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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在战前，斯特拉姆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是犹太人，他母亲也是犹太人。母亲从来也没有同他谈过这件事，无论在童年，还是在大学时代。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从来没有一个大学生、教授、或班主任同他谈起过这件事。
在战前，无论是在研究所里，还是在科学院里，他从来不曾听人谈论过此事。
他从来也不曾产生过同娜佳谈论此事的愿望，并不想向女儿解释，她母亲是俄罗斯人，而父亲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时代是希特勒的时代。盖世太保和科学复兴产生于同一时代。同20世纪相比，物理学尚不发达的19世纪倒是富有人道的，因为20世纪杀害了他的母亲。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原则同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原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法西斯主义拒绝承认个性概念和人的概念，它运用大量的总体概念。现代物理学讲的是在这种或那种物理个体的总体中，各种现象的大大小小的可能性。就其可怕的手段而言，难道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量子政治、政治概率的规律为基础吗？
法西斯主义提出了消灭居民中的某些阶层，消灭一些民族和种族联盟的思想，其依据是，在这些阶层和联盟中，暗藏的和公开的反抗行为的概率高于其他阶层和联盟。玩弄概率和人的总和的花招。
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是因为它试图把原子和卵石的规律运用于人类。
法西斯主义同人类是不能共存的。一旦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人类就无法再存在，留下的只是灵魂被扭曲的人形物体。但是，一旦具有理智和善良的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必然死亡，那些屈服的物体又重新变成了人。
这是否意味着承认切佩任关于发面的那些见解呢？今年夏天他们曾进行过争论，他坚决反对切佩任的观点。他觉得，同切佩任的谈话已成为无限遥远的往事，今年夏天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傍晚似乎和今天已相隔几十年。
①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1918年获诺贝尔奖。
似乎当时走在特鲁勃纳亚广场上的不是斯特拉姆，而是另一个人，他激动万分地听着，热烈而自信地争论着。
母亲……玛鲁夏……托利亚……
他有时觉得科学是一种骗局，妨碍他看见生活中的疯狂和残酷。
也许科学成为这个可怕的世纪的旅伴并非偶然。它是这个世纪的同盟者。此时他感到万分孤独。没有人能够同他分忧解闷。切佩任距离遥远。波斯托耶夫会觉得他这是古怪的念头，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索科洛夫容易陷入神秘主义，他对恺撒的残酷和不公正往往表现出某种古怪的、宗教式的顺从。
他的实验室里有两名优秀科学家——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和行为放荡却绝顶聪明的萨沃斯季亚诺夫。但是，如果斯特拉姆同他们谈论这些事，他们会认为他精神变态〇他从抽屉里取出母亲的信，重新读起来。
“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我该从哪儿汲取力量，亲爱的孩子……”
寒冷的刀锋又剌痛了他的喉咙……
二十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从信箱里取出一封部队来信。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信封拿到灯光下，撕开粗糙的信封的边缘。
刹那间，她恍惚觉得信封里会飞出托利亚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儿时的照片，那时他还抬不起头来，光着身子躺在枕头上，抬起小熊般的双腿，噘起嘴唇。
她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读着这封信。她似乎并没有认真阅读，而是通过粗通文墨的代笔人漂亮的字迹吸取着字里行间的含义。她立刻明白了：活着，他还活着！
她读了这封信，知道托利亚胸部和肋部负了重伤，流血过多，身体虚弱，自己不能写信，四周来一直在发烧……但幸福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在这一刹那之前她感到何等的绝望啊。
她来到楼梯上。读完信的开头几行，她心里平静下来，便朝堆放木柴的草棚走去。在寒冷而又昏暗的草棚里，她读完了信的中间和末尾部分。她心中暗想，这封信也许是儿子临死前同她的告别。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开始往袋里装木柴。她曾在莫斯科加加林胡同的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附设的门诊部看过病，医生嘱咐她不得搬运三公斤以上的重物，只能做一些缓慢柔和的动作。尽管如此，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却像农民似的呼哧呼哧地把装满湿木柴的布袋背到自己肩上，一口气登上二楼。她咚地一声把木柴放在地板上，桌子上的餐具颤抖了一下，发出叮叮的响声。
柳德米拉穿上外套，系上头巾，朝街上走去。
人们从她身旁走过，又回头望她一眼。
这时她横穿街道，有轨电车急剧地打铃，女乘务员伸出拳头来威吓她。
如果向右转弯，顺着这条胡同就可以走到母亲上班的工厂了。
托利亚要是死了，也无法通知他的父亲，到哪个劳改营去找他呢？说不定他早已死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研究所去找斯特拉姆。路过索科洛夫家的小房子，她走进院子，敲了敲窗户，但窗户上拉着窗帘。
看来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在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刚才回自己办公室去了。”有人对她说，她向那人道了谢，尽管她不知道同她说话的人是谁，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沿着实验室的大厅走去，这里像往常一样，似乎很少有人在认真工作。平时在实验室里，男人们要么聊天，要么抽烟，要么心不在焉地望着书本，而妇女们总是忙乎着：用曲颈瓶煮茶，用化学溶液洗指甲，打毛衣。
她看见一些小物件，几十种小物件和实验员用来卷烟的纸片。
在斯特拉姆的办公室里，人们大声地向她问好，索科洛夫疾步（几乎是跑步）走到她面前，挥动着一只洁白的大信封说：“我们有希望了，已经制定了迁回莫斯科的计划，零碎物品、仪器设备和家属统统迁回莫斯科。前景在望。不错吧，啊？当然，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毕竟有希望啊！”
她觉得他那张神气活现的脸和那双眼睛特别可恨，难道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会这么兴高采烈地跑到她面前？不会，不会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会立刻明白一切，她会从柳德米拉的表情看出一切。
