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偏见的样式和广度
我们所能确定的一点是，排斥某一个外群体的人，也倾向于排斥其他外群体。如果一个人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很可能也是反天主教、反黑人、反所有外群体者。
偏见作为一般性的态度
哈特利（E. L. Hartley）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针对大学生的调查。1 通过使用在第3章中提到的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他测量了学生们对32个国家和种族的态度。另外，他设置的问卷中除了32个为人熟知的国家和种族，还包括3个虚构的族群，“Damereans”“Pireneans”和“Wallonians”。学生被愚弄了，他们以为这些虚构的集体也是真实存在的。事实证明，学生们对熟悉群体的偏见同样也会展现在对虚构出来的群体的判断之中。学生们对32个真实群体的社会距离打分，与他们对虚构群体打分的相关性约为+0.80，即高度相关。2
一位对许多真实群体无法容忍的学生，在问卷中这样表达他对虚构群体的态度：“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所以我会将他们驱逐出我的国家。”与此同时，另一位总体上没有什么偏见的学生则写道：“我不了解他们，所以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负面看法。”
这两位学生的评论都很具有启发意义。对前者来说，任何陌生的集体都可能隐含着威胁，所以第一位学生在没有经验或证据的情况下就预先拒绝了他们。而第二位学生出于没有那么多担忧的乐观天性，暂时搁置了对陌生集体的评判，直至得到确凿的负面证据为止。例如， 他会暂且相信“Damereans”是清白的（并欢迎他们的到来），直到有证据能够使他推翻原先的假设。显然，学生本身的思维倾向会导致他们对他人持总体上或偏见或宽容的态度。
从哈特利的另外一些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各种负面态度之间的相关性如下：
黑人——犹太人 0.68
黑人——天主教徒 0.53
天主教徒——犹太人 0.52
虚构群体——犹太人 0.63
虚构群体——共产党人 0.68
虚构群体——工会成员 0.58
为什么一个不信任工会的人也会对“Pireneans”产生不信任感呢？这的确是心理学的一个难解之谜。
在煽动家们挑动民众情绪的演讲中，也有同样的趋势存在。一位慷慨陈词的人声称： “什么时候我们这些朴实、平凡、真诚、温顺如羔羊一般的美国同胞才能意识到，国家的大小事务已经由外国人、社会主义者、歹徒、难民、渣滓、叛徒们接管了，整个国家正落在他们的手中？”3
在1952年的德国选举中也浮现出了类似的例子。法西斯社会主义帝国党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敦促选民投弃选票，声称：
犹太人已经成了一切民主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和梵蒂冈的实际独裁者，正在统治着你们所有人。你们还没意识到这点吗？要坚定你的立场，德国人。不要投票，稍等片刻，我们很快就会夺回政权。
对这些狂热的德国人来说，所有外群体合在一起，构成了同一个巨大的威胁。
既厌恶黑人又反感联邦政府的人有时会将他们的敌意汇聚到“偏爱黑人的官僚”（nigger-loving bureaucrats）这个概念上。这种表达与“犹太国际银行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将两种负面的表达融合在同一个念头上，而罔顾这一事实：没有多少犹太人是国际银行家，而国际银行家也很少是犹太人。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是当地的主要宗教信仰，于是他们认为“犹太人-新教徒联盟”是一个对世界的威胁。但是在反天主教与反犹主义盛行的地区，他们谴责的对象就变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梵蒂冈和犹太人”。人们会出于偏见将毫不相干的替罪羊牵扯在一起这一事实，表明整体性的偏见往往比针对单个群体的具体指责更为重要。
许多其他研究表明，偏见往往倾向于成为一种人格特征。4 在这里，我们仅列举一组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的进一步研究来说明这个观点。他们的数据来自大学生，以及大学之外的各个社会群体。5
被试们被要求填写一份内涵广泛的问卷，并用数字表示他们对一系列陈述的赞同程度。问卷采用六点记分法：+1：轻微支持或同意；+2：比较支持；+3：强烈支持。同样地，表达反对：–1：轻微反对；–2：比较反对；–3：强烈反对。
被试们所需作答的量表如下。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犹太人
1. 犹太商人的问题是，他们总是抱团，排斥外部人员的参与，使人们无法拥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2. 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和犹太人结婚。
3. 虽然会有一些例外，但总体来说，犹太人都大同小异。
4. 如果让犹太人住进一个好街区，将会产生的麻烦是，他们会慢慢让这个街区被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所笼罩。
5. 如果要人们停止对犹太人的偏见，犹太人自己必须先真诚地去尝试改正他们有害无益、惹人烦恼的缺点。
6. 犹太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古怪；你很难知道他们在设想或者策划着什么，什么会激怒他们。
B. 黑人
1. 我认可黑人的权利，但他们最好留在自己所属的地区和学校，并尽量避免与白人发生太多的接触。
2. 让黑人领导白人是一个错误。
3. 虽然有时，黑人音乐家可能与白人音乐家一样出色，但在一个乐队里让不同人种（黑人与白人）混合在一起是错误的。
