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磨难和爱中成长

赵桂莲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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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小组的活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由此中断了持续仅仅两三年的文坛生活。这一年问世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就此成了其这一时期、即早期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

1846年，处女作《穷人》问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得到一致认可，其创作前途似乎应该一片光明，但接下来的一系列创作，比如《双重人格》《女房东》《普罗哈尔钦先生》《白夜》等，不仅在当时反响平平，甚至还招致了不少的批评。批评界普遍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过于细致琐碎地玩味、剖析、表现人物往往病态的心理状态，因而主题思想不够明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创作关注社会问题固然重要，但这一时期被当时同样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迈科夫定义为“心理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着迷于揭示“人”这个“奥秘”而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同样重要，因为有谁会不关心人究竟为何物、人的心理机制究竟如何运作、影响人心理变化的因素究竟有哪些以及诸如此类与人有关的问题呢？尤其是对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心理健康产生了问题的人来说，作为精神病理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别赫捷列夫院士看到的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为其深化认识人的心理提供的丰富无比的资源，更看到了其创作的现实的社会效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如今在哪些关系中可以发挥社会治愈、社会教育作用？”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肯定了陀氏创作的治愈和教育功用，对于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作家文学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更值得重视和珍惜。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不但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的压力轻，反而大大加重了，据统计，仅我国现在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就超过一亿，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很多病患恐怕还没被统计在内，比如隐藏在网络世界里冷血暴虐、极尽恶毒之能事，并由此得到快感的网络“喷子”，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人往往没有快感，而是无感。心理医师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患者帮助，但别赫捷列夫院士认为精神病学当时没有抵达的领域，今后也做不到完全攻克，更做不到手到病除。专业工作者做不到的事情，如陀氏这般的艺术家、“灵魂洞察者”能够辅以意想不到的帮助，帮助往往比所谓“正常人”敏感多疑得多的“非正常人”通过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入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病”。

在我看来，就精神病理分析的细致和通透，以及围绕儿童性格和道德观形成过程中家庭的影响因素组织情节、推进故事发展，并因而成就的一部在各个层面皆可谓引人入胜的成长小说而言，《涅朵奇卡》在陀氏创作中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这是一部体裁被称为“成长小说”或“启蒙小说”的作品，以涅朵奇卡的日记，也可以理解为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她从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的心路历程。本来打算写成由不少于六部组成的长篇小说。题为《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一个女人的历史》的这部作品在1849年《祖国纪事》上连载了三部：第一、第二、第三章是第一部，名为《童年》；第四、第五章是第二部，名为《新生活》；第六、第七章是第三部，名为《奥秘》。遗憾的是，流放西伯利亚让作家没来得及完成长篇小说的写作，十年后归来的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于自己的创作使命有了全新的认知，由此，作家无暇也无心完成他最初的构想，而是做了相应的修订之后，亲自把“长篇小说”定义为了“中篇小说”，原有的第一、二、三部也被撤除了，只保留了七章的划分，题目中去掉了“一个女人的历史”，成为《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

但话说回来，构思过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历史》没有完成，不代表作为成长小说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也没有完成。对此问题各路学者自小说问世至今都没能达成共识，尤其对它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各持己见，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部分三部发表的作品是三篇独立的中篇小说。这样离奇的认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如果说在构筑情节和叙事方式上与《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存在诸多相似的莱蒙托夫的名著《当代英雄》从来没有被看成是相互独立的五篇中篇小说，是因为贯穿始终的人物是男主人公皮巧林，那么陀氏的作品为什么就独立为三部小说了呢？其中也无疑存在贯穿始终的女主人公。

涅朵奇卡毋庸置疑是把整部小说的三条线索连接在一起的主线，这三条线索貌似相互之间没有交集，但实际上却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这条从未间断的主线就是女主人公的成长之路，这条路上遇到的人、发生的事件都是涅朵奇卡生命历程中的插曲或铺垫，她在这条路上一直向前，从本能地一味讨好、战战兢兢的小女孩的躯壳中一步步萌生出真正的生命意识，最后破茧成蝶，振翅飞翔，迎接新生命的曙光和命运对于作为独立女性的她的新的考验。

