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6）
二十六
维克托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已经睡了。他觉得，他会在桌前一直坐到天亮，把自己的检讨书写了又写，看了又看，再考虑第一百次：明天他去不去研究所。
在长长的回家的路上，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想在楼梯上流泪，没有想因为忽然激动起来中断了他和契贝任的谈话，没有想他的可怕的明天，也没有想揣在上衣旁边口袋里的给妈妈的信。安静的夜晚的街道使他的心情也安静下来，他的头脑空空的，好像一眼可以看透，可以穿过似的，就像夜晚的莫斯科空旷无人的林荫道。他不难过，不因为刚才流泪感到不好意思，不担心自己的命运，不盼望好的结局。
早晨，维克托朝浴室走去，可是浴室的门从里面锁上了。
“是你吗，柳德米拉？”他问道。
他听到叶尼娅的声音，啊呀了一声。
“我的天，叶尼娅，你怎么在这儿呀？”他说。因为太突然，他呆呆地问道：“柳德米拉知道你来了吗？”
叶尼娅走出浴室，他们拥抱起来。
“你气色不大好啊。”维克托说过这话，接着又说：“我这是随便说的。”
她接着就在走廊里对他说了克雷莫夫被捕的事和她来莫斯科的目的。
他很吃惊。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叶尼娅此行尤其难得。假如叶尼娅来时喜气洋洋，一心想的是自己的新生活，他就不会觉得她这样可亲可爱了。
他和她说话，向她问这问那，一面不住地看钟。
“这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他说，“你倒是想想尼古拉和我谈的许多话，他常常纠正我的思想。可是你瞧！我满脑子异端邪说，却还自由自在，他这个虔诚的共产党员倒被捕了。”
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你要注意：餐室里的钟慢十分钟。”
他嘟哝了一句，便朝自己房里走去，在经过走廊的时候，又朝挂钟看了两次。
学术委员会会议定于上午十一时开始。他虽然置身于许多习惯了的东西和书籍之中，却以超乎寻常、近似幻觉的敏锐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研究所里的紧张和忙碌。十点半了。
大概索科洛夫开始脱工作服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小声对马尔科夫说：
“嗯，看样子，咱们的疯子拿定主意不来了。”
古列维奇挠着厚厚的后脑勺，朝窗外看了看：一部小汽车来到研究所大楼门前，希沙科夫头戴呢帽、身披长长的牧师式斗篷走出汽车。随后又有一部小汽车来到，是年轻的巴季因。科甫琴科顺着走廊走来。会议厅里已经有十五六个人，都在看报纸。他们提前来，因为知道今天的人很多，要先占一个好点儿的位子。斯维琴和研究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带着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气站在党委会门口。白发苍苍的老院士普拉索洛夫拿眼睛朝上望着，在走廊里缓缓走着；他在这一类的会议上说话特别鄙俗。初级研究员们成群成堆地走着，闹哄哄的。
维克托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检讨书，装到口袋里，又看了看表。
他可以去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不检讨，一声不响地坐一坐……不行……既然去了，就不能不说话，既然说话，就得检讨。可是如果不去，就把自己所有的路切断了……
别人会说：“他没有勇气……有意和群众对立……是政治上的挑战……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检讨书，并没有看，马上又装进口袋里。这检讨书他反复看过几十遍了：“我认识到，我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这种行为不符合苏联人的行动准则，所以……还有，我在研究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苏联科学的光辉道路，不自觉地对抗……”
他老是想再看看检讨书，可是他把检讨书一拿到手里，就觉得每一个字他都熟悉得不得了……共产党员克雷莫夫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他维克托又喜欢怀疑，又怕斯大林的残酷，还议论过自由，议论过官僚作风，再加上现在被看做政治问题的事，早就应该被送到科雷马去了……
最近几天他越来越害怕，似乎他就要被捕了。要知道，一般都不是开除公职就完事儿的。先是批判，然后开除，然后抓起来。
他又看了看表。这时大厅里应该已经坐满了人。大家都朝门口看着，小声说着：“维克托·施特鲁姆还没来呢……”有人说：“快到中午了，维克托还没来呢。”希沙科夫坐到主席位子上，把皮包放到桌上。科甫琴科旁边还站着一名女秘书，女秘书是拿着紧急文件来请他签字的。
维克托想到会场上几十个人焦急而不耐烦地等待着，也急得不得了。大概，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在负责他的专案的人的房子里，有些人也在等着：他怎么还没来呀？他仿佛看到中央委员会也有一个面色阴沉的人：怎么他还不来呀？他仿佛看到许多熟人都在对家里人说：“真是疯子。”柳德米拉在心里责备他：托里亚献出生命保卫国家，可是维克托竟在战争时期和国家争执起来。
过去每当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亲戚中有那么多被镇压、被流放的人的时候，他总是自我安慰地想：“如果他们问我，我会说：我的亲戚不都是这样的人，还有克雷莫夫呢，他也是我的近亲，是有名的共产党员，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
可是现在你瞧克雷莫夫！如果那里面开始审问他，他就会想起维克托的许多牢骚怪话。不过，克雷莫夫跟他也不是那么亲近了，因为叶尼娅已经和他分手了。而且，他和他也没有说过多么危险的话，因为在战前维克托还没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意见。啊，要是问起马季亚罗夫呢？
几十、几百种拉力、压力、推力、撞力合成一种合力，似乎要把他的肋骨折断，把他的头盖骨击碎。
什托克曼博士的话“孤独的人是刚强的”是不对的……孤独算什么刚强：他偷偷地朝四下里打量着，带着自嘲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匆匆忙忙地结起领带，把检讨书放到新礼服的口袋里，穿起崭新的黄皮鞋。
就在他穿好衣服站在桌边的时候，柳德米拉走进门来，她一声不响地吻了吻他，就出去了。
不，他不宣读自己的检讨书！他要说说心里的实话：同志们，朋友们，我听到你们的话十分难过，我十分难过地在想，在艰苦奋战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大喜的日子里，我怎么会这样孤立，怎么会听到自己的同志、兄弟和朋友们的愤怒的谴责……我向你们发誓：我不吝惜全部心血、全部力量……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知道要说些什么……快点儿，快点儿，他还来得及……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我有过错误，到了深渊的边沿，才看清自己的错误。他要说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话！同志们，我的儿子就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他朝门口走去。
