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犁假说

最早提出“犁假说”（plough hypothesis）的人是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瑟鲁普，他认为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犁的社会，其性别平等程度将逊于从未用过犁的社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相较于犁耕农业（一般由马或牛这类强壮的动物牵引），迁移农业（使用锄头或挖掘棒这类手持工具的农业）更方便女性劳作，所以对女性更为友好。[1]

这种可操作性上的性别差异部分源自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差异。犁地需要“相当大的上半身力量、握力和爆发力，以便拉犁或者控制拉犁的动物”，这就使得男性身体更有优势。[2]由于女性的瘦体重①在上半身分布得不是那么集中，[3]男性的上半身重量大约比女性多了75%，[4]因此，男性的上半身力量也平均比女性高40%至60%[5]（相比之下，男性的下半身力量平均只比女性高25%[6]）。女性的平均握力也比男性低41%，[7]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并不会随年龄而变化：通常一名70岁男性的握力比一名普通25岁女性的握力更强。[8]这种性别差异也没法通过训练显著消除：一项研究将“训练有素的女性运动员”与“未经训练或未经专门训练”的男性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她们的握力“鲜少”超过男性受试者的中位数水平。[9]总的来说，研究中90%的女性（这次包括未经训练的女性）的握力比95%的男性要弱。

但是，犁耕与迁移农业在对女性友好程度上的差异也是社会角色性别化的结果。锄地可以轻易开始或停止，这意味着它可以与照顾孩子相结合。但对于由强壮动物牵引的重型工具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锄地是劳动密集型，犁地是资本密集型，[10]而女性更有可能获得的资源是时间而不是金钱。博瑟鲁普因此认为，在使用犁的地方，男性主导了农业，而这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男性在其中拥有权力和特权。

2011年的一篇论文显示，博瑟鲁普的假说经得起推敲。[11]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传统上从事犁耕农业的社会，其后裔即使移民到其他国家，也持有更多性别歧视的观点。这篇论文还发现，性别歧视的信念，与有利于犁耕农业而非迁移农业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关。这表明，是气候而非预先存在的性别歧视决定了犁的采用，反过来又推动了性别歧视观点的采用。

犁假说亦不乏批评者。2014年对埃塞俄比亚农业的一项分析指出，尽管该国农业与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几乎所有的阿姆哈拉民间传说”中，农民都是男性），尤其犁地完全是男人做的活计，但上身力量的论点在那里并不成立，因为他们使用较轻巧的犁。[12]该分析还引用了1979年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也对犁假说提出了质疑，其依据在于“即使在从未引进犁的地方，特别是南部库希特人，仍然是男人在耕种”。

真的是男人在耕种吗？这很难说——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因为与实际耕种者相关的数据里也充满了缺口。你能看到无数的报告、文章和简报，[13]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大陆上60%至80%的农业劳动力由女性承担”的说法，内容大同小异，但基本上没有证据。这个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并不是说它一定是错的，只是我们无法予以证明，因为我们缺乏数据。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考虑到男人和女人经常一起务农，很难分清二者的劳动有多少用于生产食物成品。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谢丽尔·多斯指出，这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评价“食物”：是根据热量值（主要作物会名列前茅），还是根据货币价值（咖啡可能胜出）。考虑到妇女“往往更多参与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如果是比较热量值，“可能会导致女性生产的份额高出许多”。[14]

不过，“可能”的分量很重，因为全国性的调查往往不会报告农民的性别。[15]即使是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粗心大意的调查设计也可能导致对女性劳动力报告不足：如果问女性她们是做“家务”还是“工作”，把这二者当成相互排斥的选项（或者表明家务不属于工作），她们往往会只选择“家务”一项，因为这描述了她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16]这种缺口接着又会因重视“创收活动”的倾向而加剧，其结果是（通常由女性主导的）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总是被低估。人口普查还倾向于将农业定义为“田间劳动”，这导致女性的工作——如“饲养小家畜、种植果蔬、收获后加工”——被低估。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证明男性偏见导致了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研究人员将工作划分为“主要”和“次要”活动时。首先，劳动力调查往往并不会收集到次要活动的信息。即使有，也不总是计入劳动力数据，这是一种男性偏见，令女性的有偿工作遁形。[17]女性通常会把有偿工作列为次要活动，原因很简单：她们的无偿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有偿工作上。其结果是，劳动力统计往往显示出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18]