虽然说遇到的人是插曲或铺垫，但在作家如同透过显微镜一般凝神注视的目光下及其入木三分的勾勒描画中，他们在小说中占据的篇幅尽管大小不一，但其形象皆丰满、生动、立体，让人过目难忘，其中最为醒目、在女主人公性格和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影响巨大的，是其继父叶菲莫夫，童年时期的伙伴、“情人”公爵小姐卡佳，以及卡佳同母异父的姐姐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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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朵奇卡开始有记忆正是拜继父叶菲莫夫所赐，她拥有记忆是从感受到爱抚开始的：“或许，那是父母的第一次爱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如此清晰地记得一切。”这是涅朵奇卡八岁半的时候，而之前却“没给我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可以说，这是主人公生命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此之后“我就清楚地记得每件事，日复一日，连续不断，仿佛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一切都远不过昨天”。记忆从继父的爱抚开始，但与此同时离奇的是，“我开始清楚记得自己的那个时期，在我内心留下了强烈而悲伤的印象；这种印象随后每天都在重复，每天都在增长；它将黑暗和奇怪的色调投在我跟父母的生活上，因而同时也投在我的整个童年上。”这是第二章的开篇，它呼应了第一章的起始：“他（叶菲莫夫）的命运很是引人注目：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人。他过于强烈地反映在我童年的最初印象中，那样强烈，以至于这些印象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影响。”

叶菲莫夫到底是个怎样的典型？首先，他在音乐方面拥有天赋，甚至可以说是个“天才”，这无需置疑，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小提琴演奏得到了所有有幸听过他演奏的人的肯定，甚至惊叹：本来受邀到地主庄园演奏的法国小提琴家因为听了叶菲莫夫的演奏之后不仅“傲慢地”拒绝了邀请，而且回信说“今后他与那些拥有自己乐队的老爷打交道会格外小心”，因为“看到真正的天才被一个不知其价值的人操控很不雅观”，而“以叶菲莫夫为例，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他在俄罗斯见过的最好的小提琴手，这就足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酷爱音乐、可谓是骨灰级发烧友、几乎把全部收入都投到乐团上的地主听了演奏“号啕大哭”，而女主人公虽然年纪小但同样泪流满面，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音符极为深刻地触动了她有关，甚至可以认为这种表现是本能反应；他青年时期的伙伴、同为小提琴手的德国的Б.先生对他“如此出色、如此富于灵感”的演奏过了许多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对音乐的理解更是出类拔萃，让受过系统训练、不断精进技艺的Б.先生震惊不已：“在这个人身上，尽管完全无能，尽管对艺术技巧仅有最微不足道的认识——却有着那样深刻、那样清晰，而且可以说是本能的对艺术的理解。他如此强烈地感受它，并且本身就理解它，以致如果他迷失在对自己的意识中，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深刻的、出于本能的艺术批评家，而是当成献身艺术的人，当成一位天才，也就不奇怪了。有时，他用粗鲁、简单，与任何科学都格格不入的语言跟我说起如此深刻的真理，以至于我一时不知所措，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识透这一切的。他从未读过任何东西，从未学过任何东西。我对他多有感谢……感谢他和他在我的发展上的建议。”

这本来应该成为叶菲莫夫成就宏伟抱负的保障，他对未来的大计划是：“他不仅想成为一流的天才，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小提琴家之一；他不仅已经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天才——他，还想成为一位作曲家，尽管他全然不了解对位法。”但他却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功成名就，因为他缺失一个成功人士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耐心、努力和坚持，他“很少单纯”“过于狡猾”“想得过多”“言语上张狂大胆，当不得不拿起琴弓的时候又胆怯了”，他“自尊心强，内心却少有勇气”。的确，叶菲莫夫总是在夸夸其谈，三分钟热情，Б.终于忍无可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的心理变化可以看成是其一生起起伏伏精准的缩影：“叶菲莫夫怀着深深的情感听着自己往日同伴的话。但在对方说话之间，他脸上的苍白消失了，双颊焕发出红晕，他的眼睛闪烁着不寻常的勇气和希望之火。很快，这种罕见的勇气转化为自信，然后变成平素的傲慢。最后，当Б.结束自己的劝诫时，叶菲莫夫已经听得心不在焉，不耐烦了。”

