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藏身之所

LAIR：

1.可数名词，动物睡觉的地方。

2.形容土地休养生息的状态。

——《牛津英语词典》

25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躲藏。大概六岁时，我就开始在花园里挖坑，挖得很大，像藏宝箱一样。挖好了，自己再蜷缩着藏进去。几年后，我又开始挖树洞。只要不怕被刮伤，且挖得足够深，在纵横交错的树根枝丫中，总能挖出静谧的大树洞。有一次，一棵甜栗树被风刮倒了。我们一帮小孩子便在它的树根里挖出了一个大洞。里面的空间十分宽敞，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潮湿味道，树根断裂处还散发着辛烈的香气。一天，在众人的怂恿下，我们的小伙伴安钻了进去。我们拿着冬青枝条，紧张地戳她的胸部，想让她怀孕。家里的长辈就是这样哄我的。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不该打听这些异教徒干的事情。

而当真正的性爱来临之时，这种躲藏就变得更有必要了。从伯克姆斯特德小镇到波特恩德村（Potten End）的小路上，会经过巴尔博格林地（Bulbeggar’s Wood），林地中有一个泥灰坑洞。这是我最喜欢的秘密基地，我曾躲在其中尝试过各种私密体验。之所以胆子这么大，是因为从这里到大路，尽是茂密丰满的树丛。很快，我和初恋女友就在小镇中心路旁的一处昏暗而隐蔽的掩体中，有了一次惊险的遭遇。当她妈妈发现我们时，还在喊她“镇花”。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生活了一年。我没办法拥有26一个属于自己的体面房间，只得在一位朋友的杂物间里凑合了三个月。即使到了三十多岁，我拥有了一整片私有林地可以尽情玩耍时，我依然在冬青树和蓝铃花海中，寻找着往日可以藏身的“圣地”。究竟在躲避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那种躲藏的、未知的、无迹可寻的感觉，实在让人兴奋不已。

种种藏身之所，从天然洞穴到建筑物的回廊，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我认为，这些地方一眼便可看出，是集安全性和冒险性于一身，既能向外眺望，又能躲避其中，特别适合自我休整、幽会或短暂休息。从景观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叫作景观的“瞭望与庇护”特征。不过，有个地方尚不算作藏身之所，因为那里只有庇护，全无瞭望。它就是我的奇尔特恩老家。那里是孕育我的摇篮，是我的隐居之所，是我用来逃避外面世界风浪的港湾。而从老家出走，拥抱成长，则是我迟迟未能完成的重要任务。

不过，在了解动物的藏身行为之后，我对自己的躲藏习惯也就释然了。艺术家大卫·纳什（David Nash）曾画过“羊群空间”（sheep spaces）系列作品，画的皆是羊群在休憩或藏匿时的栖身之所，比如树根下，或乱石边的一些隐蔽角落。早春时节，雄鹪鹩也有类似的躲藏行为。在求偶大戏上演之前，雄鹪鹩会先制作五六个精致的游戏巢。它们以精湛的技巧，乐此不疲地穿插、编织着苔藓和羽毛，只留一个小孔作为出入口，约翰·克莱尔将其比喻为“酒桶上的木塞孔”。不过这都是些单身汉的活计，雄鸟做这么多巢，只是为了练习、找乐子和相互炫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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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次东行的目的地，多少也算是一处藏身之所，是我偶然觅得的短暂隐居之地。当下我的境况尚不足以构建一个正儿八27经、完完整整的家。我需要的，只是个方便的、能凑合住的地方，隐蔽点儿就更好了。我与女房东凯特在谈租房条件时，也全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不会一直租住在这里，没有带大件行李，也没有任何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包袱。我们甚至连租房合同都没签，因为那样有点太正式了，甚至带着些许殖民色彩。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当凯特去伦敦出差时，我要帮忙照顾她的三只猫，还要关照立刻跃上我心头的、树林里的一大堆无助的小动物。我还得担起照看房子、收快递、接待水管工等一应杂事。有空时，我得去看看周围的野生动物，院子和沼泽地里的大黄蜂，时常在阁楼上安家的长耳蝙蝠和雨燕，以及经常光顾喂食器的成群的鸟儿。

起初，我几乎无暇关注周围的环境。这个农场的位置比较偏僻，常年潮湿，因生长着成片的帚石南和荆豆而得名。最初几天，我眼中的景象，可以用房地产经纪人的行话来完美概括：17世纪农舍、温馨宜居、半木质结构、原始风、木地板、九间房、作家和隐士的不二居所。我尚未走出最初的文化冲击，不过，我只关心自己在一楼的那间小屋，以及如何在短短两天之内，重拾我四十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

走进我的小屋，仿佛走进了一片小森林。小屋的周围和两侧全是石化的橡树林，光秃秃的，泛着陈年白骨的色泽。屋内的地板用15厘米宽的橡木铺成，中间放着一张橡木桌。可以说，小屋里的橡木比外面的还要多。北面的窗户上有窗棂，是橡木做的，窗外是一大片坡地，绵延至韦弗尼河畔的柳树林和赤杨林。南面有一块甜菜地，坡度缓缓向上，直至山脊上的庄园树林。在28（1）树林与我的窗户之间，是一个带围墙的院子，里面种着一棵梨树，还有几株爱尔兰紫杉。鸟儿让整个院子活了起来，生命的气息从窗外扑面而来。雉鸡正在草坪上悠闲地散步。喂食器散落在草坪四处，还有的挂在梨树上，引得不少大斑啄木鸟径直飞来大啖坚果。一对红腹灰雀忽然从蔷薇花丛中现身，臀部的白毛格外惹眼，不时发出柔柔的叫声。我已经有六年没有见过红腹灰雀了。这间小屋风景绝佳，对生存能力要求也很高，便是我将要入住的新居了。站在屋里，我回想起了拉斯金[2]对红腹灰雀巢的夸奖。他曾欣赏过一个完全用铁线莲枝条编织的红腹灰雀巢，枯萎的花朵全部露在雀巢的外侧，像一个花纹复杂的哥特式圆盘，看起来十分雅致，透着古意，显然是为了美观而特意为之。拉斯金的评价是“难以置信”。红腹灰雀筑巢，不是“在神经纤维受到了生物电流的刺激之后，将收集来的铁线莲枝条进行简单机械地排列组合”。红腹灰雀并不是什么建筑家，但它却“拥有获得幸福所必备的细腻情感、筑巢技术和艺术表现力”。

抛开筑巢不谈，这些能力听起来也都是过好日子的前提条件。沉浸在橡木小屋的质朴气息中，我试着去感受其精巧的构思。可以说，小屋的“花朵”也暴露在外侧，清晰可见。这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巢穴，又是为什么物种准备的？屋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横跨墙角的6根斜梁，形状像伸展开的树枝。每根斜梁的中段，都呈现10度左右的弯曲。我突然想到，这几根梁很可能来自于同一棵弯曲的橡树。伐木工在附近的橡树林里选中这棵树时，应该就已经想好将来要做房梁了。在距离弯曲处30厘米的地方，至少有三根斜梁上都有一个椭圆形的节疤，活像一张等高线地形图，又像是开了壳的牡蛎。斜梁是顺着木材的纹理切29（3）割的，因此看不出生长年轮，只有漩涡状的纵向纹路。越靠近木梁的边缘，纹路就越致密，说明这棵橡树是在干燥的环境中长成的。我把木屋想象成一枚气候化石，或许在400年前，理性时代[4]方兴未艾之时，河谷的橡树林曾经历过一次大旱。在当今这个缺乏定论的时代，想象力依然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而我很庆幸，能够觅得这样一处栖身之所。

我开始在这间古朴的小木屋中归置我的书、画，以及整理一堆五颜六色的电线。就在这时，我却迟疑了。何必要去装饰它呢？为什么我不能像上一位主人那样，放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干净的桌子便足矣呢？我尽力思索着，还有什么现代的物件能与之相称，比如极简风格的日式家具或是精致小巧的摆设等等。然而，我唯一能想到的真正答案，与前房主的陈设并无二致。可是，我得在这里生活，得过日子。我需要看书，需要温暖，需要光线，具体来说，我需要好几盏灯。屋子的天花板很低，木质结构又不透光，只在屋子中间装一盏灯是不现实的。于是，我计划打造一套低碳照明生态系统，将灯安置在我需要的地方：亮度高的留着晚上码字用；光线柔和的就放在扶手椅旁，小憩读书时用；还需要一盏可以随时移动的，用来找书，找黑暗角落里的收音机、传真机。当三盏灯一同开时，木屋像极了圣诞洞穴。不过，在一番努力的理性思考过后，我宁愿将其想象成一个森林光线系统，时而斑驳，时而明亮。爱德华·威尔逊曾经这样描述亚马孙地区森林中的光线：

太阳又出来了，从外向里，将整座森林切割成一个个光影斑驳的壁龛。顶部的树叶在强光的耀灼下熠熠生辉，光洒向树皮上一道道仿若微型峡谷的纵向裂纹，照30亮其间两三厘米深的“沟壑”。光线像穿透海面，从树梢过滤下来，散落在强劲的树根上。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壁龛里的光线忽明忽暗，时而将蠹虫、甲虫、蜘蛛、树虱以及其他小动物从洞穴里召唤出来，时而又将它们驱赶回去。

我幻想着，自己在如壁龛般光线明亮的房中穿行，抬手将碟片放进CD机里，再窝回柔和灯光下的扶手椅，好似昆虫返回它们的巢穴。

傍晚，我常常坐在自己这座“小森林”中，凝望着日落之前的最后一刻。一天晚上，木屋被一圈朦胧的橘色光晕笼罩着，所有的电线、地板、窗棂和画框忽然间开始变得模糊，伊丽莎白·布莱克德尔[5]的那幅实物大小的《飘带兜兰》（Paphiopedilum sanderianum）突然从房梁上长了出来。这幅画是我随手挂在那儿的。兜兰的根茎和叶片曼妙地攀上了木梁，花瓣幽垂，如飘带般悬在书架上方，俨然变成了气生植物的模样，原来在兜兰和木梁之间，存在着一种伙伴关系。我突然释怀了，想起我家那些旧家具，如今看来，院子里的大黄蜂其实是把朽木啃咬成了异域风情的木雕。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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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这家还有几只猫牵动着我的心思。此前它们在猫咪寄养所待了四个月，回来之后便蒙上了一层迷惘与沮丧的情绪。布兰科和莉莉，一只是生着金碧色眼睛的白色卷毛公猫，一只是中年玳瑁母猫，它们俩警惕性很高，总是蜷缩在空房间的床底下，一动不动。只有小黑与众不同。她是一只黑白相间的母猫，长得跟那只小有名气的埃塞克斯猫有些神似。小黑总是在我面前晃悠，抬起头看着我，像是要和我说话，每每看着她的小脸儿，我的心都要融化了。我也曾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另外31（6）两只猫咪引出来，可它们却以坚决的态度表明，还在为被送去寄养的事情而生气。

