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亚病夫”

10岁的李海泉光脚站在中国南方城市佛山郊区的一条脏乱的街道上，旁边是一家用瓦楞铁皮做屋顶的餐馆。[1]他穿着从三位哥哥那儿传下来的破旧衣服。每当有城里人从这条街上经过时，李海泉总要用粤语唱起小曲来招揽食客：“朋友们、乡亲们，来，来，来，尝尝我们的清炖牛胸、菠菜豆腐、荷叶蒸田鸡、皮蛋粥、糖醋猪肉。”他那稚嫩的嗓音随着每道菜名而高低起伏，如同用假声在歌唱一般。全市各家餐馆都有雇用农村来的小男孩为自己的餐馆沿街叫卖，招揽食客，李海泉是数百名这样的小男孩中最特殊的一个——他的叫卖幽默、有趣，又略带有嘲讽的意味。有一天，一位粤剧名角儿经过这家餐馆，被这个小男孩叫卖声中的幽默感所打动，问他想不想当自己的徒弟。[2]李海泉高兴极了，连忙跑回自己生活的小村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3]

这年是1914年。[4]革命的力量已于1911年摧毁了清政府的统治，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彻底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代。新政府成立之初，政权尚未牢固，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斗，都在争夺控制权。很多主要城市叛乱四起，土匪横行，民不聊生。

李海泉一家的痛苦遭遇尤为严重。他家里共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他的父亲李震彪厄运不断，以至于邻居们都以为李震彪被诅咒了。[5]李震彪年幼时，因严重高烧，导致喉咙出了问题，几乎不能说话，很多人误以为他是聋哑人。成年后，他拼命去谋求多份工作来养家糊口。除兼职做镖师外，他还是一名渔夫。[6]他经常会带孩子们跟他一起去捕鱼。

李海泉的父母听到他们的孩子将要去做粤剧学徒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家里会少一张吃饭的嘴，而且这个孩子还会得到一份前景不错的工作。到了约定的那天，李海泉离开家，开始了自己的训练生活——从早到晚地进行表演、演唱、杂技以及功夫训练，其艰苦程度不可想象。与庄重的欧洲歌剧不同的是，中国戏剧的特色是夸张的戏服、覆盖全脸的妆容、假声的唱法、体操似的动作，以及或手持兵器或赤手空拳的舞台化的格斗。[7]

经过多年的学习与训练，李海泉成为佛山一家剧团的资深演员。他的专长是丑角。1928年[8]，他所在的剧团决定南下，去100公里外的香港发展，那里的观众基数更大，并且富人阶层居多。李海泉很懂得照顾家人，这次南下，他招呼了自己的几个兄弟一同去当时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发展，并帮他们找到了服务员和餐厅勤杂工的工作。与此同时，李海泉也在一家餐馆做兼职，以支撑他的演戏生涯。

随着李海泉和他所在的剧团在香港的不断演出，剧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当时的香港首富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tung Bosman，原名何启东）邀请他们去家中进行私人表演，也就是在这个富丽堂皇的何家大宅红行（Idlewild）内，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和母亲何爱榆初次相识了。二人能够摆脱中国传统家庭背景在经济、文化以及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异而相恋，实属不易。李小龙的母亲家境显赫，何家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他的父亲却一贫如洗，无权无势。

何爱榆是何东爵士欧亚混血家族中的一员，这个家族在香港的实力相当于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和肯尼迪家族。何爱榆的祖父是何仕文（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虽然很多人认为何仕文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但事实上，这位李小龙的外曾祖父是一位荷兰籍的犹太人。[9]他于1839年8月29日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名叫哈托格·莫兹·博斯曼（Hartog MozesBosman）[10]。

青少年期的何仕文进入了荷兰东亚公司，并于1859年来到香港。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劳动力的输出。在非洲奴隶制度被废除以后，他将中国贫苦的劳动力海运到荷兰圭亚那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工作，也有一部分被他送到美国加州去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11]商业上的成功，使他在1866年被任命为驻香港的荷兰领事。考虑到当时反犹太主义盛行，他在给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件中都署名为“M Bosman”。[12]

