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早上下着雪，还发生了地震，那时我正好在从公寓去往医院的路上。刚到医院，秘书长就说刚刚是不是发生地震了。我说我没有注意到。“你在外面走路，可能感受不到吧。”秘书长说着，脸上现出同情的神色。地震要是再严重一点，说不定我就能察觉到了，但今天早上的那场地震好像只是让架子上的花瓶和杯子摇晃了一会儿，而且也只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
“这次地震大概在三级左右，震源地估计在一百公里之外的大海里，震感很弱。”秘书长是工科学校毕业的，对这样的事情颇有研究。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医院里也没有谁能在地理学知识上与他匹敌。
“晨间小震，别有意趣啊。”药剂师高田靖子显摆似的说道。她对短歌有点儿研究，所以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地震的时候，雪也会垂直降落吗？”军队问，但是谁也没有立刻回答。“地震时摇晃的只有下面的大地，和天空没什么关系。雪肯定还是垂直往下落的。”听到秘书长的回答，大家都笑了。“但我总觉得今天的雪也在晃。”军队好像有些不满地嘟囔着。他或许只是嘴硬不服输而已。不过说实话，今天早上的雪花确实和平时不一样，大得能看清楚六边形的结晶形状。它们像是在空中不断翻转着正反面一样，纷纷扬扬地往下落着。那种飘忽降落下来的样子，看起来似乎和地震有些关系。
进入三月以后，时不时就会下起今天这样的雪。这要是在一月或二月，落下的雪花通常是细小紧凑型的。它们会不间断地降落下来，堆积到一起。而现在大片的疏松雪花说明春天已经临近。实际上，虽然现在还在下雪，但已经没了严冬时的寒意。下雪又地震，依然无改春天即将来临的事实。
进入三月，气候已然转暖，但从二月中旬开始流行起来的感冒仍在继续蔓延，每天到门诊看病的人里有三分之二是流感。防疫站联系医院说今年爆发了一种叫“A型”的恶性流感。它流行开来的时间很晚，流感高峰期已经快过了，厚生省来不及研制疫苗了。而且，即使现在开始研制，等到研制出来的时候也已经到了春天，那时流感扩散的浪潮应该已经消退。基于这样的预测，厚生省大概也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去研制疫苗。
院长用分不清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口吻说道：“怎么说呢，这个流感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阵神风，是件好事。不过话说回来，厚生省考虑问题的时候，怎么就只想着东京那边的情况呢？”确实，医院因为这次流感收入有所增加，私立医院管它叫“神风感冒”不无道理。我虽然是外科医生，但病人那么多，院长一个人根本看不过来，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诊治感冒病人。不过，流感是由病毒引起的，除了疫苗，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吃药打针只能退烧、缓解咳嗽。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来诊治都一样。总之，最好的治疗就是等待这一时期过去，说轻松也确实是轻松。
上午还像往常那样，接待的主要是流感病人。正在诊治病人的时候，值班室的护士来叫我说：“您中午要是有空，请到院长办公室去一趟。”院长很少这样郑重其事地叫我。有事谈的时候，一般都是他给我个打电话，或者借着在走廊上遇到的机会就对我说了。这样本身不耽误事，况且也不会聊很久。我和院长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也没有互相看不过眼。我们之间就是雇主和被雇者的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
上午刚刚过去没多久，我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后，就去了院长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院长，还有护士长和一名福利机构的男员工。我之前见过那个男人，但一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辛苦了。”院长边说边示意我在他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护士长和福利机构的员工并排坐在院长对面的沙发上。
“也没什么其他事，就是茂井诚治又惹出了麻烦。野崎先生是过来通知我们的。”听了院长的话，我才想起眼前的这个男人姓野崎。说到这儿，院长开始把玩手掌中的核桃。核桃是院长最近为了排遣戒烟后手头空空的感觉而捏的。当核桃转出“嘎达嘎达”的声音后，院长开口道：“这件事说起来实在诡异，据说诚治的女儿怀孕了。”
说实话，我刚开始还没听懂院长话里的意思，又问了一遍，才知道是诚治留守在家中的高中生女儿怀孕了。
“您知道这件事吗？”院长问。我想起之前在病房里见过的那个姑娘。我没有和她说过话，只记得她有点儿胖，体格壮硕，跟诚治很像。
“而且，据说让她怀孕的好像就是诚治。”我猛地看向院长。院长一副忍受不了的表情，像是做体操一样左右摇着头。坐在他面前的野崎先生和护士长也肃穆地垂下了头。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您知道这件事吗？”院长问。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我和他女儿只见过一次面，从病房里诚治的行为举止来看，任谁都预料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说来惭愧，我们之前也根本没注意到这件事。直到昨天富子的学校联系了我们，我们才知道。”听到野崎的话，我才知道诚治的女儿叫富子。野崎还告诉我们，最先发现富子怀孕的是富子的班主任。富子上课期间总是想吐，脸色也不好。老师觉得很可疑，但他是男性，于是就请医务室的女老师来询问富子，这才弄清楚情况。“已经在齐藤医院诊断过了，说是现在已经进入怀孕的第四个月了。”
