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窥伺
一切都是骗人的。我是说，身处人世间并非身处真相之中，而是身处历史之中。
我的《传道书》将这样开篇：凡事都是启发试探！我们为了对付世间种种工具，向其逐个施加更多工具。除却介于我们之间的和我们需要了解的事物，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虚构臆造，外在样貌，图像滤镜，混沌形态。我们靠在脑海中勾勒形状去理解世界，但即便如此，也不曾理解透彻。
公元170年2月14日那天，阿里斯提得斯梦到自己身处故乡士麦那，随即写道“要对一切简单明了的事物保持警惕”。我则在日记中写下“如果我表达的内容不实，我宁愿自己永远写不出漂亮的文字”。
有一种病人所承受的苦难是令人向往的。在中世纪的欧洲，虔诚的基督徒会去亲吻麻风病人，他们把鼻子探进麻风病人的伤口里，或是请麻风病人在自己的床上睡一觉，好留下被他们称为“香气”的痕迹。
有一种景况是，人坐得安静笔直，几乎一动不动，而世界持续运转，于是人和世界落入不同步的节奏，于是一天杂糅进下一天，接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终于有一天，世界运转的节奏失控，让人再也追赶不上。
有一种景况是，人感觉自己化身为一座城市，一座仅因遗落的废墟而有趣的城市。
在改编自《无休止的凯瑟琳·莫滕赫》的1980年电影《临终窥伺》(Deathwatch\)中，哈维·凯特尔饰演一位在眼球里植入了摄影镜头的记者，他的任务是去接触由罗密·施奈德饰演的、正在死去的女主角。和原著一样，电影背景设定于一个很少有人因疾病而死去的世界，这世界中的生命早已失去了在悲剧的衬托下才能显现出的那种美感。凯特尔扮演的记者罗迪供职于一档和影片同名的电视节目，节目宗旨是通过提供沉浸式体验，让观众感受早逝带来的甜蜜。
电影的宣传语称：“每一只眼睛都紧盯着她……包括只有科学才能造出的眼睛。”
同原著一样，凯瑟琳·莫滕赫是一位每天负责将故事情节输入电脑程序，使其自动生成小说的作家。与原著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她并非死于信息过载，而是渴求信息过载。《临终窥伺》节目组在寻觅理想的悲情主角时，看中了表情丰富、冷静坚忍的凯瑟琳。她还不老，称得上年轻漂亮；也不过分年轻，足够成熟明智；她普通到足以引人怜悯，也出众到能够满足荧屏观赏的需要。制作组早于凯瑟琳得知了她即将死去的消息，他们提前开始偷拍，捕捉到了她听闻自己患上致命疾病的时刻。他们在和她谈拢节目合作之前，就擅自将她的面孔印在了广告牌上。
然而，这位谜一样的女主角极度反感在广告牌上看到自己，也根本不想死在镜头面前。莫滕赫头戴廉价的假发伪装出逃，身上只带了一瓶止痛药。她虽然拿了节目组的酬金，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把钱留给了对她漠不关心的伴侣；随后，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他，离开了生活中的一切。莫滕赫前往贫民窟，打算在无名无姓的清贫中死去，在穷困的人群中独自承受痛苦。
在这档莫滕赫浑然不知自己仍在参演的节目中，罗迪是唯一的剧组成员。罗迪依靠他那装有摄像机的眼球跟踪莫滕赫，与她成为朋友。两人一起穿过设定在不远未来的苏格兰的广袤疆域，路过被雇佣的抗议者，路过经济住房，路过流浪汉庇护所，路过废弃的非法占用房，直到抵达兰兹角。莫滕赫想要隐私，而罗迪需要保证他的摄像眼球始终处于有光源的环境下，否则就会失明。在一场戏里，尽管身处阴暗的监狱牢房，罗迪也不忘祈求抓他的人，请他们提供一点光源用来照明。
莫滕赫避开了罗迪那些剧情需要般的性暗示：纵使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路上的电影，莫滕赫毅然决然地表示，她的身体正忙着死去，实在无暇回应罗迪的欲望。罗迪和莫滕赫并非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无关情欲。罗迪需要看见莫滕赫，莫滕赫需要避免被看见。当两人抵达兰兹角时，罗迪终于觉得自己已经见得太多了。他将手电筒抛入大海，没了光源的他不仅失去了视力，也从此变得无赖般的孩子气。影片向我们阐明，这个执迷于观看的世界无法乖顺地忍受谜题。电影中的光线是一场谎言：黑暗是不被世界准许的真相。
医院使得病人无法久睡，连做梦都来不及。最后一次化疗后，药物终于把我从一个癌症患者摧残成了一个心脏病患者。一月的某个寒冷夜晚，我独自躺在重症病房里，每小时都被闯入者和仪器的嘟嘟声吵醒，身上连接着条条管管，在医院雪白的床单上一边受冻一边忧虑。