他抵达香港后不久，便购买了一位名叫施娣（Sze Tai）的中国女子做姨太太。这位十几岁的女孩在上海崇明岛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出生长大，她被裹成的小脚证明了这一点。[13]（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往往不需要她们去工作，并且能够支付裹脚所需的费用。）但是当她的父亲过世后，她的家庭陷入了困境，最终只得将她卖掉用来还债。施娣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荷兰人，所以他们就给自己的中文姓氏定为“何”。[14]

接下来，何仕文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最终于1869年宣告破产。他抛弃了自己的中国家庭，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并将名字换成了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施娣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们，又嫁给了一名从事活牛贸易的中国商人郭兴贤，做他的第四房姨太太。[15]郭兴贤无意供养她的这几个欧亚混血儿，甚至不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吃饱饭，但是施娣却说服了他给孩子们支付学费，让他们去著名的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也就是现在的黄仁书院Queen’s College）就读，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英文。

何东是施娣与何仕文所生的6个孩子中的长子。他长大后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集团渣甸洋行（后改称为怡和洋行）的买办（即外国代理人）。这位后来成为李小龙外伯公的何东，通过船运、保险、房地产和鸦片等行业迅速积累了财富。在他3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香港最富有的人。[16]

由于生意越做越大，何东需要雇人来帮忙打理生意上的事情，于是，他找了自己的弟弟何甘棠[17]（Ho Kom Tong，本名何启棠）做帮手，何甘棠很快就成为香港排名第二的富豪。这位李小龙的外祖父有两大爱好：一是粤剧表演[18]（他上台表演通常是为了慈善筹款的活动），二是女人。何甘棠19岁时结婚，之后开始纳妾，一直纳满当时香港纳妾人数的最高上限——12个。[19]为照顾生意，他移居上海，在这里，他纳了第13个妾，一位名叫张琼仙（Ms. Cheung）的欧亚混血儿。此外，在上海，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英国情妇。这位英国女士在1911年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也是他的第13个孩子。[20]这个女孩儿名叫格瑞斯·何（Grace Ho），中文名叫何爱榆。关于何爱榆英国母亲的情况以及她为什么没有养育这个小女儿，我们一无所知。[21]但是，何爱榆确实是由张琼仙小姐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养大的。

作为出生于上海租界混血家庭的中国小女孩，何爱榆的身上有着一半英国血统、四分之一荷兰犹太血统以及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她的教育成长环境极为西化，她没有学习阅读中国汉字，而是接受了英语和法语教育。她青少年时期学习了西方医学，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护士，并且改信了天主教，很显然是天主教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坚持和对一夫多妻制度的谴责吸引了她。

何爱榆目睹了她的养母为了获得父亲的关注，而不得不与其他12位姨太太争宠的痛苦经历。为此，她下定决心要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对于祖父的这种做法，妈妈并不开心。”李小龙的大姐李秋源（Phoebe Lee）说道。[22]以何爱榆所处的社会阶层来说，她应该接受一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这种情况在中国以及欧亚混血儿中很常见，但她并没有这么做。18岁的时候，她跑到香港和何东伯父一家住在一起。在香港，何爱榆成为一位社交名媛，每天的生活中排满了各种社交派对。[23] 20岁之前的她，富有、独立、单身，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中极为少见，直到李海泉所在的剧团来何东爵士的宅邸进行表演的那天。

何东爵士本打算专为他的朋友们举办这次活动，借机一起聚聚，但是他的侄女何爱榆跑来央求参加。她以前几乎从未观看过这种中国传统曲艺形式的表演。粤剧一直被认为是市井百姓观看的带有低俗杂耍表演性质的娱乐形式，她想看看她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场粤剧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海泉和他的剧团从九龙乘坐天星小轮到香港岛，再徒步到位于半山西摩道八号的红行。[24]演员们脸上化好戏妆，穿戴好华丽的戏服，在上台前检查功夫兵器是否妥当，等着为这群混血精英们进行私人演出。

