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06-08

THE DREAMERS 6

能扩散的不只是传染病。第五天，一位洛杉矶的精神科专家接到了一通电话。

她见过类似的事：一个女孩有时能与另一个女孩感觉相通。一种不同寻常的传播方式，就像哈欠能从一张嘴跳到另一张嘴。这是一种共情。达拉斯的某个足球场上曾有一百名拉拉队员接连昏倒，但检查后只有一人生了病。

从市中心的精神病医院出发到圣洛拉，开着车龄五年的沃尔沃汽车要两小时车程。卡在皮革缝隙里的小鱼饼干碎屑发出脆响，女儿的乐高玩具在后座上滚来滚去。

同事叫她凯瑟琳，家人叫她凯蒂，当她走进自己上锁的病房，人们称呼她为科恩医生。

她驶向圣洛拉，渐渐从城市驶入郊区，又从郊区驶入绵延数里的柠檬林。一连串的急转弯将她送上群山，进入厚实松林撒下的阴影中。

广播电台没了信号，手机也没了声音。接着是四十余英里[1]的曲折道路，夹在连绵不断的树林间。

路边终于出现了一家汽车旅馆，这让凯瑟琳舒了口气。但旅馆的窗户封得死死的，只余一张褪色的彩电广告。

最后，林间出现了一片熠熠生辉的湖，树林尽头豁然开朗。一片校园映入眼帘，学生们散布在草地上，草色棕黄得像麦子。这儿就是圣洛拉。

而她到达的医院，还没那家汽车旅馆大。

沉睡的病人仰面躺着，一条手臂搁在小腹上。屋里很暗。卷帘被拉上了。凯瑟琳从记录表上得知病人叫丽贝卡，她已经睡了六十个钟头。

女孩的母亲——那一定是她母亲——坐在窗边，眼睛布满血丝，瞪得极大。母亲。和病人的母亲沟通是她工作的难中之难。

“我能拉开窗帘吗？”凯瑟琳问。但她没等答话便把绳子一拉，阳光照亮了房间。

听说病症可能是心理上的，母亲似乎松了口气，仿佛精神消沉与生理疾病相比破坏力没那么大。

“你是说她可能没得病？”母亲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的内科医生告诉她，女孩的血压很正常，脉搏也正常。这和第一个女孩，也就是死了的那个女孩一样。除了沉睡不醒之外，没有别的症状。看上去仿佛轻微的响动或羽毛般的轻柔触摸就会让她醒过来。

凯瑟琳见过其他失去活力的病人，或因紧张性抑郁症，或因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受了打击。当一个人的生命受了不可修复的损伤，那还余一件事可做——至少有人能为她合上双眼。

凯瑟琳忘了女孩的名字，但她觉得现在问已经迟了。她问女孩的母亲：“她焦虑过或抑郁过吗？”

母亲用力摇了摇头，但按凯瑟琳以往的经验，父母从来不知晓孩子的真实状况。

一本《圣经》夹在女孩的左臂弯里，仿佛书中的箴言能穿透皮肤渗入灵魂。

女孩口中发出微弱的声音。母亲一跃而起：“丽贝卡？”女孩的睫毛开始颤动。

凯瑟琳知道，对于健康的个体，这样的眼动标志着快速眼动睡眠，这是最容易做梦的状态。不过，要是不做检测，凯瑟琳很难定论女孩的大脑里正在发生什么。

她预约了核磁共振。她说自己会在两天内回来。

凯瑟琳回到洛杉矶时，她的女儿已经睡着了，保姆正坐在长沙发上看书。不过那一晚，如同上个月的每一晚，她的女儿在午夜后惊叫而醒。她这个年纪很容易做噩梦。

安抚了好一会儿，她才安静下来。

“妈妈。”女儿贴着凯瑟琳的耳朵低语，脸颊被一盏月亮形的小夜灯照亮。“我觉得我的眼睛怪怪的。”

“什么意思呀？”凯瑟琳问。

她三岁的女儿紧紧搂住她的脖子。

“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很可怕的东西。”

“那是梦，我们以前说过。”

凯瑟琳的母亲曾说：主动想要有个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多么疯狂的事。自从有了孩子，凯瑟琳终日惶惶，每天都担心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不过你瞧，此时此刻不为人知的愉悦——暖暖的小身子紧贴她的胸口，温热的鼻息落在她的脖子上，黑暗中的对话和拥抱——纯粹的治愈。

“这次，我梦到蛇从我的皮肤底下钻了出来。”

“啊，要是我也会被吓到。”

她的一位病人看到过同样的画面，不过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在核磁共振扫描下，人做梦时的大脑和精神分裂者的大脑几乎一模一样。