就在这最后一分钟里，他最后拿定了主意，剩下的只是快点儿赶到研究所，把大衣脱在存衣室里，走进会议厅，听着几十个人激动的低语声，打量着一张张熟悉的脸，说：“同志们，我请求发言，我要说说这些天来我所想的和我感觉到的……”
但也正是在这几分钟里，他动作缓慢地脱掉上衣，搭在椅背上解下领带，卷了卷，放到桌子边上，坐下来，开始解鞋带儿。
他顿时充满轻松感与清白感。他坐着，很平静地沉思起来。他不信上帝，但是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觉得仿佛上帝在看着他。他这一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幸福同时又这样安宁的心情。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夺去他的正确性了。
他想起妈妈。也许，当他不由自主地改变主意的时候，妈妈在他跟前。因为在这之前一分钟，他还真想去做违心的检讨呢。当他下决心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没想到上帝，也没想到妈妈。但是上帝和妈妈是和他在一起的，尽管他没有想到。
“我心里坦然，我很幸福。”他想。
他又想象起会议的情形，想象着很多人的脸，仿佛听到发言者的声音。
“我心里多么痛快，多么舒畅呀。”他又想道。
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思索过自己的一生，这样认真想过亲近的人，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来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走进他的房里。柳德米拉看见他脱了外衣，只穿着袜子，敞着衬衣领口，不禁像个老奶奶似的啊呀叫了一声。
“我的天，你没有走呀！那现在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说。
“不过，也许还不迟吧？”她说。然后看了看他，又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成年人啊。可是，你在决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当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原则。”
他没有作声，后来叹了一口气。
叶尼娅说：“姐姐！”
“噢，好吧，好吧，”柳德米拉说，“听天由命吧。”
“是的，柳德米拉，”维克托说，“所以咱们还要慢慢走着瞧呀。”
他用手捂住脖子，笑着说：
“对不起，叶尼娅，我没系领带。”
他看着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觉得他现在才真正懂得，生活在人世上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可轻视的事，和亲人的关系有多么重要。他明白了，生活会照常进行下去，他又可以发火，可以为琐碎事操心，可以生妻子和女儿的气了。
“好啦，我的事谈够了，”他说，“叶尼娅，咱们来下下棋，你可记得，那次你一连赢了我两局？”
他们把棋摆好，维克托是白棋，第一步走的是王侧小卒。
叶尼娅说：
“尼古拉用白棋往往都是先走王棋旁边的卒子—啊，今天上库兹涅茨桥，不知道会给我什么回话呀？”
柳德米拉弯下身，把便鞋推到维克托脚底下。他也不看，想把脚插进鞋里，柳德米拉带着抱怨的意味叹了一口气，便跪到地上，把便鞋给他穿到脚上。他吻了吻她的头，漫不经心地说：
“谢谢，柳德米拉，谢谢。”
叶尼娅还没有走第一步，就摇了摇头。
“哼，我真不懂。托洛茨基问题是老问题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可是什么事儿呢？”
柳德米拉一面摆正白棋，一面说：
“昨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没有睡。那样忠实、思想水平那样高的共产党员呀。”
“昨天夜里，你可算睡得很好，”叶尼娅说，“我醒了好几次，你都是在打呼噜。”
柳德米拉生气了：
“胡说，我简直都没有合眼。”
像是在回答那个让她自己不安的问题，她对丈夫说：
“没关系，只要不逮捕，就没关系。如果什么都不给你，我不怕，咱们可以卖东西，可以上别墅去，我到市场上去卖草莓。我还可以到中学里去教化学。”
“别墅不会再让住了。”叶尼娅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尼古拉什么罪也没有？”维克托说。“不是那种人。”
他们面对棋盘坐着，看着棋子，看着只走了一步的唯一的一个小卒，说着话儿。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说，“你是凭良心行事。要知道，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我不知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但我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对得起良心。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不凭良心。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感觉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你该记得，托尔斯泰说到死刑，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处死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却沉默。沉默还算好的呢！还有不少人闹闹哄哄大加赞扬呢。在普遍集体化的可怖时期，我们也沉默。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行事，会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兴。你是凭良心行事的。”
“维克托，你不要像佛陀一样说教了，不要把糊涂人弄得更糊涂，”柳德米拉说，“良心有什么用？断送自己的幸福，让一个好人痛苦，这又对克雷莫夫有什么好处？我不相信，等到把他放出来，他会有什么幸福。在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是好好儿的嘛。她的良心是对得起他的。”
叶尼娅拿起王棋，在空中转悠了几下，看了看贴在棋子底下的呢子，又放回原处。
“姐姐，”她说，“还能有什么幸福。我想的不是幸福。”
维克托看了看表。他觉得钟表的表盘很平静，长短针似乎带着睡意，十分安宁。
“这会儿他们在那儿讨论得正带劲儿呢。在拼命地批判我呢，不过我既不气，又不恼。”
“要是我，就打那些不要脸的家伙的嘴巴，”柳德米拉说，“一会儿管你叫科学的希望，一会儿照你吐唾沫。叶尼娅，你什么时候上库兹涅茨桥？”
“四点钟。”
“我给你做午饭，吃了再去。”
“今天咱们午饭吃什么？”维克托说。又笑着补充说：“两位女同胞，你们可知道，我对你们有什么要求？”
“知道，知道。你是想干你的事情。”柳德米拉说着，站了起来。
