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西域记／兰州•酒泉•敦煌•柳园•吐鲁番•乌鲁木齐
一
西安火车站的购票人龙，永远那么长，永远不会移动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天下午要离开西安到兰州去，上午才去买票，而且还想买软卧票，真是天真得很。毕竟，我在资本主义社会养成的一些习惯，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当时，乘坐国内火车的经验还浅，而且前几次买票都还顺利，便以为软卧车没什么人坐，不必急着去买票。
清早一走进西安火车站的售票厅，才发现人龙很长，而且也见不到任何出售软卧票的窗口，但我还是不以为意。前一晚，已翻查了我那本旅行“圣经”《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知道第二天下午2点40分，会有一列275次火车，从西安始发，开往青海的西宁。我正好可以乘坐这班车到兰州去。
我想起可以先上车后补票这回事，于是先买了一张硬座车票。然后，把行李寄存，便到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去，拜访了两位研究唐史的同行专家，又到英文系去找了一位研究庞德的教授。中午吃过饭后，才回到火车站，准备告别西安了。
走上第五站台，那列275次车早停在那里等待。我找到软卧车厢，问那位站在车门前的女列车员：
“请问我可不可以补一张软卧票？”
这位女同志，长得很文静，清清瘦瘦，年纪有三十多岁。她听了，也不答话，只是嘟嘟小嘴，把头微微一倾，示意我上车。有些神秘。
火车准时开了。这一节软卧车厢，没有几个乘客。我那间卧室只有我一人。
过了一会儿，清秀的女列车员走进来问：
“你自己去补票，还是要我帮你补？”
她问得有些奇怪。记得上回在岳阳站上车补票，那位列车长是坐在卧室中给我开票的，并不存在谁去补票的问题。我想，可能这位女同志只是列车员，并非列车长，身上没带票，所以要去其他地方补。于是我把钱交给她：
“请你帮我补吧。”
她回来时，把零钱交还给我，并且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号码铁牌子。
“票我替你保管。”她说。
我知道，软卧和硬卧票在上车后都由列车员保管，快下车时才发回，而那个小铁牌子就是凭证。所以，我也不以为意，收好牌子，便靠在窗上欣赏外面的风景。
我庆幸自己又一次享受到软卧的舒适。还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在那年九月初，火车票价上涨了一倍以上，没人乘搭软卧了。万万没想到，这几乎是我此行的最后一次软卧了。这以后，逐渐发现软卧的许多“奥秘”，而随着这些新发现，软卧也从此离我越来越远了。
一整个下午，火车沿着渭河南岸行驶，横切过关中大平原。傍晚到了宝鸡附近，才开始出现一条条光秃秃的黄土台塬。有人形容这些台塬和台塬上密密麻麻的窑洞，像人造的玩具，不很真实。一片远古的泥黄色，干巴巴的，好像整个世纪没有下过雨了。
晚上10点左右，到了天水，才有两个人拉开我那间卧室的门走进来。他们也是先上车后补票的。提着大包小包，好像个体户，出门办完货回家的样子，也不多说话，把东西摆好便倒头睡了。
深夜中乘火车穿过中国大地，有一点兴奋又有一点伤愁。伤愁恐怕是因为独自旅行，奔驰在这一片辽远美好的土地上，没有人可以分享其中的欢乐。这样的心情最好喝酒了。我打开那瓶在西安买的西凤酒，香醇的白干把我熏得微微醉了，又一次在睡梦中，睡在中国的土地之上，奔向兰州的黄河。
大清早5点半，女列车员就把我们叫醒。“兰州，兰州快到了！快点起来吧。”我发现她不是昨天那位清秀的女列车员。换了另一人，可能是换班了。她替我们整理好铺盖，便来替我们换回车票。我这才发现，我那张票上，始发站那一栏，写着天水而非西安，票价也比我付的少。我以为是弄错了，拿了别人的票。
“恐怕弄错了吧。这张票不是我的。我是在西安上车的。”
那女列车员看了看铁牌子。“没错，你是下铺一号。这张票是你的。我怎么知道你哪儿上车的。你是跟谁补票的？”
“上车补的，跟昨晚那位列车员补的。”我说。
“那你去找她。”说完，她便走了。
我开始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看来，是昨天那位清秀的女列车员耍的伎俩。她收了我西安到兰州的车费，却补给我一张天水到兰州的票，中间的差价便入了她的口袋。我想起她文静的样子。
想不到，过了一会儿，她竟走进卧室来了。大概是刚才那位列车员通知她的。
“请问你的票要不要报销的？”她问。
“我不属于什么单位，不能报销。”我说。
