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他变得非常爱国”

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更高大了……

我变成了奥本海默的崇拜者，视他为偶像。

——罗伯特·威尔逊

奥本海默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阶段。作为武器实验室的主任，他需要协调曼哈顿计划分布在各处的诸多项目，并尽快将它们的成果变成可以投入实战的原子武器；他不得不召唤出他尚不具备的能力，应对他未曾料到的难题，建立与之前生活截然相反的工作习惯，他还得适应那些让他感到尴尬和陌生的行事方式（比如安保方面的考量）。不夸张地说，39岁的奥本海默若想取得成功，就算他可以倚仗自己目前的才智，他也不得不重塑自己的个性，而且留给他的时间相当有限。他的这份新工作方方面面都时间紧迫，这是一份不可能达成的时间表，连奥本海默自己都没有时间适应新角色。不过，这也是对他的决心和意志力的考验，好在他从不缺少这些。

奥本海默经常琢磨如何将自己对物理学的热情与对新墨西哥州沙漠高地的迷恋结合起来，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机会。1942年11月16日，他和另一位伯克利的物理学家埃德温·麦克米伦陪同约翰·H.达德利少校考察实验室选址，他们前往了位于圣菲西北40英里处的赫梅斯斯普林斯，这是一处很深的峡谷。在美国西南部考察了几十个候选地点后，达德利最终选在赫梅斯斯普林斯建立新的武器实验室。奥本海默曾经骑马到过那里，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方方面面都称得上尽如人意”。

但是，当三人抵达赫梅斯斯普林斯时，奥本海默和麦克米伦与达德利争论了起来，他们两人认为峡谷底部蜿蜒曲折的地形太过狭窄局促，不利于他们建造小镇。奥本海默抱怨说，这里看不到壮丽的山景，而且此地峡谷陡峭，几乎不可能用栅栏围起来。“在我们为此争论不休时，格罗夫斯将军到了。”麦克米伦回忆道。格罗夫斯看了一眼选址说：“这地方绝对不行。”格罗夫斯转向奥本海默，问他周围是否还有其他可选的地点。“奥比提到了洛斯阿拉莫斯，那口气就好像他刚刚想到了这个主意。”

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你沿着峡谷往上走，就能到台地的最高处，那里有一所男校，也许会是个可行的地点。”这些人不情愿地挤回车里，又向西北方向开了大约30英里，穿过了一个叫作“帕哈里托高原”的熔岩台地。等他们到达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时已经是黄昏时分。透过像薄雾一样的蒙蒙细雪，奥本海默、格罗夫斯和麦克米伦看到一群男学生依然穿着短裤在操场上跑来跑去。这所学校占地800英亩，包括一栋被称为“大房子”的主楼、一座漂亮的庄园别墅——富勒小屋，它建于1928年，用了800根巨大的黄松原木，还有一栋朴素的宿舍及其他一些小房子。富勒小屋后面有一个池塘，男孩们冬天在那里滑冰，夏天在那里划独木舟。这所学校所在地海拔7 200英尺，几乎就处于林线上。学校西面是高达11 000英尺的白雪皑皑的赫梅斯山脉。从富勒小屋宽敞的门廊向东眺望，穿过格兰德山谷，可以看到奥本海默钟爱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那里海拔13 000英尺。据说，格罗夫斯勘查现场后突然宣布：“就是这儿了。”

没过两天，军方就开始准备购买这所学校所需的文书，4天后，从华盛顿出差回来的奥本海默带着麦克米伦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回到这所学校视察，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代号——“Y地”。奥本海默穿着牛仔靴，带着劳伦斯参观了学校的建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自我介绍时用的是假名。但是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学生斯特林·科尔盖特认出了这些科学家。“我们突然意识到战争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科尔盖特回忆道，“来了两个分别叫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的人，一个戴着一顶馅饼式的毡帽，另一个戴着一顶普通的帽子，这两个家伙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就好像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科尔盖特是一名高中生，他学过物理学，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奥本海默和劳伦斯的照片。不久之后，一支由推土机和建筑工人组成的队伍涌入学校操场。奥本海默对洛斯阿拉莫斯了如指掌，从这里骑马40英里穿过高原就可以到达佩罗卡连特，而他和弟弟已经在许多个暑假骑马游览过赫梅斯山脉。

奥本海默终于能尽览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的壮丽景色，格罗夫斯将军则得到了一处与世隔绝的绝佳地点，那通向外界的只有一条蜿蜒的砾石路和一条电话线。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建筑工人们用木瓦或铁皮屋顶建造了廉价的营房，还有简陋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室。所有东西都被漆成了军绿色。