拥有天分却好高骛远，做不到为理想持之以恒付出劳动，故而到最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拥有天分的叶菲莫夫一步步滑入怨天尤人、难以自拔的深渊，他不仅成了妄想狂，还是被害妄想狂。实际上，怨天尤人、恶意揣测他人本来就是他的本性：一开始他就在怨恨、诽谤雇用他的地主，认为对方压制他，让他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和承认，所以他恶人先告状，散布流言蜚语；他怀疑地主的伯爵朋友鼓动别人诬告他杀害了意大利指挥……到后来，生活中的一切不顺都能成为他抱怨的借口：是在外省七年流浪乐手的生活耽误了他的前程；终于到了彼得堡，又卑鄙地因为钱财结婚并把妻子的一千卢布挥霍一空，之后开始怨恨她是其成功之路上最大，甚至唯一的阻碍，这是他“活的借口”；他看不起艺术界，尤其是音乐界的所有人，芭蕾在他口中是“破芭蕾”，为“破芭蕾”配乐和演奏一钱不值，甚至为“破芭蕾舞剧”配乐不是演奏，是“轰鸣”。再后来，他开始埋天怨地，把同行骂了个遍，“不被承认的天才”成了他的口头禅以及他给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在自大自负的同时他又极其自卑，“避开真正有才华的人”，聚集在他身边的都是些跳群舞的、跑龙套的、没机会上台的演员，只有在这些人中间他才感到“老子天下第一”，可以吹大牛，可以嘲讽谩骂，无所不用其极。

平心而论，命运待叶菲莫夫不薄：雇佣他在自己乐团演奏的地主亲耳聆听过他的小提琴演奏（此前他完全不知道叶菲莫夫会拉小提琴）之后愿意付出最高的薪水诚心挽留他，在遭到拒绝之后仍给了他三百卢布，并发自肺腑地劝他勤奋学习，无论如何不能沾酒，不能自大，否则将一事无成，会像教会他拉小提琴的意大利音乐家一样死无葬身之地；脚踏实地的Б.先生甘心做“艺术的勤杂工”，挣钱养活他，分别时不仅留给他钱，还好言相劝，而且成名之后一次次帮助他和他的家庭，为他安排工作，提携他；妻子为爱嫁给他，劳苦功高，无条件地支持他，却一次次产生希望，又一次次失望，陷入绝望……他理直气壮地花了Б.先生多少钱不得而知，但地主前后给他的四百卢布加上妻子的一千卢布在19世纪初的俄国是什么概念？四百克茶和咖啡一卢布，饭店吃一顿饭五十戈比到两卢布，医生出一次诊二十戈比到一卢布，租一间房子月租金八到十卢布；一张前排座位的戏票三到五卢布，一个包厢三十卢布；技校校长的年工资是四百多卢布，技校教师的年工资是五十到七十卢布；至于当时地位最高的军人，中校月工资七十五卢布，一个退役少校的退休金一个月是三十三卢布……查阅并罗列这些有趣的数字是想说明一点：叶菲莫夫总是把贫穷当成阻碍他成功的说辞，这只是借口，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假如他不是挥霍成性，堕落成连妻子做苦力挣得的一点钱都拿去喝酒的烂酒鬼，恐怕命运早就对他微笑了。这样的自欺欺人最后达到了无比恐怖的地步，他“以为当他埋葬毁了他的妻子时，一切就走入正轨了”，实际上他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借口，是他“这一时期必不可少的借口”，而当妻子真的如他所愿死了，他的借口也就没了，所以他疯了，死了。涅朵奇卡就此的总结陈词冷静得可怕，但一针见血：“他死了，因为他这样的死亡是一种必然，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然结果。他只能这样死去，因为生活中支撑他的一切突然崩溃，像幽灵，像无实体的、空洞的梦想一样消散了。他死了，在他最后的希望消失之际，在一瞬间，当他欺骗自己和维持一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面前化解，进入清朗的意识之时。”