根据一本靠谱的养猫手册的建议，我应该先将猫咪关在它们的猫屋里，至少关上一个月，然后才能放出来，让它们感受如迷宫般的其他房间和广袤的户外乡村。但这怎么可能办到呢？一天早上，趁着又是刮风又是修门、工人们进进出出的工夫，小黑和布兰科溜了出去。我在小屋里里外外都找不见它们的踪影。我先是忧心忡忡地，从谷仓和储物棚开始找，逐渐心急如焚，一直找到沼泽边，到最后沿着林间小径一路寻找，我的心已沉到了谷底。我必须羞愧地承认，当时的我，除了担心这两只猫，还同样忧虑着自己的命运；脑海里一直在想，我的租约怕是彻底毁了，铲屎官的日子也到头了。不必说，当天晚上它俩就回来了，像往常一样蜷缩在自己的猫屋里，还在地毯上煞有介事地放了一只鼩鼱的尸体。我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家猫的驯化史才不过四千年，它们丝毫没有丧失祖先野外生存的独立性和划地盘的能力。有了第一次探险经历之后，猫咪们开始在家里频繁出入，时而溜进烟囱管道里，时而把自己关进卧室的衣橱里。我彻底没招了，只能提前两周还其自由。猫咪们拥有了“通行证”，就像当初我为是否该换一种生活而过度焦虑时，房东凯特指引我上了楼梯，从此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跟随着猫咪的脚步，我也开始探寻房子里各个隐蔽的角落。夜晚，就算离我最近的邻居，也住在四百米开外，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我关了灯，将音乐声调大，试着四肢着地，爬过狭窄的过道，看看自己能否仅凭触摸找到方向。凌晨时分，这间取材自橡木林、生长在橡木林的小屋，似乎出现了些许32游离。毫无疑问，小屋一直是活的，丝毫不似表面看上去那般僵硬平直。随着气温下降，小屋的横梁和榫卯处开始收缩，整个空间的形状都随之发生了改变。桌子上的摆设、杯子和电话滑到了边缘。房门不时开合，透出一丝神秘诡谲的气息。月圆之夜，月光透过窗棂，在地板上映出鲜明的分叉。一天夜里，我拿着手电筒上了阁楼。这里从前是仆人睡觉的地方，房中支着一顶摇摇欲坠的帐篷。帐篷是用羊圈的旧栅栏搭起来的，中间还铺了些茅草。阁楼的东北角布满了蜘蛛网，雨燕曾在这里用杂草和羽毛筑巢。再过两三个月，我的图腾候鸟或许就将归来了，在我衣柜上方二三十厘米的墙角安家，安宁祥和地依偎在一起。

这么快我就产生了家的意识，并且开始享受这种感觉，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我怡然自得地沉浸在打理和归置小家的事务中：给旧衣服染色，制作小工具，冒着搞砸的风险，在厨房里用罕萨（Hunza）产的杏子和小米面粉做实验。至于自己用的物件，我也开始变得讲究。不论是预备工作之前，还是完成工作之后，甚至在工作的过程中，我都把它们收拾得干净而整齐。我告诉自己，这么做就是图个方便。在一个缺乏秩序、未成体统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好好生活和工作的。我很清楚，我的各种零零碎碎，尤其是工具和书，皆是我的珍爱之物。它们不仅承载着我对过去的回忆，也关系着我当下生活的安全感。冬眠之前，动物都会先找好地方，藏好粮食，收拾停当，静待春天的到来。而我的行为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片小天地提高了我的写作效率，让我多少有点沾沾自喜。小屋是隐秘树林中的隐秘之所，经过我的改装，它变得像20世纪20年代双翼飞机驾驶舱那样紧凑而舒适。生病时，我会和电脑闹别扭，倒算不上敌我冲突，我只是很反感电脑上的每一步操作都引出一堆眼花缭乱的选项，实在是太麻烦了。于是，我干脆在两张小桌子上，从左到右依次摆放了所有东西：两台打字机33（7）（电动的那台用于复印），一台传真机，几部电话机，带标签的卡片收纳盒，一台光线稳定的高亮度照明灯，还有一个双筒望远镜。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放了一根非常精确的体温计。生病难受的时候，我可以用它量一下自己发烧多少度了。

或许有人会问，当一名全职作家、靠写作谋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坦白讲，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得忍受在室内长时间独处，就像攀岩却不借助登山绳那样，全凭自己的毅力坚持下去。不过，倘若能像一只被圈禁的小猫，将这片小天地打理得舒适而温馨，自然就不那么难挨了。我发现，有些能够转移注意力、增添生活乐趣的小巧思当真很管用。在清理打字机时，我用上了手头最接近医用酒精的东西，一瓶美体小铺的佛手柑古龙水。于是乎，我便拥有了整个东安格利亚气味最芬芳清甜的打字机。多少次，当我心烦意乱，或打字太快累得手指酸痛时，我就会换上电动打字机，望着一串串自动冒出的系统联想词组发呆，感觉它们就是从字符洪流中自然而然蹦出来的。需要拿书时，我得从小屋的中央出发，向着正北方，完成一次小型的“远征”。这是我在屋里跋涉的最远路程了。这个时候，窗外的风景会从南边的庭院和菜地，变成北边更为野性的草地和沼泽。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在创作她精彩的作品《听客溪的朝圣》（Pilgrim at Tinker Creek）时，不过是在霍林斯大学图书馆二楼的一个小隔间里，窗外的景象，只有铺着沥青和沙砾的屋顶。她写道：“有些人喜欢没有风景的房间，因为唯有这样，想象力与记忆才能够在黑暗中相逢。”她关上了百叶窗，在上面粘了一幅画，假装是窗外的风景，“假如我有高超的画技，我会在合起的百叶窗上直接画出一幅墙壁错视画，画出窗页所遮挡的一切。可惜我没那本事，只能将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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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夜幕降临时，我的小屋也没了风景。躺椅上，我自在地读着书，一两只小猫相伴左右。我收藏了一大堆书，思绪随书中的思想和人物一同遨游，随便一处有趣的内容都能将我引向九霄云外。我重温了沼泽中鬼火的历史，探究了诺福克郡有史以来历代作家的放荡生活，找到了关于动物意识的新理论，还梳理了当地兰科掌裂兰属（Dactylorhiza）多到令人惊叹的花色和种类，解开了它们最初被人发现到最后走向消亡的谜团。在沼泽地区，湿地、树林和水塘的布局杂乱无章，加上兰花家族生性富有创造力，造就了当地野生兰花的一段繁盛时期。在离小屋不远的罗伊登（Roydon）沼泽中，J.E.劳兹利[8]发现了古代沼泽兰花淡黄色变种（ochroleuca）的第一株英国标本。而今，这种兰花以及此地曾出现过的其他野生兰花早已因干旱而绝迹，只能在书本里见到了。

黑夜从窗外渗透进来（旧窗户上没挂窗帘）。我感到有些奇怪，在如此静谧的夜晚，作为自然作家的我，居然会宅在家中码字，这会不会有些名不副实？我难道不该去嗅探狐狸夜行的踪迹，去漆黑的田野里窥察鹿的身影吗？为何要忙于从事这些人为的深思和研究呢？与文字打交道的生活，不正是自然生活的对立面？曾经，每当我想为自己的社会身份辩护时，我就会说，自然写作与种地一样，是一项真正意义上值得尊重的乡村工作。其成果取决于天气、季节等多种因素，有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你的双脚丈量过多少土地，进行了多少次思考，决定着你能写出多少字的作品，这和种地的收成是一个道理。我恨不得把英国个人所得税的条款搬出来，证明连国内税务署都为“农民和文学或文艺工作者”制定了一项专属优惠，允许这部分人按照丰年和灾年，以个人所得平均值进行报税。由此可见，作家和农民是多么相似。不过，这尚不足以构成一条有力的论据。在大部分人的理解中，作家的终端产品无非是些个人和社会记忆的古怪结合，旧时35（9）神话和当代隐喻的古今结合，再加上零星一知半解的科学观点。人们或许承认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讲述当地历史的价值，而口述历史者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工作之一。但是，谈及作家创作和撰写文字，他们就会觉得匪夷所思，其中的神秘程度不亚于共济会。“那你靠什么来赚钱呢？”这是不从事文字创作职业的人常脱口而出的问题，就好像作家进行的虚无的文字表达只是玩玩而已，从来都不能算是正经事。

这样的困惑，我其实也常有。从某种意义上就事论事地说，写作以及一切想象力的活动都不过是游戏，对于真正的生存来说，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人们很容易认为，写作是人类所做的最不自然的事情。然而，徜徉在这间被野性自然怀抱着的小木屋里，我忽然觉得，万事万物似乎都变得更原始，联系也更紧密了，我得以更贴近人类早期依靠嗅觉去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秩序井然的农耕与畜牧。我找到了一本书，名字很吸引人，叫《欣赏飞蛾》（Enjoying Moths）。在书中，罗伊·莱弗顿（Roy Leverton）提到，维多利亚时代，昆虫学家发明了“夜行”（dusking）一词，用来描述在夜间进行的野外考察。黄昏时分，他们会提着灯笼，带着糖网出发，将幽灵般的飞蛾引诱到网中。抛开倒霉的飞蛾不谈，让我中意的，是“夜行”这个词，它也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我在夜里的逡巡漫游。我时常会碰到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这些问题也一直难有定论。这时，我就会趁着夜色出发，亲自去大自然中寻找答案。

思考、想象和写作的魔力，是无法完全脱离大自然的。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中，也不乏一些名人志士。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在下面这段描写中，展现出了他一贯的戏剧张力：

他要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让清风和小溪都甘愿为他效劳、替他说话的诗人；他紧扣每个字带给人的原始感觉，就像农民在春天将木桩扎进土地……他说的话仿佛诗句，36（10）誊到纸上，就像新鲜嫁接的枝条，根部还带着泥；他的诗句是那么真实、鲜活，恰似初春的花蕾，含苞待放……

而杰出的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11]也曾对类似观点进行了深刻阐述。在《非自然写作》（Unnatural Writing）中，他认为：

意识、思想和语言本身就自带野性。这里所说的“野性”，与大自然的“野性”一样，都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也是极为复杂的。它充满了多样性，自古就有，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故事，是人类在世界上留下的一种痕迹。所有文学作品皆为痕迹遗存。与之类似，还有那些关于野人的传说。而野人给我们留下的，就只剩故事和几件石器了。其他生物同样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在鹿的世界里，故事就是气味的轨迹。气味在鹿与鹿之间流转。凭借本能，鹿可以艺术地解读着这些讯息。血迹的味道，尿液的气息，发情的征兆，求偶的暗号，树干破口处的青涩，以及很久之前残存的气味。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问，人类语言是否自然的一部分。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语言当然是从自然界中进化而来的。这个问题真正问的是，语言与自然的野性是否遥相呼应、琴瑟和鸣。有人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电话号码簿”，就像寒冬的鸟群通过叫声来保持彼此的联系一样。这种想法虽然温情动人，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延续了人类返璞归真的古老渴望；更何况，这种想法还强调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实则算是一种倒退。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人类的绘画和语言天赋，常被视作人类独有的本领，不可逆转地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是人类堕落、失宠的根源。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其他物种拥有怎样的37（12）自我意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的物种都无法像人类这样，如此娴熟地运用语言，进行触类旁通的思考，并通过复杂的联想与参照系，去调节自己鲜活的感官体验。

可是，大自然为什么要因此而“疏远”我们呢？“回归自然”究竟是出于渴望，还是出于畏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不过，如果有人认为，“回归自然”必然会导致某种自我意识的让步，那就未免有些荒唐了。人类通过进化，成为了畅所欲言和胸怀大志的物种。这是人类在尘世间的定位，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是，我们能否重新审视自己拥有的这些本领，将之作为人类的傍身之物，而不是将其视作我们脱离自然的罪愆呢？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和想象力的确让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力变得迟钝了（这一结果并非必然），也让我们明白，人类与其他物种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但是，语言和想象力也是我们理解人类与其他物种亲缘关系的途径，让人类带着自身特有的禀赋，恰如其分地融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中，成为觉醒者和庆祝者，让人类独特的“歌声”为浩瀚的自然之音增添精彩的韵律。

乔纳森·贝特[13]曾在《地球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中这样写道：“深生态（deep ecology）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在地球上实现，不过，作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人类的生存与否，取决于人类依靠想象力去创作和描绘这种美好梦想的能力。”而我想补充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人类与自然的亲近关系，其实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态纽带，绝对不亚于空气、水和植物光合作用对人类的重要性。

约翰·克莱尔在其自传中，经常会用“沉下心来”（dropping down）这个词来描述自己想写些随笔时的状态。就像鸟儿准备觅食时，会飞得低一些。这种用词的感觉呼之欲出，自然而然。在他的诗歌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诗句天马行空，意象层出不穷，从植物到山丘，到天气，再到记忆，包含了他在某个时刻产生的所有即时的、当下的体验，好似一幅全景扫描，38谢默斯·希尼[14]称其为“世界的源源不断性”（one-thing-after-anotherness of the world），例如以下这段诗句：

