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语言因素
离开了语言，我们几乎无法将对象分类。一只狗能够做出一些最粗浅的泛化，例如“需要避开小男孩”——不过这样的概念只在条件反射的层面上就可以生效，我们不需要对其进行思考。为了在脑海中构建起用以深思、回忆、识别、行动的分类系统，我们需要使用语言将其固定下来。离开了语言，我们的世界就会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成为一座“经验沙堆”。
名词切片
经验世界中，在“人类”这一分类下的沙粒约有二十五亿。我们无法对其一一进行辨别，即使是我们每天遇到的数百人，我们也无法对他们每一个都深入了解。所以，我们必须将他们以群组的形式分类。因此，我们乐于接受一切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聚类的名称。
一个名词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属性是，它将许多沙粒归进了同一个桶中，但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一些沙粒被归进另一个桶中也完全合适。用专门术语来说的话，名词抽象化了 现实中的一些特征，并将其重新整合为一个不同的、仅由这些特征所限定和分类的现实。这一分类行为本身迫使我们忽略现实中的所有其他特征，而这些特征可能会比我们所选择的那些更接近现实。对此，欧文·李（Irving Lee）给出了以下例子：
我认识一位双目失明了的男人。他被人们称为“盲人”。但他同时也可以被称为专业打字员、严谨的职员、好学生、细心的倾听者、求职者。在商场的订单室中，职员们的职责是坐在桌前接听电话并输入订单，然而他却无法在这里得到一份工作。人力资源部的职员甚至在面试他的时候就流露出不耐烦。“你是一个盲人，”他不停地重复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读懂他的潜台词，即在一方面失能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是无法胜任工作的。面试官被盲人这一标签所蒙蔽，他无法看到一个盲人在其他方面的能力。1
像是“盲人”这样的标签，是非常显眼和强大的。它们往往会阻碍其他分类的形成，甚至会阻止交叉分类的形成。种族标签往往就属于这一类，尤其是在种族特征明显的情况下，例如黑人、东方人。在这一点上，它们类似于那些指向明显的能力欠缺的标签——思维能力低下、瘸子、盲人。我们把这样的标志视为“主要标签”。这些标志如同尖叫的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以至于我们丧失了观察辨别的能力。即使一个人的失明和一个人的深色皮肤都因为某种原因成了这个人的定义性特质，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特质都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嘈杂”的。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语言的这条基本规律——应用于任一给定个体的每个标签都只适用于他本性的一个方面。你可以正确地称某个人为人类、一位慈善家、一个中国人、一名外科医生、一名运动员。这个人可能具备所有这些标签，但可能只有他是个中国人这一项印在了你的脑海之中，并成了这个人的主要高强度标签。但无论哪个标签，都无法代表这个人的全部特性（只有他本人的专名能够完全地代表这个人）。
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每个标签，尤其是那些主要的高强度标签，都会使我们的注意力无法聚焦于具体可感的现实。这个生活着，呼吸着的复杂个体——人性的最基本单位——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如图10所示，标签放大了特定属性在对象中所占据的比例，继而掩盖了个体的其他重要属性。
图10 基于个人感知和思维的语言标志
正如本书第2章和第10章中所指出的，一旦某个主要标志构成了一个类别，它就往往会吸引本来不应与之有关的属性。被贴上“中国人”标签的类别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种族身份，还意味着沉默、被动、贫穷、奸诈。虽然如第7章所示，我们认为种族与特质之间的确可能存在联系，导致某一群体的成员都有一定概率拥有这些特质。但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认知过程。正如我们所见，贴上了标签的类别无差别地蕴含了定义性属性，可能存在的属性和全然虚构的、不存在的属性。
一般来说，专名会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单独的个体。然而即使是专名也与标志或主要特质一样有可能引来偏见，尤其是带有民族特色的姓名。格林伯格先生作为一个个体，仅仅因为有个犹太姓氏，就使听闻这个名字的人将他划入了犹太人这个整体分类之中。拉兹兰（Razran）所进行的一个巧妙的实验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当一个姓氏成为民族的标记之后，如何一发不可收拾地导致各种刻板印象。2
研究人员给总共150名学生展示了30张大学女生的照片。要求被试按照外貌、智力、性格、野心、总体好感度给她们打分。两个月后，同一批被试又被要求对同样的30张照片外加15张新的照片（用来干扰被试的记忆）进行评分。这一次，原始照片中有五张被赋予了犹太姓氏（科恩Cohen，坎特Kantor等），五张照片被赋予了意大利姓氏（瓦伦蒂Valenti等），五张照片被赋予爱尔兰姓氏（奥勃良O’Brien等），其余的女孩照片则被赋予了来自“独立宣言”签署者和“社会登记册”在册者的姓氏（戴维斯Davis，亚当斯Adams，克拉克Clark等）。
当照片上附有了犹太人的名字时，评分发生了以下变化：
总体好感度减分
性格减分
外貌减分
智力加分