她要是知道在这里会看见这么多幸福的面孔，她肯定不会来找维克托。维克托也很高兴，他的喜t兑晚上会飞回家，娜佳也会感到幸福，因为他们不久就要离开这可恨的喀山了。
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能抵偿换取这个喜讯的年轻的鲜血吗？
她责备地抬起眼睛望了望丈夫。
他用那双充满着理解和不安的眼睛望了望她那双忧郁的眼睛。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对她说，她一进屋他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不幸。
他看完信，连声说：
“这该怎么办呢，天哪，这该怎么办呢？”
斯特拉姆穿上外套，他俩一起向门口走去。
“我今天不来了。”他对站在杜边科夫身旁的索科洛夫说。杜边科夫是不久前新任命的人事处长，圆圆的脑袋，高高的个子，那件宽大的时髦西服套在他宽宽的肩膀上显得有些狭窄。
斯特拉姆暂时松开柳德米拉的手，低声对杜边科夫说：“我们本想商量制定迁回莫斯科的人员名单，但今天我不能参加了，原因我以后再解释。”
“用不着担心，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杜边科夫用低沉的声音说。“暂时没有必要着急。这是远景规划，初步方案由我来做好了。”
索科洛夫摆摆手，连连点头，斯特拉姆看出索科洛夫猜到了他所遭遇的新的不幸。
寒风在街道上刮着，不断扬起尘土。它一会儿吹卷着尘土旋转起来，一会儿又突然把尘土抛开，让它像无用的糠皮似的纷纷扬扬地散落下来。街道上寒气逼人，摇晃的树枝发出敲打骨头的笃笃声，电车轨道闪烁着冰冷的蓝光。这一切都显得冷酷而严厉。
妻子向他转过脸来。由于痛苦的折磨，她这张脸显得年轻了，消瘦了，冻得红扑扑的，她用哀求的目光凝视着丈夫。
他们过去曾养过一只年轻的母猫。这只猫初产时难产，怎么也生不下那只小猫。它在临死前爬到斯特拉姆跟前，凄惨地叫着，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他。然而，在这广阔的、空空荡荡的天空下，在这毫无怜悯的尘土飞扬的大地上，她该去求谁，去哀求谁呢？
“这就是我过去工作过的那所部队医院。”她说。
“柳达，”他突然说。“快到这个部队医院去一趟吧，也许他们可以帮你弄清楚那个战地邮局在什么地方。我原来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他看着柳德米拉登上医院门口的台阶，向门卫解释起来。
斯特拉姆走到街角，又走回那所部队医院门口。行人们从他身旁匆匆走过，他们有的提着网兜，有的提着玻璃罐，玻璃罐里盛着灰溜溜的菜汤，上面漂浮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块。
“维佳。”妻子喊住了他。
他从妻子的声音听出，她已经镇静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她说，“那所医院在萨拉托夫。一位副主任医师不久前刚从那里回来。他给我写下了街道和门牌号码。”
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轮船什么时候启航，怎样弄到船票，需要打点行装，准备食品，还要借钱，还得设法弄一张出差证明。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带行李和食品便出发了。她几乎身无分文，趁着乘客上船时的拥挤和慌乱登上了甲板。
这是一个阴暗的秋天的黄昏。她只带走了同母亲、丈夫和娜佳告别时的记忆。黑乎乎的波浪在船舷外面喧嚣着，下游突然吹来一阵寒风，呜呜地吹卷着河水飞溅的浪花。
十
被德寇占领的乌克兰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在乌拉尔组建的坦克军的政委。
去往服役地点以前，格特马诺夫乘道格拉斯号飞机飞往乌法市，他的家眷疏散后住在那里。
同事们和乌法市委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家眷关怀备至，生活设备和住房条件都很不错。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在战前就因代谢机能减退而急剧发胖，现在也没有瘦下来，甚至在疏散地养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上学的小儿子看上去也很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市住了五天，临行前几个亲友前来向他道别：有他的妻弟，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格特马诺夫的老同事，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基辅人马舒克，还有格特马诺夫的连襟，乌克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萨盖达克。
萨盖达克赶到他家已十点多钟了，孩子们已经上床睡觉，他们不得不低声交谈。格特马诺夫说：“我们不喝点酒吗，同志们，来点莫斯科伏特加酒吧？”
单独看来，格特马诺夫的一切都是大的：一颗硕大的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已开始发白，宽大的脑门，多肉的大鼻子，宽大的手掌，粗大的手指，宽宽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但这些粗大的肢体连在一起却并不伟岸。格特马诺夫个子不高。令人奇怪的是，一双小眼睛生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引人注目，往往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双细细的眼睛藏在肿眼泡下面几乎看不出来。眼睛的色调也很模糊，分不清它们是灰色调多呢，还是蓝色调多。但他的目光却显得锐利而又生动，富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轻轻抬起自己肥胖的身躯，从房间里走出来，男人们立刻静下来。无论在乡村木舍里还是在莫斯科上流社会，常有这样的情形，席面上开始上酒时，客人们便安静下来。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很快就端着托盘走回来。令人奇怪的是，她那双肥胖的大手居然在短短几分钟内打开了那么多罐头，准备好了餐具。
马舒克望了望挂着乌克兰方格花壁毯的墙壁，望了望宽大的沙发、殷勤飧客的美酒和罐头，说道：“我记得这张沙发摆在您原来的住所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您真是好样的，居然能把它运到这里来，您有一定的组织天才。”
“你要考虑到，”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了，全是她一个人干的！”
“不应该把它扔给德国人，同乡们r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季马用它用习惯了，从州委办公室回来，立刻躺在沙发上看文件。”
“当然啦，看文件！睡觉。”萨盖达克说。
她又到厨房去了，马舒克朝格特马诺夫转过脸来，用狡猾的口吻低声说：“啊呀，我想像得出，我们的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即将认识一位女医生，女军医。”
“是的，他会舍命相陪。”萨盖达克说。
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说：
“别逗了，难道您是残废人？”
“当然了，”马舒克说，“是谁在基斯洛沃茨克常常夜间三点钟才回病房？”