当时，奥本海默似乎并没意识到洛斯阿拉莫斯已经一片混乱，尽管多年后他亲口承认：“我要为这个美丽的地方被毁承担责任。”由于忙着招募项目所需的科学家，他没有时间参与小镇建设的日常事务。约翰·曼利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也是奥本海默在这里的助手，他对这个选址充满疑虑。因为1942年12月2日从意大利流亡到美国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率领团队在芝加哥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受控的链式核裂变反应，而不久前曼利就在那里，芝加哥是一座大城市，拥有一所著名的大学、世界级的图书馆，以及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机械师、玻璃吹制工人、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洛斯阿拉莫斯则一无所有。曼利写道：“我们试图在新墨西哥州的荒野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实验室，这里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只有骑马用的装备和一个图书馆，图书馆里尽是牧场学校的孩子读的书，比如霍雷肖·阿尔杰的作品，所有这些对我们制造产生中子的加速器都没什么用处。”曼利认为，如果奥本海默是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就会明白“实验物理学九成靠的是设施”，他也绝不会同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建造一个实验室。

这里的后勤工作极其庞杂。奥本海默和首批科学家计划于1943年3月中旬抵达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向汉斯·贝特保证，到那时这里将是一个由市政工程师管理的宜居社区，会有单身宿舍和为已婚人士准备的住宅，这种住宅从一居到三居不等。这些配备家具的住所都有电力供应，但出于安全原因将不会安装电话。厨房将配备燃木炉灶和热水器，房间里有壁炉和冰箱。家务劳动繁重时还有帮佣。这里将建设一所幼儿学校、一座图书馆、一间洗衣房、一所医院和一个垃圾站。陆军营地商店将作为社区的杂货店和邮购站。娱乐活动主管会定期安排播放电影和在附近山区的徒步旅行。奥本海默还承诺会有一个提供啤酒、可乐和简单午餐的小酒馆，以及一个为单身人士准备的食堂、一个“高档”咖啡馆，已婚夫妇可以在那里约会就餐。

* * *

出于试验所需，他们从密歇根大学订购了两台范德格拉夫起电机，从哈佛大学订购了一台回旋加速器，从伊利诺伊大学订购了一台高压倍加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设备：范德格拉夫起电机将用于基本的物理测量；作为首台粒子加速器，高压倍加器可用于人工核蜕变实验，即将一种元素的原子蜕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

建设洛斯阿拉莫斯、招募科学家以及为世界首个核武器实验室配齐设备，这些都需要一位耐心细致的管理者。1943年年初，还看不出奥本海默是这样的人，他的管理经验至多也就是组织他门下研究生的学术讨论会。1938年，他手下有15名研究生，而现在他指挥着数百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而且人数很快就会达到数千人。他身边的人也认为他的个性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在1940年之前就认识他了，那时他就有些古怪，或者说简直就是个怪人，他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管理者的材料。”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当时威尔逊还是一位年轻的实验物理学家，正在欧内斯特·劳伦斯手下学习。直到1942年12月，詹姆斯·科南特还在给格罗夫斯的信中写道，他和万尼瓦尔·布什“都在怀疑我们是否找对了负责人”。

虽然约翰·曼利是奥本海默的副手，但是这份工作总让他觉得心里没底。曼利回忆说：“无论是他广博的学识还是他对日常事务的漠不关心都让我感到害怕。”曼利特别发愁实验室的组织架构问题。“我一直在烦奥比，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花多少个月才能搞出一张组织架构图，也就是责任分工。”奥本海默对曼利的恳求置之不理，直到1943年3月的一天，曼利终于爬上了勒孔特厅的顶层，推开了奥本海默办公室的门。当奥本海默抬头看到曼利站在那里时，他对曼利想要什么心知肚明，他抓起一张纸，扔在桌子上说：“这是你要的那张该死的组织架构图。”在奥本海默的设想中，实验室分四大部分：实验物理学、理论物理学、化学和冶金学，最后是军械。每个部门的小组长都要向部门主管汇报，部门主管则向奥本海默汇报。这只是初步计划。

1943年年初，奥本海默派28岁的罗伯特·威尔逊到哈佛大学，由他安排把哈佛的回旋加速器安全运到洛斯阿拉莫斯。3月4日，威尔逊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视察安装回旋加速器的地点。他发现这里一片混乱，似乎根本就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规划和责任划分。威尔逊向曼利抱怨此事，两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与奥本海默对质。他们在伯克利的会面是一场灾难：奥本海默怒不可遏，对他们恶语相向。威尔逊和曼利都惊呆了，他们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应付眼前的挑战。

威尔逊祖上就是贵格会教徒，欧洲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说：“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真的参与了这个可怕的项目时，我知道我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就像他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威尔逊最担心的还是纳粹可能会用原子武器赢得战争。因此，虽然私底下他仍寄希望于有一天他们能证明原子弹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真能制造出来，他也迫切地想要把它变成现实。威尔逊是个勤奋认真的人，最初他对奥本海默的傲慢举止感到颇为恼火。“我不太喜欢他，”他后来说，“他总喜欢自作聪明，绝不容忍愚蠢之人，也许对他来说，我就是其中之一。”

