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男人帮
2013年，当珍妮卡·阿尔瓦雷斯为她的科技初创公司Naya Health Inc.筹集资金时，她发现很难让投资者认真对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投资者在谷歌上搜索相关产品，结果进了一个色情网站。他们在页面上流连，开始讲起笑话”，阿尔瓦雷斯觉得仿佛“置身于兄弟会”。[1]而其他投资者“觉得很恶心，碰都不敢碰她的产品，或者自称对产品一无所知”，一位男性投资者说：“我不会碰那个，太恶心了。”[2]那么，阿尔瓦雷斯推销了什么下流、“恶心”、令人费解的产品呢？诸位读者，那是一个吸奶器。
奇怪的是，按照硅谷的思路，吸奶产品本应是一个足够“颠覆”的行业。吸奶在美国尤其盛行：由于没有法定产假，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如果她们想遵照医生的建议，母乳喂养宝宝至少6个月，那么吸奶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事实上，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女性尽量母乳喂养至少12个月）。[3]
一家名叫美德乐的公司几乎垄断了市场。据《纽约客》报道：“美国和英国80%的医院都有美德乐的吸奶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中规定医保需报销包括吸奶器在内的哺乳服务，在该法案通过后的两年里，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34%。”但美德乐的吸奶器还是不够好。杰西卡·温特在为《纽约客》撰写文章时，[4]将其描述为“一个坚硬、不合身的乳房盾牌，上面还吊着一个瓶子”，它在从女性的乳房中吸出乳汁时，“就像吮吸太妃糖一样拉扯着乳房，只不过太妃糖没有神经末梢”。[5]有些女性成功做到了不用手辅助就让它吸奶，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它不够合身。因此，她们只能坐下来，将吸奶器托在乳房上，每次20分钟，一天几次。
那么，总结一下：这是个垄断市场（目前估计还有7亿美元的增长空间）吗？[6]没错。现有产品未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吗？也没错。可为什么投资人不接受它呢？
在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上，女性代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被视为一桩好事。事实也确实如此。若女性与其男同事资历相当，是否拥有同等的成功机会？这个问题关乎公正。但是，女性获得代表，不仅指某名特定女性能否得到一份工作，因为女性代表也与性别数据缺口有关。正如我们从谢丽尔·桑德伯格孕期停车一事中看到的，某些女性需求是男人不会考虑去满足的，因为这涉及男性根本不会拥有的体验。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这种需求，那么要让他相信这种需求客观存在，就并非易事。
女性健康科技公司Chiaro的创始人塔尼亚·博勒博士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支持女性领导的公司，部分原因在于一种成见：“男人喜欢伟大的设计和伟大的科技，而女人不喜欢。”但这种成见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吗？又或者，问题不在于女性不懂科技，而在于科技公司不懂女性，而且这些公司是由不懂女性的科技行业创立、由不懂女性的投资者出资的？
有相当一部分科技初创企业得到了风险投资家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可以承担银行无法承担的风险。[7]AllBright公司支持由女性主导的企业，是她们的会员俱乐部、学院和基金，公司联合创始人黛比·沃斯科介绍说，问题在于，93%的风投家都是男人，[8]而且“男人会力挺男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来开支票。男性需要认识到，支持女性是一项伟大的投资。”沃斯科告诉我，当她和朋友——赫斯特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安娜·琼斯一起筹备组建AllBright的时候，“那些老实说本应更了解情况的男人经常”会对她们说：“太好了，你和安娜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这真是太好了。”沃斯科很恼火。“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女性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
数据显示她没有错。波士顿咨询集团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女性企业主平均获得的投资不到男性企业主的一半，但她们创造的收入却是男性企业主的2倍多。[9]每投资1美元，女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就能产生78美分收入，而男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只产生31美分收入。随着时间推移，前者的表现也会更好，“在5年时间里，累计收入增加了10%”。