“那就没关系啦。”她开始露出一点羞涩的笑容，“这样我们的收入不就可以增加一些吗？”她很平静地说。
显然，她也知道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她知道，我其实并没有损失什么。我付了钱，现在火车不是把我送到目的地了吗？我看着她那羞涩的笑容，也觉得不便再追究下去了。
“哦，那就没什么了。”
隔了许久，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位“女同志”那羞涩的笑容，和她那句“这样我们的收入不就可以增加一些吗”，总觉得这一切好像都那么自然，仿佛每天都发生一样。没错，这样她的“收入”确是可以“增加一些”。最触动我内心深处的是，她说这句话时，语调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自然，好像在说着一件稀松平常的柴米油盐事。而且，她真坦率，没有掩饰什么。“这样我们的收入不就可以增加一些吗？”或许，正是她那出奇的坦率，和她用的这些如此“奥妙”的字眼，使我没有再追究下去。
二
清早6点多出了兰州火车站，无意中回头一望，一座光秃秃的山就像秃鹰似的盘在空中，瞪着我看。山上一根草、一棵树也没有。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光秃的山。这座皋兰山，好像一件奇怪的物体，硬生生地闯入兰州市。如此接近市区，仿佛是兰州城建成后，它才闯入的。
十多年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当刘子健老师跟我说，西安南部被终南山包围着时，我想象中的景象，正像今天在兰州所见到的。当然，这种高山包围城市的景象，在西安是见不到的，不料却在兰州碰上了。
“来啊，洗脸啊！洗脸吗？”
兰州位于大西北，用的却依然是北京的夏令时。清早6点多，天还黑得很。我看不清她们的脸，却可以听见她们在喊：“洗脸啊！洗脸啊！”
终于，我见到了。她们一字儿排列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十来个老年妇女，站在那儿。每个人面前的地上，都摆放着一个洗面盆，旁边一个热水瓶。她们手拿着面巾，向路过的旅客招呼：“洗脸啊，洗脸！”
她们应当都是个体户，可年龄、衣着、站立的姿势、拉客的方式，却出奇的相似。甚至，她们所用的“生产工具”（面盆、热水瓶和面巾）花纹图案都一模一样，好像是同一个牌子的。而且，她们的热水瓶，都摆在面盆的右边，好像有一种默契。她们站在那里，像一支受过训练的军队。
不久，从火车站涌出的人群当中，就有几个旅客，在这些老妇人面前蹲下，就地洗起脸来了。看来，她们的生意还很不错。那盆水好久也没换，面巾也不必换。一个洗完，另一个又接上来，很自然的样子。比较讲究的，便从随身携带的那个北京牌黑色小包包中，取出自己的毛巾来。
后来，在西北的好几个火车站前，比如西宁和格尔木，我也见到同样的场面。甚至，两年后重游西安，也在解放路上见到有人在街头出售洗脸水——一种罕见的商品。
太早了，兰州火车站对面好几家宾馆和招待所，都还没有开门营业。我走到火车站旁的一家小食摊，吃了一碗热辣辣的“正宗兰州牛肉拉面”。然后，把行李寄存，跳上一辆7路公车，在市内、市郊转了一圈。
下车后，步行了好长的一段路，到白塔山去。终于，我第一次见到黄河了。就在山脚下，古老的黄泥色，向东流去。
从白塔山走下来，穿越黄河铁桥回火车站。黄河看得更真切了，就在桥下。翻滚的黄河水流得很急。有几根树枝，在河上漂啊漂，一会儿就在一圈圈的漩涡中沉没不见了。从这里，如果有羊皮筏子，倒是可以漂流到中卫去。那儿离杜甫所说的“五城何迢迢”中的“五城”起点不远了。
黄河铁桥建于清末。曾经见过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一大群羊，整整齐齐地列队经过铁桥。如今，它已年迈，桥墩不胜负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了。我站在桥中央，呆呆望着黄河之水，幻想有一头羊的浮尸，浮在水面向东流。好一会儿，才沿着庆阳路慢慢走回兰州站。在路上，几个回民妇女，蓝布衣、白头巾的装扮，在清扫街道。兰州的确比许多其他内陆城市干净。
兰州黄河铁桥上所见的黄河
但我和兰州似乎没有什么缘分。后来曾经三次路经兰州，然而三次都没有停留一宿，只是在市区转了几个小时就走了。这一次，我原本打算住一晚再走的，但见到了黄河，回到火车站后，突然觉得心满意足了。兰州好像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留恋。临时决定，在当天，乘搭上午11点19分到站的143次列车，到酒泉去了。
三