话说回来，无论之前奥本海默看上去多么不负责任，在移居洛斯阿拉莫斯之后他很快就令人刮目相看。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几个月后，威尔逊惊讶地发现，他的上司蜕变成了一位富有魅力又高效的管理者。这位曾经性情古怪的理论物理学家，一度留着长发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正变成一位一流的、有条不紊的领导者。威尔逊说：“他有自己的风格和风度。他非常聪明，不管我们觉得他有什么不足，他在几个月内就能纠正过来，显然他对行政管理的了解远胜于我们。无论我们有哪些疑虑，也不管它们是因何而起，他都能很快处理好。”到1943年夏，威尔逊发觉：“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更高大了……我变成了奥本海默的崇拜者，视他为偶像……我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即便如此，在项目早期的规划中，奥本海默经常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给曼利的组织架构图上，他把自己列为实验室主任和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但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他根本无暇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最后奥本海默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他任命汉斯·贝特负责理论物理学部门。奥本海默还曾告诉格罗夫斯将军，他只需要几位科学家。达德利少校说，他们第一次勘查此地时，奥本海默说他认为6名科学家加上一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完成这项工作。虽然这一说法有夸张之嫌，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奥本海默大大低估了这项工作的规模。最初的建设合同预算为30万美元，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花掉了750万美元。

到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开放时，这个新社区集中了100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后勤人员；不到6个月，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 000人；一年之后，在这块台地上生活着3 500人。到1945年夏，奥本海默选择的这片荒野已经发展为一座小镇，至少有4 000名平民和2 000名军人住在这里，他们分别生活在300幢公寓、52座宿舍和大约200辆拖车里。仅封闭管理的“技术区”就有37栋建筑，包括一个钚提纯工厂、一个铸造厂、一座图书馆、一个礼堂，还有几十间实验室、仓库和办公室。

让几乎所有同事都感到诧异的是，起初奥本海默竟然接受了格罗夫斯将军的一项建议，即新实验室的所有科学家都应该入伍成为受委任的陆军军官。1943年1月中旬，奥本海默访问了位于旧金山的普雷西迪奥陆军基地，他此行是为了接受中校的委任。实际上，他还参加了军队体检，但没有通过。陆军军医报告说，奥本海默体重128磅，比最低体重要求轻了11磅，比他这个年龄和身高的理想体重低了27磅。他们注意到他有“慢性咳嗽”，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他的胸部X光片证实了他患有肺结核。他还报告了“腰骶部劳损”的病史：他说，大约每隔10天，他就会感到左下肢的轻微阵痛。鉴于上述原因，军医认为他“终身丧失了服役能力”。但是格罗夫斯已经吩咐医生奥本海默必须获准履职，所以奥本海默需要签署一份文件，在文件中承认自己存在“上述身体缺陷”，并仍然要求长期服役。

体检结束后，奥本海默请人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军官制服。此举背后的动机很复杂，也许，穿上中校制服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犹太人血统不自信的人，这一点很重要。不过，在1942年穿军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在全美各地，人们都穿着军装，这是一种原始的、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性行为，它代表着保卫同族和保卫国家，制服就是这种决心的公开声明。此时奥本海默心里充满爱国情怀。罗伯特·威尔逊回忆说：“奥比会凝视着远方，然后对我说，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它为自由原则而战……他确信这场战争是一次推翻纳粹和击败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斗争，他谈到了这是一支人民组成的军队，也是一场人民的战争……他的措辞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过去那套政治表述，只不过以前洋溢着激进主义的气息，现在有了爱国主义的味道。”

然而，就在奥本海默开始为洛斯阿拉莫斯招募物理学家后不久，他发现他的同行们坚决抵制在军纪管制下工作的想法。1943年2月，他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和其他几位物理学家终于说服他“实验室必须去军事化”。在奥本海默的朋友中，拉比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会在他做傻事时提醒他的人。拉比说：“他认为穿军队制服挺好的，因为我们正在打仗，它会让我们更接近美国人民，诸如此类的废话。我知道他很想赢得战争，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制造炸弹。”他“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

到了2月底，格罗夫斯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在实验室工作期间，科学家们将保持平民身份，但到了测试武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穿上军队制服。洛斯阿拉莫斯将会被栅栏封闭起来，并由一个陆军哨所把守，在实验室所处的“技术区”内，科学家们需向担任“科学主任”的奥本海默汇报，陆军将会对社区进出进行管制，但不会干涉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这是奥本海默的责任。汉斯·贝特祝贺奥本海默在与军队的谈判中取得胜利，他在信中说：“我认为你现在已经获得高级外交学位。”

不只在这个问题上，拉比在其他组织管理问题上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贝特后来说：“如果没有拉比，就会一团糟，因为奥比不想要任何组织体系。拉比和李·杜布里奇（时任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主任）找到奥比说：‘你必须有一个管理架构。实验室必须按部门组织，部门下面要划分小组，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而奥比，嗯，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拉比让奥比更务实，他还说服奥比放弃了穿军装的想法。”

最令奥本海默失望的是他没能说服伊西多·拉比搬到洛斯阿拉莫斯。他非常希望拉比加入，甚至向他提供了实验室副主任的职位，但拉比不为所动。对于制造炸弹的想法，拉比从根本上就质疑：“1931年，我看到了那些日本人轰炸上海市郊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强烈反对轰炸。你投下一颗炸弹，它会落到坏人身上，也会落到好人身上。人们根本就来不及逃生。你多么小心也无法幸免，你为人正直也难逃一劫……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我们在辐射实验室确实参与研发了与爆炸有关的装置……但这是面对真正的敌人和严峻的局势。原子弹却将这个原则推向了极端，我当时就不喜欢这个想法，现在仍不喜欢。我认为这很可怕。”以拉比的思维方式，赢得这场战争可以用一种远没有那么新奇的技术——雷达。拉比回忆说：“我想了想，然后拒绝了他。我说：‘我非常看重这场战争。如果雷达系统不够强大，我们也可能会输掉。’”