野心加分
而对于那些附上意大利名字的照片：
总体好感度减分
性格减分
外貌减分
智力减分
因此，仅仅是一个姓氏都会导致对个人特质的预判。这些个体被归入了遭受偏见的种族分类，而无法被公正地评判。
虽然爱尔兰姓氏也会导致不利的预判，但远不及犹太姓氏和意大利姓氏所遭到的偏见严重。 学生们对“犹太女孩”的好感下降程度是对“意大利女孩”的两倍，是对“爱尔兰人”的五倍。然而，我们注意到，被试对“犹太女孩”的照片给出了更高的智力和野心方面的评价。针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并非都是负面的。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出，当我们把主要标签从名词形式转换成形容词形式时，它的强度就会减弱。当我们提到“黑人士兵”“天主教教师”“犹太艺术家”时，我们会意识到还有其他分类标签也同样适用于这些种族群体或宗教群体。如果我们提及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时，不仅提到他是一个黑人，还提到他是一个士兵，我们就至少可以从两个属性来分别认识他，而依照两个属性所做出的判断比仅凭一个属性做出的判断要更准确。当然，要想真正了解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我们需要了解他的更多特征才行。这是一个实用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将对象所属的民族或宗教群体作为一个形容词而非名词的方式去表达。
带有情感色彩的标签
许多类别都有两种标签——一个更感性化的标签和一个更理性化的标签。当你读到“学校老师”（school teacher）这个短语时，你感受如何？有什么想法？那读到“女督导”（school marm）呢？当然，后者会唤起一个更严格、更一本正经、更令人不快的教师形象。四个无辜的字母：m-a-r-m。然而它们却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耸了耸肩，露出嘲讽的笑。它们塑造了一位简朴、不苟言笑、不好惹的年长女性的形象。这四个字母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女督导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也会有自己的悲伤与烦恼。但这四个字母使我们立刻将她归入了受排斥的分类之中。
在种族领域内，每一个简简单单的标签，像是黑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爱尔兰裔美国人都可能会带有感情色彩。我们接下来马上会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这些标签也都有一个感情色彩更为浓烈的说法：黑鬼（nigger）、意大利混混（wop）、犹太佬（kike）、教皇党人（papist）、爱尔兰佬（harp）。当人们使用后面这些标签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所意图 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象的身份，更是对其的贬低和排斥。
除了标签之后可能蕴含的侮辱意味，人们为许多种族打上的标签还往往指涉他们有一种内在的（“身心”）缺陷。例如，我们会认为某些民族使用的姓名是荒谬的（我们将其与自己所熟悉的经验比较，并将熟悉的作为“正确的”标杆）。中国人的名字很短很蠢；波兰名字复杂古怪；陌生的方言总是显得可笑；异域服饰（有着明显种族特征的那些）看起来就像是毫无必要的奇装异服。
但是，在所有这些“身心”障碍中，由肤色引申出的特定标识是最难以逾越的。黑人（Negro）一词源于拉丁语“黑色”（niger）一词。事实上，没有任何黑人的肤色是纯粹的黑色，他们只是与金发碧眼的种族相对照才称得上黑。黑人也继而被称为“黑色的人”。而不幸的是，在英语中，黑色意味着不祥与险恶：前景黑暗（the outlook is black）、反对票（blackball）、流氓（blackguard）、黑心的（blackhearted）、黑死病（black death）、黑名单（blacklist）、敲诈（blackmail）、黑手党（Black Hand）。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白鲸》（Moby Dick ）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黑色所蕴含的病态内涵，以及白色所代表的高尚含义。
黑色与不祥之兆间的联系并不是英语独有的。跨文化研究显示，黑色在不同文化中的含义普遍一致。在某些西伯利亚部落中，特权部落的成员称自己为“白骨”（white bones），而将所有的其他人称为“黑骨”（black bones）。即使在乌干达的黑人群体中，也有一些证据显示在他们的神学层级中最高的神被称为白神；而白布制品表示纯洁，被用来抵御邪灵和疾病。3
因此，“白种人”与“黑种人”这两个概念中就隐含了一种价值判断。我们还可以探究黄色（yellow）一词所具有的负面含义，以及它可能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东方人的看法。
然而我们也要避免沿着这条逻辑链走得太远。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在许多语境下，黑色和黄色也能唤起正面的联想。高贵的黑丝绒让人愉悦，巧克力和咖啡也是如此。黄色的郁金香惹人喜爱，太阳和月亮也会发出偏黄色的明亮的光。然而有关肤色的词语经常会被沙文主义式地使用，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和黑人的口袋一样黑（dark as a nigger’s pocket），在黑人区昂首阔步的人（darktown strutters），被寄予厚望的人（white hope，起源于杰克·约翰逊，一位对战黑人重量级冠军的白人拳击手），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黄祸（the yellow peril），黑孩子（black boy）。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偏见，这些词都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4