我终于尝到在国内挤火车的滋味了。143次列车从西安始发，开往乌鲁木齐。在兰州站买票时，只能买到硬座票了，而且是不对号入座的。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妙。果然，这一列车开抵兰州时，全车爆满，还有不少站立的旅客。我提着两个兰州名产白兰瓜上车，只能勉强在车门边，找到一个立足点。穿着蓝布衣的乡下农人，老是想往门边推挤。他们随身带着一袋袋的谷物、长豆、花椒，甚至母鸡，好像去赶集，又像刚从集上回家。有的累了，半躺在地上睡觉。
我把随身那件行李，塞到一个硬座底下，便走向第九车厢，找列车长去，看看能否补到一张卧铺票。软卧是别想了。上车前我已问过。列车员说：“都满了，都满了。”我最大的希望是补一张硬卧，否则就得站立几乎二十个小时，站着度过漫长的一夜，才能到酒泉。
第九车厢上的列车长席前，永远围着那么多人在补票。两名办事员，或许见惯了，一点也不急躁。一个收钱，一个慢条斯理地开票，很有涵养的样子。补票的人，多是乡下农夫。他们可能是在某个小站上车，还没买票，或者没买票被查出来的。大家挤成一团，没有排队。谁的手伸得最快，谁就最先补到票。
看看这光景，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还是再过一小时后回来看看。午饭还没吃。我取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把一个白兰瓜切了当饭吃。这瓜甜美多汁，和美国的白蜜瓜有些相似。在闷热的车厢里，有缘吃到这种兰州名瓜，确是一大享受，也是很大的安慰。
一小时后，再回去第九车厢看，补票的人还是那么多。两小时后，还是没办法。后来遇到列车长，他说：“还在点算空的硬卧铺，迟点再来看。”直到三个多小时后，我才补到一个硬卧。后来才知道，在国内火车上，这也是很够幸运的了。稍后，我从乌鲁木齐返回兰州，就连硬卧也补不上了，在硬座上坐了两天两夜，度过了一段将近两千公里的难忘旅程。
下午，火车开始进入狭长的河西走廊，一大片、一大片荒凉的戈壁滩。偶尔有一小群牛羊，在比较肥美的草地上放牧，像风景明信片上的画面。祁连山脉一直在火车窗口的西南边上出现。那么近，仿佛伸手可以触摸。远古的长城废墟，点缀在戈壁滩上，像牧民遗弃的羊圈。
初秋穿越这一片风景，所有色彩都是低沉忧郁的。甚至连下午的阳光也仿佛酷热不起来。这里一棵树也没有，无法衡量秋叶的颜色。我泡了一杯茶，默默坐在窗前，想起一千多年前，经过这条走廊到西域去屯田的唐代士兵，和他们的死敌回纥及吐蕃军队。他们当年所见到的景物，恐怕和我现在所见的，一模一样。
列车在一片金黄的夕阳下，奔向武威，又在一片黑夜中到站。汉代曾经在这里屯田，居延汉简也在此出土。我走到站台上，买了一袋子小笼包当晚饭。
晚上11点多，列车员催促大家就寝。灯全熄了，只留下走道上一盏小小的夜灯。硬卧一点也不“硬”，和软卧一样，都是一张棉褥。其实，硬卧少了软卧铺上的那张靠背，床上的空间反而比软卧的大一些。
我补到的硬卧，在最上铺，离车顶极近，令人觉得窒息。辗转难眠，我起来坐在走道的小凳上，看着火车在黑夜中驶过狭长的河西走廊，在两座高山的峡谷中穿过去。最动人的时刻，是火车在徐徐转大弯的时候。可以见到火车头前的大灯，射向戈壁滩上的铁轨。前面几节是硬座车厢，一个个小小的方形窗口上，依然亮着灯光，有人影。硬座车是不熄灯的。在戈壁滩的黑暗中，有一盏牧羊人的灯火，幽灵般地在空气中飘浮着。火车转过大弯后，它就消失了。
列车在半夜2点多驰过张掖站。这儿便是陶渊明诗所说的“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的张掖。睡在下铺的一名年轻的出差军人，夜里起来上厕所，见我睡不着，竟主动地把他的下铺，和我换上铺。终于，张掖以后，我又一次在火车上，睡在沉沉的中国大地上，在睡梦中奔驰在西北的大漠上。夜里气温越降越低。风在紧闭的车窗外吹着。我把火车上的毯子都盖上了。
清早7点16分抵达酒泉，天还很黑。火车站建在茫茫大漠中一个无人烟的地方，四周全是戈壁滩，离县城至少还有十公里。一辆公共汽车，斜斜切过一个大戈壁滩，缓缓地把旅客载进县城。穿过南关的城楼时，天都快亮了。我在北大街的县汽车站下车。
一走出站门，第一个印象是，酒泉出奇的干净。马路上打扫得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也没有。连路两旁的黄泥地上，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或许，其他内陆城市太脏了，一到酒泉这个清洁的塞外小镇，感觉和对比便分外强烈。或许，这是因为酒泉多回民。穆斯林对洁净的要求，在城中处处表现得特别明显。