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富子的脸。就那一次见面的印象来看，她的性子沉默寡言，虽然体型比较大，但给人的感觉仍然很孩子气。那孩子的样子根本无法和怀孕联系到一起。至于诚治和富子相爱的样子，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我们当然不可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本人也不想生，已经定好这周末在斋藤医院做堕胎手术了。这种情况下，手术费用一般是要让诚治自己来出的，但他情况特殊，所以我们最终决定以特殊处理费的名义把这个钱出了。”野崎先生解释道。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些办法在法律层面上是不是恰当的，但是对正在接受低保的诚治来说，自己出钱应该是办不到的。
“这件事诚治已经知道了吧？”我昨天以及今天早上都见过诚治，他的态度让人完全看不出发生了那样的事。
“当然，他应该已经知道了富子怀孕的事情。富子说自己已经和诚治说过了。不过，他应该还不知道富子要在齐藤医院堕胎的事。”野崎回答道。院长紧接着说：“堕胎应该要有父母或是配偶的同意吧？”话是这么说，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配偶是同一个人，实在诡异。听到这里，护士长怒道：“那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人根本不配为人父母。我看用不着问他同不同意。”护士长的愤怒合情合理，但野崎还是坚持认为需要父母的同意。这种处理方法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保证手续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实在是很切合政府机关的作风。
诚治和他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层关系的呢？这是我在意的问题。野崎说具体时间不清楚，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的。“应该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吧，病人千代女士的姐姐到我们那里去了一趟，说诚治和他女儿之间有点儿奇怪。千代的姐姐远在K村务农，我们也觉得毕竟是亲生父女，应该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就没认真当回事。要是那个时候好好调查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了。”野崎愧疚地低下了头。
这种事是福利机构人员的责任吗？我想这么问，但又觉得现在并不是问这个的时候，就没有说出口。比起那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千代的姐姐怎么会知道诚治父女俩之间的事，真是不可思议。野崎回答说，可能是因为千代的姐姐偶尔会去沼田。她基本上一个月会抽一次空，去看看只有孩子们在家时家里的情况。
“是因为女人的直觉吧。”野崎说完，护士长一副就知道如此的样子自信满满地说道。据护士长说，千代的姐姐也来过医院两三次，是来探望千代的。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就跟诚治相处得不好，她和诚治基本没说过话。回去的时候，千代的姐姐还交代护士：“我妹妹总是被妹夫欺负，请你们多多留心。”
“我以为她这么说是因为每次来探望的时候，都会看到诚治不让千代吃饭，下半身一脏就动手打千代，然而那些事情我们也都知道，所以就跟她说，请她放心。”护士长表达的意思只是说她们在工作上没有疏漏。实际上，比起偶尔来探望病人的外来客人，护士们对病人的事情应该了解得更加清楚。千代的姐姐只去了一次福利机构，去年年底来医院是她最后一次来探望，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野崎昨天打电话问过，说是K村太远了，而且严冬很难熬，千代的姐姐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患上了风湿病，根本无法外出。
“听说去年年底过来的时候，她对负责照看她妹妹的护士说，自己已经不想再看到妹妹那副凄惨的样子了。这么看来，就算身体没问题，她也不会来了吧。”护士长说。
作为千代娘家唯一的亲人，当野崎告诉她富子怀孕的事后，她回答说：“干脆等我妹妹死了，变成亡灵之后，再把那个男人咒死吧。”
院长抱着胳膊听完这些话，之后像征求我的意见一般开口说道：“那些事情先不谈，我们说说医院怎么办。发生了这种事，我们没办法再让诚治作为陪护待在医院里了。”
“那个男人已经有好几次未经允许擅自外出了吧？”听到院长发问，护士长回答说，诚治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就频繁外出。确实，护士长因为诚治陪护时偷懒不干活儿，外出太多，让我提醒他注意的时候也是在去年年末。
“我们只允许他每周六晚上回家，但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他总是到了周日下午还不回来，正月里还借口遇到暴风雪，三天都没有回来。那个时候，他肯定就在家干那事儿吧。”护士长皱着眉，仿佛在说实在是太肮脏了。
听着大家的话，我回想起那个雪停后的夜里看到的诚治的身影。那个时候我和军队在一起，在街上喝完酒后，我搭他的车回医院，车开到医院前时和诚治擦身而过，当时车灯照出了诚治的身影。我们让诚治走了过去，而后停下车回望。诚治目不斜视，脚步匆匆。寒冷而晴朗的夜里，视线可以看得很远。月光下，他的身影转过公园前方，渐渐消失在高高堆起的冰壁之间。我和军队看着那样的情景，猜测他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军队说他可能是去街上喝酒，或是去见某个女人，可我觉得他是回沼田的家。但是，除了他半夜跑出医院，拼命赶赴某个地方，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清楚。而直到现在，我才感觉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那天晚上，他心无旁骛地往前走，目的地肯定就是自己位于沼田的家。他在上初中的儿子睡着后，与富子过个夜，又赶在第二天测量病人体温的七点前回来了。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将近晚上十点，到离医院八公里远的沼田大概要花将近两个小时，按他那个着急赶路的步速，估计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来回一共要花三个小时。这么算起来，那一夜诚治在家里待的时间总共也不过五六个小时。为了与富子的一时欢愉，他必须走过一条来回要花三个小时的雪路。
