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今天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今天如此不同寻常。
老赵清楚地记得，他七点零三分到楼下去买早点，门砰的一声关上时，他意识到手上没有拿钥匙。他平常出门都是钥匙不离手，今天在穿鞋的时候脑子一走神，少了拿钥匙这个动作就顺手带上了门。他先在公园里溜达了两圈。等到快八点的时候，回到小区边上的面包房买了几块面包给孙子吃。他老早就习惯性带一张百元现金，叠成小方块放在一个小布袋里，揣在口袋底部，但付钱的时候还是会刷手机，现金的意义变成应对紧急时刻，如同有些人身上的速效救心丸。进小区的时候，正好前面有人刷卡，他就跟了进去。
他敲了敲儿子家——也就是自家的门，开门的是赵光军。他已经梳理完毕，准备上班。赵光军是九院的大夫，对形象特别注意，他每天早上花在收拾头发和刷鞋的时间超过半个钟头。表面上老赵有点看不惯，嘴上说这样在乎外表容易招惹是非，心里又觉得儿子的形象真是遗传了他。此刻，赵光军站在门口，对着老赵礼貌地问：
您找谁？
切！
老赵以为儿子幽他一默，咧了一下嘴抬腿准备进门。赵光军“哎哎哎”几声之后，伸出一只手指碰了一下老赵的肩膀，他的声音高起来了，他说：
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呢？
“哟哟哟，”老赵说，“我难得一回不带钥匙，你就不认得爹了！面包买好了，我给你热杯牛奶。”
赵子昂也站到了门口，那孩子搭他爸爸的车去上学，这会儿也洗漱完毕。他探出头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老赵。
咋啦？老赵有点不耐烦地提高嗓门，觉得儿子孙子都有点邪乎。
赵光军已经掏出手机拨打110了，他对着手机说，有个陌生老者在他家要当他爹。老赵咧开嘴几乎要笑出来：这家伙做事就是这样，一言不合，就要诉诸法律。遇到医患纠纷，他也不愿意多啰唆，就是这么傲里傲气的。可赵光军的面色是严峻而略带嫌弃的。老赵被这态度伤到了。搞什么嘛！他说。
赵子昂站到赵光军边上，两个人排成一排挡住了老赵的道。老赵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脸部肌肉变得僵硬，嘴角微微抖动。他进去不是，出去也不是，就杵在门口。
如果这是个玩笑，这玩笑过火了。他紧张起来，面对儿孙如此大不敬的玩笑，他可不会像钱老师那样受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钱老师家里稀松平常，钱老师经常被儿子孙子们用言语推来搡去。老赵在脑子里紧张地搜索应有的态度。以他一贯的作风，小小的火还是要发一发的，而且不能等太久，等太久就是在自降身份。他想像电视里那样大喊一声“畜生”，话到嘴边又觉得有点过头。他停在那里，像被什么人点了穴一样，时间很快过了三秒，他再发作就显得滑稽了。突然电梯门一开，警察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来就是负责他们小区的片警邱警官，接警的时候他正好在楼下。
赵光军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位陌生老人敲开他的门，自称他父亲。他父亲死去多年，这老者一定是得了老年痴呆。儿子说的时候，老赵张着嘴，奇怪，发不出声来了。
邱警官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态度却很和善。老赵盯着他多看了几眼。邱警官也看了看他，也感应到了老人向他发射出来的信任和祈求。他们虽然没打过交道，但打过好几次照面。老赵确定他是邱警官，但似乎又有哪里不同。邱警官顿了一顿，又对老赵看了三四眼。老赵看上去不像个坏人。他七十开外，身材高大，上身穿一件李宁牌运动衫，脚上穿一双耐克运动鞋，平头，鬓角修得整齐，脸上也有些肉，不像不体面的人，邱警官有心放他一马，诱导他说，你是不是认错门了。