我们在古老的浆果小道上，流连嬉戏，浪掷时光

像饱食蜜饯那般尽情地享用吧，趁现在吃得到

轻盈跃动的身影，像熹微晨光中的野兔

美丽的剑井，蜿蜒的小路，我们一路快乐奔跑

橡树环绕，前路渐窄，南方乌云又聚

路过一处废弃的坑洞，正好用来躲雨

口袋里装满了从田里偷的豆子

饱餐一顿，大快朵颐，哪管外面倾盆大雨

被时间偷走了的一切，言语无法表达万一

只剩下那古老的布道林，还有那出戏

作为一名观鸟人，克莱尔的目力可谓明察秋毫、细致入微，对鸟儿的了解堪比鸟儿自己。他并不是一个天真到只会写诗的人。上述诗句摘自《追忆》（Remembrances）。在这首诗中，克莱尔以巧妙的构思，再现了童年的难忘经历。只可惜，后来的圈地运动永远地改变了家乡的模样。他用这首精心打磨的小诗，讴歌了所有被边缘化的零余者的生命。

本来，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只是，许多鸟儿也懂得“打磨”自己的歌声，懂得从父母和其他鸟儿那里学习歌唱，比如克莱尔极度推崇的夜莺，在六月的歌声就比在四月时更加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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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之交，我整日和伊恩待在小木屋里。他名义上是装修队的油漆工，可实际上，当他在我的小屋里安静地、有条不紊地39刷漆时，只要发现任何问题，他都不会袖手旁观。他从建筑商的院子和我家的谷仓里找来了废旧木板，给水槽做了围挡，还帮我修好了迷宫似的电视天线。他对屋内的色彩搭配也很有发言权，有时我甚至认为，他其实有否决权。一天早晨，他在打磨墙壁时，发现墙面露出了石灰砂浆的不同层次，就喊我过去看。鲜明的浅粉、浅绿和浅蓝色块裸露着，重叠处有点像乌龟壳，又像空心紫杉木上常见的色斑。墙面再往下是用石灰、沙子、水和动物毛发制成的糊墙灰泥，平铺在用橡木和欧洲栗木搭建的木屋框架上。我们的小屋用的是马毛，其实任何动物的毛都可以。18世纪80年代，吉尔伯特·怀特[15]用自家狗的狗毛做了吊顶的糊墙灰泥：“罗弗（Rover）的毛只有4盎司[16]，东北风把它的毛都薅走了。”

我曾问过伊恩，有没有做过传统的抹灰篱笆墙。他年纪挺轻，透着一丝东安格利亚人特有的腼腆。不过，答案是肯定的，他当然做过，但他用的不是常见的榛木框架，而是就地取材，附近能砍到什么木头，就用什么木头做。不过，有一种木头是绝不能用来建造房屋的，那就是柳树，尽管柳树在沼泽地区随处可见。这是因为柳树能在潮湿的灰泥里生根，能从墙壁中抽出新芽儿。

伊恩对本地的乡村建筑风格相当在行，修房子时，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审美。他认为，修房子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当前的居住需要。房子当然要防潮，木头要做防腐处理，修不了的断木和烂木要换成新的，用料和风格还要和房子原来的特色保持一致。但是，修饰家具日常使用的磨损，或通过特意做旧，让家具呈现古董的面貌，显然已经超出了修缮的范畴，而成了房屋改造。就这样，他将房梁上的百年木蜡和油漆做了抛光。不过，梁上还是留40着不少钉眼、蜘蛛网和驳杂的灰泥。地板上留下的生活印记实在太深了，几乎看不到任何光泽，用经年的啤酒来着色倒是产生了去除毛刺的效果，还显得十分高档。小屋之所以有“特色”，并不是因为室内设计师的某种匠心独运，或对古迹的保护与传承，而是因为小屋的每一块材料，都体现着过去的生活记忆和小屋的来历。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变成了小屋的感官系统。

历史学家很喜欢借用书法中的“重写本”（palimpsest），来形容那种层层叠加的手工艺品和自然风景（或许还包括生活经历）。“重写本”一词，其本意是形容一张手稿，为了写上一层新的文字，原有的旧文会先被抹去。用“重写本”一词来形容现代世界飞速更迭、不着痕迹的变化确实恰如其分，然而，仔细想想却也让人有些沮丧怅惘。“重写本”一词用于形容此地，多少有点意外和牵强。最茂密、最丰富、通常（但不是必然的）最古老的自然风景，其实刚好与这词的意思相反：旧的文字其实是能够透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影响着新的文字。大地的褶皱，沼泽的缝隙，土壤的酸蚀，其实一直都在，顽强而永恒地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同样，同一片栖息地上的野生动物也都有自己的坚持。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处原始家园，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哪怕新修的道路和人类的回收复垦活动将这里变得四分五裂。（我们怎么好意思用“回收复垦”[reclamation]这个词，如此自以为是，仿佛人类是在从自然界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只可惜，动物们往往是失败的一方。但是，人类也可以为景观增添有益的修缮，而且这些修缮在其原始功能消失、被赋予新的形式和用途时，也能长时间地发挥良性作用，与自然和谐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东安格利亚就像一个覆盖着层层风景的幽灵。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重要的东西。榆树枯死了，树篱衰朽了，田野也干涸了。但是，古老而庞41大的界沟和曾经与车道相连的宽阔草场依然存在，这些大自然的逻辑框架并没有消失。

在3万多年前法国的史前洞穴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画有时就直接画在旧画之上，或者见缝插针地画在旧画的间隙及边缘，比如将马画在原来熊的位置，作画者的画技高超，能将旧画完全掩盖。而“patina”（包浆）这个词，则同时具有形成外壳和自然侵蚀的双重意蕴，更接近于此类经过层层加工之后的终极产物。不过，“weathering”（风化）或许是更恰当的比喻，因为它直接展示了自然力和人类活动持续作用的痕迹和经验累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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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之前小心藏在我的房梁纹理和大量隐喻之中的主角——真正的天气事件，突然决定亲自造访小屋。按照东安格利亚人的老传统，萨温节（Samhain）来临时，人们会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点燃火堆，驱赶邪灵，抵御即将到来的冬日的肃杀与昏沉。就在万圣节和萨温节前夕，一股冷空气突降河谷。寒风自西南方刮来，横扫诺福克郡的整片乡野。橡树的树干被大风拦腰刮断，电话线和供电线也未能幸免。河谷里，多户人家与外界失联长达一个星期。我们的房子虽然逃过一劫，但躲在屋里，依然能感受到强风无处不在的威力。刮风前大概一小时左右，会有一种诡异的污浊之气，从房梁连接处和房门的缝隙中偷偷渗进来，弥漫整个屋子。石膏粉末、烂木屑、羽毛、马毛和鸟粪渣，在空气中交织缠绕、上下纷飞。我怀疑，这会不会是四百年前就粘在阁楼上的雨燕粪便，呼啸的狂风将之卷起，穿过地板的缝隙滚滚而下。积年的尘埃散发着一股原始气息，是一种死了化为灰烬之物42所特有的甜美而危险的气息。烟尘盘旋了几个小时后，渐渐落定，气味沉淀在每一处平面上。这既是在提醒着我逝去的生命，也短暂地侵扰着我崭新的生活，让人猝不及防。

大风暴才刚刚开始。几天后，暴雨倾盆而至，一连下了三个月，几乎没有间断。天气湿漉漉的，起初令人感到压抑，后来则是觉得荒唐。雨水无孔不入，漫灌到所有你能想到的坑洞里，甚至包括上千年前形成的洞穴。洪水像是在玩隔空传话游戏，任性地偷偷开启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在不起眼的低洼小巷里，在水沟似的护城河里，在农民自以为已排干的田野里，洪水自有打算。暴雨淹没河谷的一段影像登上了电视新闻，朋友焦急地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好。（我们毫发无损：房子建得很有远见，比河面高出了25米。）

有一次，我在约克郡谷地（Yorkshire Dales）拍摄石灰岩短片，收音师成功地收集了54种不同的流水录音。他捕捉到了大雨过后，山泉水从山上倾泻而下的声音；钟乳石上，石灰水悄悄滴落的声音；瀑布从峭壁飞流直下，落入水潭沉闷翻滚的声音；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地下溪流冲刷河底石子的淙淙声，隐隐约约，又永不停歇。在没有岩石峭壁、海拔也不高的诺福克郡，是听不到这般悦耳的水声的。

不过，诺福克郡的水胜在色彩。这里到处是水，流光溢彩，变化万千。草坡脚下是一汪沼泽，更远处是一片被水淹没的牧场。在天光的映衬下，牧场越发苍白，从树林这头望去，会误以为是一大片新品种的农作物，或是一张巨大的温室大棚塑料膜。曾经毗邻田野的池塘里，一只天鹅起飞了，身影仿若幽灵，分外洁白，像猫头鹰一样在茂密的柳树林中穿行。大雨将田野里的沙43子冲进了农场里的池塘，塘里的水被染成了黄色。地上，几乎所有冒头的东西都因为下雨而变得色泽昏暗。羊群泛着灰色，脏兮兮的。空气就像打湿了的法兰绒。树林的轮廓染上了阴沉的色调。唯有被十月的大风刮断的树干，断面被水浸透，呈现出一抹鲜红。

难怪一直以来，东安格利亚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大批风景写生者。水面的反射形成了另一种光源。从诺里奇学校（Norwich School）的浅滩，牛儿嬉戏打滚的泥塘，到康斯特布尔（Constable）的运河，威利·洛特（Willy Lott）小屋前的池塘，再到画家们周末写生常去的海岸线和布罗兹湿地的大量水景，东安格利亚遍布着两种艺术能量的源泉：上有苍茫无垠的天空，下有波光粼粼的湿地。

因此，十一月份铺天盖地的洪水也就不稀奇了。诺福克郡是个潮湿的地方，与潮湿齐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平坦。在这里，山坡和小丘并不多见。相反，向下凹陷的景致倒是随处可见。在西边的布雷克兰，成群的小池塘星罗棋布，每个池塘都被“冰丘”（pingos）环绕着，看上去像一座座微型堤坝。冰漂石（ice-boulders，又名“冰晶”）在冰川南移的过程中逐渐下沉，日积月累地融进沙子里，逐渐形成了这些冰丘。可想而知，一些人为挖掘的坑塘也混在其中，难以分辨。在河谷沼泽的低洼之处，曾经的泥炭矿坑被洪水淹没，变成了边缘隆起的小型浅滩。丰沛的水系让这里的地势变得愈加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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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河谷的水景已经变成立体的了。要是再加上地上的积水，那便是四维的。水无处不在，到了近乎匪夷所思的地44（17）步。车道完全被水淹没，好似彼此相连的潟湖。我发誓，水位已经涨到了椅子腿那么高。屋外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仿佛在经历一年中的第二次春天。水似乎在催促着这片土地，像控制提线木偶似的，命令大地、树木（还有我）赶紧采取行动。小路两旁的溪流和堤坝泛起水浪。我发现车在打滑，眼前满是挡风玻璃上汹涌的水花，以及被狂风裹挟着的白眉歌鸫的身影。我乘风破浪，来到我家以西1.5公里处的大沼泽。这里的泥炭在水中浸得极为湿软，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海绵上。我还救了一只陷在莎草丛中的狐狸，个头不小，浑身都被泥水打湿了。脱困后，它在泥坑周围稍微干一些的地方来回蹦跳。每次落地，都会甩下一些湿答答的泥点。大概跑到四五十米开外的草丛后，它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看着我。我们之间短暂的际遇算不上和谐。我一脸兴奋，它却怏怏不乐。不过，我觉得似乎能理解它的感受。被水围困的经历多了，连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忧郁而沮丧的两栖动物。