通过叶菲莫夫作家还呈现了在他看来具有典型性的俄罗斯民族性格：“首先是在一切方面忘记一切尺度……这是一种跨越边缘的需求，一种对呼吸停止感觉的需求，达到深渊，半个身子吊在上面，往无底洞里张望，在个别但却十分不稀有的情况下像个疯子似的大头朝下扑进去。”地主入木三分地发现了他的这种特点，也由此预见到了他的结局，在这方面叶菲莫夫的自我认知也足够客观和准确，所以他坚决要离开地主，否则他可能放一把大火，“会对自己做出某种类似的事，这样他们就会把我远远地打发走，事情也就结束了！”这句话中的隐含意思是遭到发配、流放，当时的俄国只有罪大恶极的刑事犯才会遭到这样的惩罚。怂恿涅朵奇卡偷母亲钱的前前后后，他的心理也正如一个亡命徒一样对一切不管不顾，冷血，下流。

叶菲莫夫沦为了令人不齿的恶徒，为了达到大大小小的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喝上一杯小酒在从前的伙伴面前像哈巴狗一样奴颜婢膝，酒足饭饱之后又开始竭尽所能地嘲讽对方、刺痛他，且为了显摆、更为了以后能够赊酒喝，出门时又换了一副嘴脸，向酒馆老板和其他人介绍说这是“整个首都的第一也是唯一的小提琴家”，这一刻他“龌龊至极”；利用继女的爱从她手中抢钱，鼓动她为了他去偷母亲的钱，继女稍有犹豫就说她不爱他，过后又冠冕堂皇地指责她偷钱不好，等等，不一而足。

叶菲莫夫类似今天的网络“喷子”，越失败，越归咎于外在环境，对一切诋毁谩骂的言语就越恶毒，没有丝毫道德底线。他“在这种疯狂之中有三起犯罪，因为，除了他自己，他还毁掉了另外两个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一生是“一出可怕、丑陋的悲剧”。

涅朵奇卡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个对她影响巨大的人是公爵小姐卡佳，她在卡佳身上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美和优雅。卡佳本性善良，对她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正义，所以她知错就改，善恶分明。不幸的是，虽然出身豪门，上流社会女子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艺她无所不能，但在如何做人上却没有得到多少正面的引导：“卡佳的教养是狂放的娇宠和毫不动摇的严厉这两者奇怪的混合物。昨天允许的事情，突然间，今天就毫无理由地被禁止了，孩子内心的公正情感被挫败。”卡佳也由此很任性、霸道，甚至骄横。这个家庭维护着表面上的繁文缛节，家庭成员之间却少有交流，“怪人”父亲虽然慈善，却总是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房子里，就算是夫妻之间，一个礼拜才会见上一面；母亲虚伪固执，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在卡佳与涅朵奇卡的关系中作家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复杂的儿童心理：因为最爱的父亲夸了涅朵奇卡而同时批评了自己（这当然是儿童教育方面的大忌），卡佳在明知道涅朵奇卡爱她，甚至崇拜她的时候，却动了各种小心思折磨她、忽视她，故意不跟她说话，而和好以后她的表现几乎可以用疯狂得可笑来形容。卡佳的形象可以说是作家晚期创作中屡屡出现的承载“美拯救世界”理念的反复无常的女性形象的前奏。

卡佳同母异父的姐姐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是作家晚期创作中“堕落女性”的前身，尽管她的所谓“堕落”只是精神出轨。作家在这段故事中展现的是如今被称为PUA的精神控制现象。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的丈夫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是个表演高手，涅朵奇卡对他的心理分析活脱脱勾勒出一幅控制与被控制的生动画面：“您想对她把持优先权，您也把持住了……为了……向她证明她误入迷途，而您比她更无辜！您实现了您的目标……‘您爱上了我，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她说的，这就是她想要向您证明的。”这个人似乎永远戴着面具，表情随时可以从快乐（人后）变成阴沉（人前）。他已经习惯于在人前扮演受害者和宽宏大量的丈夫，在妻子面前呈现出冷酷无情的暴君形象，压制她、贬低她，让她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不敢大声说话，不敢表达意见，察言观色，留意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说的每一个词，深居简出，活得就像一个“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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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的核心人物涅朵奇卡，前面说过，拜叶菲莫夫所赐她有了记忆，而由爱抚开始的记忆同时又蒙上了一层忧郁、阴沉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八岁那一年围绕继父和她自己以及母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她意识到继父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利用性质的，继父只有在通过她得到好处时才会表现出“爱”，才会肉麻地夸奖她，实际上“他并不怜惜我”，更谈不上爱，而母亲对她的爱却是真切的、深沉的，她疏远母亲，甚至恨她是不公正的。这个残酷的真相是涅朵奇卡慢慢感悟到的。