客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匆匆地但凝神地瞥了妻弟一眼。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走进来，望了望哈哈大笑的男子们，说道：“妻子刚出去，你们就开始给我可怜的季马学什么坏点子了！”格特马诺夫开始往酒杯里斟酒，大家带着忧虑的神色选择自己爱吃的小菜D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道：“好吧，同志们，这第一杯酒为我们的父亲干杯，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他说这话的语气有点随便，不大庄重。实际上，这不大拘礼的语调说明，斯大林的尊严是人人皆知的，但聚在桌前的人们为他干杯，首先是热爱他那朴实、谦逊和富有同情心的品格。肖像上的斯大林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酒席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丰满的胸脯，仿佛在说：“孩子们，我现在就点上烟斗，坐得离你们近一点。”
“说得对，让我们的老爹好好活着，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维奇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呢？”
他把酒杯举到唇边，又回头望了望萨盖达克，看他是否说点什么，但萨盖达克望了望斯大林像，好像是说还说什么呢，父亲，你什么都知道。”他说完把酒喝下去。大家也喝干了杯中的酒。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出生在沃龙涅什州的利文市，但他同乌克兰的同事们有着多年的交情，因为他长期在乌克兰从事党的工作。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结婚后，他同基辅的关系更加牢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党政机关里身居要职。
格特马诺夫的生活经历相当贫乏。他不曾参加过国内战争，也没有遭受过宪兵们的追捕，沙皇的法庭也从来没有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专业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他往往是照本宣科。虽然报告的稿子不是他亲自动手写的，但他却念得很好，流畅自然，富有表情。当然，念报告并不难，这些报告都是用头号铅字排印的，字大行稀，斯大林的名字用的是红色的特体字，格外醒目。他本来是个精明能干、守纪律的小伙子，想报考机械学院，但他被调到安全部门工作，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后来受到表彰，被送往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起初在区委组织训导处，后来调到党中央干部局。一年后他当上了领导干部处的训导员。1937年以后他很快就当上了党的州委书记，正如俗话说的，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集体农庄主席和剧院经理的升降去留全操在他的手中。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懂得这些词句的伟大意义。党信任他！他虽然没有写过伟大的著作，没有过惊人的发现，没有指挥过胜利的战役，但他的全部活动是一种巨大而顽强的劳动。这种劳动目的明确，与众不同，并且总是紧张的，伴随着不少不眠之夜。这种劳动的主要意义和崇高目的在于，它是因党的需要为了党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这种劳动的最高嘉奖只有一条，那就是党的信任。
他在任何情况下所作的决定都应充满党性精神，符合党的利益，不论是决定某个准备送进孤儿院的孩子的命运，还是决定重建大学的生物教研室，或是决定把塑料制品车间从属于图书馆的房子里迁出来。党性精神还应该渗透到领导者对事业、对图书、对绘画的态度中去。因此，如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与党的利益有矛盾，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习惯的事业，放弃自己喜爱的书，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困难。但格特马诺夫懂得，还有更高度的党性：它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可能与党性精神相抵触的个人志趣和爱好。对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亲切、珍贵的东西之所以使他感到亲切、珍贵，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党性的精神。
格特马诺夫为了党性精神所作的牺牲有时也是残酷的，严峻的。对那些早年提携和帮助过他的同乡和老师们，他也从来不留情面。他为人做事既不考虑爱也不考虑怜悯。在这里“绝交”、“不支持”、“坑害”、“背叛”一类的字眼不会使他感到不安……然而，在那些需要表现出党性精神的地方，恰恰不需要作出牺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感情——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如果同党性精神相抵触，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应该保留了。
享有党的信任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这种劳动是艰巨的，需要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地耗费智慧和心灵。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学者的才能，作家的天赋。他是置于才能和天赋之上的。成百上千个具有研究、唱歌和著书立说才能的人，贪婪地听着格特马诺夫带有指导意义的决定性的报告，尽管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不会导演戏剧，而且也不会兴致勃勃地深人理解科学著作、诗歌、音乐和绘画……他的决定性言论的力量在于，党把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利益托付于他。
他作为一个州的党组织书记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未必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觉得，“党的信任”这个概念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在于斯大林的好恶。党的路线的实质在于斯大林对自己的战友们、人民委员们以及元帅们的信任。
客人们主要谈的是格特马诺夫面临的新的军事工作。他们明白，格特马诺夫有希望晋升更高的职务，在党内有地位的人改行做军事工作，往往会成为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接到担任军政委的任命后，心中惊恐不安，颇为苦恼。他通过在党中央组织局任职的一位朋友打听，上头有没有人对他心怀不满。结果虚惊一场，没什么值得恐慌的。
