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5）
二十一
在物理研究所前厅里贴出的墙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这篇文章说，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在穿越战争暴风雨的苏联，科学具有巨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工作者极大的尊敬和光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这样，即使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也为科学家正常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担负的巨大任务，谈到新的建设，谈到扩大旧的实验室，谈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谈到科学研究对于国防工业有何等重要意义。
文章谈到全体科学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潮，说科学工作者决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进队伍，对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可惜，在健康而友爱的集体中也有一些人缺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有一些人脱离了友好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使自己和集体对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摆在党交给科学家的任务之上，拼命夸大自己实有的和臆造的功绩。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异己的反苏思想的代表，宣扬敌对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一般都要求用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的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夸耀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从而侮辱俄罗斯科学家的苏维埃民族自豪感，贬低苏联科学的成就。
这些人有时像英勇的卫士，要维护似乎被践踏的正义，企图在短视、轻信的人和糊涂人中间赚得廉价的声名，实际上他们却在挑拨离间，散播不相信俄罗斯的科学力量、不尊重俄罗斯光荣历史和伟大人物的种子。文章号召消灭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消灭一切不利于完成党和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任务的因素。文章的结束语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灯所照亮的光辉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向着新的科学高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是实验室里的人都明白，矛头是对着维克托·施特鲁姆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维克托说了说这篇文章。维克托没有去看文章，这时候他站在即将完成新设备安装的同事们旁边。他抱住诺兹德林的肩膀，说：
“不论怎样，这大家伙会大有作为的。”
诺兹德林忽然骂起娘来，骂的是复数代名词，维克托一时不明白他骂的是什么人。快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走到维克托跟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很欣赏您。您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您的毅力真了不起。”
“如果一个人天生是淡黄头发的，决不会因为墙报上的文章变成黑头发的。”维克托说。
他生索科洛夫的气已成了习惯，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似乎这种气已经没有了。他已经不责备索科洛夫的不坦率和怯懦。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人都免不了有。”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这篇文章，心脏病都发作了。已经把她从医务所送回家了。”
维克托心想：“究竟写的是多么可怕的事？”不过他没有问索科洛夫。至于文章的内容，谁也没有和他说起。人们不和病人谈他的不治之症，大概就像这样。
傍晚维克托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看大门的老头子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已经调到存衣室工作，他一面给维克托拿大衣，一面说：
“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真是的，在这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维克托穿好大衣，又上了楼，在墙报栏前站了下来。他看完了那篇文章，惊慌地四处看了看：一时间他仿佛觉得，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可是前厅里空空荡荡，十分安静。
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具脆弱的人体的重量和庞大的国家的重量的悬殊，他感觉到，仿佛国家用巨大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国家就要朝他压下来，他就要咯吱一声，尖叫一声，就此消灭了。
街上人很多。维克托觉得，在他与行人之间有一片无主的土地。
在电车里，一个戴着皮军帽的人用兴奋的语调对自己的同伴说：
“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前面座位上有一个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佬完啦！”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看着维克托，好像是责备他不说话。
他带着温和的心情想到索科洛夫：人人都有缺点，他也有，我也有。
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真诚地承认自己和别人同样有毛病和缺点，所以他马上就想：“他的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喜欢他，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春天来临，等到胜利了，他一句批评的话都不会说。我却不是这样：不论国家状况是好是坏，不论国家折磨我还是眷顾我，我对国家的态度不会变化。”
到家后他要对柳德米拉说说这篇文章。看样子，当真要整他了。他要对柳德米拉说：“柳德米拉，你瞧瞧，这就是斯大林奖金！想抓人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是同命运的，”他想道，“如果请我去巴黎大学举行学术讲座，她会和我一块儿去；如果送我上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会说。
而他会反唇相讥：
“我要的不是批评，是体贴和理解。研究所里的批评已经够我受的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在幽暗的走廊里，娜佳把他抱住，并且把脸贴到他的胸膛上。
“我浑身又冰冷，又潮湿，让我把大衣脱了。出了什么事吗？”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到？斯大林格勒呀！巨大的胜利。德国佬被包围了。咱们走，快走。”
