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幼童
偏见是如何被习得的？我们已经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家庭的影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孩子有极好的理由直接采纳父母所提供的现成的种族态度。我们同样注意到了早期学习过程中认同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在本章中，我们将考量其他对学龄前儿童态度发展起作用的因素。虽然孩子生命的前六年是对其社会态度的形成至关重要的，但是偏见的形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早期的童年经历。在六岁前，偏见人格可能已经得到了发展，但远没有完全成形。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区分接受 的（adopting）偏见与发展 的（developing）偏见，我们的分析会清楚很多。孩子们通过吸收父母或周围文化环境中的态度和刻板印象来接受偏见。上一章中引用的大多数案例都是恰当的例子。父母的言语和手势所流露出的赞许或对立态度，被传递给了孩子。孩子继承了他父母的观点。本章和下一章中讨论的一些学习原则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这种迁移是如何发生的。
但是，也有另一种养育方式并不会将想法和态度直接传递给孩子，而是创造了偏见的氛围，以致孩子会发展出 带有偏见的生活风格。在这种情况中，父母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表达自己的偏见（他们一般来说还是会表达的）。然而关键在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管教、爱、威胁）是那种会让孩子无法不去产生怀疑、恐惧和仇恨的，而这些感情迟早会被他们转移到少数群体身上。
在现实中，这些学习的形式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教导（teach）孩子特定偏见的父母也很可能会同时训练（train）孩子将偏见发展为他的本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区分两者，因为学习的心理过程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需要此类分析加以辅助。
孩子的训练
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已知会助长偏见发展的那种训练孩子的方式（暂时不考虑孩子对特定群体的特定态度的习得）。
哈里斯（Harris）、高夫（Gough）和马丁（Martin）的研究为养育方式与孩子的偏见发展具有相关性提供了依据。1 这些研究者首先确定了240名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儿童对少数群体表达的偏见的程度。然后，他们向这些孩子的母亲们发放调查问卷，询问她们对儿童训练方式中某些做法的看法。其中大部分问卷都得到了母亲们的回复。结果非常具有启发性。有偏见的孩子的母亲，相较于那些没有偏见的孩子的母亲，更倾向于持有这样的观点：
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学会服从。
从不允许孩子的意愿与父母相悖。
孩子不应该向父母隐瞒任何秘密。
比起吵闹的孩子，我更喜欢安静的孩子。
（如果孩子发脾气）自己也会发火并吼回去，告诉孩子“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这么做”。
如果发现孩子做性游戏（自慰），持有偏见的孩子的母亲更倾向于惩罚孩子；而没有偏见的孩子的母亲则更有可能无视这种行为。
总而言之，结果表明，家庭氛围的确会改变孩子的态度。具体而言，压制性的、苛刻的、批判过多的家庭——在这些家庭中父母的话就是法律——更可能会有利于群体偏见生根发芽。
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母亲们在此调查问卷中所表达出的育儿理念也是她们在生活中实践的教育观点。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力地证明，如果母亲坚持要求孩子的无条件服从、压制孩子的冲动、用条条框框束缚孩子，那么孩子就更易于产生偏见。
这种训练方式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孩子会始终保持警惕。他必须持续仔细留意自己的所有冲动。他不仅会因为这些冲动给父母造成不便，违背了他们的规则而受罚，就像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并且他还会经常感到爱因此被剥夺了。他是孤独的、无遮蔽的、凄凉的。因此，他会对父母的好恶格外关注。父母有权给予或剥夺爱，这全看他是否满足了父母的条件。父母的力量和意志对孩子的生活而言是有绝对影响的。