这时格特马诺夫为了安慰自己，开始思索这个任命的好处…要知道，将来决定战争的命运要依靠坦克部队，他们将来要在决定性的方向上发起进攻。坦克部队的政委不是每个人都能担任的，宁可派他到次要地段担任一个不甚重要的集团军的军委委员，也不会随便派他担任坦克军的政委。这一点反映了党对他的信任。但他心中仍旧感到闷闷不乐，他特别喜欢穿上军装照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委格特马诺夫。”
不知为什么，军长诺维科夫上校经常使他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气恼。格特马诺夫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位上校，但据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种种情况，此人实在不能引起他的好感。
同他一起坐在桌前的朋友们明白他的情绪，他们谈论的有关他新的任命的种种情况都使他颇为开心。
萨盖达克说，坦克军很可能被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是斯大林同志的老熟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还是在第一骑兵军认识他的；斯大林同志经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他每次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接见他。不久前，司令员去过莫斯科近郊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同他的谈话长达两个小时。斯大林同志对司令员如此信任，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太好了。
后来他们谈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记得格特马诺夫，因为他们都在乌克兰工作过；对格特马诺夫来说，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工作是非常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斯大林格勒不是偶然的，”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方面军，不派他派谁去呢？”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激动地说：
“难道斯大林同志派我的丈夫到坦克军去任职是偶然的？”
“得了吧，”格特马诺夫直来直去地说，“我到坦克军任职，就像从州委第一书记提升为区委书记。算不得什么大喜事。”
“不，不，”萨盖达克严肃地说。“这一任命体现了党的信任。区委，但不是一般的区委，不是农村区委，而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区委。不是普通的军，而是坦克军！”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去当政委的这个军的军长是不久前刚任命的，他以前没有指挥过兵团作战。这是不久前来过乌法市的方面军特别处的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说的。
“他还对我说过一些事呢，”马舒克说着，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补充道，“何必对您说这些呢，杰緬季。特里丰诺维奇，您对他的了解，大概比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多吧。”
格特马诺夫把那双本来就很小的锐利而聪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抽动一下肥厚的鼻孔，说：“的确如此。”
①即赫鲁晓夫。
马舒克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坐在桌前的人都察觉到了他的笑容。令人奇怪的是，马舒克虽然是格特马诺夫的连襟，虽然他在自家人相会时表现得谦逊、可爱，喜欢开几句玩笑，但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温和悦耳的声音，望着他那双乌黑安详的眼睛和那张苍白的长脸，仍旧不免有些紧张。格特马诺夫感觉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马舒克背后有强大的靠山，他所知道的事情，有时连格特马诺夫也不知道。
“他这个人怎么样？”萨盖达克问。
格特马诺夫故作宽容地答道：
“战争期间提拔起来的，在战前没有什么出色之处。”
“他没有进人过职官表？”女主人的弟弟微笑着说。
“他哪里能进人职官表！”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不过他倒是个有用的人才，据说是个很好的坦克手。军司令部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是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同他认识的。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浬乌多布诺夫，伊拉里翁。因诺肯季耶维奇？当然了，我最初在他手下工作过，后来命运使我们各奔前程了。战争爆发前不久，我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会客室里同他见过一面。”
“的确是各奔前程。”萨盖达克微笑着说。“你要辩证地对待此事，要看到事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不是看它的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期间的一切都是古怪的，一个上校居然当了军长，连涅乌多布诺夫也得听他调遣！”
“没有战争经验。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格特马诺夫说6马舒克仍然感到奇怪：①即贝利亚。106
“简直开玩笑，涅乌多布诺夫资格多老啊，只要他说一句话，什么事都办得到！他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具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府工作经验！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他会成为部务委员会的委员。”
其他客人都赞同他的看法。
他们对涅乌多布诺夫的深切同情恰好表达了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但愿它快点结束。”女主人的弟弟说。
格特马诺夫向萨盖达克抬起一只叉开手指的手，说：“您认识克雷莫夫吗？莫斯科人，曾作为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在基辅作过国际形势报告。”
“战争爆发前不久来过这里？是那个过激分子？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
“正是他。我的这位军长准备同他过去的老婆结婚。”
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过去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同她结婚的军长，但这个新闻却不知为什么把大家全逗笑了。
马舒克说：
“是啊，姐夫在我们安全机关受的第一流训练没有白费。对人们的婚姻了解得如此清楚。”