“嘴里说着担心家里，实际上却是在做那么下流可恶的事情。”护士长说。诚治回去的次数可能比她以为的还要多得多。护士们总说诚治在病房里懒到了极点，还老是打瞌睡。这也难怪，毕竟他来回跑了那么远的路，肯定会觉得疲惫。那诚治到底是不是懒汉呢？一方面，他确实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陪护工作敷衍以待，瞅着机会就想偷懒；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能在夜里十点过后，在漫长的雪路上奔走一个来回，并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前回到医院。个中目的为何暂且不论，如果仅看这个行为本身，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份勤勉实在是令人震惊。也许说勤勉不够恰当，或许应该说是努力拼命。虽说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欲望，但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或者还可以说，他的欲望强到支撑他做到了那个程度。
“总之，不能让现在这种状态再继续下去了。不过话说回来，训诫那个男人应该也没什么用吧。”院长应该是想提出结论了。确实，我不认为单单斥责就能让诚治反省。“学校方面也很震惊。班主任老师说现在的情况绝对不是该有的，应该尽快将两个人隔离。但要说不让他们见面吧，两人不仅是父女，父亲那方还是监护人，我们也没办法让他们断绝关系。要是有宿舍的话，让那个姑娘住在宿舍里，杜绝他们见面的机会才是最好的选择；但学校没有宿舍，而且一旦她离开了家，家里就只剩弟弟一个人了。”看来，野崎昨天和班主任老师见面后聊了很久。
“弟弟没发现这件事吧？”对于护士长的这个问题，野崎似乎自信满满，回答说：“他们在弟弟面前好像确实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举动。”
“而且，我也跟班主任谈过了，跟他商量怎么处理比较好。他说富子下周先做手术，出院后就搬来医院这里，反正三月中旬学校要放春假，到时候让诚治和他女儿换一下，回家待着。这样就不会再发生现在这种事情了吧。”
野崎说完，护士长就问：“是让女儿代替诚治来陪护病人吗？”
“对，之前也说过，让女儿来陪护更好。”野崎顿了顿接着说，像诚治那样的健康男性，因为陪护病人放弃工作，靠低保生活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按理来说，诚治是必须工作的，只是因为女儿还在上高中，所以福利机构才破例同意他做陪护。一旦女儿完成了义务教育，福利机构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照顾他们。让女儿来陪护的想法我之前也提过，但如此一来，富子就不能去上学了。之前就是因为这一点，福利机构最终没有让富子代替父亲去照顾病人。
护士长提了之前的情况。野崎说：“发生了这样的丑闻，我们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好心办了坏事，让诚治不务正业，结果促成了这么荒唐的事情。富子距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年，我觉得还是让她从医院上下学更好。听班主任老师说，富子并不是什么有出息的孩子，在家里好像也根本不会预习或者复习功课。当然了，被父亲做了那样的事，自己肯定也是无心学习的，不过顺利毕业倒是没什么问题。”
“那白天就没人陪护了吧。”护士长微微沉下脸色。这次陪护人的变动对于护士来说，应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晚上富子就会回来。如果只是白天需要护理的话，应该可以请陪护来做。要是有人愿意帮忙，那部分费用可以从医疗扶助金里出，所以不用担心；要是没人愿意做的话，也可以让富子先休学一段时间。”野崎说完，又再次强调说，福利机构只负责到富子的义务教育阶段。
“她本人是怎么想的呢？”一直沉默不语的院长开口问道。“她本人还是想去学校。”野崎答道。护士长马上接着说：“那个姑娘本来就不怎么喜欢陪护病人，之前放假过来的时候就和诚治一样，一直都在看漫画书，完全没眼力见儿，被批评了才知道动弹。”护士长对富子这个姑娘似乎没什么好印象。
我想知道富子对她母亲究竟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千代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就不说了，在和妈妈的丈夫，同时也是自己父亲的男人发生关系后，现在的她还能坦然地照料母亲吗？我试着提出了这个问题。不用说，谁都不知道富子心里真正在想什么。
护士长说那个姑娘已经知道自己的母亲救不回来了，似乎不愿意陪在母亲身边。野崎说她是一个有些迟钝的孩子，出了这样的事应该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护士长的意见姑且不谈，野崎的说法未免有些粗横了。我进而又担忧富子到底是怎么看她和诚治之间的事情的。具体来说，就是她是否把诚治看作一个男人，并进而接纳了他。
“她绝对是不愿意的呀。那孩子就算是有点儿迟钝，可被父亲做了那样的事，肯定还是会愤怒不已。她心里不愿意，却要被诚治强迫。”实情或许就如护士长所说，但在一次次地重复那样的行为的过程中，她会不会渐渐涌现出某种感情呢？对于这一点，护士长说，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对女儿来说，父亲是最值得信赖的异性。富子如果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是近亲乱伦，就会非常轻易地接受诚治。“不过话说回来，富子至少也应该知道那是不好的事情，大概也期盼着尽早摆脱那种异常的状态。”护士长信心满满地说。虽说护士长已经离婚了，但毕竟是结过婚又有孩子的女人，她说的或许就是事实。
“那目前就先这样，等富子打掉孩子，身体和精神恢复过来后，就让她去替换诚治，就这么办吧。”院长说完，又征求我的意见，“你觉得怎么样？”我当然没有异议，至少千代的治疗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棘手。
“千代还好吧？”院长顺带着问了一句。最近，我们给千代输了各种药液，还用了神经赋活剂等等，高价药物使她的治疗费用大幅上涨。治疗费走的是人寿保险的支付基金，虽说晚三个月才能到账，但也确确实实增加了医院的收入。我回答应该没什么问题，院长点了点头。