她再次猛然意识到，孩子的许多恐惧是对日常真实事物的理性反应。

唱了两首歌，拍了拍背，她的女儿又睡着了。

凯瑟琳回到自己的床上，听到手机接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打开一看：圣洛拉，同一寝室楼，第三个姑娘失去意识。

[1] 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

THE DREAMERS 7

日出之时，一位生物学教授在圣洛拉的树林里散步。

他的白发理得很短，身披一件穿了十年的夹克，脚穿登山鞋。纳撒尼尔——这是他的名字。

没有狗，没有手机，只有一暖壶咖啡和一只空塑料袋。

天朗气清，林间有蓝鸦、斯特勒蓝鸦和山雀，鸟鸣婉转动听。

小径曲折处，一段圆木被雕刻成长椅。就是这个地方，几个小时后，纳撒尼尔会带着生物研讨课的新生来到这里，为他们讲解一些树木的特征和特有现象，比如松树缠结的根系结构，比如树皮甲虫如何在干旱的助力下在林间大开杀戒，接着是重头戏——僵尸树。

在孩子们面前，他用僵尸树一词来指称这个古老的树桩：没有树干，没有树枝，没有叶片，只有一个空洞的桩子。不过呢，它现在依然活着。树桩的纹理上迸发的绿意是叶绿素——生命的证据，仿佛这残存的树木既活着又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孩子们会问，至少聪明的孩子和少数真正感兴趣的孩子会倍感好奇。他带班里的学生来这里已经好多年了，大多数学生听了讲解后都会吃惊：树木竟然有办法彼此沟通，它们会向空中发出化学信号，有时还会救助自己的树邻居。“树桩的亲戚在帮助它活下来。”纳撒尼尔会解释，“它们在向它的根输送养分。”

这一天，纳撒尼尔还在这一带遇到了熟悉的东西——四散的黑色玻璃，也就是啤酒瓶。他带塑料袋来就是为了这事。

他不会责怪孩子们喝酒，更别说责怪他们相比于坐在宿舍的刨花板家具之间，更喜欢在黄松、熊果树、白冷杉和雪松丛生的林间喝酒。他能理解，群山巍峨、群星璀璨、无人打扰的野外是多么清静。可这些垃圾，真是的，这些孩子也够大了，也该懂得捡起自己的垃圾了。

他弯下腰，从泥土中捡起玻璃，突然发现小径边几步远的地方躺着个人。是个男孩，穿着军用夹克、黑色牛仔裤和网球鞋，脸朝下，身上盖着干燥的叶片。

“嘿，醒醒，孩子。”纳撒尼尔说。

他蹲下身，摇动着男孩的肩膀。男孩的皮肤散发出酒精的气味，伴随着醉汉睡着时的震天鼾声。纳撒尼尔为他拉上夹克拉链，将他的头摆成侧位——至少这样，即便他在睡着时呕吐也不会窒息。

回到家，他报了警：“有个男孩醉倒在树林里。”他向接线员详细描述了男孩的位置。“也许他睡一觉就没事了，但我想你们还是知道这事为好。”

一碗燕麦片，一杯橙汁，几片降压药片叮叮咚咚碰撞着瓶壁。这也许与压力有关，纳撒尼尔的女儿这么想。她从旧金山打来电话，说悲痛是种压力。年龄也是！纳撒尼尔据理力争。一切生灵终将面对衰败。

他打开小笔记本，有人管这叫日记，但纳撒尼尔不这么叫。笔记本躺在掌心上，又薄又小，写满一天一行的日记。跨越五年，每天一行。这样写有什么意义呢？亨利曾反问他，才一句话你能表达点什么？但这么做能带来慰藉。在这之中有一种神秘的蒸馏作用，就像从海水中提炼盐，使得日记如最简洁的化学方程式那般完美。他写得很快，不会考虑太多——这才是要点。他习惯成自然地写下：“昨天去见了亨利，他的咳嗽看上去好些了。”

一次冲凉，一件运动外套，一双黑色袜子。

车钥匙在手里丁零作响，讲义在包里叠放整齐，他这才歇下来查看邮件。

他打开一则标为紧急的邮件：他的新生研讨课上有位叫卡拉·桑德斯的学生因未知疾病死亡，这种病可能会传染，另有两名学生出现相同症状。事件详情有待考察。

卡拉的名字无法让他联想起面孔，为此他有些愧疚，但这是学年初，他还认不全他们。然而，这事让他有种熟悉的感觉——糟蹋之感。孩子们身上总是发生这些事：自杀、嗑药、酒驾。可这次的事看上去比过去更糟，是不是？