4. 比起需要技术或者需要承担责任的工作，苦力和非技术性工种似乎更适合黑人的心智和能力。
5. 所有主张让黑人和白人获得相同地位的言论，都极有可能来自激进的煽动者，想要挑起冲突。
6. 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好好待在自己应属的位置，大多数黑人都会变得霸道讨厌。
C. 其他少数族裔
1. 佐特套装暴动者们（zootesuiters）的行为证明了，一旦像他们这样的人拥有了太多金钱和自由，就会利用这些优势制造麻烦。
2. 如果特定宗教教派的信徒拒绝向国旗敬礼，应该强迫他们采取这样的爱国行为，否则他们的信仰就应该被取缔。
3. 菲律宾人如果只乖乖待在他们该在的位置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他们打扮浮夸，在白人女孩周围晃悠，就太过分了。
4.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家庭比其他所有人的都好，这是人之常情。
D. 爱国主义
1. 过去50年来，对美国精神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外的观念和其煽动者。
2. 现在既然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保留自己独立和完整的权力。
3. 美国可能并非尽善尽美，但“美国道路”是最能让我们接近达致一个完美社会的方式了。
4. 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安全保障就是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及拥有原子弹的秘密。
（改编自《威权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第142页）
我们注意到，在加州施测的种族中心主义量表中还附有四个子量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发现不同集体在同一项中所存在的高相关性。表1呈现了近似的结果。6
表1 E子量表与E总量表中的对应相关性
黑人
少数群体
爱国主义者
E总数
犹太人
0.74
0.76
0.69
0.80
黑人
0.74
0.76
0.90
其他少数群体
0.83
0.91
爱国主义者
0.92
（改编自《威权人格》第113页和第122页）
在表中最突出的，仍然是我们之前强调过的，对外群体的排斥的广泛性。认为穿着佐特套装的人“制造了麻烦”者（C-1），通常也认为犹太人“古怪又不同”（A-6），或者黑人不应该当“白人的领袖”（B-2），这初看上去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更为奇怪，同时也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爱国主义”与对外群体排斥行为之间的高相关性。例如，认为黑人主要适合体力劳动的人（B-4），同时也很可能相信美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并独占原子弹的秘密（D-4）。
初看起来，这些高度相关的项目之间似乎不存在逻辑关系，尤其是在“爱国主义”与对外群体的排斥行为之间。然而，一定存在某种心理层面上的一致性，才能解释这些思想上的关联。这些特定项目所测试的“爱国主义”所指的，与其说是对美国立国信条的忠诚，不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或许这一标签要比“爱国主义”更准确）。对外群体持排斥态度的人很可能对其所属的国家集体抱有一个狭窄的定义（第40页图1），这是某种 “安全岛”心态在作祟，怀有这种心态者，其整个世界观都在针对未来潜在的威胁而提早建立防御。“安全岛岛民”的世界里，威胁无处不在——外国人、犹太人、黑人、菲律宾人、穿佐特套装者、“特定宗教派别”，而在家庭关系中，他们坚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家庭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好，这是人之常情”（C-4）。
加利福尼亚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正如我们现在所预期的那样，这些“安全岛岛民”都对他们所属的教会、姐妹会、家庭和其他内群体怀有绝对的忠诚。他们对所有生活在其民族中心主义圈子之外的人都抱有怀疑与戒备。相似的限制性还体现在，民族中心主义与社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相关系数近+0.50。作者更倾向于将这种政治观定义为“伪保守主义”，因为这些外群体的排斥者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美利坚传统的重要核心。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选择性的传统主义者。
他们特别强调“竞争”这种价值，但他们支持经济力量在大企业的集中——这是目前对商业上的个体竞争者来说最大的、唯一的威胁。他们强调经济流动性，推崇“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传奇励志故事，但他们所支持的，层出不穷的歧视无形中对大部分人口的流动性形成了严重的阻碍。他们也可能支持扩大政府的经济功能，但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是作为限制劳动力和其他群体之力量的手段。7
在其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与之相对的另一种人：不满于现状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更加宽容。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项调查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对工会的态度越亲近，对黑人、宗教信仰、苏联的态度就越为宽容。”9