她帮他脱了大衣，拉着他的手进了房间。
“这儿来，这儿来，妈妈在托里亚的房里呢。”
她把门开了。柳德米拉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她慢慢朝他转过头来，又得意又伤心地朝他笑了笑。这天晚上，维克托没有把研究所里发生的事告诉柳德米拉。
他们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柳德米拉在一张纸上画包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示意图，向娜佳说着她对作战计划的理解。夜里，维克托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天啊，写一份检讨书吧，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都写吗。”
二十二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之后，又过了几天。实验室里的工作照常进行着。维克托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兴致勃勃，很带劲儿地工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还不时用手指头在窗台和金属外壳上轻快地敲出自己喜欢听的声音。
他开玩笑说，看样子，在研究所里蔓延起近视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对面遇到他，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老远看见维克托，也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走到大街的另一边，在一张广告前面站下来。维克托为了看个究竟，回头看了看，这时候恰好古列维奇也回头看，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古列维奇做出一副又惊讶又高兴的姿态，鞠了个躬，这一切都不是多么使人愉快的。
斯维琴见到维克托，打了招呼，还小心地碰了碰脚跟表示敬意，不过在打招呼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国家的一位大使。
维克托做了统计：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对他点头，哪些人和他握手问好。
每天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有没有谁来电话？”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没有，如果不算玛利亚的话。”
她知道她说过这话后他常常问的问题，就又说：
“马季亚罗夫暂时也没有信来。”
“你瞧，”他说，“过去天天给咱们打电话的，现在不怎么打了；过去不怎么打的，现在根本不打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从他身边走过，也不向他问好。他厉声对她喝道：
“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你觉得我不是活物吗？”
显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显得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没有顶撞他，而是急忙说：
“好爸爸，爸爸，原谅我。”
就在这一天，他问她：
“娜佳，你还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将军见面吗？”
她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说，“不许和他谈政治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就更够我受的了。”
娜佳还是没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说：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四下里张望，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加快脚步。他看到走廊里没有人，便垂下头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么地方的门开了，他的心就紧缩起来。
他终于走进实验室之后，便气喘吁吁，就好像一个士兵终于跑过炮火控制的阵地，进入自己的战壕。
有一天，萨沃斯季扬诺夫来到维克托的办公室里，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和大家都请求您写一份检讨书，检讨检讨。我请您相信，这能够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摆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学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着您的时候，忽然就这样一下子翻了车，怎么办呀！您写一份检讨书，承认一下错误吧。”
“我检讨什么？我有什么错误？”维克托说。
“哎，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都这样做嘛，不论是在文学界，在科学界，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还有您喜欢的音乐家们，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错误，写检讨书，检讨过之后，就没有事了，还在继续工作。”
“不过我究竟检讨什么呢？向谁检讨呢？”
“您写给院部，写给党中央。这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写给谁都行！主要的是您检讨了。比如，就写：‘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现在认识到了，保证改正。’就写诸如此类的话，您是知道的，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主要的是，这能管用，总是管用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那一向在笑的、快活的眼睛现在是严肃的。似乎眼睛的颜色也变了。
“谢谢，谢谢，好同志，”维克托说，“您的友情真使我感动。”
又过了一个钟头，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礼拜举行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我认为，您一定要说一说。”
“说什么呢？”维克托问。
“我觉得，您应该解释解释，说干脆些，就是要检讨错误。”
维克托在办公室里踱起来，忽然在窗前站下来，朝院子里看着，说：
“索科洛夫同志，是不是最好还是写一份检讨书？这样比起当众往自己脸上吐唾沫，总要轻松些。”
“不，我以为，您一定要说一说。昨天我和斯维琴谈过，他向我示意，说上面，”他还含含糊糊地朝上面的门檐上指了指，“希望您在会上说一说，而不是要您写检讨书。”
维克托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
“我既不在会上检讨，也不写检讨书。”
索科洛夫就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和病人谈话那样，用十分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说话，就等于有意地自杀，有可能把您的问题弄成政治问题。”
“您可知道，使我特别难受的是什么？”维克托问道。“为什么在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胜利日子里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哪一个狗崽子会说我公开攻击列宁主义原理，说我认为苏维埃政权完了？有人就是喜欢拣软的欺。”
“我听到过这种说法。”索科洛夫说。
“哼，去他妈的吧！”维克托说。“我不检讨！”
