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破产
我背着朝阳，抱着课本往宿舍走，鸟雀们呼一阵跳在操场上，呼一阵腾起落上树梢，我长长的影子布带般搭在花圃、小路和枯枝上，我困得睁不开眼，只想赶紧回宿舍睡一觉，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在初升的朝阳下掉了头。
从此，戴维几乎每天都有问题要问我，现在我想来，这些问题没有几个算是问题，更多的是戴维以与我讨论的口气给我讲解，或者自言自语。陈浩南几乎钟表般在下午下课铃声响过之后朝我喊一声，戴维叫你去。
我知道，是戴维叫我到世赛中心去。
那段时间，我们一师半生、一知半解的，在减材专业课之余，率先把增材制造实践课开展了起来。戴维带着各种各样他女儿小时候的小件玩具去设计打印，皮卡丘、上弦跳蛙、芭比娃娃、鲁班锁、纸卡凯旋门、俄罗斯套娃等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制图能力突飞猛进，戴维已经沦为我的下手。
你就是干这个的料啊，看这个精度。戴维看着刚打印出来的奥迪汽车连环标志说。
我不是这个料，我脱口而出，我要考大学。
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吃过晚饭，往图书馆补习。刚进图书馆大门，就听岳长辉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他远远指着校门口，打着手势让我出去。
是姐姐。
姐姐让我上车，二话不说，让姐夫发动起车往南狂奔。我问什么事，姐姐一句话不说。我说还得复习功课呢，姐姐还是一句话不说。一直到了南二路，上了高速，姐夫才说，家里有点事，我必须回去看看。
我能管什么事？
我揣着一肚子不乐意朝广安颠簸，一直到了大王，姐夫却下了高速向西，我不明就里，问姐夫这是到哪里去。姐姐拉了我一把，告诉我说父亲因心肌梗死正在广安人民医院急救。
我大惊。
现在想来，那一刻，我忘了他所有的不好，只想一步到他跟前，连什么原因都忘了问。
到了医院，听到说暂时脱离了危险，我才知道，父亲喝了农药。
年前，实则是去年下半年，公司就很不好了。但当时，我们都还没认识到这只是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在这个国家的一隅留下的伤痕。我父亲的公司，这些年一直为国外的大公司做贴牌轮胎，去年九月份，先是突然取消了订单，紧接着资金周转困难，雪上加霜的是，聂莺在儿子走后，一直利用手中的便利偷偷转移资金，直到她消失两天后报了案，父亲才意识到问题到银行查对，这才发现三个账户中只剩下债务了。
供货商和银行很快做出反应，断了原料，银行回抽不到贷款，直接起诉封了生产设备和厂房，父亲走投无路，买了农药，到我们原来的家喝了下去。要不是邻居发现了他的车在楼下去敲门听到动静，父亲的命也许就救不回来了。
亲人们占满了半条楼道，父亲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在探视时间，拒绝见任何人。国华叔叔守在门口，谁都不让进。我和姐姐在门口等了好久，不知道国华叔叔怎样说动了父亲才让我们进去。
父亲比上回见到时又瘦了许多，眼窝和两腮都塌了下去。姐姐推着我，顺着父亲的眼神站到床头边，父亲伸出枯萎的手，取下氧气罩，对我们说，这是报应，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学我。说完阖了眼，不一会儿，国华叔叔进来示意我们出去。
是国华叔叔送我回来的，姐姐和姐夫很长时间都要留在家里，处理一应事务。我征求姐姐的意见，是不是我也留下帮她一把，姐姐没有答应。她对我说，父亲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学业，让我一定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大姨这回表现得比较沉着，说让我放心，说这些年攒了不少钱，我们一家，饭是管得起的。
