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可识别度和疏离感
之前我们考虑的始终是群体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差异——无论是种族、民族还是国籍。现在，让我们切换视角，来思考这些差异是如何被注意到的。我们已经发现，人们对于种族差异的印象很少会完全对应真实存在的差异。
这样的误解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某些（不多的）显著的群体差异。一名黑人、东方人、女性、穿制服的警察，都很容易被我们划分到某个我们对其有预判的类别之中。因为他们身上有足够显著的标志激活我们关于特定群体的标签。
换句话讲：只有某个群体显示出了某种可见而显著的特征，我们才能够对其形成整体性的判断。可见性和可识别性帮助我们将对象分类。
当我们第一次遇见一个陌生人时，除非他显示出显著可见的特征，否则我们并不能立即将他分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倾向于谨慎地控制与他做接触。
有个这样的故事，一群农民站在乡间的小卖部前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走进了店里。“看起来要下点儿雨，”陌生人率先打开话匣子。没有人附和。过了一会，一个农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吉姆·古德温（Jim Goodwin），我的祖父以前就住在这条路边，离这儿一英里远的地方。” “哦，埃兹拉·古德温（Ezra Goodwin）——对，好像是要下场雨。”在某种意义上，陌生感本身就是一个可见的标记。它意味着，“谨慎判断，直到这个陌生人可以被纳入一个熟悉的分类框架之中”。
对于陌生人的接纳似乎遵循着一个普遍规律：他所受到的待遇取决于他对于内群体所要实现的价值来说，是一项资产，还是一个累赘。1 有时，他的功能不过是提供还算愉快的陪伴。在田纳西州的山岭地带，有一条不成文的约束陌生人行为的准则。在路过人家之前，他必须大声呼喊，除非这家的狗已经发出了警告。进门前，他应该将枪放在门廊上。如果他照做，就能够受到热情的接待，因为山里的人们也欢迎能够帮他们打发无聊生活的陌生人。
如果一个内群体需要吸纳新成员，而陌生人正好具备相应的素质，那他就可能受到永久性的欢迎。但在这之前，通常会有一个观察和适应的阶段。在一些联系紧密的社群中，可能需要数年，甚至需要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新成员才能得到完全的接纳。
幼 童
如果说人类的群体偏见存在任何本能方面的基础，那就是遇见陌生事物时的犹豫。我们注意到婴儿经常对陌生人表现出受惊吓的反应。新生儿出生6到8个月时，如果一个陌生人企图抱起或靠近他们，他们通常会哭泣。即使对方毫无恶意，一个陌生人过于唐突的靠近也会使两三岁的孩子退缩哭泣。面对陌生人时所产生的羞怯经常会持续到青春期。在某种意义上，对陌生人的排斥反应从来不会消失。因为我们保持安全的关键在于对环境中变化的注意，我们对陌生人的出现十分敏感。当我们走进自己的家中，我们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坐在那里的家庭成员，但是一旦有陌生人在场，我们会立刻注意到他，并保持警惕。
但是，这种“本能”的恐惧和迟疑并不会持续太久。反应通常是短暂的。
在一个针对11至21个月大新生儿的实验中，每个新生儿都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育婴室环境，并被单独放置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研究人员通过单向透明的玻璃观察新生儿们的表现。虽然他们被各种触手可及的玩具所包围，但他们一开始都会大哭不止，显然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感到恐惧。他们被放置在那里五分钟，然后回到了育婴室。隔了一天，他们再次被放进了新房间。这次他们的哭泣锐减。经过几次反复试验，婴儿们对新房间的陌生感就消失了，他们都玩得很高兴，没有表现出不满。2
在第3章中，我们明白了熟悉会产生一种“好感”。如果熟悉的事物是好的，那陌生事物就是坏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陌生都会自动变为熟悉。因此，随着逐渐熟识，原本陌生的人往往由“坏”变“好”。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过分依赖“对陌生人的本能恐惧”这个论据，来对偏见做出解释。即使是几分钟的适应都能够减轻幼童对外来者的恐惧反应。
可见的差异暗示着真正的差异
回到可见度的问题。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事物看上去不一样时，实质上通常也不一样。天空中的乌云与白云意味着不同的天气状况。臭鼬与猫不同。我们的舒适，甚至有时包括我们的生命都依赖于学习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行动。