拉比拒绝加入这个项目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告诉奥本海默，他不想让“300年来物理学的结晶”成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而且拉比认为对于像奥本海默这样富有哲思的人，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他的共鸣。如果说拉比已经在思考原子弹在道义上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么身处战争中的奥本海默则破天荒地对形而上的思考失去了耐心，现在他对朋友的反对置之不理。“我认为，如果我也像你一样认为这个项目是‘300年来物理学的结晶’，”他写道，“我会和你有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项目就是在战时研发出一种意义重大的军事武器。我认为，面对纳粹，我们别无选择。”对奥本海默来说，现在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赶在纳粹之前制造出这种武器。

尽管拉比拒绝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他参加了这里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在此后成为该项目极少的客座顾问之一。正如汉斯·贝特所说，拉比成了“奥比慈父般的顾问”。“我从来没有从洛斯阿拉莫斯领过薪水，”拉比说，“我拒绝这样做。我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清清楚楚，我不是他们那里任何重要委员会的成员，也未担任任何类似的职务，只是奥本海默的顾问。”

不过，拉比在说服包括汉斯·贝特在内的许多人搬迁到洛斯阿拉莫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敦促奥本海默任命贝特为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他称这个部门为“项目的神经中枢”。在这些问题上，奥本海默都相信拉比的判断，并对他言听计从。

当拉比警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家团队“士气越来越低落”时，奥本海默决定把那里的20名科学家全部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决定，因为普林斯顿的团队中不仅有罗伯特·威尔逊，还有一位才华横溢、调皮可爱的物理学家，他就是理查德·费曼，当时他才24岁。奥本海默一眼就看出了费曼天资过人，想让他去洛斯阿拉莫斯。然而，费曼的妻子阿琳正在与肺结核作斗争，费曼明确表示，没有她在身边，他就不能搬到洛斯阿拉莫斯。费曼本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但在1943年年初，他接到了奥本海默从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在阿尔伯克基为阿琳找到了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奥本海默向费曼保证，他可以平时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周末去看望阿琳。费曼被感动了，同意了奥本海默的安排。

奥本海默不遗余力地搜罗适合在“山上”工作的人，“山上”很快就成了这块台地的别称。其实，早在1942年秋他就开始行动了，甚至当时洛斯阿拉莫斯还没被选为“Y地”。“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奥本海默写道，“对于任何一个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地招募进来。”他早期的目标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主管、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巴彻。经过几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巴彻终于在1943年6月同意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并负责该项目的实验物理学部门。在那年初春，奥本海默曾写信给巴彻说他的资历让他“几乎无可替代，这就是我这么多月来竭尽全力说服你的原因”，奥本海默还说他坚信“你的沉着和判断力正是这个疾风骤雨般的项目所急需的品质”。巴彻虽然来了，但他警告说，如果有人要求他穿上军装，他就辞职。

1943年3月16日，奥本海默和姬蒂登上了开往圣菲的火车，那是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寂静小镇。他们下榻在拉方达酒店，这是城里最好的酒店。奥本海默在那里花了几天时间为在圣菲的实验室联络处招募负责人。一天，45岁的多萝西·斯卡里特·麦基宾女士出现在拉方达酒店的大堂，她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正等着面试一份自己还一无所知的工作。“我看到了一位踮着脚走路的男士，他穿着风衣，戴着馅饼式的帽子。”麦基宾说。奥本海默介绍自己是“布拉德利先生”，并询问了她的背景。12年前，麦基宾成了寡妇，她搬到新墨西哥州起初是为了治疗轻度的肺结核，和奥本海默一样，她也爱上了这里的荒凉之美。到1943年，麦基宾早已混熟了圣菲的社交圈，她认识的艺术家和作家包括诗人佩姬·庞德·丘奇、水彩画家卡迪·韦尔斯和建筑师约翰·高·米姆。她还是舞蹈家和编舞家玛莎·葛兰姆的朋友，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经常到新墨西哥州避暑。奥本海默看得出这个有阅历、人脉广又自信的女人能做到临危不乱，而当他了解到麦基宾比他更了解圣菲及其周边的情况时，他决定聘请她负责联络处的办公室，这间并不引人注目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东宫大道109号。

麦基宾当场就被奥本海默优雅的风度和迷人的举止俘获了。“我知道他可以让周围的一切充满活力，”她回忆说，“于是我下定了决心。我想，能和那样的人在一起简直太棒了，无论他是干什么的！我从没见过哪个人有他这样的吸引力，一下子就能把你彻底俘获。我那时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想哪怕他是挖沟修路的，我也很乐意一起干……我只是想和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光芒四射的人在一起。这么做全是为了我自己。”