“要是别人，在这样的日子，早气得发疯了。”叶尼娅说。
“这是我的软弱，不是刚强，”维克托说，“昨天契贝任和我谈了很多科学上的问题。可是我另有看法，另有一种观点。就像托尔斯泰那样：他怀疑，感到苦恼，不知道文学对人是否有用，不知道他写的书对人是否有用。”
“哼，你要知道，”柳德米拉说，“你想在物理方面写出《战争与和平》，还早着呢。”
维克托感到十分尴尬。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你说得很对，我是胡乱说说。”他嘟哝说，并且不由自主地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妻子：天哪，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我说的每一句错话呀。
他又剩了一个人。他看起昨天他做的记录，同时在想今天的事情。
为什么柳德米拉和叶尼娅离开他的房间，他就舒畅了？有她们在场，他产生了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是虚伪的。他提议下棋，他表示希望干事情，其中都有虚伪性。显然，柳德米拉管他叫佛陀，正是感觉出这一点。而且他在赞美良心的时候，也感到他的声音有虚伪、不自然的意味。他怕别人怀疑他是自我欣赏，就尽可能说一些很平常的话，但是这样故意表示平常，就像在讲道台上布道一样，也有其虚伪性。
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使他放不下心来，他不明确：他缺少什么。
他几次站起来，走到门口，倾听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说话的声音。
他不想知道他们在会议上说些什么，不想知道谁的发言特别激烈和凶狠，不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决议。他要给希沙科夫写一封短短的信，说他病了，最近几天不能上研究所去。以后就不需要这样解释了。能做到的，他总是想尽可能做到。其实，已经没用了。为什么近来他这样怕逮捕？他没干什么坏事呀。他只是随口乱说。而且，其实没说什么了不起的坏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心里还是惶惶不定，他忍不住朝门口看了看。也许，他是想吃饭？大概，今后不能享受按级别供应了。也不能进高级食堂了。外室里响起轻轻的门铃声，维克托急忙跑出去，朝着厨房高声说：
“柳德米拉，我去开门。”
他把门开了。在幽暗的外室里，玛利亚的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看着他。
“啊，就是的，”她小声说，“我就知道您不会去。”
维克托帮她脱大衣，他的手感觉到传到大衣领子上的她的脖子和后脑勺的温暖，这时他忽然领悟到：他刚才就是在等她的，因为预感到她要来，所以他倾听，并且一再地朝门看。
他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一看到她，马上就感到轻松和很自然的喜悦。每次他在傍晚带着沉重的心情从研究所回来，惶惶不安地打量着行人，注视着电车和公共汽车窗外一张张女人的脸，他就是希望遇到她。每当他回到家里，问柳德米拉：“有谁来过吗？”他就是想知道她是不是来过。早就是这样了……她来了，他们说话，开玩笑；她走了，他似乎就把她忘了。当他和索科洛夫说话的时候，柳德米拉说她问候他的时候，她都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似乎除了他看到她的时候和说她是多么可爱的女子的时候，她都不存在。有时，为了逗引柳德米拉生气，他还说她的好朋友没有读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
他和她在逍遥公园散过步。他看着她，觉得很愉快；他很喜欢她能很快地明白他的话，一听就懂，从来不会理解错；她听他说话时那种孩子般的倾注神情，使他很感动。后来，他们分手，他就不想她了。后来他走在大街上，又想起她来，后来又忘了。
现在他感觉到，她本来一直和他在一起，只是他觉得好像她不在罢了。在他没有想着她的时候，她也和他在一起。他看不见她，他没有想起她，可是她依然和他在一起。他无意去想她，就感觉她不在；却不知，即使在不想她的时候，也总是因为她不在而心神不宁。可是这一天，当他对自己、对和他一起生活而又各有各的生活的人了解得特别深刻的时候，他凝视着她的脸，明白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他看着她，感到高兴：那种经常使人惆怅的她不在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他因为有她和他在一起，感到轻松起来，他不再下意识地感觉她不在了。他近来总是感到自己孤单。他在和女儿、和朋友、和契贝任、和妻子说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孤单。可是他只要一看见玛利亚，孤单就消失了。
而且这一发现并没有使他吃惊，这是很自然的、无可争辩的。可是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在喀山的时候，他怎么不明白这简单又无可争辩的事呢？
所以很自然，当他今天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她不在的时候，他的感情就要从深处涌到表面上来，让他意识到它的存在。
因为无论如何对她是无法隐瞒的，所以就在外室里，他带着一副愁容望着她说：
“我一直以为，我像狼一样饿了吧，就一个劲儿地朝门口看，是不是马上来叫我吃饭。谁知我是在等待：玛利亚是不是来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就好像没有听见，便走了进来。
她和初次见面的叶尼娅一起坐在沙发上，维克托把目光从叶尼娅脸上移到玛利亚脸上，又移到柳德米拉脸上。两姐妹多么美呀！这一天柳德米拉的脸特别好看。有损她的美的阴沉表情不见了。她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露出温柔而惆怅的神气。叶尼娅撩了撩头发，显然是感觉出玛利亚在看她。玛利亚说：
“对不起，不过我没想到一个女子有您这样美，我从来没看到像您这样的容貌。”
她说过这话，脸红了一下。
“玛利亚，你再看看她的手，”手指头柳德米拉说，“还有脖子，还有头发。”
“还有鼻子眼儿，鼻子眼儿。”维克托说。
“怎么，你们拿我当一匹卡巴尔达马呀？”叶尼娅说。“我可不爱听这些。”
“马儿不喜欢这马料。”维克托说。虽然这话的意思不太明确，还是引起了笑声。
“维克托，你是想吃饭了吧？”柳德米拉说。
“是的，是的，不，不。”维克托说。他看到玛利亚的脸又红了。就是说，她听见他在外室里说的话了。
她坐在那里，像只麻雀，灰灰的，瘦瘦的，凸出的不高的额头上面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像人民教师一样的头发，穿着肘部补过的针织上衣，维克托却觉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善意和文雅意味，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很优雅、很温柔。
她没有说起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她问到娜佳的事，她向柳德米拉借托马斯·曼的《魔山》，向叶尼娅询问薇拉和她的小孩子，还问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喀山的来信说些什么。