“老实说，他的确有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
“当然啦……最高统帅部是不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我们的格特马诺夫不是马大哈。”萨盖达克说。
马舒克似乎在想像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像往常那样严肃地说：“我记得这个克雷莫夫，还在他来基辅的时候，政治态度就很暧昧。他很早就同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不少联系。的确值得……”
他说话简单明了，直言不讳，犹如针织厂的厂长或者技术学校的教师在叙述自己的工作。但大家明白，他说话随便，谈吐直率仅仅是他给人们的一种感觉。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什么东西该说、什么东西不该说。格特马诺夫也喜欢以大胆、随便而又诚恳的谈话使对话人大为吃惊，但他清楚地懂得，在表面生动直率的谈话背后隐藏着秘而不宣的东西。
往日显得比其他人更繁忙、更忧郁和严肃的萨盖达克今天却不愿放弃轻松愉快的情绪。他愉快地向格特马诺夫解释道：“因为他不够忠实，妻子抛弃了他。”
“要是因为这个就好了，”格特马诺夫说，“但据我所知，我这位军长要和一个志趣完全不同的女人结婚。”
“让他去结婚吧，你还是多关心关心我吧。”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主要的是彼此相爱。”
“爱情当然是主要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并且记得很牢。”格特马诺夫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某些苏维埃人却忘记了。”
“这话说得对，”马舒克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应该忘记。”“人们总是大惊小怪，为什么中央没有批准，为什么批准了这个而没有批准那个。但人们自己却不珍视党的信任。”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突然吃惊地拉长声调说：“你们的谈话简直令人奇怪，好像没有发生战争，只有你们操心的这些事情：这位军长同谁结婚，谁是他未婚妻过去的丈夫。你这是准备同谁打仗，季马？”
她用嘲笑的目光望了望男人们。她那双漂亮的栗色眼睛似乎同丈夫那双小眼睛有些相像，大概具有同样的洞察力。
萨盖达克用愁闷的声音说：
“哪能忘记战争呢……我们的兄弟和儿子们从各地奔向战场，从基层集体农庄的茅屋到克里姆林宫，正在展开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歼击机飞行员，此外，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作战。我听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儿子也在前线，不过我不知道他属于什么兵种。此外，铁木尔。伏龙芝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部队……此外，那个多洛列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牺牲了。”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线，”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雅科夫指挥一个炮兵连。确切些说，他是大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雅科夫是长子。这个不幸的小伙子被俘虏了。”
他沉默下来，感觉自己涉及到一个在年长的同志们看来不该说的话题。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要打破沉默，直率而又随便地说：“顺便提一句，德国人经常撒一些造谣的传单，说雅科夫。斯大林主动向他们提供供词。”
然而，他四周的沉默更加令人难堪了。他谈到一个无论是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提及的话题。对这个话题只能保持沉默。假如有人打算对有关斯大林同妻子关系的传闻表示愤怒，那么这个好心的辟谣者便会犯下并不比传谣者小的错误。因为谈话本身就是不能容许的。
格特马诺夫突然朝妻子转过脸来说：
“我的心在斯大林同志运筹帷幄的地方，但愿他牢牢掌握住大方向，让德国人不得安宁。”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疚的目光捕捉着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当然，坐在桌前的人们都是富有理智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并不是要为一时的尴尬而造成严重的事件——案件。
萨盖达克在格特马诺夫夫妇面前表示为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开脱，他用温和而友善的语气说：“这是对的，让我们提高警惕吧，千万不能在自己负责的地段上干蠢事。”
“千万不要说多余的话。”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指责，并没有保持沉默，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萨盖达克和马舒克赞同地点了点头。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个微不足道的过失将会被忘记，但他知道，他却不会被人彻底忘记。将来一旦要考察干部，涉及到提升，谈到某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当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萨盖达克和马舒克会点头，但同时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对某个办事认真的对话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会伸出小指头说：“思维敏捷，可能有点儿轻率。”
大家在灵魂深处明白，德国人散布的有关雅科夫的谣言纯属捏造。然而正因为如此更不应该谈论这个话题。
萨盖达克特别善于处理这类事件。他长期在报社工作，起初担任新闻处长，后来负责农业处的工作，最后当了近两年《共和国报》主编。他认为，他办报纸的主要目的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选择地提供有关各种偶然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新闻。如果主编萨盖达克认为应该回避某个事件，应该对严重的歉收、思想性不高的诗歌、形式主义的绘画、牲畜病死、地震、战列舰覆没保持沉默，应该对突然从岸上冲走数千人的巨浪或者矿井里发生的大火视而不见，那么这些事件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报道价值的。他认为，不应该让读者、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去为这些事件耗费脑力。有时他不得不以一种特殊方式解释生活中的某个事件，那么这种解释往往是出人意外地大胆、不同寻常、与人们的日常观念相抵触。他觉得，主编的力量、经验、本领就在于使读者了解那些有用的，为教育目的服务的观点。