部分原因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适合领导”。这是BI挪威商学院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10]该研究确定了成功领导者的五大关键特征（情绪稳定、外向、乐于接受新经验、随和、尽责），其中四项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取得成功的女性正在填补性别数据上的缺口：研究一再发现，一家公司的领导层越多样化，创新能力就越强。[11]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天生更具创新力，但更有可能的是，多元化视角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当然，创新与财务业绩密切相关。
博勒说，女性消费的电子产品严重缺乏创新。她说：“女性消费的电子产品向来没有多少创新。它总是专注于一个非常肤浅的审美层面：把什么东西变成粉红色，或者把什么东西变成一件首饰，而没有考虑到技术可以为女性解决实际问题这一事实。”其结果是长期缺乏投资，这意味着“用于女性医疗设备的实际技术有点像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古董”。
当我在2018年初采访她时，塔尼亚·博勒即将推出她的公司研发的吸奶器，她对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太可怕了，”她直截了当地说，“用起来很痛，声音很吵，很难使用。而且给人的感觉十分难堪。”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跟我的嫂子聊天时，她坐在沙发上，脱掉上衣，乳房连接着一台机器。博勒补充道：“要想把产品做得更好，根本没那么复杂。”她说，“每天不必花上几个小时坐在嘈杂的机器前，而是能趁着吸奶的工夫做点别的事情，这种想法应该是一个基本诉求”，但不知何故，至今仍未能实现。我问她为什么会认为这属于“基本诉求”，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她的看法会不一样——“我会想：‘作为一个女人，我希望能从这个产品中得到什么？’”
但是，如果通过询问女性就能轻易弥补女性真正想要什么的数据缺口，那么，这里还存在另一个更为久远的缺口：女性身体的数据。博勒在意识到女性盆底健康状况不佳是一种“巨大但隐秘的流行病”后，开发了她的第一款产品Elvie，一款智能盆底训练器——37%的女性患有盆底疾病；10%的女性会因为脱垂（器官开始从阴道脱落）而需要做手术。在50岁以上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上升到50%。
“这里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博勒说，“这对女性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这本是女性照顾自己身体的应有之义。但你需要有信息和数据才能做到这一点。”博勒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些数据根本不存在。“我们试图设计一种适合阴道的产品，所以我们需要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它的尺寸如何，年龄、种族、生育是否会带来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常见问题。但这方面根本没有数据。（……）50%的人口都有阴道，”她继续说，“然而几乎没有关于这部分解剖学的期刊文章。3年前，我找到了4篇几十年前完成的文章。其中某篇是一个男人写的，他基本上就是做了一种石膏模型置入阴道里，得出结论说它有4种形状：蘑菇形、圆锥形、心形……”她没说完就大笑起来。
博勒告诉我，盆底健康问题通常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盆底训练的证据基础“非常坚实”。她说：“这是第一道防线，得到了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优化研究所指导方针的推荐。”但当她开始在医院研究这项技术时，“没有得到任何投资。相关技术极其过时，非常不可靠，甚至也不怎么有效”。目前治疗脱垂的方法（在阴道中植入一个网片）被认为十分“野蛮”，在英国堪称丑闻，曾导致数以百计的女性在术后经受剧痛，虚弱不堪。[12]而在苏格兰，一名女性刚刚因此去世。
月经追踪应用程序Clue的创始人艾达·廷在开始尝试寻找传统避孕方法的替代品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告诉我：“月经被列为身体的重要信号之一。它的重要性跟你的心率、呼吸、体温是一样的。它是你身体健康的有力迹象。”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斥着禁忌和错误信息的领域”。至于避孕，艾达·廷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避孕药问世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创新。我要强调的是，这在科技史上真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廷创建Clue是因为她想“让女性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但动机也跟她个人有关。她试过吃避孕药，但跟许多女性一样，药物对她也有副作用。“我没有生孩子，因此宫内节育器并不是理想方案。所以我用避孕套已经有15年了。”在沮丧中，廷开始查看专利数据库，但她告诉我：“所有发明都免不了要将激素注入人体。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受数据驱动的方法。这让我有点恼火，心想：为什么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当她有了关于月经追踪应用程序的想法时，市面上只有几个相关程序可用。“都是些相当初级的产品——基本上就是一种可以数到28的日历。要是我们的生理结构也这么简单就好了。”她笑着说，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0年之后，科学仍然存在很多空白。她对我表示：“确实缺乏数据。”月经“不仅被忽视，而且几乎是被人刻意忽视。我们与科学机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在学术版图上确实存在很多空白地带。比如，什么样的月经模式在青春期女性身上算是正常的？这是我们和斯坦福大学合作的项目之一。科学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算是正常”。