维克托没有一下子就明白，玛利亚找到的是唯一正确的谈话方法。她似乎在强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人不能继续做人，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闯进父子、兄弟姐妹的圈子，在这不愉快的日子里，她就这样来赞美和她坐在一起的人，因为国家未能闯进他们的圈子，他们就有权不谈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而是谈内部实有的情形。
她的估计是对的。在她们谈论娜佳和薇拉的小孩子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坐着，感觉他心中点燃起来的火光又平和又温暖，既不摇晃，又不会熄灭。
他感觉到，玛利亚的魅力征服了叶尼娅。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了，玛利亚也去帮她忙活。
“多么可爱的人呀。”维克托若有所思地说。
叶尼娅用讥笑的口气唤他道：
“维季卡，听见没有，维季卡？”
他听到这意外的称呼，愣住了。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人唤他的小名了。
“这位太太像猫一样爱上你了。”叶尼娅说。
“简直是胡扯。”他说。“而且为什么说是太太？她最不像太太了。柳德米拉没有一个女性朋友，可是她和玛利亚实在要好。”
“你和她怎么样？”叶尼娅用讥笑的口气问。
“我是说真的。”维克托说。
她看到他生气了，就微微笑着，看着他。
“叶尼娅，你懂吗？你别胡扯。”他说。
这时候娜佳来了。她站在外室里，急急忙忙地问道：
“爸爸去作检讨了吗？”
她走进房里。维克托把她抱住，亲了亲。叶尼娅眼里闪着泪花，打量着外甥女。
“呀，她身上连一滴我们斯拉夫人的血都没有，” 她说，“纯粹是个犹太姑娘。”
“是爸爸的基因呀，”娜佳说。
“娜佳，你是我的宝贝儿，”叶尼娅说，“外婆就喜欢谢廖沙，我就喜欢你。”
“没关系，爸爸，我们能养活你。”娜佳说。
“这我们是谁？”维克托问道。“是你和你那位中尉吗？你放学回来，洗洗手去吧。”
“妈妈和谁在那儿说话？”
“和玛利亚阿姨。”
“你喜欢玛利亚阿姨吗？”叶尼娅问道。
“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娜佳说，“我假如是个男人，一定会娶她。”
“她很善良，是天使吗？”叶尼娅用讥笑的口吻问道。
“怎么，小姨，您不喜欢她吗？”
“我不喜欢圣女，在她们的圣洁中往往隐藏着歇斯底里，”叶尼娅说，“我认为她们还不如明目张胆的坏蛋。”
“歇斯底里？”维克托问。
“维克托，我发誓，这是一般说说，我不是说她。”
娜佳上厨房里去了，叶尼娅又对维克托说：
“我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薇拉有一位中尉。现在娜佳也来了一位中尉。来了，又会消失的。他们是多么容易牺牲呀。维克托，这有多悲惨呀。”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问道，“你当真不喜欢玛利亚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叶尼娅急忙说，“有的女人有这样的性格，好像是一种顺从的、善于自我牺牲的性格。这种女人不会说：‘我和男人睡觉，因为我喜欢这样。’而是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可怜他，所以牺牲自己。’这些女人睡觉，和好，分手，都是因为她们自己愿意，但她们说的完全是另一样：‘这是需要的，是义务，出自良心，我离开了，我做了牺牲。’可是她什么都没有牺牲，她所做的是她愿意的，而且最可恶的是，这些女人还当真相信自己有牺牲精神。我顶讨厌这样的女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属于这一类。”
吃过午饭之后，玛利亚对叶尼娅说：
“叶尼娅，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块儿去。在这方面我有很痛苦的经验。再说，两个人在一起总要轻松些。”
叶尼娅有些发窘，就回答说：
“不，不，多谢了，这种事就需要单独去做。在这方面的痛苦，无法和任何人分担。”
柳德米拉侧眼看了看妹妹，好像是要向她说明她和玛利亚之间的私房话，说道：
“玛利亚觉得你不喜欢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叶尼娅什么话也没有说。
“是的，是的，”玛利亚说，“我感觉出来了。不过请您原谅我说出这话。这都是傻话。您哪有心思想到我。柳德米拉不应该说。现在这么一来，就好像我一定要您改变印象。我不过随便说说。没有什么用意。”
叶尼娅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十分真诚地说：
“您怎么啦，您很可爱，您说到哪儿去啦。我是心情很乱，请您原谅吧。您真的很好。”
然后，她很快地站起来，说：
“哦，就像妈妈常说的，我的孩子们：‘我该走了！’”
二十七
大街上行人很多。
“您不急着回家吧？”维克托问。“是不是咱们再上逍遥公园去？”
“您怎么啦，现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我要在丈夫回家前赶回去。”
他以为她会请他上家里去听索科洛夫说说学术委员会会议情形的。可是她没有作声，他便感到怀疑，是不是索科洛夫怕和他见面。她急着回家，使他很不高兴，不过这完全是自然的嘛。他们路过一个街心公园，离这里不远便是通向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大街了。她忽然站住，说：
“咱们坐一小会儿，然后我上电车。”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但是他感觉出她的激动。她微微偏着头，看着维克托的眼睛。
他们还是没有作声。她的嘴紧紧闭着，但是他似乎听到了她的声音。一切都很清楚，都很明白了，就好像他们彼此都说过了。而且说话又能说什么呢？
他明白，现在出现了非同一般的严重局面，他的生活会出现新的烙印，他会有痛苦的内心慌乱。他不希望给别人造成痛苦，最好永远没有谁知道他们的爱情，也许他们彼此也不会说起。可是也许……不过，现在发生的事，他们的痛苦和愉快，他们是无法互相隐瞒的，这就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变化。现在发生的一切取决于他们，同时好像这已经发生的事是命中注定了的，他们已经无法违抗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自然而然的事实，并非取决于他们，就像白天的亮光不取决于人一样，同时这一事实却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假、伪装，产生对待最亲近的人的残酷心肠。要避免这种虚伪和残酷，就取决于他们，只要躲开自然而明亮的光就行。
有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里永远不能平静。他将来不论怎样，心里是永远不会平静的。不论他把对他身旁女子的感情隐藏起来，还是让感情冲出来成为他的新的命运，他都不会平静。不论把对她的爱化为长期的思念，还是和她亲近而引起良心上的痛苦，他都不能平静。