何爱榆被这场演出迷住了，她太喜欢这种表演形式了，随着观看时间的延长，她的注意力开始被其中一位英俊的年轻男演员所吸引，这位男演员有着极佳的喜剧表演天赋。“在爸爸登台演出的十分钟里，妈妈被爸爸的表演技巧深深打动了，并对他产生了感情。”[25] 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Robert Lee）说道。从此，何爱榆坠入了爱河，因为李海泉能让她开心地大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人追求男人的事情闻所未闻，何爱榆不仅追求李海泉，还为他着迷。对于一位富家小姐来说，迷恋上一位还在为生计苦苦打拼的演员，简直是双重耻辱。当时的婚姻制度多与金钱挂钩，讲究门当户对，并没有多少浪漫的成分。何爱榆本来被安排要嫁给一位欧亚混血的富二代，而眼前这位尚未有所成就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并不在何家考虑之列。

何爱榆的整个家族都在反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人威胁，有人施压。“但妈妈非常独立，意志坚定，有着极强的抗压和适应能力。”李振辉说，“妈妈最终下定决心要和爸爸在一起。”[26]作为一个有着两种文化基因的孩子，何爱榆的选择成为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东方的传统文化、浪漫主义以及家庭责任之间冲突的缩影。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和一夫多妻的文化背景下，何爱榆选择了为爱情而结婚。尽管她的家庭没有与她正式断绝关系，但她要私奔的决定却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破裂，她的家庭不再给予她任何经济方面的支持。[27]她从一位上流社会的富家小姐，变成了一位中国男演员的妻子。

何爱榆从未提及因自己的决定而有过任何遗憾。她在浪漫地反抗了自己的家庭后，舒适地安顿下来，安守本分，过起了一位中国妻子应有的简单生活。她衣着朴素，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穿起旗袍。[28]平时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织毛衣、打麻将。她的个性体现了贤妻良母的形象：温柔，安静、仁慈。“我妈妈非常有耐心，很善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李秋源说道，“她很文雅，话不多，整日微笑，是一位传统的女性。”[29]

孔子以父权制为基础构建了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君王如同仁慈但严厉的父亲，而臣民则如同顺从的孩子们。作为家族中最成功的那一位，李海泉有责任来照顾整个家族，就如同君王一样。李海泉的父亲去世后，他以孝子的身份赡养他的母亲，如同大众所期待的那样。“我父亲将他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他的母亲管理，我母亲也是一样，”李秋源说，“但奶奶又将钱交回给了爸爸，自己只留了一点。”[30]当李海泉的哥哥不幸去世后，他又将哥哥的遗孀以及哥嫂的五个孩子也接了过来，一起挤在何爱榆和李海泉的狭小公寓内。

作为妻子，何爱榆不仅要服侍她的丈夫，还有生儿育女的责任，尤其是生男孩（中国人常讲“多子多福”——意思就是生的男孩越多，就越幸福）。

让李海泉感到高兴的是，何爱榆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男孩儿。但很不幸，这个孩子在三个月的时候夭折了。[31]尽管当时婴儿的死亡率远高于现在，可这个孩子的死仍然被视为凶兆，甚至被说成是诅咒的征兆。

之后，何爱榆又有了身孕，到八个月的时候，家里收养了一个女婴，给她取名为李秋源。[32]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幕——李海泉拼命挣钱养活自己的母亲以及他死去哥哥的一家人，他真的没必要再多养活一个人。一种解释是说，收养李秋源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家孩子的健康。当时有迷信的说法是说第二个孩子一定要是个女孩，如果何爱榆怀的是男孩儿，那么这个男孩就会有危险，除非他上面有个姐姐。可能性更大的说法是李秋源并不是随便抱养的孤儿，[33]而是李海泉和另一个女人所生养的女儿。[34]当那个女人生下来的是女儿而不是更有价值的男孩儿时，她便将女儿交给李海泉抚养。对于李秋源来说，她对这个话题很敏感，坚称自己和其他兄妹一样，有着血缘关系：“即便我们性格不同，但我们非常亲近。血浓于水，我们身上的基因是一样的。”[35]