所有人的外表都有差异。我们对孩子行为的期待，与对成人行为的期待不同；对女性的期待与对男性的期待不同；对外国人的期待也与对本地人的期待不同。所以，仅仅是期待黑人会和白人很不一样，或长着眯眯眼、黄皮肤的人会和圆眼睛白皮肤的人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并不构成偏见。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人士兵有时会抱怨说，比他们早进入欧洲的美国白人部队在当地进行了反黑人士兵的宣传。当被问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时，他们答复说，当他们登陆欧洲时，人们盯着他们看，像是觉得他们很怪异似的。而更合理的解释是，欧洲白人之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见过黑人，因此他们才会仔细观察这些人，想看看对方与自己究竟有没有肤色的巨大差异所显示出来的那么不同。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差异是独特而个人化的（每张脸都有自己独特的形状和表情），但还有一些差异是类型化的。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就是很显著的例子。许多用来区分外群体的差异也是如此。例如：
肤色
五官特征手势
普遍的面部表情
言语或口音
穿着
宗教
言谈举止
食物偏好
姓名
住址
徽章（例如，标识着所属群体的制服或纽扣）
其中的一些差异是存在于身体上的，是天生的，而另一些则是习得的，或者干脆是为了获得群体成员身份的表演。没有人被强制要求在领子上别着老兵勋章或戴上兄弟会胸针和戒指。虽然有时，一些群体的成员会试图减少自己群体身份的“可见性”（一些黑人将脸涂白，或使用直发器），但另一些群体的成员却会想方设法地突出所在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通过穿着特有的制服或佩戴徽章）。无论如何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起来（或听起来）不同的群体，往往会显得比实际上的情况更为不同。
从这条规律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推论：那些貌似不同的群体就会被认为（或被强制规定）需要看上去不同。在纳粹德国，人们并不能够依靠可见的差异分辨出犹太人，因此犹太人被强制要求佩戴黄色臂章。教宗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因为无法区分基督徒和异端而倍感困扰，下令所有的不信者都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着装，以示区分。同样，许多白人也试图通过声称黑人有特殊的气味和外形来增强黑人的“可见性”。
总而言之：在将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成员相区分时，可感知的差异是一个基础的要素。可见的标记对分类是如此关键，以至于人们甚至会幻想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差异。许多东方人通过肤色辨别出白人之后也会认为他们具有一种可识别的独特体味。多年来，美国人想象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员都蓄着山羊胡。但近来，共产党人（被惧怕的外群体）内部缺乏一致的可识别度，这使得国家和国家立法机关深感担忧，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把他们揪出来”。例如，通过识别他们的姓名来让他们变得更可见。
当可见性确实存在时，它几乎总是被认为与更深层次的特质相关联，而事实往往并非这样。
不同程度的可识别性
人类学家基思（Keith）根据不同群体成员中可被即时识别的比例，为不同种族（种群、种类、品种）的可识别性提供了分类体系。4
筛选区别（Pandiacritic）= 每个个体都可被识别
宏观区别（Macrodiacritic）= 80%或更多个体可以被识别
交叉区别（Mesodiacritic） = 30%~80%个体可被识别
微观区别（Microdiacritic）= 30%或更少个体可被识别
根据这一体系，犹太人属于交叉区别型。（使用照片的）实验表明，约有55%的犹太人可以仅通过外表被辨认。5 亚美尼亚血统呈现出的可识别特征，或种族特有的面部表情习惯，能够大致准确地区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被试得到的指令是区分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面孔的话，正确率就不会这么高了。
很显著的一点是，持有偏见的人能够比不持有偏见的人更好地识别不受欢迎的外群体成员。上文引用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心理层面来说，这个事实并不难解释。持有偏见的人很在意学习如何识别他的“敌人”。他变得目光敏锐，疑神疑鬼，他对任何可能指向对方是犹太人的细节都很敏感，因为他面前所有可能是犹太人的对象都对他具有潜在的威胁。相反，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很少会关心群体认同的问题。当被问及他的某个朋友是否是犹太人时，他会真诚地感到惊讶：“啊？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一个人不太会观察到或是发现一些区别性的细节，除非他特意去想这些事。
