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心中的鳄鱼

多年前，我曾为几位同事、朋友、老乡的书作过序言或写过荐语。当时，他们都是正直、善良、有才干的年轻人。他们当时与我们一样，诅咒着贪官污吏，痛恨着贪腐行为。后来，他们都升迁到了重要的岗位上，有很好的口碑，有不凡的业绩，我从内心深处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没想到，他们竟然因为贪腐落了马。这让熟悉他们的朋友都感到震惊、惋惜，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些感受我都有，除此之外，还有遗憾与尴尬。尴尬的是我竟然为这些被群众诅咒的人作过序或写过荐语，遗憾的是我没有孙悟空那样一双火眼金睛，能透过外表看到妖魔鬼怪的本来面貌。但又一想，他们，在我为他们作序或写荐语的时候，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妖魔鬼怪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不是。他们那时的正直是真的，他们那时以自己手中的笔揭露黑暗、捍卫正义是真的，他们的才华更是真的，那时的他们是比我要优秀许多的人，否则也不会被提拔上去。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了好久，终于大概地想明白了，他们变质与堕落，根源于他们心中失控的欲望。

古人云：食色，性也。古人又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人又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一向不否定人的正当的欲望，因为人类正当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初的动力，当然也是人类自身繁衍生存的根本动力。共产党人也从不否定人的正当欲望，提升职务、颁发勋章、奖励财产、鼓励自由恋爱，包括最近颁布肯定非婚生子女的社会地位与公民权利的法规，都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的正当欲望的肯定。古代圣人君子和共产党人所批判的是人的过度的欲望，因为欲望一过度就会成为贪欲，而满足贪欲的行为就会成为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侵占与夺取，这就会造成社会不公、人心败坏，乃至引发动乱与灾难。

欲望人人有，清醒地知道纵欲之害的人很多，但如果纵欲不受惩罚，那么能理性地控制欲望的人，比得到机会就让欲望膨胀的人要少吧？因此，从制度设计上防止腐败，用法律来控制纵欲，比道德教育发挥的效果应该更为明确。

人要纵欲，第一应该有权，第二必须有钱，第三应该有势。这都是老生常谈，毋庸赘述，我只想说一下我对权力的理解。权力者，含义广泛之大概念，它的拥有者应该是人民，但人民不能人人都来掌权，那就只能通过宪法与有关法规认定的程序，将之委托给某些机构或个人来掌管行施。通俗地说，这些机构就是政府，这些个人，就是官员。官员替人民掌管的权力，有财权、物权、政策的制定权、对下级人员的任免权，等等，这些权力，可以施惠张三，也可以惩罚李四，因之，掌握权力的人，就客观具有了将手中公权换取利益以满足自己各类欲望的可能性。

封建帝王造谣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实质上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相信君权神授，不怀疑他掌管天下的合理性，不滋生夺取他的权力的野心。他把自己当成国家的唯一主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之他搜刮天下的财富供自己挥霍似乎是天经地义、心安理得的事，因之他对帮他治理天下、代行权力的臣属们的贪污行为，格外不能容忍。现在官员的贪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侵占了人民的利益，而封建王朝内官吏们的贪污，理论上则等于侵占了皇帝个人及其家族的利益。因之，封建王朝对贪腐行为的惩治是相当残酷的。最狠的如朱元璋的“剥皮楦草”，即把贪官的皮活剥下来，楦上干草，悬之大堂，以儆后任。后任若看到前任楦满干草的皮悬在大堂之上，心里是什么感觉，尽管没有资料可以查证，但按常理推度，那肯定是心里拔凉拔凉的。估计他在断案时，会不时地抬头望望前任高悬的皮草，心里的想枉法收银子的欲望会受到限制。但这皮草，不可能永远悬挂下去，即便永远悬挂着，几十年之后，也就成了一个摆设，就像原本是用来吓唬鸟雀的稻草人，时间长了失去了威慑力，反而很可能成为鸟雀筑巢垒窝的地方。另外，一国之内的衙门大堂上，不可能都挂上贪官的皮草，因之那些没挂皮草的衙门里的坐堂者，也就是在听到某同僚被剥皮楦草的消息后收敛一段时间，然后便一切如常了。