可是到了夜里，他一个人却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写起检讨书。他感到羞惭，把检讨书撕碎，却马上又写起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稿。他重看了一遍，用手在桌上一擂，又把发言稿撕碎。
“就这样，随它去！”他说出声来。“要怎样就怎样吧。坐牢就坐牢好啦。”
他咂摸着自己的最后决定的滋味，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子。然后他想出一个主意：他可以写一份检讨书的预备稿，如果他决定检讨的话，就交上去。这样不会损伤什么尊严。谁也不会看到这份检讨书，任何人看不到。
他是一个人，门也关着，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静悄悄的，没有警笛声，也没有汽车声音。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干预他对待妻子和女儿的态度，混入他的过去，混入他关于年轻时代的一些想法。他开始感觉自己是愚钝的、无聊的，常常说一些枯燥无味的啰唆话使人感到厌烦的。甚至他的著作好像也失去了光彩，蒙上一层灰土，不再使他充满了光明和欢乐。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
维克托写检讨书是自己留着的，他要收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但是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检讨书说不定会用得着的，还是留着吧。
早晨，他一面喝茶，一面看表：该上研究所去了。他充满可怕的孤独感。似乎今生今世再不会有谁上他家来了。要知道，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还因为他又无聊，又乏味，又无能。
“不用说，昨天也没有谁问到我了？”他对柳德米拉说过这话，便朗诵起来：“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见朋友……”
“我忘了告诉你，契贝任回来了，打来电话，说希望看到你。”
“啊，”维克托说，“啊，这事儿你怎么能不吿诉我呢？”他在桌上敲起胜利的乐曲节拍。
柳德米拉走到窗前。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高高的身躯，微微驼背，不时地挥两下皮包，她知道，这是他想着和契贝任见面，在考虑怎么跟他问好，和他说话呢。
这些天来，她十分心疼丈夫，为他担心，但同时也想着他的缺点，想着他的主要缺点—自私。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见朋友……”现在他上实验室去了，实验室里有很多人，有工作；到晚上他就要去找契贝任，大概不到十二点不会回来，也不想想，她一整天会孤单单的，会一个人站在窗前，房子里空荡荡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也看不到客人，看不到朋友。
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洗碗。这天早晨她心里特别难受。玛利亚今天也不会打电话来，今天她要上沙鲍洛夫镇去看姐姐。娜佳的事多么使人不放心呀。她不言不语，当然也不顾禁令，仍然天天晚上出去玩儿。维克托天天操心的是自己的事，也不肯想想娜佳。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昨天她和木匠约好，今天要来修托里亚房间的门。柳德米拉非常高兴：活生生的人来了。她把门开了—在幽暗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子，头戴灰色羔羊皮帽，手里还提着箱子。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起来。她的声音那样高，那样伤感，连她自己都很吃惊。她一面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肩膀，一面说：“托里亚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二十三
浴盆里的热水细细地流着，流得很慢，只要把龙头多少一开大，水就变成凉的。浴盆上满水用了很长时间，可是姐妹俩觉得，她们见了面好像还没来得及说两句话。
后来，叶尼娅进去洗澡，柳德米拉不时走到浴室门口，问：
“喂，你在里面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擦擦背？注意煤气炉，不要灭了。”
过了几分钟，柳德米拉用拳头敲了敲门，生气地问道：
“你在里面怎么啦，睡着了吗？”
叶尼娅穿着姐姐的毛茸茸的浴衣走出浴室。
“啊，你真是个女妖。”柳德米拉说。
叶尼娅想起来，那天夜里诺维科夫来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就曾经管她叫女妖。
饭菜已经摆好了。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叶尼娅说，“坐了两天两夜没有卧铺的火车之后，在浴室里洗个澡，就好像回到了和平康乐的时期，可是在心里……”
“你怎么忽然上莫斯科来啦？出了什么事情吗？”柳德米拉问道。
“等一会儿再说，等一会儿。”
她摆了摆手。
柳德米拉说了说维克托的情况，说了说意想不到的娜佳的可笑浪漫史，说了说一些熟人连电话也不来了，碰到维克托就好像不认识。
叶尼娅也说到斯皮里多诺夫上古比雪夫的情形。他变得又可爱又可怜了。调查小组在调查他的问题，在查清之前，不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薇拉带着小孩子住在列宁斯克，斯皮里多诺夫说起小外孙就哭。后来她又对柳德米拉讲了亨利逊老奶奶被流放的事，说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多么可爱，里蒙诺夫怎样帮助她办好户口手续。
叶尼娅的头脑里还回旋着烟雾、车轮的轧轧声和车厢里的说话声，所以她看着姐姐的脸，感觉柔软的浴衣贴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坐在又有钢琴又有地毯的房间里，确实感到奇怪。
在姐妹俩互相说的许多事情中，在今天她们高兴的事和伤心的事、好笑的事和感人的事中，总有一些已经离开人世、但永远和她们分不开的亲人和朋友。不论说到维克托的什么，总有他妈妈的影子站在他后面；说起谢廖沙，马上就会出现他进了劳改营的爸爸和妈妈；还有那个宽肩膀、厚嘴唇的腼腆小伙子的脚步声日日夜夜在柳德米拉身边响着。但是她们并没有说起这几个人。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一点音信也没有，就好像沉到地里去了。”叶尼娅说。
“是姓列文顿那个女人吗？”
“是，是，就是她。”
“我不喜欢她。”柳德米拉说。她又问道：“你还画画吗？”
“在古比雪夫没画。在斯大林格勒画过。”
“你可以夸耀夸耀了，维克托在疏散时还带着你的两幅画呢。”
叶尼娅笑着说：
“这是令人高兴的。”
柳德米拉说：
“你这将军夫人，怎么不说说最要紧的？你满意吗？爱他吗？”
叶尼娅一面掩上胸前的衣襟，一面说：
“是的，是的，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爱他，他也爱我……”
又用迅速的目光看着柳德米拉，补充说：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上莫斯科来？克雷莫夫被捕了，在卢比扬卡监狱里。”
“天啊，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呀！”
“咱们的米佳呢？你那阿巴尔丘克呢？他恐怕是百分之二百的了。”
柳德米拉沉思起来，说：
“要知道，克雷莫夫真是够狠心的！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就不同情农民。我记得我曾经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他回答说：都是富农，死就死吧。他对维克托很有影响。”
叶尼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唉，姐姐，你总是想起人不好的地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偏偏是在不应该说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柳德米拉说，“我是直性子呀，就像车杠一样。”
“好啦，好啦，不过你不要因为你车杠式的美德感到骄傲。”叶尼娅说。
她又小声说道：
