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亨利·希金斯效应
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第一次怀孕时正在谷歌工作。她在畅销书《向前一步》中谈道：“我的孕期着实不轻松。”整整九个月她都有晨吐。她不仅肚子大了，整个身体还水肿。她的脚大了两码，“变成了奇怪的一团，只有把它们翘到茶几上我才能看到”。
那是2014年，谷歌已经是一家巨型公司，而且有一个巨型停车场——桑德伯格发现，带着臃肿的身孕，要走过这个停车场越来越困难。挣扎了几个月后，她终于决定去找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我宣布我们需要（在公司写字楼正前方）专门为孕妇建个停车场，而且要尽快建好。”布林立即表示同意，“并补充说他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桑德伯格自己也感到很“尴尬”，因为她从没意识到“孕妇需要预留停车位，直到我亲身体验到脚疼的滋味”。
在桑德伯格怀孕之前，谷歌所遭遇的正是数据缺口：别说是谷歌的男性创始人，就连桑德伯格自己也没有怀过孕。然而一旦他们俩中的一个怀了孕，这个数据缺口就补上了。而公司里所有怀孕的女性都能从中受益。
谷歌并不是非得通过一位女性高级主管怀孕才能填补这个数据缺口：一直有孕妇在这家公司工作。谷歌可以——也应该——主动搜集这些数据。但事实是，这类问题通常需要一位女性高级主管才能解决。因此，由于商业领导层仍然由男性主导，现代职场充满了这种数据缺口，从普通身材的女性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的沉重大门，到楼下所有人都能仰视你裙底的玻璃楼梯和大厅地板，再到大小刚好能卡住你鞋跟的地砖缝。这些细微、琐碎的问题虽然或许不是世界末日，但也会让人恼火。
然后是办公室的标准温度。确定办公室标准温度的公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其根据是平均年龄40岁、平均体重70公斤的男性静息代谢率①。[1]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办公室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年轻成年女性的代谢率，相比于从事同类型活动的男性标准值要低得多。事实上，该公式可能把女性代谢率高估了35%，意味着现在的办公室温度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5度。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纽约的盛夏里，女职员身披厚毯子，而她们的男同事穿着夏装走来走去。[2]
这些数据缺口都是不公平的，更不用说在商业意识方面做得多糟糕——员工在不舒服的情况下有何生产力可言？但是，工作场所的数据缺口所导致的后果远比身体不适和随之而来的低效率严重得多。有时这会导致慢性疾病。有时，这意味着会有女性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过去的100年里，总体而言，工作场所变得安全多了。在20世纪初，英国每年约有4400人因工伤而死亡。[3]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37。[4]在美国，1913年时约有2.3万人（总计3800万劳动力）死于工伤。[5]在2016年，在总计1.63亿的劳动力人口中，工伤死亡人数为5190人。[6]致命事故的显著减少主要是工会向雇主和政府施压以提高安全标准的结果；自1974年《工作场所卫生与安全法案》问世以来，英国的工作场所死亡人数下降了85%。但这个好消息中暗藏伏笔：尽管男性在工作中受到的严重伤害在减少，但有证据表明女性遭到的伤害在增加。[7]
女性工人受严重工伤的个案数上升与性别数据缺口有关：由于职业研究传统上集中在男性主导的行业，我们对如何预防女性受职业伤害的了解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我们都知道在施工中对搬抬重物的各种要求——重量上限是多少，如何安全操作。但是，一旦提到在护理工作中搬运重物，嗯，那就只是女人的工作，做这些事情犯得着专门培训吗？
贝亚特丽斯·布朗热就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8]作为老年人的家务助理，她“在工作中学到了一切”。但她的职责包括大量搬抬运动，而且往往需要搬动超重的人。一天，她在帮一个女人洗澡的时候肩膀突然不行了。她告诉职业卫生杂志《危害》：“关节周围的一切都松动了。医生不得不截掉我的肱骨头。”布朗热最终要做全肩关节置换。她无法再从事原来那份工作了。
布朗热不是个例。做护工和清洁工的妇女工作一个班次，比建筑工和矿工举的东西还重。[9]法国一家文化中心的清洁工告诉《平等时报》：“我们是在3年前才在楼上新装了一个水槽。在那之前，我们得提着一桶桶的水上楼，水脏了就得再下来换清水。没人看到这一点。”[10]而且与建筑工人和矿工不同的是，这些女工回到家以后通常也没法休息，而是要进行无偿的第二轮班，在家里，她们还要继续搬抬、拖拽、蹲伏和擦洗。