大多数拥有东方人或黑人血统的人都是能够通过外表被识别的，但也并不必然如此。因此，这些人种应该被归类到宏观区别，而不是筛选区别之中。有的黑人“可以被当成”白人（当然，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大部分的血统来自白人，但同时也有一些黑人祖先），是反对黑人的偏见者们主要的忧虑。肤色偏浅的黑人可能被当成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甚至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他们可能已经完全没有了黑人的特征。据不同的估计，每年有两千至三万名黑人后裔从黑人群体中脱离出来，自此之后被视为白人。6 两千这个数字可能更接近实情。
区分同一人种中的两个群体通常是困难的，即使过往的经验和熟悉程度有助于完成这个任务。一名研究人员要求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白人学生通过照片区分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他们的成绩总体来说非常差，仅略好于随机猜测，不过因为斯坦福的学生与东方人接触更多，所以判断的正确率也稍高于芝加哥大学的学生。7
肤色对我们判断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脸部识别中并没有比肤色更进一步的辨析能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东方人就是东方人。我们也无法分辨每张面孔的不同特色，虽然我们往往坦率地承认，所有东方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当我们发现在东方人看来，“美国人也都长得很像”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惊讶。针对黑人和白人面孔记忆的一项实验表明，具有高度反黑人偏见的群体无法识别不同的黑人面孔，正如很多黑人也无法通过照片识别出不同白人的面孔。8
虽然我们对个人差异的感知通常无法穿透对不同肤色或种族群体的总体印象，但是当需要区分的对象在可见度区间里与我们自己较为接近的时候，这一趋势就会反转。虽然白人无法通过外表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人或日本人都知道如何从细节处分辨出彼此。弗洛伊德称之为“对细小差异的自我迷恋”。我们仔细地将自身和与我们相似的群体做比较——两者总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些微小的差异暗示着，或潜在地意味着对自身的不满。所以我们会小心地注意到彼此间的差异（就像两位参加桥牌派对的郊区妇女会仔细审视对方的梳妆打扮那样），并通常会以对我们自己有利的方式对差异做出评估。我们决定，和自身看起来相似的“双胞胎”并不如我们一般自然得体。在宗教派别内部所产生的分歧似乎也是“对细小差异的自我迷恋”的例子。对于一名非宗教人士来说，路德宗信徒就是路德宗信徒而已，但对于内部人士来说，路德宗内部的一个派系和另一个派系也有着很大差异。
一位在美国南方旅行的印度女士由于自己的深色皮肤而被旅店拒绝入住。于是她卸下头饰，展示了自己的直发，就顺利入住了旅店。对店员而言，肤色导致了他对这位印度女士下意识的第一判断。而对这位印度女士而言，她敏感地发觉了这其中涉及的“细小差异”，从而使店员改变了自己的认知而将她重新分类。
皮肤颜色、头发质地和面部特征都只是可识别特征中的一小部分。也有一些其他的可识别特征，例如，在犹太会堂做礼拜，过特定的节日，遵守一些特殊的仪式如实施割礼，进行隔离，家族姓氏。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指出的那样，仅是一个犹太姓名就能够被作为可识别的线索，从而带来一系列待遇上的差别。无论可被识别的线索多寡、是否可靠，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改变人们进行预判时的情感倾向。
居住在美国的清教徒为可识别的“天主教”标志而饱受折磨。他们被弥撒曲和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所震惊并倍感冒犯。直至今日，依旧有一些正统的清教徒禁止在圣诞树上挂蜡烛，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像天主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被识别的标志与事情本身就混淆了起来。也就是说，可识别的标志会导致对整个类别的定义过于绝对。事实上，清教徒痛恨的是专制的教会主义。然而，这些可识别的标志成了他们迁怒和回避的对象。
态度会凝集在可识别的差异周围
将标记与其含义合并的这种趋势，我们称之为凝集 。它有多种形式，也会导致多种后果。以肤色为例，尤其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黄祸”的警示，以及对“白人的负担”的关注。一个理论认为，曾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非洲进行剥削掠夺的欧洲资本家和官僚良心不安。由于担心有色人种会因此报复，白人越发压抑恐惧。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白人的肤色都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如流星般闪耀显眼，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总体而言，有色人种并不像白人这么看重肤色。对他们来说，肤色似乎多少与生活的基本问题无关。在一个涉及限制性约束的案件中，一名黑人妇女是原告。辩护律师质疑她，“你的种族是什么？”“人类，”她回答说。 “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自然的颜色，”她回答。
