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到了在大望洲的第十九天，七月二十日，下了一阵大雨。下完雨天气一下凉爽起来，凉爽带给了他们一些力量和想法。

老赵说他可以去捡垃圾。他看到镇上有塑料瓶、纸盒子、报纸和废铁，但是做这些至少需要一辆车，如果没有车，光是凭手提，就算捡到了也没办法处理。如果你雇一辆三轮车去运这些东西，到头来，卖废品得来的钱全部付给三车轮主也不够。

这是在逼我们死！孙老善闷闷地说。他是想到死最多的人，另外三人再一次发现，孙老善又变了一副样子。不仅是面部，是整个身体、体形，还有性格（也许最关键的是性格），他变得悲观、刻薄，尤其是他讲到焦秃子家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他知道麻袋里装的是人，被打断了手腿，蒙住眼睛和嘴巴，藏在了地头。孙老善怕麻烦，才假装不知情。说不定他拿了焦秃子什么好处（焦秃子水性好，喜欢摸鱼捉虾），可能他吃过人家鱼虾才没有去查真相。那姑娘后来之所以病成那样，也是因为在寒夜里冻了好几个晚上的缘故。后来她被送回娘家——也许根本就是往路边随便一扔，如果她想跟回来，抡起一脚把她踹倒，转身就跑。他们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都是一起长大的，他们是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有谱。老赵、老李和钱老师都觉得左邻右舍，包括孙老善虽不至于是同谋，但一定都是知情人。而且，他在这个时候讲出那样的故事——事实上是在折磨其他人。至于用意嘛，他们猜测，也许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看上去十分焦虑和害怕，而其他人都很淡定。其他人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淡定，这里只有老李是淡定的。她用几两面做了几个馒头，虽然只有一团面，但发起来之后看上去很多，他们是因为这个事才显得有点儿振奋的。孙老善插话的时候，其他人开始有意疏远他。他们完全可以像前几天那样说，没事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那样的话来上几句，但没人说，似乎有意让他受折磨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儿。

挣钱的方案被证实不可行，但大家也并没有完全想到死，毕竟老李身上有一条铂金手链。孙老善的房子里还有一些老物件，比如一幅中堂画，画上是一只老虎，画框还是名贵的木头做的；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镜框里有一张合影，是孙小林和前任县长（没下台，升到省里去了）的合影，这些东西可能是新的证据和突破点。孙老善开始忘事之后，很嗜睡。他不在的时候三个人随便聊出来了一个新想法：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拿着这张照片到县（刚刚升级为市）政府喊冤的，但这事孙老善肯定不会同意，跟他们不同意到自己儿女的领导那里揭丑是一样的道理。眼下，这个事谁也没提，先这么搁着。

但是，不幸的是，钱老师也开始忘事。距离孙老善忘事不到两天，钱老师一拍大腿，说他想到一个好点子，他提议去找周立全帮忙做证。显然他忘记了这个好主意早已实施未果。他一开口，其余人立刻明白，“脑子发昏”这事轮到钱老师了。老赵倒不那么着急上火了，他逗钱老师说周立全绝对不会帮忙的时候，钱老师委屈地说，他教了他三年多。

三年多他都学了什么呢？

他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可没少让我操心。我当老师的头一天，立志好好教书育人，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当好合格的园丁，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可有人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所以，教育，就是因材施教，对有的同学，鼓励、表扬；有的人，就要当头棒喝，绝不能手软。

孙老善一听，乐了。他说，老钱你一套一套的，可你自己才高小毕业，你当了老师，好像打学生是家常便饭吧。有一个学生头被你打破了，有一个学生手指被你打骨折了，这事闹到大队干部那里了，这事你不记得了？

老赵补充说，你的学历事实理论上讲当老师不合格。你许多字都不认识，比如“惴惴不安”，你一直读成“喘喘不安”；“辍学”，你念成“缀学”。我有一天在县城坐公交车，看到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青年在说，他“千里绍绍”去找他的叔叔，我就断定他是我们大望洲的。我上去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是不是，他点头说是；我说他没有念过初中，他有点伤自尊，奇怪我怎么知道的。后来一追问，果然是周建设的儿子。就算他长大成人出去闯世界，穿得人模狗样，用的成语还是你钱老师教出来的。一开口就把他的老底全兜出来了。但凡念了初中，比如赵光军，到镇上念了初中之后这个错别字就纠正过来了，他倒没有怪你教错，他小时候喜欢炫耀成语，到了初中反而一个也不肯说。为什么？怕说错，丢人。

看着大伙乐得拍手跺脚，钱老师脸都气青了。这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明，那也只能说我看的字多，听的字少，我是自学成才；再说了，我当老师是上级领导的意思。

上级领导不了解你，孙老善笑着说，了解了就不会赞成。

幸亏你那时没当村主任，当了村主任你肯定就不赞成。

那是。

纵然孙老善从内到外都变了一个人，一天比一天瘦，肚子里的水分和气度都被抽气筒抽走了，但如此直截了当地用话伤人，钱老师一时还不能适应。他张开嘴想吵一吵，可能是想到了自己还住在人家家里，他吞了一口唾沫，默默地转身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再下来，问大家：