收养李秋源一个月之后，何爱榆自己生下了一个女儿，并不是儿子。这个女孩叫李秋凤（Agnes Lee）。“秋源是我们收养的女儿，”1941年李海泉接受美国移民局的官员询问时说，“秋源比我们自己的亲生女儿秋凤大40天左右。”[36]

生下秋凤后不久，何爱榆再次怀孕，并于1939年10月23日生下一名男婴，取名李忠琛（Peter Lee）[37]。他的耳朵马上被打了耳洞。即便李忠琛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但仍被认为他会受到专偷男孩的食尸鬼的威胁。因为他们的长子死于襁褓之中，之后出生的男孩都不得不穿上女孩的衣服，取女孩的名字，打上耳洞，以防止专偷男孩的鬼怪来侵犯。这是一个传统习俗。李忠琛活得很长久，[38]尽管此时正有另一个恶魔（大日本帝国）横行于中国，肆意残杀着大批的中国孩童和成人。

2000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国家取名为“中国”，意味着“中央王国”。西方殖民帝国的到来以及其先进的军事技术震荡了清政府。当清政府极力阻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能让人上瘾的鸦片时，英国借机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为寻求和平，清政府被迫将香港——这个只有7000多名渔民的多岩石岛屿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一些通商口岸。清政府对西方列国所做出的示弱举动，非但没有起到安抚的目的，反而更吊起西方帝国主义的胃口。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相继在中国商业重镇上海的部分地区设立了租界。

这在中国爱国志士眼里是“百年国耻”的开始。1899年，一帮中国武术家（被称为“义和团”）认为中国功夫有着神秘的能量，可以抵挡子弹。他们聚集于北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发起暴力运动。事实证明，他们的功夫并不能抵挡高速运动的金属弹头。这些义和团成员和清政府的军队一起，被由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日本组成的八国联军所屠杀。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失利彻底击垮了中国人民的自信。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数十年的混乱、军阀割据和内战自此开始。

中国人也因此开始被称为“东亚病夫”。

与落后保守、无法快速适应国际形势的中国不同，日本迅速吸收采用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帝国政策，并参照欧洲曾经在美洲、非洲、亚洲的侵略行为，试图把所有的西方人踢出东亚，由自己来统治。因此，日本人的目光锁定了中国。在对中国的周边进行侵占之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并迅速推进，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

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是当时支持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供给方，同时也成了一个难民营——全岛人口增加了63%（超过60万人）。[39] 1939年，英德战争爆发后，英国人明面上保持了其标志性的沉着冷静，这让香港的中国人相信，他们是在英国无敌海军的保护下，凭借白人种族优越性才安然无恙的。可在私下里，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面对日本的侵犯，“对香港的统治可能不会太久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政策”[40]。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里，由于英国所提供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李海泉夫妇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

1939年秋，李海泉的剧团被邀请去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此行的目的是从海外的华人社区筹集资金，用以支持抗战。[41]但有一个问题，他不能携全家同行，只能带一位。随着日军不断逼近香港，何爱榆不得不赶快做出决定，究竟是随同丈夫一起去美国，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此时的李忠琛不足两个月大）给婆婆照顾，还是让丈夫独自去巡演一年。何爱榆的婆婆劝她陪同丈夫一起去。“我奶奶说，妈妈应该去陪爸爸，不然他会被别人勾搭走的，”李秋源边笑边说，“奶奶让妈妈不要担心，只要奶奶在，就没人敢欺负这三个孩子。所以妈妈就陪着爸爸走了，秋凤、忠琛和我留在了香港。”[42]

1939年11月15日，李海泉向美国申请了为期12个月的非移民签证。他在赴美原因上写的是“从事戏剧工作”，职业一栏填的是“演员”。在何爱榆的申请上，赴美原因是“陪伴丈夫”，职业一栏，她谎称自己是“演员、服装师”。事实上，她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和几个孩子的母亲。