蒙特利尔大学遗传学家、生物科学教授卡伦·梅辛在2018年回顾了她关于女性职业健康的毕业研究，写道：“乳房尺寸对导致背部疼痛的搬举作业技术有什么影响，目前还没有生物力学方面的相关研究。”[11]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纪念大学的工程师安吉拉·泰特事实上就曾提醒过科学家注意生物力学研究中的男性偏见。梅辛还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疼痛机制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作用不同，但对于女性在工作中承受肌肉骨骼疼痛的案例，外界仍然持怀疑态度。[12]与此同时，我们在近期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疼痛研究都只在雄性老鼠身上进行。
职业健康方面的性别数据缺口有时被认为是因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死于工伤。然而，尽管最令人惊叹的事故仍然主要发生在男性工人身上，这一点是事实，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工作中的事故绝不是工作杀死你的唯一方式。事实上，这甚至不是最常见的方式——绝对不是。
每年有8000人死于与工作相关的癌症。[13]虽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男性的，[14]但男性是否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我们对此的了解还远远不够。[15]在过去的50年里，工业化国家的乳腺癌发病率显著增长，[16]但由于并未对女性身体、职业和环境的关系加以研究，增长背后的确切原因缺乏相关数据支撑。[17]斯特林大学职业与环境政策研究学教授罗里·奥尼尔告诉我：“我们对矿工的粉尘相关疾病了如指掌，但关于女性在工作中的物理暴露或化学暴露，我们就没那么了解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问题。奥尼尔解释说：“对于许多长期潜伏的疾病，比如癌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才有足够多的死亡案例供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一直在计算传统男性职业——比如采矿和建筑业——中的死亡案例，而且持续了好几代。确切来说，我们一直在计算男性的死亡案例，当女性从事这些行业，或面临类似的暴露，“她们经常被作为‘混杂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女性主导的行业，研究根本就没有进行。因此，奥尼尔说，即使我们现在开始研究，也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获得有用的数据。
但我们还没有开始研究。相反，我们继续依赖对男性的研究数据，就好像它们能同样适用于女性。具体来说，是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体重70公斤的白人男性。这就是所谓的“参考人”（Reference Man），而且他拥有代表整个人类的超能力。当然，这种能力根本不成立。
在化学物质的吸收过程中，免疫系统和激素会发挥作用，而男性和女性在这两方面都不同。[18]女人往往比男人体形更小，皮肤更薄，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她们可以安全接触的毒素水平。而一些化学物质可以在脂肪中积聚，女性又有着较高的身体脂肪比例，这就使得女性的耐受阈值更低。
结果是，对“参考人”来说属于安全范围的辐射水平，对女性来说却绝非如此。[19]一系列常用的化学物质也是这样。[20]然而，默认男性标准并套用于全人类的方法仍然存在。[21]化学物质的测试方式令情况变得更糟。首先，现在的通行方法仍然是测试单次接触的单个化学品。但无论是在家里（清洁产品和化妆品），还是在工作场所，都往往不是女性会碰到的情况。
在美甲沙龙里，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性（而且通常是移民），工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化学物质，它们“通常存在于指甲油、洗甲水、甲油胶、可卸甲油胶、消毒剂和黏合剂中，而这些都是她们工作中的主要用品”。[22]这些化学物质许多都与癌症、流产和肺部疾病有关。有些可能会改变身体正常的激素功能。在有偿工作结束之后，这些女性有很多会回家开始无偿的第二轮班，在那里，她们将通过常见的清洁产品接触到一系列跟工作场所中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化学物质。[23]这些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影响几乎还是未知的，[24]不过研究确实表明，接触混合化学物质可能比接触单一化学物质的毒性大得多。[25]