鉴于风投公司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在针对女性的科技领域，数据缺口可能尤其成问题。廷解释说：“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数据，而对方又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打开他们的思维，使其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问题。”博勒表示同意。她对我说：“与我们沟通过的一些风投家确实不相信Elvie是个有趣的提议。”
女性在投资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13]模式识别是“文化契合度”（culture fit）的必然结果，它听起来像是数据驱动的，但基本上只是一个花哨的术语，指在过去似乎行得通的某种东西——“某种东西”可能是从哈佛辍学、只穿连帽衫的白人男性创始人。真诚地说：我曾跟一名创业男性约会，他在聊到如何融资时说起过连帽衫的功能。连帽衫的模式识别是真实的。人们普遍认为，在科技领域，天生的“天才”（如我们所见，是一种属于男性的刻板印象[14]）比努力工作更重要（因此，人们盲目崇拜哈佛辍学生），这可能加剧了对典型男性模式的强调。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太荒谬了。在一个对女性身份（因此不能期望符合刻板的男性“模式”）特别不利的领域，数据对女性企业家来说尤其重要。然而，女性企业家又不太可能拥有它，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尝试为女性生产产品。而我们恰恰缺乏女性的数据。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公司设法取得了突破。廷和博勒获得了融资（博勒所获的部分投资来自沃斯科）。现在，这些特定的数据缺口开始被填上。博勒告诉我，在推出Chiaro之前，有150多名女性试用了她们的盆底训练器。“但是我们现在有超过100万次训练的数据，我们有很多关于盆底健康的检测数据，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她说，这就是“可穿戴技术令人兴奋的地方：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这样她们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不过，虽然博勒和廷的产品可能会让女性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但并不是所有新技术——无论是否可穿戴——都能做到这一点。在科技界，人类被默认为男性——这种隐含假设仍然是王道。苹果公司在2014年高调推出健康监测系统时，号称拥有一个“全面”的健康追踪系统。[15]它可以持续记录血压、步数、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甚至钼（是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和铜的摄入量。但正如许多女性在当时指出的那样，他们忘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经期记录。[16]
这并不是苹果唯一一次彻底遗忘至少50%的用户。苹果推出的人工智能Siri可以找到妓女和伟哥供应商，但讽刺的是，她却无法帮用户搜索人流诊所。[17]如果你心脏病发作，Siri可以帮你，但如果你告诉她你被强奸了，她会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我被强奸了’是什么意思。”[18]如果团队中的女性成员足够多——也就是说，如果团队不存在性别数据缺口，这些最基本的错误本应能被发现。
在（男性主导的）科技行业，以性别中立为卖点、实际上偏向于男性的产品比比皆是。从对女性手腕来说太大的智能手表，[19]到只推荐“最快”路线、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女性的“安全”需求的地图应用程序；再到“测一测你在性爱方面有多出色”，但名为“iThrust”[20]和“iBang”[21]的应用程序（没错，软件名字恰恰暗示了出色性爱的内在假设是什么）①，科技业充斥着科技如何遗忘女性的例证。虚拟现实（VR）头盔对于普通女性来说太大了；“触感夹克”（一种模拟触觉的夹克）可以紧贴男性身体，但穿在女性测试者的身上时，“里面还能塞进一件鼓鼓囊囊的冬季大衣”；还有某款增强现实眼镜，镜片之间的距离太远，女性无法聚焦在图像上，“要么就是镜框会马上从脸上掉下来”。我上电视和做公开演讲的经验还告诉我，腰挂麦克风需要挂在腰带上，或是放在大口袋里。这就等于没法穿裙子出场。