后来读易君左的那本1954年初版《祖国山河》，发现四十多年前，他在1947年夏，初到酒泉时所见到的酒泉，也是十分干净的。他写道，“酒泉虽只有几条大街，但清清楚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看来，这个大漠上的绿洲小城，很久以来就是这么洁净的了。
晨曦下，路两边那一排古旧的矮小老店屋，一点也不显得破落，反而一尘不染的样子，有一种动人的简朴魅力。几个回民妇女，在路边摆卖瓜果蔬菜。我沿着这条北大街往南走，再转个弯，拐进一条小巷，到酒泉宾馆投宿。
或许旅游旺季已过，宾馆冷冷清清的，格外寂静。一走进客房，祁连山就在窗口上，仿佛被窗子框了起来，像一幅画挂在那儿。房里的摆设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拙的书桌、旧式的玻璃橱，老式竖立的衣帽架，令人兴起一种怀旧的心情。地上铺着地板，厚沉沉的，散发出一种木质的温馨气息。
从西安西行以来，我已经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没洗澡。一大早，宾馆还有热水供应，再迟些就没了。我赶紧去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然后，又像刚抵西安那样，先睡它三个小时的“早觉”，补充两夜来在火车上不足的睡眠。
九月中的酒泉，已经很有些秋意了。睡醒时，有一种秋高气爽的舒畅。我决定去看嘉峪关，从县汽车站搭公车去。
站在嘉峪关高高的城墙上，见到一列载货的蒸汽火车，喷出白烟，驶过关外北面的大漠，往西域奔去。火车走后，那条白烟仍久久不散，像一根柱子一样浮挂在空中。真是个“大漠孤烟直”的景象。
嘉峪关游人不多，寂寥得很。驻守在关外附近的一连解放军，集体乘坐了七辆大军车来玩。年轻的军人，大概难得有一天的假期，好像一群出门远足的小学生，蹦蹦跳跳。
中午，在一棵树下的小吃摊前，等班车回酒泉，吃了一碗关外的麻辣凉面皮。有几名解放军也在吃。面皮做得像个圆鼓鼓的白色大年糕，足足有四五寸厚，直径两尺左右。摊主用一个特制的小铁器，随手在上面轻轻转个圈，就有一条条的面皮被刮了下来，再淋上一些油和调料。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酒泉是个理想的中途栖息站。这干净的小镇，只有东、西、南、北几条大街。镇太小，连公车也不必要了。下午，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在温暖的秋阳下，不到半小时，就绕完小镇一周，觉得好悠闲自在。从酒泉公园回来，时间依然多得很。一整个下午，我便在镇上逛一家又一家的国营商店，补充旅途上的一些必需品。
我先到东家去买了一条“祝君早安”的洗脸毛巾，又到西家去买了一卷卫生纸，再往南门市场，买了一瓶山西汾酒，最后才到北关车站去，买了明天早上到敦煌的班车票。这真有些像古乐府诗中所写的，当年花木兰代父从军前所做的事，只是她买的东西和我买的不太一样。她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傍晚，回宾馆的餐厅吃饭。偌大的一个餐厅，只有一桌坐满人。
“请问您几位？”服务员迎上来问。
“一个人。”
“那不如包餐吧，一个人十元。”她笑着说。
“好，那就包餐。”我在那一桌人对面坐下。看样子，那似乎是一位厂长，在宴请一批十几岁的少年男女工人吃饭，庆祝什么似的。菜一道一道地上，有洋芋焖肉、青椒炒肉、红烧牛肉、蒜苗炒肉、排骨花生汤，还有主食大米饭和馒头。馒头堆得高高的，像座小山。
包餐来了。我发现，我吃的正和对面那桌的一模一样，只是分量少一些，盛在一个一个比较小的碟子里端上来。原来这就叫“包餐”，像台湾所说的“和菜”。十元人民币吃了四菜一汤，用香港的消费标准来说，太便宜了，而且这是酒泉最好一家宾馆的餐厅，师傅的水准恐怕也是酒泉市最好的，吃得我非常满意。晚上回到房里，摸摸肚皮，把那瓶山西汾酒开了，对着窗外星月下的祁连山，一个人自酌独饮。
四
一直觉得，敦煌的地理位置很奇特。远在唐代，它就好像偏离通往西域的主要驿道，有点寂寞地孤立在西南一角。可是，从瓜州（今苦峪城附近），却又有驿道通往敦煌。旅客从东面来到瓜州，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经常乐县（今安西），折北往伊州（今哈密）出塞，完全不必经过敦煌。但他也可以沿着另两条南北驿道，到敦煌去，再从敦煌西面的玉门故关出塞。然而这样一来，好像绕远路，路程比较长。所以，玄奘当年到天竺取经，走的便是第一条路。他就没有到过敦煌。
事实上，今天的敦煌，依然偏离主道，既不在兰新公路上，也不在兰新铁路线上。乘搭火车，顶多只能到柳园站，便需转换班车，往南走一百二十公里，才到得了敦煌。这样的转换太麻烦了。所以，连我这个“火车迷”去敦煌，也不坐火车了。坐火车也到不了敦煌。