我们所谈及的现实是，即使是最正确、最无偏倚的少数群体标签，有时也会流露出负面的意味。在许多情形或语境中，一些正确的、毫无恶意的称呼，如法裔加拿大人、墨西哥人或犹太人，都会含有一丝轻蔑的贬斥意味。原因是这些称呼都是与主流社会偏离的标签。尤其是在一个鼓励统一性的文化中，任何偏离都会在实然层面（ipso facto）造成负面的价值判断。像精神失常（insane）、酗酒（alcoholic）、变态（pervert）这些词语本应是对人类的一种状态的中性描述，但它们还同时指向偏离轨道，“不正常”。少数群体是与主流群体存在偏差的群体，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最无辜的标签在一开始也会被打上不光彩的烙印。当我们想要强调对象的偏离正轨并诋毁它时，我们会使用感情色彩更为强烈的词：疯子（crackpot）、醉汉（soak）、娘娘腔（pansy）、小流氓（greaser）、乡下佬（Okie）、黑鬼（nigger）、犹太佬（harp）、爱尔兰佬（kike）。
少数群体成员往往对别人如何称呼自己十分敏感，这是很可理解的。他们不仅反感带有侮辱性的称呼，有时还会从平常的称呼中体会到不存在的恶意。黑人（Negro）这个词的首字母经常被写作小写的n，这在少数情况下是种刻意为之的侮辱，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无知的。像是“穆拉托人”（mulatto，黑人与白人所生下的混血儿）或“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octoroon）这样的术语也会引起其指代对象的不适，因为这些词在历史中常被用作轻蔑语。专门区分性别的词语也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们似乎也再次强化了民族差异。为什么“犹太女人”（Jewess）和“黑种女人”（Negress）有专门的词语表示，而我们并听不到“新教徒女性”（Protestantess）和“白种女人”（whitess）这种表达？同样的过分强调也出现在一些专门的称呼，如中国人（Chinaman）和苏格兰人（Scotchman）中。为什么不说美国人（American man）？误解的根基在于少数群体对许多词语中微妙的感情色彩也很敏感，而主流群体可能会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词汇。
“共产主义者”标签
只有给外群体贴上标签之后，我们才能在脑海中建立起对其的印象。以一个我们常常遇见，却模糊得出奇的情形为例，当一个人想要将责任归咎于某个其性质尚不明确的外群体时，他往往会在无明确指代对象的情况下使用“他们”（they）一词。“为什么他们不把人行道建得宽一些？” “我听说他们要在这个镇上建厂，雇用很多外国人。”“我不会支付这个税单；他们要想从我这儿拿到钱是痴心妄想。”如果被问及“他们到底是谁”时，说话者可能会感到迷惑和尴尬。这种缺乏指代对象的“他们”显示出，人们往往想要、需要指定一个外群体（通常是为了发泄敌意），即使他们自己也不明确这个外群体具体是谁。只要泄愤的对象是模糊的，偏见就无法围绕着它发展开来。我们需要标签来标识敌人。
尽管这听上去很奇怪，但直到最近关于共产党人 并不存在一个被广为认可的标签。 这个词当然是存在的，但它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感内涵，也没有指向一个公敌。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中滋生了越来越多受到经济与社会威胁的感受，人们也依然无法确定威胁的源头。
对1920年一整年的《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 ）进行的内容分析揭示出的标签列表如下。其中每一项都被用于暗示某种威胁。举国上下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也很相似。必须要找出一个群体，对战后的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和不确定性负责。一定要有一个反派。在1920年，记者和社论作者们将这个反派描述成了以下几类人：
异己、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爆炸制造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共产主义工运分子、阴谋家、作出虚假承诺的特使、极端主义者、外国人、后入籍的美国人、纵火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只会空谈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会空谈的社会主义者、同谋者、激进派、苏联派来的煽动者、社会主义者、苏联、工团主义者、叛国者、不良分子。
从这个洋洋洒洒的列表中，我们能够发现到人们对一个敌人（不满和烦躁情绪的发泄对象）的需求 远比这个敌人的具体身份更明确。无论如何，人们依旧没有对这个敌人打上清晰的、得到一致认可的标签。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全民歇斯底里的情况减轻了。既然不存在明确的“共产主义”分类，人们的敌意也就没有真正的聚焦点。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模糊的可互换标签变得越来越少，人们也逐渐对这些标签有了一致的认定。外部的威胁几乎都被称作来自共产主义或红色势力。在1920年，威胁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签，威胁的类别是模糊的。但在1945年之后，威胁的标识和对象都变得更加明确。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说出“共产党”一词时，是清晰了解其含义的。而是通过运用这一称呼，至少人们能够一致地将矛头指向某个 勾起他们恐惧的对象。这一称呼继而成为威胁的代名词，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遭到了不同的压制。