大多数化学物质的研究都集中在皮肤吸收上。[26]先不考虑男性皮肤较厚，所吸收的化学物质可能与女性不同的问题，皮肤绝不是美甲沙龙中女性吸收这些化学物质的唯一途径。许多化学物质极易挥发，这意味着它们在室温下会蒸发到空气中，然后被人体吸入。此外，还有磨指甲产生的大量粉尘——指甲上涂着丙烯甲油胶。关于这些物质将如何影响工人，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但是，相关数据在不断积累——尽管当中仍然充斥着缺口。安·罗尚·福特是一名女性健康研究人员，她跟我讲述了她们是如何开始意识到加拿大可能存在问题的。她解释说：“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离唐人街很近的社区卫生中心发现，有很多妇女来到诊所，而且她们都出现了一系列特殊症状，传统上这与化学品暴露有关。”结果发现，她们都是美甲沙龙的工作人员。几项有关美甲沙龙空气质量的研究表明，店面的空气质量很少超过职业暴露的上限，但这些上限依据的数据没有考虑到长期慢性暴露的影响。在涉及内分泌干扰物（EDCs）时，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与大多数毒素不同，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下，内分泌干扰物也可能是有害的，它们广泛存在于塑料、化妆品和清洁剂中。[27]
内分泌干扰物会模拟——因而会扰乱——生殖激素，“触发细胞和器官功能的变化，对体内各种代谢、生长和生殖过程产生影响”。[28]关于内分泌干扰物及其对女性影响的数据很有限。[29]但是我们已知的信息足以让我们停下来，当然也应该足以引发一场全面的数据收集计划。
目前已知内分泌干扰物与乳腺癌有关，几项研究发现，美容师患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和卵巢癌的风险尤其高。[30]职业健康研究人员吉姆和玛格丽特·布罗菲夫妇在调查汽车塑料工作场所（这里是生产汽车塑料零部件的地方）使用的化学物质时表示，“我们发现正在使用的物质中，没有一种不被怀疑”与乳腺癌致癌物和/或内分泌干扰物有关。布罗菲指出：“如果你正在露营，或者身在营火旁边，只要有人往里面扔了一个塑料瓶或者聚苯乙烯泡沫的杯子，大家肯定会赶紧跑开。那种气味足以说明它是有毒的。而这就是这些女性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她们工作时要使用热塑成型机来加热这些充满各种内分泌干扰物的塑料粒子。”
如果女性在工作中会接触到乳腺癌致癌物或内分泌干扰物，工作10年后，其患乳腺癌的风险将增加42%。但布罗菲夫妇发现，在汽车塑料行业工作10年后，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会增加2倍。“如果你不到50岁，在绝经前患乳腺癌的风险能增加5倍多。”据估计，哪怕只在这个行业工作1年，患乳腺癌的概率也会增加9%。[31]
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和内分泌学会都发布了有关内分泌干扰物危害的重要报告，内分泌学会还着重将内分泌干扰物的使用与工业化国家乳腺癌发病率的显著上升联系起来。[32]然而，在许多国家，对内分泌干扰物的监管充其量只能说是参差不齐。邻苯二甲酸盐是一种用来使塑料变软的化学物质，一部分邻苯二甲酸盐表现出了内分泌干扰的特性。它们存在于“从儿童玩具到浴帘的各种产品中，也被用于指甲油、香水和保湿霜，还可以在药品的外层包装和医疗设备的软管中找到”。
在加拿大，“只有儿童使用的、柔软的乙烯基物品对内分泌干扰物有明确规定；而加拿大化妆品行业中的使用基本上不受限制”。在欧盟，从2015年起，除非获得特定用途授权，否则不能生产内分泌干扰物，但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则不受此类限制。在美国，没有联邦法律要求厂商在清洁产品中列出成分（美国70%的家庭清洁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89%的家庭和酒店清洁工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是少数族裔），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即使是所谓的“绿色”清洁产品中也含有内分泌干扰物。[33]2014年，护舒宝卫生巾接受测试时，被发现含有“大量化学物质——包括苯乙烯、氯仿和丙酮——这些物质已被确定具有致癌性或生殖发育毒性”。[34]