那时麦基宾也许不知道奥本海默在做什么，但她很快就成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守门人”。在那间没有挂牌的办公室里，她迎接了数百名前往“山上”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家人。有些日子，她要接听上百个电话，签发几十张通行证。后来，她慢慢了解了这个新社区的各色人等和大事小情，但她花了一年时间才弄清楚他们是在制造原子弹。麦基宾和奥本海默成了终生的朋友。奥本海默用昵称“丁克”称呼她，并很快开始倚重她良好的判断力和办事能力。

如今39岁的奥本海默在过去的20年间似乎丝毫未老，他那乌黑卷曲的头发依然耸在头顶。“那是我见过的最蓝的眼睛，”麦基宾说，“是那种非常清澈的蓝色。”它们让她想起了生长在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山坡上的一种野花，这种叫龙胆的花泛着苍白的冰蓝色。那双眼睛令人着迷，它们又大又圆，周围还有浓密的睫毛和乌黑的眉毛。“他总是看着和他说话的人，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在对方身上。”尽管因为博学他在几乎所有话题上都可以滔滔不绝，但他说话时仍然很温柔，有一种迷人的男孩子气。麦基宾后来回忆说：“如果有什么事打动了他，他就会说‘哇’。他说‘哇’的时候很可爱。”总之，奥本海默的崇拜者在洛斯阿拉莫斯呈几何级数增长。

3月底，奥本海默、姬蒂和彼得搬到了“山上”，并在他们的新家安顿下来。这是一栋乡村风格的石木结构平房，建于1929年，是为牧场学校校长的妹妹梅·康奈尔修建的。她是一位艺术家，曾担任牧场学校男生宿舍的舍监。这座名为“主屋2号”的房子坐落在“浴缸排”的尽头，这个名字起得名副其实，因为它和牧场学校留下的另外5个木屋是高地上唯一配备浴缸的房子。奥本海默的家就在新社区中央一条安静的未铺路面的街道上，他们的房子周围有一些灌木丛，还有一座令人自豪的小花园。房子里有两间小卧室和一间书房，这座房子与伊格尔希尔1号相比显得朴实无华。因为之前的学校管理者们都在学校的自助餐厅吃饭，所以房子里没有厨房，这个不足在姬蒂的坚持下很快就得到了改进。但是它的起居室非常舒适，有高高的天花板、一个石头壁炉和一个可以俯瞰花园的巨大的平板玻璃窗。奥本海默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1945年年底。

1943年春是大多数新居民在这里的第一个春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噩梦。随着积雪融化，到处一片泥泞，每个人的鞋子上都沾满了泥。有些日子，泥浆就像流沙一样吞没了汽车轮胎。到4月，科学家的人数增加到30人。大多数新来的人都住在盖着铁皮屋顶的胶合板营房里。奥本海默不得不在审美上做出妥协，他只说服了陆军的工程师们按照土地的天然轮廓来规划房屋布局。

眼前的一切让汉斯·贝特感到沮丧。“我相当震惊，”他说，“这里的与世隔绝让我震惊，质量低劣的房屋也让我震惊……所有人一直在担心可能会发生火灾，整个项目都会毁于一旦。”不过，贝特不得不承认，这里的环境“极为优美……我们后面是山，前面是沙漠，旁边还是山。那时是冬末，到4月，山上还有雪，所以看起来很美。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远离尘世，远离人烟。我们得学会适应这里”。

令人惊叹的景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座小镇设施粗陋的现实。物理学家罗伯特·布罗德的妻子伯尼斯·布罗德写道：“这里四周都是铁丝网，我们透过铁丝网眺望外面的景色，看着四季交替——秋天，金色的白杨映衬在深绿色的常青树上；冬天，暴风雪会留下厚厚的积雪；春天，能看见嫩绿的春芽；夏天，干燥的沙漠风呼啸着穿过松林。把我们这个奇特的小镇建在台地上确实是天才之举，虽然许多明智之人都曾指出不该在洛斯阿拉莫斯这种地方建城。”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招募活动中，奥本海默谈到了这片台地的美丽风景，这时人们突然听到温文尔雅的利奥·西拉德大喊：“没人能在那样的地方还保持理智，每个去那里的人都会发疯的。”

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习惯。在伯克利，奥本海默拒绝在上午11点之前上课，这样他就可以交际到深夜；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总是在早上7点半就前往技术区。技术区简称为“T区”，这里被一道9.5英尺高的铁丝网包围着，铁丝网顶部还有两股带刺的铁丝。看守大门的卫兵会检查每个人的彩色徽章，戴白色徽章的物理学家或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有权在整个“T区”自由活动。有时候，心不在焉的奥本海默会忘记驻守在各处的武装警卫。有一天，他开车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大门口，飞快地通过了大门，根本没有减速。目瞪口呆的卫兵先是大声警告，然后朝汽车轮胎开了一枪。奥本海默这才停下车，倒回去嘟囔了一句抱歉，然后又开走了。出于对奥本海默人身安全的考虑，格罗夫斯在1943年7月写信给奥本海默，要求他驾车的距离只能在几英里内，并且为了保险起见“不要乘坐飞机”，这些要求都不难理解。