到了学校，我才想起家里需要钱这回事，我心里惭愧自己连点小事都做不了。我让国华叔叔等着，回宿舍问陈浩南要存在他那里的两千三百多块钱，陈浩南没有现金，凑了五六个宿舍交给我，我拿着钱交给国华叔叔，国华叔叔让我揣好，说，公司的亏空，现在搬座金山恐怕也堵不上了。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马纯从陈浩南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把存在陈浩南那里仅有的六百多块钱全部兑出来追着我跑到楼下，硬塞到我怀里。在我看着国华叔叔走远返回宿舍，把钱还给他后，他一声不吭收下。却在别人都去餐厅时留下问我是不是不够，需不需要他回家，让他爷爷找亲戚再借点。
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我平生第一次敞开怀抱把一个人结结实实地紧抱在怀里，我重复了国华叔叔的话：我们家，现在搬座金山，恐怕也堵不上了。说完，我趴在马纯肩膀上，放声大哭。
一个也算是轰轰烈烈的家庭，转眼间就塌了；一个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转眼间就倒下了。最悲惨的是父亲赔了夫人又折兵，成了笑话。
我原来多么恨的父亲哪，现在倒霉了，为什么我这么伤心？
我的脑子和心灵，好像一时还理不清这样的变故。只是感觉，踩在校园石板路上的每一步都虚浮，像飘在半空里。昔日让我引以为傲的高个子，现在每一块，手啊脚啊膀臂啊甚至脑袋啊，都成了多余的，它们拖在我身上，啪哒啪哒地跟着我晃悠，冗赘如寄生物——我好累。
兄弟们从我满身的疲惫中读到了一切，和我说话都小心翼翼起来，谁有了点零食，开始先给我了。好长一段时间，陈浩南都不在我面前说起吴楚怎样怎样了，我的悲伤和困顿，像一场大雾，把423覆盖了。
没有人说什么，我们那样的年纪，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彭浪开始一课不落地陪我去补习，我却坐在第一排睡着了。我又梦见大雪，我已经无数回梦见大雪了，无边无际的大雪，我走在棉絮堆般的大雪中，不知道身在何处，喘不过气，迈不动腿，喊不出声，很快就被大雪淹没了。
我醒来，彭浪和岳长辉、马纯在等我。我收拾好东西，和他们走出教室，我们一言不发，往校门口走，走着走着，岳长辉突然扭过头，说，后天就测试了，你得打起精神。
我听到我鼻子里哼了一声，我那时还没有明白那是不以为然的声音，我看不清我的内心，不知道在那里，在那一刻，考上大学这件曾经如命一样沉重、庄重的事，已经不算什么了。
回到宿舍，我给姐姐打电话，知道父亲公司的厂房、设备和车辆，已经在变卖了，我一阵阵心酸，竟然说，卖了，不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吗？
姐姐说，本来就是虚假繁荣。我们这些年，都是在替国外的大品牌做人家的低端系列贴牌轮胎，利润本来就很低。这一两年，光为环保问题一再赔偿村里，贷了难以负担的款购买污水处理设备，刚重新投产没几天呢，接不到单了——更别说遇上这些事。
为什么我们不去注册自己的品牌？
——我问了句让我这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话。
傻弟弟，谁不想做自己的品牌，前些年我们尝试过，可我们的技术不行，我们的产品打不进国际市场，连国内都卖不出好价钱。
我挂了电话，心里浮起一句话：兵败如山倒。
我们家破产了。
我对戴维说。
这是在周四晚上，我设计完毕一个旋涡纹彩陶罐图，请戴维看过之后。
我越来越愿意来世赛中心，越来越爱摆弄这些机器，坐在铣床前用钢板冲出我所需要的形状，拿精细焊接器把一个个零部件烧在一起，再用细砂轮把焊缝打磨光滑，看不出焊接痕迹；或者在电脑上设计制图，调好色别和材质，听着机器吱吱响着，看着所有的设计一丝丝显现于打印台板——这一切，如神迹。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那么直观，那么强烈，立竿见影——你想做成的东西，就拿在你手里——我做到了——每次，我都因这种真真切切的成就感而安慰和感动。
戴维示意我坐到旁边，自己坐在电脑前，审视着屏幕上的设计图。
我爸说是报应。
我把一张打印过的A4纸慢慢卷起，又捋开。
嗯。戴维应了一声，调出打印命令，但想了想又关闭了，转身到机器那边这里瞅瞅那里看看，我期待他能对我说点什么，我说，姚曼老师找我聊过。