儿子，他想，我的儿子，我昨天还对我嘘寒问暖的儿子，转脸不认人的儿子。他嘀咕着。警察的话他听不进去了。他只盯着他的儿子，死死地盯着，想盯出个子丑寅卯来。他的眉毛鼻子眼睛哪一样不是遗传自我的。可是那小子端着的那个架势，好像他不是从他妈肚子里出来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赵当时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渗入到空气，从空气又渗入到他的鼻腔，最后渗入到他的心脏。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盯着儿子说，你照照镜子。他的嘴张开，可是发不出声，他扯了扯脖子，仍然发不出声。
中邪了，他想。
赵光军看了看手机，上班时间已经到了，他明显不耐烦起来了。他不耐烦地将眉毛向上挑。他假装不耐烦的时候眉毛挑不上去。
老人家，走吧。他到底按捺住自己被打扰的火气，简洁地催促。
儿子的声音熟悉中透着严厉，听起来像刀子砍在瓷砖上，发出刺激耳膜的推撞声。
他听到警察在请示上司，对讲机里的声音泄出来，叫他先把人带到局子里问清楚了再处理。
他再迟钝也嗅到了一丝危险信号，何况他见过世面！那警察放下对讲机，向他走过来。他收对讲机的时候，什么东西在腰上一闪。一双手随即搭在老赵的肩上，像一根铁棍触到了棉花，老赵没抵抗。以他这个年纪，试都不用试。他垂下手，缩了一下肩膀，脸上尽量露出像被惊醒的表情。他说，警察同志，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认错人了。说这句竟然发出了声。
你记错了？
我记错了！
您老的身份证拿出来瞧瞧。
身份证在家里呢，离得不远，就是隔壁那栋楼，我年纪大，犯糊涂了。对不住哪。
肩膀上的手松了一松。
那下次不能再走错门了。
他儿子站在门口，对警察道了谢，随手关上门。
怎么变成这样？他喃喃地说。感情受到创伤，人反而变得冷峻。现在，他又能发声了。
他带着心凉不如说惊诧的表情就那么盯着，警察架着他的胳膊，他顺从地往楼梯口走，一直把他带到小区门口，扯他的手放松了。他站在路牙边。好像面对接下来的一切都心里有数似的坦然接受，其实他慌得很，心一直怦怦跳，这会儿额头开始冒汗。
目睹警察上了警车，车子掉个头开走了，他一动不动，凝神静气，好像点燃爆竹之后等待火花冲天的神色，可是等了一会儿，一辆接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穿黄马甲的清洁工在扫地，扬地的灰尘慢慢地扭摆，又悄悄地落地，就像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过，就像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一样。
他的脸上保持着一种黑白不清的迷惑。一定是做梦。他之前做过类似的梦。死去多年的亲人再度站在他面前，比他还要年轻的样子；蝗虫飞进厨房，鹅在天上飞翔。但是醒来后一切都消失了。
做梦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现在，他坐到一角，等着自己从床上醒来。
这样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有时候，人在一个夜晚做过的梦像一年那么久，而且，在梦里许多人都像是真的，根本意识不到是在做梦；许多时候知道在做梦，也有许多时候以为不是做梦，但是，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梦欺骗了自己。
为了醒来时不至于狼狈，他挺了挺背，等了至少半个钟头，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感到了疲倦，他还没有醒。既然没有醒，就继续做梦吧。
话虽如此，他发现自己还是难以镇定。他试着走了几步，双腿软绵无力，几乎是一步步挪到了朋友们一贯下棋的公园里。他想着这些老朋友也许能帮他出出主意。那帮人果然在，但今天没有下棋，就在随便聊着天。
老梁，他对着一个打招呼说，怎么样，今天没送孙子上学？
被他称老梁的，咧嘴笑了一下，瞧你说的，这都几点了，马上都要去接了。