在多斯查证上述“60%至80%”的说法时，她使用的数据中也能见到这种男性偏见。她的结论是，妇女在全球农业劳动力中的占比不到一半，但她使用的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如果一个人报告说农业是他或她的主要经济活动，那么他或她就被报告为农业劳动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做法排除了大量女性的有偿劳动。公允地说，多斯的确承认这种做法存在问题，并批评了对拉丁美洲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占比统计，因为该项统计称这个比例只有16%，低得荒唐。多斯指出，拉丁美洲的农村妇女“可能会回答说‘家’是她们的主要责任，即便她们实际上从事繁重的农活”。

但是，即使我们打算在计算女性农业劳动力时填补所有这些性别数据缺口，我们仍然不知道有多少餐桌上的食物是由女性生产的。这是因为女性的投入无法匹配男性的产出：总体而言，女性在农业上的生产率低于男性。这并不是说她们没有那么努力工作，而只是因为农业（从工具到科学研究，再到发展举措）是围绕着男人的需求设计的，这导致她们在劳作中的产出较少。多斯写道，事实上，考虑到女性的各种制约因素（无法获得土地、信贷和新技术，外加她们的无偿工作职责），“如果她们能够生产超过一半的粮食作物，那才令人惊讶”。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如果女性能像男性一样获得生产资源，她们在农地的产量将增加30%。[19]但她们无法获得。与犁的引入相似，现代一些“省力”设备可能更准确地说应该叫“男性省力”设备。例如，2014年在叙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机械化农业的引入确实减少了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让男性有更多时间“在农业之外寻找薪酬更高的机会”，但它实际上增加了“对女性劳动密集型工作的需求，比如插秧、除草、收割和加工”。[20]相反，在土耳其，一些农业任务机械化之后，妇女在农业劳动中的参与减少了，“因为男人占用了机械”，也因为妇女不愿意使用机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教育和社会文化准则，但也“因为机器不是为妇女设计的”。[21]

体力劳动工具可以让男人受益，却让女人付出代价。以所谓的“推广服务”（旨在向农民传播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的教育项目）为例，从历史上看，推广服务对女性并不友好。根据粮农组织1988至1989年的一项调查（仅限于实际拥有性别分列数据的国家），所有推广服务中只有5%是针对妇女的。[22]尽管自那时以来情况略有改善，[23]但仍有许多当代发展举措忘了将妇女包括在内[24]——往好了说，这些举措无济于事，往坏了说，它们会将女性推向不利的境地。

Data2x（由希拉里·克林顿建立的一个受联合国支持的组织，正以游说活动缩小全球性别数据缺口）在2015年的一项分析中发现，许多干预措施根本无法惠及女性，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已经超负荷工作，不管这些教育活动最终能给她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她们就是腾不出时间参加。[25]发展规划人员还必须考虑到妇女的（缺乏）流动性，部分原因是她们要承担照护责任，但也是因为她们不太可能获得交通工具，而且独自出行时往往面临障碍。

此外还有语言和识字障碍：许多项目都是用本国官方语言讲授的，而女性接受这种语言教育的可能性低于男性。由于全球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女性识文断字的可能性也较低，所以书面材料也没有帮助。这些都是相当基本的问题，应该不难解释，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忽视。[26]

因为许多发展举措要求最低土地面积，或要求参加培训的人是农户户主或者耕种土地的所有者，妇女就被排除在外了。另一些发展举措只关注有足够资金购买技术的农场，妇女也不在此列。这些条件都偏向男性农民，因为贫困农民主要是女性，小规模农民也主要是女性，而且她们绝大多数不可能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27]

为了设计出能真正帮助女性的干预措施，首先我们需要数据。但有时感觉我们压根没有在这方面努力。2012年，盖茨基金会的一份文件谈到一个不具名组织的经历，该组织旨在培育和分发主要农作物的改良品种。[28]但是怎么才算“改良”是农民说了算，而该组织在进行实地测试的时候几乎只跟男人讨论。男性农民表示，产量是最重要的要求，于是该组织就照着这个方向培育作物，结果农户并不采用改良后的品种，让他们十分吃惊。