我们所读到的案例有力地论证了偏见根本上是一种人格特征 。 一旦偏见在某人的心里扎根，它就会发芽生长。偏见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或多或少是无关紧要的，一旦偏见者的内心起了变化，就会形成系统性的敌意和恐惧。本书中的其他章节会具体阐明这一观点（尤其是第24章和第27章），不过，认为深层性格因素是偏见的唯一原因，也是偏颇的。
不完全的相关性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刚刚审视过的调查数据中所存在的矛盾。表1显示，反犹主义与反黑人感情的相关系数是+0.74。这个系数虽然很高，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偏见之间依旧存在清晰可见的独立性空间。也就是说，至少肯定存在一些人是反犹太主义者，但不是反黑人主义者。10
因此，我们绝不能假定偏见仅仅是一种一般性的精神障碍特征。不同地区会基于本区域特有的原因，发展出不同形态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来。
普洛斯罗（Prothro）做的一项研究中，他对将近400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成年人对黑人与犹太人的态度进行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9。11 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一系数为+0.74。在许多南部以外地区的研究中，相关系数也是很高的。
因此，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样本中，显著的反黑人主义只有较小的一部分可以被归结到一般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厌恶所有少数族裔）上。在整整1/3的样本中，受访者对犹太人表现出友好的感情态度，但对黑人却持负面态度。在这些案例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偏见现象无法完全在一般性的人格结构或动力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情境、历史和文化因素也很重要。
这个事实很重要，它使得种族敌意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如果所有偏见都完全相关（即相关度均为+1.00），那么我们就无须再寻找其他的解释了。将会有一个关于人格特质之于偏见的齐次矩阵：每个人都总是对所有外群体采取统一程度的宽容或偏见。对其偏见程度的解释将完全基于人格特质的结构及运行。
在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人格特质之外的因素。即使是一个天性容易产生偏见的人，他也更有可能敌视犹太人，而非贵格会——尽管这两者都是少数群体，而且在商业世界和政府中似乎都施加了超过其人口所占比例的影响。一个顽固偏狭的人并不会对所有外群体抱有同样程度的厌恶。例如，他可能对北方的邻国加拿大没有太多成见，但对于南方的邻国墨西哥却持有偏见。这种选择性的偏见无法仅通过人格结构的运作来解释。
尽管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个人的心理构造，但要想对偏见问题得到一个更完整的理解，引入社会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就是我们在第6～9章将要探讨的问题。
偏见究竟有多广泛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类型化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启发性的现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划定偏见和无偏见的分界线。第2章提到，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偏见。我们都倾向于做出偏向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预判。因为从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可避免地带着骄傲和爱意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排斥每一个反对它们的群体。
但是，就此得出“每个人都有偏见”的结论是没什么意义的。而且，这个论断严格意义上也不正确，如果我们考虑到存在一些对他人的排斥在其心灵中占据主要位置的人的话。那么，有可能统计出这类人的数量么？
一种方式是梳理民意调查的结果。尽管对大部分人来说，偏见都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但主持民意调查的研究人员依然克服了困难，成功收集到了有价值的数据。12
调查中包含了各种类型的问题。举个例子：
你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拥有了过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吗？
这个问题被多次向美国的不同人群提出过，并且在各个人群中都相当一致地得到了约50%的肯定答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半数人都是反犹主义者呢？
显然，这是一个带有引导性的问题，它会诱导人们产生本来不存在于他们脑海中的想法，如果换一种暗示性不那么强的问法的话，可以改成：
在你看来，哪些宗教、国家或种族群体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威胁”一词用得很重，令人生畏，且并没有直接提及犹太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10%的受访者自发提及犹太人。那么，是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就占总人口的10%呢？