和其他人一样，奥本海默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但即使在工作日，他也通常是休闲装打扮，穿回了他以前在新墨西哥州的那身行头：牛仔裤或卡其布裤子，再配一件不系领带的蓝色工装衬衫。他的同事们也纷纷效仿。“我记得在工作时没人穿锃亮的皮鞋。”伯尼斯·布罗德写道。奥本海默步行到“T区”上班时，他的同事们常常跟在他身后，他们静静听他喃喃自语着当天早上的想法。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说：“老母鸡带着小鸡来了。”“他那馅饼式的帽子、手里的烟斗还有特别的眼神让他拥有了某种气场，”一位当时负责电话总机的23岁陆军妇女队成员回忆说，“他从不需要耀武扬威或大呼小叫……他本可以要求优先接通他的电话，但他从没这么干过。他大可不必这样亲切和蔼。”

作为实验室的主任，奥本海默刻意在人前不拘礼节，这样别人就不会因为在他身边而感到畏惧，这也令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埃德·多蒂当时是美国陆军特种工兵分遣队的一名年轻技工，他在战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博士好几次有事打电话来……每次我用‘多蒂’接电话时，电话那头的声音都会说‘我是奥比’。”他的不拘礼节与格罗夫斯将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处处要别人对他注目而视、毕恭毕敬”，奥比则是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别人的关注和尊重。

关于工资问题，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和格罗夫斯就达成了共识，每个人的工资都要根据被招募前的薪酬来确定。但这样的做法导致了薪酬相差悬殊，因为从私营企业招聘的年轻人的薪酬很可能远远高于年长的终身教授。为了弥补这种不平等，奥本海默规定房租将根据工资多少按比例收取。年轻的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向奥本海默提出了疑问，他想知道为什么水管工的收入几乎是大学毕业生的3倍，奥本海默回答说，水管工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对战争的重要意义，而科学家知道，奥本海默认为这足以证明工资差异是合理的，至少科学家们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奥本海默本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待了6个月后，有一天他的秘书提醒他，他还没有收到过一张工资支票。

每个人都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实验室昼夜开放，奥本海默鼓励大家自行安排日程表。他拒绝安装打卡钟，直到1944年10月，因为格罗夫斯将军的一位效率专家抱怨这里正常工作时间内出勤懒散，这才安装了警报器。“这项工作时间非常紧迫。”贝特回忆道。这位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他现在的工作“比之前做过的许多课题都要简单得多”，但是最后期限让人压力很大。“我有一种感觉，而且我会梦到这种感觉，”贝特说，“我在一辆沉得要命的大车后面，还不得不推着它上山。”科学家们习惯于那些只能利用有限资源但几乎没有截止日期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资源无限而时间紧迫的世界。

贝特的工作地点在奥本海默的指挥部——T楼（“T”代表“理论物理学”），这是一座毫无生气的绿色双层建筑，但这里很快成了“山上”的灵魂所在。费曼就坐在贝特旁边，他爱交际，贝特却很严肃。贝特回忆说：“对我而言，费曼就像突然从普林斯顿冒出来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奥本海默了解他。从一开始他就很活泼，但直到他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才开始对我口无遮拦。”37岁的贝特希望身边有人愿意和他争论，而25岁的费曼就喜欢争论。当他们俩在一起时，楼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费曼在大喊“不，不，你疯了”，或者“那太离谱了”。随后贝特会平静地解释为什么自己是对的，费曼会冷静几分钟，然后再次爆发：“你疯了，这怎么可能！”他们的同事很快给费曼起了个外号叫“蚊子”，还给贝特起了个外号叫“战舰”。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贝特说，“与我之前认识的奥本海默截然不同。战前的奥本海默有些犹豫不决，缺乏自信，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则是一位当机立断的主管。”贝特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位他在伯克利认识的“搞纯科学”的人一直都在一心一意地探索“大自然的深层秘密”，他对工业企业之类的事情都毫无兴趣，然而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掌管着一家工业企业。贝特说：“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种行事风格，为了适应新角色他彻底改变了。”

奥本海默很少发号施令，但他总能设法表达出自己的期望，就像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回忆的那样，一切都“非常轻松自然，他只需用双眼、双手和一支半明半暗的烟斗就够了”。贝特记得奥比“从来没有命令过别人。他能让我们所有人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就像一个好客的主人招待客人那样”。罗伯特·威尔逊也有类似的感觉：“在他的面前，我会变得更聪明伶俐、更畅所欲言、更充满热情、更有先见之明，也更富有诗意。尽管通常情况下我的阅读速度很慢，但当他递给我一封信时，我会瞥一眼就交还给他，并已经准备好讨论其中的细节。”威尔逊也承认，回想起来，这些感觉中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威尔逊说：“一旦离开他身边，就很难回想起刚才到底都说过哪些好点子。不过无所谓，我已经有了感觉，我会搞明白如何完成那些要做的事。”