可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看着他，流露着无比幸福而又无比绝望的神情。瞧，他在冲突中没有弯腰，靠很大的狠劲儿坚持住了，可是在这儿，在这长椅子上，他多么软弱，多么无助。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该走了，我丈夫等着我呢。”她握住他的手，说：“咱们今后别再会面了，我已经向丈夫保证不再和您见面。”
他感到心里十分慌乱，就像心脏病人要死的时候那样，由不得人的心跳就要停止了，整个世界开始摇晃，开始翻倒，大地和天空就要消失了。
“玛利亚，这为什么？”他问道。
“我丈夫要我保证今后不再和您见面，我就向他做了保证。这当然很不好，可是他现在心情是这样，他有病，我很担心他的生命。”
“玛利亚。”他说。
在她的声音中，在她的脸上，有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就像最近和他发生冲突的那股力量。
“玛利亚。”他又说。
“我的天，您也明白，您也看出来，我不隐瞒，为什么要全说出来。我不能，不能呀。我丈夫够苦了。您一切都知道。您要记住，柳德米拉也够苦的了。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一再地说。
他的帽子掉到地上，大概有些人在看着他们。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又说了一遍。
他吻了吻她的手。当他把她冰凉纤细的手指握在手里的时候，他觉得，使她决定不和他见面的不可动摇的力量，是和软弱、顺从、老实无用联系着的……
她站起来，走了，连头也不回。他却坐着，在想，他这是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的光明，可是这一切离开他，远去了。他觉得，刚才他吻过手的这个女子，本来可以代替他的一切的，代替他一生所想的、所希望的一切：科学，荣誉，名望。
二十八
学术委员会会议之后，第二天，萨沃斯季扬诺夫给维克托打来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问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
维克托问起会议的情形，萨沃斯季扬诺夫回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想使您不痛快，事实上，比我原来预料的更卑劣。”
维克托想：“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他又问道：
“做出什么决议吗？”
“很厉害的决议：认为根本不必请院部研究今后的问题……”
“懂了。”维克托说。虽然他早就相信会做出这样的决议，但还是因为意外有些慌乱。“我什么罪也没有，”他想道，“不过还是会叫我坐牢的。那里面知道克雷莫夫没有罪，可是把他关起来了。”
“有人表示反对吗？”维克托问。电话线送来了萨沃斯季扬诺夫没有说出口的难为情。
“没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似乎是一致通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没有来，对您是很不利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声音不太清楚，显然他是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
这一天，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也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被解除职务，不上研究所去了，所以不知道学术委员会会议的事。她说，她要上穆罗姆的姐姐家去住两个月，并且请维克托去作客，那股亲切情谊很使维克托感动。
“谢谢，谢谢，”维克托说，“如果上穆罗姆的话，那就不是去玩儿，而是到师范学校去教物理了。”
“天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您怎么会这样呀，我真难受，这都是因为我呀。我哪儿值得呀。”
看样子，她把他说的关于师范学校的话当作对自己的责备。她的声音也不太清楚，显然她也不是在家里打电话，也是用公用电话。
“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维克托自言自语地一遍又一遍问。
很晚的时候，契贝任打来电话。这一天，维克托就像害重病的病人一样，只是在别人谈起他的病的时候，他才有劲头儿。显然，契贝任感觉出这一点。
“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他发言了吗？”维克托问过柳德米拉。但是她当然也和他一样，不知道索科洛夫是否在会上发过言。
在他和与他接近的一些人之间出现了一层迷雾。
萨沃斯季扬诺夫显然是害怕说出维克托想知道的事，不愿意成为他的情报员。他大概在想：“维克托遇到研究所的人，会说：‘我已经全知道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已经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向我报告了。’”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是很亲热的，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她应该上维克托家里来，不应该只是打个电话。
维克托以为，契贝任也应该提出和他一起到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哪怕谈谈这个问题也好。
“他们使我不痛快，我也使他们不痛快，还不如不打电话呢。”他想道。
但更使他不痛快的，是那些根本不给他打电话的人。
一整天他都在等古列维奇、马尔科夫、皮敏诺夫的电话。
后来他又生起安装设备的技师和电工们的气。
“这些狗崽子，”他想道，“他们是工人，有什么可怕的？”
想到索科洛夫，实在无法容忍。是他不准玛利亚给他维克托打电话！谁都可以原谅，不论老熟人、老同事，甚至亲戚，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这个朋友！一想到索科洛夫，他就十分恼怒，气得不得了，气得连气也喘不上来。同时，他想到自己对朋友不忠，便不知不觉为自己对朋友不忠寻找起辩护的理由。
他由于冲动，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完全不必要的信，要求把研究所领导的决定告诉他，并且说，因为有病，近日内不能上研究所去工作。
第二天一整天都没有听到电话机铃声。
“好吧，反正是要坐牢的。”维克托想道。他想到这一点并不觉得痛苦，似乎倒是可以得到安慰。就好比生病的人，一想到“好吧，生病就生病吧，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就能得到安慰。他对柳德米拉说：
“唯一能给咱们带来消息的人，就是叶尼娅了。虽然消息都是来自内部监狱接待室。”
“现在我相信，”柳德米拉说，“索科洛夫一定在会上发过言。要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玛利亚不来电话。她知道他发了言，不好意思打电话。不过，到白天等他去上班了，我可以给她打电话。”
“无论如何不要打！”维克托大声说。“你听着，柳德米拉，无论如何不要打！”
“我干吗要管你和索科洛夫关系如何？”柳德米拉说。“我和玛利亚有我们的关系。”
他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玛利亚打电话。他一想到柳德米拉不了解底细，无意中成为他和玛利亚联系的桥梁，便觉得惭愧。
