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把牢底坐穿

不得不说，东技，真是个将学生自治发挥到极致的学校啊。

报到那天，除了报到台前有个带队的老师，分发材料和物品的、两边社团宣传的，还有整理花园的，都是穿着校服的高年级学长。学院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句话重新诠释和计划安排了。

校园里密布着“之”字形和“S”形的小路，这些曲里拐弯的小道把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各处之间的路程拉成直线距离的几倍。这是我入学很长时间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设计这些路的人，是脑子进水了吧。

从办公楼前广场向西过了栅门，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不断分散到各个住宿区的新生们，和我一样，不一会儿，就在大太阳下的波浪式前进中汗流浃背。刚刚报到的时候尚能强撑住场面的家伙们，此刻在大小包裹和热流之下开始伸腰拉胯，看得出有意志不坚定者已经转身四顾，脸上流露出欲哭找不到怀抱的委屈。不断有戴着红袖标、举着一杆因无风不能招展的小旗子在各“紧要处”迎接的高年级学长们，接过“超载”的新生们的行李往前送，或者接过面露迷茫者手里的简易地图，给他们指出宿舍的准确方向、标注上最省力的路线。还有几处饮水点，一把大阳伞支在路边显眼处，一张桌上摆满瓶装水，任我们自取。一路随行的，是舒缓的钢琴曲，让我乱糟糟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后来，我知道那是久石让的《菊次郎的夏天》。

我又看到那个瘦竿竿了，他手里并没有多了行李啥的，还是提着刚才我故意踩他时的帆布袋，明显短一截的裤筒下露出黑而细的脚杆。

我们一个班的。

走着走着，细脚杆突然回头对我说。

我愣了下。我说我是智造电气一班，你也是吗？他点点头，挺生硬地说，我叫马纯，你叫什么名字？我是423宿舍，你呢？你知道学校里有没有小卖部吗？我想买牙膏牙刷去。

应该有吧，你问问那个戴红袖标的吧。我指着前边拐角处站在一张摆满了纯净水的桌子后面的学长说。他问的问题太多啦，我选了最后一个答。

他快步向前走过去，泛黄的帆布袋被他紧紧夹在腋下。我知道我们一个宿舍，我心想，我倒要看看这个细脚杆包里装着什么东西。

我忍着闷热，气喘吁吁地攀上校园最东北角那座男生宿舍楼的四楼，401、402——我一路拖着箱子向西数，看到那个后来戴维（我们给张大为老师取的英文名字David的音译）描述中青年干部标准模型的林幸哲从东楼梯口提着箱子现身了。

最耀眼的是他雪白的衬衣，长袖的。再加上与西裤搭配的藏蓝色领带、梳得锃亮的小分头，没让我一眼认定他是个什么学院团干部的，是他手里提的横款牛皮公文包和身后的巨型银灰色钢质包角行李箱。我想，这可能是哪个在回大学前送不争气的弟弟入学的哥哥吧，虽然脸色确实有点稚嫩。穿搭和气质，特别是腕上的银色钢链手表——后来知道还是机械的——与学校的整体风格简直是格格不入啊。

戴维后来跟我说，在林幸哲报到那天，和他一起坐在报到台后面的金万乘老师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东技懂吗？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更不是政治学院，打扮得跟个青年干部一样，嗯？这样的家伙你在咱学校见过多少？见过吗？瞅着吧，油头粉面的，不知肚里兜着什么坏点子呢。而戴维则认为他的学生为什么不能是花样男生，谁能保证他将来不是个优秀的团干部——他感觉周围的老师——特别是金万乘——无端的猜忌，全都是因为嫉妒。特别是，戴维坚定地说，老金那大背头，全世界最油。

我仿佛能感受到，可怜的戴维被我捶瘪的胸口，终于在看着林幸哲在签名后朝他深鞠一躬时舒缓了。林幸哲还告诉他，他在远处就认出他了，说来之前就在学院网站的优秀教师展示栏中看到了他的照片和简介。

那天，这个在报到那天见到他的老师们眼中只可能出现在电视选秀节目和青春偶像剧中的花样男生，和我在421门口的楼道里擦肩而过，我猜测可能是我眼中不由自主流露出的惊讶之色让他侧过脸，朝我微微点了点头，像电视剧中突然在转角遇到不太熟悉的下属的总裁。

我╳。

我心里骂了一句粗话，拉着箱子站到了423室门口。

我看着门框左上角伸出的白底蓝字的标识牌，再看看刷着灰色墙裙的楼道，看着室内铁架上下铺和蓝白方格床单，心想，这就是我的囚室了。我一路蹦蹦跳跳的心情嗖地如坠冰窟，我要在这里，开始我遥遥无期的徒刑了。

