信奉的格言，是不足为法的。曹操多疑的性格，也在这里得到了初步的展示。
曹操继续东逃，经过中牟时，遇到了一次真正的危险。大概由于形色匆忙，一个亭长怀疑曹操是逃犯（这时曹操本来也是个“逃犯”），把他逮捕，送到县里关押。这时县里已经得到董卓通缉曹操的文书，只是还不知道被捉的这个人就是曹操。只有一个功曹认出了曹操，但他认为世道正乱，不应当拘捕天下英雄，实际上恐怕也是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心怀不满，因此不仅没有揭发曹操，相反去找县令说情，把曹操放走了。
经过一番周折，曹操来到距谯县不远的陈留、襄邑一带，就在这里停留下来，散布家财，募集义兵，准备讨伐董卓。
曹操还未回到谯县，就在陈留停留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陈留郡太守张邈是曹操少年时代的朋友，又是反对董卓的，在这里招募军队能够得到张邈的多方支持。陈留郡属兖州，兖州刺史刘岱也是反对董卓的，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曹操在襄邑还得到了孝廉卫兹的全力支持。卫兹字子许，其人颇有谋略，讲究节操，曾为车骑将军何苗征召，司徒杨彪再加旌命。卫兹对曹操的才能十分了解，曹操刚到陈留，他就对人说：“平定天下的，肯定是这个人。”曹操也很看重卫兹，多次登门拜访，共商大事。卫兹说：“动乱延续很长时间了，不用武力是平定不了的。”又说：“要起兵，现在就得开始！”于是拿出家财来帮助曹操，对曹操尽快起兵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曹操在谯县的宗族、宾客、部曲也纷纷赶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等人。曹仁字子孝，是曹操的堂弟，从小就喜欢练武打猎。曹洪字子廉，也是曹操的堂弟。夏侯惇字元让，是西汉名将夏侯婴的后代。十四岁时，从师学习，有人侮辱老师，他把这人给杀了，从此以有烈气闻名当地。夏侯渊字妙才，是夏侯惇的族弟。他们都成了曹操的心腹将领，后来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曹操积极准备起兵，甚至亲自参加做一些具体工作。一次，曹操正同工匠师傅一起做卑手刀（一种军用短刀），被来看望他的做过豫州刺史的孙宾硕看到了，讥笑他说：“你应当考虑大事，怎么竟跟工匠一起做刀呢？”曹操回答说：“既能做小事又能做大事，有什么不好呢？”反映了曹操的实干精神和既抓大事、也抓小事、正确处理大事小事之间关系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曹操共招募到士兵五千（一说三千）人，这是他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开始。当时本来还有可能招募得更多一些，但曹操自我限制，不想多招，原因是怕兵多了，目标大，意气盛，与强敌相争，可能成为祸根。这是曹操在当时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考虑，反映了他的明智、冷静和不急于求成的个性。
中平六年（189）十二月，曹操在己吾正式起兵。当时各地州牧郡守有的还在积极筹备，有的甚至还在犹豫观望，只有陈留太守张邈大概一直在与曹操互通信息，共同筹划，与他同时起兵，互为呼应。曹操虽然兵少，主观上也不想多招兵，但他没有被动地等待机会，没有消极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是毅然首举义兵，为天下倡，表现了非凡的胆识、气魄和勇气，这对迅速掀起反董斗争的高潮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 汴水失利
初平元年（190）正月，继曹操、张邈之后，函谷关以东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主要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东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山阳太守袁遗及骑都尉鲍信等人。荆州刺史刘表得知消息，也聚兵屯驻襄阳，与义兵遥相呼应。长沙太守孙坚则率兵北上，准备直接投身讨董运动。
关东诸军分驻各地，袁绍同王匡驻河内，韩馥驻邺城，孔伷驻颍川，袁术驻南阳，曹操与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等人驻酸枣。驻扎酸枣的诸军，设坛盟誓，由张超手下的功曹臧洪登坛宣读誓词。臧洪声讨董卓暴行，辞气慷慨，涕泪交流，在场的将士无不深受感动。由于袁绍是“四世三公”之后，在消灭宦官的行动中又出过大力，同董卓闹翻后又率先逃到冀州反对董卓，因此在盟会上大家遥推袁绍为盟主。袁绍得知消息，欣然领受，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由于曹操当时没有地盘，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须争取陈留太守张邈的帮助，起兵后在给养等方面也须仰仗张邈的接济，因此起兵之初在行军作战的指挥上也不得不接受张邈的节制。曹操就是带兵随着张邈来到酸枣前线的，到达后被命代理奋武将军的职务。