他的邮箱收到了一系列全校范围的警告，关于预防措施和疾病症状。一封邮件说课程取消，校园关闭，开启时间等进一步通知。他们总是对这些事反应过度，看到实际不存在的巨大隐患。去年秋天的校园枪手调查到最后只是个拿着水枪的人；煤气味大多是因为有人在宿舍厨房里烧水；一例离奇的脑膜炎通常是唯一个案。不过随便吧，他又不负责这些事。他向自己的所有学生发邮件重申：今天的课程取消。随后，房子很安静，太安静了。鞋子在木地板上摩擦回响。他略有些找不着北。现在，大白天的，该做些什么呢？

但不久后，他静静地站在面包店前排队，这儿没人讨论疾病。随后他驾车驶向两英里外的私立养老院，副驾驶座上的纸袋包着一个杏仁牛角面包。

“疗养庄园”的喷泉、柱廊以及它俯视湖面的样子有种宏伟的气势。这儿曾是有钱人和结核病人的疗养院，在别的情况下，这段历史倒可能引起纳撒尼尔和亨利的兴趣。不过重点在此：纳撒尼尔每次去看望亨利，都会从他脸上的细微表情中解读出一则针对自己的加密信息：你怎么能把我一人留在这个阴郁的鬼地方？

这天早上，一切如常：病人的助行器通过走廊，发出金属质感的滑行声和敲击声，护士的低笑，别的房间如通风机般运转的电视机……没有任何古怪之处。纳撒尼尔要花一个上午来为亨利念诵《纽约时报》中他最喜欢的栏目，而亨利会一边听，一边像吮吸菱形糖果一样小口啃咬牛角面包。就这样，纳撒尼尔在报纸的最后几版看到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心头一惊：圣洛拉的这一事件就像打水漂的石片，痕迹已划到遥远的水面上。人们喜欢远在天边的悲剧：一种古怪的病在一个加州小镇的一所大学中初露爪牙。

“她是我的一位学生。”他对亨利说。

亨利听了这消息扭过头，冲纳撒尼尔露出一个无法解读的表情。他的心智就像一群鱼，隐没在黑暗的深水中。不过，时不时也会有东西拉扯鱼线。

那天晚上，纳撒尼尔的女儿从旧金山打来电话。他让呼叫转为语音留言：“是我，爸爸，我看到了新闻，想确认下你是否平安。”他回她：“没事，一切都好。爸爸爱你。”

THE DREAMERS 8

丽贝卡。她已经睡了整整五天，一条胳膊连着静脉注射的盐水瓶。

如果她能在这特别的一天睁开眼睛，就会看到身边有一台心电监护仪，四面白墙，两篮鲜花，一个聚纤气球[1]，还有她父母带来的《圣经》和好多好多十字架。在床边的椅子上，她会看到母亲戴着口罩，蹙着眉头，双眼中满是倦意。她可能会听到编织针咔嗒咔嗒的轻响，那是她母亲不想让自己的手闲下来。她还可能听到母亲打电话时柔和的声音那么疲倦：“没有，还没有，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可这一天同别的日子一样，丽贝卡依然闭着眼睛。

几天来，她的血不断从血管流入抽血瓶。护士一次又一次地抽血——为了更多的化验。许多医生进进出出而没有新进展。与此同时，在别的房间里，几个母亲守在自己熟睡的孩子身旁，看着他们呼吸，仿佛他们又变回了新生儿，肺部还对呼吸这一任务没有经验。这些孩子看起来是那么健康，床上的年轻身板是那么结实，脸颊粉嫩，胸膛一起一伏，就像节拍器一样平稳。

五个孩子病倒了。

现在他们还活着，但每过一秒，未来就会离他们远一些。时间自顾自向前冲，而没有带上他们。

这天下午，一位牧师来到丽贝卡的房间，和丽贝卡的家人一同握住她的手，祈祷的声音在屋里飘荡。他们将各自的手交叠在她的额头上，祈愿祝福。

他们的手掌按住她的肩膀和前额。她能在梦中感受到吗？她能从触碰中感受到他们的希冀吗？谁知道呢？她一直沉睡着。

那时没人知道，此时此刻，一样更为寻常自然的东西也在丽贝卡体内孕育着——一个别样的“侵略者”。直到后来才会有人发现，一团隐秘的细胞已悬浮在她的体内，小到不足以称之为胚胎，但它正在迅速增殖，准备在她的子宫里扎根。

[1] 聚纤气球（Mylar balloon）：彩色不透明气球，形状多样，常印有卡通图案，景区常有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