这是父亲对我的宣判：顶破天，也就是个工人了。

任何一个有逻辑感的人都听得出来，这里面还包含着戴罪立功的意思，表现良好才可以。

那，东技，不是我的监狱，又是什么呢？

我怀着满腔悲愤，拖着箱子径直走向东边靠窗悬空的上铺。我认定了它是我的，不是因为它是这个房间唯一没有整理过的铺位，而是它袒露着惨白的床骨架，散乱堆积的床单被褥像一个被打伤、身上裹满了布片的人的残躯。这一切与我乱糟糟的内心，太符合了。

没等把箱子放好，我就在床铺侧板上贴着的小纸条上发现了我的名字。

宿舍比我想象的清凉洁净许多，小块地砖泛着无数摩擦过后的光泽，老旧推拉铝合金窗玻璃和窗台不着一丝灰尘，更让我嗅到了管制严酷的牢房的气味。靠近门口两边的床都只有上铺，下面各放着一张书桌，桌下是几套洗漱盆桶。我打开箱子，把洗漱用品拿出扔在空着的盆里，把箱子填入我这一侧最靠近地面的壁橱。待我爬上铺，把床垫拉向床头时，赫然发现和我对头的上铺上那个熟悉又突兀的影子。

我╳。

这回的粗话脱口而出，我真想不明白，明明是去买牙膏了，怎么还赶到我头里了？

细脚杆正在套枕套，半蹲在床上，像个松了线的、细脚伶仃的木偶，细长的脚边是那只我打量过几次的帆布袋。

我在他又一次回头看我时疾速收回目光，好像怕被他窥到什么不好的心思似的，心跳了几下。

屋顶一只摇头风扇的风过一会儿就在我后背上扫一阵，我在间歇性的清凉中发现“狱友”们已经熟络了，包括和我对头的细脚杆。我在进门时并没有回应他们的注目礼，错过了与他们迅速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现在也只有硬着头皮冷酷到底了。

收拾好床铺，我趴在铺上透过楼宇间隙看着南边的操场，看着东南边的教学楼、楼宇间的花园、食堂、种植园，还有西边远处仅露着一道细细闪着银光的建筑顶部。望着楼宇间的花草和树木，心想，这里，就是我接下来几年放风和参加劳动的地方了。

我胡乱铺了下床，躺下来，松了口气。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上总算有个地方，暂时性地属于我了。

我翻个身，望着屋顶，听到自己在不由自主地叹气，最终，还是落到了这么个地方。他们在用我听不清楚的气声说话，窸窸窣窣的，我突然怀疑他们在议论我。

我爬下床，重新拉出刚填进壁橱的箱子，将生活用品和衣物一件件扔出来，边收拾物品边暗中观察423的“狱友”，企图在其中辨认出谁是老布，谁是汤米，谁是万能的瑞德。当然，在整理好床铺，仰卧其上，望着洁白的天花板时，他放弃了，他让自己像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那样想：人心，不是那么好看透的。

“狱友”们大约早就来了，已经打理好了“狱”中的一切，似乎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开启新生活。听他们言语间的欢快，我知道他们都没有被自己的父亲宣判过。

那一刻，我心里满是虎落平阳、与犬为伍的悲戚。

我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的“狱友”们，见面不到几分钟，已经像处了多年的老友那样开始在各自床铺上畅谈起理想和未来。“文豪”彭浪说，这三年，他要谈一场恋爱，写一部书，名字都取好了，就叫《风月无边》；王一凡说话慢吞吞的，他说反正上不了大学了，干什么都是没用的；白白胖胖的陈浩南眯着眼“嗯”了好长时间，神秘地说，他想赚好多好多钱。他的话让我们发出一阵又一阵嘘声，赚钱是每个人的梦想，这不算，大家说。他又想了半天，唱道：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王一凡说，也写书吗？

陈浩南说，写不了，哪有那才华。

王一凡说，瞧你那点出息。

陈浩南就反驳，说谈个恋爱就没出息，写本书就有出息，这算什么标准呢？

于是，大家就由着这个话题谈了半天恋爱与文学的关系。但也没谈出啥来，后来不免无趣，就接着说理想。

黑瘦黑瘦的、眼里无时无刻不闪烁着光芒的朱子康说，我就一个目标，有模有样地打一场架，他妈的，在家管得太严，不敢打，憋坏了。

我天，这也算理想，太野蛮了。彭浪说。

细脚杆马纯这会儿坐在上铺墙角，支棱着耳朵听大家说话。在路上时，我以为他很健谈的，一口气问了那么多问题，但轮到他时，他却支支吾吾了半天，说，没啥理想，学个技术，毕了业能混口饭吃，就行了。