在体育科技领域，将人类默认为男性似乎特别普遍。最基本的：跑步机上的卡路里消耗量计数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完美，但对普通男性来说会更准确，因为它是基于男性的平均体重计算的（大多数健身器械的默认卡路里计数都针对体重70公斤的人）。虽然你可以改变体重设置，但在计算时仍然依照男性的平均卡路里燃烧量。相比男性，女性通常脂肪更多，肌肉更少，各种肌肉纤维的比例也不同。这意味着在基本水平上，即使考虑到体重差异，男性平均消耗的卡路里也比同等体重的女性多8%。而跑步机无法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可穿戴设备的出现会大大改善现状。一项针对12种最常见的健身监测仪的研究发现，这些仪器低估了家务劳动中74%的步数［误差最高的是欧姆龙（Omron），而它对正常步行或跑步的误差值都在1%以内］和34%的卡路里消耗。[22]有趣的是，Fitbit显然没有考虑到女性在推婴儿车这项极其常见的活动中产生的移动（没错，男人当然也推婴儿车，但没有女人推得那么频繁，因为女性承担了全球75%的无偿看护工作）。另一项研究发现，可穿戴设备大大高估了卡路里消耗量。[23]这项研究非同寻常地涵盖了近50%的女性参与者，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按性别分类数据，因此不可能知道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技术开发人员甚至忘记了女性，尽管她们可能是潜在的主要客户。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占59%，其中76%独居，这表明女性对跌倒检测设备等辅助技术的潜在需求更大。[24]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老年女性不仅比男性更容易摔倒，而且摔倒时也更容易伤到自己。[25]对美国急诊部门一个月的数据分析发现，在22 560名因跌倒受伤的病人中，71%是女性。女性的骨折率是男性的2.2倍，女性的住院率是男性的1.8倍。[26]
然而，尽管可以说女性有更大的需求（还有研究表明，女性跌倒的原因、方式和地点都与男性不同），性别分析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中却缺失了。一项统合分析调查了53项针对跌倒检测设备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一半描述了参与者的性别，更不用说提供按性别分类的数据；[27]另一项研究指出：“尽管有大量关于老年人跌倒的文献，但我们对特定性别的危险因素知之甚少。”[28]
2016年智能数据工程与自动化学习国际会议的记录指出：“老年人不愿使用跌倒检测设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尺寸”，并建议使用手机作为解决方案。[29]但这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因为正如其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女性往往会把手机放在手提包里，“在这种情况下，跌倒检测算法很可能会失败，因为算法接受的训练是通过靠近躯干的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摔倒”。
单凭承认了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论文作者非同寻常。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惠特尼·埃琳·贝泽尔是“自我量化”社区的一员，该社区承诺“通过数字来实现自我认知”。这些数字通常是通过手机上的被动跟踪应用程序收集的，最典型的数据是每天的步数。但这一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你的口袋大小：“开会的时候总有男人站起来，说什么你的手机一直在你身上，”贝泽尔告诉《大西洋月刊》，[30]“所以我每次也都会站起来跟他们说：‘嘿，说到这个一直在你身上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而这是我的裤子。’”
设计被动式追踪应用程序，想当然地认为女装口袋足够容纳手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女装里加上大小合适的口袋（我怒气冲冲地在键盘上敲出了这段文字，因为我的手机刚从口袋里掉出来，砸在地板上，这已经是我第一百次摔手机了）。然而，与此同时，女性也在使用其他的解决方案，如果技术开发人员没有意识到走投无路的女人们正在另辟蹊径，他们的开发可能会失败。
开普敦的一家科技公司就落入了上述陷阱：他们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帮助社区卫生工作者监测携带阳性艾滋病毒的患者。这款应用“满足了所有可用性需求：它易于使用，适用于本地语言”，并解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区卫生工作者“对使用它的前景感到兴奋”。[31]但这项服务在推出后却遭遇了滑铁卢。公司多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感到迷惑不解——直到一支新的设计团队接管了这个项目。这是一支碰巧有一名女性成员的队伍。这位女士“只用一天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为了每天更安全地前往病人居住的乡镇，女性卫生工作者都将贵重物品藏在内衣里。但手机太大了，塞不进胸罩。
谷歌资深研究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尔说，性别会影响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她在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表示，将人工智能开发人员限制在一个性别，会让企业处于“短视的境地”。[32]微软前用户体验主管盖娜·威廉姆斯对此表示赞同。[33]在一篇名为《你确定你的软件性别中立？》的博文中，威廉姆斯解释说，所有的产品设计都得先从决定解决哪个问题开始入手。这完全是个人感知上的问题：当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决定给他们的太空导航机器人瓦莱丽配上双乳时，这能解决什么问题？[34]