曹操前往酸枣途经中牟时，该县主簿任峻率众前来投附。任峻字伯达，中牟人。董卓之乱发生后，该县县令杨原忧愁恐惧，打算弃官逃跑。任峻劝他权且代理河南尹的职务，起兵讨伐董卓。杨原听从了任峻的意见，即命各县坚守城池，讨伐董卓。正在这时，曹操率兵进入中牟县境，在大家不知所从时，任峻独自与同郡张奋商议，将全郡献出归附曹操，并集合自己的宗族、宾客及家兵数百人加入了曹操的军队。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骑都尉鲍信和他的弟弟鲍韬也在这时起兵响应曹操。鲍信是个颇有识见的人，董卓刚到洛阳时，他就劝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心怀不轨，如不早想办法对付，将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疲劳的机会，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见袁绍不能成事，便回到家乡泰山，招募了步兵二万，骑兵七百，辎重五千乘。曹操刚在己吾起兵，鲍信便起兵响应，同时来到酸枣前线。曹操和袁绍推荐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当时袁绍的势力最大，不少人趋奉他，独鲍信对曹操说：“谋略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不是那么个人，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失败的。”于是同曹操倾心交往，曹操从此也把他当做知己看待。
董卓针对讨卓联军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弘农王刘辩毒死。接着，为了摆脱关东诸军从东到南摆开的夹攻态势对洛阳造成的威胁，也为了解除由郭太领导的正转战太原、河东等地的黄巾余部十万余人南渡黄河截断同西北联系的潜在危险，董卓动议迁都长安，并将坚决反对迁都的伍琼、周珌杀死。此外，还杀害了袁绍在洛阳的亲属，自太傅袁隗以下共五十余人。二月，挟持献帝西迁。董卓将洛阳的豪富一一逮捕，随意安上个罪名杀掉，然后将其财物没收。并把洛阳的宫殿、官府和二百里内的房屋全部烧毁，洗劫一空，鸡犬不留。又强迫洛阳周围数百万人西迁，一路上在军队的驱赶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不计其数，还有不少人因缺粮而饿死，尸体铺满西行的道路。董卓还派他的部将吕布挖掘皇帝及公卿百官的陵墓，盗取墓中的珍宝。董卓的暴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洛阳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遗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对于这场灾难，曹操特地写了《薤露行》一诗加以反映：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二十二世”，汉从高祖刘邦到灵帝刘宏共二十二代。“所任”指外戚何进。曹操说何进“诚不良”，说他像穿戴跟人一样但却没有人的智慧和本事的猕猴。智虑短浅却要谋划大事，这是曹操对何进的基本评价。曹操反对横行不法的宦官，但像何进这样的外戚他也不感兴趣，无论宦官还是外戚，他都不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所以他反对宦官专政但又不同意尽诛宦官，愿为窦武、陈蕃申冤却不肯替何进说上一句好话。在尽诛宦官的行动中始终不与何进同商共谋，从这里不难找到一些答案。“贼臣”指董卓，一个“贼”字，也反映了曹操对董卓的基本评价。“微子”，相传是殷纣王的哥哥。据《史记·宋微子世家》，周武王灭殷以后，一次微子路过殷朝的故都，看到宫室毁坏，到处长满了禾黍，心中十分悲痛，就作了一首《麦秀歌》，来抒发自己对于故国的哀思。这里曹操以微子自比，感叹故都洛阳的残破，表达了对于暴国殄物的董卓及招致董卓之乱的何进的痛恨之情。
董卓迁都长安后，自己带兵留守洛阳，住在毕圭苑中，派部将徐荣到洛阳东面的荥阳一带抵御关东诸军。这时讨卓联军的声势越来越大，一来因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愤恨，讨伐董卓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二来因袁绍在洛阳的亲属被董卓杀害后，激起了人们的同情，不少人就是以为袁家报仇的名义起兵的。但关东诸军大都是新招募的队伍，论起战斗力来远不及董卓的西北军。更重要的是，关东诸军虽然打的是讨伐董卓、解除国难的旗号，但却各有各的打算，都想拥兵自重，保存实力，因而等待观望，不肯率先与董卓的军队对阵交锋。曹操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他对诸将说：“我们发动义兵诛除暴乱，现在各路大军已经会合在一起了，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如果我们在起兵之初，董卓倚仗王室，占据洛阳、长安附近的险要，东向以临天下，尽管他残暴无道，但还是足可成为祸患。可现在他居然焚烧宫室，劫迁天子，弄得举国震动，人心惶惶，天怒人怨，这正是消灭他的最好时机。一战就可以使天下归于安定，这个时机可千万不能失去啊！”
但关东诸将对曹操的意见不感兴趣。曹操决定单独采取行动，希望以此影响和带动关东诸将。但结果并不理想，除鲍信兄弟积极响应外，其他诸将仍然无动于衷，连张邈也按兵不动，只派一个卫兹带了部分士兵随同前往。
曹操率领部属从酸枣出发，准备攻占成皋，董卓部下的大将徐荣率兵迎战。双方在荥阳汴水岸边相遇，旋即展开激战。由于徐荣率领的是久经战阵的凉州骑兵，曹操军队多由新兵和宗族宾客组成，缺乏训练，数量又少，因此在激战一天之后被打败，士兵死伤很多，鲍信受伤，卫兹和鲍韬战死。曹操自己也被乱箭射中，坐骑受了重伤，再也跑不动了。在追兵将至、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曹洪将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曹操不同意，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却不能没有您！”曹操也就不再推辞，赶紧跳上了马。相传这匹马名叫“白鹄”，是一匹骏马，跑起来飞快，马蹄好像不着地，只听见耳边呼呼风响，当时人称为乘风而行，有“凭空虚跃，曹家白鹄”的谚语。当下曹操、曹洪乘着夜色来到汴水岸边，见水深不能涉过，曹洪又沿着河岸上下寻找，终于找到一只小船，两人乘船渡河回到酸枣。徐荣见曹操兵少，加之激战一天后部属已很疲惫，同时估计酸枣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轻易攻下，也就未再挥师穷追，带兵回到防地去了。