几天后，我第一次来到了布罗兹湿地，这里是整个地区被淹得最彻底的地方。倘若你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会认为，这片湿地就是为这种天气而生的，而这种天气，也正是这片湿地的由来。太阳隐于层云之中，不见踪迹，只有东南边漏下几缕光线。雾气白茫茫的，泛着白垩岩的朦胧色泽。一切似乎都在沉析着，渐渐从大雾中现出原形：目之所及，尽是东倒西歪的柳树，被水淹没的草地，以及无动于衷的牛群。这是一种光线的把戏，却也足够具象地折射出乡野间的水天一色。经过长途跋涉，我来到了位于布罗德兰（Broadland）东部的霍西池塘（Horsey Mere），沿着湖边，一路蜿蜒前行。我小心翼翼地在高高的芦苇丛和白桦林间穿行，不料还是惊起了一群长尾山雀。这种山雀的窝形状小而圆，受此启发，当地人称之为“圆桶鸟”（bumbarrels）。一眼望45（18）去都是相似的水面，导致我的方向感出现了错乱。茅草船屋刚刚出现在我的一侧，不一会儿，又出现在我的另一侧。天上，成群的粉脚雁在大雾中若隐若现，啄木鸟更是四处游荡。我猜，它们是被那些垂死的赤杨和柳树吸引过来的。于是，我更加疑惑，此地究竟算是林地还是湿地。这里的树林和湿地总是相互穿插，彼此毗连，复杂多变。

下午，在阳光照射下，雾气蒸发殆尽。我在湖与海之间，一路往回开。一只沼泽鹞从芦苇荡里飞了起来，停在一根枯木上。它的动作轻盈，似乎深谙东方的凌空行走之术，于它而言，飞行不过是随着气流，顺势而动，而非身体刻意为之。落定之后，沼泽鹞失去了气流的加持，相对于柔弱的树枝而言，它的体形显得格外硕大，些许有点突兀。紧接着，我的余光瞥见一小群长翅鸟，正在堤坝附近越飞越高。我赶紧戴上眼镜，定睛看了几秒，清晰地认出那是三只鹤，生着银灰色的羽毛和天鹅般的脖颈。此前，我只在西班牙南部见过一次鹤群，大多数西欧人都喜欢去那里过冬。

在布罗兹湿地，鹤群是新来的珍宝。它们迷人而神秘，说着无人听懂的语言。如今鹤群归来，算是“浪子回头”。16世纪，鹤曾经在布罗兹繁殖，整个东安格利亚气候较为潮湿的地区，可能都有鹤的踪迹。然而，在随后的四百年间，却难以再见惊鸿，鹤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之间长途迁徙。只有当鹤被大风刮离飞行路线时，东安格利亚的人们才能一睹它们的倩影。1979年9月，有三只鹤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布罗兹湿地，选择留在此地过冬，次年又留在此地消夏，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1982年，第一只雏鹤诞生，流浪的成年鹤也陆续加入进来。到了2003年，鹤群的规模逐渐壮大，达到了14只至18只。

鹤群是野性荒野的化身，此番回归布罗兹湿地，是这里的福气，说明此地的自然野性尚未被破坏殆尽。鹤是自愿来到这里46的，它们选择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在没有任何精心保护和栖息地管控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这也就不难明白，放眼世界，无论鹤在哪里繁殖、过冬，甚至仅仅路过，都被人们视为好运、兴旺和生育的好兆头。鹤的迁徙飞行宛若一部史诗。鹤群的身影仿佛镌刻在天幕之中，队伍中回荡着微弱而兴奋的鸣叫。到达繁殖地后，鹤便开始了它们奇特的舞蹈表演，仿佛在庆祝节日。每年春天，都有5万多人专程赶往瑞典的霍恩博尔加湖（Lake Hornborgasjon），在那里为鹤欢呼，许多人还会与鹤共舞。我曾经去过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观察鹤如何过冬。鹤以小家庭为单位悠闲地漫步，以软木橡树和霍姆橡树的橡果为食。不过，鹤就算是在吃东西，也像是在翩翩起舞，跳的还是优雅的法式缓步加沃特舞。

我的新邻居马克·科克（Mark Cocker）也是一位作家。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官，曾在诺福克郡见过鹤群起舞，让我羡慕得要命。天气却越来越差，我真心祈求祖先能显灵，或是通过念咒阻止冬季悄然而至。然而，就在东安格利亚的农民刚刚开始收割甜菜的时候，大雾降临了，使甜菜的收割工作俨然变成了一出大戏。与房子齐高的巨型收割机加班加点，干到深夜。一排排照明灯从浓雾中透射出白惨惨的光。从我书房的窗户望去，好似科幻电影《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中的某个场景。农舍旁的甜菜越堆越高，看上去像是打仗时的防御工事，而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堆蔬菜。第二天，农民动用了拖拉机牵引的犁、耙和钻机，三种机器轮番上阵，一个接一个地在田里耕作。地里的野兔四散着奔向篱笆，雉鸡逃到了我家的墙根下，站成一排。不到两周的时间，刚种下的冬小麦已抽出了新芽，光秃秃的田野蒙上了一层绿色的薄雾。

47之后，气温降低，东风渐起。诺福克郡骇人听闻的寒风是从草原刮过来的。六周前，大风卷着17世纪的细腻尘埃；现在，似乎又卷来了消融的终年冻土。风从门窗的缝隙中钻了进来，摇得窗户吱呀作响。猫咪进门的挡板被风径直刮成了水平的。夜晚，我能感觉到风吹在我的脸上。狂风中的小屋呼吸急促，温度透支，吸进来的全是冷风，而呼出去的都是热气。屋外是零下10度，而屋内的温度计显示还不到0度，几乎结冰，冷到我无法工作。我用旧枕头堵住了烟囱，又用揉成团的垃圾袋塞住地板上最大的裂洞。每个窗户的缝隙我都贴上了防风封条。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将打字机搬到了厨房。猫咪也冻得够呛，找到了屋里最温暖的地方，蜷缩在一起，很明智地进入了暂时冬眠的状态。

屋外上演着生与死的较量。一只常在甜菜地里出没的野兔，被射中了脖子，横尸在小屋外面的公路上，乌鸦叼走了它的内脏。成群的欧金鸻从俄罗斯的苔原出发一路向南，逃到了这里，在农田的上空飞翔，和凤头麦鸡一起觅食。欧金鸻性子较急，总是聚在一起，四处猛冲，不知疲倦。寒风中，雉鸡的行走变得很困难，它先得时时调整尾巴的角度，保持与风向一致，之后才顾得上吵架。我见过雄雉鸡打架，它们面对面地助跑，接着像芭蕾舞者似的腾空一跃，互相啄上几口，再转身逃开。屋里，我和房东凯特也在吵架。她从伦敦回来，先是发现车子快没油了。接着，她又责备我也不知道给自己准备几件冬装，还光着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没好气地回了她一句，谁愿意把自己做的手工面包和她的切片白吐司换着吃。中央暖气空调关了开，开了关，我们就像雉鸡那样，互不相让。

48一天，我出门了。装修队的工头肖恩将一头死了的麂鹿带回小屋，挂在豚鼠笼旁边的苹果树上，开膛破肚，一番宰杀，将一块块肉塞进了凯特的大冰箱。后来，我从他口中得知了完整的故事。那天，他正开着车，突然遇到两只麂鹿过马路，他不小心撞上了一只，鹿伤得很严重。他心想，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便割断了鹿的喉咙，将它拖上货车。他把鹿吊了九个小时。这样一来，血要么被放干（他自己也懂一些生理常识），要么就流进胸腔，清理内脏时可以一起处理干净。之后，他先砍下了两条前腿，再依次拆下后腿、肩肉、外脊，剔掉骨头，最后分装到塑料袋里。他是个壮汉，对当地的事情无所不知，从人们周末的闲谈八卦，到当地水系的历史变迁。我紧张地问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屠宰手艺。他说道，他的父亲有一个小农场，从11岁起，他就开始宰鸽子、兔子，还会杀鸡，慢慢手法就熟练了。“我们还杀过几头猪。”他小声补充道。幸运的是，那只倒霉的麂鹿并不是清早在我家的草地上散步的那只。麂鹿的血凝结成块，粘在苹果树下的草地上久久不褪，直到后来被大雪覆盖。

法国人用“temps”一词同时表示时间和天气，足以说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种种微妙的联系。在自然界中，时间变化的原因正是天气。世间的一切生物都经历过风吹日晒。从广义上讲，某些重要的时刻或事件，比如一场风暴，一次迁徙，或是精神崩溃，一定程度上都是环境条件的表达或凝结。

我刚刚学到了一个很有用的外来词。此地的人们将恶劣天气称为“blonk”。这个词似乎完美诠释了人们在突然遭逢厄运暴击后的心理感受。而我内心的恶劣天气，显然是从冬天开始爆发的。我明白，在自然界中，天气是人类无法掌控的部分，而我该49做的，就是去接受它所有的情绪，就像柯勒律治（Coleridge）那样。在致儿子哈特利（Hartley）的《霜夜》（Frost at Midnight）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于是，四季于你都满怀浓情密意

不论是盛夏的大地身披

苍翠蓊郁的外衣……

还是隆冬的严霜，静悄悄地

挂成无声的冰凌……

这里虽没有冰凌，寒冷的气候和阴郁的天空依旧使我心绪低沉。坏情绪始终阴魂不散，似乎抹杀了我从这片土地上获得的一切快感和希望。即便这里的潮湿带给我几分享受，而今我却无法忍受这种阴暗。几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热切地期盼着12月12日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天，这种密不透风的阴暗会出现第一道裂缝。由于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轨道不是对称的，每天上午和下午的时长分别在逐渐变短。12月21日冬至来临后，上午变短的趋势并不会马上停止，而是要等到元旦，天亮的时间才会开始提前。不过，下午变长的情况却始于12月12日。我一直很看重这名义上的第一缕光线，总是愿意与朋友一起，庆祝它的到来。

然而，今年的12月12日，天光却分外晦暗湿冷。我感觉自己仿佛已与世隔绝，长久以来都闷闷不乐。在阴冷的冬天，出现这种情绪也很正常。可是，就在三年前我刚刚患病的时候，曾有过一模一样的感觉，这让我从心底感到不安。

疾病，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阴暗面。它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死亡乃万物既定的归宿，个体渺如尘埃，天地不仁，人生无常。不过，乍看上去，抑郁症还不至于说得如此严重。在抑郁症50的背后，并没有随机的生理“意外”，也没有外力从中推动，不涉及乘虚而入的病毒或物种进化的追求。它似乎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抑郁症对我造成的影响却是难以置信的。它否定和扼杀了我所笃信的一切，比如人类与世界之间感性接触的重要性，感官与智力的微妙联系，以及自然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等等。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点，我得了抑郁症。若按照传统心理学理论，当时的我功成名就，正值人生巅峰，理应被幸福紧紧围绕才对。

当时，我刚刚完成《不列颠植物志》（Flora Britannica）的编写工作。这算是我这辈子最难写的一本书了，好在过程还算顺利。其写作难点在于英国植物背后的民间传说，这部分足足有25万字，创作过程虽叫人精疲力竭，却也让人乐在其中。民间传说并不能完全反映这本书的实质，这不是一本陈年古董，而是基于乡野自然的文献纪实。先后有近一万人分享了他们与野生植物的故事，讲述了自己如何寻找、命名、品尝、编织、雕刻、珍藏、梦见植物；展示了在不同节气的庆祝仪式中、在家庭自制草药时、孩童们过家家时、期待好运护身时，人们是如何使用植物的；还告诉了我哪些植物可以用于标记领土边界，或是象征生命的降生、幼年和死亡。而我则负责穿针引线，将众人的宏大叙事串联起来，再融入社会文化背景，补充生态学知识，对故事进行注解，穿插我个人的审美解读。在尽可能符合原作者风格的基础上，我将自己对于植物的点滴了解和体验都加了进去，还融入了我对大自然的感悟。思来想去，我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倘若我注定要做一名档案保管员，那么我的使命已彻底完成。可以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过多考虑过自然写作的本质是什么，也没有去仔细思考这种边缘性的工作虽然取材于生活，但究51竟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汇入现实生活的洪流之中。那年冬天，当这本书已尘埃落定时，我的心中响起一个小小的声音：我要做一个真正参与游戏的人，而不是汇总记录的人。

不过，总有些事情感觉不对劲。而今回头细想，我的确有过一次特别的经历，当时并未留意，然而实际上却预示着什么。那次，我来到距离老家奇尔特恩丘陵不远的泰晤士河谷（Thames Valley），去寻找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片生长在这里的蛇头贝母（学名为阿尔泰贝母）花田的遗迹。曾经，在福特村（Ford）周围的草地上，到处都长着这种惊艳撩人的花朵。花儿开得实在太过繁盛，因此每年五月，当地人都会举办一次“蛇头贝母星期天”的活动，只需往慈善捐款箱里投上几便士，便可以在这里采好几束花。此外，五月一日这天，当地的小孩子还会戴上用蛇头贝母编成的皇冠，擎着花儿制作的手杖，玩起“不给糖果就捣蛋”的游戏。