所以，结果会是怎样呢？首先，孩子会从中学到，主导人际关系的是权力和权威——而非信任和宽容。因此这就在他们心里为等级的社会观念搭建了舞台。平等的信念没有能够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而且，孩子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冲动；他不能发脾气、不能违抗命令、不能玩弄自己的性器官。他必须与自身的邪恶做斗争。通过一个简单的投射行为（第24章），孩子们也会恐惧他人内心的邪恶念头。他人怀着阴暗的打算；他人的冲动对孩子们构成威胁；他人不可信任。
如果这种养育方式提供了偏见滋生的土壤，那么与之相反的养育方式似乎会使孩子变得倾向于宽容。无论他做什么都能感受到安全与被爱的孩子，不会被父母用权威强力压制（这种压制往往表现为言语羞辱，而不是打板子）的孩子会形成平等和信任的基本理念。他无须压制自己的冲动，也不太会将其投射到别人身上。他不容易产生怀疑、恐惧，也不会产生人际关系中的等级观念。2
虽然没有一个孩子在成长的全过程中只受到过一种对待，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以下方案对家庭氛围进行分类：
宽容型对待
排斥型对待
压抑与冷酷（苛刻、激发恐惧）
主导一切与批判（野心过大的父母总是唠叨、不满孩子的现状）
忽视
放纵
前后不一致（有时宽容，有时排斥，有时放纵）
虽然我们尚无法对此下定论，但是排斥、忽视和前后不一致的养育方式倾向于导致孩子发展出偏见。3 有偏见者童年时家庭争吵的频率与父母离异率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克曼（Ackerman）和亚霍达（Jahoda）对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反犹太主义患者进行了研究。他们中大多数人童年的家庭生活氛围都不健康，多发争吵、暴力与离异。父母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爱情或同理心。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排斥孩子是很常见的。4
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父母是否专门灌输过反犹太主义，对于孩子是否形成这种思想并不是必要因素。虽然这些父母也和他们的孩子一样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研究人员是这样解释其中的关联的：
在父母和子女都是反犹太主义者的情况下，更合理的假设是，是父母的情绪偏好为子女发展出相似的情绪偏好提供了一种有助于偏见生长的心理氛围，而非只是单纯的子女模仿父母的观念。5
换句话说，偏见并非父母所教导 的，而是孩子受气氛感染而获得 的。
另一名研究人员对妄想症进行了分析。在125名患有特定妄想的住院患者中，他发现大多数患者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了压抑和冷酷的对待。近四分之三的患者父母是压制性的、残酷的，或者是主导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只有百分之七的妄想症患者成长于宽容的家庭氛围之中。6 因此，成年人的偏执倾向可以追溯到童年。我们当然不能将偏执与偏见等同起来。然而，持有偏见的人与偏执狂在僵化的分类法、敌意和非理性等方面的症状都是一致的。
在不做非必要推断的前提下，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猜测，那些受到了严厉对待和惩罚的孩子，或者是不断受到批评的孩子，性格中可能会更容易发展出群体偏见。相反，来自更为放松和安全的家庭的孩子，被宽容和爱意所包围的孩子，更有可能发展出宽容的态度。
对陌生事物的恐惧
让我们再次回到偏见是否有先天性的来源这个问题。在第8章中，我们了解到，一旦婴儿（约六个月大时）能够区分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此后当陌生人接近时，尤其是突然出现，或是在婴儿面前做出粗暴的威胁性动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出焦虑。婴儿会在戴着眼镜的陌生人、有着不熟悉的肤色的陌生人，或是举止与他常见的行为不同的陌生人面前，表现得尤为恐惧。这种对陌生人的胆怯会一直持续到学龄前——经常还会更久。所有造访过有年幼儿童家庭的人都知道，孩子需要花上几分钟，甚至几小时去习惯他的存在。但是，这种最初的恐惧会逐渐消失。
我们也读到了一个实验，婴儿们被单独置于一个放满玩具的陌生空间中。起初，所有的婴儿都很惊慌，他们难过大哭。但又来过几次之后，他们就完全适应了这个房间，能够像在家中一样在里面玩耍。最初的恐惧反应所带来的生物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陌生事物意味着潜在的危险，所以人们必须保持警惕，直到有足够的经验能够证明没有潜藏的危险。
孩子对陌生人的焦虑是普遍的，但他们对陌生人的适应也快得惊人。
一名黑人女佣到了一个新家庭做工。家中三岁和五岁的孩子对她的到来表现出恐惧，几天过去了，他们还是很不情愿接受她。但是，后来女佣在这个家庭服务了五六年，在此期间，女佣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又过了一些年，孩子们都长成了年轻人后，全家某次谈到了女佣安娜在这个家庭时的快乐时光。大家已经有十年没再见过她了，但是她给人们所留下的记忆充满了爱意。在谈话的过程中，大家提到了她是有色人种。孩子们十分震惊。他们坚称他们对这个细节毫无印象，他们彻底忘记了这个事实。