在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曾出现一些极端的过火行为。萨盖达克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以前写道，全盘集体化期间发生饥荒的原因是，富农们把粮食埋藏起来，故意不吃面包，因此才饿得浮肿的。一些村庄整村整村的人饿死，其中包括儿童和老人，是故意与国家作对。
后来他立刻刊登了一些资料，说集体农庄的托儿所里，孩子们天天吃鸡汤、馅饼和大米丸子。实际上孩子们却消痩、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千年的俄罗斯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在经受严酷考验的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毁灭性的炮火把如实报道战局现实的、真实的关键性进程提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战争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甚至决定着党的命运。这段决定命运的时间过去了。剧作家柯涅楚克马上就在他的剧本《前线》中解释说，战争失利与那些愚蠢的将军们有关，他们不善于执行一贯正确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
这天晚上，并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命中注定要遭受难堪。马舒克翻看着一本皮革封面的大相册，相册厚厚的硬纸页上贴着各种照片。马舒克突然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于是大家不由自主地向相册探过头来。这张照片是战前格特马诺夫在自己州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照的，他坐在宽大无比的写字台后面，穿着半军事化的军便服，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斯大林像；这幅肖像大得出奇，看来只能挂在州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斯大林脸部被人用彩色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底下画了一撮蓝色的山羊胡子，耳朵上戴着蓝色耳环。
“这孩子太淘气了！”格特马诺夫喊叫起来，甚至像老娘儿们似的拍了一下手。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十分难过，打量着客人们连声说：“要知道，昨天晚上睡觉前他还说：‘我像热爱爸爸一样热爱斯大林伯伯。”
“这是小孩的淘气行为。”萨盖达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行为，这是蓄意的流氓行为。”格特马诺夫叹了一口气。
他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马舒克。此刻，两人都记起了战前发生的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工学院的大学生在宿舍里用汽枪朝斯大林像开了一枪。
他们知道，这个愚蠢的大学生纯粹是胡闹，并没有任何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那位同乡是个非常好的人，是拖拉机站的站长。他恳求格特马诺夫救救侄子。
州委会议之后，格特马诺夫同马舒克谈到这件事。
马舒克说：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我们可不是小孩子。至于他有没有罪过，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再追查这个案件，那么也许明天就会有人向莫斯科、向拉夫连季。帕夫诺维奇本人报告，说马舒克对待向伟大的斯大林肖像幵枪的事件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我今天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明天我就成了劳改营的犯人。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人们会这样议论您：今天朝肖像开枪，而明天就不是射击肖像了，格特马诺夫究竟是对这个小伙子有好感呢，还是喜欢他的这种行为呢？啊？您承担这个罪责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又向马舒克问起这件事：“那个朝肖像开枪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答道：
“他的情况不必问了。他是个坏蛋，富农残余，他在审讯中都承认了。”
现在，格特马诺夫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马舒克，重复道：“不，这不是淘气行为。”
“不过，”马舒克说，“这孩子不满五岁，年龄还是应该考虑萨盖达克的态度最为热诚，以至于大家都感到他的话暖洋洋的。他说：“说句心里话吧，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孩子们坚持原则……应该对他们坚持原则，可是我于心不忍。我望着他们，希望他们健康大家同情地望了望萨盖达克。他是一位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还在九年级念书时就表现不好，有一次因为在饭馆里打架被警察抓了起来。父亲亲自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打了电话，才平息了这个由一些名将和院士的儿子、作家和农业人民委员的女儿参加的丢脸的事件。战争爆发后，维塔利本打算志愿参军，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后来维塔利因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有可能同增补连一起被送往前线。
现在，年轻的维塔利进人迫击炮学校已经一个月了，没有再出什么事，父母亲颇为高兴，并且充满了希望，但他们心里仍然存留着不安。
萨盖达克的二儿子伊戈尔两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这场病留下后遗症，伊戈尔不幸残废，走动离不开双拐，萎缩的细腿软弱无力。伊戈尔无法进学校读书，教师们就到他家里来上课，这孩子倒也刻苦好学。
萨盖达克夫妇为了给儿子治病，到处求医问药，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托木斯克，求遍了所有的神经病学专家。萨盖达克还通过商务代表处或者大使馆弄到外国的各种新药。他知道，人们可能而且应该责备他对孩子过分喜爰。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过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因为他经常遇到州委某些领导干部溺爱子女，他注意到，新型领导人往往特别宠爱自己的孩子。他知道，人们会原谅他用飞机从敖德萨接一个巫婆来给伊戈尔看病，会原谅他使用机要邮袋把一包草药从远东的一个神父那里寄往基辅。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特殊人物。”萨盖达克说。“我不是指的斯大林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确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他那些亲密的助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把党置于父爱之上。”“是的，他们懂得，这种事不会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格特马诺夫说，他暗示某个中央书记对自己犯错误的儿子过分严厉。