临行那天，全家都来香港港口为他们送行。李海泉夫妇泪流满面，在与他们幼小的孩子们一一吻别后，顺着坡道走向了库利奇总统号轮船（SS President Coolidge）[43]，踏上前往美国的长途航行，这是他们夫妻第一次离开亚洲。

经过了三周的航行以及在檀香山（Honolulu）短暂停留过后，库利奇总统号终于在1939年12月8日驶入旧金山湾（San Francisco Bay）。李海泉夫妇抬头惊奇地看着刚刚建好两年的金门大桥——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悬索桥。当轮船缓缓驶过海湾时，这对夫妇可以看到位于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的联邦监狱以及1939年在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岛上立有一尊24米高的太平洋女神帕西菲卡的雕像。库利奇总统号停靠在天使岛（Angel Island），这里被誉为“西部的埃利斯岛”。赴美寻求永久居住权的中国移民常被囚禁于此，长达数月。1882年施行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所有低技能的中国劳工移民到美国，该法案于1943年才被废除。由于李海泉和何爱榆持有为期一年的文化工作签证，所以当他们抵达后，很快就通过了非移民签证申请。

来迎接他们的是大舞台戏院（Mandarin Theatre）的代表，同时也是他们此行的签证赞助方。他们随同代表穿过唐人街的街道。唐人街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集聚区，也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又称三藩市）唯一一个华人可以拥有自主房产物业的社区。1906年地震后进行了重建。这座由三四层砖砌建筑构成的区域，占地24个街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主要的旅游景点，拥有众多餐厅、赌场和妓院。唐人街内的紫禁城夜总会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表演而闻名。太白亭则是一家为同性恋顾客提供服务的酒吧，它打出的广告宣称自己是一家“欢乐且随意的唐人街鸡尾酒吧”，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爱、激情和夜晚”。在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中国男孩在兜售中英文报纸。

李海泉和何爱榆走到唐人街中心都板街最繁华的地段，去看看他们未来一年即将工作的地点——大舞台戏院。戏院建于1924年，有一个独特的红绿金三色拱形遮阳棚，几十年来一直在唐人街现场戏剧（以及后期电影院）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4]位于昃臣街（Jackson Street）东侧的大中华戏院（Great China Theatre）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与它只有一个街区之隔。这两个戏院一直试图从中国引进优秀的戏剧名角来相互打压对方。在这次的竞争中，大舞台戏院抢先与李海泉的剧团达成了合作，并为每位演员向移民局缴纳了保证金，以及向演员们支付了远高于他们在香港所能挣到的薪水。[45]

李海泉夫妇住在大舞台戏院所提供的位于特伦顿街（Trenton Street）18号的寄宿公寓内[46]，距离东华医院只有一个街区，这也是华人社区的根基所在。

后来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幸运的地方。东华医院（Chinese Hospital）在当时是唯一一家能给中国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疗机构。[47]

何爱榆在4月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当何爱榆的预产期逐渐临近时，李海泉的剧团却需要遵循原计划奔赴纽约进行演出。尽管李海泉百般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将怀有身孕的妻子独自留在异国他乡，自己坐火车横穿美国去进行演出。[48]何爱榆将她的焦虑藏在了微笑背后。几周之后，她临近分娩时，是邻居们扶着她沿街走进了医院。

一个拥有八分之五中国血统、四分之一英国血统和八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健康男婴，于1940年11月27日上午7点12分来到这个世界。[49]

邻居们打电话到纽约唐人街的乐千秋戏院（Le Qian Qiu Theatre）[50]，给李海泉留言：是个男孩儿！当晚，他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连忙给全体演员分发香烟以庆祝——这对中国人来说，相当于分发雪茄。

剧团的演员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是什么时辰出生的？”中国的十二生肖之说，不仅会将十二种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中的一种指定为一个人的出生年份（称为外兽），同时还有对应的月份（称为内兽）、日期（称为真兽）和时间（称为秘兽）。在十二生肖中，龙被认为是最强大、最吉祥的代表。中国皇帝将龙作为他们的象征，使之与王权联系在一起。许多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龙年、龙月、龙日或龙时出生，所以他们会为此安排受孕分娩的时间。