老梁的笑有一种亲人般的亲切。老赵心一酸，有想哭的冲动。他对老梁说：
你认得我吧？
什么话，老梁说，你不是老赵嘛。你的儿子是九院的副院长赵光军。
太好了，老赵一把握住老梁的手，就差没搂住他，我有事请你帮帮忙。你能不能到我家去，帮我做个证，证明我是赵光军他老子。
老秦一听，当场乐出了声：这是什么话嘛！老秦热衷甩鞭，正在做热身运动。最近一段时间，一早一晚，公园里甩鞭子的噼啪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公园周边高层建筑林立，形成了天然的“回音壁”，一鞭子甩出去，那响声响彻云霄，久久回荡。老赵一向是瞧不惯的，鞭子一响，他就心烦意乱，移步离开。虽然那声音会追着人跑，阴魂不散，可得罪人不是老赵的风格，何况他跟老秦住同一小区。
老赵赶紧附和说，谁说不是呢。他简洁地把早上发生的事和自己目前的困境说了一遍。
老梁说，还有这等稀奇事！做证，我帮你做证。你的今天说不定就是我的明天。世道越来越坏，这些儿子，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恨不得把我们当垃圾一样从窗口扔出去。
老张，一个平时闷声不响，只顾一个劲咳嗽的老家伙，突然插了一嘴，不对呀，老赵，你有什么证明文件吗？
我身份证在房子里呀，除了身份证，我还有笔记本、钱包、银行卡、老照片，这些东西都在家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张说，我的确听说你是老赵，这是你自己说的，你儿子是九院的院长，你儿媳妇开家美容院，你孙子在三中上高中，这些都是你说的，我们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什么文件给我们看一看，像什么户口本，你们的全家福什么的，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帮你证明。
我要是有这些，我也不需要你们证明。
你没有这些，我们的证明就是伪证呀，因为所有的事我们都没有亲眼见到过。
这时，老梁和老秦都准备收拾甩鞭动身了，现在，他们被老张的话影响了。
他们说，是啊，老赵，虽然我们这几年早不见晚见，可我们确实没有去过你们家，没有见过你和你儿子一起。我们小区是有个九院的医生叫赵光军，可你说你的儿子是副院长，所以这个赵光军也不一定是你的儿子赵光军。
老赵心里一凛：我一定在做梦。这个念头又产生了。
这几个人说着说着，好像越说越怕，赶紧弯腰收拾东西，大有被自己的话吓得跑路的节奏。
再说了，老秦说，你的亲儿子突然不认你了，这么大的事要是我们这帮老家伙能解决，还要警察干什么？还要身份证户口本干什么？所以你要跟他讲道理。道理讲不通找警察，我们不顶事。
我就是讲不了道理才想要你们做证的。
他的无助像更加重了这些人的担忧，他们起身准备离开。眼看找这几个人做证无望，老赵突然蹦出了一句话：六十分贝以上就是扰民，你天天都在严重扰民，知道吗？
老秦侧过脸来看着老赵，眼睛里隐藏着无声的疑问和尴尬。这会儿，老赵觉得，刚刚还嗡嗡嗡的声音突然消失了。既然是做梦，就用不着这么犹豫不决，索性说个痛快嘛。
听说北京公园都禁了这玩意儿。这会儿，老赵突然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大声地说，你这人不自觉，你就不知道“自觉”两个字怎么写。
不等别人喘过气，他转过头对老张说，你也是，出门在外，一个钟头要吐六七口痰。要么你带几张卫生纸，要么你吐到垃圾桶，你瞧瞧你脚边那个脏。
像刹不住的车急速向前，他停不下来了，转头看老梁：还有你，今天没人下棋我也说你几句，人家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你呢，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真要让你下吧，下得比谁都烂！
一阵痛快，一阵惊惧。面前的几张老脸一阵红一阵白的，这几个老东西平时不好惹，马上要炸了。赶紧醒。他有点急了，怎么还不醒？！