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种方法。这次，研究人员给受访者发了一张卡片，上面列出了以下群体的名称：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然后他们向受访者提问：
你认为卡片上的任何一个群体在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影响力，大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吗？
约35%的人会选择犹太人（12%的人选择了天主教徒）。
下一次，给出同样的卡片并提问如下：
你认为卡片上的任何一个群体在美国所取得的政治影响力过大了，以至于会对这个国家不利吗？
这次有约20%的人只选择了犹太人。
因此，不同的研究方法测出的反犹主义者比例从10%到50%不等。如果使用更强烈或更温和的提问方式，也可能会取到更极端的结果。
我们从这种研究方法中可以得知，大量受访者会对给到眼前的关于犹太人群体的负面陈述表示赞同，就像在上文的第一个问题中一样；而当犹太人群体仅仅作为多个群体之一被提及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其做负面评价；当研究人员要求受访者自发 提名相关群体时，并没有多少人会主动提到犹太人。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对于自发提名犹太人群体者，仇恨犹太人确实是其情感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反对情绪十分活跃，每遇到一个机会就要释放出来。约有10%的人会自发地唤起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恶，这一数据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结果的支持。例如，在战争期间，有相同比例的人口赞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处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扎在德国的美军士兵中22%认为德国人有理由“对犹太人不满”，还有10%的人态度摇摆不定。13
对仇视黑人之感情广泛程度的估算，情况也与此类似——随着提问方式的变化，得到的结果也出现很大差异。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人群中认为黑人和白人间应该存在某种方式的隔离者比例颇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中约五分之四的白人士兵认为白人和黑人士兵应该在各自专用的陆军商店买东西。同样地，很大比例的白人士兵赞成不同种族应该进不同的俱乐部，最好也不要编入同一个军事单位。14
在平民中做的调查结论和程度也与之类似。15
1942年：你认为黑人应该在城镇中单独的区域居住吗？有84%的人给出了肯定回答。
1944年：如果一个黑人家庭搬到了你家隔壁，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吗？69%的人做出肯定回答。
在职业活动方面的歧视就没有那么严苛了：
1942年：你认为你的雇主应该雇佣黑人吗？31%的人回答“不”。
1946年：你认为黑人应该与白人有同等的机会得到任何工作，还是你认为白人应该拥有工作的优先权？46%的人认为应该白人优先。
在问到教育机会相关的问题时，人们对黑人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友好了：
1944年：你认为镇上的黑人应该和白人一样，拥有获得良好教育的公平机会吗？89%的人选择了“是”。
我们能在表2中看到从高中生到成年人、从态度到信念的转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群对黑人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厌恶。16
虽然民调数据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数据结果会根据提问方式的不同而变。
表2 问卷的对象是3300名来自全美各地区的高中生
“黑人是更劣等的种族吗？”
是
否
男孩
31
69
女孩
27
73
“你认为黑人能够像其他群体一样为社会作出相同的贡献吗？”
是
否
男孩
65
35
女孩
72
28
通过针对生活在芝加哥的150名退伍军人的一项深入研究，我们得以更好地对偏见的程度进行估计。研究人员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和贾诺威茨（Janowitz）对退伍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在直接探究退伍军人关于种族的态度之前，研究人员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让他们自由表达其观点。这一过程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更准确地就这一群体对黑人和犹太人的反感程度进行估计。表3为统计结果。17
表3 针对两个少数群体的态度类型
表达出的态度类型
占答复者的百分比（样本数量=150）
针对犹太人
针对黑人
强烈反对（自发表达）
4
16
公开反对（被问及时）
27
49
刻板印象
28
27
宽容
41
8
总数
100
100
很显然，针对黑人的敌意要比针对犹太人的更强烈。这里，对外群体的敌意被分成了四个等级。被列入“激烈”（intense）一级的被试指那些会主动提及并贬斥少数群体的人。他们会自发提出“犹太人问题”或者“黑人问题”，他们也赞成一些强烈的敌对行为（“将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使用希特勒的解决方法”）。我们注意到，以此为评判标准时，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发现的反犹太主义者数量，相较于我们之前提到的许多研究所显示出的，都大大减少了。