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关于女性接触化学物质的数据。我们需要按性别分类和分析的数据，这当中需要包括生殖状况。[35]而且，要掌握这些物质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就需要对她们进行检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往往只检查胎儿和新生儿。[36]我们需要研究人员认识到，女性在做无偿工作时经常要在工作场所进进出出，并一次从事多项工作（用罗里·奥尼尔的话来说，这可能导致“混杂暴露”），这意味着，如果研究只追踪单一的、当前的就业情况，就很可能存在显著的性别数据缺口。[37]
毫无疑问，由于职业卫生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数据缺口，女性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毫无疑问，我们迫切需要开始系统收集工作场所中女性身体的数据。但这个故事还有第二部分，正如根深蒂固的优绩主义神话所示，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让政府和组织真正利用这些数据来制定相关政策。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在加拿大，即使存在按性别分类的化学接触数据，政府“仍然用同一套标准规定许多物质的每日平均摄入量”。[38]在英国，每年约有2000名女性因工作患上乳腺癌，但“由工作引起的乳腺癌不在国家规定的职业病清单上”。[39]因石棉暴露引起的卵巢癌也未被归入职业病，尽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石棉列为最高风险等级的致癌物，而卵巢癌也是英国女性中最常见的妇科癌症。事实上，英国卫生和安全管理局甚至没有追踪、统计与石棉相关的卵巢癌病例。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的行业中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工作通常是妇女家庭工作的延伸（只不过规模更大，因此也更繁重）。但是，职场女性的数据缺口不仅出现在女性主导的行业。正如我们所见，即使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工作，她们也被视为“混杂因素”，而且关于女性员工的数据也没有得到收集。
其结果是，即使是保持良好卫生和安全记录的行业也依然辜负了女性。到2007年，美国有近100万女性农场经营者，“美国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工具和设备都是为男人或某些‘普通’用户设计的，他们的体形、体重、力量等都主要符合普通男性的标准”。[40]这导致工具太沉或太长，手持工具不够稳当，把手和握把的大小或位置不当（女性的手平均比男性的手短2厘米），以及机械设备太重或难以控制（例如，拖拉机上的踏板离座位太远）。
关于女性在建筑施工中受伤的数据非常少，但纽约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指出，美国一项针对工会木工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扭伤或拉伤手腕和前臂，并出现神经性疾病。由于缺乏数据，很难找出背后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较高的受伤率至少有一部分（即便不是全部）原因在于“标准”的建筑工地设备是依据男性身体设计的。
英国妇女设计服务中心前主任温迪·戴维斯对水泥袋的标准尺寸提出了质疑。她指出，一袋水泥的重量很适合男性搬运，但尺寸没必要做那么大。“如果袋子再小一点，女人就搬得动了。”戴维斯还对标准的砖块尺寸提出了异议。“我有一张我女儿（已成年）拿着一块砖头的照片。她的手没法稳稳握住砖头。但是（我丈夫）丹尼用手举起砖来合适极了。为什么砖块非得做那么大？完全没必要。”她还指出，建筑师作品集通常都是A1尺寸，夹在大多数男人的胳膊下都很合适，而大多数女人的胳膊不够长，没法夹住——她女儿和丈夫的照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纽约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同样指出：“标准的手持工具，如扳手，对于女性的手来说太大了，很难牢牢握住。”[41]
女性军人也会受到依据男性身体设计的装备的影响。在我为本书做调研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种装备，名字相当让人印象深刻，叫触觉感知系统（TSAS）：这是一件专为空军飞行员设计的背心，装有32个传感器，飞行员在空中有时会丧失方位感，无法判断自己是在向上还是向下飞行，在她需要调整位置时，传感器就会震动。我在这里说的是“她”，因为一篇关于“触觉灵敏度和人类触觉接口”的综述解释道，“TSAS使飞行员始终知道他相对于地面的方向”。[42]这个代词的选择貌似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篇综述在后面不经意地提到，“多毛、骨骼突出的皮肤在甄别震动时效果最佳，而柔软、丰满的身体部位在甄别震动时较困难”。美国空军的20%都是女性，考虑到女性有胸部，胸部的毛发也不是特别丰沛，听起来，这种装置对她们来说可能是个问题。[43]