20世纪50年代初，这片草地被短视的管理者犁平了，改种成树木。但我有种预感，在田野某处潮湿的角落里，这些植物或许能幸运地存活下来。四月的一天下午，在一片小草地上，我发现了三株蛇头贝母花。这让我欣喜若狂，挥舞着我的望远镜和记事本，从车道大步流星地跑上前去。我当时的样子，恐怕谁见了都误认为我是土地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正暗中酝酿着一次例行的环境破坏任务。当地的两位老人倚着自家大门，颇为礼貌客气地询问我要干什么。我略显尴尬，又有些好奇，便提了些关于植物的偏专业和深奥的问题。结果他们对答如流。老人们记得那片草地，还能生动地回忆起盛大的五月贝母花节的种种细节。几位村民在草地被夷平之前，悉心保存了贝母花的球茎，一位老人说他的邻居还将自己保留的25株贝母花繁殖到了250株。可当我继续追问这些花是否在他邻居的花园里时，却得到了一个客套而疏离的答复：“不，在别处。”

52离开的时候，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虽然刚开始还好）。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该何去何从，仿佛沉入大海，不断下坠，只能凝望着海面上的一丝光线。我热爱写作，将之视作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渐渐变成了一个旁观者，躲在一侧诡秘地窥探着大自然的变化。这本书出版后的那个冬天，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自从我开始全职写作以来，这是我头一次在完成了一本书之后，脑海中没有任何新的想法。那个老生常谈的终极问题在我心中时时浮现：是这样吗？多少年来，我一直用工作来修补和掩饰生活的不如意、感情的失败、内心的孤独（这种孤独既让我想坚守，又令我陷入绝望），以及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执念与恐惧。我觉得，写作者即便不是我人生要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也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使命。我的另一个使命，是在母亲因帕金森症生活不能自理时照顾她。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心里明白，这也是我离不开老宅，放不下过往感情的顽固借口。母亲去世之后，我便开始编写那本巨著。而今，这两件事情都成为了过去，再也无法替我掩护了。

在这种心理暗示下，我的身体决定反抗。我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心身症状（psychosomatic symptoms）。我的四肢、内脏和膀胱开始疼痛，还出现了心律失常，房性异位导致心脏早搏。春天来了。有一次我胸前绑着一台便携式心电图机，咬着牙在田野里散步。结果，24小时内，我出现了3500次心律不齐。大夫告诉我，这真是一场惊人的表演，好在检查结果是良性的。他还告诉我，心跳没有进一步紊乱，说明我的身体还算比较强壮。在我体验过每一次的心颤和心悸之后，这样的安慰多少有些苍白无力。

53这些病痛早已不算新鲜事了。我这一辈子，总是容易在失落或失望的时候，感到身体不舒服。有时，坏天气就足以引起我的不适，反过来，坏情绪又会浪费好天气。在我零星写下的一些日记中，我因为春日候鸟归来、秋日天高气爽而满怀欣喜，但好心情总是一再被坏情绪打断。早春（四月实在是“最难熬的月份”）和初冬往往是坏情绪的重灾区。有时，每年我会在同一时段出现一系列相同症状，比如天气反常的“巴肯期”[19]。在我小时候，身体不舒服时，大人们总觉得我容易“过度紧张”，像是一把心情不好时就会发出哀鸣的竖琴。我想，那时的我要是去看病，八成会被诊断为：因遗传和育儿方式等偶发因素导致的分离焦虑或拒绝敏感。这些经历也让我领教了心身症的威力，它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向所爱的人发脾气，也可以帮你摆脱不悦，使你获得安全感；它同时传达着责备与渴求怜悯（“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成年人的心身症状，不过是童年生闷气或使性子的翻版，都属于身体上演的戏码。

但是这一次，情况有些严重了。已经送走了冬天，可我的症状并没有消失，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还不断以新的组合形式出现。我担心得越厉害，症状当然也越严重。一想到未来，我就病态地觉得，自己像个跛子，人生就要崩塌了，这种想法使我越陷越深，逐渐发展成真正的抑郁。我不再有任何想法，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和渴望。我不再去田野漫步，生活的主要灵感来源被尽数斩断。我接受了治疗，但毫无起色。药物不起任何作用，谈心疗法尽管有时很有意思，也能分散一下注意力，可是很快就变成54了喋喋不休地讲述原生家庭的缺陷，不是谈家庭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谈酗酒的父亲和压抑的母亲。这种谈心可以给人带来安慰，也能够成为病人与世界接触的关键点。但是，大多数患者都承认，讨论或是仅仅通过理解疾病，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让病因消失，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的状态越来越差，已经无法做任何事情。选什么，不选什么，都让我感到深深的焦虑。生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甚至无法辨别今天和明天有何不同。我终日躺在床上，为自己深陷焦虑而焦虑。午饭时，我缓缓步行近百米，来到距离最近的一家酒吧，喝了很多酒。我翻看着店里的《泰晤士报》，从头翻到尾，一个字都没看进去。随后，我再缓步回家，继续躺着。我懒得接电话，也不想去取信。

要说我在忍受着失去自尊的痛苦（这是关于抑郁症原因和本质的主要理论），可能是对我的情绪过度解读了。我唯一关注的，就是我的处境。我仿佛被困在了数学家提出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中。将一根纸带扭转后两端粘在一起，会形成只有一个曲面的纸带圈。焦虑就是我的封闭圈的曲面。每天，我只能获得片刻平静，就是从凌晨醒来到恐惧来袭之间的几秒钟。这是一个短暂又真切的片刻，就像在开车换挡时，挂了空挡一样。它提醒着我，还有一种状态，叫作“健康”，这是我想要进入的状态，而不是彻底跳出这种状态。对我而言，做一颗藏在门背后的钉子，谁都别想找到我，其实并没有吸引力。而当我以借酒浇愁的方式安慰自己时，逃避现实的想法，也会变得异常狂野。要是钱花光了，我就用自己唯一的生存技能，去树林里觅食。不过55（20）我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个荒唐的梦而已。大部分时间，我只是躺在床上，保持着飞机上教的“防冲击姿势”，恐惧地弓着腰，绝望地祈祷颠簸的气流快点过去。

为什么抑郁症会找上我，如今看来，原因一目了然。当时，我真的是精疲力竭、彻底完蛋、钻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了。我没有经历过关键的成熟阶段，一直都“羽翼未丰”。我巴不得能够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的神经系统会做出如此怪异、适得其反的反应；对于生存而言，这种反应究竟具有什么价值。像抑郁症这种常见又普遍的疾病，一定会在患者行为尚属“正常”时出现某些征兆，也一定具备某种原始作用和生态影响。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抑郁症源自一种“猎人空手回家的落寞”，这种失落感刺激他将来要变得更加成功。这听上去像是男人赌气时的感受，不像是令人一蹶不振的疾病。长久以来，主导正统心理学研究的，一直都是男性狩猎的场景，以及面对压力时“战斗或逃跑”的应对模式。

然而，在生物界中，任何麻烦出现时，总是存在着第三种应对方式。奥利弗·萨克斯[21]将之命名为“植物撤退”（vegetative retreat）。当战斗和逃跑都不现实、不合适或尚未习得时，生物体会选择保持不动，例如负鼠会“装死”，刺猬会缩成球，仓鸮会昏倒。为了保护自己，它们都进入了接近死亡或睡眠的状态，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一动不动。就连坐巢的小雨燕也会这一招，当然其原因并不相同。当雨燕父母外出觅食、长时间无法归巢时，小雨燕就会进入一动不动的静止状态。植物撤退是一种安全防御策略，是生物的内在保护机制压制肾上腺素激增的表现。在巨大威胁面前，生物都会出现自我抑制，这是一种明智的反应。56（22）对人类来说，长期处于不快乐或失望的状态，可能会引发抑郁。从本质上看，这也是一种短期策略，当危险过去了，这种反应就会消失。但是，我的症状并没有消失。我清楚地知道，某种莫名的危险依然存在。

寄希望于能终结这种恶性循环，我去了医院。在那里，虚弱的我得到了照顾。待在休闲活动室里，我看到医院的操场上，病人们正在进行探索新的兴趣爱好的活动。我尚能分辨出人们在做什么，这让我感到些许欣慰。我还报名参加了职业治疗项目，可惜劳动工具和有趣的材料都不让使用。于是，我只得练了几天书法，短暂享受着教自己好好写字的愉悦。

出院前，我突然意识到，约翰·克莱尔就是在这家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23年。不过，当时的我对克莱尔的病情知之甚少，否则我必会感叹，自己与他的命运是何其相似。他和我一样，也曾是“过度紧张”、患有抑郁症的孩子。无法解释的病痛，消化功能的紊乱，让他备受折磨。随着年龄的增长，克莱尔的痛苦日益增加。家乡的圈地运动带给他的失落和迷茫，生活的贫困，出版商和赞助人的苛刻要求，都加重了他的病情。克莱尔是家喻户晓的“农民诗人”，然而他的生活却是流离失所。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还患有躁郁症。40多岁时，他的精神错乱和妄想症已十分严重。他住进了艾坪森林（Epping Forest）的一家精神病院。后来，他从那里逃了出来，徒步走回了家。再然后，他就住进了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这家医院。斯克里姆夏尔医生（Dr Skrimshire）帮他填写了住院单，并将其病情恶化归因于“常年沉迷于诗歌散文”。不过，和我一样，克莱尔在这里得到了悉心照顾。医生们都很同情他，鼓励他继续写作。医院允许克莱尔白天进城。就这样，他当上了城里的诗人，坐在教堂的门廊上给人写诗。只需递给他一小包烟，他就会为你写一首57生日歌谣或一封情书。与此同时，他也在坚持创作严肃诗歌。他的诗有些读来令人心碎，有些则纯属打油诗。去世的前几年，他依然笔耕不辍。乔纳森·贝特深情地为克莱尔谱写了传记，记录了他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狂喜与挣扎。在形容克莱尔时，贝特用到了“英雄”这个词。不过，从克莱尔的诗歌中，其实也能够察觉到一些变化的端倪。在他住院的这些年里，他的抑郁症其实与“植物撤退”并无半点关系。然而他的诗歌确实是在“不断撤退”，他中年所作的鲜活、感性、连贯的诗句，被后来更为内省、抽象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沉思所取代。最终，他的诗歌主题变成了诗歌本身、“缪斯”以及落寞诗人的隐喻，而那个曾经与他共度“最好的夏天”、激动人心的真正歌者，早已不复存在。

几周之后，我出院回家了。身体感觉好些了，可我的状态还是同以前一样。很快，情况急转直下，我再次陷入抑郁。我拉上了卧室的窗帘，一来怕被别人看到会尴尬；二来也怕自己会忍不住向外看，从而联想到自己失去的一切。于是，我只能盯着书架看。书架上摆放着我二十多年来的藏书，恐怕我再也不会翻开了，就连我自己写的书也不例外。从前，我居然写了这么多书，如今看来真是难以置信。失去这一部分的自我，让我最难接受。写作并不是我“活下去的理由”，这样讲太夸张了。写作只是我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拥有一种经历，就要把它表达成一句话，写成一个场景或一个故事。父亲的去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那年我20岁）。刚开始，我只觉得解脱了，那个冷漠、残暴的酒鬼终于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然而，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忽然特别想去弥补，去回忆自己对他的喜爱，至少让自己沉浸在哀伤之中。可是，我做不到。我满脑子都是写作的事儿。从墓地回58到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写上几个小时。我描写了买东西的行人向灵车脱帽致敬，墓地泥土散发出的奇怪亮光，多年含辛茹苦的母亲几乎晕倒的瞬间。当我失去了写作的天性，就如同失去了向前迈步的本能。