嗯。戴维又应了一声，过来抽了两张纸巾回到机器旁，小心翼翼擦拭打印针管接口处，小声说，哎，就是这里了。随后在旁边的工具箱里取了扳手和螺丝刀，把针管取下又重新安装上去。
你知道这机器刚弄来时，秦院长和常书记担心什么吗？
戴维坐了，拿纸巾擦擦手说，担心啊，日子长了，会变成一堆废铁，增材（制造）啊，是个新行当，光说愿景多好多好，但没见应用多少啊，好多我们这样的院校啊，不愿意开课。
那这回就甭担心了，你可以开课了。我替戴维高兴。
开不了，戴维摆摆手说，一个学科，不是一个老师，弄个一知半解，打印个哪吒孙悟空就能解决的事。首先得有教程，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践教学条件，还得有高水准的师资，最重要的，是有愿意学习的学生啊，而学生选择专业，还是看学以致用，看毕业后有没有市场啊。咱们现下算是具备了前两条吧。离一门学科，特别是成熟的学科，还差得远呢。
啊——我心想，原来是这样。那，我问，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学校，学科是不是经常要变化？
那还用说，戴维说，你别看技术类院校看上去地位不高，但是办学，比那些普通大学难多了。人家的专业相对稳定，因为世间的大道理、大知识，相对稳定。不像我们，科技，产业技术一变化，一提升，我们如果不跟上，那我们的教学，最起码是专业教学这一块，就马上滞后。滞后就没市场，没市场，就意味着我们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我们的教学失败了。
这么说吧，技术教育，才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晴雨表啊。
戴维感叹道。
那现在，有多少学生愿意学这个？
我问。
戴维看了看我，看看机器，摇摇头，悲伤地说，没有，没有人愿意学，谁愿意跟一个二把刀老师学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呢。
我愿意呀，我要愿意学，你愿意教我吗？我说。
唉，戴维苦笑道，你哪有时间学，你还要考大学。
不冲突的，又不是天天都学这个，不冲突的。我说。
那是你不懂啊，真学起来，总有一天要冲突的。
我本来是想同戴维说说我家里的事，但他的心思好像都在他面前的机器上，我又待了一会儿，就回教室了。
那晚我回到宿舍，为戴维、为学院、为我们当前的形势好一阵悲哀和焦急。但没想到一个月后，情况天翻地覆，戴维的“实验室”里，戴维和让他万分落寞的3D打印机突然天天被学生和老师围满了。
原因后来我才知道，学院发布了世界技术大赛的通知，这本没什么让人惊奇的。与往年的通知不一样的是，通知附件中有三年来世界技术大赛的获奖名单，这些世界级的技术能手、大师，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那么近，近到触手可及。名单中有三位山东的，有减材制造的，有装潢设计的，有汽车建模的，竟然还有裁剪和理发的。我们突然明白，我们并不是像我原来想的那样，一个小小的学校，学门技术，混碗饭吃。我们原来有异常强大的世界级组织和竞技，这么多人把自己的技能做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水准——这是个多么大的舞台，有如此多的卓越的先行者。一周多的时间，校园中的各个角落，都是对此事的议论和筹划，我们面前的路突然延伸到很远很远，却又不是模糊和迷茫的，而是清晰的，光明的地方。
我找到戴维，报了名。项目中，我郑重地填上了：增材制造。但出乎意料的是戴维说已经报了152个。
也就是说，我要能参加上一级的比赛——省赛，得先战胜我的152个同学。戴维提醒我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但我有信心，我能在学好文化课，不耽误高考之余，再把增材技术搞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已经跟戴维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先于其他152位同学进入跑道了，在戴维办公室报好名后我回到教室，想到终于有一件事，我赢在了起跑线上，心里美滋滋的。