马纯的话让大家不约而同叹了口气。他说到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痛处了。说理想可以飘啊飘啊，反正不用花钱买的，但一说到将来的生计，学个技术，混口饭吃，这对技校生来说算不上理想，而是无比现实的问题。

理想让人快乐，让人感觉自己可以飘起来，飘到云上去。

但看一眼窗外发黄的树叶，想想自己没能进入普高的分数，想想三年后何去何从，就飘不起来了，要坠进泥土里去。

你呢，成良？

终于，轮到我了。

我抬头看看屋顶，那里有块羊皮样的水渍。

大约是楼上地面污水从灯线孔中浸泡得久，羊皮层层深浅灰褐，像掩藏远古秘咒的经卷。

把牢底坐穿！

我说。

所有人都沉默了，屋里静下来。

我仰面躺在床上，羊皮的边边角角在我长时间的凝视下似乎动起来。我揉揉眼，翻身朝墙，墙上有行刀刻下的字：该死的吕梦涵！！！名字上打了大叉号，涵字可能是因为笔画多，中间部分抠掉了块墙皮，我费了好半天劲才认出来。

这大约是这床铺的哪一任主人由爱生的恨吧。不知道前主人后来怎样了，有了怎样的未来的生活，吕梦涵是不是继续让他恨得牙根痒痒？

“当你进了牢笼，门闩锁上，你才明白这是玩真的，眨眼间，一生就毁了，只留下无穷悔恨。”

我拿手指肚摸着这几个字，心里突然想起《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这句独白。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听到门外有人用气声说，快，快起来，你们班主任来了。声音很轻，但异常清晰。

这声音显然来自哪个老生，或者说学长。

学校是个奇怪的地方，师生是种奇怪的关系。

特别是现在，学校连学费都不收了呢，老师自有国家发工资。可以说，老师和学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师者父母心，老师对学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你好，要你好，要你好。但是无论如何，师生，都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就连一个不相干的学长，看到我们班主任来了，都会探进头告之。天下的学生是一伙的，都长着一条自己削割不掉的老鼠尾巴，都知道老师是专割尾巴的，但割尾巴很疼，都不愿意被割——每个学生，都知道这样的痛苦。同病相怜。

我本能翻身把腿搭到床栏杆上，但刹那间，我又想，班主任有什么了不起。想着，我把腿脚又伸向床尾，还未安放妥帖，就看着班主任的半个头，沿着接在一起的两张上铺栏杆，嗖一下划到了我床前。我来不及躲闪的目光和他在半空里刺啦撞了下，我似被电击，一股莫名的强大的力量，让我一下子在床上坐起来。

后来，我发现，东技学院每个班主任，眼里都能放电，只要他愿意。哪怕看起来平时慢悠悠的陕北洋芋。

在心理上落了下风，我有点懊恼。我把腿耷拉在床头没有栏杆的空当，硬着头皮不下床。陕北洋芋往前站了站，打量完了我那五位“狱友”，又转身重新把我打量了一下。我摇荡了几下腿，看着窗外，楼下是个小花园，中间有个五角凉亭，连接着一小段花廊，廊柱上爬满藤本月季，开得明明灭灭，无精打采，一只黑猫在亭下灌木丛间闪烁——

——问你呢，想啥呢？

等我缓过神儿，看到戴维正转身盯着我，盯完我的脸，又盯着我头上的棒球帽。

嗯？

我的茫然很快被彭浪捕捉到了，他看看陕北洋芋，冲我说，班主任问你领到军训服了吗？

哦——我看看身后透明塑料袋包装得整齐的迷彩服，点了点头，说，不是领的，来就在这儿。

——我不能被他拿捏了。

本来，在来的路上，想到离开家还有点得意，但父亲的宣判给我的满心悲怆使我自觉比其他“狱友”具备了某种分量，让我如安迪一样，可以冷眼看着身边的世界，不要轻易陷入谄媚或惊惶。

再说，我都这样了，保留点尊严，也是必要的吧。

我看到彭浪朝我飞快地挤了下眼，然后迅速调整后一脸郑重地看着班主任。

就算到现在，我也一次次感叹，这个世界上，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绝对是仅次于夫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拉扯不尽的关系之外的最复杂的关系，没有之一。

班主任是敌人吗？是坏人吗？是对我们这个群体有害的人吗？还是某种可疑的人？都不是。那为什么入校第一天，刚刚还被我怀疑敌视我的“狱友”朝我同盟般地挤眼，还有，连名字都不知道，还谈不上半点情谊的同学，会在奔回宿舍的间隙，擦过你宿舍门口时用气声发出警示：班主任来啦！