酒泉有定时班车直达敦煌。我前一天已买好了票，说是豪华空调旅游车，票价人民币十八元，比普通客车的贵几块钱。上车对号入座，很有秩序。车子是扬州车厂出产的旅游车，高背座椅，确比普通客车“豪华”许多，也干净许多。这以后，我见到扬州车，都比较有好感，也比较放心。
7点半准时开车。沿途是看不尽的祁连山和戈壁滩。原以为，到了西域，路必定不好走。但建在戈壁滩上的兰新公路，却出人意料的平坦宽畅，而且经常是笔直的，很少拐弯。中午在玉门镇停车吃过午饭后，下午经安西，5点左右便抵达敦煌了。
敦煌用的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阳光依然十分猛烈。如果中国有时差，敦煌这时应当才下午2点左右。县里没有公车。我在宾馆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城南去看鸣沙山和敦煌故城。回到城里吃过晚饭，晚上9点钟了，天才开始暗下来。
晚上回到我住的飞天宾馆，有一名中国台湾同胞，在三楼的服务台，“教训”那名服务员。
“你们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客人等了十几分钟，还没拿钥匙来！”
那位年轻的女服务员，也不答辩，脸上没有表情，把钥匙掷给那名台湾旅客，便转身到柜台后的小房去。
敦煌市郊的沙丘
整丘的沙好像大海，和蓝天连成一线
这样的场面我见多了，好像也越来越麻木了。通常，责骂服务员的，绝大多数是国外或境外的旅客。内地同胞往往出奇的有耐心，出奇的容忍，不太生气。我第一次回内地，也常常生气。第二次再来，面对这种场合，我发现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有耐心了，仿佛逐渐被“同化”了，不再轻易生气了。毕竟，这些服务员的待遇，每月可能还不到人民币两百元，生活刻板，职位别无选择，心情恐怕是很郁闷的。怎么还能对她们苛求“服务态度”呢？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在县汽车站乘了一辆专线车，到莫高窟去。其实，莫高窟我最想看的，倒不是壁画。这些书上都有了，画册也不少。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考古艺术系图书馆，也见过罗氏夫妇在20世纪40年代拍下的那一整批详细照片。我最想看的，倒是那个藏经洞第十七窟，当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偷窃经文的地方。
敦煌石窟沉浴在清晨的阳光中
正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员，最先带我们一行人去看的，便是第十七窟。洞室很小，很低矮，又不透光。原本应当是漆暗一片的，现在装上了一个小灯泡，方便游人参观。敦煌那一大批稀世文书，便从这里流出来，像花果飘零那样，散落到世界上好几个国家的图书馆。我见过一张照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年躲在里头，点着蜡烛，工作了几天几夜，把最好最有价值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挑选出来，劫运回法国。给他这么一挑，剩下的就只是些佛经抄本，没有太多版本价值的。
如今，洞里一片安详寂静，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里面空空洞洞的，只留下悟真和尚的一尊塑像和一通石碑。洞里如今的安详与寂静，与伯希和当年在里头点着蜡烛，疯狂挑选文物，形成的对比太强烈了。一直到离开第十七窟，往其他洞窟去参观时，我仿佛还可以见到，伯希和的幽灵，还点着蜡烛，在那洞窟里“工作”，依依不舍离去的样子。这意象恐怕也将永远玷在敦煌的历史上，洗不净了。
五
中午从敦煌乘班车来到柳园时，才下午3点多钟。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特快列车，要到晚上8点14分才到站。无端端多出整整五个小时，在柳园这个荒凉的小镇，不知该如何打发。然而，我也知道，这种无端端多出来的时间，往往是独自一人旅行最佳的时刻，因为那等于无端端捡到了多余的“自由”时间，可以更加逍遥一些，也可以更深入地去看看一个小镇。于是，我先买好了一张到吐鲁番去的硬座车票，再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内，便到镇上去逛了。