如今，在失去外界刺激之后，我所有的感官都开始转向它们自己。我的耳朵曾经受过高音损伤，总是听到杂音，现在更是信马由缰了。我听到了自己大脑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晰。这不是幻觉，我很清楚，这声音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左耳听到的是四重奏，演奏的是人们常说的“轻音乐”。而右耳听到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低音乐曲，音域宽广，给人一种力量感。我可以随意切换左耳演奏的曲目，尽管调皮的左耳似乎对《花之舞曲》（The Flora Dance）情有独钟，而右耳的俄罗斯乐曲依旧演奏得狂野华丽，且无法切换。后来，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屋里所有书的封面都变成了血红色，闪耀着邪恶的光芒。医生可能是想显得幽默些，他向我解释说，视网膜在清晨会充血，越是着急找什么，就越会把什么看成红色。我被自己的血吓到这件事让我着实震惊，因为我从没有忘记，红色是自然界中的万能警报。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可想而知，是人在濒临崩溃时的状态。未查看的账单堆积成山，讨债的人找上门来。我彻底自暴自弃，不再好好照顾自己。与我在老宅共度大半生的姐姐发现实在难以与我共事和交流，便坚持要把老宅卖掉。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接受了红色警报的提醒，将自己的种种琐事交给一些老朋友帮忙处理，随后拿出最后一点积蓄，又住了几天院。我59（23）感觉自己被掏空了，于是尽可能多的将各种各样的药吃进肚里。与以往不同，这次，医生和我新雇用的代理人都不同意我出院后直接回家。他们要求我去收容所，可这会让我发疯的。好在他们也同意我与几位可靠的朋友同住，而朋友们也都听说了我的病情。（这多亏了迪·布赖尔利，在我最难过的一天来探望我，并理智地查看了我的通讯簿。）

于是我收拾完行李，办理了出院后，便直奔诺福克郡的北部海岸。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我头一次离开家的庇护独自远行时，去的就是这里。当年，我刚踏上这片沼泽地，与麦克和普·柯蒂斯两兄妹就成为了好朋友。此刻，他们牵着我的手，仿佛牵着一个弃儿。我称了体重，换上一条新裤子以适应我发福的身躯（毫无疑问，穿上还不如脱掉），接着就开始干活了。我晾完衣服，摘了些蔬菜，又去村里买了东西。这些活计对我来说已很不习惯，累得我只好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会儿。普·柯蒂斯送给我一个记事本，我万一想到了什么，就可以随时记下来。然而，我的脑袋空空，什么都没想到。倘若我的抑郁症是“植物撤退”策略，那么这里的生活就是“植物前进”，一种朝着自我平衡，缓慢、煎熬且无意识的回归过程。

我刚到此地不过一周的时间，他们就尝试带我去了盐沼，那里曾是我满怀热忱讴歌过的地方。“盐沼的边缘是流动的，彼此却紧密相连，这算得上是诺福克郡充满吸引力的秘密之一……在我潜意识中浮现出一个愿望，我希望像浪花般随波逐流，张弛自如，无拘无束，不论冲到哪儿，都能随遇而安。流沙的世界似乎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可如今，这种流动性却成了我最为恐惧之物。他们带我去浅滩拾鸟蛤，摘海蓬子。从前，我从这些活动中60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齐踝深的泥水里跋涉，掐着鲜美多汁的嫩尖儿，像猎人一样满载而归。可现在，我蹲不到20秒，就会感到腰酸背痛，膝盖难以承受。就在几年前，我还能赤着脚在滩涂沙地上奔跑，每一步该踩在哪儿都了如指掌。然而现在，我的脚踝因长时间没有承载身体的重量，已变得十分僵硬，但凡走上个四五百米，我就只能挣扎着一瘸一拐。记得我头一回正儿八经地出远门时，刚走了大概1200米，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乘着麦克嗡嗡作响的小船，穿过布莱克尼（Blakeney）的港口。我巴不得赶紧回去，爬到床上，面朝墙躺着，什么都不做。海浪在我身旁拍打着，离我的座位不过毫厘，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更不敢在船上爬进爬出。我任性而虚伪地否认，自己曾经对大海感到亲切。普·柯蒂斯摇着头，只说了句：“你既然要来诺福克郡，就必须得学会跟水打交道。”她当时不知道，这简直一语成谶。

不过，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我慢慢有了进步。体重下降了，呼吸也恢复了正常。我开始给朋友寄明信片，也能嗅到蚕豆的清香。我扮演着一个健康人的角色，假装自己也拥有未来，似乎使我的生活在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这种表演逐渐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外在表现。而憋在心里的情绪，随时都可能被召唤出来，或许这与手表的工作原理有些相似，只要拧上几圈发条，手表就能被唤醒激活。

就这样，几周过去了。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轮流照顾我，沿着诺福克郡北部海岸，先是去了贾斯汀那儿，在我十几岁时，是他第一次带我来到诺福克郡，现在他帮我打理着财务的事；之后，我来到中部地区的罗杰家；接着又南下去了迪·布赖尔利家，是他最先通知和召集了我的朋友们；随后，我大胆地回到了我安宁的故乡（尽管我的病情尚未安宁）住了一段时间，其间弗朗西斯卡和约翰一直伴我左右，他们是我从前在哈丁斯林地的同事；最后我回到了诺福克郡北部地区。我曾一度悲观地认为，自己是61一个无助无望的零余者，因此我尤其珍惜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已完全不去考虑，几周之后，我即将失去自己的家。

八年前，在诺福克郡的一次晚宴上，我遇见了波莉。好心的主人安排我和她坐在一起，他觉得，我们同样热爱植物，一定会有的聊。事实也的确如此。波莉当时正忙着在诺里奇市（Norwich）中心打造一个类似于本笃会植物园的百草园，她很愿意倾听我关于此事的见解。她满怀好奇，又极为专注，这让我兴致盎然，也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波莉出生于诺福克郡的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在布罗兹湿地长大。她的童年也是徜徉在大自然中，和我在奇尔特恩老家的童年一样狂野随性。她现在的工作是儿童研究方向的讲师。她还利用业余时间，获得了艺术史学位。我俩的确有很多共同话题，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几乎没有与旁人讲话。具体聊了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太清了，可我们的交谈方式，仍旧历历在目。记得我们在分享惊讶、兴奋和怀疑时，那种夸张的面部表情：嘴巴张合幅度很大，就像刚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子，嘴巴动得很用力。我们越聊越深，渐渐看到了彼此心中那个纯真未泯的孩童。可惜的是，她已经结婚了，有了丈夫和小孩。那晚过后，我便将此事放下。尽管我心里很无奈，但也只能把这当作是又一次遗憾的“倘若能早点遇见”的邂逅。

在诺福克郡期间，我时常能见到波莉。每次见面，都同第一次见她时一样愉快，也一样无奈。现在，我又回到了北方海岸，怎奈已时过境迁。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我们还能否互相问候。当我听说她过得并不如意，便立刻说服房东，帮我邀请她来家里62做客。几天后，她就登门了。在众人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去田间赏花。我们仔细地观察着花朵，偶尔四目相对，我与她都略显紧张。没过两天，她又回请我去参观她的百草园。这次，我们的谈话多了些许暧昧，小心翼翼地做着冒险的试探。四周是不起眼的多年生秋季植物，可我竟然嗅到了这个季节不该有的铃兰香气。“是我身上的味道。”她脱口而出。我们偷偷接吻了。是的，明知故犯。几天后，我去梅利斯村（Mellis）的罗杰家小住。我对她的思念难以自抑，便询问她愿不愿意来这里看我。我站在酒吧外的公共草坪上等她。她坐车来的，半个身子都探出车外，像女王一样，朝我挥手致意。我们原地相拥，伫立良久，感叹着命运的捉弄，直到路人冲着我俩大声地开下流玩笑。那天午后，阳光纯粹而炽烈，在丰收的田野上，我们一边漫步，一边忏悔，向彼此袒露出心底的伤疤。她向我讲述了她糟糕的婚姻和哥哥的去世，至今她仍未从悲恸中走出来。我对她诉说了我的病情，母亲因病常年卧床，我的青春一去不返的怅惘。我们狠狠地哭泣，滴落的眼泪让我们如释重负。天空分外地蓝。我们幕天席地，躺在麦田上，耳畔是老鼠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们意外地发现，原来麦田里的圆圈图案是身体压出来的，而我们最终留下的杰作竟是一个四不像的形状，令人忍俊不禁。离开麦田时，地上的那片麦茬就像一块伤疤。我们心里都明白，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我的病情好多了，应该能经受得住回一趟奇尔特恩，去完成老宅的交接了。我的钱也快花光了。我给波莉写了一封自怨自怜的信，抱怨着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她给我寄了一个牛皮纸气泡信封，里面塞满了瑞士甜菜叶，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不会像妈妈那样照顾我，而且她的直觉告诉她，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帮到我，怎样才能让我开怀大笑。我猜，这世上再没有人能够明了，那一刻，那一包甜菜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63了，我差点没发现，菜叶里还藏着一个小信封，里面是一张钞票。这钱不是用来买食物的，而是用来买去伦敦的火车票的。皇家艺术学院将要举行一场展览，我们俩溜了出来，相约在那里见面。参观展览的几个小时里，波莉的艺术观让我深深为之折服。她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一种终端产品，更是一种创作行为，是一出展示艺术家生活瞬间的戏剧，其中包含着的情绪、情谊、天气、账单和想象，都不过是戏剧的情节。

夏天快要结束时，波莉要去比利牛斯山脉参加一次骑行度假活动，一个似乎遥远到无法想象的地方。没想到我俩的恋情才刚刚开始，就要面临痛苦的离别。但是，波莉这次表现得很成熟。她要我趁她不在时写写日记，这样，她就能知道我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她的这次突发奇想对我的治疗多么有帮助，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过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议，并认真地去做了。两年来，我第一次提笔写字，写除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外的字。我写了花园里的琐事，写了天上的飞鸟，写了我的树林，写了我与朋友去乡村酒吧看公共假日的摇滚音乐节，写了我在那里遇到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卡津舞跳得和真正的卡津人一样好。我尝试着写了一些我未曾提及的过去，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岁月，在全职写作之前做过的工作。我写得越多，我的生活就与我扮演的那个被边缘化的窥探者离得越远。我去过许多地方，交过许多朋友，我都想起来了，这实在是可喜可贺。写作不仅是一种解脱，一种身份的重生，更是一把开启回忆的钥匙，解锁了我蛰伏多年的破碎记忆。生平第一次，我在纸上写下了难以启齿的男欢女爱。怕有人误以为这是他人所作，我还特地补充了一份完整而详实的立场自白书，其中不仅包含了几年前就该写的、我关于大自然的人生信条，还有一张我收藏多年的和平运动时期政府所在64地的地图（我把它藏在了衣橱的火柴盒里）。三十年前，在我家的花园中，一棵山毛榉树破土而出。此刻，我正坐在它的树荫之下，文字越写越长，对老宅感兴趣的买家在草坪上来来往往。他们大多都表现得礼貌客气，但似乎透着一丝紧张，担心这房子我不卖了，要留着自己住。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确实又变回了从前住在这里的那个作家。