什么事这么好笑？中午要不要帮忙做饭？

现在，轮到他把上午的事忘到脑后了。孙老善大惊小怪地说，天哪，你的记忆差到这种地步了，用年轻人的话说，你的脑袋长在脖子上就是个摆设吧？

在钱老师的小本本上，这个上午一字没记，是一个完全的空白。老赵不得不拿过来把上午的事简要地记下来。现在，它不是一个会议记录本，它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此刻的困境，证明此刻的真实。

稍晚的时候，老李发现四个人都处于清醒和当下的状态，要求坐下来开一个会。

这是老李第一次召集会议，大家虽然很好奇，但三个老头儿都同意了。他们先就“求助媒体”这件事总结了一下，觉得这仍然是一个沟通上的迷宫。老赵说，且不说遗弃父母的事可能经常性地发生，已经不能算是新闻和卖点了，也不说这种事情是空说无凭，他们在无法分辨真假的情况也不会贸然行动。

他们可以调查核实！孙老善说。

没有人愿意为不相干的、没有价值的事调查核实。我们四个老人，“老”这个字，就代表了一切，代表了没有价值，代表了无用，代表了遗忘。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我们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了，科学已经不能解释这整个事件了。

她让钱老师把小本本拿出来，找到了找周立全那一天的经过，她问钱老师，为什么你今天又突然想起来找周立全呢，明明都试过，也失败了。我的确忘记了。钱老师的脸上出现了羞愧的神情。对自己的口才、见识和记忆，他向来是不吝自夸的。老李又趁机把孙老善第一次提焦秃子的事找出来，又指出在时隔一个钟头之后孙老善才把后面的话补全了的经过。三人三口，白纸黑字，钱老师忘事的事得到了证明，孙老善也承认自己脑子这几天有过断断续续的短路。

老李说，接下来就是老赵和我了。这一点儿不能怀疑了。

我觉得，老李说，这里面是有大名堂。

就在两天前，当时三个老头儿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一个捉弄他们的恶作剧，有一双大手在操纵着整个事件，差不多觉得这是个大陷阱，要不是老李打岔，说了个日本的事，那天就研究出结果了。但今天，老李在他们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思路。她首先认定这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事情，也不可能真的是一个大陷阱，但是经过这次媒体求助，老李说，我看清了一点：对于有能力恶作剧和耍阴谋的人来说，我们毫无价值。这是一场厄运。厄运找到了我们，就这么简单。科学解释不了这一切了，得用迷信的方法。

什么迷信的方法？老赵问，算命？烧纸？驱鬼？

老李摇摇头，她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可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样下去，就算到死，也许我们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我只能说，我有这个预感，我都不能说这个预感是对的。钱老师的本子太重要了，有了这个本子，我们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可以查。

可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忘记有这个本子了，怎么办呢？不用说，是孙老善的嘴巴在动。他变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窝在椅子上，整个身体像一团变硬的橡皮泥。

所以我们要记录，要相互提醒。比如我们马上就要把今天的会议记录下来。今天做过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全写在本子上。同时还要写“冰箱贴”，哦，就是把纸条贴在醒目的位置，上面提醒自己起床第一件事需要做什么，还有标注好每个人身体有哪些毛病，每天服什么药，差不多像一个档案。我们四个人多多少少都认得几个字，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要复习一下昨天，就会知道昨天是怎么过来的，过去的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几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叫什么名字。过去我们全靠记性，但现在的事实证明记性是靠不住的了。我们要靠笔，我们需要更多的纸和笔，钱老师，麻烦你记一下，我今天要去镇上买笔和纸，最便宜的纸和最便宜的笔，每个人都要随身带一个，不要丢到一边。

她说完的时候，听到了抽泣声，钱老师在擤鼻子。他发出智慧而哀怨的诘问：要是我们忘记了字怎么办？瞎了怎么办？手脚不能动了怎么办？哑了怎么办？过去这都不太可能会发生，但现在，什么也说不准了呀！

孙老善咧开无牙的嘴，哭得像个孩子，不，他已经成为一个孩子，尿顺着他的裤衩往下滴，屋子里一股尿臊味慢慢弥漫。老年人的尿，看上去颜色很深，闻上去有股浓重的刺鼻味。

钱老师，我们要买一包尿不湿。她冷静地说。大家以为会议结束了，老李又说，再加上新的一条：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说假话了。因为假话被记下来了，等到忘事之后，你自己都不会记得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就是说，到时候这些话会误导你，把你引入到越来越假的回忆里去，那时，我们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我没有说假话，钱老师说，我问心无愧。我一辈子教书育人，自己的儿子没成才，到老也没转正，几年前死里逃生，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在饥里长，苦里熬，不知道老天何故找上我……

不知道是目睹孙老善尿失禁，还是哪里不舒服，钱老师伏在桌子上，说着哭着，哭着写着，把自己的话往本子上记，记着记着眼泪又砸下来，糊住了视线，实在看不清字了，他索性放下本本和笔，大放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