柳园是个典型的“火车拉来的市镇”，显然特别为了到敦煌去的旅客而建。镇上的居民，十之七八属于铁路局的员工。像中国许多小镇的火车站一样，柳园站也建得很有特色。低低矮矮的单层建筑物，呈长方形，为了配合铁轨，建在一个高墩上。建筑物的外表漆上一种很奇特的绿色，不像中国惯有的颜色，倒让人想起了欧陆或北美某些小镇的火车站。
我在唯一的一条大街上行走，突然被路边一个小摊子上的葡萄干吸引去。
“吐鲁番的葡萄干，很好吃。”摊主说。他是维吾尔人，留一把山羊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
一大袋一大袋的葡萄干，分成几个等级，发出诱人的金黄或翡玉色泽。最上好的一级，也才不过两块多钱一斤。我忍不住买了一斤。边走边吃，果然很好吃，甜中带点甘甘的滋味，和美国加州的产品很不一样。但没想到葡萄干是那么轻的东西，一斤有好大的一袋。我后来一直吃到乌鲁木齐，吃到北京，吃到洛阳，还没有把这一斤吃完。
在镇上走了不到一小时，便把大街两旁的商店都逛完了。它们的生意都很冷清，售卖的物品也大致相同。最显眼的，经常是那几十个搪瓷漱口大杯，整整齐齐地摆在架上。在比较大的国营商店里，老百姓最喜欢背着手，痴痴地盯着玻璃橱中的物品，往往看得入了神，许久许久，一动也不动，仿佛在仔细欣赏一件稀世的古董。几个售货员则坐在那里，聊天，打毛线，或者看报。大家互不干涉，相安无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我也感染了内地同胞的这种购物习惯。我也喜欢上这些国营商店去“欣赏古董”，像香港人所说的，去“八”一“八”，觉得真是旅行中的一大乐事。售货员不来招呼，再好不过。这样一来，大家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闲情，去慢慢观赏物品，慢慢比价钱了。
对我来说，内地的好些商品，有时真的是古董。我想，我那么喜欢去“八”，恐怕是因为这些商品，常常会勾起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美丽回忆。比如，这次在柳园的国营百货商店，我就见到一盒盒上海出产的“英雄牌”钢笔，真有如睹故人般的喜悦，因为在几乎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我在学校写字，用的就是这种中国内地的“英雄牌”钢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中国销到国外赚取外汇的商品，售价极其便宜。当时，中国香港地区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穷学生，用的恐怕都是这种中国钢笔。想不到，隔了二十多年，我竟然在大西北的边陲小镇，见到我年少时用来写字的工具，而且款式还一模一样，一样老土可爱。二十多年没变。
可惜，当时不知怎地，我竟忘了买下这一种“英雄牌”钢笔，留作纪念。现在回想起来，仍不免觉得是一大憾事。我想，下回有机会一定要去买一支“英雄牌”。否则，再过几年，这种笔就要被淘汰掉了。
下午5点多，无所事事，提前吃晚饭。火车站对面只有一家餐厅，像是铁路局员工合开的。六七张小木桌和长板凳，疏疏落落地摆在一个大厅里。地上什么也没铺，还是原始自然的泥沙地。仿佛走进了中古世纪，或古装片的一个拍摄场景，一切全像是道具摆设。我在门前的柜台，翻看那本沾满油渍的“菜谱”。几乎全都是蔬菜炒肉的，没有鱼。点了莲花白炒肉，外加一碗蛋花汤。买了餐票，从大厅后墙上的那个小窗洞，把票子传到厨房去。
在内地行走，碰到各地吃的用语的不同，有趣又有点混乱。台湾所说的“菜单”，到了西北一带，全变成“菜谱”。卷心菜变成“莲花白”，有些地方干脆叫大白菜，极易和台湾的大白菜搞乱了。长豆和豆角的分别，许多地方也不一样，有时甚至正好完全相反。所以，点菜时得问服务员：
“长豆，是不是这么长的？”还得比个一两尺长的手势。要不然，极可能吃到我不喜欢吃的短豆角，即我们家乡所说的“乌龟豆”，或美国人所说的“法国豆”。至于四季豆？“对不起，没听过！”
菜来了，得自己去后墙那小窗洞处领取。我的莲花白炒肉加了不少花椒。蛋花汤黑乌乌的，加了不少黑醋。原以为，只有湖南人吃辣。跑遍几乎整个中国大地后，才发现中国的吃辣区分布极广。连云南、四川、贵州、湖北、山西、陕西乃至整个大西北，炒菜、煮面都喜欢加进许多辣子。
吃完晚饭，还不到下午6点。在候车室等车，写了几张明信片，拿到火车站对面的小邮局去寄。晚上8点多，69次特快车终于到站了。这是一列“过路车”，我买的硬座票当然不对号入座。我原准备上车再补一张卧铺的，但列车到了柳园，许多旅客都下车转往敦煌去了，硬座车上的位子多得很。在我那节车厢，只有寥寥十几个乘客，座位却有整百个，每个人几乎可以占有五六张位子。于是，有人索性倒在那些三人座的长椅上，把它当睡铺了。