社会主义是全新的社会制度。在我的记忆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造成的巨大声势下，贪腐现象确实较少。我记得我父亲教导我们说，“懒、馋、贪、变”是好人变成坏人的“四部曲”。“懒”，不爱劳动，好吃懒做，当二流子，是“变”的第一步。当时有好多新编小戏，也在批判那些留着大分头、镶着大金牙、趿拉着鞋的懒汉。十懒九馋，不想劳动，还想吃好吃的。不劳动就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那就想歪门邪道。农村的偷鸡摸狗；在机关单位的，那就损公肥私，公钱私用。手里有点权力的，哪怕是供销社里卖酒的售货员，也有掺水换酒喝的机会。这实际上已经“变”了，即由好人变成坏人了。当时因为经济总量小，所以，有一年我们县供销社系统出了个贪污挪用公款一万多元的人，就成了轰动全县的大案。到了七十年代，贪腐现象明显增多。那时老百姓求官员办事，经常要先“研究研究（烟酒烟酒）”。那时的官员胃口小，一盒烟一瓶酒就能办成事。当时最流行的是“走后门”，民间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在人学、招工、参军、知青回城等诸多方面，都流传着，也事实上存在着“走后门”的现象。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大多数人鼓掌欢迎，但也有些干部子女心怀不满。当然高考有高考的问题，但站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上来说，那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大概也是老百姓孩子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当然，考了高分、上了好大学的人并不一定将来能成就大业，但从成材的几率上看，上了好大学的人，总比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人高一些。没上大学成了大材的人当然也有，但这就另当别论了。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我所熟悉的供销社系统因其冷漠的服务态度与过多的冗员，很快就被物美价廉、服务热情的“小卖部”挤垮。在其他行业，某些乡镇企业也以其“灵活”的销售方式占领了市场。这里的“灵活”实际上就是行贿，你手里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权力，你就是被行贿的对象。握有替公家买某种商品的权力的人，如果没有一个代替人民行使监督权的机构来监督，那他就可能公然地受贿。这在卖与买过程中存在的交易，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贪腐的主要内容，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当时，我一个朋友的在供销社当了几十年主管会计的父亲，退休后被县城的一家乡镇企业聘去当财会主管，给的工资比他的退休金高好几倍，按说这是大好的事情，但老头在那家乡镇企业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有一次我赶集时遇到他在集上摆摊卖布头，问，大叔，那么好的差事，你怎么不干了？他悄悄地对我说，贤侄，不是我不想干，是干不了啊！我说，那个企业规模不大，那点账你还管不了？他说，不是业务的事，那点账，我玩着也能记好，关键是……怎么说呢？咱跟不上形势了呀！我说，你管那些干什么，让你怎么记你就怎么记呗。他挠挠头说，贤侄，咱良心上过不去啊！——老人这句“咱良心上过不去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还难以忘却。是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良心上过不去”的时刻，那这社会上的贪腐现象就会大量减少。但问题是，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良心；有的人刚开始还“良心上过不去”，但很快就过去了。只有少数像我朋友的老父亲那样“良心上过不去”的人存在着，他们正是贪腐社会里的一股清流。但你的“良心上过不去”，你辞职了，自有良心上能过得去的人来补缺，所以要根除或减少贪腐现象，单靠良心还真是不行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一方面是经济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一方面是贪腐明目张胆的大流行。这是否是个必须经过的阶段，还是经济大发展的伴生物，一时半会恐怕还真说不清楚。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写出了反对腐败、揭露腐败、分析腐败根源的长篇小说《酒国》。三十多年后，回头重读这部小说，它当然有很多不足与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一本书也代表那个时代的一部分民意与作家对那个时代的认识，现在如果来修改它，反而会感到有点篡改历史的意味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部队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工作，主要负责编写以检察官为主人公的反腐败电视剧，同时也参加一些报社举办的文学笔会，客观地说为培养检察系统的业余作者发挥了些微作用。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与几位同事上到高检机关采访领导，下到基层检察院与检察官一起生活、工作，应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丰富了自己的法律知识，了解了检察院的历史沿革与运作机制，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生龙活虎的检察官形象，当然，也积累了一些有个性的、栩栩如生的贪官形象。这个时候我就感到自己写《酒国》时对腐败问题理解的肤浅，以及对贪官理解的公式化。尽管在后来的电视剧本编撰过程中，我一直试图贯彻把检察官和贪官都当成人来写的理念，但由于受到一些特殊的限制，总是感到未能达到自己构想的水准。