深色皮肤本身并不令人反感。许多白人都想要拥有深色皮肤。所有正常人的表皮下层都含有黑色素（melanin），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指黑色。在度假和美黑乳液的帮助下，数百万来自北方国家的人们尽力获取这些黑色素。以拥有像“坚果般的棕色皮肤”“印第安人般的红色皮肤”，甚至“黑人般的黑色皮肤”为荣，并将此视为一个充实的夏日假期的标志。日光浴者都幻想自己能够拥有黑人般的肤色。
那为什么有色人种并没有如意想之中那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羡慕，而是被厌恶？这与他们的肤色无关，而是由于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肤色所蕴含的意义比黑色素更丰富，深色皮肤意味着在社会上的劣势。有一些黑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并力求在表面进行弥补。他们认为，通过化妆让自己显得更像白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这份耻辱。也许从黑人所遇到的实际障碍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要的并不是自己天生的肤色，而是社会因此施加给他们的屈辱。他们也是凝集（将标记与其含义混淆）的受害者。因此，对受害者与迫害者来说，可识别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激发了与可识别性本身无关的经验类别。
感官厌恶
当视觉提示成了锚点，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其他的联结。在这些联结中，还有一系列的感官体验。我们从视觉感知的内容迅速推导至一个观点：即不同肤色的人，其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也是不同的；他们的体味与激情所在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就所产生的负面态度展开了感官的、本能的、“动物学”的解释。
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体验过感官厌恶和烦扰。我们都有一些自己反感的，甚至是厌恶的感官体验——也许是对桃子的触感，大蒜的气味，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吱吱声，人们油腻的头发，难以忍受的口臭，变质的食物，棉花糖的口感，或是对膝上的宠物狗发嗲的女人。一名研究人员调查了一千多人，让他们列举自己厌恶的东西，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人都列出了21种感官厌恶的形式。此外，被提名的感官厌恶中约有40%与人们的身体特征、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有关。9
这些感官厌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天性使然，但大部分是后天习得的。然而一旦习得了，它所带来的震动就会使我们下意识地远离刺激源，或以其他方式保护自己。这样的行为本身不是偏见，但是却为偏见准备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这里再次出现了符号和态度的凝集 。即使是出于其他原因而对外部群体产生的反感，都被我们归结为出于感官原因的反感。
大多数人都厌恶汗水的气味。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传言黑人（或东方人，或外国人）有异味。这种口头“信息”（几乎一定没有得到验证）将感官厌恶与偏见联系了起来。当一个人想到黑人时，他会想到汗液，或者是当他想到了汗液时，他会想到黑人。与此相联结的观点组成了一种类别。不久之后，这个人就会得到关于他无法忍受黑人体味的动物学诊断——他会说，这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厌恶，所以除了与黑人的强制隔离，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异味论”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检验。10 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嗅觉具备以下三个重要特性。
（1）高度情感化——气味很少是中性的。恶臭会引起反感和厌恶。香水之所以有销量，是因为它能给人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因此，从特定群体所散发出的独特体味很有可能会引起反感或是偏爱。东方人有时会说，白人所具有的不良体味是来自于他们对肉食的偏好。
在我们接受“异味论”中的偏见之前，我们必须证明这种让人不快的气味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仅存于想象之中的。而且，这种气味必须是独特的，比如说，（使我们反感的）气味在外群体中比起我们所处的群体（吸引着我们的）中更为显著。虽然接下来的描述将呈现一些初步的、有启发性的尝试，但还是很难对无法捉摸的体味偏好进行研究。