“那么，等把各位的意见转达给上级和学校的班主任之后，我再来拜访各位。”野崎说完顿了顿，接着又说，没及时发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据他所说，本市的低保家庭大概有二百五十家，但福利机构只分派了三个员工负责跟进。从三万的人口总数来看，二百五十户并不是很多，但三个人负责的话，一个人就要负责超过八十户，多少有些超负荷了。
“我们每月至少要拜访一次所有的低保户，但是拜访一次并不能了解多少信息，特别是像这次这件事，白天去诚治他们家拜访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只能偶尔到这里来见诚治，找他了解情况，因此就没能发现这件事。如果早点和他女儿见面的话，我们可能早就发现了。”从野崎的这一通辩白来看，他大概已经因为这次的事件被上司批了一顿。
“昨天，我和班主任一起去了他们在沼田的家，被吓了一跳。那里真的是太脏了。从门口的木地板往前走，放了炉子的那间房变成了起居室，他们晚上好像也在那里睡觉。宽袖棉袍和被褥之类的东西铺在地上，漫画书、周刊杂志、学校的教科书扔得到处都是，地上甚至还有可乐瓶、用过的饭碗、泡面盒，简直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洗碗池里堆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的餐具和茶杯，平底锅和汤锅用完也都直接放在了那里。房子看样子有十多天没打扫了，里面还有据说是弟弟养的两只猫，其中一只在蜜橘箱子里生了六只小猫。这家人可能之前就很懒散，母亲住院后就变本加厉。那么脏的地方，我连十分钟都待不下去。不过呢，电视和手提收音机倒是特别美观，可能是因为姐弟俩每天都在用吧。”野崎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解释说，从1948年开始，政府就允许低保户拥有彩色电视机了。
“那如果女儿来了医院，诚治回了家，他们家就会更加脏乱了吧？”听到院长这么说，野崎就笑着说，那个家已经不可能比现在更脏更乱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起诚治走过漫长的雪路，奔赴家中的事情。他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和富子做爱这一个目的吗？回想起诚治心无旁骛地朝前赶路的身影，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那得好好和诚治交代一下让女儿接替他陪护病人的事情了。”护士长说。院长点头后看向我：“您来说怎么样？”
作为主治医师，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我实在提不起劲去做这样的事情。在我沉默不语的时候，野崎又说，根据福利机构的规定，他们会在下个月安排诚治去工作，然后停止发放低保。虽说要工作，但诚治现在已经没法再去从事农业劳动了。诚治向农业协会借了不少钱，土地也因两年没有耕种而变得贫瘠至极，他自己好像也没心思种地。“像他那样健壮结实的男人，即便不做农活，只要有心工作，应该就能有让他干的工作。”对于诚治的就业问题，野崎显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然而，即便有了工作，在沼田那个没有妻子的家里，他和儿子两个人的生活应该依然没那么容易。
“具体的情况就由您正式知会诚治，我们还得先告诉诚治刚刚谈的堕胎的事情。”野崎接着就问能不能在病房里和诚治见一面。护士长回答说，千代没有意识，或许不会知道谈话的内容，但她旁边还有其他病人。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把诚治叫到走廊之类的地方以后再和他说这些。野崎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聊那样的话题，拜托护士长跟他一起去。护士长沉下脸点了点头。
下午，我正在值班室里写病历，护士长走了进来，说诚治现在就在门诊室，希望我去跟他说清楚。在此之前，护士长和野崎好像就是在门诊室里和诚治聊的流产的事情。诚治自然没有反对，不过也只是沉默地听两人在那儿说而已。
“更换陪护人的事情也已经跟他说过了，但还是想请您再去交代一遍。他好像很愿意听您的。”护士长的话里暗藏险恶。“已经说过一遍的话，就不需要我再去重复一遍了吧。”我说。然而，护士长却说：“您可不能逃避责任啊。”我问她什么意思。她用略带讽刺的目光看着我：“您太纵容那个人了。”
我并不记得自己具体在什么时候纵容过诚治。在此之前，我警告过他很多次。当他在病房里偷懒，不给千代翻身，又或是不给她换尿布时，我还斥责过他。我只把诚治当作陪护人员，既不会对他亲近，也不会不理不睬。我心想，难道护士长知道了我曾在雪夜里放跑过诚治吗？但转念又想，军队应该不会特意把这件事说给护士长听。即便他说了，那件事本身也够不上纵容。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把那么一个认真赶路的男人拖回来不太好而已，但现在和护士长争那些事情也没什么意义。她催促我说：“诚治还在门诊室等着您呢。”
下午的门诊室很是冷清。雪已经停了，云层积压得很厚，天色看起来像是到了傍晚一样。正前方的候诊室里坐着三个人，似乎都在等着拿药。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打开了旁边第二个门诊室的门。诚治背对着我坐在圆椅子上，听到我进去立马转过头来。他还是穿着褐色毛衣和黑色裤子，和早上一样。我本以为被野崎和护士长训斥过，他会垂头丧气，没想到他面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看不出什么异常。他像往常一样把双手叠放在膝盖上，微微低着头。
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开口说：“你已经都听护士长说过了吧？”诚治点了点头，而后缓缓地将头埋进双手中。
“你干的可真不叫个事儿啊。”我说着点燃香烟，吸口烟，再吐出烟雾，就这么重复了几次。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话说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我真正想问的，其实是那天晚上在医院前碰到他的事情。那个时候，诚治到底要去哪儿呢？
“你晚上是不是有时会偷跑出去，然后到早上再回来？”听我这么问，诚治似乎被吓了一跳，抬起了头。