第一堂理论课上，学院最好的计算机房里，在我左前方，赫然坐着王赫，他中间蓬起的“公鸡头”，竖起的黑色风衣领子和肩膀上方露出在显示屏上，让我一下子对先前认为的这152个对手的质量产生了怀疑。这些人会不会像王赫这样，实在没有正事儿干来凑热闹的？
那我的参加省赛之路，就平坦了不少——我松了口气，掏出随身携带的英语习题铺在键盘旁边，戴维讲解完Solidworks几个模块让我们自行练习时，我开始刷英语题。一周之后，我仍然可以对前后左右对我提出问题的同学们讲解和演示。看到他们不断点着头，脸上或快或慢浮出的或真或假的佩服的神色，我甚至想，也许就像戴维说的，我就是个天才，天生对这个敏感、接受迅速。直到两周后戴维在临下课前突然说要测试一下我们掌握建模的情况，把一只布偶唐老鸭传送到了我们屏幕上。
我把笔和试卷扒拉到一边，右手操作鼠标，左手配合在键盘键入目测出的数据，蓝色的帽子，淡蓝色的大眼睛、黑眼珠，黄色的长嘴巴，红领结，白色的身子和手，黄脚蹼，我当时感觉用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我保存好，迅速上传给戴维，然后把旁边的试题扒拉过来，读完一段小短文，做完了五道阅读理解题。
把笔和试卷、课本收拾进帆布提袋的时候，我还想，如果我中学有这样的觉悟和努力，现在，应该在市一中教室坐着刷题了吧，安静地、单纯地、心无旁骛地考大学，不会有世赛这样的事了。我还想，上天安排我进了东技，一定是让我明白，我甚至比普通的高中生，多了这样的技能吧，天生我材更有用。
还没等我想完，戴维就公布了测试成绩，戴维史无前例地高声宣布：第一名：王赫。
接下来，戴维每说一个名字，我的头皮就猛地跳一次，跳到第七次，是我的名字——153个人，分三次上课，我们这个班51个，我列第7名，也就是说，我离能参加省赛，至少还有20个人要超越，并且，还不算两个县区的同类院校。最可怕的是他们比我晚接触了两个多月，最最可怕的是两个月前，戴维就说我的水平已比他高出很多。
那天我躺在床上，对着笔记本胡思乱想了好久，没划拉下几个字就感觉抬不起眼皮，但仰面躺了，又睡意全无，辗转几回，才慢慢理清心里那团麻。
——没心学习、成绩不好的人，不一定心不灵手不巧——不论老师家长学生——每一个人都太看重成绩好这回事儿了，甚至把成绩差的同学看成低能儿，看成捣蛋鬼，甚至看成异类。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说不准好多人会超过我，但这个人，最不应该是王赫——多么荒谬的逻辑！
什么叫因材施教，怎样才能因材施教，就是不要拿同一把尺子丈量每一个人，每个在校生都是一枚钻石，你看不到他发光，只可能是观察的角度有问题。
文化课上灰头土脸的王赫，一到机器前，霎时熠熠生辉。
下了课，我提着帆布包往宿舍走，王赫晃着他的公鸡头，紧紧裹着身上的风衣凑近我，说，去吗，明天？
明天？去哪儿？我一时有点蒙。
入海口啊。王赫挤挤眼。
我想起来了，上周戴维就下了通知，明天是我们的游学项目，去入海口保护区游览，戴维说了，我们要去看看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
当然，我心里不太愿意去，年轻不年轻的，和我啥关系？看了就能考上大学吗？看了就能稳稳地在153个人中拿第一吗？
王赫看我迟疑，说，嘘，我们几个商量了，去的话，我们不随全班回了，坐晚一点的专线交通车回——我们想去吃黄河口大闸蟹，嘿嘿，这时候，肥着呢，膏满肉肥，你一起不？
大闸蟹？我看看王赫期待的眼神儿，说，你们家里都有矿啊？想了想又说，要有人请客，我就去。
我╳，王赫骂了一句，算我多嘴，谁那么多钱，我们AA，不过你既然开口了，你的那份我请。
我╳。我也骂了一句。说实话大闸蟹让我心动了，但一掂量我那点生活费，又有点心凉。又想一天的时间为吃个螃蟹，真是有点舍不得时间金钱。我有点左右为难。
算了，王赫手一挥，裹了裹上衣，说，没劲，不带你了。说着一溜儿烟儿跑了。
人，就怕心蠢蠢欲动，一动，就忘不了了。第二天，我还是去了，一旅游专线大巴，我朝已经落座的王赫挤了下眼，王赫瞬间明白了，朝我打了个剪刀手，说，耶！