四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曹操回到酸枣后，见各路义军十余万人，每日只是宴饮作乐，不思进取，感到非常愤慨，忍不住加以指责，并就诸军如何调动安排谈了自己的建议，说：“勃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驻守孟津，酸枣诸将驻守成皋、敖仓、辕、太谷，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驻守丹水和析县，并开进武关以震慑三辅地区。大家深沟高垒，不同敌兵交战，多虚设疑兵，以显示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敌，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现在大家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如果心怀疑虑不敢进兵，会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实在为大家的行为感到羞耻！”
孟津、成皋、敖仓、辕、太谷、丹水、析县、武关大都是形势险要、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些地方驻兵，不仅可以对洛阳形成半包围的态势，而且还可以震慑三辅，动摇驻守长安的西北军的军心。这是一个可以遏制敌人、进而寻找战机、打败敌人的方略。而且，这个方略只要求布为疑兵，并不马上出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到了关东诸军企图按兵不动、保守实力的心理。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施行这个方略应当说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曹操虽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到了言辞激切、义形于色的地步，张邈等人还是我行我素，对曹操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曹操感到，要想达到讨伐董卓的目的，光指望别人是不行的，还得依靠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但汴水失利后，自己兵员减少，不敷调度，于是便决定同曹洪、夏侯惇等人到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了曹操很大支持，曹操一共招募到新兵四千多人。往回走到龙亢，新兵突然反叛，乘着天黑放火焚烧曹操的营帐，曹操亲手杀死数十人，其余的人望风而逃，这才算解除了危险。事后清点，不叛的士兵只剩下五百多人。恰在这时，曹洪带着家兵千余人来到了龙亢。不久，曹操自己又在铚、建平等地招募到新兵千余人。周昕继续支持曹操，陆续给曹操送来士兵万余人。宗族曹邵也招募到部分新兵，前来追随曹操。曹操的侄子曹休在吴郡听说曹操起兵，也改名换姓取道荆州前来投附，曹操见了很高兴，对众人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驹啊！”经过一番周折，曹操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其中家兵千余人是这支队伍的骨干。
曹操北归后，不再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对袁绍施加影响，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
袁绍为了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以献帝年幼，又被董卓所困，关山阻塞，不知是否还活着为由，同冀州牧韩馥一起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并私刻了皇帝的金印，派毕瑜去见刘虞，劝他称帝，称说这是上天的意旨。同时前来征求曹操的意见，企图获得曹操的支持。曹操问明来意，明确表示反对，说：“董卓的罪行，国人尽知。我们会合大众，兴举义兵，远近无不响应，这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皇帝年纪幼小，被奸臣董卓控制着，还没有像昌邑王那样的破坏汉家制度的过错，如果一旦加以废除，天下有谁能够心安呢？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古代皇帝南面而坐，臣僚面北朝见皇帝。刘虞是幽州牧，幽州又刚好在北方，因此这里的“北面”语含双关。“西向”，指向西讨伐董卓，迎回献帝。诸君自去向刘虞称臣，我自去西讨董卓，表现了曹操同袁绍等人分道扬镳的决心。董卓暴行令人发指，国人共愤，讨伐董卓确实是人心所向，确实是当时国内矛盾的焦点，应当全力以赴。献帝虽然毫无建树，但他毕竟是国家的象征，又被董卓挟持着，实际上也是个受害者，同正义力量是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的，如果一旦废掉，另行易人，必然造成更大的混乱，局面将更加难于收拾。所以曹操的意见，不仅表现了他的胆识，也是从大局着眼的。