关于性感机器人，即使男性确实发现了一个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没有女性的参与，他们就能想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亚历克·米纳森认为自己有权享受性爱而不得，为了报复，他开着租来的面包车在多伦多街头横冲直撞，导致10人身亡。《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性的再分配》的专栏文章，主张性爱机器人可以帮助那些无法说服女性与之上床的男性走出困境。不过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辩称，解决方案不该是机器人，而是挑战男性的性权利。
最终我们会得到什么技术（我总是怀抱希望），完全取决于谁在做决定。和风险投资家的世界一样，科技行业也是由男性主导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称其为“男人帮”问题。[35]在过去5年里，曾有十来名女性和“数百位”男性与她共事。纵观全美的“专业计算”行业，女性占据了其中26%的工作岗位，相比之下，在美国全部的劳动力大军中，女性占据了57%的工作岗位。[36]而在英国，女性占STEM行业劳动力的14%。[37]
除了大量性感机器人，“男人帮”还催生了“PR2巨型机器人研究原型”等产品。计算机科学家、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刘泰莎在机器人研究实验室柳树车库工作时见识了PR2。它重达“几百磅——比一个身形瘦小的女人重得多——而且它有两只大胳膊。看起来真的很吓人。如果没有恰当的控制，我压根不希望这些东西靠近我”。几年前，在我采访机器人专家安吉丽卡·林的时候，她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她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只要你向它挥手，它就会过来跟你握手。她向这个加上轮子有1.76米高（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4米）的机器人挥手，而机器人慢慢转向她，伸出手，然后“快速地向我冲来”，吓得她往后一跳，尖叫起来。
可以对比一下这些例子和技术记者阿迪·罗伯逊试用的VR头盔。[38]头盔本来是用来追踪她的视线的，但对她不起作用——直到一名员工问她是否涂了睫毛膏。“几分钟后，它被完美地重新校准，而我很惊讶——不是因为这样就管用，而是因为居然有人想到解决化妆的问题。顺带一提，这是为数不多我报道过的、由女性创始人创办的VR初创企业之一。”她写道。
然而，大多数VR公司并不是由女性创立的，因此其体验往往自带男性偏见。和网络世界的其他领域一样，VR游戏看来也存在性骚扰的问题——该领域的男性开发者偏偏经常忘记解决这种问题。[39]
作者兼游戏玩家乔丹·贝拉米尔在多人模式下尝试VR游戏QuiVr的时候被一个叫BigBro4 42的用户性骚扰。[40]“虚拟”让人听着好像它不是真实的——但对贝拉米尔来说却很真切。这不奇怪。VR的本意就是让人产生真实的感觉，它可以成功骗过你的大脑，因此正被人用来研究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恐惧症，甚至幻肢综合征。[41]
在这里得为QuiVr的男性设计师说句公道话，他们在读到贝拉米尔的博文后做出了出色而积极的回应。[42]他们立即重新设计了“个人泡泡”（如果其他玩家的手靠近你的脸，他们的手就会消失），让泡泡覆盖全身，这样就不可能被人上下其手了。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指出的，虽然他们在设计出泡泡时想到了“一些蠢蛋会试图用手挡住你的视线并破坏游戏”，但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功能扩展到保护身体的其他部分。他们不禁自问：“我们怎么会忽略如此明显的事呢？”
老实说，答案相当简单。QuiVr的设计师亨利·杰克逊和乔纳森·申克显然都心怀善意，不希望将女性玩家拒之门外。但这是谢尔盖·布林和孕期停车场事件的翻版：即使最优秀的男人也不知道，一个人带着这具身躯穿行于这个世界，其他人却把它当成完全开放的游乐场，会是什么感觉。而杰克逊和申克并不需要每天都面对这些，所以他们会忽视“如此明显的事”也毫不奇怪。
男性暴力远不是让女性远离虚拟现实的唯一问题。从超大号的头盔，到研究表明VR导致女性出现头晕症状的程度远超男性，[43]再加上它狭窄的电脑屏幕使得男性完成需要空间意识的任务更有利，[44]种种问题导致VR仍然是一个对女性不那么友好的平台——因此女性用户可能更少。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女性在使用VR时更容易头晕，但是微软研究员达娜·博伊德进行了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45]人眼依靠两条基本线索来确定深度：“运动视差”和“阴影形状”。运动视差是指一个物体看起来是大是小取决于你离它有多近，而阴影形状是指一个点的阴影随着你移动而改变的方式。虽然3D VR在绘制运动视差方面做得很好，但在模拟阴影形状方面仍然“很糟糕”。
这种差异造成了VR效果上的性别差异，因为正如博伊德所发现的那样，男性“明显更有可能”依赖运动视差来获得深度感知，而女性则依赖阴影形状。这样一来，3D环境发出的信息信号确实更有利于男性感知深度。问题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身上测试3D VR，我们的阴影形状技术是否还会如此落后？