波莉的假期结束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写完了一本小书。我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我的朋友们，无垠的大海，辛勤的工作，那棵象征着抚慰的山毛榉树，以及最重要的，波莉对我的关怀，共同帮助我冲破了疾病的牢笼。但是，我与外在世界以想象力联结的关系得以恢复，才是真正治愈我的“自然疗法”。当我收起行囊奔向东安格利亚，去追寻爱和好运时，它也将伴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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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这次我的病情没有复发。冬至来了又走。过了这个微妙的、黑暗与光明交界的时间点，天气也恰好开始转暖。冬小麦已经长到五六厘米高了。冰箱里的麂鹿肉已冻成了尴尬的石头。凯特开始着手准备圣诞节，她慷慨地邀请我与她的家人一起庆祝，这让我很感动。去年和前年的圣诞节，我过得就像斯克鲁奇[24]一样“欢乐”；自打我12岁以来，每年陪我一起过圣诞节的，几乎不超过三个人。作为回报，我主动提出帮她布置圣诞节装饰。鉴于我先前的经验十分有限，对于这项传统节日的规模，心里其实并没有概念。我面前放着一个个盒子，不一会儿工夫，所有的台面上，摆满了三代人积攒下来的节日小装饰：满满一盒铁燕和瓷燕工艺品，在我看来（细枝末节立刻勾起了我的兴趣），65它们的体态有着金腰燕（Hirundo daurica）的明显特征，和家燕（H.rustica）倒不是很像；一整盒鸭子摆件，具体品种不详，大部分都被三个一组分装了起来；一些作为结婚礼物的盘子；各种各样的森林精灵；一袋袋装饰圣诞树的金丝拉花；还有至少四卷灯线，都要先试一下，看看是否还亮。灯线不仅要挂在传统的云杉圣诞树上，还要装饰在啄木鸟筑巢的梨树上。我不想只当一个晕头转向的搬运工，便自告奋勇，申请布置圣诞马槽。这可是圣诞节的重头戏，历史悠久，意义重大。马槽的各种材料都装在一个大纸箱里，箱子上还印着“鳕鱼片”的字迹，里面放着一堆稻草，还有用陶土制作的各种动物和陶人。我猜，这些没准儿是从20世纪50年代流传至今的学生陶艺作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校（年份差不多）。我在众多陶块中，分辨着哪个是牧羊人，哪个是绵羊，哪个是象征着耶稣的圣婴。为了好玩儿，我故意把智者摆在纸箱里靠后的位置，把动物都摆在了前面。可我又觉得，这种对大自然的讽刺，怕是不适合在圣诞节出现（尽管开创圣诞马槽传统的不是别人，正是亚西西的方济各，他还在马槽的旁边安排了真牛和真驴）。

平安夜当晚，客人们陆续到达。这是一个亲属关系复杂的大家族，孩子成群，还有孩子们的伴侣、姐妹、叔叔、侄子侄女，人数众多。我得画一张家谱，才能分得清谁是谁。每个人都很友善，可我还是不安地意识到，无论怎么往好的方面想，我毕竟都是个外人。我就像是在18世纪的高雅聚会上，作为背景点缀的隐士。鉴于我古怪的社会经历，我很感激他们能把房子租给我这个工作不稳定、过去也不靠谱的单身汉。

圣诞节当天，第一件事就是喝香槟庆祝。接着，众人来到刚刚粉刷好的餐厅，坐在餐桌旁的长凳上，闲聊起家庭聚会和冬天66（25）节日的重要性，以此来抵抗冬季的萧条。外面阳光灿烂，小飞虫在窗外飞来飞去。屋里，众人开始了第一项例行的节日活动。艾伦是聚会的气氛担当，他带着大家玩起了棋盘猜谜游戏。所有人以餐桌为界，自动分成两队。刚刚好，一队处于光线中，一队处于阴影中，结构鲜明的对立。我的思绪开始神游，幻想着化身为异教徒，用光之神力去对抗邪恶的黑暗魔力，燃烧着的灌木包围着凋零肃杀的果园。“再来一局！”艾伦大声提议。看来，现在离午饭时间还早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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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圣诞节，一位田野生物学家正坐在落雪的山坡上，他是来自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的伯恩德·海因里希教授（Bernd Heinrich）。在他的面前，是两只被狼咬死的羊，是他特意从附近农场拖到这里的。此刻，这位野外生物学家想起，在一年前的秋天，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幕：他与15只乌鸦分享了一头鹿。（他觉得“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坐在云杉树下一边吃着烤鹿肉，一边观察着乌鸦”。）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悖论”。乌鸦聚在一起平静地享用午餐，并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叫声”，召唤更多的鸟儿来这里吃肉。他承认，那一刻他感到肃然起敬。他将乌鸦的这种分享行为命名为“左翼合作”（left-wing co-operation）。这种超越血缘的分享，似乎违背了他多年来习得的基本生物学常识，也违背了自私基因理论的神圣法力。

在之后的五年中，海因里希教授迷上了乌鸦。带着爱意与绝望，他一直坚持在野外实地研究。他的日记《冬天的乌鸦》（Ravens in Winter）成为了一本经典著作。书中记录了他在寒冷的冬季研究乌鸦的经历，介绍了乌鸦的生活习惯，生物学家的例行工作，以及科学与热爱之间的长期斗争。在海因里希的故事中，这种思想斗争可谓根深蒂固。未解的谜团一直困扰着他。鸟67类会自愿分享食物吗？乌鸦是有意识地召唤其他鸟儿来共享食物吗？如果是，那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其目的可能是什么？他检验理论，同时也检验自己，到了几近崩溃的地步。他连睡觉时都和死羊、死猫待在一起，因为这些是吸引乌鸦的诱饵。他将30多斤的猪内脏拖到结冰的山坡上。有时，他住的小木屋里实在太冷了，连钟表的指针都走得慢了，影响了他精密的观察时间。对于乌鸦而言，他就像一位萨满巫师，通过庞大的声音体系，为乌鸦演奏着复杂的召唤曲目。很快，他总结出了9种假设：建立了类似“囚徒困境”的深奥的社会生物学模型；不断推出更合理的新理论，比如乌鸦是为了躲避捕食者，通过增加鸟群的数量，寻求自身安全；或者反过来，它们发出的鸣叫是为了吸引捕食者前来，帮它们挖出更多埋在地下的腐烂或结冰的动物尸体。与此同时，乌鸦还经常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既充满魔力又令人费解，让海因里希更加无法自拔。“乌鸦是多么自由自在，吃饱后就会像快乐的小狗一样，在雪地里仰面打滚，或是在雪里扑腾，用翅膀拍打着积雪；它们还会用脚推着身体向前，胸脯着地，滑行玩耍；或者干脆在雪中洗个澡……”

乌鸦和观察者开始不分彼此。海因里希教授回到佛蒙特大学的校园，把学生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在一座名为“笼饲”（Cage Raising）的建筑中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众人一起大啖烤羊肉，大口喝着鹿头牌啤酒，弹着民谣吉他，放声歌唱。该建筑依照阿米什人的风格建造，是一座巨型的乌鸦饲养笼。教授可以在里面随时研究乌鸦行为的细节与奥秘。（“我不禁想了解，乌鸦会如何理解和看待人类的风俗习惯。”教授在日记中流露出神往之情。）

经过五年的潜心研究，海因里希教授投入了自己的一腔热忱，也进行了诚挚的反思。只因他曾说过，“我讨厌不确定性。我希望所有研究结果都是一致的。”而你会希望，教授能够抛开固有的观念体系，只跟随自己的直觉、勇气和异常敏锐的同理心去68做研究。最终，他列出了53条线索和假设，又有些勉为其难地（要知道科学家本不该这么做），接受了显而易见的解释。那些在进食时鸣叫的乌鸦，全部都是未成年的乌鸦。它们做了一切年轻生物在享受大餐时都会做的事情：为了结交朋友、彰显地位、物色配偶和寻欢作乐而去拉帮结派。教授花费如此多的周折，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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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房子外面，延伸着一大片帚石南灌木丛。草坪上，孩子们的步伐分外轻快。午饭过后，更多的保留游戏在等着我们，还有各种社交活动。每个庆祝圣诞的家庭都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把往年做过的事情全部再做一遍，而且顺序必须正确。首先进行的是一场激烈的舞蹈比赛，只可惜我眼花缭乱，一点儿也看不懂；接着是寻宝大赛，看着年轻人在房子里四处飞奔，我完全跟不上。我开始觉得，自己不仅是个外人，还是个废人。我还有一种准到可怕的预感，这次庆祝活动的高潮，必将发生在我布置的马槽周围，马槽早已为迎接这一刻的到来而收拾妥当。这里将再现耶稣诞生的场景，我所扮演的角色是牧羊人。通常而言，牧羊人有固定的行头，可以用壁挂毯当作长袍，再把毛巾缠在头上。年纪最小的堂弟扮演刚出生的耶稣。我穿上了民族服装，尽力去打扮，可是西班牙单肩包搭配紫罗兰色大方巾，让我看起来好似20世纪70年代精品店橱窗里的模特。众人摆好造型，拍了一张大合照。这张照片一定会与往年的圣诞全家福放在一起，去年的，前年的，一直追溯到这家刚买相机那一年的。

评论家休·赛克斯·戴维斯（Hugh Sykes Davies）发明了69“ecolect”（家庭方言）一词，用来代指一个小家庭或一小群朋友之间特有的语言和习惯。家庭方言可以凝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使个体相信，所有的事情依然和从前一样。我认为，这是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而我自己，却似乎没有这种家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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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封闭，当然也是自己选择的。圣诞节时，我收到了来自大卫·纳什的问候。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件事能发生得这样及时。好消息是他那件狂野的、异想天开的杰作《木雕巨石》（Wooden Boulder）已经漂进了大海。我第一次看到这块奇怪而又动人的大木头，还是在五年前。那是在威尔士的布莱奈-费斯蒂尼奥格小镇（Blaenau-Festiniog）附近的小溪里，我弯下身子望着它，心中纳闷，它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1978年，大卫家附近有一棵橡树，因长得太过高大，妨碍了一些邻居的房子，于是，大卫帮忙砍倒了这棵橡树，人们将橡树的树干送给了他，作为答谢。这块树干成为他的第一件“木质原石”。他切割出了一个重达半吨的巨大木块，又用链锯将它打磨成一个圆球的形状。他原本打算将木球搬到河谷谷底，再用手推车运回他的工作室。可后来，他想到了一条妙计，可以借用小溪、池塘和瀑布的流水，将木球运到河谷底部。而整个运输的过程，也将成就一件有故事的作品。他是这样想的。可是橡木却不这样想。大卫将木球运到地势较高的一处瀑布，让它顺流而下。然而，木球却没有顺利地流到谷底，它在半路出了意外，卡在了瀑布边缘的岩石之间。这时，大卫做出了艺术上的让步，潇洒地将一切交给大自然随性处置，将木球视作一块被水流冲下来的巨砾。就这样，木球得到了解脱，不仅从原来的橡树上获得了自由，更逃离了大卫的控制。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木球缓慢地向下游移动。1979年，大卫在一处池塘里发现了搁浅的木球，上面覆盖着冰雪和落叶。701994年，木球被一场大洪水裹挟着横冲直撞，冲垮了一扇门和一段篱笆，最终被下游的一座公路桥拦住。于是，搁浅、获救和自由漂流的循环不断上演。到了1997年的某天，只差一个风暴，木球就能从德威里德河（River Dwyryd）流进爱尔兰海，从此无拘无束。现在，它终于漂进了大海，即将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中的主角。或许它会给一个小船长惹些小麻烦，或许会成为海豚闲谈议论的对象，又或许会在牙买加的海滩上搁浅，成为一个神秘的巨型漂流瓶。

“要想不与社会脱节，重新与万物建立联系，你就得到处走走。”人们都这么说。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短暂间隙，我迈出了自己真正“到处走走”的第一步。我只身穿过树林，去看沼泽。我开着吉普车，副驾驶座位上放着自动导航地图。我查看各条路线，试着抄近道，寻找出入口。这些都没什么新鲜的。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除了吃饭，就是说走就走。我哪里都去，收集散落在各地的吉光片羽的风景与故事。有时，我会特意去寻找某些景色，而更多时候，我就像浪花的飞沫一样，飘到哪儿算哪儿。这次，我沿着河谷一路向西，沿着沼泽地区开了很远。我从东边的罗伊登沼泽出发，途经雷德格雷夫村（Redgrave）的大沼泽，一直开到了韦斯顿市场村（Market Weston）附近偏僻的莎草丛。看着沿途的风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连串词汇：浮雕似的赤杨，穿梭于婆娑枝杈间的金翅雀，空中盘旋的啄木鸟，风中摇曳的芦苇絮，芦苇丛中难以名状的沙沙声，无处不在的流水、粼粼的波光。水暗示着你，靠近着你，提醒着你，即使在萧索的冬季，也要“到处走走”，去发现此时的世界酝酿着的故事和惊喜。

元旦那天，我又开车去了东边，突然想找一株在冬天开花的天芥菜（heliotrope，意思是“追随太阳”）。波莉和我第一次去布罗兹湿地时，就看到过早早开花的天芥菜，自此它已经成为我心中的图腾之花。粉色的花穗散发着地中海蜂蜜和香草的气息，71我忍不住摘了一些带回自己的小屋。能够在自己生活的地区找到这种植物，让我颇有几分沾沾自喜。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假如我再反向开几百米，就会遇到成片的天芥菜花田，宛如一张宽大的盖毯，在路边恣意盛放。