东汉时谶纬迷信盛行，一些人利用谶纬大造符瑞，妄测吉凶，甚至以此证明某某得到天命，应当即位登基。袁绍、韩馥也玩弄了这套把戏。当时刚好有四颗星星在属二十八宿的箕宿和尾宿之间汇聚。古代星象家把天象和地面上的一些地方相配合，叫分野，箕、尾的分野刚好是燕地，即幽州，于是韩馥称神人将在燕地产生，实际是说刘虞应当称帝。又说济阴有一个男子叫王定的得到一块玉印，印上刻着“虞为天子”四个字。一次，袁绍得到一块玉印，因当时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用玉制作，袁绍认为奇货可居，就故意拿到曹操面前炫耀。谁知曹操不以为然，大笑着说：“我不相信你这一套！”
袁绍感到大煞风景。袁绍见曹操不听自己摆布，很不满意，于是私下派人去见曹操，企图说服曹操归附自己。来人见了曹操，说：“现在袁公势力正盛，兵力最强，两个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天下英雄，有谁能够超过袁公呢？”
曹操听了，没有吭声，但从此对袁绍更加心怀不满，并产生了伺机消灭袁绍的想法。
袁绍还给袁术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这时袁术已有自己登基称帝的想法，也不同意让刘虞称帝。更重要的是刘虞自己也不同意称帝，他认为在天下崩乱、皇帝蒙难的情况下，大家应当同心协力维护王室，不应当造出种种逆谋来坑人，因此不仅不同意称帝，还想跑到匈奴去躲避。袁绍被弄得毫无办法，最后只得作罢。
关东诸将不能一致对付董卓，内部关系很难协调，很快产生了矛盾。开始，兖州刺史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发生摩擦，刘岱火并了桥瑁，派王肱去兼任东郡太守。接着，袁绍胁迫冀州牧韩馥让出冀州，自己做了冀州牧，韩馥不久自杀。屯驻酸枣的诸军在粮食吃完后，连形式上的联合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立即散伙，回到了各自的辖区，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后，中国成了拥兵割据者的天下，在东汉王朝的版图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独立王国。此后一段时间内，各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是：
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董卓、李傕、郭汜等占据司州。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张鲁占据汉中。刘焉占据益州。刘表占据荆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孙策占据江东。
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保持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和人民的大量死亡。对于这一幕惨剧，曹操后来写了《蒿里行》一诗加以反映：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篇描写了关东诸将从一同起兵到发生内讧、各据一方、自相残杀、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的全过程，被称为“汉末实录”。“义士”指关东诸将，“群凶”指董卓及其婿牛辅，其部将李傕、郭汜等。“盟津”，即孟津，相传周武王起兵伐纣时，中途曾同联盟反纣的八百诸侯会合于此，这里用“会盟津”代指关东诸将联合起兵讨伐董卓的义举。“咸阳”，秦朝都城，这里代指长安，当时献帝被董卓软禁在长安。“淮南弟”指割据淮南地区的袁绍的堂弟袁术，袁术于建安二年（197）在淮南寿春称帝。“刻玺于北方”，则指初平二年（191）袁绍等在河内私刻皇帝印玺，图谋废掉献帝，拥立刘虞为帝的事。诗的头四句写起兵，于客观叙述中微露欣慰、赞美之意。中六句写内讧和争权夺利，于客观叙述中透出厌恶痛恨之情。后六句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恶果，抒发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这是曹操这一时期思想感受的真实再现，委婉地表达了他要削平战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决心和愿望。
关东诸将散伙后，曹操独力难支，孤掌难鸣，想要再去西讨董卓已经不可能了。这时鲍信向曹操提了一个建议，说：“现在袁绍以盟主的身份乘机发展个人势力，必将造成新的祸乱，成为第二个董卓。如果现在除掉他，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不仅达不到目的，自己还有可能陷于危险。不如先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以等待形势的变化。”
曹操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当即予以采纳，付诸实施。这样，曹操同其他关东诸将一样，也走上了发展个人势力的道路。不过，曹操这样做与其他人相比还是有所不同。一是他确为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做就不仅不可能消灭董卓，相反连自身的生存也将成为问题。二是不难看出，曹操这样做的目的，仍是为了在站稳脚跟、积蓄足够的力量之后去消灭董卓，并消灭可能成为第二个董卓的其他割据者。这是曹操比其他关东诸将要高出一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