于是他们又重新谈起孩子，气氛也变得亲切自然了。
似乎这些人的精神追求和喜怒哀乐全部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面颊是否红润，在学校里是否取得了好成绩，能不能顺利升级。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韦特兰娜在四岁之前身体很不好，老生结肠炎，小姑娘变得憔悴不堪。只有一样东西对她最有效，那就是碾碎的生苹果。”格特马诺夫说：“今天她去上学之前对我说：‘在班上，有人管我和卓娅叫将军的女儿，而卓娅却不知羞耻地笑着说：你以为将军的女儿是很大的荣誉呀！我们班里还有元帅的女儿呢——这是真的！’”
“您瞧，”萨盖达克愉快地说，“很难使他们感到满意。伊戈尔一连几天向我声明：‘要知道，第三书记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米科拉也可以谈谈自己孩子的许多可笑和快活的性格特点，但他知道，当人们谈论萨盖达克的伊戈尔和格特马诺夫的女儿们如何机灵时，他就不应该讲述自己孩子如何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的父辈在乡下对待孩子很随便。”
“他们同样喜欢孩子。”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归喜欢，但他们打孩子，至少我挨过打。”
格特马诺夫说：
“我还记得1915年已故的父亲出发去打仗时的情景。请别见笑，我父亲到最后才升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母亲为他打点行装，把包脚布，绒衣放在什物袋里，还放了几只煮老的鸡蛋、面包，我同姐姐躺在木板床上，望着他在黎明时分最后一次坐在桌旁。他往过厅里的木桶里打满了水，劈了一些木柴。后来母亲老是回忆这件事。”
他抬手看了看表，说：
“啊呀……”
“这么说，明天就走。”萨盖达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起飞？”马舒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更好，”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来，“否则到军用机场还有十五公里的路呢。”
“这对一个士兵来说算得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喧嚷了一阵，发笑，拥抱；客人们穿好大衣，戴上帽子站在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士兵对一切都是可以习惯的，士兵可以用硝烟取暖，可以用锥子刮脸。不过，这种离别孩子的生活，士兵却是无法习惯的。”从他的声音、表情以及客人们望着他的目光看来，他们此刻不是在开玩笑。
这天夜里，一身戎装的格特马诺夫坐在桌前写了几封信。妻子穿着睡衣坐在他身边，注视着他那只写信的手。他把信折起来，说道：“如果你需要专门治疗和外出会诊，就把这封信交给边区卫生局局长。他只是给你开一封转诊介绍信，通信证由弟弟给你办理。”
“领取限额供应品的证明信你写好了吗？”妻子问道。
“这不需要。”他回答说，“你给州委办公室主任打个电话就行了，直接找普齐钦科本人更好，他会给办理的。”
他把一沓写好的信、委托书、便条察看一遍说：“喏，好像是全都安排好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真为你担心，我亲爱的，”她说，“你这是去打仗啊。”
他站起来说：
“要保重身体，爱护孩子。白兰地装进皮箱了吗？”
她说：
“装进去了，装进去了。还记得吗，两年前你飞往基斯洛沃茨克，出发之前也是这样在黎明时分给我写委托书的？”
“现在基斯洛沃茨克被德国人占领了。”他说。
格特马诺夫在房间踱了一会儿，仔细听了听，说：“睡着了？”
“当然睡着了。”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
他们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胖大的身躯在昏暗中走动，居然不发出一点儿声音。熟睡的孩子枕着洁白的枕巾，乌黑的头发显得格外醒目。格特马诺夫仔细听了听他们的呼吸。
他把手掌按在胸前，以免咚咚的心跳声惊扰了孩子的睡眠。此刻，在昏暗之中，他心中惆怅万分，充满了对孩子的一腔柔情和怜悯，同时又对他们放心不下。他多么想拥抱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吻一吻他们睡意朦陇的眼睛。此刻，他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温柔和丧失理智的爱，此刻他手足无措，站在那里局促不安，软弱无力。
其实，他面临的新的工作并没有使他恐慌和激动。他经常着手于新的工作，总是毫不费力地找到那条指导工作的正确方针。他知道，在坦克军他也能够奉行这种方针。
然而此时此刻，如何把铁面无情、坚定不移同温柔和既不懂得法律也不懂得方针的父爱融为一体呢。
他回头望了望妻子。只见她像村妇似的一手托腮站在那里。昏暗中她的脸显得瘦一些，似乎很年轻。他们婚后第一次去海边，在岸边悬崖上的“乌克兰”疗养院休假时，她就是现在这副模样。
窗外响起彬彬有礼的汽车喇叭声，这是州委的汽车开来了。格特马诺夫又向孩子们转过身去，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这个动作表明他对无法克制的父爱无能为力。
他同妻子吻别之后在走廊里穿上外套，戴上帽子，然后站在那里等候司机把皮箱提出来。
“好吧。”他说着突然摘下帽子，向妻子跨了一步，又紧紧抱住了她。于是他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吻别。此时街道上潮湿的寒气透过半敞的房门吹进来，同家庭的温暖混在一起。格特马诺夫的短皮祅粗糙的皮革轻触着妻子芳香的丝绸睡衣，两人都感觉到，他们连在一起的生活突然被劈开了，深深的忧伤刺痛了他们的心。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波什尼科娃来到古比雪夫后，住在德国老太婆珍妮。亨利霍夫娜。亨利松家里。珍妮很久以前曾在她们家里当过家庭女教师。
叶尼娅？从斯大林格勒来到这里，同德国老太婆住在这间寂静的小房子里，心中不免有一种陌生之感。老太婆见到当年扎两条辫子的小女孩成了成年妇女，也感到惊奇不已。
这里原是一个商人的一套宽大的宅邸，珍妮住的这个光线很暗的小房间早先是仆人的房子。现在这套宅邸变成了地道的公寓，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他们用屏风、布帘、壁毯、沙发靠背把房间隔开，有的地方用来睡觉、吃饭和接待客人，有的地方供护士给瘫痪的老头儿打针。
一到晚上，公用厨房里就响起住户们嗡嗡的说话声。
叶尼娅对这间拱顶被熏黑的厨房和煤油炉带着黑烟的红火苗颇为中意。
扯得横七竖八的绳子上晾着衣服，穿着长罩衫、棉袄和军便服的住户们在晾干的衣服之间喧嚷着，切菜刀闪闪发光。洗衣妇们俯身在热气腾腾的木盆和洗衣盆上洗衣服。宽大的壁炉从未生过火，壁炉镶着瓷砖的侧面闪烁着寒冷的白光，犹如积雪覆盖的上个地质世纪熄灭的火山的山坡。
这套房子里住着一个上了前线的装卸工的家属，一个妇科医生，某保密工厂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单身母亲——某内部供应商店的会计，有在前线牺牲的理发师的寡妇，还有邮政总局的一位军事代表。而在过去做客厅的最大房间里住着一家门诊部的主任。
在这套像城市一般宽敞的住宅里，甚至有自己本住宅的疯人：一个安静的小老头儿，长着一双漂亮而和善的小狗的眼睛。