公开的偏见者 是指受访者中对该少数群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敌意，并在被直接问到对该群体的态度问题时，支持限制性举措的人。刻板印象者 指的是，受访者中当被询问到，或得到合适的机会时，就会针对少数群体发表社会刻板印象式看法的人。他们会认为犹太人是排外的或者金钱至上的——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任何敌意。黑人被他们认为是肮脏或者愚昧的——但也没有任何限制方案被直接提及。最后，宽容的个体 是指那些在整个受访过程中没有表达出针对任何人的刻板印象或敌意的人。
目前为止，我们的证据只涉及黑人和犹太人。在本章之前的部分，我们证明了一个对特定群体存在偏见的人很有可能对其他群体也持有偏见，反之亦然。然而，很可能有些人的偏见并没有被这些问题覆盖到。如果要将这些人的信息也囊括进我们的“偏见普查”之中，我们还应该就天主教徒、波兰人、英国人、政党、劳工组织、资本家等群体进行提问。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中存有偏见态度的人数比例做出更精确的估计。
在一篇未发表的研究中，大学生就“我关于少数群体的经验和态度”这个题目，写作了数百篇文章。对这些文本的分析显示，其中有高达80%的样本包含明确的群体偏见。
在一个相似的调查中，超过四百名大学生被要求提名他们“反感”的群体。只有22%的学生没有提到任何少数群体。被他们反感的群体包括华尔街、劳工组织、农民、资本家、黑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日裔移民、意大利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基督教科学会、共产主义者、新政拥护者、军官、保守派、激进分子、瑞典人、印度教徒、格林威治村民、南方人、北方人、大学教授和得克萨斯州人。虽然“反感”和偏见还不是一回事，但它是走向偏见的第一步。通过这一研究方法，人们测试出，约有78%的被试流露出排斥态度。18
这些后来的研究使我们倾向于估计，全美国人口中有五分之四都对少数群体怀有足以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偏见。 这一估计与本章中前文所报告的拥护黑人隔离政策者的比例也相符。
偏见目标的多样性有着重要的社会意涵。仇恨的广泛分布可能会减少针对某一特定少数群体“联合抵制”的可能性。诚然，由前文可知，偏见具有广泛性——我们证明了，一个针对某一特定群体产生了偏见的人很有可能对其他群体也持有偏见。即使如此，在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有组织地针对某一少数群体进行迫害似乎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比方说，反天主教的黑人无法与反天主教的三K党结盟，因为后者也反对黑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聚居的郊区，他们可能出于对犹太人搬进来这一前景的厌恶，而容忍意大利人作为邻居。所以，各群体间最终总是能保持一种其下暗流涌动，却不足以爆发大冲突的休战状态。
如果群体偏见在80%（哪怕更少）民众的内心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有理由为生活竟能如此平稳地继续下去表示惊异。毫无疑问，美国的平等信念和民族融合传统有助于制约排斥的态度（参见第20章）。纵横交织的敌意暗流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彼此的影响，而对民主信仰的终极服从是对敌视行为进一步的限制。
偏见中的人口学变量
我们一直在谈论广义上的平均值，几乎没有根据美国人所在的地理区域、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年龄或社会阶层对其偏见程度做出细分。
针对这个主题有过大量研究，但它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一个研究可能得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产生偏见的结论。然而另一个研究——用同样充分的证据，基于完全不同的样本——却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产生偏见。 一个研究发现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更容易产生偏见，而另一个研究则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果。似乎目前最谨慎的看法应该是，任一研究都不足以成为一般性结论的坚实基础。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提出三个由最广泛证据支持的一般性结论。首先，平均来说，相较于北部州和西部州，黑人在南部州更不受欢迎。同样地，虽然没有太确凿的证据，但相较于南部或西部，反犹太主义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更为显著。
在教育方面，根据研究者的分析，普遍来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只完成了小学或中学教育的人容忍度略高（至少他们会以更宽容的方式回答问题）。
最后，获得了相当多证据支持的一点是，平均而言，社会经济水准较低的白人比社会经济水准较高的白人对黑人更不友善。而在反犹太主义的案例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所关联的态度则是恰恰相反的。