“大家不是都会回家吗？”诚治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微微笑了笑。一瞬间，我感觉像是接触到什么腥膻物一般，移开了目光。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沉默之中，诚治突然用郑重其事的口吻说了句“对不起”。
侵犯自己的女儿并致使对方怀孕的过错并不会因为一句“对不起”就烟消云散。但话虽如此，我却没有理由让诚治向我说对不起。我是诚治妻子的主治医师。对他来说，我不过是负责治疗他妻子的一个医生而已。父亲侵犯了女儿，应该受到谁的斥责我并不清楚，但至少似乎不应该由医生加以斥责。相比之下，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作为陪护人，是否真的有好好照顾妻子。如果是在这个范畴内，他做得不够好，我就必须基于自己的立场对他严加训斥。然而，他深夜偷溜出去的事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看护工作，或者说多多少少可能有些影响，但并没有引起什么重大问题；甚至还可以说，只要早上悄悄回来，不被人发现，那就没有问题。这么一想，他说一句“对不起”其实就足够了。
诚治说了“对不起”之后，我感觉一切问题似乎都结束了。现在是下午三点半，云层低垂，隔开门诊诊察室和治疗室的白色窗帘凸显出它的轮廓。我站起身按下门口左手边的开关，荧光灯闪了闪，然后亮了起来。诚治的脸在灯光下看起来有些憔悴。我靠在旋转座椅的靠背上，调整了一下姿势。
“想必你已经听护士长说过了，大家已经决定，等你女儿身体恢复了，就由她来代替你陪护病人。”诚治的表情依然毫无变化。他像往常那样微微探出头，视线低垂。“这么安排没问题吧？”我确认道。他点了点头，谈话到此结束。我不想这么一直跟他面对面坐着，于是就站起身。诚治慌忙抬起头问：“那个接下来还是老样子吗？”
“那个？”我反问他，诚治缓缓点了点头。看他那个样子，我意识到他问的是千代的病情。从前，诚治谈起妻子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用“那个”代称自己的妻子。我再次坐了回去，回答说千代的心脏还很顽强，所以暂时没有问题。诚治看向逐渐变暗的窗口，放远了视线，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放心吧，不会比现在更麻烦。”我鼓励诚治说。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这么说的话，诚治就会一直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走吧。”我又一次出声催促。诚治照旧是慢吞吞地站起来，一副还想要说些什么的表情。我站着等他开口，结果他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周日，连着前后两天，一直晴了三天，然而那只是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象，外面其实还在刮冷风。
周一早上，我本来想喝咖啡，但想起咖啡粉昨天就没了，于是只能用放久了的红茶将就一下。正喝茶看着报纸的时候，桐子的电话打了过来。我刚接起电话，话筒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吧？”我看着左手边墙上挂着的日历，上面有个被圈起来的日期，回答说：“是你的生日吧。”那个圆圈是两天前桐子自己画上去的。
“答对啦，六点在北斗酒店的地下餐厅见面，听到了吗？要是你又因为急诊或者其他什么事迟到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桐子又继续强调，“你一在医院打电话，说话就会变得冷血无情，所以我就赶在早上给你打。这种事你知道就好。”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门诊得感冒的病人人数在一个月前达到了顶峰，之后又慢慢地减少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看完了门诊。福利机构的野崎就像估算好了时间一样，在这个时候过来了。“现在方便吗？”他环顾四周，坐到了病人坐的椅子上，然后告诉我，富子刚刚结束了手术。
“手术十点开始的，差不多三十分钟就做完了，不过要让富子在医院休息到傍晚。”门诊的护士正在后面给注射器消毒，我知道她肯定在听我们谈话。不知道是不是从护士长的口中传出去的，反正护士们全都知道诚治搞大了女儿的肚子。正因如此，诚治受到了护士们前所未有的冷待。
“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我问。野崎点头回答：“那孩子也真是奇怪。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孩子都会因为堕胎这种事哭出来，但她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在手术结束后喊了声疼，完全没有想哭的样子。”他似乎期望富子能够更加悲伤、痛苦一些，“只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吧，我们是怎么都理解不了的。”野崎感叹完又接着说，“四个月应该能看出性别了，富子怀的好像是个男孩。”
听着这些话，我不禁想起了和诚治见面时，从他身上感受到的那股鲜活。为了消除自己的感觉，我点了根烟，又给野崎递了一根。野崎接过烟，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了火，再次叹出一口气：“那父女俩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野崎会生气并不是毫无缘由，但富子之所以没有哭，可能并不是因为她不伤心，会不会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她惊慌失措，连哭都已经哭不出来了呢？我试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野崎回答说：“就算是那样，她在第一次接受妇产科检查时也应该会觉得不好意思，会在手术前说声害怕，心里觉得不安吧。可告诉她术后会出血，让她去拿替换的睡衣和毛巾时，她也只是沉默着什么也不说。看来，她根本不了解自己做了什么事，也只有迟钝才能解释得通吧。”
富子可能确实缺少了羞耻心。野崎认为这是因为她智力较低，但真实情况应该不仅仅是那样。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她从刚懂事开始就没有受到过作为女儿应该受到的教育。