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身子站立不稳，像是什么东西压到他背上，他身子往前倾。后来他听到老梁最先反击说：你吃错药了吧？声音又温和又平静。老张和老秦，竟然不声不响地抓起铁鞭和简易凳，迈开步子走了。
你们这些混蛋！好像体内长出了新的牙齿，他朝着那些佝偻的背影喊道。
老张回了一下头，但另外的人向他说了句什么，他又继续走。
畜生。他加大了嗓门又喊了一句。
这次，谁也没有回头。
现在他得到了两个结论：第一，讲真话很爽；第二，这些人绝对帮不了他，就算他刚才没有得罪他们。
现在的问题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莫非我精神错乱或者老年痴呆了？？莫非我被下了药？？？他听人说过有人拿什么东西往你鼻子底下一放，人就失去意识，摘下身上的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甚至把银行卡的密码也交出来，更有甚者回家拿存折到银行里悉数取出来给别人？
他想：如果他认错了儿子，那么他也认错了城市，认错了街道，认错了每一条巷子和每一根电线杆。他的面色渐渐严峻起来，他挺了挺身子，终于停在一块草地上，现在，他要想一想了。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东西发生了改变？一种类似于发生了灵异事件的情形。
他假设城市变成了丛林——他的探险之路开始了。一只只野猫猫在灌木丛中，瞪着警惕的眼神，耳朵竖起来，像是一种预示凶险的灵媒，这些身姿轻盈、悄然无声、骄傲冷淡的小东西，他在昨天还从没有注意过。现在，它们在黑暗里聚焦，眼眸闪烁。仿佛懵懵懂懂，又仿佛无所不知。
老赵仍然坐着不动。他曾经是一个高个子，曾经还是一个瘦子，现在这两个特色都只剩下痕迹了。他的脸还是那么大，可是下巴那里多了一层皮，抻长了脸，腿也细得出奇，肚子却凸了一块，绷住第五颗纽扣。他的老花眼明显很严重，可是眼镜也被忘记了，现在，他浑浊的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暗，是饿的吗？可是刚刚才买的面包，吃的早餐。在他意识到自己迷失方向的一刹那，时间变得出奇地缓慢。他发现了时间与时间之间的不规则，发现了记忆与记忆之间的错位，也许我真的已经死了，我的魂魄以为我还在人间。他记得有书上记过这样的事，已死的人以为自己活着。他坐在原地怔怔地发呆，像是错过了班车的过路人。
他打了一个电话给邱警官。还好，邱警官很客气。他说你调监控，我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这都是铁的事实在监控里。
调监控能证明你进出了，你是一个本小区居民，但监控不能证明你是他老子。邱警官说，就算我放你上去，人家就不认识你，我还得请你下来。这就是法律。如果你有证人，或者其他证据，也许你可以走法律途径，告他遗弃罪。
这不是遗弃，我跟我儿子、孙子都处得像兄弟，他们没有理由遗弃我，这是一种怪事。
邱警官不打断他，也不纠正他，就在电话那头沉默着，或许人家手头上还忙着另外的事。说着说着老赵自己心虚了。他能想象出邱警官的心里话：这有什么不可能，遗弃父母亲的，啃老的，把父母亲的养老钱骗去赌博的。
算了，跟你说不通。他挂掉电话，在路边找了块地方坐下来。
很久很久，他站起来，掏出手机，他先拨给女儿，女儿的电话打不通，他又打给老李，也没有接通，最后，他打给钱老师，电话通了。那头钱老师带着哭腔向他喊叫：老赵啊，我活得很丢脸哪！
按道理，钱老师说，今天是七月一日。他本来准备昨天下午动身去开城二儿子家的，大儿子挽留了一下，说明天早上走吧，我明天上班用电瓶车顺便送你去车站。其实大儿子真正的用意是带他去趟医院，开够平常吃的药。钱老师除了肠子动过手术，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糟糕的是没有医保。农保呢，要住院才能报销，平常小毛小病都得自己掏。按照儿子们去年定的“养老新规”，平常小毛小病，在谁家犯病就由谁管药，住院了再平摊。问题是，钱老师常年用药，处方时有变动。医生开药的时候根本不管你有三个儿子按季赡养的规矩，有时候开得多，有时候开得少，药量掐不到那么准。比如说，上一次从老三家来合肥的时候，钱老师就已经断药一个星期了。