奥本海默弱不禁风、苦行僧般的体格反而凸显了他的领袖魅力。若干年后，约翰·梅森·布朗评论道：“他羸弱的体格凸显了他那强大的人格力量。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似乎会变得高大起来，因为他的思想如此博大，已经让人们忘记了他身体的瘦小。”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理论物理学难题，奥本海默总能预知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他对工程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也都能迅速领会，这让他的同事们倍感惊讶。李·杜布里奇回忆说：“我见过好多次了，他读论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打印出来有15或20页的论文，他会说：‘好吧，让我们先看一遍，然后再讨论。’奥比会在大约5分钟内翻完，然后他会准确地向每个人简要介绍其中的要点……他有一种非凡的迅速理解吸收的能力……我认为，奥比对实验室里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对事情的进展也都了然于胸。”即使出现分歧，奥本海默也有一种避免冲突的本领。戴维·霍金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学生，奥本海默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他有很多机会在工作中观察自己的上司。霍金斯说：“在耐心地听取争论各方的意见后，奥本海默最后做出总结，他总结的方式会令所有人都没有异议。这种神奇的本领让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其中一些人的科研资历比他更胜一筹……”

对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奥本海默可以做到收放自如，这对他颇有帮助。那些在伯克利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总能把别人拉上自己的轨道，在这方面，他算得上极有天赋。而那些像麦基宾这样在新墨西哥州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总是发现自己渴望取悦他。“他会让你去做那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事。”麦基宾回忆说。有一天，她被从圣菲叫到项目现场，有人问她是否愿意接管10英里外的一家旅馆，把它变成100名员工的宿舍，以便解决目前住房紧张的问题。麦基宾坚决地拒绝了，她抗议道：“天哪，我以前可从没经营过什么旅馆。”就在这时，奥本海默办公室的门开了，他探出头来说：“麦基宾，我希望你能答应。”然后他把头缩了回去，又关上了门。麦基宾接着说：“好的。”

约翰·曼利回忆说：“我认为，在利用别人这方面，他没有那么多顾虑。如果他发现谁是可用之人，那么利用他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曼利也认为，有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喜欢被奥本海默利用，因为他手法巧妙。曼利说：“我认为他肯定意识到了对方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这就像一场芭蕾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其中没有任何不可告人之处。”

奥本海默乐于倾听别人的建议，还经常从善如流。汉斯·贝特建议每周举行一次开放式学术研讨会，这样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奥本海默听完立即表示同意。格罗夫斯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时曾试图阻止，但奥本海默坚持认为戴“白色徽章”的科学家之间能自由地交流思想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涉及复杂的背景，”奥本海默在给恩里科·费米的信中写道，“过去，各种信息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或许一场轻松又深入的讨论可以让我们获益匪浅。”

第一次研讨会于1943年4月15日举行，地点是在当时已经空无一人的学生图书馆。奥本海默站在一块小黑板前，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欢迎词，然后向大家介绍了他以前的学生罗伯特·瑟伯尔，他说瑟伯尔会向现场不到40名与会科学家简要介绍手头的任务。腼腆又局促不安的瑟伯尔站在讲台中央，他一边看着讲稿，一边带着习惯性口吃发言。瑟伯尔后来写道：“那时安全很成问题，我们可以听到木匠锤击大厅的砰砰声，有一次，从纤维板制成的天花板上漏出来一条腿，可能是在楼上干活的电工。”瑟伯尔才讲了几分钟，奥本海默就让约翰·曼利上台到瑟伯尔的耳边小声提醒他，不要再用“炸弹”这个词，而应该用“小装置”这样更中性的词。

瑟伯尔说：“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制造一种实用的军事武器，也就是一种炸弹，它的威力来自一种或多种核裂变材料发生快中子链式反应时所释放的能量。”瑟伯尔总结了奥本海默的团队在伯克利的夏季会议上获得的信息，他报告说，根据他们的计算，一颗原子弹可能产生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的威力。然而，这样的“小装置”需要用到高浓缩铀。这个浓缩铀核大约一个哈密瓜那么大，重约33磅。他们还可以用更重的钚元素制造武器，钚是通过铀238俘获中子产生的。钚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要小得多，因此钚芯可能只有11磅重，大小不会超过一个橘子。两种核都需要被包裹在一个篮球大小的厚壳中，壳体的材料是普通铀。这样一来，无论采用哪种核芯，炸弹的总重量都在一吨左右，这个重量可以通过飞机进行投弹。