“姐姐，我也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头巾把电话机捂住，说：
“据说，可以在电话里窃听。他们还要我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
“据我所知，你没有和克雷莫夫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呀。”
“是没有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样呢？他们审讯我，就拿我当妻子。我就对你说说吧。他们送来传票，要我带着身份证出庭。我一个一个地回想，想到大哥，想到大嫂，甚至想到你那阿巴尔丘克，所有被捕的熟人我都想到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是快到五点钟把我传去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机关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肖像。一个年轻人，一副平平常常的嘴脸，带着咄咄逼人的神气看着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了解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动吗？’我有好几次觉得，我从那里面出不来了。你要知道，他甚至向我暗示诺维科夫。真是个可怕的坏家伙，好像我和诺维科夫接近，为的是搜集他可能泄露的情报，然后交给克雷莫夫。我心里好像一切都变成了木头。我对他说：‘您要知道，克雷莫夫可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党委会里一样。’他对我说：‘噢，这么说，您认为诺维科夫不是苏联的人吗？’我对他说：‘你们干的事情真奇怪，人家在前方和法西斯作战，您这个年轻人却坐在后方败坏人家的名誉。’我以为他听到这话会打我耳光的，可是他有些发窘，红了红脸。总而言之，克雷莫夫被捕了。罪名有些莫名其妙—又是托洛茨基派，又是和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
“多么可怕呀。”柳德米拉说过这话，就在心里想，本来托里亚也可能被包围，可能被怀疑干这种事呀。
“可以想见，维克托听到这消息会怎样，”她说，“他现在神经紧张得可怕，总觉得会有人来抓他。他天天在回想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特别是常常想到那倒霉的喀山。”
叶尼娅目不转睛地对着姐姐看了一阵子，终于说：
“要不要对你说说，最可怕的是什么？那个侦讯官问我：‘既然您的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称赞他的文章精彩，您怎么不知道您的丈夫是托洛茨基派？’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确实克雷莫夫对我说过：‘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话。’到了夜里，我猛然想起来：诺维科夫秋天上古比雪夫来的时候，我对他说过这话。我觉得，我简直要发疯了，我觉得太可怕了……”
“你倒霉。你就应该遇到这类的事儿。”
“为什么我就应该？”叶尼娅问道。“你也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嘛。”
“噢，不是。你丢了一个，又找一个。却要对这一个说那一个的事。”
“不过，你也和托里亚的父亲分手了呀。恐怕你也对维克托说了不少。”
“不，你说的不对，”柳德米拉用肯定无疑的语气说，“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那又为什么？”叶尼娅问道。她看着姐姐，忽然感到很恼火。“你要知道，你说的话实在太蠢。”
柳德米拉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也许很蠢。”
叶尼娅问道：
“你没有钟吗？我要去库兹涅茨桥24号。”
她已经压不住火气，说：
“柳德米拉，你的性格很乖僻。难怪你住着四居室的一套房间，妈妈却宁愿在喀山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
叶尼娅说过这两句无情的话，便懊悔说得太尖刻了，为了让姐姐能感觉到她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还是胜过偶然的争执，就说：
“我希望相信诺维科夫。不过总是，总是……为什么这话让保安人员知道了呢？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可怕的一层迷雾怎么来的呢？”
她很希望妈妈在她身边。她会把头放在妈妈的肩上，说：“妈妈，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说：
“你可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那位将军也许会把你们说的话对什么人说说，那人就记下来了。”
“是啊，是啊，”叶尼娅说，“真奇怪，这样简单的问题我竟没有想到。”
来到柳德米拉又清静又安宁的家里，她更清楚地感觉出自己内心的慌乱了……
她离开克雷莫夫时没有感觉到、没有想到的，在分离之后暗暗使他痛苦、使她不安的—尚未断绝的对他的柔情，为他担忧的心情，和他处惯了的感觉—近几个星期以来增强了，又冒出来了。
她在工作时想到他，在电车上想到他，站队买东西时也想到他。几乎每天夜里她都要梦见他，在梦里呻吟，喊叫，惊醒。
梦总是噩梦，总是梦见大火，梦见打仗，梦见克雷莫夫面临危险，而且总是无法使他脱离危险。
早晨，她在匆匆忙忙地穿衣服，洗脸，担心上班迟到的时候，她也在想着他。
她觉得她已经不爱他了。但是，难道会这样时时刻刻想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会因为他不幸的命运感到这样痛苦吗？为什么每次里蒙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嘲笑克雷莫夫喜欢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说他们平庸无才的时候，她很想看到他，抚摩他的头发，亲亲他，心疼心疼他呢？
现在她已经不记得他的思想狂热、他对被镇压者的遭遇漠不关心、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说到富农时那股凶狠劲儿。
现在她想起的只是好的地方，只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事，令人感动的事，使人伤感的事。现在他征服她的力量是他的弱小。他的眼睛是小孩子的眼睛，他的笑是不知所措的笑，他的动作是笨拙的动作。
她仿佛看到他的肩章被撕掉了，胡子已经花白了，仿佛看到他夜里躺在床铺上，看到他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的脊背……大概他在想，她本能地预测到他今天的遭遇，这就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他躺在监狱里的床上，想着她……她做了将军夫人……
她不知道：这是怜悯，是爱情，是良心，还是责任心？
诺维科夫给她寄来通行证，并且通过军用专线和空军里的一位朋友说好了，那位朋友答应用飞机把叶尼娅送到方面军司令部。领导也给她三个星期的假，让她上前方去。
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说：“他会了解的，他一定会了解，我不这样不行。”她知道，她这样对待诺维科夫是很可怕的：他天天在等她。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丝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她把信寄出去以后，就想，军事检察机关会看到这封信的。这一切会给诺维科夫带来非同一般的麻烦。
“不要紧，不要紧，他会了解的。”她一再地说。
不过，问题是，诺维科夫了解是会了解，可是等他了解了，就会从此和她分手的。
她是不是爱他，她爱的是否仅仅是他对她的爱？
当她想到难免要和他最后分手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就要孤孤单单，顿时觉得十分可怕，十分痛苦，十分恐怖。
是她自己，是自己心甘情愿毁掉自己的幸福，她一想到这，就觉得难以忍受。
但是当她想到，现在她已经什么也不能改变了，他们是不是彻底分手并不取决于她，倒是取决于诺维科夫，这种想法尤其使她难受。