“柳德米拉，现在咱们和人们的联系只能是单方面的。如果一个人坐了牢，他的妻子只有在人家叫她去的时候，才能去。她自己没有权利说：我想上你们家去。丈夫低下了，妻子也就低下了。咱们进入了新的一个时期。咱们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只能回信。咱们现在也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只能在人家给咱们来电话的时候，拿起话筒。咱们见了熟人，也不能首先打招呼，也许，人家不愿意和咱们打招呼。如果人家和我打招呼，我也不能首先开口说话。也许人家认为可以和我点点头，但是不愿意和我说话。让人家先说，我就回答人家的话。咱们已经进入碰也不能碰的贱民阶层。”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
“不过，我们这些不能碰的人也算幸运，常规之中也有例外。也有一两个人—我说的不是自家人，如你妈妈、叶尼娅—不能碰的人对他们是可以充分信任的。不必等待他们发出允许的信号，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写信。比如契贝任！”
“你说得很对，维克托，完全正确。”柳德米拉说。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不论在哪一方面，她已经很久没有承认他正确了。“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玛利亚！”
“柳德米拉！”他说。“柳德米拉！你可知道，玛利亚已经向索科洛夫做出保证，不再和咱们见面了？这么着，你就去吧，给她打电话吧！喂，打呀，打呀！”
他摘下话筒，递给柳德米拉。
这时候他的感情的小小的一角浮起希望，希望柳德米拉真的打打电话……哪怕是柳德米拉能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也好呀。
但是柳德米拉说道：“啊呀，原来是这样呀。”就把话筒放下了。
“怎么叶尼娅还不回来呀？”维克托说。“患难使我们更加亲密。我觉得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爱。”
等到娜佳回来，维克托对她说：
“娜佳，有些话我和你妈妈说过了，妈妈会对你详细说说的。在我已经变成可怕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上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和其他一些人家去。所有这些人首先会想到你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是什么人，明白吗？是我家的一员。我坚决要求你……”
他事先料定她会说什么，料定她会反驳，会生气的。娜佳举起一只手，打断他的话。
“是的，我看到你没有去参加那些造孽的人的会，就全明白了。”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女儿，后来用好笑的口吻说：
“我希望这些事不影响你的中尉。”
“当然不会影响。”
“怎么？”
“不影响就是不影响，你会明白的。”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看了看女儿，朝她们伸过手去，握了握手，便走出了房间。在他的这一动作中，包含着那样多的慌乱、歉疚、软弱、感谢、挚爱，以至于母女俩挨在一起站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互相看一眼。
二十九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达林斯基第一次走进攻的道路，他在追赶向西挺进的坦克部队。在雪地里，田野上，道路两旁，到处是烧毁和打坏的德军坦克、大炮、圆头的意大利载重汽车，到处是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尸体。
死亡与严寒为观看者保留着敌军覆灭的场面。混乱、惊慌、痛苦—这一切都印在雪上，凝冻在雪里，在冰雪中保留着机器和人在大路上仓皇奔逃的最后挣扎和绝望情景。
甚至炮弹爆炸的烈火与硝烟，烟气腾腾的篝火，也印在雪上，成为一个个乌黄色斑点、一片片黄色和褐色冰凌。
苏联部队向西挺进，一群群俘虏向东移动。
罗马尼亚人穿的是绿色军大衣，戴的是高高的羊皮帽。他们显然不像德国人那样怕冷，达林斯基看到他们，不觉得这是打垮的军队的士兵，觉得这是一大群一大群疲惫无力的、饥饿的农民，戴着演戏用的皮帽。大家都在嘲笑罗马尼亚人，但是对他们却没有仇恨，而是用一种怜悯和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后来他看到，大家对意大利人更没有什么仇恨。
使人仇恨的是匈牙利人、芬兰人，尤其是德国人。
德国俘虏的样子是最糟的。
他们的头上和肩膀都裹了破棉被。他们的腿从靴子以上都裹了破布片和麻袋片，用铁丝和绳子捆着。
不少人的耳朵、鼻子、脸上都有冻成疮的黑斑。腰上挂的饭盒叮当响着，像是戴着镣铐。
达林斯基看着一具具顾不得羞臊露出瘪下去的肚子和生殖器的尸体，看着一张张被草原冷风吹得通红的押队战士的脸。看着雪野上被打得歪七扭八的德军坦克和汽车，看着冻僵的死人，看着被押着向东走去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感情。
这是报应。
他想起一些故事，说德国人怎样讥笑俄罗斯农舍的寒碜，带着厌恶而惊讶的表情打量小孩子的摇篮、炉灶、瓦盆、木桶、墙上的画、黏土捏的花公鸡，打量那些看到德国坦克就逃走的孩子们出生和成长的可亲可爱的天地。
汽车司机用好奇的口吻说：
“您瞧，中校同志！”
四个德国士兵用军大衣抬着一个士兵。从他们的脸和绷紧的脖子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要多久也会倒下去的。他们摇来晃去地走着。他们裹的破布脱落到脚上，雪粒子击打着他们失神的眼睛，冻僵的手指头死死抓住军大衣的边儿。
“德国佬完蛋啦。”司机说。
“这可不是我们请他们来的。”达林斯基阴沉地说。
可是过了一会儿，一种幸福感一下子向他袭来：在茫茫的雪雾中，在没有开垦的草原上，一队队苏军坦克向西开去，是T—34型坦克，又凶猛，又快，又坚固……
一个个坦克手头戴黑色盔形帽，身穿黑色小皮袄，从舱口里探出半个身子，朝外张望着。他们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在茫茫雪雾中奔驰，身后留下一团团模模糊糊的雪的浪花—幸福和自豪的感觉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炼成了钢铁的又威风又沉痛的俄罗斯向西奔去。
在进一个村子的时候出现了阻塞。达林斯基下了汽车，从排成两排的汽车和盖了帆布的火箭炮旁走过去……一群俘虏正跨过这条道路朝大路上去。从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位上校，头戴银灰色羊羔皮帽。能戴这种帽子的，要么是集团军司令，要么和前方军需官十分要好。上校看着俘虏。押队士兵朝俘虏们吆喝着，挥舞着自动步枪。
“快点儿，快点儿，快走！”
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俘虏和汽车司机、红军战士隔开，有一种比草原酷寒更厉害的酷冷使眼睛不能对着眼睛。
“长尾巴的，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有一个笑着的声音说。