所以，这一次，大儿子悄悄陪他去医院门口，塞给他一些钱之后就要走，他要赶到早市上卖鱼。钱老师催促他说，你去干活，别耽搁了生意，我拿到药坐公交车去车站。大儿子看看时间，同意了。大儿子走后，钱老师坐在药房里等喊号。钱老师在疫情之前到医院就有戴口罩的习惯，这会儿也捂得严严实实。他觉得戴口罩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老年人，不光是防病毒，还防老丑的真面目。他无聊地翻看自己的病历。医生的字龙飞凤舞，谁都休想认识。他突然想，要是他明天在二儿子家，突然中风了，不能说话，那里的医生从这个病历里什么信息都不会得到。
他拎着降血压的药，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包，去坐公交车。他经过一家面馆，闻到葱姜蒜的香味；他经过一家内衣店，喇叭里一直重复那一句“仅限今日半价”的鬼话；他经过一堵城墙砖砌的房子，城墙砖几百年了，它们被灰尘、雨雾和雪盖过一层又一层，如今污黑黯淡。前几年，里面住着些老人，墙上钉了些钉子，挂着破衣烂衫，这几年倒发现它们是宝了，竖了个牌，还装上了不锈钢栅栏，不能随便摸、随便踩。也是怪，装上栅栏之后，自然而然显得尊贵了，听说常有人来打卡拍照。钱老师每次经过，就自然而然放慢脚步，心底里觉得亲切。他想，哪天人越老越值钱就好了。
他坐上了去开城的长途巴士。他自然是想坐坐高铁，他不是想省点钱交手机费和买几件衣裳嘛。在日常开销这一块，都凭儿子们自觉。他们有时给，有时不给，可能看心情，也可能看收入。儿子们成年之后，他的词典里戒了“马上”“必须”“定时”“赶紧”这些恰恰很需要用的词。“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他觉得有点辛酸的时候，就会这样自我开解。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往下想。
他靠着车窗。车子一直开一直开。车子开上大桥，开过长江，开过山洞，开过棉花地，开过收费站，开到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他年纪大，憋不住尿，拎着行李去找厕所。等他从厕所出来，他发现面前停着许多一模一样的大巴。一样大小，一样颜色。他挨着看，他记得那个司机是个光头。等他绕停车场一周回到厕所前的时候，大巴车又多了几辆。他又绕了一圈，努力回想自己坐的车的车牌号。
他再次回到厕所边上的时候，车子又多了。在大巴的海洋里，钱老师的心跳加速，感觉头开始发晕。一辆车正在缓缓启动。他挥着手，赶过去，拍着大巴车的门。门开了。他上去了。他还没来得及问一问这趟车去哪里，车就加了速度。他定睛一看，司机变成女的了。女司机戴着墨镜。他气喘吁吁地问：
这车是到开城吧？他心想可能司机换班了，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是。女司机说。
他费力地上了车，一直往里去，坐到最后一排没人的地方。
过了两个小时，车又停了。所有人都开始下车。他拎着行李往前走，走到女司机跟前，问：开城到了？
开城到了，女司机说。
钱老师下了车，朝左走。走了半天，没有找到21路站台。他觉得奇怪。是不是自己走反了方向。见到路上有行人。他挑穿得体面、长相和气的人问路，都说不知道这里有21路车。他实在有点头晕，顿时生出一些自怜之心，他果断招了一辆出租车，说去龙福山庄。司机说，开城有两个龙福山庄，你去哪一个。
城东的龙福山庄。
出租司机说，城南有一个龙福山庄，城北也有一个，城东没有。
我都在龙福山庄住过几年了，我能记错？
老人家，快想一想。司机不耐烦了，我都开了三年的出租车了，我们开城情况我能不清楚？
那就城南吧。
城南的龙福山庄根本不是小区，而是一个饭店，里面卖海鲜、江鲜和河鲜。车子停在饭店门口，司机回头瞅着钱老师。钱老师看看计价器又看看饭店，心揪成一团。他说去城北吧。