明尼苏达大学运动学教授汤姆·斯托夫雷根对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晕3D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他说，经典理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感官刺激上”。这个观点是，你的内耳所感与你的眼睛所见并不匹配。“这一点没错，”斯托夫雷根说，“但它并不是唯一改变的东西。传统理论没有提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你需要做哪些改变来控制你的身体。”
在一天的日常活动中，你的身体会不断做出微小调整以保持稳定。当你站立时，当你坐下时，当你走路时，莫不如此。但是当你身处移动的环境中——比如一辆车里，或者一艘船上——你身体的稳定性被打破了，就需要做些什么来保持稳定。因此，斯托夫雷根说：“你的身体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移动，而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做。”他说，就像汽车和轮船一样，VR会破坏身体的稳定性。因此使用者会出现晕动病症状。
到目前为止，VR行业对斯托夫雷根的研究无甚兴趣。他说：“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他们在解决问题时走错了路，“设计VR的人认为它只是你摆在眼前的一个物体，它与你眼睛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这么想，他们会觉得不合逻辑”。但他说，VR开发人员必须明白，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把屏幕放在人们眼前——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事实都是如此”。
VR开发人员还必须开始系统地收集数据，并按性别分类。斯托夫雷根解释道：“VR中关于晕动病的大部分数据都只是坊间传闻，而且数据都来自这些公司的员工，他们自己使用VR系统，或者在计算机技术会议等场合试用VR系统。所以这些数据杂乱无章，而且大部分来自男性。”
斯托夫雷根的理论最令人信服的一个方面是，它最终解释了为什么我在除了驾驶座之外的每一个座位上都会晕车：这与控制有关。当你走路时，你可以控制你的动作。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在船上或车里，除非你是司机，否则都是别人在控制。“司机能预料到汽车接下来的运动方向，所以能以预期控制的方式令身体保持稳定，”斯托夫雷根解释说，“而乘客无法量化并详细了解汽车会做什么。所以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肯定是补偿性的。预期控制优于补偿控制。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
但性别差异是从何而来的呢？“每个研究晕动症的人都知道，女性基本上在任何时候都比男性更容易晕车，”斯托夫雷根说，“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情况就摆在那里。”但是，“先前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此做过研究（斯托夫雷根表示他本人就属于这个群体），也很少有人努力去弄清楚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
但是在2010年，斯托夫雷根有了一个发现。“我在研究文献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新鲜事”，它们表明身体的摇摆是有性别差异的，“这些都是细微的差别。你不能只是观察一个人就得出结论，但是在身体如何前后移动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微妙的、细节上的、能够量化且可靠的性别差异。读到这个结论我立马就明白了，好吧，现在我对晕车的性别差异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关于晕车的整个理论基础都跟身体控制有关”。在那以后，斯托夫雷根还发现了“女性的身体摇摆在月经周期中会发生变化”的证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女性对晕动病的易感性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信不信由你，这两者是有联系的”。
性别数据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缺口。我们还不知道女性身体摇摆的具体变化方式和时间。但作为一名患有严重晕车症的女性，我对斯托夫雷根的发现感到既兴奋又愤怒，尤其是因为它与我一直在研究的另一个性别数据缺口存在联系——汽车设计。
你坐着的时候仍会摇摆。斯托夫雷根解释说：“如果你坐在凳子上，那么你的臀部就会左右摇摆。如果你的椅子有靠背，那么你的头就会来回摇晃。要真正摆脱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一个头枕并加以利用。”在我的脑海中，好似有一盏漫画里那样的灯泡突然熄灭了。如果头枕的高度不对，角度不对，形状也不适合你的身体，情况会如何？围绕男性身体设计的汽车是否会加剧女性晕车的倾向？我问道。“我认为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会。如果高度不对或者出现别的任何问题，影响了稳定的质量……你说的这些对我来说很新鲜，但听起来非常有道理。”斯托夫雷根回答。