当她对诺维科夫的想念使她觉得无法忍受、异常痛苦的时候，她就开始想象克雷莫夫的处境。想象着传她去对质……你好，我的可怜的人。
诺维科夫却是高大，强壮，肩宽腰粗，大权在握。他不需要她的支持，他自己能行。她管他叫“胸甲骑兵”。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英俊可爱的脸，她会永远怀念他，怀念她自己毁掉的幸福。随它去吧，随它去吧，她不怜惜自己，她不怕自己痛苦。
但是她知道，诺维科夫并不是多么刚强。有时他脸上会出现无计可施的、几乎胆怯的表情……而且她对自己也并不是那么残酷无情，对自己的痛苦并不是那么毫不在乎。
柳德米拉好像参与了妹妹的思考，问道：
“你和你那位将军怎么办呀？”
“我很怕想这一点。”
“唉，谁也无法理解你的做法。”
“我不能不这样做！”叶尼娅说。
“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实际。离了就是离了。好了就是好了。用不着藕断丝连，拖泥带水。”
“噢，噢，是要我避祸寻福吗？按这条原则做人，我不会。”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很尊敬克雷莫夫，虽然我并不喜欢他；你那位将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既然你决定做他的妻子，就要对他有责任心。你却毫无责任心。他担负着重要任务，在打仗，可是妻子却在这时候送东西给被捕的人。你可知道，这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
“我知道。”
“那你究竟爱不爱他？”
“你行行好，别问吧。”叶尼娅带着哭腔说，并且在心里说：“我究竟爱谁呢？”
“不，你回答我。”
“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人不是为了快活才进卢比扬卡的大门。”
“不应当只考虑自己。”
“我考虑的就不是自己。”
“维克托也会这样考虑的。归根究底都是个人主义。”
“你的逻辑真是不可思议，我从小就觉得你很古怪。你把这叫做个人主义吗？”
“你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改变判决。”
“比如，有朝一日把你关起来，那时候你就知道亲人能起到什么作用了。”
柳德米拉想改变话题，问道：
“你这漂泊的新娘，告诉我，你有玛露霞的相片吗？”
“只有一张。你记得吗，是在索科利尼基照的？”
她把头放在姐姐的肩上，用诉苦的语气说：
“我太累了。”
“你休息休息，睡一会儿，今天你哪儿也别去，”柳德米拉说，“我把床给你铺好了。”
叶尼娅半闭起眼睛，摇了摇头。
“不，不，不用。我是活得太累了。”
柳德米拉拿来一个大信封，把一摞照片抖落在妹妹的膝盖上。
叶尼娅翻看着照片，叫了起来：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一张我记得，是在别墅里照的……小娜佳多好玩儿呀……这是爸爸流放回来以后照的……米佳还是中学生呢，谢廖沙像他像极了，特别是脸的上一部分……这是妈妈抱着玛露霞，那时候我还没出世呢……”
她发现，在这些照片当中没有一张托里亚的相片，不过她没有问，托里亚的相片在哪儿。
“好啦，夫人，”柳德米拉说，“应该伺候你进餐啦。”
“我的胃口很好，”叶尼娅说，“就像小时候那样，生气不影响吃饭。”
“好啊，那就谢天谢地。”柳德米拉说着，吻了吻妹妹。
二十四
叶尼娅在贴满五颜六色的伪装纸条的大剧院附近下了无轨电车，走上库兹涅茨桥，经过美术基金会展览馆，战前这儿曾经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展览过她的作品，可是她现在从这里走过，甚至都没有想起来。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生活就像茨冈人玩的纸牌。一下子就变出了莫斯科。
她老远就看到卢比扬卡那座牢固的大楼，黑灰色花岗岩石墙。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里说。也许克雷莫夫已经感觉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动，却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旧的命运成为她的新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又成为她的未来。
宽敞的新接待室带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现在关闭着，仍然在老接待室里接待探望者。
她走进肮脏的院子，顺着一面旧墙朝半开着的接待室的门走去。接待室里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许多墨水印子，墙边摆着一张张木沙发，带有木板窗台的一个个小窗户，小窗户便是查询处。
似乎那座俯瞰卢比扬卡广场、斯列津巷、福尔卡索夫巷、小卢比扬卡的多层的石头大楼和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没有什么联系。
接待室里的人很多，都是探望亲人的，多数是妇女，在各个窗口站着队，有的坐在沙发上，有一个老头子戴着厚玻璃眼镜在桌上填写一张表。叶尼娅看着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张张的脸，心想，他们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态有很多相同之处，她如果在电车上、在大街上碰到这样的人，就会猜到是上库兹涅茨桥24号来的。
她向一名年轻的值班人员打听。这人穿着红军服装，不知为什么却不像红军。他问叶尼娅：“你是第一次来吧？”然后指了指墙上开的小窗户。叶尼娅站进队伍，手里拿着身份证，她的手掌和手指头都紧张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圆帽的妇女小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没有，就要去马特罗斯·济什纳，然后去布特尔斯克，不过那里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顺序接待的，然后上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儿来。我寻找儿子找了一个半月了。您上军事检察院去过吗？”
队伍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简短。但是，等到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走到窗口，却停顿了很久。大家小声传说着，值班人员亲自问情况去了，因为在电话里说不详细。那个妇女半侧身朝着队伍站着，眯着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说，她在这儿也不认为自己和这群可怜的被捕者的亲属是平等的。
不一会儿，队伍又动起来。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离开窗口的时候，小声说：
“回答只有一句：不准送东西。”
旁边一个女子对叶尼娅解释说：
“这就是说，侦讯还没有结束。”
“那能不能见面呢？”叶尼娅问道。
“唉，您怎么啦！”那女子说，并且笑了笑叶尼娅的天真。
叶尼娅从来没有想到，人的脊背这样善于表情，这样明显地表达出人的精神状态。快要走到窗口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很特别地伸长了脖子，他们的脊背，连同那耸起的肩膀，那绷紧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叶尼娅前面只有六个人了，小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说是休息二十分钟。站队的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母亲，有妻子；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是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现在在监狱里；有一名女中学生，她的妈妈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处剥夺十年通信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邻居领她来的，她是来打听儿子的消息；有一位外国女子，不大会说俄语，她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罗斯老奶奶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有亚美尼亚人，有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还有莫斯科郊区集体农庄的一名女庄员。在桌子上填表的那个老头子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上中学的孙子被捕了，显然是因为在晚会上说错了话。