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使我们怀疑，对陌生的本能恐惧是否必然会永久留存在人们对待其他群体的态度之中。
种族意识的初现
“家庭氛围”的理论肯定比“天性本能”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这两种理论都无法告诉我们孩子的种族意识是在何时、如何产生的。如果孩子生来就具备相关的情感机能，那家庭接受或排斥的态度、焦虑或安全的氛围就只是起到了持续催化的作用。我们仍然需要对孩子最开始是如何察觉到群体差异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一个混合种族幼儿园能够为该项研究提供完美的实验条件。
在该条件下的研究显示，儿童最早注意到“种族”的年龄是两岁半。
一个两岁半的白人孩子，第一次坐在一名黑人身边时，说道：“脸脏。”这样的评价并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深色皮肤的人。
纯粹的感官观察——有些人的皮肤是白色的，有些人的皮肤是深颜色的——似乎在许多案例中都是种族意识初现的迹象。除非这种观察伴随着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不然我们就只能说孩子们最初被唤起的更多的是好奇和兴趣——仅此而已。孩子的世界里充满了各种迷人的差异。肤色只是其中一种。但是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对种族差异的第一次感知也可能会唤起关于“干净”和“肮脏”的联想。
情况在孩子三岁半到四岁的时候会加剧。肮脏的感觉会一直萦绕在孩子心头。孩子们在家中已经经过了彻底的清洗。为什么有的孩子还是比其他孩子肤色更深呢？一个黑人孩子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困惑，他对他的母亲说：“把我的脸洗洗干净；有些孩子总是洗不干净脸，特别是黑人小孩。”
一年级老师报告说，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白人孩子会拒绝在游戏中与孤身一人的黑人孩子牵手。显然，原因并不在于任何内心深处的“偏见”，而仅仅是因为白人孩子嫌弃汤姆（Tom）的脸和手太脏了。
古德曼博士（Dr. Goodman）在一项对幼儿园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个尤为显著的结果。黑人儿童的“种族意识”大体上比白人儿童觉醒得更早。7 他们常常对此感到困惑、不安、激动。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明白自己是一名黑人。（甚至到了七岁，一名黑人小女孩还会对她的白人玩伴说：“我可不想当有色人种，你呢？”）
兴趣和烦恼的形式多种多样。黑人孩子会提出更多有关种族差异的问题。他们或许会羡慕地抚摸白人孩子的金色头发；他们经常排斥黑人玩偶。在一个白人玩偶和一个黑人玩偶之间，几乎所有孩子都会更喜欢白人玩偶；许多孩子会打那个黑人玩偶，称之为肮脏的或丑陋的。一般来说，黑人孩子比白人孩子更排斥黑人玩偶。在考察种族意识的测试中，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意识。当一个黑人男孩面对着两只除了肤色不同，其余部分都一模一样的玩偶时，他被询问：“这两个娃娃，哪个和你小时候更像？”
鲍比（Bobby）的目光从深色皮肤的玩偶游移到白色皮肤的玩偶身上；他犹豫了，斜眼打量了我们一下——并指了指白色皮肤的玩偶。鲍比有关种族的认知尽管微弱而零星，但却有着某种个人化的意义——某种自我指涉。
尤为有趣的是，古德曼博士观察到在幼儿园时期，黑人儿童往往与白人儿童同样活跃。他们整体上更善交际——尤其是那些在“种族意识”方面得分更高的孩子。很大一部分黑人儿童都是群体中的“领袖”。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发现背后的意义，但事实很可能是因为黑人儿童较早出现种族意识而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性刺激。他们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但又不能够完全理解自己面临的挑战，因此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和建立社交关系来让自己心安。这种威胁并非来自幼儿园，在幼儿园中，他们能够获取足够的安全感。威胁来源于他们在与外界展开交往，而且在家中他的父母也必然会对这种交往有所谈论。
幼儿园时代这种全面活跃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与许多黑人成人之后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人常以矜持、被动、冷漠、懒惰或任何可以被笼统地称为退缩性的反应而闻名。在第9章中，我们注意到黑人身上的冲突有时会导致一种被动的不作为。许多人认为这种“懒惰”是黑人的一种生理特征——但是在幼儿园我们发现了与之明显矛盾的证据。作为一种黑人属性而存在的被动性，显然是一种习得的调整模式。四岁孩子主动寻求安全和接纳通常注定是要失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痛苦后，黑人就学会了以消极的态度作为调整模式了。