（2）能够唤起丰富联想——某种香味可能会突然唤起我们在童年时到访过的老式花园的印象。一种麝香的气味可能会让我们想起祖母家的前厅。类似地，我们也曾将大蒜的气味与我们遇到的意大利人，或是移民的廉价香水联结起来，我们也将居住局促的租客的臭味与新近遇到的意大利人、移民、租户们联系起来。每当我们遇见一个意大利人时，我们都有可能会想起大蒜的气味，甚至“闻到”它。（由类似关联而引起的）嗅觉幻觉是常见的。正因为这样，形成嗅觉联结的人才会坚称他们能从所有的黑人或是所有的移民身上闻到这股气味。
（3）人们对气味的适应很快。即使对于（体育馆、物业单位、化工厂中）那些始终存在的浓烈气味，人们也能迅速适应。几分钟后，我们就不大能闻到这种气味了。这个事实本身就能够大大削弱一个观点，即我们针对特定群体的厌恶是存在于对气味的本能抗拒之上的。就像婴儿对陌生人的恐惧只存在于极短的时间内，以至于我们无法就此建立起偏见的理论基础一样。即使我们能够快速适应不同气味，但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气味具备将自己与对事物的观点长久联结的非凡能力。
那现在事实究竟如何呢？例如，黑人群体是否具有独特的体味？我们无法妄下定论。然而，莫兰（G. K. Morlan）的实验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
研究人员邀请了五十多位被试，让他们就两名白人男性学生和两名黑人男性学生的身体气味分别进行判断。研究人员彻底掩盖了这些学生们的身份。在前半段实验中，四个男孩刚冲完澡；而在后半段实验中，他们完成了15分钟挥汗如雨的剧烈运动。绝大多数的被试无法辨别不同人的体味，或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几乎没有被试能够做出高于随机正确率的判断。11
这样的实验对于被试来说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两个种族的男孩大汗淋漓的身体对他们来说，气味令人反感的程度相同。
对气味的执念是一种有趣的心理层面上的障碍。虽然它绝大部分是受主观感受（和偏见）的影响，但其作用似乎主要是为过于私人以及过于无法被理解，或被分析的感受，找到一个“客观的”借口，或理性的解释。
讨 论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可识别度”（可识别的肤色差异会使人们连带着假想出气味和其他能被感知到的特质）能够成为一个中心象征。如果群体中的个体都拥有一些特殊的能被感知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就起到了 “冷凝棒”的作用。它的存在能够使得群体本身更易于将自己与外群体分割开来。我们在第2章中就已经指出，一个分类会将任何能够被它吞并的特质纳入旗下。
让我们重提性别差异的问题。性别差异的可识别度很高。但是，在所有的文化中，这些可识别的差异都在扭曲人类对两性的思考。女性不仅在外表上与男性不同，还在生物学上被认为是不如男性聪明、理性、诚实、富有创造性的群体——在某些文化中，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缺少灵魂的。确实存在的物理差异变成了一种总体上的（根本上的）类别差异。黑人不仅仅只是拥有黑色皮肤而已，还被认为是没有良知的、劣等的、迟钝的——然而，以上没有一项特质是在基因层面上与肤色有关的。
总而言之：可见的差异极大地加深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但可见的差异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而非民族中心主义的核心。尽管当我们追溯自己为何对某一群体存在轻微的反感时，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对方与我们之间可见的差异。然而，这只是我们将其合理化后给出的解释。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可识别的差异至关重要。在经济受到重挫时，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贫民窟，攻击一切能找到的、可识别的犹太“敌人”。在种族暴动时，任何黑人都可能被即刻视为虐待的目标。在1923年的地震中，恐惧的日本人歇斯底里地袭击了无冤无仇的韩国人。
明确区分冲突中的群体是必要的。只有能够识别出敌人，才能够展开攻击。低识别度会导致混乱。美国近年来由于“共产党人”的低识别度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就是一个例子。由于这个被痛恨的团体不存在明确的会员标识，国会和州立法机构花了大量经费和时间进行排查。教授、神职人员、政府雇员、自由主义者和艺术家都卷入了这场由麦卡锡主义发起的——企图识别“共产党人”的漩涡之中。
可识别差异所导致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仍有待观察。一位敏锐的自我观察者在下列陈述中这样概括可识别差异的本质。