在这二十分钟里，叶尼娅听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很好……在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一定要送大葱和大蒜—治坏血病……在这里，上星期三有一个人拿到了证件，在布特尔监狱关了他三年，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就放了……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不能送好东西；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宁羁押监狱，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不久前这儿来过一个妇女，她的老头子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师，老头子被捕了，原来他在年轻时和一个女子有过短时间的关系，生了个男孩子，他一直付给她孩子的赡养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那孩子，等那孩子长大成人，在前线上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所以设计师被判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是祖国叛徒的父亲……大部分是依据58—10条定罪进来的。反革命宣传罪，主要是因为瞎扯，随便发表议论……就在五一节前被捕了，一般在节日前抓人抓得特别多……这里来过一个妇女，有一个侦讯官往家里给她打电话，她忽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说也奇怪，叶尼娅在这内部监狱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过澡以后心里镇定些，轻松些。
有的妇女送的东西被收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在旁边说：
“他们说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况。都是胡乱说的。他们对一个妇女说，‘你丈夫活着，在干活儿呢。’可是她第二次来，还是那个值班的回答她说：‘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终于小窗户里面的人抬起眼睛看着叶尼娅了。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的脸，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队办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级有命令，他又会到授奖科填报表了。
“我想打听一个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叶尼娅说。她觉得，就连不认识她的人都会察觉，她说话的声音变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人员问。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说。
值班人员交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您填好，交给我，不用再排队。明天来听回话。”
他在给她表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员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开始填表，手指头哆嗦着，就像刚才坐在这椅子上的那个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老头子。
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内她写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笔划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后，坐到沙发上，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她从手提包的这一格又换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几次，她明白了，她是不愿意离开这些站队的人。
此时此刻她只希望一点：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已经扔掉一切，看他来了。
但愿他能知道她在这儿，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着，暮霭渐渐浓了。她这一生一大半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但是举行画展的日子，看戏、下饭馆、别墅休养、听交响乐的日子离开她太远了，似乎她没有过过那种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好看的、有时她觉得英俊无比的脸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的接待室，她觉得她好像是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着。
二十五
维克托一面在外间脱套鞋，和老保姆打招呼，一面看着契贝任房间的半开着的门。
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一面帮维克托脱大衣，一面说：
“进去吧，进去吧，他在等你呢。”
“娜杰日达·菲道罗芙娜在家吗？”维克托问。
“不在家，昨天她带着侄女上别墅去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吗？”
维克托对她说：
“听说，有人叫朱可夫的司机问问朱可夫，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朱可夫坐上汽车，却问起司机：‘你能不能说说，这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契贝任出来迎住维克托，说：
“老人家，不要把我的客人抢去。你请你的客人好啦。”
维克托每次到契贝任这儿来，都感到很兴奋。现在虽然他心里十分苦恼，仍然别有一种已经不习惯的轻松感。
往常维克托走进契贝任的书房，打量着一个一个的书架，总要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说《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噢，在写呢，没有玩。”
现在他也说：
“噢，在写呢，没有玩。”
书架上十分凌乱，很像车里亚宾斯克工厂车间里那种表面上的混乱。
维克托问：
“您的孩子们有信来吗？”
“收到大儿子的来信，小儿子在远东。”
契贝任握住维克托的手，借助默默无言的握手表达了不需要用话说的心情。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也走到维克托跟前，吻了吻他的肩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有什么新闻吗？”契贝任问道。
“我的消息，也就是大家的消息。斯大林格勒的消息。现在毫无疑问：德国佬要完蛋了。我个人却没有什么好消息，相反，全是坏消息。”
维克托对契贝任说起自己的倒霉事。
“现在朋友们和老婆都劝我检讨。把自己的正确说成错误。”