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另一个数据缺口：关于汽车头枕在设计时是否考虑到女性身体的研究，现在似乎并不存在。不过这种缺口也并不出人意料：在忽视女性方面，汽车设计有着漫长而不光彩的历史。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车祸，这意味着男性在因车祸严重受伤的人数中占主导地位。但当女性遭遇车祸时，即使研究人员控制了身高、体重、安全带使用情况和车祸强度等因素，[46]她受重伤的可能性仍比男性高出47%，受轻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71%，[47]死亡概率也增加了17%。[48]这一切都跟汽车是如何设计、为谁设计有关。
开车时，女性往往比男性坐得更靠前。这是因为我们总体上较矮。我们的腿需要靠得更近才能够到踏板，我们需要坐得更直才能看清仪表盘。[49]然而，这并不是“标准的座椅位置”。女性被列为“座椅位置不正确”的司机。[50]我们有意偏离标准位置，这意味着在正面碰撞中发生内伤的风险更大。[51]当我们相对较短的腿努力够向踏板时，膝盖和臀部的角度也会使我们的腿更易受伤。[52]从本质上说，我们开车时什么都没做对。
女性在追尾事故中承受的风险也更高。女性颈部和上半身的肌肉比男性少，这使我们的颈椎更容易受伤（最多是男性的3倍[53]），而汽车设计放大了这种脆弱性。瑞典的一项研究表明，现代座椅过于坚硬，无法保护女性颈椎不受伤害：坐在汽车座椅上的女性被抛向前的速度比男性更快，因为平均而言，女性身体较轻，椅背能给予的缓冲更少。[54]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原因非常简单：汽车在设计时，使用了以“普通”男性为基准的碰撞测试假人。
碰撞测试假人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使用，几十年来，它们都是以中等水平的男性为基准的。最常用的假人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明显高于女性平均身高和体重），假人还具有男性的肌肉质量比例和男性的脊柱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人员曾主张将处于中等水平的女性身材纳入监管测试，但这一建议被忽视了。[55]直到2011年，美国才开始使用女性碰撞测试假人，[56]不过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些假人究竟有多“女性”还得打一个问号。
2018年，瑞典国家道路与运输研究所交通安全研究主管阿斯特丽德·林德在韩国举行的五大洲道路安全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阐述了欧盟的监管碰撞测试要求。[57]在欧盟，汽车要通过5项测试才能进入市场：1项安全带测试，2项正面碰撞测试，2项侧面碰撞测试。全部测试都不要求使用合乎人体测量标准的女性碰撞试验假人。安全带测试、其中1项正面碰撞测试和2项侧面碰撞测试均规定使用中等水平的男性假人。林德之后又梳理了世界各地的监管测试，她发现尽管有“一些地域差异”，监管测试仍然使用中等水平的男性“代表全体成年人口”。
欧盟有一项监管测试，要求使用所谓的第5百分位的女性假人以代表女性人口，即只有5%的女性比这个假人矮。但这里也有一些数据缺口。首先，这个假人只在乘客座位上测试过，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关于女性司机会受到怎样影响的数据——考虑到女性“不正确的”座椅位置，你可能也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其次，这个女性假人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它只是一个缩小版的男性假人。
消费者测试可以稍微严格一些。我和EuroNCAP（一家为消费者提供汽车安全评级的欧洲组织）谈了谈，他们告诉我，自2015年以来，他们在2次正面碰撞测试中都使用了男性和女性假人，而且他们的女性假人是以女性人体的测量数据为基准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话的前提是“有数据可用”。林德说，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前提：“据我所知，这类数据就算有，也极其少见，”她补充说，“目前EuroNCAP根本无法确定同时保护男性和女性的最佳系统。”无论如何，EuroNCAP也承认，他们“有时”确实会使用缩小版的男性假人。但是我们在下一章将重点谈到，女人不是缩小版的男人。我们的肌肉质量分布不同。我们的骨密度较低。椎骨间距存在性别差异。正如斯托夫雷根所指出的，甚至我们的身体摆动也不同。当涉及车祸的受伤率，这些差异都是至关重要的。
孕妇的情况更糟。尽管早在1996年就出现了一个怀孕的碰撞测试假人，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盟，政府都不强制要求用它进行测试。[58]事实上，尽管车祸是造成母体创伤并导致胎儿死亡的头号原因，[59]但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发出一种适合孕妇的安全带。2004年的研究表明，孕妇应该使用标准的安全带，[60]但62%孕晚期的孕妇不适合标准的安全带。[61]三点式设计的安全带也会压在腹部位置偏低的女性身上，199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系在子宫下方的安全带相比，三点式安全带传递到腹部的力量会增加3到4倍，“相应增加了胎儿受伤的风险”。[62]标准的安全带对于没有怀孕的女性来说也不是很合适：很明显，为了避免压到胸部，我们很多人系安全带的方式也“不正确”，而这又增加了我们受伤的风险（这是另一个我们应该设计真正的女性假人，而不是小一号男性假人的理由）。[63]女性怀孕时不仅腹部会改变，乳房的大小也会变化并改变坐姿，从而降低安全带的效果。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明明有女性数据却不使用的例子。显然，现在我们需要利用完整数据对汽车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设计，这应该相当简单，因为找到女人并以她们为模板做出测试模型并不难。