城北的龙福山庄是一个四星级的酒店。偌大的院子里停满了各种豪车，老远就看到车身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一道光还刺到了钱老师的太阳穴。车费九十多块了。他沮丧地付了钱，心想无论如何得下车了。明知不可能，他仍然向酒店走去。酒店大门两旁各站着一个年轻的、穿着绛红色制服的少年，还似乎闻得到红酒和奶油的味道，他就知道这场子他是万万进不去的。他停在人行道上，想打个电话给二儿子。
等他打开手机，更怪的事情发生了：通讯录里没有一个电话号码。他摸自己的钱包和身份证，竟然也不翼而飞。刚刚安检的时候还用过来着。他打听了最近的派出所，扑进去喊“救命”。警察在电脑上搜索了半天，告诉他，本市的龙福山庄的确是一个饭店，一个是酒店，没有住宅小区；关于他的儿子钱二顺，本市的确有三个叫钱二顺的人，但与他描述的年龄不符，一个七十三，另一个五十四，还有一个才十六，都不像是他的儿子。他试图解释的时候，警察假装认真地听，其实他们一句也不信。警察的脸像是蒙上了层塑料膜，看不真切，让他心急。他差不多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说自己没得老年痴呆，他的手上拿着一个塑料袋，袋上写着“合肥仁康”。谁都知道仁康是精神专科医院。钱老师说，我是去开高血压的药。警察们的修养算不错了，一直用眼神鼓励他继续说。钱老师长着一双红通通的手，他紧张的时候会把手放在胸前，两只手来回搓，越搓越红，使人不得不分神去看他的手。终于等到他们似乎相信他的时候，电脑又来捉弄他，网上竟然查不到他的户口信息。你的身份证号码报错了，警察说，你再想一想。更糟糕的是，他说得越多，头疼得越厉害。他声称头疼的时候，警察们开始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他出了警察局，坐到一个候车亭的木凳上，这个时候，就剩下一部手机了，他拨通了孙老善的手机。
家门不幸哪！钱老师的声音沉痛、沙哑，像捂在被子里叫的狗。
发生了什么事？
我被儿子们遗弃了。为了防我，把姓名都改了，家也搬了。
你去房子里看了？
小区的名字都换了！
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
我能跑错什么地方，我什么地方都没跑，我坐在马路边上。
孙老善说，你不要急。我来让小林打听打听，等会儿给你回电话。
孙老善站在楼梯口朝楼上喊：小林，小林！
没有动静。他明明看到小林的车在院子里，他应该在家。奇怪，这么年轻耳朵就不好使？孙老善微笑着，像他一贯的那样慈祥地笑着上了二楼，敲了敲儿子卧室的门，没有动静。他下楼来到院子里。院子里拴着一条狗。狗见到他，也没像往常一样凑过来。他又往后院去，以往保姆总是喜欢坐在这里玩手机。
门把手握不住。
他试了又试，还是握不住。这时，他看到儿子从楼梯上下来。他急步朝他走来，却也不招呼，从他跟前一晃过去，随便一拉，就打开了他刚才怎么也握不住的门。
小林，小林！他呼喊着，呼喊着，整个身躯突然蜷曲起来，胸口有什么东西压了过来。
他捂着脸赶到厨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小林打开的门里跟到厨房，儿子坐在桌子上喝粥，看他进来眼皮也不抬一下，保姆正在煎鸡蛋。合着保姆也在家，怎么了，他们？
他走到小林跟前，他能感觉到哧溜吸稀饭的声音，他问小林：
你今天怎么了？
他伸出手摇了摇儿子的肩膀，这时保姆端着热腾腾的鸡蛋，从他扶着儿子那只胳膊的空隙放到桌上。
我是空气吗！
他这会儿一定面色涨得通红，他的手缩回来，但是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去，他离儿子这么近，能感到儿子碗里的热气冲到自己的眼前，儿子还是没抬眼皮。
我是爹呀。他有点生气了，脸色很不好看。
儿子吃完稀粥站起来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跟保姆告别的时候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此刻这笑容对孙老善来说极其残忍和毒辣。你这个混蛋。他的声音凌乱而微弱，一点儿也没有一个家长应有的傲气。
突然，他变得十分冷静，心跳平缓下来。