决定只和男人讨论是很奇怪的。尽管我们的数据存在种种缺口，但至少能公认妇女从事相当多的农业活动：部分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报告称，农业是她们的主要经济活动。[29]这个比例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是79%，在全球则是48%。该地区的女性农民并不认为产量是最重要的。她们关心的是其他因素，比如这些作物在整地和除草方面需要投入多少劳动，因为这些都是女性的工作。她们还关心这些农作物最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煮熟（另一份属于女性的工作）。新的高产品种增加了妇女在这些任务上的时间，因此，她们没有采用这些作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陷阱，发展规划人员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跟妇女聊一聊，但他们似乎对这种想法有着莫名其妙的抵触情绪。不过，如果你认为不跟妇女对话就设计出一种新的主要作物是一个糟糕的决定，那么你可以再听听发展中国家“清洁”炉具的历史。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我指的主要是女性）就开始用三块石头的灶台做饭。顾名思义：在地上垒放三块石头，上面架一个锅子，把燃料（木头或任何你能收集到的可燃物）放在石头中间。在南亚，75%的家庭仍然使用生物质燃料（木材和其他有机物）作为能源；[30]在孟加拉国，这一比例高达90%。[31]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生物质燃料是7.53亿人做饭时使用的主要能源。[32]这些人占当地人口的80%。

传统炉灶的问题是它们会释放出剧毒烟气。当妇女在不通风的房间里使用传统炉灶做饭，相当于每天吸了100多根香烟。[33]根据2016年的一篇论文，在从秘鲁到尼日利亚的许多国家里，炉灶产生的有毒气体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标准的20至100倍，[34]在全球范围内，它们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290万）[35]是疟疾的3倍。[36]传统炉灶的低效令情况雪上加霜：用炉灶做饭的妇女每天要在这些烟雾中暴露3到7个小时，[37]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室内空气污染是女性死亡的最大环境风险因素，也是5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38]室内空气污染也是造成全球总体疾病负担的第八大因素，它会造成呼吸系统和心血管损害，同时增加结核病等传染病和肺癌的易感性。[39]然而，正如通常主要影响女性的健康问题一样，“这些负面健康影响还没有得到过全面、科学、严谨的研究”。[40]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发展机构一直试图引进“清洁”炉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解决森林砍伐的问题，[41]而不是减轻妇女的无偿劳动或消除传统炉烟对健康的影响。当得知环境灾难实际上是开垦农业用地造成的，而不是妇女收集燃料的结果，大多数发展机构干脆放弃了清洁炉灶的分配倡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人类学家埃玛·克鲁解释说，清洁炉灶计划“被认为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失败之举，与其他任何发展领域无关”。[42]

但清洁炉灶又被重新提上了议程。2010年9月，希拉里·克林顿宣布成立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该联盟呼吁，到2020年，要增加1亿个采用清洁高效的炉灶和燃料的家庭。[43]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但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真的要妇女使用这种炉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数据收集方面。

2014年联合国的一份出版物指出，与水和卫生数据相比，各国关于炉灶获取情况的数据“十分稀少”，国家能源政策和减贫战略文件往往更侧重电气化。[44]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一份报告，在收集人们的能源获取数据时，政府也更倾向于衡量新电网连接的数量，而不是发展项目的社会经济影响。[45]政府通常也不会先收集用户需求方面的数据（例如饮用水泵输送、食品加工、燃料收集），然后再开始他们的发展项目。而数据如此匮乏的结果是，时至今日，清洁炉灶仍然几乎完全遭到用户的拒绝。

20世纪90年代，一些炉灶技术员告诉埃玛·克鲁，使用率低是因为使用者来自“保守的文化”。[46]她们需要“教育”，才能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炉子——哪怕到了21世纪，妇女仍然是替罪羊。2013年，一份由公益组织WASHplus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关于孟加拉国5种炉灶用户体验的报告反复承认，所有5种炉灶都增加了烹饪时间，并要求使用者投入更多精力。[47]这使得女性无法像使用传统炉灶时那样同时处理好几件事，并迫使她们改变做饭的方式——而这又一次增加了她们的工作量。然而，报告反复提出的主要建议是改变妇女，而不是炉子。这些女性需要教育，需要了解“改良的”炉灶有多么了不起，而不是炉灶设计师需要了解她们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不应该进一步增加其负担。[48]

不管学者、非政府组织和外籍技术人员怎么想，问题都不在于女性。问题出在炉子上：克鲁解释说，开发人员始终将燃料效率等技术参数置于用户需求之上，而这经常导致用户拒绝使用。[49]虽然使用率低的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发展项目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50]原因很简单，他们仍然没有掌握先咨询女性然后设计产品的窍门，而是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地进行集中化设计。[51]