就理论而言，标签应该指代特定基本属性，像是共产党员，或效忠于俄国体系的人，或这一体系的支持者，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但是，这一标签被滥用了。
事情经过大致如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并对国外的破坏性革命心存忧虑，大多数人都很自然地感到心烦意乱。人们因为高昂的税收而烦恼，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受到威胁与挑战，社会大众还恐惧未知的、更深重的苦难。人们需要一个单一的、可识别的敌人。将责任归咎于“俄国”或其他遥远的地区远远不够， “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也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需要一个群体作为替罪羊（参见第10章）：华盛顿的政要、学校的同学、工厂的同事、街区的邻里。一旦我们感受到了当下的威胁，我们就会推断自身周围必有危险存在。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共产主义不仅存在于俄国，还存在于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政府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学校中，在我们的邻里之中。
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是偏见吗？并不必然。涉及现实的社会冲突的阶段是必然存在的。美国的价值观和苏联的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是不一致的。这将导致现实中双方特定形式的对抗。偏见只会发生在“共产主义”的定义属性变得模糊时，这时所有支持任何社会变革的人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担忧社会发生变革的群体是最有可能将这个标签贴在任何看似存在此类威胁或者做法的人之上的群体。
对于他们而言，该类别是未分化的。它包括了所有对其不利的书籍、电影、布道者、教师。如果不幸降临——可能是森林火灾或工厂爆炸——人们都会将其归咎于共产主义者的破坏。该类别涵盖了所有互不相关的负面事件。议员兰金（Rankin）在1946年众议院的会议上称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为共产党人。国会议员奥特兰（Outland）敏锐地就此回复道：“显然，所有不同意兰金先生观点的人都是共产党人。”
当差异化思维处于低潮时，社会将陷入危机，两极化思维将被放大。一切事物都被贴上了符合道德规范或出离道德规范的标签，而后者则会被称为“共产党”。相应地——这也是造成伤害的部分——任何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这是错误的归类）都会立即被抛出道德秩序之外。
这种联想机制将巨大的权力置于蛊惑民心的政客手中。几年来，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设法将与其政见不合的公民贴上共产党的标签，并用这种手段铲除异己。少部分人看穿了他的把戏，麦卡锡也随之声名扫地。然而，使用如此卑劣手段的人远不止这位恶名昭著的参议员。据《波士顿先驱报》1946年11月1日的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代表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结束了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后，他说：“人民将投出的选票将使美国陷入混乱、迷茫、破产，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中，所有的自由和机遇都将毁于一旦。”他使用情感标签，意图将他的对手置于公认的道德秩序之外。马丁成功连任了。
在第14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思考现实中的社会冲突与偏见之间的区别。在第26章中，我们会分析煽动者们用以迷惑民众的其他伎俩。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此迷惑。蛊惑民心的政客过分使用这些伎俩，就会变得可笑。在伊丽莎白·迪林（Elizabeth Dilling）所著的《红色分子关系网》（Red Network ）一书中，她的两极化思维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落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一位读者评价道：“显然，如果是你的左脚先踩下人行道的，那么你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要顶住社会压力，在全民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公正，不为语言标识背后所带有的大量类别及偏见所动，实属不易。
语言现实主义和标识恐惧症