“那诚治那边……”我问道。“我刚刚已经通知他手术结束的事了。那男人也真是呆头呆脑，得知女儿打掉了自己的孩子，也只是挠了挠头。今天我真是特别生气。那男人就是个笨蛋。”野崎似乎不能容忍自己作为一个毫无关系的外人在那儿担惊受怕，而担任重要角色的父亲却一副全然不在乎的样子。但诚治真的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满不在乎吗？也许他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才沉默不语的，挠头也是他感到困窘时的习惯性动作。我觉得，只说他厚颜无耻或是愚笨无知，有些苛刻了。有些人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有些人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诚治可能就属于后者。
“说起来，茂井千代应该听不懂我们说的话吧？”野崎突然不安地问。听他说，他跟诚治谈富子堕胎的事情时，千代突然睁开眼睛，朝两个人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她就像能听懂我们的话一样，一直紧紧地盯着我们看，眼神看起来非常悲伤。”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前我们多次向千代搭话，她都没有反应，不可能突然间就好了。直到去年年末，喊她“千代”或者“孩子妈妈”时，她偶尔会用呆愣的目光看向说话者。然而仅凭这一点，我们并不能确定她是否真正理解了别人说的话。尤其从今年开始，她大脑退化得越来越厉害，不可能理解富子堕胎这么复杂的事。
“那就好，不过我总觉得她似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总之，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远比诚治更像个人。”野崎说到这儿的时候，后面的两个护士过来向我们打了一声招呼，就去了食堂。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野崎目送着护士们远去，开口说：“打扰您吃饭了，真不好意思。”说完就站了起来，之后又说上司要求他今天一天都要陪在富子身边，直到最后把她送回家。我邀请他一起吃饭。刚开始他还有些客气，最后我还是多拿了一份医院工作餐，和他一起在医务室里吃了起来。
一边吃着饭，野崎又说，做出让自己女儿怀孕这样的事，诚治真是个人渣，应该下地狱。“一想到我们辛辛苦苦上交的税金用来养了那种人渣，我就觉得很糟心，真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在工作。”他愤愤不平地说。
我从不知道野崎是个说起话来这么慷慨激昂的人。上次见面时，他小心措辞，只说了要紧事就回去了，而今天却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或许是因为这件事的确让他异常震惊了。饭快吃完时，他问：“千代得了那个病，还剩多长时间呢？”不用说，他已经知道千代的病治不好了，所以没问什么时候能治好。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这么回答不是态度冷淡，而是确确实实不知道。野崎点了点头，马上又说：“我一直都想问问您，您觉得把千代送到别的医院可行吗？”我对转院当然没什么异议：“如果可以的话，送去有全方位护理的医院更好。”听我这么说，野崎就说，他也是这么想的，院长大概不会反对。然而，他嘴上这么说，脸上却看不到什么信心。野崎又说起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曾想把千代转到有空床的绿之丘医院，但是院长的脸色不太好看，所以最终放弃了。今年年初正是院长找我谈提高千代医疗费一事的时候。野崎告诉我，院长说绿之丘没有外科医生，所以不能转过去。确实，绿之丘医院以精神科为主，再就是有少量内科病人。但要是转去全方位护理医院，就能省下陪护的工夫和花销，难怪福利机构希望把千代转到那里去。
“必须得有外科医生吗？”野崎又问。我含糊地点了点头。千代的病一开始确实属于脑外科领域，但是说实话，到她现在这个阶段，只要有内科医生在就足够了。极端点说，即使没有内科医生，甚至即使没有医生，也妨碍不到什么。就她现在的状态来看，医生在场还不如照料她的护士或是陪护人员在场。既然如此，院长以没有外科医生为由反对千代转院，到底是为什么呢？照顾治疗千代虽说很是费事，但与之相应地，收入也会增加，院长是因此才拒绝让千代转院的吗？如果以恶意加以揣测的话，这种解释是行得通的，但只有真正问过院长，我才能知道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想大致估算一下今后还需要多少花费。当然，只要千代还活着，医疗补助就不会停，只不过……”野崎说得非常委婉。他应该是想说，福利机构不可能一直承担千代的陪护费。
“绿之丘现在有空着的病房吗？”我问。野崎回答说，当时只是碰巧空出来了一间，现在已经没了。绿之丘不仅仅是精神病院，一些被亲人抛弃的老人也住在那里，只要他们不死，就不可能空出房间。近来，那样的病人确实越来越多了。
我们吃完饭，开始喝来收拾餐具的食堂阿姨泡好的茶。野崎为我请他吃午饭的事情道谢，夸赞医院的餐食特别美味。我告诉他，今天吃的是员工餐，比病人餐多了一道菜。听我这么说，他就笑着说，一天一千日元的病人餐确实没法供应这么好的菜。
到了下午，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更加暖和。野崎小口啜饮着茶，边喝边说：“福利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荒唐，就不存在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的道理，一旦开始了，就会陷入无底沼泽，永无上限。”我问了他一个近来常被提及的话题，就是福利会不会让人变成废人。他说那种例子极少，而现实中确实有需要救助的人，如果剥夺了他们的福利，他们就只能陷入深渊。因为福利变成废物的人确实也有，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不能因为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就说福利保障没有必要。先不说正确与否，作为实际从事福利保障事业的工作人员，野崎说出这样的意见理所当然。“但是，父女俩做了不检点的事，却让我们支付流产费用，这种浪费方式是最让我们生气的。”