我得了老年痴呆了。这个念头令他一阵毛骨悚然，耳朵又开始嗡嗡作响。他掏出手机，拨打小女儿的电话。竟然是空号！他凑近手机，仔细端详，没错，是孙小美的名字。他再打——连拨了六七次之后，还是空号，他一阵恍惚。
见鬼了。他说，这时他觉得想吐，同时觉得要尿在身上了，他转身往卫生间跑。
真见鬼了。他打不开水龙头，可能是手抖动得厉害，可能是手指上没有力气，或者干脆就是有鬼附到身上了。
从那时开始，他感觉到眼前有影子一晃，又一晃。然后四周变得静悄悄的，耳边充满了声音。
糟了，糟了。天塌下来了！他仰起头朝天上喊。
钱老师等孙老善的电话，结果听到的是老赵的声音。老赵也是朋友。钱老师沉痛地把自己的境况告诉了老赵。老赵听完，对他说，钱老师，镇定！我再来问问其他人。
孙老善本来想打电话给钱老师，却意外接到了老赵的电话。孙老善以几乎从没有过的低沉和严肃的语调把自己的情况形容了一番。老赵还是那句话，镇定，我来问问其他人。他说的其他人是老李。老李的电话一打就通。老李听到话筒里老赵喘着粗气，大为惊骇。她想老赵是不是犯心脏病了。她问老赵有没有速效救心丸，老赵说，出大事了。老李说，先找到速效救心丸再说。此时老李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住在离大望洲三十公里外的十里镇上的单身公寓。因为签证的关系，她不能长期在日本逗留，需要经常地回国待一段时间。她很想回大望洲，但知情人透露，大望洲几乎没有人了，五六年前，她还在大望洲见到过去的老熟人，但是因为两起意外事件，大望洲现在几乎无人居住了。第一起事故和一条野狗有关。有一位老太太，被发现死在河堤上，一只胳膊和半边脸都不知去向。后来政府来人了，怀疑是一条野狗所为，又没有证据，只好把狗杀了，找到狗肚子里的银耳环。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独居的老太太把种棉花收入的两千块钱放在床底下，在棉花收购站附近被人跟踪。老太太回家不久，盗贼大摇大摆地走进敞开的大门，径直走到床边，拿起钱，夺门而去。老太太脚小眼瞎，追啊赶啊，嗓子喊哑了，整个村子连一个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贼越走越远。老太太跑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说不出所以然，村子里又没有监控，而且老太太除了知道对方是个“男的”，什么也形容不出来。政府认为这个岛的地理位置和不宜居的实际情况，可以做成旅游观光点。他们把剩下的老弱病残都安顿好了，结果打上去的报告还没有回复，大望洲最后一个老人也离开了。虽然成了一座空岛，但还系着成为旅游景点的梦想，房屋农舍都还保持原样。老李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却一个人也没见着，只好选择了大望洲附近的十里镇做临时居住点。十里镇离车站比较近，有设施齐全的小公寓，生活方便。前几天小女儿告诉她，去日本的机票已经买好了。一个月后她会回来接老李一起走。接到老赵的电话，老李也倍感意外。花了一个多钟头她才搞清楚他们的状况：赵光军当面拒绝认老赵，钱老师的儿子干脆改名换姓搬了家，这些都不是什么稀奇事，稀奇的是孙老善，竟然站在儿子面前被当成空气。
那么，老李问，是不是孙老善可以到超市里随随便便拿着东西就走，别人也不会发现？
这样反倒算走运了。老赵说，事实上除了跟儿子有关的人看不到他，他能被其他任何人看到。
这不稀奇，老李说，我大女儿也不认我这个妈。
这个我们知道，但我们的事跟认不认还是两码事。老赵说，我们三个人打不通任何一个跟儿女有关的电话。
比如？
比如我的亲家母，比如我的侄子，比如我的外孙。一句话，所有人的电话和微信都从手机里消失了。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些人都好好地在那里，但他们像在另一个世界。
你儿子的手机打得通吗？
打得通，但是我发不出声来。
钱老师和孙老善的情况基本一样，打不通，要不就是打通了没有人接。现在你试一试能不能联系你的女儿。