有一个德国兵爬着过大路。露出一团团棉花的破棉被拖在他身后。他急急忙忙地爬着，不停地倒动着胳膊和腿，连头也不抬，好像在闻脚印子。他朝着上校爬来，站在旁边的司机说：
“上校同志，他会咬您的，真的，他专门瞄着您。”
上校朝旁边跨了两步，等德国兵爬到他跟前，他用靴子一踢。这不太用劲儿的一踢，足可压倒俘虏兵那麻雀一般的力气。俘虏兵的胳膊和腿都伸开了。
他从下面朝踢他的人看了看：在他的眼睛里，就像要死的羊的眼睛里那样，没有责难的神情，甚至也没有痛苦，只有温顺。
“还爬呢，哼，还想侵略呢。”上校一面说，一面在雪上擦着靴底。
在观看的人群里掠过一阵轻轻的笑声。
达林斯基感觉他的头脑一阵迷糊，感觉到已经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又认识又不认识的另一个人，一个什么也不含糊的人在支配着自己的行动。
“上校同志，俄罗斯人不打倒下的人。”他说。
“依您看，我是什么人，不是俄罗斯人吗？”上校问。
“您是恶棍。”达林斯基说。他看到上校朝他走来，就抢在上校发火和威吓之前，高声说：“我姓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中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监察员。我对您说的话，我愿意在方面军司令面前，面对军事法庭再说一说。”
上校恨恨地对他说：“好吧，达林斯基中校，您等着瞧吧。”便朝一旁走去。
几名俘虏把躺在地上的俘虏拖到一边。很奇怪，不论达林斯基把脸转向哪一边，他的眼睛总是和挤成一堆的俘虏们的眼睛碰到一起。好像他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他慢慢朝汽车走去，听到有一个讥笑的声音说：
“德国佬有了卫士啦。”
不久达林斯基又上了车往前走，迎面又有一群群穿灰衣的德国俘虏和穿绿衣的罗马尼亚俘虏走来，常常影响汽车开动。
司机侧眼看着达林斯基抽烟时抖动的手指，说：
“我一点也不可怜他们。我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枪毙。”
“好啦，好啦，”达林斯基说，“你要枪毙他们，最好是在一九四一年，在你像我一样，被他们打得头也不回地逃跑的时候。”
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不过那个俘虏的事并没有使他一心向善。他该有的善心好像已经消耗完了。
当初他上亚什库时走过的加尔梅克草原和今天走的道路多么不同呀。
难道那是他站在沙漠的雾中，站在巨大的月亮底下，望着溃逃的红军，望着一匹匹骆驼一伸一曲的脖子，思虑着俄罗斯土地那最后的边沿上所有亲爱的软弱可怜的人们？
三 十
坦克军军部驻扎在村子边上。达林斯基的汽车来到军部的房子门前。天色已经黑下来。显然，军部来到村里才不久：有些红军士兵正在从汽车上往下卸箱子、褥垫，电话兵在架电话线。
一名站岗的士兵很不情愿地走进过道，唤了一声副官。一名副官很不情愿地走出门来，和所有的副官一样，不是看着来人的脸，而是看着肩章，说：
“中校同志，军长刚刚从旅里回来，在休息呢。您等会儿再来吧。”
“您去报告军长，达林斯基中校来了。懂吗？”来人很傲慢地说。
副官叹了一口气，朝房里走去。过了一分钟，他走出来，高声说：
“中校同志，请进！”
达林斯基上了台阶，诺维科夫出来迎接他。他们高兴地笑着，互相打量了一小会儿。
“终于见面了。”诺维科夫说。
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重逢。
两个聪明的脑袋又像过去一样，俯在地图上面了。
“我现在前进的速度，就跟当初逃跑时一样，”诺维科夫说，“不过在这一地段，超过了逃跑时的速度。”
“这是冬天，冬天，”达林斯基说，“到夏天又会怎样呢？”
“我看没有问题。”
“我也这样看。”
让达林斯基看地图，诺维科夫觉得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思路敏捷，关注那些似乎只有诺维科夫能够察觉的细节，他提出的问题都是诺维科夫觉得应该考虑的……
诺维科夫放低声音，就像吐露隐秘私情似的说：
“对于进攻中坦克运动地带的侦察、各种目标指示手段的协同运用、基准点示图、相互配合的神圣性—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但是在坦克进攻地带，各兵种的战斗行动还是要听命于一个上帝，那就是坦克，我们的乖孩子T—34型坦克！”
达林斯基见过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翼活动的地图。诺维科夫从他嘴里了解到高加索战役的一些详情细节，了解到截听到的希特勒和保卢斯交谈的内容，了解到自己还不知道的弗列捷尔皮科将军的炮兵军群的运动详情。
“这已经是乌克兰了，窗外就可以看到。”诺维科夫说。
他指着地图说：
“不过我好像比别人离得近些。祖国就支持我这个军。”
后来，他推开地图，说：
“好啦，咱们别再谈战略战术了。”
“您个人的事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吗？”达林斯基问道。
“大有进展！”
“怎么，结婚了吗？”
“我现在就天天在等着，她就要来啦。”
“哎呀，你这自由的哥萨克完啦，”达林斯基说，“我衷心恭喜您。可是我还没有头绪呢。”
“哦，贝科夫怎么样？”诺维科夫忽然问道。
“贝科夫嘛，没什么。现在跟着瓦图京 [2] ，老样子。”
“真够刚强，什么都不在乎。”
“应该说，像砥柱一样。”
诺维科夫说：
“好啦，见他的鬼去吧。”
他朝着旁边的屋子喊道：
“喂，维尔什科夫，看样子，你是下定了决心叫我们饿死了。你把政委叫来，我们一块儿吃饭。”
但是用不着去叫政委了，他自己来了，站在门口，用很不痛快的声调说：
“诺维科夫同志，不知怎么搞的，好像罗金冲到前面去了。瞧着吧，他会赶在咱们前头踏上乌克兰土地。”
又对达林斯基说：
“中校同志，现在就是这种时候。现在我们害怕友邻部队，胜过害怕敌军。您大概不是友邻部队的吧？不是，显然不是，您是老战友。”
“我看出来，你是真操心乌克兰问题。”诺维科夫说。
格特马诺夫把罐头朝自己面前拉了拉，故意用吓唬的口吻说：
“好哇，诺维科夫同志，不过你要注意，你的叶尼娅就要来了，我只能让你们在乌克兰土地上登记。就让中校同志做证婚人。”
他举起酒杯，用酒杯指点着诺维科夫，说：
“中校同志，咱们来为他那颗俄国心干杯。”
达林斯基动情地说：
“您说的话好极了。”
诺维科夫记得达林斯基一向对政工人员是十分反感的，就说：
“是啊，中校同志，咱们很久没见面了。”
格特马诺夫打量了一下桌上，说：
“真是没东西招待客人，只有罐头。炊事员往往还没有生起炉子，可是指挥所又得换地方了。日日夜夜在运动。您要是在发动进攻之前上我们这儿就好了。现在停一个钟头，跑一个昼夜。拼命往前跑。”
“哪怕再弄一把叉子来也好呀。”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是您不叫人把汽车上的家什卸下来呀。”副官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说起他在收复的领土上经过时见到的情形。
“俄罗斯人和加尔梅克人截然不同，”他说，“有很多加尔梅克人在为德国人唱赞歌。要知道，苏维埃政权什么好处没有给他们呀？！要知道，本来是一块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流浪汉、梅毒到处流行、到处是文盲的地方。可是你瞧，不论把狼喂得多么饱，狼还是贪恋草原。”
他对诺维科夫说：
“你该记得，关于巴桑戈夫的事，我曾经提醒过的。我这个党员的感觉果然没有错。不过你不要介意，我这不是责备你。你以为，我这一生犯的错误少吗？你要知道，民族特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的实践已经把这一点显示出来。你可知道，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老师是谁？是实践。”