沿着渤海边的防潮大堤，近一小时的车程，左手边是连片的海产养殖区。临时充当导游的戴维指着各式各样的水池子介绍着，这是南美对虾养殖区，这是海参养殖区，这是大闸蟹养殖片区。右手边是海滩，正是退潮的时候，近处袒露着广阔的黑褐色泥滩，远处是望不到尽头的潮水，海天相接处，是一层又一层深浅不同的灰褐，戴维指着蚂蚁般在浮游于海平线上的黑点，说，那是广利港归航的渔船。
小时候，我曾经跟着父亲，沿小清河入渤海。印象里就是无边无际的水，浪越来越高，有些害怕。后来，就是不停地上学，虽然住在海边，但再没到过海上去。此刻的大海，与小时候的大海不同了，不再只是水，只是无边无垠的水面，而是多了好多，像天空，像云，像泥滩，还有水里的泥沙，还有复杂的看海的心情。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经过一片沼泽和苇荡，因为乘坐的是保护区与市公交公司联营的大巴，五十块钱的车票里已经包含了门票，所以我们直接进了保护区大门。门内的景色，与外面完全不同，我被路两侧齐刷刷一人多高的开着白花的芦荻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荻花，柔软的，律动的，我们的车仿佛游弋于荻花海面上。
戴维指着远处耸立于芦苇荡中的电线杆上面的鸟巢，和旁边单腿立着的一只细瘦的大鸟说，看到没有，这就是东方白鹳的巢，十年前，白鹳还是候鸟，由于我们持续的环境改善，现在已经是留鸟了，在这里安家了。这时候那只大鸟好像知道我们在看它，展开翅膀呼扇着飞起来，盘旋几圈又落下，继续刚才那个姿势，立在线杆顶端望着远方，雕塑般。
车在路南一片水面边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戴维招呼我们下了车，沿一条悬空在水面上的木栈道朝里走，两边是细细的水波、绿得发亮的狐尾藻、成群的游鱼，水中沼泽间野鸭出没。浅水间和半空里有立着或飞着的鸥鹭，游人们散落在栈道和几个湖心小岛上，看景、拍照，不亦乐乎。但我心里还是想着仿佛是明天就到来的高考，强打着精神跟着同学们往前走，感觉这真是过于浪费时间，毫无意义，接下来的几处景点，我直接没下车，掏出随身带着的习题温习。
我已经开始后悔这一遭旅游了，要不是最后在陈浩南的劝说下爬上望海楼的话。
望海楼是一栋多层透明玻璃外墙建筑，旅游码头。在码头上登船，半个小时后就能见到市区广告上河海交汇、黄蓝交汇盛景。我们没有乘船，而是集体登上了望海楼楼顶。北望黄河浩浩汤汤，穿过黄褐色、绿色交织的农田和树林，汩汩地，载着天地间最大的力量朝大海勇往直前。东北向入海的河口铺成一面浩大的扇子，又像片金黄色的银杏叶，远了，滔滔的河面看不浪花了，有目力所及处和蓝灰色的海面浑然一体，旷远而平静，那些半空中的鸟儿，水边蘑菇状的绵柳林，无声，缓慢，覆盖着袅袅的水汽，梦里一般。
我独自在楼顶一角，望着河，望着海，望着兴奋地大叫和跳跃的同学们，暂时地把复习题抛在了脑后，沉浸在眼前的景色里。
但一登上回程的大巴车，我又开始后悔了，感觉浪费了这么宝贵的时间。
那天回到学校后，我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把一周七天的早晨五点半到晚十点半的时间，什么时间起床吃饭，喝水锻炼，上课刷题，实习实操，洗刷上床，安排得天衣无缝，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必须先做一个机器。具体的小事做不好，是没有资格谈论理想信念，是没有资格谈论前程、幸福与灵魂这样的事的。
周末，姐姐来接我回家看望父亲。
这期间，我回家看了父亲两次。从父亲躲避的眼神和长时间低着头装瞌睡里，让我感觉到了一个男人的羞愧和绝望。处理突发的堵门、催债、搬抢机器设备让姐夫瘦成了一根竹竿儿，姐姐急得没了奶水，大姨父和大姨，已经在商量卖东城的一处房产救我们家的急，老家一个原来不大来往的堂伯送了五万块钱给姐姐，让父亲好好养病。亲人们的帮扶和安慰，让我们既感动又惭愧，因为姐姐说有好多亲戚，我们家好时，并没怎么照顾他们。姐姐说，患难见真情。而我则想，我们还有机会回报他们吗？
这次回家，我们和父亲在原来三楼的小房子里吃晚饭。姐姐炒了青椒、鸡蛋蒜黄，炖了鱼汤，烙了包菜馅饼，熬了小米粥，切了咸菜丝。我们围坐着暴起漆面的小圆桌默默地添饭，咀嚼，吃着吃着，父亲放下筷子，掩面啜泣起来。