如果不考虑军队中女性的身体状况，不仅会导致装备对女性不起作用，甚至会导致伤害。研究发现，英国军队中的女性遭受肌肉骨骼损伤的可能性最高可达男性的7倍，即使她们拥有“相同的有氧运动能力和力量”。她们遭到髋部和骨盆疲劳性骨折的可能性则是男性的10倍。[44]
女性骨盆疲劳性骨折的高发生率与我所称的“亨利·希金斯效应”有关。在1956年的音乐剧《窈窕淑女》中，卖花女伊莱莎·杜立德在忍受了语音学家亨利·希金斯几个月的威吓奚落之后终于反唇相讥，面对自己的这位门徒兼受害者，希金斯显得很不解。“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呢？”他抱怨道。这种抱怨很常见——而解决问题的常见方法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女人。这并不奇怪，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男性被视为普遍，女性被视为“非典型”。
历史上，英国武装部队的领导层恰是一群亨利·希金斯。直到2013年，英国皇家空军的3名新兵（其中1名在骨盆骨折4次后因伤退伍[45]）在法庭上质疑了英国军队中女性被迫配合男性步幅的做法（男性的平均步幅比女性长9%至10%）。[46]自从澳大利亚陆军将女性所需的步幅从76厘米减少到71厘米以来，女性骨盆疲劳性骨折的数量有所下降。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不强迫女性和男性一起行军，迄今为止还没有导致世界末日。
士兵被要求负重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因为女性的步幅随着负荷增加而减少，而男性的步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47]这可能有助于解释美国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如果女性负重超过自身体重的25%，那么她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加5倍。[48]如果负重物是为女性的身体设计的，那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这些物品在设计时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女性更容易感觉背包（“主要是根据男性的人体测量学设计的”）背起来晃荡，手枪带不合适，背包带不舒服。[49]研究表明，“适当填充的腰带可以更好地将负重转移到臀部”，这样女性就可以用她们更强壮的腿部肌肉来承担重量[50]——男性的上半身力量平均比女性高50%，而男女下半身力量平均差距为25%左右。于是，女性在背负通常按男性上半身力量设计的背包时，为了弥补这种力量差距，就会过度伸长脖子，连带着肩膀也向前倾，这会导致受伤——也会缩小步幅。
不适合女性身体的不仅是背包。直到2011年，也就是在女性首次被美国军事院校录取的35年后，第一批基于女性臀部和胸部尺寸设计的制服才总算问世。[51]军装还调整了膝垫的位置，以适应女性通常较短的腿长，不过最令普通大众兴奋的应该是对胯部的重新设计：据报道，这些军装抛弃了“通用”的拉链，另行设计成女性可以不脱裤子小便。但是，尽管美国军方终于承认了女性身体确实存在，但这当中依然有数据缺口：虽然军装有了各种变化，但靴子没有考虑到女性通常较窄的脚面和较高的足弓。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陆军购买了“不同款式的靴子，以适应炎热和寒冷的天气、山地和沙漠作战地形，以及雨天的需要”。[52]唯独没有适合非典型性别的靴子。
对于那些不得不在户外工作的女性来说，小便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在英国，海岸警卫队向队员提供连体工作服，队员必须把连体服穿在各种个人防护装备里面，比如防风服、救生衣和登山背带。一名女性在2017年英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份报告中解释道，如果你是男人，那么连体工作服前面的双拉链会很好用，但是对女人来说，小便就成了一次“大型作业”，因为得先脱掉所有防护装备，再脱掉整件工作服。[53]她解释说：“我们接到的这类出警任务通常需要长时间搜查，可能会持续好多个小时。你可以想象，海岸警卫队的女队员因此不得不经受何种程度的痛苦。有人向管理部门建议，目前的连体服应该换成两件套的衣服，这样不需要一件件脱掉上衣就能将裤子拉下来，管理层已经承认这个想法确实有好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一位在阿拉斯加研究气候变化的女科学家也苦于专为男性身体设计的工作服。[54]严寒天气意味着连体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衣服只有一个供男性小便的拉链。如果有室内厕所，问题还只是方便之事不方便：单单为了小解，就要多花不少时间，从外套开始，脱掉一层层衣服。但如果没有室内厕所，这个问题就会严重得多，因为脱衣服可能导致冻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位女士买了一个类似阴茎的橡胶漏斗状装置——结果却尿到了自己身上。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呢？