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的事，说了很多。一个害重病的病人，总是日日夜夜想着自己的病。
他撇了撇嘴，耸了耸肩膀。
“我常常想起咱们说过的关于发面和浮上表面的脏东西的那番话……在我周围从来没出现过这样多的肮脏东西。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出在胜利的日子里，这就特别可恼，特别使人难以容忍。”
他看着契贝任的脸，问道：
“依您看，这不是偶然的吧？”
契贝任的脸非常奇怪：很平常，甚至很粗陋，高颧骨，翘鼻子，像一张庄稼汉的脸。尽管如此，却又十分文雅，十分清秀，伦敦的绅士开尔文勋爵都望尘莫及。
契贝任忧郁地回答说：
“等到战争结束了，咱们再说说，什么是偶然的，什么不是偶然的。”
“也许，到那时候猪都会把我吃掉了。明天就要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拿我开刀了。就是说，已经在院部和党委会上把我结果了，只是在会议上宣布一下，说这是人民的声音，群众的要求。”
维克托在和契贝任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奇怪：他们谈的是维克托生活中的痛苦的事情，不知为什么心里却很轻松。
“我倒是认为，现在是用银盘子，也许是用金盘子捧着你呢。”契贝任说。
“这为什么？我把科学引进了学究式的抽象概念的泥坑，使科学脱离了实际嘛。”契贝任说：
“是啊，是啊。很奇怪！您知道，男人是爱女人的。女人是男人的人生目的，是男人的幸福、希望、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男人总要隐瞒着，这种感情不知为什么成了不体面的东西，男人必须说，他和女人睡觉，是因为她给他做饭，补袜子，洗衣服。”
他把两手举在自己的面前，张开手指头。他的手也是很奇怪的：是一双像铁钳一样有力的干活儿的手，同时又很像一双贵族的手。契贝任忽然发起火来：
“可是我不害臊，我需要爱情并不是为了做饭！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造福。可是我们科学院的一些家伙却奉命说：科学是实际的女佣，要依照谢尔巴科夫的家规干活儿：‘您有什么吩咐？’只能准许这样！……不对！科学发明本身有其崇高的价值！科学发明可以改善人，其作用超过蒸汽锅炉、涡轮机、航空和从诺亚时代到我们今天的全部冶金工业。改善心灵，心灵！”
“我倒是赞成您的说法，不过恐怕斯大林同志不赞成。”
“没什么，没什么。这就是事情也有另一个方面。今天麦克斯韦的抽象理论到明天会变为军用无线电呼号。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薛定谔的量子力学和玻尔理论体系明天就成为最强大的实际力量。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这道理极其简单，就连笨鹅都会懂得。”
维克托说：
“不过，您也曾亲身体验到，政治领导者不愿承认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际。”
“不，倒是有些相反，”契贝任慢慢地说，“我自己不愿意领导研究所，正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际。可是很奇怪，非常奇怪，我原来就认为，希沙科夫会因为发现核反应过程受到提拔。而这种事没有您是不行的—说准确点儿，不是我原来认为这样，而是一直认为是这样。”
维克托说：
“我不理解您辞去研究所职务的动机。您的话我不明白。但是我们的领导向研究所提出了曾经使您担心的任务，这是很明白的。领导者往往在一些比较明显的事情上犯错误。比如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而且在战争开始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原料。而在我们的事业中……伟大的政治家出错儿就更不算什么。而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翻了个儿。我在战前的著作都是接触实际的。比如，我在车里雅宾斯克就常常上工厂去，帮助安装电子仪器。可是在战争时期……”
他带着快活而无可奈何的神气把手一挥。
“我走进了深深的密林。有时不知是害怕，还是觉得不自在。真的……我想建立核子相互作用物理学，可是这样引力、质量、时间就不存在了，而没有实体的空间也要分为两个，只有磁力意义。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就是萨沃斯季扬诺夫，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我的研究。他问我这一点，又问那一点。我对他说：这还不是理论，这是提纲和一些想法。第二空间—这是方程中的指数，不是实有的。对称只是存在于数学方程中，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的对称是否与之相符。数学答案走到了物理学前面，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物理是否愿意挤进我的方程。萨沃斯季扬诺夫听着，听着，然后说：‘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同学，他有一次解一道方程式解乱了，就说：这不是科学，这是一群瞎子集合在荨麻地里……’”
契贝任笑起来。
“确实很奇怪，您自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数学方程在物理学方面的意义。就像有一只来自奇异国度的猫，首先出现猫的笑容，然后才出现猫本身。”
维克托说：
“可是，我的天呀，我在内心里却相信：人类生活的主轴恰恰就在这儿。我决不改变我的观点，决不后退。我从来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契贝任说：
“我知道，您离开实验室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您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眼看着就要在实验室里显现出来。这是很痛苦的，不过我为您感到高兴，正直的心不会磨灭。”
“只要不把我磨灭掉就行啦。”维克托说。
伊凡诺芙娜送进茶来，把桌上的书推开，腾出地方。
“哦，是柠檬呀。”维克托说。
“您是贵客嘛。”伊凡诺芙娜说。
“我啥也算不上。”维克托说。
“喔，喔，”契贝任说，“干吗要这样？”
“真的，明天就要对我开刀了。我感觉到了。到后天我会怎样呢？”
他把茶杯朝自己跟前移了移，用茶匙在小碟子边上敲着自己绝望心情的进行曲，心不在焉地说：“哦，柠檬呀。”他觉得用同样的语调把这话说了两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契贝任说：
“我想和您谈谈一些想法。”
“我很愿意听。”维克托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不过是空想……您知道，关于宇宙无限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了人人知道的道理。总星系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一个俭省的人就着喝茶的糖块，而电子或中子则会成为人类可以纵横驰骋的世界。这已经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了。”
维克托点了点头，在心里说：“的确是空想。今天老头子有点儿不正常。”同时他想象着明天会议上希沙科夫的样子。“不，不，我不去。要是去，就要检讨，或者争论政治问题，那就等于自杀……”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想道：“这是心力衰竭。人打呵欠都是因为心脏有毛病。”
契贝任说：
“能够限制无限性的，恐怕只有上帝……因为在宇宙界限之外，必须承认有神的力量。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是这样。”维克托说。又在心里说：“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呀，我可是没有心思谈哲学，人家要抓我坐牢了。必然的事嘛！再说，我在喀山又和那个马季亚罗夫说直话说了不少。也许也就是暗探，也许是逼着他来套别人的话。我一切都很糟糕。”
他看着契贝任，契贝任注视着他那似乎很用心的目光，继续说：