2007年，我调到文化部所属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在检察系统工作的积累及大量素材经常会浮现在脑海里。贪官形形色色，如同树上的叶子，没有一片是完全相同的，当然他们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同行们已经在小说里、影视作品里塑造了很多贪官形象，但这些形象，似乎都不如我构思中的生动。我感觉到写他们共性的地方多了一点，而写他们个性的地方少了一点；写他们的犯罪过程多了一点，但写他们犯罪的原因以及写他们犯罪后的反思少了一点。我们常看到屏幕上出现痛哭流涕的贪官形象，但他们的忏悔词大多雷同，他们对自己的剖析流于公式，往往只从所谓的“放松学习”之类上找原因，而没有从人性上找源头，也没能从这么多官员共同贪腐这个现象上深挖原因。

2008年参观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时，看到雨果对话剧的爱好，又联想到萨特伟大的话剧，我决定写一部以逃亡贪官为主人公的话剧。不为英雄树碑立传，却为贪官写话剧，这分明是找骂挨呀。但骂就骂吧，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是一个能够比较深刻地揭示人性的角度，也是一个也许能够触及读者（尤其是贪官）灵魂的角度。

当然，若是单纯讨论贪官问题，我觉得这个剧本还缺少一个真正的灵魂，或者说缺少一种超越题材的象征性的东西。后来，我从邻居家一个养爬行动物为宠物的小伙子那儿，知道了鳄鱼的独特习性，以及它的身体的生长与环境制约的密切关系。鳄鱼是丑陋的，也是凶残的，但它又是具有超出一般动物的忍饥耐饿、适应环境能力的超级动物，要不它也不会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它比人类古老，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也比人类更智慧。它的生长规律，与人的欲望何其相似。我们读古书知道“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我们从民间谚语里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回首往事也知道自己当年的理想是怎样被不断超越的。我也记起了2010年在东亚文学论坛上，我曾就人类的欲望问题做过一次演讲。是的，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便会快速生长。在本剧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养它的柜子，而决定贪官贪腐程度的是他掌握权力的大小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程度。

人的欲望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来自本能，如食，如色；一种来自后天的道德教育，如当一个好官、做一个好人、当一个英雄。剧中的主人公在他的最后关头，终于觉悟到追求后一种社会性道德欲望的实现，远远高级于本能性的物质性的满足。当一个被百姓爱戴的好官，替人民干了好事、立了功劳，这样的功利欲望的实现与满足，其幸福感、成就感，是庸俗低级的欲望满足无法相提并论的。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反腐败的力度之大，惩罚的贪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惩治贪腐官员的同时，诸多防止贪腐的法规一条条制定、一条条落实。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是伟大的探索，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将显著。

当然，作为一个戏剧写作者，我最关注的还是挖掘人性的奥秘，塑造一个能在舞台上站得住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用自己的作品论证或诠释某项法规。

这部话剧我构思了十几年，终于在去年春节期间写完。尽管好的话剧的阅读性并不亚于小说，但我还是希望能有人认识到这个剧本的价值，并将之搬上舞台。

2023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