除了以上几个初步结论，宗教、性别、年龄、地区或经济状况与偏见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没有定论。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章中看到，每个变量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与或高或低程度的偏见相关。而目前来看，似乎最可靠的结论是，在这个国家，人口学变量和偏见之间还未发现存在关系恒定的证据。
参考文献
1. E. L. HARTLEY. Problems in Prejudice .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6.
2. 在本书中某些地方，我们会借助相关效度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度。对于对基本统计手段不熟悉的读者而言，只需要知道相关系数范围在+1.00到–1.00就足够了。前一个数字表示完美的正向关系，后一个数字则是完美的负向关系。相关系数越是接近极端，关系越是显著。如果相关系数为零（或接近于零）则说明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3. 这位煽动者的言论引自LEO LOWENTHAL and NORMAN GUTERMAN in Prophets of Deceit , New York: Harper, 1949, 1。
4. 在许多已发表的研究中，都有确凿证据表明偏见之间是正相关的，这些研究如下：G.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Some roo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46, 22, 9-39; E. L. THORNDIKE, On the strength of certain beliefs and the nature of credulity,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 1943, 12, 1-14; G. MURPHY and R. LIKER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dividual , New York: Harper, 1938; G. RAZRAN, Ethnic dislikes and stereotypes a lab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0, 45, 7-27。
5. T. W. ADORNO, E. FRENKEL-BRUNSWIK, D. J. LEVINSON and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50.
6. 结论是“近似的”，是因为这是基于早期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量表之上。此处的题目是经由作者修改的简短版“终极形式”。但是其互相之间的相关性是未知的。它们不太可能与早期相关性差别太大。
7. Ibid., 182.
8. G. MURPHY and R. LIKER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dividual . New York: Harper, 1938.
9. F. L. MARCUSE. Attitud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a demonstrational techniqu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5, 40, 408-410.
10. 例如，有一些证据显示，犹太人本身就反犹太人（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却很少对其他群体抱有偏见。他们的心理问题是他们自己的成员群体特有的。Cf. N. ACKERMAN and M.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 New York: Harper, 1950.
11. E. T. PROTHRO. Ethnocentrism and anti-Negro attitudes in the deep south.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2, 47, 105-108.
12. 这里引用的调查数据参见E. ROPER在Fortune , February 1946, October 1947, September Supplement 1949的研究，也见B. M. KRAMER, Dimension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9, 27, 389-451; G. SAENGER,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 New York: Harper, 1953。
13. S.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Vol. II, 571.
14. Ibid., Vol. I. 566.
15. 这些调查数据来自H. CANTRIL (ED.), Public opinion , 1935-194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1。
16. World 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inion and Attitude Research , 1950, 4, 462.
17. B. BETTELHEIM and M.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 New York: Harper, 1950, 16 and 26.
18.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Op. cit., 9-39.