为什么早在种族意识初现之时，四岁的儿童就会将深色的皮肤与一种朦胧的低劣感联系在一起呢？答案很大一部分在于深色色素沉着与污垢之间的相似性。在古德曼博士的研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既有黑人也有白人）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其他的许多人也毫无疑问有过这个想法，只是没有向研究人员提及而已。答案的另外一部分可能在于价值判断的一些微妙的，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理解的传递方式。一些白人孩子的父母可能通过言语或行为向他们的孩子传达了一种他们排斥黑人的模糊感觉。如果是这样，这种排斥对于四岁的孩子而言也是一种处于新生状态的事物，因为研究人员还找不到任何能够将这个年纪的孩子贴上“偏见”标签的表现。一些黑人父母也可能向孩子们传达过一种感受，即黑色的皮肤会带来生活中的种种不便。而孩子们这时甚至可能还不了解他们的皮肤就是黑色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相关联想造成的初始伤害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深色皮肤暗示着灰尘——即使对四岁的孩子而言，也是如此。而对于另一些孩子而言，它可能暗示着粪便。棕色并不符合我们文化的审美（尽管巧克力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这种初始的劣势绝不是无法逾越的。颜色领域的区分对待并不难学：人们不会因为血液是红色的，而排斥猩红色的玫瑰，也不会因为尿液的颜色是黄色的，而排斥黄色的郁金香。
总结而言，四岁的儿童通常会对种族群体的差异感兴趣、好奇并表示欣赏。一种轻微的白人优越观念似乎正在滋长，主要是因为白色与洁净的关联——洁净是孩子们在生命最早期所习得的价值之一。不过，与之相反的联结也很容易被建立。
一个四岁的男孩与父母一起乘火车从波士顿去旧金山。他对路上遇到的友善的黑人搬运工充满好奇。之后的两年里，他总是幻想着自己是一名搬运工，并难过地抱怨说因为自己并非有色人种，所以无法成为搬运工。
语言标签：权力和排斥的符号
在第11章中，我们讨论了语言在我们心理分类的构建和我们的情绪反应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因素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话题——这次，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它在童年学习中的作用。
古德曼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幼儿园中，整整半数的孩子们都知道“黑鬼”（nigger）这个词。很少有孩子明白这个称号的文化意涵，但是他们知道这个词具有强大的威力，同时也是被禁止使用的。这是一个禁忌，老师们总是对它反应激烈。因此，这是一个“有威力”的词，一个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会叫他的老师（无论这位老师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黑鬼”，或者“肮脏的黑鬼”。这个称呼表达了一种情绪，仅此而已。它并非只被用来表达愤怒——有时它传达的仅仅是兴奋。孩子们在游戏时疯狂地跑来跑去，毫无节制地尖叫着“黑鬼×3”。这个强烈的词语似乎很适于孩子们发泄他们多余的精力。
一名观察者提供了一个有关战时使用攻击性语言的有趣案例：
最近，在一个候车室，我观察三名坐在桌前看杂志的年轻人。突然，其中年龄稍小的那个男孩说：“看，那有个士兵和一架飞机，他是个日本鬼子。”女孩说：“不，他是美国人。”那个小男孩说： “抓住他，士兵。抓住那个日本鬼子。”这时，年纪稍大的男孩补充道：“还要抓住希特勒！”“还有墨索里尼。”女孩说。“和犹太人。”年纪稍大的男孩又说。然后，稍小的男孩开始反复不停地喊：“日本鬼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犹太人！日本鬼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犹太人！”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8 这些孩子对他们呐喊背后的含义所知甚少，他们口中喊的敌人的名号仅仅是一种情绪表达，而没有任何表意上的意义。
一个小男孩正在答应他的母亲“再也不和黑鬼玩耍”的要求。他说：“不是这样的，妈妈，我从来不和黑鬼一起玩，我只和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玩。”这名孩子正在形成对“黑鬼”一词的厌恶，但他却完全不明白“黑鬼”真正指涉哪个群体。也就是说，对名称的厌恶在知道名称的明确指代之前就形成了。
在一些其他的例子中，孩子们也意识到存在一些情感强烈的词（如异教徒goy，犹太佬kike，小流氓dago）。但是，只有在他将这些词与其指代的对象联系起来之后，他在使用这个词时，才能被唤起相应的感情。
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语言先于习得”。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在习得指代物之前就先一步生效了。之后，这一情感效应才会被附加到指代物之上。
在对指涉对象获得明确概念之前，孩子可能会经历一个困惑和混乱的阶段。因为带有感情色彩的外号最有可能会从一些令人激动的，或是创伤性的经历中习得。拉斯克（Lasker）提供了以下例子：