考虑到这些缺口，2011年美国推出了女性碰撞测试假人，但汽车评分仍直线下降。《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贝丝·米利托和她丈夫的经历。夫妻俩购买了一辆2011年款丰田锡耶纳，主要是看中了这款车的四星安全评级。[64]但一切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好。米利托说，当他们“全家人外出活动”时，她大概率会坐在乘客座位上，而这个座位的评级是两星。在2010年款的车型中，前排乘客座椅（用男性假人测试）获得了最高的五星评分。但改用女性假人后，人们发现，在时速约56公里的正面碰撞中，女性乘客死亡或受重伤的风险为20%至40%。《华盛顿邮报》补充解释说，这类车辆的平均死亡风险为15%。
2015年，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车辆设计的改进降低了死亡率》，听起来很不错。也许是新立法的成果？不太像。报告中这样一句话暴露了实情：“这些数据只包括司机的死亡，因为乘客的存在未知。”这是一个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当男人和女人一起坐在车里的时候，男人更有可能开车。[65]所以不收集乘客的数据或多或少就等于不收集女性的数据。
所有这一切最大的讽刺之处在于，性别化的乘客/司机标准模式是如此普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乘客座位是唯一一个通常用女性假人测试的座位，而驾驶座仍然用男性假人做测试。因此，仅纳入司机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无法告诉我们引入女性假人能带来何种影响。总而言之，这份报告更准确的标题应该是“车辆设计的改进降低了最有可能坐着男性的座位上的死亡率，至于最有可能坐着女性的座位上的死亡率，谁知道呢？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女性死于车祸的可能性要比男性高17%了”。我得承认，这个标题听起来不够精练。
当我与安全文献数据库SafetyLit基金会的主任戴维·劳伦斯博士交谈时，他告诉我：“在美国大多数州，警方的交通事故报告都很难作为研究资料使用，说质量差都算好听的了。”他们几乎从不收集除司机之外的数据。警方的书面报告经常被交给“数据录入外包公司”，其中大多数公司使用监狱劳动力。“数据质量检查很少见，而一旦进行评估就会发现数据质量不理想。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大多数车祸中，路易斯安那州的多数乘客被登记为生于1950年1月1日的男性。几乎所有涉及车祸的车辆都是1960年款。”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这些数据只是默认设置的数据。
劳伦斯告诉我，尽管“其他的许多州”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数据并没有得到改善，“因为他们并未在数据录入实践中做出任何改变。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供事故报告数据，但没有设定数据质量标准，也没有处罚发送垃圾数据的行为”。
阿斯特丽德·林德一直在研究一个碰撞测试假人，据说它将能准确代表女性的身体。目前，它还只是一个原型，但她呼吁欧盟将测试女性假人列入法律要求，而且假人应符合人体测量标准。事实上，林德认为严格说来已经有一项法律要求如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8条规定：“欧盟在其所有活动中，都应致力于消除不平等，并促进男女平等。”[66]很明显，女性比男性在车祸中受重伤的可能性高47%，这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不平等现象。
从某些方面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开发出一个合适的女性碰撞测试假人，并将其列入汽车测试法律。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女性和她们的身体经常被设计和规划忽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从发展倡议到智能手机，从医疗技术到炉灶，工具（无论是实体工具还是金融工具）都是在不考虑女性需求的情况下开发出来的，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女性的需求。而这种失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她们变得更贫穷、更脆弱，而汽车正在夺走她们的性命。设计师可能认为自己是为每个人生产商品，但实际上他们主要是为男性生产。是时候开始为女性设计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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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hrust意为“插”，bang则为表示性交的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