我看位子多得是，也懒得再去补卧铺了，准备就在硬座上睡一觉。在我对面，坐着一位20世纪50年代移居新疆的干部。五十多岁，爱聊天。谈起来，他热情地告诉我怎样去游乌鲁木齐的天池，还在我的记事簿上写下：
“从乌市火车站坐8路车，到黄河路口，青少年宫下车，找去天池的班车。”
后来到了乌市，我果然就凭着他提供的这点珍贵资料，自己找到班车去游了天池回来。凌晨1点多到了哈密，站台上仍然闹哄哄的。铁路局的员工，推着小车在叫卖香烟、啤酒、饮料，还有哈密瓜。这回进新疆，在九月中，正好赶上了葡萄和哈密瓜的季节。但那位干部说：
“哈密的瓜不行。要买好瓜，还得到吐鲁番或乌鲁木齐去。”
然而，站台上卖瓜的叫卖声太诱人了。“一块钱一个。”我终于忍不住，伸头伸手出车窗外买了一个，取出随身带着的水果刀切开一尝，平淡无味，恨不听他的话。这时，干部又有话说了：
“买哈密瓜，要看它表皮上的那些裂痕。裂痕越多越密，瓜就越甜。”
细看刚买的那瓜，光溜溜的，的确没有什么裂痕。往后到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我都谨记着他的话，果然吃到又甜又脆的好瓜。
半夜两点过后，我伏在硬座的小茶几上，朦朦眬眬地睡了。凌晨醒来，手臂都麻木了。整个车厢的人东歪西倒地熟睡着。车顶上的风扇，不知何时都关了。看着列车奔过漆黑的戈壁滩，过了一会儿，我又沉沉睡去。
六
清早抵达吐鲁番，乘了一辆毛驴车，到吐鲁番宾馆去投宿。赶车的维吾尔年轻小伙子叫沙立，一见毛驴跑得慢，就往驴身上抽一鞭，口中不断在喊：“嗨啊！嗨啊！嗨啊！”
吐鲁番尘土飞扬，路两旁种着高耸的白杨，似乎也阻挡不了什么风沙。一到宾馆大门，有伊斯兰式的蓝白圆顶，也有中国传统的红色柱子，高高矗立在广场上。付了钱，沙立用生硬的普通话问我：
“去不去，游高昌故城？交河城？我的朋友开出租车，可以载你去。”
“多少钱？”
“租车一天两百元。”
“让我想一想，等我办好住宿再说。”
“好，我在门口等你。”
吐鲁番宾馆看来长期住着不少外国人。办理住宿登记时，见到一叠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寄来的航空信，给住在宾馆里的老外。外国人来中国玩，好像都喜欢吐鲁番和西藏这些有所谓“异国情调”的地方，好比中国人游欧美，喜欢去唐人街一样。大家都在寻找彼此熟悉的东西。
一个很年轻的日本人，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模样，手里把玩着一把新疆小刀，用生硬的英文问我，要不要参加他组织的一个临时旅游团，去高昌故城等名胜。他说，租车太贵，他付不起，要找十几个人，租一辆小面包车去，大家平分费用。
看样子，吐鲁番很少有国内游客，没有西安等大城市那种“一日游”的组织。还是秋凉了，国内游客都不来了？然而，这个日本人太年轻了，我对他没有什么信心，不晓得他的旅行团是否真的可以组成。后来还是找回那位赶车的维吾尔少年沙立。
“这样好吧，”他给我出主意，“你今天下午先去看交河故城、苏公塔、葡萄沟、坎儿井，我朋友收你一百二十元。明天一早，再去看高昌故城，那里比较远，回来顺路去看阿斯塔那墓、火焰山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午12点左右就可以回来了，也是一百二十元。怎么样？”
我犹豫不决。
“你看，现在才9点多，”沙立又跟我出主意，“不然我先载你去巴扎转一圈。中午你吃了饭，先睡个午觉，下午2点钟我朋友就来带你去交河城，怎么样？”
他给我安排得倒很周到。“好吧，就这样办。”
又坐上沙立的驴车，到几条街外的巴扎去。“巴扎”跟马来文的“巴刹”同一意思，指的都是市场，也同一语源，都源自波斯文。这里随处飘扬着印度和中亚音乐，竟有些马来西亚那些马来和印度巴刹的气氛。
午睡后，沙立的朋友果然在宾馆的门口等着。“我叫小马，回族。”他自我介绍。他年纪很轻，不到二十岁，开着一辆老旧的波兰制小轿车。
交河故城浴在一大片明亮无比的阳光中。黄泥色的废墟染上白花花的骄阳，发出一种奇异的亮光。一片空寂。除了小马和我外，没有其他游人。我一直走到故城街道的尽头。城北，有一条小河静静流着。河岸两旁种着白杨。
吐鲁番市郊的交河故城遗址
交河故城中一座神殿的遗址，依然宏伟。
在葡萄沟，小马帮我选了一大串“红珍珠”，只要一块钱。他把葡萄拿到附近的一条小溪去冲洗，然后我们俩人分吃了。我来得正是时候，吐鲁番的葡萄熟透了，一串一串地从架上垂下来，伸手可以采摘。当年，柳宗元初抵柳州，发现原始树林上悬挂着的蛇，正像葡萄一样：“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这意象很妙，唐代的其他诗人当中，好像还没有如此高远的想象。如今看着这些倒悬的葡萄，我觉得它们倒真像柳宗元诗中的真蛇一样，挂在那里，随风轻轻摆动。“红珍珠”无核，甜美多汁，又清脆。吃完后，又央小马去买了一大串绿色的马奶子葡萄，带在车上吃。