洋芋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后转过身去，掏出腋下的点名册，大声说，点名！

王一凡、马纯、彭浪、朱子康、成良、陈浩南——

欢迎大家来到东技17级智造电气一班，洋芋合上点名册，大声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张大为，以后无论生活上、学习上，还是别的，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请第一时间拨打我的手机——

洋芋说着走到门口，又转身朝里走，边走边举起自己的手机说，当然，请大家把手机交给我，每次节假回家前，我会再发给你们。每个宿舍留一部手机，哦，对，谁来当舍长？

洋芋把点名册装进透明的塑料文件袋，夹到腋下，不着力的胳膊抬得老高，折弯下来，尽头的手落到脑袋上，抓挠几下，又滑下去挠了挠尖下巴颏，眨巴了下眼，神情举止一点不像个手握对我们来说巨大权威的班主任老师，我甚至不由得想滑下床，和“狱友”们站成一排了。

没人吭声。

舍长算不上班干部，却要处理好多细碎得上不了台面的工作，上过学的都明白这个，所以谁有兴趣呀。但留一部手机与谁来当舍长一起说起来，傻子都会明白这是个非常实惠的特权。

“狱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心里打着小算盘。

唉——彭浪轻叹一声。

我原本以为，最先开口的，一定是朱子康，看他的眼神儿时刻闪着灼热的光。我看着彭浪，看他后面要耍什么花招。

我的是老年机。

说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按键小手机，又叹了一声。他的意思好像是，要不是他的是老年机，他就自告奋勇当这个舍长啦。接着是竹竿儿马纯的，王一凡的，朱子康的。洋芋打开文件袋，把手机装进去。

陈浩南攥着手机，划开屏幕，点一下，抬头看看洋芋，脸上浮现些许谄媚，再看看众“狱友”，然后又低头，刷一下。

你想做这个舍长吗？

洋芋突然转过身冲着我说。

我从床上拿起我的手机递过去，说，我能力不行。而后我把脸转向窗外，小声说，破技校，还这么严。

嗯——洋芋显然听清了我嘟嘟哝哝的话，但他还是忍住了，他“嗯”了下，回过头朝着陈浩南，谁都看得出来，这时候，陈浩南眸子里刹那迸射出希望的火花。

——拿来吧。洋芋从陈浩南手里将手机抽过去，陈浩南脸上的小火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那一刻，我在心里，是有点同情他的。

洋芋低下头，从文件袋中扒拉一番，拿出个手机递到朱子康手里，就你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打量了朱子康一眼，不得不说，这个瘦而紧实的半大孩子，真有点当官的样子。

洋芋最后四下打量了一遍，床铺、地上的桶和盆、桌上的水杯和小物品、床下的鞋子，然后把点名册夹在腋下，点了下头说，孩子们，记住，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事一定自己做好，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负责。我说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明白了。“狱友”们纷纷表态，一个个煞有介事的，也看不出真心还是假意。

张大为——

洋芋走后，彭浪念叨着他的名字，说，真是叫什么来着，实至名归。这么土的一个人，这么土的一个名字，你们说是不是太土啦？

得到附和后，彭浪说，但是呢，有个现成的洋名儿，不知道大伙满不满意？

什么洋名？王一凡在试穿军服，把人造革腰带扎紧，试着鼓了鼓肚子，说，结实，还行。什么洋名？

彭浪大手一挥，说，算了，不卖关子啦，也没啥关子，他本来就叫David嘛，本名，戴维，洋了点吧？

大家又纷纷说，嗯，洋了点，洋了点。

朱子康在抱怨新被褥有味儿，一边怀疑是工业垃圾棉做的，一边又自我安慰说，算了，洗洗吧，洗洗可能就好啦，一边鼻子里哼了几声，说，你们听着洋啊，拿外国，可能啊，这名儿比张大为土一百倍，要不是叫的人多，能传咱们这里来？

我有点对这个黑瘦子刮目相看了。

但不管怎样，彭浪为班主任取了个自以为十分贴切的英文名字，得意扬扬。

第二天，我再见这个浑身洋溢着洋芋味儿的陕北老男人时，想到他的英文名，他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时尚了很多。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拥有了新名字。

那天，戴维强调了好几件事，听起来最重要的一件是军训。他说，这是我们入学第一项载入班级评比的工作，是我们的起跑线。我们当然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自始至终，戴维都没有对我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情绪。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记性不好，还是特别大度，好像我在报到时从来没有对他不恭过。或许，他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装作不动声色，实则在等着某个恰当的节点，将我一举击溃，让我知道他的厉害。

但不管怎样，我是不怕他的。我谁也不怕，我已经是被宣判过的人了，已经走进这座牢房。并且我知道，外边的人，谁也不会为保释我而动半点心思。

我的一生，就要毁在这里了。

我不会有安迪的幸运，没有芝华塔尼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