最近，我在纽约街头散步时，一位年迈的有色人种女性从我身边路过。她的脸上长满痤疮，同时还吐着痰。在我遇到存在类似情况的白人时，我总是深表同情或遗憾。因为我自己也遭受了多年的严重痤疮感染。然而，看到这位有色人种女性处在同样的境遇中似乎令我厌恶……如果一个犹太人或黑人做出违反社会公约的行为，在相似的情况下，他将受到远比主流群体更严重的惩罚。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在“宽容”的人中，也存在一种微妙的倾向，即将无关的 可见特征与造成反感的真正 原因相合并。当我们所在群体中的一名成员犯了一个不重要的错误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忽视，然而，当外群体的成员犯了同样的错误时，我们却无法容忍。这也是凝集 的一个例子。导致愤怒的真正原因与一个无关的视觉线索相关联，两股力量集结在一起。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视觉线索识别来自现实的威胁，那就再幸运不过了。社会上的某些人的确如同寄生虫、水蛭一般，对同胞产生威胁，但这样的个体很少见。我们无法仅从外表确认对方是敌是友。如果所有的敌人都有着绿色的皮肤或红色的眼睛，或一个塌鼻子，那事情就简单多了。我们就能够理性地将敌意与视觉线索一一对应。但至少目前而言，情况还不是这样。
参考文献
1. MARGARET M. WOOD. The Stranger: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34.
2. JEAN M. ARSENIAN. Young children in an insecure situ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3, 38, 225-249.
3. G. ICHHEISER. Socio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race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49, 54, 395-401.
4. A. KE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rac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 1928, 58, 305-321.
5.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Some roo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6, 22, 16 ff.
由于识别面孔的实验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因小组中包括多少和何种犹太面孔而有所不同，因此最好从一系列不同的实验中提取证据。案文中陈述的调查结果受到了卡特基于自己的调查提出的质疑。（The identification of “racial” membershi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8, 43, 279-286.）然而，这一实验结果又被G. LINDZEY AND S. ROGOLSKY (Prejudice and identification of minority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0, 45, 37-53)确证了。之后进行的实验尽管并没有重复这里给出的精确百分比（55%），但在基思提出的范围内，犹太人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中音区”群体。
6. J. H. BURMA. The measurement of Negro “pass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46-47, 52, 18-22. E. W. ECKARD, How many Negroes “p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46-47, 52, 498-500.
7. P. R. FARNSWORTH.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Chinese from Japanese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face-photographs.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3, 16, 99-106.
8. V. SEELEMAN. 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 upon the remembering of pictorial material Archives of Psychology , 1940, No 258.
9. C. ALEXANDER. Antipathy and 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46, 51, 288-298.
10. 两个世纪前，托马斯·布朗爵士觉得有必要与目前认为犹太人有特殊气味的观点做斗争。他补充道，我们最好认为，将固定的特质强加在任何国家之上都是不恰当的。Pseudoxla Epidemica , Book IV, Chapter 10.
11. G. K. MORLAN. An experimen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ody odor.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 1950, 77, 257-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