有学者说，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的《神圣传说》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私人疗愈的公共文本，一篇与凡人的自我歌颂脱不开关系的神灵赞词，一部让肉身与语言紧密交织直至无法分割的作品。阿里斯提得斯在一场梦中得出结论，人与猪的欲望大同小异，无非性爱、饮食与睡眠；而他的欲望却是最具人性的，因为他渴望的是语言。
在另一场梦中，阿里斯提得斯路过一座为柏拉图建造的庙宇，这让他警觉。他想：我们不该为伟大的人类搭建庙宇，而应该为他们写书，因为神灵虽由万物组成，却只有人类是由语言构成的。
当阿里斯提得斯的朋友控诉他太过于虔诚地听从梦境旨意时，他提醒朋友，在听从医生的指令和听从神灵的旨意这两者之间，他无从选择。阿里斯提得斯听从的旨意大多是关于他是否应该沐浴的指示，或是在各类水池里放荡的方式。这些疗愈尝试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为阿里斯提得斯量身打造的，无法被他人复刻。吾之蜜糖，汝之砒霜。不仅有医神的疗愈指导，神灵还在梦中为阿里斯提得斯提供工作上的指引，阿里斯提得斯将朋友们召集到他的病榻边，听他慷慨激昂地传达神灵的旨意，有时还将旨意写成诗歌供孩童赞颂。
没有一条通向存活的路径是清晰明了的。
公元170年1月，阿里斯提得斯写道：“我们的每一日、每一夜都有它的故事。”我们的每一分钟也是如此。我身处医院，沉浸在半梦半醒的思绪中，将能够形容我甘心认命的有限词汇绑在一只大天鹅身上，让它代我向星空飞去。同样被我送走的还有我仅存的任性、虚荣、我对自己的残忍，还有那些若不被送走就会挤走心中熊熊正义怒火的，我个人的失败。
我开始担心或许自己的癌症从没存在过，或许那些关于癌症的偏门网站都是对的，或许一切都是大型药企的骗局，或许最初那个肿块什么都不是，而我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部为利益服务的虚构文学，靠喝胡萝卜汁和尿液就能治好。在医院里，当心脏科医生忙着证实或是反驳我的心脏是否出了问题时，我在担心自己正死于一场谎言。
罗迪失明后，《临终窥伺》节目无法继续录制，凯瑟琳·莫滕赫之死的故事停播了。这时我们才得知，凯瑟琳·莫滕赫并不会真的死去；或者至少可以说，若不是节目组与她的医生合谋骗她一粒粒服下那些制造死亡体验的药物，她并不会真的死去。
一切都是谎言：罗迪的友谊，莫滕赫的致命疾病，罗迪对光明终将获胜的笃信，莫滕赫对自己已成功躲入黑暗的笃信。
莫滕赫得知自己是受了骗才误以为会死去时并没有感到如释重负。她并不庆幸自己重获了存活于世的机会——正是这个世界为了从目睹她死去的悲伤中获得快感，而企图慢慢杀死她。她吞下了所有致命的药丸，但影片没有向我们展示她的死亡，我们也无从确定她是否真的死了。影片在拒绝展示死亡场景的同时，赋予了莫滕赫片中世界试图从她身上夺走的神秘感。
拍摄《临终窥伺》两年后，饰演莫滕赫的女演员罗密·施奈德在巴黎一家酒店客房中因服药过量而死。
1321年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见证了病人、感染患者和毁容患者联合起来试图占领世界的年份。至少传言如此。相传，麻风病人密谋了整整两年，不仅筹备了他们的起义，甚至计划好了起义成功后的世界格局。他们想好了哪些人该如何去做哪些事，计划在同一时间向水井、溪流和喷泉投毒——一种由麻风病人的尿液、血液、四种不同草药和圣体混成的毒药。整个法国（所有没患麻风病的人）要么将死去，要么将感染成为麻风病人。那些在病人起义中幸存的健康人而后会变成病人，成为病人王国的公民。
麻风病人当然没能统治世界：他们的计划泄露了，所有麻风病人被围困在一起，遭受了暴力、焚烧、虐待和囚禁。对麻风病人的恐惧弥漫了整个欧洲。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麻风病人因密谋事件所遭受的后果，毕竟压迫犹如四季变迁般寻常；引起我注意的，是历史中竟然曾有麻风病人起义的这场梦。
德国激进团体“SPK患者联盟”写道：“疾病不容置疑地促使我们对一切发动革命——是的，一切！——我们将彻底改革一切，树立正确的方向，这将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就像输液室的一位护士曾对我说的：“只有狼才能杀死狼。”