涅朵奇卡是个缺爱的孩子。由于婚姻的不幸，没有止境地干各种粗活并以一己之力养活一家三口，再加上长期操劳导致身体恶化，母亲易怒、严厉，她对丈夫虽然还保留着爱，但也与其一直处于敌意之中，两人常常陷入冷暴力，所以她没有更多精力通过言语和行动表现出对涅朵奇卡的爱，也正因为此，父母吵架时涅朵奇卡因为护着继父从而得到他偶尔的一次爱抚才会对她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从这一刻起，我内心开始了对父亲的某种无止境的爱……更像是一种出于同情的、母性的情感……”也是从这一刻起，小姑娘心中同时还产生了另一个让我“震撼”“一直留在我心里”“一天比一天让我更加愤愤不平”的念头：父亲“忍让、承受了很多妈妈带来的痛苦”，对于这样的“不幸的人”“受难者”，“不去神魂颠倒地爱他，不安慰他，不对他亲热，不竭尽全力为他着想，是一件可怕的、不近人情的事情。”正是因为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涅朵奇卡萌生了母亲妨碍他们过上美好生活、看不得她和父亲幸福、妨碍父亲成为伟大艺术家的念头，进而憎恨可怜的母亲，甚至产生希望母亲死的恶念。

涅朵奇卡为什么愤怒，而且愤怒还与日俱增？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念头有问题，因为母亲“不可能单单凭着对我严厉就那样激起我逆着她”，虽然对于“我有多么依恋我父亲，就有多么痛恨我可怜的母亲”这种心态她（应该说是作家本人更合适）给了可谓儿童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许多孩子往往是畸形地缺乏感知，如果他们爱上谁，就会格外地爱。”但她的良心却承受着无尽的折磨：“我记得，那时父亲的爱抚让我觉得更难受了，我无法承受一个我那样想去爱的人——疼我、爱我，而另一个我却不敢甚至害怕去靠近。”因为缺爱又渴望爱，涅朵奇卡常常陷入幻想，幻想中的父亲“比妈妈更爱”她，“确信他会袒护”她，而母亲会因为一点小错就骂她、指责她，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偷钱事件”让涅朵奇卡基本上丢掉了幻想，彻底看清了继父叶菲莫夫深入骨髓的冷漠和自私，也让她自己的成长跨越了一个台阶：“有那么几分钟，人的意识所感受到的东西远比几年还多。”她意识到了，极端情况下，叶菲莫夫有时“决意再一次把我推向恶行，就此牺牲我可怜的、无力自卫的童年，冒险再次动摇我尚不稳定的良心”。涅朵奇卡本性善良，是叶菲莫夫让她良心不安，在善与恶之间挣扎，因为曾经那么残酷地对待母亲而愧悔不已，这成为她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

可以说，叶菲莫夫在妻子和继女面前同样是一个PUA高手，尤其是对涅朵奇卡来说。正是叶菲莫夫让涅朵奇卡不知不觉之间养成了察言观色、随时讨好的习惯，甚至形成了讨好型人格：讨好继父，满足他一切不合理，甚至毁灭性的需求，与此同时对于继父的伎俩涅朵奇卡却十分清楚：“难道他不明白，要欺骗一个渴求体会种种印象的意识、已经感受并理解了许多恶与善的天性是多么困难？”清醒地认识到恶的丑陋却又为了抓住一点点可怜的“爱”而不得不去作恶，敏感、心思细腻的涅朵奇卡的心境可想而知；讨好公爵小姐，忍受她的蛮横和无理，与此同时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地暗暗爱她，这里呈现的心理可以说是受虐狂的心理了；甚至讨好公爵家里的下人，只是为了让他们对她好，尽管他们本来就对她礼貌有加……要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加上与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亦母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大量阅读才使涅朵奇卡摆脱了讨好型人格，在小说的结尾处，涅朵奇卡一改往常的怯懦和软弱，为了保护她所爱、所珍惜、所心疼的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不惜牺牲掉自己作为一个姑娘的名节，而且酣畅淋漓地当面痛斥了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虚伪、自私、暴虐、残忍、虚荣、心理阴暗，最后留下一句“别了！解释就不必了！但是，您瞧，我完全认识您了，我看穿了您，请别忘了这一点！”一个在不正常的家庭里长大、一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弱者经历过无数磨难，内心终于变得强大起来。实际上，勇敢的种子早已埋在涅朵奇卡的内心深处，继父叶菲莫夫吓唬她不许说出偷钱一事的时候，她第一次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我的上帝！他却以无情、恐吓的手势命令我沉默，好像我在这一刻还会害怕什么人的其他威胁似的。”从承受叶菲莫夫的威胁到主动去威胁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不可对妻子造次、不可继续玩弄她的感情，涅朵奇卡的变化让我们对她的未来少了些担心，多了些信心。