我还去了北边，去看望戴维·科巴姆（David Cobham）和莉莎·戈达德（Liza Goddard）。戴维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影片《非正式乡村》（The Unofficial Countryside）的导演。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就连他娶了我的旧爱莉莎，都不曾影响我俩的友谊。现在，夫妻俩是诺福克郡的猛禽守护者。他们带我去看了斯卡尔索普沼泽（Sculthorpe Moor），这是文瑟姆山谷（Wensum Valley）里一个新开发的公共自然保护区。本以为，这里和韦弗尼沼泽差不多大，然而，即便是在诺福克郡，野生岛屿相距60多公里，也绝对算得上很远的距离了。在我见过的所有沼泽中，斯卡尔索普沼泽似乎是最古老的，这里的回声也是最悠远的。巨大的柳树像断了的麦穗伏在泥炭地上，形状又酷似一道拱门。树干生出了许多气根，表面覆着柔软的苔藓、地衣和附生蕨类。在更加阴冷潮湿的地方，成堆的莎草丛已经发黑发霉了。过去在诺福克郡，人们会割莎草，制成烤火坐的蒲团或教堂的跪垫等。

我们顺着河流蜿蜒而下，发现了一些水獭的脚印（五个脚趾全部向前，不知为何，这里的人称水獭为“seals”，也就是海豹）。我们还看到了仓鸮休憩的木桩，以及一条狭窄的小径弯弯曲曲，延伸至芦苇丛中消失不见，想必是小母牛逃跑的踪迹。眼前的景象给我一种非凡的新奇感，我就像旱鸭子初遇大海那样兴奋。不过，凭着我在林地里摸爬滚打习得的知识，我也认出了一些熟悉的东西。主路边上的一排排树木想必是赤杨，高矮相近，身子都向外倾斜，远看像是扎得松散的麦捆，近看中间是稀疏的、空心的。在奇尔特恩老家时，我也见过类似的情景：古老的鹅耳枥只剩下矮树桩，里面早已空心，再也发不出新芽。而这里的赤杨虽然看上去是一棵棵独立的植株，实际上，却是同一棵植72物的一部分而已。我猜，这些赤杨当年也曾是老树桩，鉴于其直径足有2米多，应该有500年以上了。

因此，这些赤杨成了保护区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植物。而在沼泽遍地的环境中，它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令人忧心。我背着多管闲事的骂名，向这里的护林人奈杰尔提出了我的看法。奈杰尔是一个热情专注又十分和善的诺福克人，他的爷爷是巴顿布罗德自然保护区（Barton Broad）最后一名专业割莎草工。奈杰尔的眼睛，时常会盯着你身后几百米远的地方眺望。我猜，他身上有些萨满巫师的气质，就是那种能凭空召唤鸟兽的人。他是第一个想到在这里建立保护区的人。当时，他正在附近吃着三明治午餐，芦苇荡中，忽然飞起了一群沼泽鹞，他看得入了迷。于是，他决定去寻找这片沼泽的主人，而恰好沼泽的租约在那一周到期了。没过几天工夫，鹰与猫头鹰信托基金（Hawk and Owl Trust）就接管了此地。

如今，奈杰尔正在重拾家族传统，恢复莎草的割草和修剪工作，不过，目前他只能采取狩猎采集部落的原始方式，走到哪儿，割到哪儿。我去的那天是周日，当地的志愿者正好来到这片曾经是教区公地的沼泽割莎草。空气中回荡着浓浓的诺福克乡音，听起来仿佛鹅群在咯咯叫。约翰从前曾是偷猎者，现在成为了一名摄影师。他在较低的树杈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鸟巢，里面有一只同样巨大的猛禽。“我当时看着它，不确定是不是鹞。那只鸟儿突然转过头来面向我，我看到了它厚厚的翅膀和火鸡似的胸脯，才确定是一只苍鹰。”

这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让我立刻联想起了春天的沼泽鹞。鹞与清风和芦苇是绝配。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让鹞回到韦弗尼河上游。它们最后一次在上游繁殖，还是在19世纪初。或许，得需要先将从迪斯镇（Diss）到韦斯顿市场村沿线的沼泽全部治理一遍？我想到了美国的荒地计划（Wildlands Project）及其响亮73（26）的口号：“重连、重建、重现自然面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群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浪漫的生态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愿景：连接美国所有的荒地；在汉堡农场重建约翰·缪尔[27]的“蜜蜂牧场”；（有朝一日）恢复高速公路两侧的原始森林。“我们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有一天，从新墨西哥到格陵兰岛，都能再现灰狼种群的身影，为了连绵不断的森林和丰饶肥沃的平原可以重新焕发生机，为了美洲大陆上的动植物恢复至哥伦布抵达之前的繁盛景象；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能敬爱、热爱这片土地。”这样的愿景或许很容易引起争议，或饱受自私的诟病。然而，它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梦想，一个能够激发起人们更多实际行动的梦想。这是一种坚定的立场和姿态，并且已经逐渐将那些保持中立的人群争取过来。

眼看美国开展了如此大规模的自然保护行动，对于大西洋彼岸的我们而言，内心难免焦急不安，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以一种温和适度的方式，采取一些不痛不痒的预防措施。不过，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四百多年前，荷兰工程师率先在东安格利亚修建了排水系统。他们举着指挥棒，将人们费尽心机填海得到的陆地还给了大自然。他们恢复的湿地面积多达数十万亩。这些湿地的自然环境，与规整的人工自然保护区截然不同。湿地是由湖泊、泥滩、芦苇荡和灌木丛组成的潮湿原野，随处可见鸟儿的踪影，除了有沼泽鹞、海雕、琵鹭，还有多达五万只灰雁每年在此地过冬。这里几乎没有人为干预的痕迹。地下水位随着季节变化自然波动，整个地区有大量半野生的马群和自然散养的牛群。过不了多久，这些保护区将与内陆的林地连成一片，有望形成“一体化的大型自然文化保护区，并尽可能地消除人与动物之间的阻碍”。

究竟什么才算是栖息地、庇护所或生存家园呢？“自然文74化保护区”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所以我们习惯从反对的立场去审视它。于我而言，栖息之所不仅是理想宜居之处（这也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我选择的终老的归宿。每个人的家都是一所文化建筑，就连我临时居住的小屋也不例外。但我几乎是凭着本能找到了它，根本不需要多加思考，就像一只迁徙的鹞回到沼泽，可以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当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我还需要去规划和选择自己到底该去哪儿的话，我是做不到的。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地权衡利弊，这种纠结会让我彻底崩溃，使我重新跌入焦虑不安的状态。

选择在哪里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生而为人的自由，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最大特权之一。可我常常觉得，这也容易让人迷失方向，或许会阻碍一些自然而然的、有益的变化。在我看来，找到某种“适应”的方式，与其说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不如说是接受某种程度的随遇而安、随波逐流。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独立的人，我所面对的，是我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处境：极其简陋的小屋，一个像是原始人在林间空地搭建的原始窝棚似的巢穴。不过，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有效的，让我的生命得以恢复和成长。我终究不再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而是开始四处游历。

* * *

（1） John Ruskin, The Eagles Nest, 1887.

[2]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他的写作题材涉及广泛，包含地质学、建筑学、文学、教育学、神话学、鸟类学、园艺学等。——译者注

（3） Edward O.Wilson, The Diversity of Life, 1992.

[4] 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即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译者注

[5] 伊丽莎白·布莱克德尔（Elizabeth Blackadder，1931—2021），英国画家、版画家。——编者注

（6） 这本内容深刻、文笔优美、讲述猫的思想和行为的书是心理学家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的The Nine Emotional Lives of Cats, 2002。

（7） Annie Dillard,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1974.她对写作的阐述参见：The Writing Life, 1989。

[8] J.E.劳兹利（Job Edward Lousley，1907—1976），英国银行家、著名业余植物学家，撰写了诸多植物相关的著作。——编者注

（9） Roy Leverton, Enjoying Moths, 2001.Henry David Thoreau, The Maine Woods, 1864.

（10） Gary Snyder, The Gary Snyder Reader, 1999.

[11]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美国著名诗人、随笔作家、自然保护主义者，被誉为“深生态学的桂冠诗人”。——译者注

（12）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2000.亦可参见他的作品：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1991。

“深生态”（deep ecology）的概念尽管在其他发达国家属于主流生态研究方向，但在英国仍然相对陌生。这是一场广泛的运动，其两种极端分别是：不讲情面的直接行动和佛教神秘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它追求的是改变人们对自然的心态，从以管理为主导、以监管者自居，转向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的关系，我们的文化属性也是这种关系中的一部分。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edited by 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 1985.是一部介绍“深生态”的实用、严肃的入门作品。此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有：Arne Naess（该名词的发明者）、Theodore Roszak、Fritjof Capra、Carolyn Merchant、Paul Shepard、Richard Nelson、Susan Griffin。Gary Snyder、John Livingstone和Edward Abbey在各自的作品中对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贝特（Bate）的《地球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呈现了“深生态”文学性的一面。更多例子参见：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sm Reader, 1996; Karl Kroeber,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 1994; Robert Pogue Harrison, Forests: the Shadow of Civilisation, 1992。

克莱尔（Clare）：Eric Robinson and David Powell (eds.), John Clare by Himself, 1996; Hugh Haughton, Adam Phillips and Geoffrey Summerfield (eds.), John Clare in Context, 1994; Jonathan Bate, “The Rights of Nature”, The Journal of the John Clare Society, 1995。

[13] 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1958— ），英国学者、传记作家、评论家、诗人，专攻莎士比亚、浪漫主义和生态批评。——编者注

[14]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爱尔兰诗人，代表作有诗集《一个博物学家的死亡》，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15] 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英国牧师，常被称为“英国第一位生态学家”，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观鸟人，被誉为“现代观鸟之父”。梅比曾作《吉尔伯特·怀特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译者注

[16] 1盎司约为28克。——编者注

（17） Ted Ellis, The Broads, 1965.Brian Moss, The Broads.The People’s Wetland, 2001.William Dutt, The Norfolk Broads, 1923.J.M.Lambert, et al, The Making of the Broad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ir Origin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 1960.

（18） 鹤的生态学和神话学信息参见：Peter Matthiesen, The Birds of Heaven, 2001。

[19] “巴肯期”（Buchan’s Periods 或 Buchan Spells）是苏格兰气象学家亚历山大·巴肯（Alexander Buchan，1829―1907）提出的理论。根据苏格兰的天气观测数据，巴肯认为在每年正常的季节更迭、温度变化过程中，会出现某些时段比正常气温更高或更低的现象，并总结出低温期：2月7日至14日，4月11日至14日，5月9日至14日，6月29日至7月4日，8月6日至11日，11月6日至13日；高温期：7月12日至15日，8月12日至15日，12月3日至14日。——编者注

（20） Oliver Sacks, Migraine: The Evolution of a Common Disorder, 1970.Alexander and French, Studies i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 Approach to the Causes and Treatment of Vegetative Disturbances, 1948.

[21]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英国生物学家、脑神经科学家、作家，擅长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脑神经病人的故事，代表作有《说故事的人》《错把妻子当帽子》等。——译者注

（22） 克莱尔的病情参见： Jonathan Bate, John Clare: A Biography, 2003.A.Foss and K.Trick, St.Andrew’s Hospital, 1989。更多文章参见：John Clare in Context, op.cit。

（23） Richard Mabey, Home Country, 1990.

[24] 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的主角，一个极其吝啬的守财奴。——译者注

（25） Bernd Heinrich, Ravens in Winter, 1990.

（26） 摘自“荒地计划”（The Wildlands Project）宣言。“荒地计划”的官方联络地址是 PO Box 455, Richmond, VT 05477, USA。一些实际情况表明，建立大型湿地保护区的理念逐渐深入到英国，尤其是在东安格利亚。

[27]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美国早期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他的自然探险作品广为流传，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环保运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