心脏科医生对我的心脏状况没有定论。我已经没有假期可休了。其实对于任何身患严重癌症的病人来说，原本的几周无薪重疾假期是远远不够用的，因为这类患者往往面临诸多不便，需要接受持续一年甚至更久的治疗，最终还落得残疾的下场。我无法休假去治疗心脏问题，也没有假期去做治疗后期的种种手术。而不管会不会死，眼下我仍有账单要付，有一个孩子要养，有学生要教，有一份工作需要保住：我不得不工作。我用卡拉带到医院的化妆包装扮出健康的假象。一位新来重症病房值班的医生走进我的房间，彼时我把自己安置在离病床最远的位置，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读书。新医生问我，病人去哪了。
我已在这场癌症游戏里周旋数月，对医学早已厌倦。我宁愿回答“病人消失了”。但医学要求我不得不坦白，告知医生，我就是病人。医生对我的容貌与体征之间的矛盾感到不解，困惑地说：“可是你看上去不像病人。”
这位医生无法将我机智伪造的健康假象与疾病现实联系在一起，尽管令我住进重症病房的那些病况并未好转，他还是被我成功说服，放我出了院。我被推出医院，并且由于春季学期已经开学，被径直送到了我任教的学校。我勉强才能走完通向教室的三十步路程，几乎无法站立，但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出院、喘不上气、心跳得飞快的我开始讲课。次日早晨，我去看第四位心脏科医生，他第一眼看到我时和上一位医生的反应相同，说我看上去跟病历上拥有这般心脏的患者完全不像一个人。
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进入冥界时，心脏会和羽毛放在天平两端称重比较——他们认为心脏是精神与感知的核心，记录着一个人的全部行径是好是坏，是出于爱还是恨。如果心脏比羽毛重，死者将被恭候在天平下的巨兽吞噬；如果一个人终生充实行善，心脏比羽毛还要轻，他则会获允前往后世。
胸外科医生手下的一位护士听闻我正在综合医疗大楼里看心脏科医生，为了给我一个拥抱，专程跑来找我。当时我正处于化疗和乳房切除术之间的几个星期。我不知道护士是怕我担心心脏问题会使我无法完成治疗，还是她自己有这样的担忧。由于必须得到心脏科的批准才能开始接下来的手术，我绑着便携监护仪生活了数日，只为了等到心脏科医生无法给出的诊断结果。
后来的一切终于有了答案：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是我的神经有问题。像我手脚内许多坏死的神经一样，掌管我心脏的那些神经在化疗的影响下正在消亡。我的手术被耽搁了，但没有耽搁太久。我被叮嘱要好好吃饭，好好恢复，静候体内坏死的部位起死回生。我的心只是受伤了，而没有彻底衰竭。
我在此写下的一切都不是写给那些健康完整的人看的，若是那样，我当初根本不会动笔。每个此刻没有生病的人都曾在过去或是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病人。我在梦中摆出各式各样令我怀念的姿势，梦到湖泊与无法攀爬的梯子，梦到一本名为《你从来不懂，或许永远也不会懂》的书，书的内容是每一条生命的价值。
我知道这一切听上去都令人费解，至少对我来说一度如此。但当我向他人形容“感觉自己是被斑驳阳光照耀的小路上的一条蛇，但仔细看才发现是蛇褪去的皮”时，我也曾笃定地以为每个活过的人势必都该明白我所描述的感觉——但我只是感到了相同的费解。
真正地看见一条蛇意味着看到蛇是如何蜿蜒地褪去皮肤的，看到它如何不得不用身体摩擦坚硬的表面才使得皮肤剥落，看到它为了遗弃旧皮，是如何生成了足够的新皮。真正地看见一条蛇也意味着看到它之所以在某一刻目光变得呆滞不清，是因为它正忙着辞旧迎新，正沉醉于焕发新生的过程。而我决定，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你是要当一条蛇，还是被蛇褪去的那层旧皮？
正如没有人诞生于历史之外，同样也没有人死于自然死亡。死亡从不休息，既一视同仁，也厚此薄彼。它分布不均，伴随无人机的空袭、战争的枪林弹雨以及丈夫暴力的掌掴降临，由医院滋养的微生物背负着行进，在新兴资本主义掀起的浪潮风暴中流转，通过辐射轻声向细胞传达变异的指令。它既在乎我们是谁，也毫不在乎。一只松鼠死了，尸体完好无损，死因不明，它躺在我公寓楼前的一棵大树下，任由树根环抱。与一切终有一死的生灵一样，我不该太眷恋活着。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这场活人与死人的文明较量中，我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但我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