一名安置工作者在穿过操场时，发现一个意大利小男孩正在难过地哭泣。她问他发生了什么。“我被波兰男孩打了”，小男孩重复了几遍。但是旁观者却告诉这名辅导员，打他的人根本不是波兰人。于是她又转向小男孩，“你是不是想说，你被一个淘气的大男孩打了?” 但是他还是不断地说打他的是一个波兰男孩。这使辅导员感到非常费解，于是她询问了小男孩的家人。她了解到小男孩的家庭与一户波兰人家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这个意大利小男孩的母亲总是与波兰邻居发生争吵，以至于她的孩子们认为“波兰人”和“坏人”是同一个意思。9
等到这个小伙子最后知道“波兰人”所指代的群体的时候，他对波兰人已经持有强烈的偏见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语言先于习得的案例。
孩子们有时会承认他们有关情感标签的困惑。他们似乎正在努力探索这些标签所真正指代的对象。特雷格（Trager）和拉德克（Radke）通过与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们的交流，给出了几个例子：10
安娜：当我从更衣室走出来时，彼得称我为肮脏的犹太人。
老师：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彼得？
彼得（真诚地）：我不是出于恶意才这么说的。我只是在开玩笑。
约翰尼（正在帮助路易斯脱打底裤）：一个男人管我父亲叫异教徒。
路易斯：异教徒是什么意思？
约翰尼：我觉得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异教徒。除了我，我是犹太人。
由于被班上的一个黑人男孩叫作“白人乡巴佬”（white cracker），这名老师对她班上的孩子们说：“我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你们知道“白人乡巴佬”是什么意思吗？
孩子们给出了很多模糊的答案，其中一个是“这是生气时会说的话”。
即使孩子无法说清楚这个词的含义，他们也会感觉到这个词的强大力量。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词经常有一种魔法，他们构成了一种现实（第11章）。
在美国南方，有一个小男孩正在和洗衣女工的孩子玩耍。起初一切都很正常，直至一个邻居家的白人男孩隔着篱笆向他喊道：“小心被传染了！”
“传染什么？”小男孩问道。
“传染黑皮肤。你也要变成黑人了。”
这一断言使小男孩感到害怕。（毫无疑问，这让他联想到“感染麻疹”一类的事情。）他当场就丢下黑人小孩走了，再也没有和他一起玩过。
孩子们常因为被叫外号而哭泣。外号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像是淘气的、肮脏的、黑鬼、小流氓、小日本鬼子，等等。为了逃避童年早期语言中的现实意味，他们往往在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就开始用一系列“咒语”安抚自己，如“棍棒和石头能够打断我的骨头，但外号伤害不了我”。不过，人们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够认识到名号只是身外之物。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所读到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语言中的现实主义。语言类别的僵化可能会继续存在于成年后的思维之中。对于一些成年人而言，“共产主义”或“犹太人”是肮脏的词语——和肮脏的事物——这两者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正如这些词当初对孩子们所意味着的一样。
习得偏见的第一阶段
六岁的珍妮特（Janet）正在努力整合她对母亲的顺从与她的日常社会接触。有一天她跑着回到家，问道：“妈妈，我应该讨厌的孩子是谁？”
珍妮特的问题将我们引入了本章的理论总结部分。
珍妮特正处在开始抽象思考的门槛上。她想要形成所谓正确的分类，去讨厌她母亲希望她讨厌的人，以此展示服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猜测出珍妮特之前各阶段发展的历史：
1. 她不断寻求母亲的赞扬和认可，至少她强烈地渴望从母亲那里得到爱与肯定。我们可以想象，珍妮特所在的家庭氛围并不是“宽容的”，而是严厉的，挑剔的。珍妮特可能还发现自己必须小心翼翼地取悦父母。否则，她将遭受排斥或惩罚。无论如何，她已经养成了顺服的习惯。
2. 尽管她现在已显然没有了对陌生人的恐惧，但她也习得了谨慎的态度。与家庭外部人员曾有过的充满不安全感的经历，可能是她目前努力界定忠诚范围的原因之一。
3. 毫无疑问，她已经经历了对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好奇和兴趣的最初阶段。现在，她知道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她能够通过一些显著的差别辨别它们。例如，她能够通过黑人和白人之间可见的肤色差异分辨两者。但是后来，她发现一些更为微妙的差异也同样重要：犹太人与外邦人有所不同；美国人和南欧人也不一样；医生和推销员也是不同的。现在，尽管她还没能了解所有相关的线索，她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群体之间的差异。