人们虽然住得相当拥挤，但却很少往来，不大和睦，有时闹点别扭，不久又言归于好，彼此隐瞒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却大声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向邻居和盘托出。
叶尼》想画的不是这里的物品，不是这些住户，而是这些物品和住户在她心中唤起的某种情绪。
这种情绪是复杂的，难以言状的，恐怕大画家也无法把它表现出来。由这间阴暗的厨房、这里的贫穷、流言蜚语、皮毛小事联想到人民和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厨房里的铁锅、土豆皮联想到数量惊人的军事钢铁，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表达这种情绪会损坏线条，歪曲外形，结果会变成一些支离破碎的形象和光点毫无意4的外部联系。
珍妮老太太是个胆/f、怕事、温和而又热情的人。她穿一件带白领的黑色连衣裙，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她的面颊却总是红扑扑的。
她头脑中还保留着对叶尼娅姐妹儿童时代的记忆。她记得柳德米拉上一年级时如何淘气，幼小的玛鲁夏说的话如何可笑，还记得两岁的米佳戴着围裙走进餐厅，拍着手喊道：“开饭了，开饭了！”
现在珍妮每天到一个牙科女医生家里当佣人，照料女主人生病的母亲。她的女主人有时根据市卫生局的安排到区里巡诊五六天，于是珍妮就在她家里宿夜，以便帮助不久前患了中风、行动不便的老太婆。
珍妮对自己的私有财物满不在乎，她经常向叶尼哑表示抱歉，请求允许她打开通气小窗，为的是她那只老花猫活动方便。她的主要心思都用在那只老花猫身上，生怕邻居们欺负它。
同一住宅的一位邻居，工程师兼车间主任德拉金常常带着恶毒的嘲笑打量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打量她那少女般苗条的虚弱身段和她那副系在黑色线绳上的夹鼻眼镜。他常常以贫民的心理揣度别人。每当老太太回忆往事、带着甜蜜的痴笑讲述她在革命前领着自己抚养的孩子乘坐豪华马车兜风，陪伴女主人前往威尼斯、巴黎、维也纳时，他便表示愤愤不平。她抚养大的“小不点儿”不少人参加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白匪军，被红军战士打死了。不过老太婆最感兴趣的是回忆猩红热、白喉和小孩易患的结肠炎。
叶尼娅有时对德拉金说：
“我从未遇见过这么和善、这么温顺的人。请您相信，她是住在这套住宅里的最善良的人。”
德拉金以男人的直率厚颜无耻地凝视着叶尼娅的眼睛，答道：“唱吧，小燕子，唱吧。您为了住房卖身投靠了德国人，沙波什尼科娃同志。”
珍妮似乎不喜欢身体健康的孩子。够时常向叶尼婭谈起自己抚养的一个虚弱多病的孩子，这孩子的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厂主，犹太人。她至今还珍藏着这孩子画的画和一些练习本。每当她讲到这个文静的孩子临死前的情景时，都禁不住哭起来。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当家庭女教师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她还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和绰号。她得知玛鲁夏死去的消息，竟伤心地哭起来。她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她一直在给住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写信，但她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完。
她管狗鱼鱼子酱叫“卡维阿，并且对叶尼娅说，在革命前，她带的孩子每天早餐要喝一碗浓鸡汁，吃一片鹿肉。
她把自己那份口粮都喂了心爱的花猫，总是把这猫唤做“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孩子”。老猫也非常疼爱她，它虽然生性粗鲁，阴郁，但它一看见老太婆便心花怒放，变得温和而愉快了。
德拉金老是追问她对希特勒持什么态度：“恐怕是拥护他吧？”但狡猾的老太婆却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称元首是杀人魔王。
老太婆是个完全不中用的人，既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她每次去商店买一包火柴，售货员必定会在仓卒之中从她的购货卡片上划掉一份按月供应的食糖或肉食。
当今的孩子们完全不像她当年带的那些孩子。她管那时叫“和平年代”。现在一切都变了，甚至儿童游戏也与过去不同了。“和平年代”的小女孩喜欢玩掷环游戏，用带线绳的漆木棍拋掷橡皮圈，玩的是装在白网兜里的彩色软球。现在小女孩却喜欢打排球，喜欢划臂游泳，冬天穿着滑雪裤打冰球，高声喊叫，吹口哨。
她们对抚养费、堕胎、以不正当手段得到劳动卡片，以及那些从前线给他人的妻子带来脂油和罐头的上尉和中校们，了解得比珍妮还清楚。
叶尼哑喜欢听这位年迈的德国女人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回忆她的父亲和哥哥德米特里。珍妮对德米特里记得特别清楚，记得她在叶尼娅家里的时候，德米特里得过百日咳和白喉。
有一次，珍妮对她说：
“我时常想起1917年我的最后几位主人。有一位老爷是财政部长的同事，他经常在餐厅里踱来踱去，生气地说：‘全完了，庄园烧了，工厂停工了，货币不顶用了，保险柜被撬了。’就像现在你们家一样，好好一个家庭弄得七零八散。老爷、太太和小姐去了瑞典，我带的那个孩子到科尔尼洛夫将军那里当了志愿兵，太太哭着说：‘这些天我们都在道别，末日来临了’。”
叶尼哑听了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回答。
一天晚上，地段民警来了，交给珍妮一张传票。这个年迈的德国女人戴上那顶带一朵小白花的帽子，请求叶尼娅喂她的老花猫，说她要到警察局去一趟，再从那里去牙科医生的老妈妈那儿去干活。她答应过一天就回来。叶尼娅下班回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邻居们对她说，珍妮被警察局抓走了。
叶尼娅前去打听她的下落。在警察局里，有人告诉她，老太婆同一列车德国人一起被送往北方去了。
过了一天，地段警察和房屋管理员又来了，拿走了一只被查封的提篮，提篮里装满了破烂衣服，一些经久变黄的照片和信件。
叶尼娅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打听，如何给老太婆送一条厚头巾。在窗口值班的人问叶尼娅：“您是谁，是德国人？”
“不，我是俄罗斯人。”
“请回去吧。用不着查问，别打扰人啦。”
“我是问问如何给她送冬天用的东西。”
“您明白了吗？”小窗里的人压低嗓门问道，叶尼娅听了吓一大跳。
这天晚上，她听见住户们在公用厨房里谈话。他们在背后议论她。
一个声音说：
“她的做法毕竟不光彩。”
另一个声音答道：
“我认为她是个聪明人。先插进一只脚，然后向有关方面告发了老太婆，把老太婆挤出去。现在她就成了房间的主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什么房间呀，一间不值钱的小房子，
另一个声音说：
“是啊，这种女人是不会上当的，同这种女人在一起你不会吃亏的。”
老花猫的命运也很悲惨。它睡意矇昽地坐在公用厨房里，神情沮丧，这时人们为了如何处置它而争吵起来。
“让这个德国佬去见鬼！”几个女人嚷道。
德拉金突然宣布，他准备同大伙儿一起喂养这只猫。然而珍妮走后，老花猫没有活多久。一个女邻居不知是无意还是因为气恼，泼了老花猫一身开水。老花猫很快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