顺便说一句，“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点明了小说的宗旨：母亲发明的安娜这个名字的爱称“涅朵奇卡”和具有“不速之客”之意的“涅兹万诺娃”，把“爱”和“不受欢迎”“多余”“漂泊”“游离在外”结合在一起。的确如此，一直伴随涅朵奇卡的都是孤独感、飘零感：在父母家里她总是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躲到角落里；到了第二个家，“夜晚入睡时，我希望突然能在我们可怜的房间里再次醒来，看见父亲和母亲……”如梦初醒之后她强烈地意识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住在别人家里。那时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个孤儿了。”慢慢适应并融入这个家之后没到两年，公爵一家搬到了莫斯科，“我就走进了另一个家庭，另一座房子……又一次把心与所有令我如此愉悦、对我而言已然亲近的一切扯断联系。”从涅朵奇卡的感受可以看出，美好的事物都留在过去，尽管过去并非真的美好。不知作家是有意还是无意，但阅读时留心的话不难发现，一直心无所依、处于游离状态中的涅朵奇卡，其生命中的关键事件、促使其心智获得飞速成长和提升的核心事件就空间而言都发生在边缘地带：继父教唆她偷钱以及她每每期待继父回家、哪怕早一分钟见到都会满心欢喜的地方是穿堂，她再次偷听到继父癫狂前演奏的如泣如诉的乐曲是在两个帷幔之间，小说结尾处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秘书面带“暧昧的微笑”说有话跟她谈、亦即预示未来命运的地方是门口。虽然作为“不速之客”，游离于核心生活之外，一次次被抛到边缘地带，但涅朵奇卡却一直在寻觅爱、感受爱、施与爱，努力要做到的是不再做“不速之客”，找到能让心灵安宁的家，做家的主人、生活的主人。

《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也可以被看作二十多年后《少年》中聚焦的“偶合家庭”主题的预演，所谓“偶合家庭”，是指家庭成员没有准备去过家庭生活，父母没有准备去做父母，没有任何东西把家庭成员连接在一起，孩子走向社会的时候关于家庭没有任何值得回忆和肯定的价值，而涅朵奇卡生活过的三个家庭全都是“奇怪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少有亲情，多有敌意，相互之间要么疏离、漠不关心，要么相互打压、指责、伤害。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涅朵奇卡的母亲发出了这样的哀号：“是我，这都是我的错，不幸的人！……她会怎么样？我死了，她会怎么样呢？……能把你托付给谁呢，连我活着都不能抚养你，照料看护你？……我的小可怜！可我都没注意她怎么长大的；她知道，什么都知道。我的上帝！这都是什么印象，什么榜样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都在关心儿童教育问题，固守着“主要的教育乃父母的家”的理念，相当程度上因为父亲角色的缺失而受侮辱受迫害的儿童形象几乎在他晚期的所有作品中都存在。《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是其最早也是最集中表现儿童成长过程的小说。直到晚年，有感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混乱、各阶层的相互敌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作家还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问题，对不称职的父亲甚至做了细分，其中“懒惰的父亲甚至会按部就班履行义务，给饭吃、给衣穿，保障接受教育，可这里没有父亲、没有家庭，少年独自一人进入生活，他活得没心没肺。他的心与过去、家庭、童年没有任何联系”，而“小孩子的心灵要求接触父母的心灵”。在“丧偶式教育”“丧偶式育儿”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的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话及其刻画儿童心路历程的成长故事读来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