4. 语言在她的学习过程中扮演着先入为主的角色。事实上，这也是现在她正处在的阶段。她知道自己需要憎恶某个群体（她既不知道它的名字，也不了解它的身份）。她已经了解了这一群体名称所具有的情感意义，但并不知道这个群体指的是谁。如今，她想要将正确的指代含义与这一情感意义融合在一起。她想要定义正确的类别，以确保自己之后的行为能够符合母亲的期望。一旦她掌握了语言名称，她就会像上文中的意大利小男孩那样，把“波兰人”和“坏人”当成同义词。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将珍妮特的发展历程称作习得民族中心主义的第一阶段。我们最好将它视为一段前泛化 （pregeneralized）学习的时期。这个名称并不全面，但也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描述上述所有因素。这一术语所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孩子事实上尚未形成与成年人一样的分类方式。他并不怎么明白犹太人是什么，黑人是什么，自己又应该对他们持什么态度。他甚至不在任何连续的意义上知道他自己 是什么。他可能只有在摆弄玩具士兵时，才会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在战争年代，这种分类方式并不罕见）。这种在成年人眼里不合逻辑的想法并不仅限于种族类别方面。一个小女孩可能觉得去办公室上班时的妈妈就不是她的妈妈了，而当妈妈回到家里照顾自己的时候，就不是一名办公室职员了。11
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似乎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场域里。对于他们来说，此时此刻存在的事物就是唯一的现实。孩子会惧怕敲门的陌生人，即使对方只是一个送货员。学校里的黑人男孩会被认为是肮脏的，而不是属于某个特殊的种族。
孩子们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个独立的经验轮流登场。他的预分类式思维（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有时会被贴上“全球性的”“融合论的”，或“前逻辑”的标签。12
语言标签在心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它们代表了成年人的抽象思维，以及只有成年人才能接受的逻辑概括。孩子在完全准备好将其应用于成人类别之前，就习得了这些名称，从而使这些名称成了偏见的基石。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只有在不断的摸索后——就像本章中所描述的珍妮特和其他孩子们所做的那样—— 孩子们才能形成适当的分类。
习得偏见的第二阶段
一旦珍妮特的母亲给了珍妮特一个清晰的答复，她就很有可能进入到偏见形成的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全面排斥 （total rejection）阶段。假设妈妈回答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和黑人孩子一起玩。他们很脏，有疾病，而且会伤害你。不要让我再抓到你和他们在一起。”如果此时的珍妮特已经学会了分辨黑人，甚至能够将黑人与深色皮肤的墨西哥儿童，或意大利人等其他群体分辨开来——也就是说，如果她已经形成了成年人的分类——她无疑会带着强烈的厌恶感，在所有场合中排斥所有的黑人。
布莱克（Blake）和丹尼斯（Dennis）的研究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13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研究，他们向四年级和五年级（分别是十岁和十一岁）的南方白人儿童提问：“谁更具有音乐天赋——黑人还是白人?”“谁更干净？”——以及许多类似的问题。这些刚满十岁的孩子，已经习得了对黑人这个类别的完全排斥。他们将美好的品质更多地赋予了白人群体。事实上，白人群体被他们赋予了所有的美德，而没有任何美德被赋予黑人群体。
虽然这种完全排斥肯定早就初现端倪（很多孩子早在他们七八岁时就会有所表露），然而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是在青春期早期达到顶峰的。一、二年级的孩子常会选择和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孩子一起玩耍，或并肩而坐。但这种友好的态度通常会在五年级时消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只会选择和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在一起。黑人会选择黑人，意大利人会选择意大利人，等等。14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全然排斥和过度泛化的倾向通常会渐渐消失。布莱克和丹尼斯发现，十二年级的白人孩子也会将一些好的刻板印象赋予黑人群体。他们会认为黑人有更好的乐感，性格更随和，也更善于舞蹈。