我问野崎多大年纪。他带着有些古怪的表情回答说三十二岁。“仔细想想，诚治也很可怜。”听我这么说，他瞪大了还留有青年余韵的清澈双眼，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绝不是因为这次的事同情诚治，而是觉得有个实情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诚治的性欲得不到宣泄。诚治的妻子瘫痪在床，他自己又没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亲近女性的路都被封死了。也因此，他日积月累的欲望才终于朝着女儿这个错误的对象发泄了出来。听完我说的话，野崎的脸上满是惊愕，想要反驳些什么，最终只是斩钉截铁地说那种事不值得同情。
“那就是说，妻子生病的穷人和自己的女儿发生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知道有很多人很辛苦，但他们却一直都在约束着自己。照您那么说，福利机构还得给他们准备好嫖娼的钱？”
我问他《生活保障法》的原则是什么。野崎回答说，《生活保障法》是沿袭《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的、维持最低文化限度的生活的权利”这一条款，以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为标准。
但是，这个“健康的、维持最低文化限度的生活”，含糊不清，让人似懂非懂。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这可以是一种相当出色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对于这一点，野崎回答说，最低限度的生活指的是满足一日三餐，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有不奢侈但是干净整洁的衣服穿，家里有收音机和电视，还有余裕订阅一份报纸的生活。他强调说：“总而言之，就是保障衣食住方面的最低标准。”
衣食住确实很重要，但是人类基本的本能包括了食欲和性欲。保障了食欲，却对性欲放任不管，这难道不是有失公允吗？听我这么说，野崎马上回答道：“人不吃饭的话会死，但是压抑了性欲并不会死。”野崎说得确实没错，但是，让一个健康的男性压抑性欲，有时可能比让他受饿更令他痛苦。健康的、有文化气息的生活自然需要保障衣食住，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性欲也是刚需。我们一边说要过健康且有文化气息的生活，一边又无视男人性欲的需求，往大了说，这不就是枉顾人性吗？我说完这些话，野崎为难地叹了口气：“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必须保障低保者对女性的需求了？”
野崎的困惑有理可循，但我觉得自己也能理解身体健康却失去了性生活的诚治所感受到的痛苦。我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自己孤身一人来到这座城镇，和桐子展开了交往。但是，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些前提，我也不会单方面责备诚治。
我又想起了雪夜里诚治拼命向前奔走的身影。毫无疑问，那不是因为想见孩子或是怀念自己的家，而是一只饥饿的雄性动物要去追求雌性。可能对诚治来说，满足性欲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侵犯女儿，把自己埋进女儿体内。
“让福利机构为男性的性欲买单也太可笑了。”野崎强调道。确实是很可笑，但它无疑也是男人们殷切的期盼。
“那诚治要怎么办才好呢？”我问了一个不知道答案为何的问题。“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但是就我们的工作而言，那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野崎自信满满地回答道。
下午，我做了一台手术，接受手术的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家庭主妇。她三天前就开始感到腹痛，却一直喝非处方药强忍着。今天早上，她疼得越发厉害，却到下午才被抬进医院。她腹部膨胀，伴有发热症状，大概是得了腹膜炎。我即刻交代护士们去做术前准备。三点多的时候，手术开始。打开腹腔一看，正如我先前所料，是阑尾炎穿孔引发的腹膜炎。关键部位的阑尾突起化脓后破裂，和周围的组织粘连在一起，摘除非常困难。我小心地摘除中心部分后，给旁边粘连的部分滴了抗生素，而后插入塑料引流管，结束了手术。
如果是在病发早期，做这种手术只需用二十分钟，而现在却耗费了近一个小时。负责给我递手术器械的护士说，这种情况下，原先的保险标准大概是不够用的。我心想，腹膜炎是并发症，一起写进病历的话，赔付额度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赔付额度究竟会高出多少，也只有问了军队才能弄清楚。
“保险标准不变的话，简单的病症趁早做手术更划算。”护士主任这么说着，开始收拾起手术器械。
我身上出了点汗，便决定去洗澡。手术室的浴室扭开阀门后立刻就会出热水。此时正是下午四点，躺在浴缸里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是桐子的生日，我们约好了六点见面。做完手术的病人情况比较稳定，看来这次我应该不会迟到。我洗了好久没洗的头。正冲着淋浴的时候，年轻护士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阪田夫人不太对劲，请您快来看看。”我慌忙擦干身体，出了浴室。
从今天早上的例行查房开始，阪田夫人就不大对劲。之前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微微睁开眼睛，向我倾诉“太痛苦了”，但是今天早上，她却只用空洞的眼神看向空中。我触摸她的脉搏，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时，她的表情都没什么变化。更令我在意的是，这几天她的脸色黯淡发黑，还出现了浮肿。处于癌症晚期的病人，皮肤会因为所谓的恶病质而发黑，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但身体浮肿却是肾脏功能低下的表现。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她就会因尿毒症而陷入昏睡，面临死亡的危险。今天早上，她空洞的表情仿佛就在暗示这一切。总之，采集血液和尿液，做个检查，就能搞清楚她的肾脏功能究竟如何，但我什么都没做。虽然我安排了输液和吸氧，但那对病危患者来说都只是常规的处理措施，对实际的问题所在—肾脏障碍来说，不会起到任何效果。