印度的一个项目失败，是因为新炉灶虽然在实验室里运行良好，但比传统炉灶更需要维护——而设计者只是简单推测整个“家庭”会负责维护。[52]但奥里萨邦的建筑维修传统上是男人的责任，他们不认为维修新炉子是当务之急，因为他们的妻子仍然可以用传统的炉子做饭。于是，妇女又用回了冒着有毒烟雾的传统炉灶，而新式炉灶在角落里积灰。

性别优先的问题也影响到家庭支出，因此也会影响到一个家庭是否要使用某种炉子。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尽管孟加拉国已数百次尝试引进各种清洁炉灶，但98%以上的农村人口仍继续使用传统的生物质燃烧炉做饭。[53]2010年的一项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结果发现，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喜欢改进过的炉子，尤其是能保护健康的烟囱炉”，而且如果调查时丈夫不在场，她们更有可能订购炉子。但4个月后，当团队回来送炉子时，性别差异消失了：女性的偏好又跟她们的丈夫一致了。

2016年的一份报告证实，妇女不使用清洁炉具可能只是因为没有购买权，报告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更有可能采用更清洁的烹饪方法”。[54]与此同时，耶鲁大学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94%的受访者“认为传统炉灶产生的室内烟雾是有害的”，但“她们还是选择了传统炉灶，因为它可以满足她们的基本需求”——但这并不妨碍该大学在新闻稿中强调“尽管各方努力推动改变，但孟加拉国的女性情愿使用有污染的炉灶”，仿佛这些妇女缺的不是购买权，而是常识。[55]或许愚蠢的女人毫无来由地选择空气污染，比地方性贫困更能成为新闻头条。

几十年来，既没人设计出能满足妇女需求的炉具，也没人制定出能满足妇女需求的实施方案，这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健康灾难。气候变化（土壤侵蚀和荒漠化）会导致高质量的燃料越来越匮乏，妇女被迫使用树叶、稻草和粪便作为燃料，它们释放出的气体毒性更大。这是一种讽刺，因为毫无疑问，清洁炉灶将大大改善妇女的生活。2011年也门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水和煤气灶的女性只有24%的时间从事有偿工作；而拥有上述资源的女性在这方面的数字是52%左右。[56]2016年一份关于印度炉具使用情况的报告发现，当女性使用清洁炉具（比如廉价便携的Anagi 2，人们发现它大大缩短了做饭时间）时，她们有更多时间参加社交、家庭活动和社区会议。[57]拥有清洁炉灶的家庭也报告说，他们更经常送孩子去上学。[58]

我们有理由心怀希望。2015年11月，印度的研究人员报告称，[59]他们对“一种廉价（1美元）设备成功进行了实地研究，它或许可以被简单地放进三石炉的中心”。这个简单的装置将木材使用和烟雾“减少到与更昂贵的高效炉灶相当的水平”。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突破，是由于研究人员填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数据空白：他们注意到，印度政府20年来试图在农村推广高效炉灶（HECs），却基本上徒劳无功，于是决定调查原因。

他们与妇女沟通后发现：“没有纵向劈开的大块木头”是没法塞进高效炉灶里的，这个问题在前述2013年对5种清洁炉具的研究中也有提及。这些研究人员明白，与烹饪有关的一切，包括燃料，都是女性的领域，既然劈柴“对女性来说非常困难”，女性“抛弃这些高效炉灶便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她们传统的chulha（泥和砖制成的炉具）就没有这种尺寸限制”。

以这项发现为基础，他们开始着手改进燃炉技术，以顺应这些妇女的需求。研究人员认识到，“单一的高效炉灶不可能取代所有传统炉灶”，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世界不同地区采用定制的本地化解决方案，才能显著减少薪柴用量。”他们采用以数据为导向的设计，而其成果就是mewar angithi（MA）——一种简单的金属装置，“被设计成能放置在传统的泥砖炉里，因此炉灶外形仍是传统的泥砖炉，但能提供与高效炉灶相同的气流机制”。

为了降低成本（炉灶用户经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他们用金属清洗行业中的废铁制造出了这种设备——废铁是在当地市场上发现的，“成本只有固态金属板的四分之一”。而且由于“MA拥有简单的曲面设计，很方便为各不相同的泥砖灶定制”。从那以后，在肯尼亚[60]和加纳[61]对相同设备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积极结果，这表明只要设计师从最基本的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出发，就能取得明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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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人体在除去脂肪后，水分、肌肉和骨骼的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