第二天一大早，在前往高昌故城的途中，小马把车停在一个葡萄村中一家维吾尔人的小吃店前，买了两个维吾尔族当主食的大饼“馕”。他和那位卖饼的维吾尔族妇人有说有笑，看来相熟。“这家的好吃。昨天你请我吃葡萄，今天我请你吃。”他回来时说。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大饼。这饼直径足足有一尺，热腾腾、黄澄澄的，刚出炉，香气扑鼻。一口咬下去，烤脆的面饼随着奶油溶在舌面，真是入口即化。那天一早，宾馆的餐厅还没有开市，我早点还没吃就上路了。现在吃下这块饼，我摸摸肚皮，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高昌故城比交河故城更为壮观。晨曦中，一名满面风霜的维吾尔族老头，赶着他的两头骆驼，往废墟的大街走去。还有一名维吾尔族妇人，头上系着一条红色的头巾，驾着马车，驰过故城平静的沙地。尘土在她车后扬起。我后来在火焰山下，也见到这种古老而简陋的马车，在一大片红砂岩的色彩中，往西驰去。
七
吐鲁番站有火车通往乌鲁木齐。然而，为了看看汉唐古驿道的风景，我还是决定改搭长途汽车前去。这辆车颇残破，坐满了人。车上有几个老外。他们的大背囊太大了，无处可放，弄得好不狼狈。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两地相距约一百五十公里，半路上已经可以见到天山的雪峰，挂在车窗外，好像浮在戈壁滩上。车子行了将近五个小时，在下午5点多才抵达乌市。
一到乌市不久，我那件在香港刚买不久的长袖毛衣就不见了。抵达时，见到街上的人已经都穿起秋装了。于是，从宾馆出外时，也把毛衣带上。不料，等我挤上那辆开往火车站的公车时，才发现披挂在肩上的毛衣不见了，不知被谁顺手“拉”去了。
一辆小驴车，途经吐鲁番近郊的火焰山。
从吐鲁番前往乌鲁木齐途中所见的天山雪景
九月中的乌市，早晚很有些凉意了。幸好我还有一件无袖的羊毛背心，可以暂时应付着。但新疆以后，我就要沿着“五城何迢迢”的路线，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那里的气温肯定在零摄氏度以下。那件毛衣原本就是为内蒙古准备的，没想到却在乌鲁木齐弄丢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而我为了旅行轻便，连一件外套也没带。然而，转念一想，拿我毛衣的人，恐怕比我更需要它来过冬吧。
我垂头丧气地走在街头。突然一抬头，见到路边堆积着哈密瓜，又肥又大，像一条一条的小乳猪。摊主刚好切开了一个瓜在零卖，粉红色的瓜肉，晶莹欲滴，十分诱人。我要了半边，摊主也懒得称，手掂了掂就说：“算五毛钱好了。”这半边至少也有一公斤。
咬了一口，又脆又甜又多汁，远胜在火车上买的那个瓜。遗失毛衣弄坏的心情，这才好转起来。傍晚在华侨饭店的餐厅吃饭，发现每张餐桌上都摆着一小碟小月饼，才想起今天是中秋了。两岁的棠儿和她妈妈都远在美国，而我一人独自在西域。大节日，餐厅人手不足，我点了三样菜，只来了一道冷盘。等了半个多小时，其他的菜还是没来，最后取消算了，回客房去，把刚买的那半边哈密瓜吃了当晚饭。
第二天早上6点钟起来。太早了，还没有公车和出租车。我从华侨饭店步行了半个小时，到青少年宫，找车上天池。半路上，见到老百姓提着篮子在排队，买刚刚出炉的油条和烧饼，香气四溢。我还没吃早饭，也凑上去想买。排了一会儿，才知道要粮票。那年，粮票恐怕早已经在中国其他内陆城市绝了迹，没想到乌市还在使用。我当然没有粮票，不肯定可不可买，走了。后来才知道，没粮票，再多补一点钱也是可以买的。
火车上那位乌市干部给我的资料没错。青少年宫公园门前，每天有班车到天池。这次回到中国内地，经过一番大力的“改善”，我的衣着已和国内同胞无异了，一样老土，查票员也看不出来，没说什么。车上还有两名日本人，衣着也和国内同胞相似，而且他们都没有背着老外喜欢背的那种大背囊，很低调，看来很懂得在中国旅行的窍门。我起初也以为他们是中国人。直到查票员问他们去哪里时，他们不会说中文，才露出原形来，得补买外宾票。
这天池，比起西安翠华山上的天池大得多，但却没有那么幽静深邃，那么耐人寻味。翠华山的天池，仿佛藏在深山人未识，而新疆的天池，已经有游艇在池上航行了。池中央，映着博格达峰的冰川倒影。哈萨克族人，骑着马在云杉林间的小路上来回奔跑，炊烟从他们山下的帐包升起。班车要到下午4点才回返乌市。我坐在天池边，吃茶叶蛋，看了一整个下午的碧蓝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