一旦被贴上标签，尤其是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大多数人都会表示抗拒。几乎没有人愿意被称为法西斯、社会主义者或反犹太主义者。我们可能会给别人贴上这些负面的标签，却不愿意自己被贴上这些标签。
人们对正面标签的渴望可以通过接下来的情形得到例证。在白人聚集的社区中，人们强行赶走了一户新搬入的黑人家庭。然而，他们称自己是“为睦邻友好而努力”，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根据此座右铭所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起诉将此物业出售给黑人家庭的人。接着，他们又投身于将第二户黑人住户赶走的行动中。以上的行为都被标榜为响应“为睦邻友好而努力”的号召。
斯塔格纳（Stagner）5 和哈特曼（Hartman）6 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可能会反映他的确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但他仍然会排斥类似的负面标签，并拒绝支持任何公然符合他行为的运动或参与者。简而言之，这是标识现实主义所对应的标识恐惧症。当自己被牵涉其中时，我们会陷入标识恐惧，即使在给别人贴上“法西斯”“共产党”“盲人”“假正经”的标签时，我们并不在意。
当标识能够激起强烈的情绪时，它们就不仅仅只是标识了，而是成了实际的东西。“杂种”（son of a bitch）和“骗子”（liar）这类词在我们的文化中常被视为一种“宣战”。我们或许能够接受更为温和微妙地表达蔑视的语言。但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表述本身必须被“撤回”。我们当然不会通过让对手撤回一个词语来改变他的态度，但是这个词本身被除去似乎也很重要。
这样的言语现实主义可能会到达极端的程度。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1939年12月），在坎布里奇市内拥有、藏匿、封存、引进或运输任何含有列宁（Lenin）或列宁格勒（Leningrad）的图书、地图、杂志、报纸、小册子、传单都是违法的。7
这是一种天真的做法。但人们很难理解语言与现实的混淆是无法通过这样的行为而消除的，除非我们意识到语言在人类思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下例子就是从早川（Hayakawa）的书中获得的。
马达加斯加战士必须禁止食用动物肾脏。因为在马达加斯加语言中，肾脏的词与“射击”发音相同，所以一旦食用了肾脏，就会被敌人射中。
1937年5月，纽约州的一个参议员强烈反对一项控制梅毒的法案，因为“纯洁的儿童不能接触这一术语……而且这个词会使得体面的男人女人感到不适”。
这种想法强调了类别与标识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凝聚力。刚才所提到的“共产主义者”“黑人”“犹太人”“英国”“民主党人”等词都会给一些人造成恐慌，会激怒他们。谁知道这个词或这件事会不会惹恼他们呢？标签是任何垄断类别的核心。因此，要使一个人摆脱对种族或政治的偏见，就有必要同时将他从字义崇拜中解放出来。这是普通的语义学学生所熟知的，他们告诉人们，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言语现实主义和标识恐惧症所导致的。因此，任何减轻偏见的方案中都必须包括大量的语义治疗。
参考文献
1. I. J. LEE. How do you talk about people? Freedom Pamphlet . New York: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50, 15.
2. G. RAZRAN. Ethnic dislikes and stereotypes: a lab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0, 45, 7-27.
3. C. E. OSGOOD. The nature and measurement of mea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952, 49, 226.
4. L. L. BROWN. Words and white chauvinism. Masses and Mainstream , 1950, 3, 3-11. See also Prejudice won’t Hide: A guide for Developing a Language of Equality ,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Federation for Civic Unity, 1950.
5. R. STAGNER. Fascist attitude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36, 7, 309-319; Fascist attitudes: their determining conditions, ibid., 488-454.
6. G. HARTMAN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eeling-tone of political party names and public response to their platform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36, 7, 336-357.
7. S. I. HAYAKAWA. Language in Action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1,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