在英国，法律要求雇主免费为员工提供维护良好的个人防护装备。但大多数个人防护装备是根据欧美男性人口的身材和特征设计的。英国劳工联合会发现，雇主们通常认为，在涉及女性员工时，他们只要购买更小的尺码就能确保合规。[55]2009年，英国女性工程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74%的个人防护装备是专为男性设计的。[56]2016年展望联盟通过能源行业对从应急服务到建筑等领域的女性进行了调查，发现只有29%的女员工穿着专为女性设计的个人防护装备。[57]英国劳工联合会2016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能源行业工作的女性中，目前只有不到10%的人穿着专为女性设计的个人防护装备，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也只有17%”。[58]一位铁路行业的工人总结道：“第一，小码难得一见；第二，小码也只是男装小码。”
英国劳工联合会警告称，对个人防护装备采取“男女通用的方式”可能导致“重大问题”。胸部、臀部和大腿的不同会影响安全带的合适度。根据“标准”的美国男性脸型设计隔尘面罩、防护面具和眼罩意味着它们不适合大多数女性（以及许多黑人和少数族裔男性）。安全靴也可能是个问题。一名女警官告诉英国劳工联合会，她想自行购买专为女性犯罪现场调查人员设计的靴子。她解释说：“供给女警察的个人防护靴子和给男性的一样，女性会觉得靴子不舒服、太沉，还会对跟腱造成压力。但我们的制服供应部门拒绝处理这种问题。”
这不仅仅是舒适的问题。不合身的个人防护装备会妨碍女性工作，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它本身就是一种安全隐患。纽约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指出，宽松的衣服和手套可能会被机器卡住，而过大的靴子可能会绊倒人。[59]在2016年展望联盟调查的受访者中，有57%的人表示，她们的个人防护装备“有时或许严重妨碍了她们工作”；[60]在女性工程协会的调查中，60%以上的受访者也是如此。一位铁路行业的工人解释说，发给她的“普通”13号手套“在上下火车头时很危险”，她因此跟经理抱怨过。她没有透露管理层花了多久才订到适合她的手套，但另一位拿到标准13号手套的女士告诉展望联盟，她花了2年时间才终于说服经理订购适合自己尺码的手套。
2017年英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发现，不合身的个人防护装备问题在紧急服务部门最严重，防弹衣、防刺背心、反光安全背心和夹克的问题尤其明显，只有5%的女性表示，她们的个人防护装备从未妨碍过她们工作。[61]这似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2018年，西班牙一名女警发现标准版的男式外套穿着不合身，于是自掏腰包，花了500欧元购买女式防弹外套，却因此面临违纪处分。[62]该国国民警卫队联合协会的干事皮拉尔·比利亚科塔向《卫报》解释说，过于宽大的外套让女警官腹背受敌：防弹衣不仅无法恰当地保护她们，而且“让女警很难够到她们的枪、手铐和伸缩警棍”。[63]
在涉及前线工作人员时，不合身的个人防护装备可能会致命。1997年，一名英国女警官在使用液压撞门锤进入一间公寓时被刺死。她脱掉了防弹防刺背心，因为穿着它没法使用撞门锤。两年后，一名女警官透露，由于穿着现有的防弹防刺背心会影响健康，她不得不接受缩胸手术。在这一事件被报道后，同一部门的另外700名警官投诉了标准规格的防护背心。[64]但是，尽管在过去20年里，投诉不断出现，但似乎收效甚微。英国女警官报告说，她们的装备腰带会擦伤皮肤；许多人因为防刺背心不合适而不得不接受物理治疗；许多人抱怨说防护服没给胸部留下空间。上述问题不仅会让人感到不适，还会导致防刺背心太短，令女性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这完全抵消了穿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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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静息代谢率，指人体在休息状态下，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所需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