父亲双手捂着脸，已经瘦削下来的双肩耸动着，我和姐姐放了筷子，手足无措，这大概，是父亲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放下所有的坚硬，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父亲，一个孱弱无助的病人，一个赤裸裸的失败者。作为长期对他怨怼，谈不上任何交流的子女们，我们找不到任何话语安慰或阻止他。
我和姐姐看着父亲往悲伤悔恨的深井慢慢陷落，又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搓着脸，捂着胸口深重地咳着，抽了纸巾擦着涕泪，一寸一寸爬出来。
父亲阻止了姐姐去温粥，摆手示意她坐下，姐姐看看我，我也看看姐姐，不知道父亲要做什么。而父亲自己，却拿着一张纸巾擦完脸又擦手，又擦眼前的桌面，擦无可擦之后，抬头看了看姐姐，又转向我。
考大学，也很好。
父亲说。
当工人，也很好。
父亲又说。
自己的技术不行，只能跟着人家捡点剩饭，一有风吹草动，渣都没了。
父亲说。
在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之时，父亲说完，端起眼前的碗喝了口米粥，站起回房间了。
我看着父亲走了几步，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拧开门锁，推开门，将佝偻的身体拽进房间，再掩上门，把我和姐姐挡在他身后。我想，此刻，门里面那个父亲，和当日把我送到东技门口，对我说“只能当个工人”了的父亲，不是同一个人了。
饭后，姐夫拉着我去欧陆轮胎厂拉机器，我说我还得赶紧回校上课呢，姐夫指了指里屋，说，老爷子的意思，让你也去看看。我只好下楼上了车。
姐夫说他们前年刚从德国引进的生产线，世界上最先进的。只是——姐夫说，再先进的生产线，没有订单也白搭。我很不解，误以为父亲也想引进，现在这形势，这不是开玩笑吗？
看这个干啥，我们又没钱引进？
姐姐解释说，当地的几十家轮胎厂，前几年，外贸订单像雪片一样往这里飞的时候，都抢着扩能。扩能需要钱，就贷款，厂与厂之间，互相担保，连环担保，谁也没想到突然打起了贸易战，一开始还以为说说玩玩，没承想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形势迅速恶化，银行为自身安全，疾速抽贷，好多厂一眨眼就转不动了，厂区和固定资产光被法院查封的就有十几家，欧陆轮胎算得上龙头了，两千工人，几乎一夜之间跑得干干净净——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问。
姐姐说，他们引进生产线用的资金，是我们担保的。这是马叔（欧陆的老板）看在多年的交情上，私下里跟咱爸说，赶紧把机器弄回来，晚了，恐怕连块废铁都捡不着了。
那我们弄回来也没用啊。我说。
姐姐说，弄回来，我们设法弄回来。这设备不是说买就买的呢，当年费了好多周章——
正经过一片育苗场，尘土落满侧柏和塔松枝叶，灰扑扑的。姐夫关上车窗，前前后后指指，说，看见了没有，这几公里的路两边，轮胎厂，七家，现在只有最小的傲马还开着门。我听爸说了，人家当年没做贴牌，也没呼呼地上生产线扩产能，现在才明白，人家这叫稳扎稳打呀，人家这傲马轮胎，没叫响过，这人工开合的铁大门，从来没换过，但人家的傲马轮胎，现在还不慌不忙地卖着，看见没，就那家，看，还往外运货呢——
我突然很想让姐夫转头到这小小的轮胎厂里瞅一眼，但就那么一想，还没等想完，就到欧陆了。
进了厂，直接往南到最头上一排蓝色车间，姐夫把车停了，下去从后备厢里拿出块灰不溜秋的车衣把车罩住，问姐姐，腿酸不酸？下来赶紧溜下腿儿吧。
看姐姐摇头，姐夫坐进车里。
我挺吃惊，问，为什么怕让人认出来，我们又不是来偷东西。
唉，姐姐苦笑了下，说，这傻弟弟，咋说呢，我们县里三十三家轮胎厂，除了在县城西北角的四五家，其余大部分，都集中在附近，谁不认识谁？我们没事儿来这里，是啥意思？马叔只有我们一个债主吗？你信不信，你现在要开门去动机器，马上会跑出来百八十口的，一眨眼就给你搬没了——
什么意思？我看看四周，很安静，刚才给我们开门的保安也缩进屋里，再不见踪影儿了。
天渐渐黑下来，但姐姐和姐夫，都靠在后枕上，一声不吭。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赶紧搬吧？