李海泉自豪地跟每个人讲，他的儿子生于龙年、猪月、狗日、龙时。生辰中占了两个龙，尤其是在龙年出生，这是大吉大利之兆。整个剧团都在恭喜他：“令公子定能成大器。”

说回旧金山，何爱榆需要为自己的儿子取个英文名字，因为他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由于当年李海泉申请非移民签证时，将自己的姓氏“Li”换成了英语常用的写法“Lee”，所以这个刚出生的小男孩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姓氏也被写成了“Lee”。虽然只是拼写上的微妙变化，但却标志着过去的结束以及新时代的开始。至于名字叫什么，平时很少说英语的何爱榆向她的一位美籍华裔朋友寻求帮助。[51]朋友跟负责接生的助产护士商量。这位叫玛丽·E·格洛弗（Mary E. Glover）[52]的护士负责为何爱榆接生，并为她的儿子填写出生证明。最后，她建议取名为布鲁斯（Bruce）。[53]

当邻居及友人散去，只剩下何爱榆母子时，她为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震藩。“李”是家族姓氏，“震”字摘自李海泉父亲的名字（李海泉的父亲名为李震彪），有“震动、觉醒和奋起”之意，“藩”指三藩市（即旧金山）。所以，李小龙的中文名寓意为“威震三藩市”。

李海泉以最快的方式回到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身边。何爱榆后来和朋友们开玩笑说，自己的丈夫回来时，脸上还带着未来得及卸下的粤剧妆容。[54]李海泉认为他父亲的生活被厄运诅咒，如果沿用父亲名字中的“震”字也会给自己的儿子带来不幸。[55]所以，他用音同字不同的“振”字进行了替换，“振”寓意为“回响、回荡或扬名立万”。李海泉不喜欢“布鲁斯”这个英文名，但既然已经在出生证明上登记过了，再改已经来不及了。他经常抱怨：“我都不会这个词的发音。”[56]

李海泉的赴美演出是为了从海外华人社区筹集资金，以支持国内抗战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也结交了一些非常亲近的朋友。其中一位叫伍锦霞（Esther Eng），她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女性电影导演，作品以爱国战争题材为主。伍锦霞拍摄电影《金门女》时，有几场戏需要一位刚出生的小女孩儿出演，她向李海泉询问，是否能借用一下他刚出生的儿子。一开始，李海泉有些犹豫。他深知艺术生活的艰辛与多变，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跟自己走一样的路，但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人，他又明白是“关系”（一种包含关系、联系、支持以及互惠互利的人际交往系统）将中国社会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所以，后来他在解释为什么决定“借出”儿子时，说中国人出门在外要互相帮助。“爸爸很看重朋友间的相互帮助。”李振辉说。[57]

在李振藩学会爬行之前，他就要面对摄影机，开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串表演。在一场重头戏里，两个月大的李振藩头戴蕾丝帽、身穿女孩儿的衣服，躺在柳条摇篮里，被摇晃着哄入睡。李振藩的妈妈何爱榆看到自己娇嫩的孩子以这种形象出现在镜头前，感到特别紧张。[58]在另一个特写镜头中，被包裹着的小振藩哭得伤心欲绝，小脸儿和双下巴胖乎乎的，眼睛紧闭，嘴巴张得很大，小胳膊儿胡乱地拍打着，哭声在整个旧金山回荡。[59]

由于李振藩还太小，不适合长途跋涉，李家只得将签证再延期五个月。此时，李海泉夫妇已经有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到其他孩子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回家。但他们担心李振藩有可能不会再被允许返回美国。因为对华人有明显歧视的移民官员经常拒绝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儿童重新入境，声称他们已被“遣返”（即放弃美国国籍）或质疑他们各类文件的真实性。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们找了一家名叫怀特（White & White）的律师事务所，提交了李振藩在旧金山的出生证明，为他填写了一份公民返美申请表，并在美国移民与归化局进行宣誓后，接受了工作人员的询问。李振藩的公民返美申请表上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孩只有三个月大，胖乎乎的，看上去非常健康，头发有些稀疏，而且左耳打了耳洞，表格上填写的离开美国的理由是“临时出国访问”，这类访问的有效期长达18年。[60]