在瑟伯尔的听众中，大多数科学家已经了解了新兴的核物理学带来了哪些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因为他们的信息彼此隔绝，对其中许多细节，他们仍一无所知，没什么人知道到底解决了或大体上解决了哪些基本问题。制造一种可用于实战的军事武器仍面临很大的困难，但这些障碍并非无法克服。制造原子弹涉及的一些物理问题仍有待研究，但真正难以预料的困难存在于工程和军械设计领域。生产足够数量的铀235或钚将需要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即使能够生产出足量的原子弹级的核材料，仍无人知道如何才能设计出高效引爆的原子弹。不过，即使像贝特这样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明白：“只要能生产出钚，肯定也能造出核弹。”因此，对瑟伯尔的听众来说，真正的新闻是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将为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鼓舞士气。瑟伯尔的第一次演讲传达了奥本海默想要传递的内容：一种使命感，以及认识到他们有办法改变历史。但是，他们能赶在德国人之前解决技术问题吗？他们真能为赢得战争提供帮助吗？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瑟伯尔又做了四次讲座，每次一小时，这些讲座引发了充满创造性的讨论，这正是奥本海默求之不得的。在讨论其他问题之余，瑟伯尔还简要总结了他所谓的“射击”机制，即如何将临界质量的铀或钚聚集在一起引发链式反应。然后瑟伯尔详细介绍了最直接的方法——枪式设计，通过向一块铀235发射一枚铀235子弹，达到临界质量，引发爆炸。他也表示：“还可以将这些铀块固定在一个圆环上，如果将引爆物放置在圆环周围，那么一旦引爆物爆炸，这些铀块就会被向内推挤成一个球体。”1942年夏，奥本海默的老朋友理查德·托尔曼首先提出了这种内爆式裂变的想法，他和瑟伯尔就这个问题给奥本海默写了一份备忘录。托尔曼后来又写了另外两份关于内爆的备忘录，1943年3月，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敦促奥本海默尝试内爆式设计。据称奥本海默回复说：“瑟伯尔正在研究。”虽然当时托尔曼的方案中没有提到挤压固体材料以达到临界质量的方法，但他的想法已经足够成熟，瑟伯尔也在报告中顺便说了一下。他三言两语的介绍激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塞思·尼德迈耶的兴趣，他请求奥本海默允许他研究内爆式设计的前景。很快，尼德迈耶和一小队科学家就出现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一个峡谷中，他们在测试内爆用的炸药。

瑟伯尔的讲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德华·康登把瑟伯尔讲义的内容摘要打印了出来，一共有24页，后来它变成了一本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入门读本”的油印小册子，新来这里的科学家人手一册。恩里科·费米听过几次瑟伯尔的讲座，他后来对奥本海默说：“我相信你们的人是真想制造炸弹。”费米说这话时语气中流露出的意外之情让奥本海默大吃一惊。费米刚从芝加哥来，他发现那里的科学家们状态出奇地低迷，相比之下，他在奥本海默的台地实验室里遇到的这些人则精神振奋。无论在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还是其他地方，人们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真能造出原子弹，那么德国人可能会在这场竞赛中领先。在芝加哥，这种想法令许多资深的科学家感到不安甚至灰心丧气，而在洛斯阿拉莫斯，在奥本海默富有感召力的带领下，这种想法似乎只会激励人们勇往直前。

有一天，费米把奥本海默拉到一边，提出了另一种可以造成大量德国人死亡的方法。他说，也许那些有放射性的裂变产物可用来向德国的食品供应链投毒。奥本海默似乎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提议，他先是要求费米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后向格罗夫斯将军报告了这个想法，随后又与爱德华·泰勒讨论了这个问题。据说，泰勒告诉他，从链式反应堆中分离出锶90是可行的。但到了1943年5月，奥本海默建议推迟实施这项计划，他的理由令人毛骨悚然，他在给费米的信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除非我们投毒的食物足以杀死50万人，否则我们就不要这么做，因为毫无疑问，有毒物不可能均匀分布在所有食物中，中毒的实际人数将远远小于这个数字。”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只是因为似乎无法同时毒死大批敌人。

战争迫使一些温文尔雅的人也产生了极端的想法。1942年10月下旬，奥本海默收到一封标有“秘密”字样的信件，这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同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魏斯科普夫在信中报告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他刚收到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的来信，泡利说他们的德国前同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刚刚被任命为柏林威廉皇帝学会物理研究所所长，这是一个核能研究机构。此外，泡利还得知海森伯计划在瑞士做一个讲座。魏斯科普夫进一步报告说，他已经与汉斯·贝特讨论了这个消息，两人一致认为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魏斯科普夫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瑞士开展一次绑架海森伯的行动。如果你或贝特出现在瑞士，德国人肯定也会这么干。”在信中，魏斯科普夫甚至自告奋勇要承担这项任务。

奥本海默立即给魏斯科普夫写了回信，感谢他这封“值得重视”的来信。他说自己已经得知海森伯计划访问瑞士的消息，并已与华盛顿的“有关当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奥本海默说：“我不确定你是否还会听到这件事的后续消息，但是我想表示感谢并向你保证，这件事正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奥本海默确实已经与万尼瓦尔·布什和格罗夫斯这两位“权威人士”谈过此事，现在他把魏斯科普夫的信也转交给了他们。但是他并没有支持魏斯科普夫的提议，就算成功地绑架了海森伯，也等于是在提醒纳粹——盟军对核研究高度重视。但是奥本海默又忍不住对布什说：“海森伯计划的瑞士之行似乎给了我们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

很久以后，格罗夫斯开始认真考虑绑架或刺杀海森伯的想法。1944年，他派遣战略情报局特工莫伊·贝格前往瑞士，贝格曾是职业棒球运动员。1944年12月，他在瑞士跟踪了这位德国物理学家，但最终放弃了暗杀计划。

林线是指天然森林垂直分布的上限，林线以上即为高山灌丛和草甸。——译者注

霍雷肖·阿尔杰，即小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其作品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译者注

“小男孩”是世界上首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重达9 700磅，由一架名为“艾诺拉·盖伊号”的B-29轰炸机投放在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