姐夫头靠着后枕晃了下，扑哧笑了，咱仨搬吗？放在咱们后备厢吗？
我一听心想，真是不对劲儿，是啊，我们为什么没带货车来？也没叫搬运工，指望我们仨，根本不可能搬动啊。
等着，傻弟弟。姐姐说。
我只好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姐夫打了几回电话，从门口进来六台加长平板拖车和两台起重机。我们迎过去，卡车上下来一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老年人走到车间大铁门前打开几重锁链，紧接着打开里面的灯，用沙哑的嗓音说，快，快点。
姐姐叫了声马叔，老年人对着姐姐叹了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妞子啊，我们是全完了，指着你们了。
里面乱七八糟，地上扔着劳保手套和一些工具，昔日即将能换成大把外汇的半成品轮胎裸堆在过道上，几只受惊的老鼠嗖地蹿出来钻进旁边一堆纸板箱中，履带上粘着没压好的橡胶皮，头上扎出一排钢丝，像被切开的肋骨，晚秋的风从坍塌的顶棚灌进来，吹起一地尘土。
一部小叉车迅速清理了过道，在姐夫不断打着手势催促中，两台起重机各沿一条过道，把早就拆解开来的机器一块块吊放到卡车上。没人说话，隆隆的车声在空阔的厂棚中沉闷而悲怆，吊臂无情升降摆动，外星巨兽般，缓缓地、无可阻挡地，把这个曾经繁华过傲慢过的古老帝国拆解得四分五裂，拆解成一片废墟。
最后，我随着姐姐出了门，回身望望黑暗中尘埃未定的厂棚，走到车前，在半夜的秋风中打了个寒战。
回到家，姐姐打电话请国华叔叔送我回校，我诧异她为什么不一起走，姐姐告诉我，她和姐夫都已经辞职了，东城的房子也卖了，已经把家全搬过来了。姐姐坚定地说，我们的产品，是曾经贴上世界名牌的商标销到四十多个国家的，我们不能认输。
昨晚那设备，你们搬回厂里了？
我突然想起来。
搬回厂里，还不让人抢了。姐姐说，不过，该还的债，我们认，相信你姐吧，早晚有一天，我们连本带利，都还上。
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到贴切的词来形容我那一刻的心情，我不敢相信，但又知道这是真的，有不解，但又感觉感同身受，有恐惧，但又感觉必须勇敢——
那一刻的姐姐，我既熟悉，又陌生，既佩服，又担心。
姐姐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放心吧，我们一定能重新站起来。你赶紧回，好好读书，将来我累了，你来帮我。
我回到学校，依然是上课补课实践考试，与以前不同的是，我开始时不时想起父亲，想起他那晚打开门，走进房间的背影，想起他耸动的肩膀和“也很好”“一有风吹草动，渣都没了”的话。睡前在我脑海里晃动的脸，有时候，也由母亲变成父亲了。我还经常想起姚曼老师关于亲人、关于婚姻的那些话，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十分明白，只是感觉婚姻不再是那么天经地义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了，也许，是一个人一个样吧。而对于父亲，我心里的芥蒂还在，那些恨意还在，甚至是不屑，也还在。只是，其中，隔三岔五地生出些哀伤，生出些怜惜，生出些牵挂。现下，写着这些文字的我，二十岁，余生还长得望不到头，这漫漫的路上，我相信，有我与父亲更进一步的互相观望和交流，互相理解很难，但我希望有一天，也会有所尝试和收获。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想起姐姐，想姐姐趴在车窗上的那张脸，想姐姐说，我们不能认输，想姐姐以怎样的决绝亲手砸掉了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想姐姐对我说，将来她累了，我得帮她。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有时候，想着想着，天就亮了，有时候，想着想着，泪就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