“我以为，限制宇宙无限性的界限是有的，那就是生命。这界限不在爱因斯坦的曲率范围，而是在生命的对立性和死的物质中。我觉得，可以给生命下定义为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自由与受奴役，生命与死的物体—界限就在这里。再就是，我以为，自由一旦出现了，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化。演化分两种途径进行着。人比起原生动物有更多的自由。生物世界的整个演化过程就是从自由的最小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生命形式演化的实质。最富于自由的形式，便是最高的形式。这是演化的第一分支。”
维克托看着契贝任，沉思起来。契贝任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的用心倾听表示赞许。
“还有演化的第二条分支，我以为是数量方面的演化分支。今天，如果一个人的重量算五十公斤的话，全人类的重量就有一亿吨了。这比以前，比如说，一千年前，多得太多了。活物的量依靠死物体供应的养料会越来越多。地球会渐渐充满生物。人类住满了沙漠，住满了北极地区，就要开始进入地下，地下城市和场地的地面会越来越深。地上生活的人就要成为优越的了。然后住满一个又一个行星。如果想象到由于时间无限而生命演化不断，那么将来死物质变生命的过程会在银河系范围内进行。物质将由死的变成活的，变成自由。宇宙就活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了活的，也就是都成了自由的。自由、生命就会战胜奴役。”
“是的，是的，”维克托说，并且笑了笑，“可以拿积分为例。”
“实质就是这样，”契贝任说，“我研究过星体演化，可是我懂得，活的黏液留下的小小灰斑都是轻易动不得的。演化的第一分支，从低级到高级，那是了不起的。将会出现具有一切天然特点的人：到处都能去，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得到。最近一百年内会解决物质变能的问题和创造活物质的问题。在战胜空间和取得极限速度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会朝着掌握能的最高形式，即掌握精神能的方向前进。”
维克托忽然不再觉得契贝任说的一切是空谈了。原来，他不赞同契贝任说的话。
“人能够通过仪器的显示使整个总星系的理性生物的精神活动的内容、节奏具体化。光需要几百万年才能穿越的空间，精神能霎时间就能穿越。上帝的特征—无所不在，将成为精神的成就。不过，人能够与上帝并驾齐驱之后，还不会就此停止。人要解决上帝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人要建立和整个宇宙、和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时间的高级理性生物的联系，人类的整个历史与另外的时间相比，只是似有若无的短暂的一闪。人还要建立和微观宇宙的生命的有意识联系，微观宇宙生命的演化，在人类看来只是短短的一瞬。那将是完全消灭时间与空间障碍的时代。人类就会看不起上帝了。”
维克托点了点头，说：
“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开头我听着您的话，心里在想，我哪儿有心思听哲学议论，人家要抓我去坐牢了，还谈什么哲学。可是我一下子就忘记了科甫琴科，也忘记了希沙科夫、贝利亚同志，忘记了明天也许会把我赶出实验室，后天也许就会把我关起来。不过，您要知道，我听着您的话，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失望。您把我们说得很了不起，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在我们面前成了可怜的小矮子。可是就在这时候，德国人就像宰疯狗一样在杀犹太老人和孩子，我们也发生过一九三七年的事，发生过普遍集体化的事，把几百万不幸的农民流放，饥饿，人吃人……您要知道，我总觉得从前一切都单纯些，明朗些。经历了种种可怕的不幸与灾难之后，一切都变得复杂了，难以理解了。人会看不起上帝，可是能不能也看不起恶魔，战胜恶魔？您说，生命就是自由。可是在集中营里的人是不是这样想？生命遍布于宇宙之后，会不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建立奴役制，其可怕程度超过您说的对死物质的奴役？您还是告诉我，将来的人在善良方面能不能超过耶稣？这是最主要的！请告诉我，如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类仍然带有我们今天的刚愎自用和利己主义，包括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个人的利己主义，人类的强大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那时的人会不会把全世界变成总星系规模的集中营？就是说，就是说，请告诉我，您是否相信善良、道德、慈悲心的进化？人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会进化？”
维克托很抱歉地皱了皱眉头。
“对不起，我一定要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咱们谈的数学方程还要抽象。”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抽象，”契贝任说，“因此也反映在我的生活中。我决定不参加原子裂变的研究。人类要过明智的生活，今天的善良和好心肠是不够的，您说的也是这一点。如果人一旦掌握了原子内部能量的力量，会怎么样呢？今天精神能还处在很可怜的水平。不过我相信未来！我相信，日益发展的不只是人的力量，还有仁爱心，还有人的精神。”
他看到维克托脸上的表情，感到惊讶，就沉默下来。
“我想过，想过这一点，”维克托说，“有一次我也觉得十分可怕！我们在这儿担心人类的不完美。可是，比如说，在我的实验室里，还有谁考虑这一点呢？索科洛夫吗？他有很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胆子太小，在国家的力量面前低声下气，认为一切权力都是天生的。马尔科夫吗？他完全置身于善、恶、仁爱、道德等问题之外。他有实干的才能。他解决科学问题，就像棋手研究棋局。我对您说过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吗？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很聪明、很出色的物理学家，但他又是一个所谓没有头脑的轻浮小伙子。他把一大堆相识的姑娘的游装照片带到喀山，他讲究穿戴，喜欢喝酒、跳舞。对于他来说，科学就是运动。解决问题，弄清现象，就是创运动纪录。最要紧的是，不能被欺骗和利用！可是，就连我现在也没有想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从事科学研究的应当是具有伟大心灵的人，应当是先知和圣者！可是现在研究科学的却是有实干才能的人、象棋专家、运动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您怎么样？可是您不过是您。柏林的契贝任就不会拒绝研究中子！那又怎么办？我呢，我又怎么样？我原来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可是现在觉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您知道，托尔斯泰曾经认为自己的天才作品是无聊的游戏。我们物理学家进行创作不是靠天才，而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全部的心血。”
维克托的睫毛不住地眨巴起来。
“我到哪儿去找信心、力量、百折不挠的精神呀？”他很快地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犹太口音。“啊，我能对您说什么呀？您懂得我现在的苦楚，现在他们整我，只是因为我……”
他没有说完，很快地站了起来，茶匙掉到地上。他哆嗦着，两只手都在哆嗦。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您不要难过，”契贝任说，“还是来谈点儿别的吧。”
“不，不，请原谅。我要走了，我的头有点儿疼，对不起。”他开始告别。
“谢谢，谢谢。”维克托说，也不看契贝任的脸，觉得自己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维克托朝楼下走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