1941年4月6日，一家人乘坐皮尔斯总统号轮船，从旧金山港出发，启程回港，共用时18天。[61]李海泉坚定地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收获。他的妻子为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可以继承自己演艺事业的儿子。另外，作为巡演中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李海泉成功地激发了很多美国华裔的爱国之心。“每当我父亲唱起《六国大封相》《大明英烈传》《红侠》等经典曲目时，都会吸引很多海外华人前来捧场，感动之余，都会进行捐款。”李振辉回忆说。[62]

然而，好运并没能持续太久。李振藩跟随他的父母回到家后，整个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安全地返回位于茂林街的老宅，没有人比已经70多岁的李家奶奶更加高兴了。在这套两室一卫的小公寓里，她悉心照看着秋源、秋凤、忠琛以及自己另一个守寡的儿媳和她的5个孩子，时间长达18个月。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位家庭的新成员——李振藩。李奶奶为他取了乳名叫作“细凤”——凤是中国神话中与龙对应的女性象征——为了保护他免受牛鬼蛇神的伤害。“这么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爸爸虽然也不怎么喜欢，但爸爸一向侍母至孝，也只得听从奶奶的话。”[63]李振辉回忆说。可是，家庭团聚的欢乐和喜悦很快就被国内外的坏消息打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世界陷入战火和血腥之中。日本正在深入中国的腹地。在欧洲，德国空军正在轰炸英国的城市，德国U型潜艇击沉了来自美国的补给船。香港与内地和英国的联系被切断了，孤立无援。

在中英两国人民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幼小的振藩也在为了活着而苦苦挣扎。这位出生于宁静寒冷的旧金山的胖乎乎的男孩儿，在战时香港潮湿、蟑螂出没的环境中病倒了。霍乱正在这里肆虐[64]，李振藩因此变得极度虚弱和消瘦[65]。他的父母担心他会夭折。由于以前有过失去儿子的惨痛经历，何爱榆这次不敢离开儿子半步。“我想我对他的宠爱可能就是从这场大病开始的。”何爱榆后来回忆道。[66]受这场几乎致命的重病影响，李振藩从小就比其他孩子虚弱，直到四岁时，他走路才不再跌跌撞撞的。[67]

1941年12月8日，令大众恐慌多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偷袭珍珠港八小时后，日本正式入侵香港，同时向英美两国宣战。此时，由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和一小部分中国志愿兵组成的盟军，在人数上只有日军的四分之一（日军共计52000人，盟军总数才14000人）。[68]

战争经过南端的九龙，穿过港口进入香港岛，造成了数千民众死亡。李振藩的父亲李海泉也险些在战争中丧命。和许多粤剧演员一样，李海泉偶尔也会去抽鸦片。当时，李海泉和他的同事正在一间鸦片馆里抽烟，一架日本飞机抛下的炸弹自屋顶上空坠落，把他旁边的同事砸个正着，并带着他同事的尸体坠入地下室。[69]李海泉能够幸免于难，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命不该绝，因为炸弹没有爆炸。