“我赞成您对加尔梅克人的看法，”达林斯基说，“我不久前就在加尔梅克草原上住过，许多地方我都到过。”
他为什么说这话？他在加尔梅克走过不少地方，对加尔梅克人从来没有不好的感觉，倒是对他们的生活和习惯十分感兴趣。但是，这位军政委似乎有一股磁石般的吸引力。达林斯基随时都想赞同他的意见。
诺维科夫微微笑着看了看他，他倒是很了解政委的精神吸引力，很了解这种力量怎样吸引人对他唯唯称是。
格特马诺夫忽然很坦诚地对达林斯基说：
“我知道，您过去也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过您不要怪布尔什维克党。党也是希望为人民做好事。”
达林斯基一向认为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和政委都是一团糟的，这时急忙说：
“您怎么啦，这一点难道我还不了解？！”
“是啊，是啊，”格特马诺夫说，“我们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对头，但是人民会原谅我们的。会原谅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本质是不坏的。不是吗？”
诺维科夫温和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一起的人，说：
“我们的军政委好吗？”
“很好。”达林斯基肯定说。
“就是，就是。”格特马诺夫说。
三个人一齐笑起来。
格特马诺夫似乎猜到诺维科夫和达林斯基的心思，看了看表，说：
“我要去休息了，要不然白天黑夜都在运动，哪怕今天睡上一夜也好。十个昼夜没脱靴子了，就像茨冈人一样。参谋长恐怕还在睡着吧？”
“他哪儿是睡觉，”诺维科夫说，“一来到就去察看新的情况了，因为明天早晨咱们又要转移基地。”
等到只剩下诺维科夫和达林斯基，达林斯基说：
“有些事情我总是理解不透。比如，不久前我在里海附近的沙漠上，心情就特别沉重，好像眼看着就要完了。可是结果怎么样？我们能够组织起这样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力量呀！一切都不在话下。”
诺维科夫说：
“可是我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多地懂得了，什么叫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是勇猛的，好比强悍的狼！”
“是强大的力量！”达林斯基说。“主要的是：俄罗斯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走在了人类最前面，其余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
“您听我说，”诺维科夫说，“要不要我再谈谈您的工作调动问题？您能不能到我们军里担任副参谋长？咱们一块儿打打仗，行吗？”
“怎么不行？谢谢。那我给谁当副手？”
“给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这是规矩嘛：中校给将军当副手。”
“涅乌多布诺夫？战前他是在国外的吧？是在意大利吧？”
“不错。就是他。他不是苏沃洛夫，不过，总的说，还是可以共事的。”
达林斯基没有作声。诺维科夫朝他看了看。
“怎么样，事情就这样办吧？”诺维科夫问道。
达林斯基用手指头掀起嘴唇，又撑了撑腮帮子。
“您看见吗，有两个坑？”他问道。“这是一九三七年涅乌多布诺夫审问我的时候打掉了我的两颗牙。”
他们互相看了看，沉默了一会儿，又互相看了看。达林斯基说：
“他这个人当然还是精明能干的。”
“当然，当然，他总不是加尔梅克人，是俄罗斯人嘛。”诺维科夫冷笑说。忽然他高声说：“咱们来干杯，不过喝酒可要真的像俄罗斯男子汉！”
达林斯基生平第一次喝这样多的酒。不过，如果不是桌上的两个空酒瓶，旁边的人谁也不会发觉两个人喝得很猛，很带劲儿，除非注意到他们已经互相称呼起“你”。
诺维科夫不知已经是第几次斟满两杯，说：
“来，不要歇气。”
不会喝酒的达林斯基这一次连气也没有歇。他们谈起撤退，谈起战争一开始的那些日子。他们回忆到布柳赫尔和图哈切夫斯基。他们谈到朱可夫。达林斯基还说了说侦讯官在审讯中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诺维科夫说到他怎样在进攻开始之前推迟几分钟出动坦克。但是他没有说在判断几位旅长的行动方面犯了错误。
他们谈起德国人，诺维科夫说，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好像锤炼了他，使他的心肠永远变硬了，可是等到押送第一批俘虏，他却下令让俘虏吃好一点儿，吩咐用汽车把冻坏和受伤的俘虏送往后方。
达林斯基说：
“刚才我和你们的政委一起骂加尔梅克人。骂得对！可惜你们的涅乌多布诺夫不在这儿。我该和他谈谈，真该和他谈谈。”
“哼，不是有很多奥廖尔人和库尔斯克人跟德国人勾结吗？”诺维科夫说。“比如做了叛徒的弗拉索夫将军，也不是加尔梅克人。我说的那个巴桑戈夫，是一位很好的军人。涅乌多布诺夫是肃反工作人员，政委对我说过他的情况。他不是军人。我们俄罗斯人会打赢的，会打到柏林，我知道，德国人再也挡不住我们了。”
达林斯基说：
“像涅乌多布诺夫，叶若夫，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不过俄罗斯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我知道，哪怕把我所有的牙都打掉，我对俄罗斯的爱不会动摇。我至死都要爱俄罗斯。但是要我做这家伙的副手，我不干，你怎么，同志，不是开玩笑吧？”
诺维科夫又一次把两个杯子斟满，说：
“来，咱们喝。”
然后他说：
“我知道，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我也会变得更糟。”
他忽然换了话题，说：
“唉，我们的事真是可怕。有时一个坦克手被打掉了脑袋，人已经死了，可是还踩着油门，坦克还在前进。一个劲儿地前进，前进！”
达林斯基说：
“我刚才和你们的政委一起骂加尔梅克人，可是我现在却一个劲儿地想着一个加尔梅克老汉。涅乌多布诺夫有多大岁数啦？上他那儿去看你们的新位置，就要跟他见面吗？”
诺维科夫慢慢地用不大听使唤的舌头说：
“我很有福气。再没有更福气的啦。”
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相片，递给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一声不响地看了很久，说：
“太美了，真没有说的。”
“美吗？”诺维科夫说。“美倒是算不了什么，像我这样爱她，倒不是因为美。”
维尔什科夫来到门口，站下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军长。
“走开。”诺维科夫慢慢地说。
“喂，你干吗对他这样，他是想问问咱们要不要什么。”达林斯基说。
“算啦，算啦，我还会更糟，会成为下贱的人，我行，用不着教训我。你是中校，和我说话为什么称‘你’？按照军事条令应该这样吗？”
“啊，原来是这样！”达林斯基说。
“算啦，开玩笑你都不懂。”诺维科夫说。心想，幸亏叶尼娅看不见他的醉态。
“愚蠢的玩笑我是不懂。”达林斯基说。
他们表白自己的态度表白了很久，直到诺维科夫提议到新位置去用通条把涅乌多布诺夫打一顿，才算了事。当然他们哪儿也没有去，而是又喝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