因此，孩子们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完全排斥 之后，就逐渐进入了分化 （differentiation）阶段。绝对形式的偏见越来越少了。各种豁免条款被写进态度中，以便使它更理性，更能为个体接受。有的人会说“我有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或者“我对黑人没有偏见——我一直很喜欢我的黑人保姆”。对于第一次习得成人所排斥的类别的孩子而言，破例没有那么简单。他将需要六至八年的时间来习得完全排斥，并用接下来六年左右的时间对其进行修改。在他所属的文化之中，实际的成人信条的确会很复杂。文化允许（并在诸多方面鼓励）民族中心主义。同时，一个人又必须在口头上支持民主和平等，或者，至少需要将一些美好的品质归于少数群体，并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方式证明自己所表达的其余部分的不赞成是合理的。孩子们需要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很久，才得以习得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适于表达偏见的特殊的双重语言。
孩子们在8岁左右时，经常会以一种带有高度偏见的方式讲话。他们已经习得了分类，学到了完全的排斥。但是他们的排斥主要停留在语言层面。虽然他们也可能会咒骂犹太人、异教徒、天主教徒，但他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这么强烈的仇恨。他们可能会与自己口中的敌人一起玩耍。“完全排斥”主要是个语言现象。
现在，随着学校教育的生效，孩子学习到了一个新的语言规范：他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讲话。他必须说自己将所有种族和信仰都视为平等的。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12岁的孩子在语言 上表现出接纳的态度，但行为 中却对他人充满排斥。到了这个年纪，偏见终于开始影响到孩子们的行为，而与此同时孩子们也学会了在使用语言时遵循民主规范。
所以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更年幼的孩子的言语是不民主的，而行为是民主的，而同时青春期的孩子有民主的谈吐（至少在学校里），但在举止中却表现出真正的偏见呢？到了15岁时，孩子往往已经对成年人的行为模式具有相当的模仿能力。他们能够学会在不同的场合，根据情势需要分别进行带有偏见的谈话和民主的谈话。一个人可能与自家厨房里的黑人很友好，但对来到门口的黑人充满敌意。这种双重行为和上面提到的双重语言一样，是难以习得的。人们需要用他们的整个童年和大部分青春期来掌握这门民族中心主义的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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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广泛的证据包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研究中。See T.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 J. LEVINSON,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50; also ELSE FRENKEL-BRUNSWIK, Patterns of social and cognitive outlook in children and pa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 1951, 21, 54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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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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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f. H. WERNER.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velopment . Chicago: FOLLETT, 1948. J. PIAGET.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9, 236. G. MURPHY.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47, 336.
13. R. BLAKE AND W. DENNIS. The development of stereotypes concerning the Negro,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3, 38, 52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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