1941年12月25日，日本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就征服了这个暴露在外的英国前哨。日后，香港人称这天为“黑色圣诞节”。无论中国人对英国及其自由放任的殖民统治有任何不满，都远远比不上对刚刚获得统治权的日本侵略军极权主义暴行的恐惧。日军认为控制香港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任何没有住所或工作的人都会被迫离开，而留下来的人则继续在恐怖统治下遭受磨难，有一万名妇女被轮奸。[70]在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香港人口从150万下降到60万。[71]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逃了出来，大部分去了附近的澳门，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人要么饿死，要么被杀死。日本哨兵经常射杀或斩首路过的中国行人，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向他们鞠躬。普通平民还会被随机拉来做日本人进行柔术练习的陪练，被反复粗暴地扔来扔去，直到无法动弹后，再被日本人用刺刀杀死。[72]在香港被占领期间，平均每天都能从街道上清走300多具尸体——一些没有被日本人杀死的人则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李海泉是这个十三口之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如果被迫逃去澳门，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活下来，尤其是他年幼的儿子振藩刚刚才从那场几乎夺去性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对李海泉和他的家人来说，万幸的是日本人对中国戏曲情有独钟。久居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务和久田幸助（Wakuda Kosuke）向所有著名戏曲演员发出了邀请，身为粤剧四大名丑之一的李海泉也在受邀之列。他们没办法拒绝。至于邀请上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爸爸也从不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73]李振辉回忆说，“不过以日军当时利用粮食来做要挟的手段来看，爸爸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李秋源说：“日本人强迫爸爸去演戏，但从来没有付钱给他，而是以大米替代，所以我们家每周能吃上一顿米饭。其余的时间，我们会把木薯磨碎做成薄饼（广式煎饼）。”[74]

日本人认为，持续的戏剧表演能够在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内营造出歌舞升平的气氛。[75]所以，李海泉作为一名粤剧演员的身份让他的家庭地位略有提升。后来何爱榆跟孩子们谈及这段往事时说，每当有日军截查时，只要说一声她丈夫是“做大戏的”，就不会受到为难。

在战前人口密集的香港，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房地产。由于香港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二的人口，日本人索性将大量可用的房产推入房地产市场。日军占领香港大约一年以后，李海泉将这个十三口之家搬到了一套面积达370平方米的寓所内。[76]以香港的居住标准来看，该寓所非常宽敞。这处寓所最大的卖点是位于九龙弥敦道218号，从那里直接穿过一个小公园，就是日本占领区总部的所在地，[77]治安较好。其他地方常有当地饥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实施入户偷盗和抢劫。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李海泉又明智地以低价买入了四套公寓用来出租。

即使幸运如李家这样，生活也是极为不易的，到处充满了贫困、痛苦和屈辱。日本人在占领期间实施宵禁，要求绝对安静，不能发出任何噪声。宵禁中的一天晚上，李振藩的一位姑姑与朋友在家中打麻将，声音有些大，惹来日本士兵上楼踢门叫停。向来说话大声的姑姑一点都不退缩，甚至出言顶撞，一名日本士兵扇了她一记耳光，强迫她鞠躬，并命令她说一百句“对不起”道歉。[78]

民众在日军占领期间遭受了集体耻辱，有失国人颜面，许多人在占领结束后，对他们当初的抵抗行为进行了夸张性的描述。在这个家庭里，家人们总是喜欢提起李振藩小时候做过的事。据说这位爱国儿童会站在寓所的阳台上，对着头顶飞过的日本飞机挑衅地挥舞拳头。[79]这是一个骄傲的形象，但有一个小问题。当1940年11月27日出生的李振藩长大到可以独自站立并握拳挥舞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失去了对香港的制空权。[80]如果李振藩曾经对一架外国飞机挥舞过拳头的话，那么应该是一架美国飞机。李振藩的哥哥李忠琛的同学马西安诺·巴普蒂斯塔（Marciano Baptista）说：“我在澳门参战，美国飞机于1943年、1944年袭击了发电站和加油站。我们向他们挥拳，因为他们制造了混乱。”[81]

虽然抗日的盟军已经获得了数年的制空权，但香港的解放却不得不等到日本的广岛、长崎被美军轰炸，促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才得以实现。中美两国官员都希望香港能够回归中国，但英国人认为，他们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关乎着荣誉以及他们在亚洲的商业利益。于是，英国皇家海军特遣部队赶赴香港，接受日本的投降，并于8月30日接管香港。

随后的岁月里，香港慢慢繁荣起来，尤其是像李家这样的家庭，在经历了占领期间三年八个月的苦难生活之后，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