毫无疑问，到了现在，没有人期待阪田夫人还能继续活下去，恐怕连她自己都是这么想的。一旦陷入昏睡，她就必然会失去意识。比起意识清醒地体验死亡的痛苦，对她而言，在沉睡中死去或许才是一种幸福。
我到达病房的时候，阪田夫人已经闭上了眼睛，只有嘴巴还在轻轻呼吸着。她的嘴唇朝向上空，一翕一张，似乎是残留在体内的剩余力气勉勉强强地支撑着嘴巴的活动，而不是病人本身还存有意识。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陪伴在身侧。
“妈妈是十分钟前变成这样的，怎么叫都没有一丝反应。”大女儿的声音很是激动。
我问大女儿有没有联系她爸爸。大女儿回答说，刚刚护士长告诉她要联系爸爸，她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估计他十分钟左右就能赶过来。我准备给阪田夫人测量血压，又把听诊器贴到她的身上，然而她已经测不出血压了，听诊器里倒是还能传来心跳声。阪田夫人的心跳声十分微弱，似有若无。她的生命大概还剩几分钟，或是十来分钟了。
我一边听着心音，一边在脑子里想着桐子的事情。如果阪田夫人十分钟后死亡，那等我处理完身故事宜后，还能赶上约定的时间吗？现在是四点二十分，这么看来应该还来得及。早上桐子还嘱咐过我，不要因为突然到来的急诊病人而迟到。我回答她时说，今天不是我值班，所以没问题。其实，我就算迟到了也不会怎么样，但解释迟到的理由还是让我觉得麻烦了些。
阪田夫人依旧维持着微弱的呼吸，看起来就像是正在用全身的力气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恋恋不舍。我保持着站立的姿势，继续用听诊器听心音。两个女儿和护士长一起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下有效的治疗措施可能是心脏按压加人工呼吸，需要切开肋骨，直接用手接触心脏并进行按摩，如此一来，心脏怎么都会继续保持跳动，血液会继续在全身流动。如果不这么做，我们还可以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在肋骨上方按压刺激心脏，同样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她的生命或许还可以延长一到两个小时。当然，我并不想这么做。
我继续贴着听诊器。这时，二女儿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她的眼神分明是在控诉：“妈妈快要死了，您什么都不做吗？”我看着护士长，说了句“地莫拉明”。地莫拉明是一种强心剂。我虽然不认为它对现在的阪田夫人还有效果，确切地说，就她现在这种呼吸微弱、缺乏氧气的状态，强行用地莫拉明去刺激心脏是有危险的，不过现在还是给她打一针为好，至少二女儿可能会因此认可我们施行的治疗措施。可以说，在死亡结局不变的情况下，遵循第三方认可的形式是很有必要的。
护士长拿着注射器和地莫拉明，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她掰开安瓿瓶，用注射器吸取里面的药液。她的动作始终慢慢吞吞的，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我的懒散可能就是她传染的。我接过注射器，直接扎入了阪田夫人突出的肋骨之间。扎入的瞬间，注射器里涌入了从心脏倒灌出来的血液。我轻推注射器，那些血液瞬间就和药液一起消失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做起来行云流水。以前看医院的前辈做同样的动作时，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阪田夫人在一刹那皱紧了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注入了强心剂，她的心跳声暂时变得强劲有力起来，但那样的趋势只持续了三十秒，而后又变回了原先微弱不清的样子。大女儿看着母亲连连摇头，似乎不愿意接受现实；二女儿低下头，把手按在了额头上。
直接把药液打进心脏后，我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作为医生应尽的所有义务。它们就像是面临死亡时必须要办的手续一样。我取下耳朵上的听诊器，接着又观测阪田夫人的脉搏。姐妹俩的表情随着我的动作不停地变换。地莫拉明带来的短时效果已经过去，阪田夫人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她的嘴巴已经动不了了，只有鼻翼还在微微颤动着。我再次把听诊器贴到了阪田夫人瘦弱的胸前。我的耳朵倾听着心音，眼睛看向了窗外。太阳已经落到了防雪林的另一边，干洗店的轻型小货车从那边开了过去，之后又跑过了一群孩子。夕阳照亮了病房的窗户，窗边放着观叶植物，它们的影子已经蔓延到了阪田夫人的病床边。
门外的脚步声响起又消失。就在那之后，阪田夫人的口中突然发出大口吸气的喘鸣声，那声音像是被电流击中了一般，急促又毫无章法。紧接着，她的下颚跌落回去，出人意料地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妈妈！”二女儿呼喊道。就在她出声的同时，阪田夫人停止了呼吸，或许这就是一般人的直觉吧。听诊器里传来恋恋不舍似的两拍心跳，而后归于平静。我知道心跳不可能再回来了，却仍然继续贴着听诊器，眼睛看向窗外。拿下来吧，我心想着，又考虑起拿下来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二女儿已经握住了母亲的手，大女儿把手撑在病床上，注视着母亲的脸。两人都知道母亲已经离世了，却仍然等着我最后的宣告。
我贴着听诊器，注意到护士长的视线动了动。她先是看着阪田夫人，视线几乎要笼罩整张病床，而后又退开一步，移开了目光。看到这儿，我拿开听诊器，卷起橡胶管，向离世的阪田夫人行了一礼。
“妈妈……”这次两个女儿一起喊了出来。两人一左一右，趴在已经没了呼吸的母亲身上，身体微微颤抖。
我对护士长点头示意后，再一次垂下了头。走廊前方传来了人声，病房门被打开，阪田出现在门外。他穿着西装，似乎是跑过来的，领带稍稍松了一些。从我的表情里，他仿佛立刻意识到了妻子的死亡，一瞬间绷紧面部，随后仅垂了垂视线，算是打了个招呼。
阪田夫人沉睡在午后的阳光里，面色一片平静，几乎看不到痛苦的痕迹。阪田慢慢走到她跟前，凑近了脸去瞧，似乎是想看看妻子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爸爸……”小女儿把脸埋到站着的阪田怀里。看到这里，我离开了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