老李想了想，她的手机里存着大女儿、大女婿的电话，但是他们上一次通电话还是过年，虽然表示不相认，但过年时他们还是会打个电话过来问问她的近况。而小女儿，前几天才通过电话。她拿出手机，拨出“大香”的时候，电话“嘟嘟”两声断了，再打，还是断。她拨出了“叶子”。叶子在日本，但为了不会用微信的妈妈申请了中国号码。她通常只需要等到一声长音后就挂断，不一会儿，“叶子”的国际长途会打过来。但是，今天，她等了又等，没有回音。她套上一件外套，走出公寓，走到街头。一切和平常一样。没有人看她一眼，没有人理会她，她走向邮局，女儿寄过来的东西通常会由邮局代管，邮局里面的两个姑娘肯定记得她。可是，里面没有一个她熟悉的人，她又向镇上唯一的一家银行走去。这里，她偶尔会来取个几百块钱，买买小东西，那里有个姑娘认识她。可是今天也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站到一家店铺的橱窗前，里面一个小老太，瘦小、佝偻，尖尖的脑袋，卷曲的头发，下垂的嘴角。她惊讶不已，目瞪口呆，感到迷惑：原来我长这样了呀！
别人忘记没忘记我，我不清楚，我自己早就忘记自己了。她想。
现在，一切都似乎变了样。
水果摊的老板好像换人了。
面馆里那个胖子似乎也不在了。
还有狗，一条整天在街头晃来晃去的狗也不知去向。
她回转身向房子走去，现在，眼前的每一栋房子都变得陌生，竟然没有一脚是迈向回家的方向，她抬头看看天，想看看太阳在哪里，没有太阳，没有云。
她有点不知所措，仿佛有鼓点贴着她的太阳穴咚咚咚地敲。
就在这时，手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她吓得一哆嗦，赶紧划开接听键。是老赵。他期待她这边有什么进展。
现在，在等待老赵到来的时候，她坐在公寓门前的一块水泥石块上，她以为自己会神情紧张，瑟瑟发抖，还好，她显得很平静。从昨天晚上开始，她的手机拿在手里，等着女儿的电话回过来，可是每一次手机响起，都还是老赵。她失望得有些恼火，坐在床上，差不多通宵未眠，到了下半夜，她迷迷糊糊，甚至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她有点相信自己病了。病了？她恍然大悟。她把手伸向床头，没有药，没有水，只有一瓶维生素被碰到地上。渐渐地，她的眼睛看清了一点儿轮廓，在她的眼前，是冷冷清清的单间——是不是到了阴曹地府？她又左右查看了一番，认出这是自己租住的房子，不是地狱。迷迷糊糊地，她想起了最近的几件怪事。首当其冲的是一架飞机，飞着飞着不见了。有人说掉到海里了，也有人说飞到时间黑洞里去了。还有一件怪事是在日本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出生三个月的孩子竟然开口说话，他说的是另一个国家的语言，他父母请来语言专家。那孩子说他的家在另外一个国家，他是转世来的，他的前生是一个潜水员，他是在下水救人时牺牲的，这家人请专家打电话到这个国家。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周围人人为之惊骇。这孩子的故事一时到处流传。还有一个怪事也无法解释：那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听到的，有一个人被雷劈了五次，但都没有死。据说被雷劈中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但这个人一生被雷劈了五次。第一次把他的半个胳膊烧焦了，第二次让他瘫痪，第三次把他的头皮削了一半，第四次削掉了另一半，第五次终于把他劈死。这五次一共费时三十二年。
眼前的事也令人费解。记忆里的老赵是一个爽朗高大的赤脚医生，可是打电话给她的像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太婆——没错，声音变得很细弱、慌张，不像个男的。
天亮时，她挣脱了，确定老赵的脑子不大正常，她等着他，决定尽力为他做心理疏导。上午九点，一阵嘈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她打开门，面前站着三个老态龙钟、邋里邋遢的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